浙江省嵊州市天气预报:打出来的威望和消失的真相

打出来的威望　　粟裕在华中的巨大威望，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资历。尽管他在红军时期的资历也并不差，曾经做过的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一职（三年远离中央的南方游击战，影响了他的升迁与资历积累），与后来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红八军团、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平级。只不过一个是负责打仗，一个搞政工。
　　他的经历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战争年代，军队统帅的威望是打出来的。
　　这与和平时期截然不同。
　　论资排辈是和平时期包括当代的一个痼疾。有人还特意引经据典撰文，说“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这话似乎也有点道理。和平安定的环境里，无身家性命之忧，更没有天塌下来的干系，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甚至干与不干，差别不是很显眼。
　　更重要的是，下级业绩如何，由于岗位不同，掌管提拔生死大权的上司们，往往很难做出准确的决断。
　　而任职年限的长短，不仅清楚可比，操作性很强，且大多数下级也乐于接受，所以按资历用人便如普通人手中可以随心所欲的傻瓜照相机，十分方便顺手：一是简单易行，二是有利官场的稳定。
　　资历由此就越老越吃香。贡献不论，优劣不分，赏罚不明，千军万马熬年头，上上下下比辈分。
　　一个闻名遐迩的教授，掀开其神秘的面纱，或许却原来不过是个苍颜白发、熬过年限的平庸老头；一个“百里挑一”的“合适”局长，或许也不过是苦熬多年，同伴纷纷“落马”的幸运儿。
　　战争年代则不同。
　　粟裕说：“战争是要死人的。”稍有不慎，轻则丧师辱地、身死人手，重则“亡国灭种”。
　　因此，纸上谈兵的赵括或者夸夸其谈的马谡就混不下去。
　　赵括出身名门世家，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公子；马谡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领导人诸葛亮的爱将。如果在和平时期，他们都极有可能不断“进步”，“无灾无害到公卿（苏东坡语）”，成为“当之无愧”的卓越“国家领导人”或者杰出的“军事家”。
　　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个“福将”的福分。一个被秦国名将白起悬首国门，四十余万精锐部下遭大坑活埋，秦国首屈一指的劲敌赵国从此一蹶不振；一个则被曹魏骁将张合轻轻松松打个落花流水，成为诸葛亮严肃军纪的刀下之鬼，诸葛丞相精心运筹的又一次北伐壮举也“梦断蓝桥”，草草收场。
　　沙场上的将士们也就因此格外瞧不起靠嘴巴吃饭的，说是“卖狗皮膏药的”。他们服气的不是资历或者出身，而是能带领自己打胜仗的将领。
　　粟裕本人虽然是方面军统帅，但也是一个多年的老兵，他的次子粟寒生回忆说，粟裕“一生最佩服的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元帅和将军”①。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1946年四平会战后，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伤亡八千多人，在接连放弃二十余座重要城市的撤退过程中，又因为国军名将杜聿明穷追猛打，死死咬住不放，林彪再次减员五千余人。
　　林彪给毛泽东发电报，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②，最后的一座大城市也打算不要了。
　　因此，全军上下一时笼罩着一片失败的情绪。
　　林彪身边的作战科长王继芳，竟携带实力统计表，投奔了杜聿明；麾下将领们也多愁眉苦脸发牢骚，甚至有人还当着林彪的面，说他“瞎指挥”，是“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记载：“一天晚上，前指在一个村庄宿营，林彪到作战处交代任务，听见屋里议论纷纷。李作鹏对参谋们说：‘现在部队对林总意见很大，说他到莫斯科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几位参谋也附和道：‘说林总怪话的多啦！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将军和逃跑将军了！’”
　　林彪在外面听见，脸涨得通红。真想踹开门，质问这些怪话是哪来的，造谣的又是哪些人。可他终于还是以一声咳嗽打断了参谋们的议论。如果不是要向他们下达指示，他真想转身离去。
　　林彪1930年6月年仅二十三岁就当了红四军的军长，两年后的1932年3月又做了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号称“常胜将军”，资历不能说不老；东北民主联军的重要骨干也多是他当年的老部下；但因为打了败仗，手下人也就毫不客气，全然不顾他林总的威望。
　　胜败乃兵家常事。
　　杜聿明后来苦于兵力不足，停止高歌猛进式的进攻，林彪则背靠高枕无忧的大后方苏联，招兵买马，壮大实力，不久就有了百把万人马，毛泽东都不无自得地赞叹：“林彪现在是壮多了。”
　　这时候，林彪挟人多势众之威，胜仗开始一个接一个，部下们也就眉飞色舞起来，响亮地唱起《林总的命令往下传》了。
　　1948年4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转战千里，虽然歼灭胡宗南的国军两万一千人，但自己也遭到不小损失，好几次还差点让全军陷入不归的绝境。
　　战后，虽然彭德怀不仅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还有一顶解放军副总司令的桂冠，军内地位仅次于总司令朱德，资历老得“吓人”，但打仗失利之余，一些将领依然毫无顾忌，很有情绪地“埋怨彭德怀的战役决心有错误”。
　　西北野战军是贺龙的老部队，前身为八路军一二○师与红二方面军。这时，他已奉毛泽东之命，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彭德怀，自己半路出家，“改行”专管后勤。
　　贺龙听到反映后，很是恼火，认为“自己必须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怀”。他批评一纵的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哪里筹粮，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彭总说了，就是命令。”
　　不久，西北野战军进行了整训。贺龙又马不停蹄，深入其他纵队，进一步做工作，要纵队的老部下们“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
　　其实，战场上的血性军人多是直爽率性的炮筒子，林彪、彭德怀部下有那些“牢骚”，一点也不奇怪。林彪本人就曾是“牢骚大王”，早有过类似的言行。
　　他在中央红军长征中，因为四渡赤水之战老让自己走弯路，腿肚子都快抽筋了，就对这毛泽东一生最看重的“得意之笔”颇为不满。
　　他怨气冲天地给兄弟部队--红三军团的“头儿”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这个鲁莽的“惊天”之举，毛泽东当然立马就知道了。
　　不过他不相信曾多次独排众议支持自己，自己也一直眷顾有加的“患难知己”林彪，会这样泼自己冷水，拆自己的台，他一直怀疑是脾气火爆的彭德怀指使，害得倒霉的彭德怀背了几十年的黑锅，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才得以澄清。
　　林彪、彭德怀、毛泽东都有部下“不满”的经历，陈毅也难能例外，似乎还更“惨”些。
　　陈毅军内资历够老，井冈山初期就曾与毛泽东、朱德并列，成为红四军三巨头之一（当然，此时的井冈山还仅为众多红军山头的一个，朱毛也只是中共中央下属的一路“诸侯”）。1929年6月，他甚至还“风光无限”地主持过红四军七大，“夺”了毛泽东的权，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最后生生“逼”走了他（林彪恰恰在这时候支持毛泽东）。
　　毛泽东回来重新“上岗”后，陈毅一段时间里很受冷遇，一直在没有几杆枪的地方部队（江西军区）“上班”，与冉冉上升的毛泽东、朱德渐渐拉开了距离，但“皖南事变”后，机遇又给了他新四军代军长的资历。
　　尽管他很快就受到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的排挤，离开了新四军，到延安待了两年多，但有任职履历就意味着有资历，而资历是谁也抢不走的。
　　这种“牛气”的老资格，军内可与相比的人不多。
　　抗战的枪声沉静下来后，陈毅从延安赶到了山东，做了新四军的正式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不久还兼了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可谓“位高权重”，显赫一方。手下的地盘与人马，与当年华中地面上的新四军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即便如此，这个军中“元老”级别的人物，在山东地面竟然“指挥不动”，《陈毅传》说：“有干部过去对陈毅不熟悉而个性很强，不那么‘听招呼’的。”只有叶飞一纵这支老部队（新四军一师由一旅发展而来，后来改称二十军）还算“听话”。
　　“听话”的就跟着“倒霉”。据《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一书记载：“一纵到山东已经快一年，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不少。中央三令五申每地要保持和补充一定数量的主力团，每团人数两千至两千五百，经常保持满员，每团两千五至三千人，给以最好的武器与充足的弹药，以为突击力量，勿采取平均主义。第一纵队碰到的倒不是‘平均主义’，兵员给了地方部队（指山东的地方部队），一个也不给一纵！迫不得已，第一、第二旅（师）各缩编为两个团，全纵只剩七个步兵团，而且都不满员……”
　　新四军老战士、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陈辽，在《人民日报》发表《陈毅的非常之路》一书的读后感，回忆说：“解放战争初期，他们（指山东的高级军政人员，包括黎玉、王建安、许世友等人）对陈毅的指挥听而不从，并不买账。陈毅指挥不动，集中不起兵力，因此我军入鲁六战，只有泰安一胜。”
　　“入鲁六战，只有泰安一胜”，也就是陈毅到山东后，六战一胜五负。这就造成山东的将领更不大买账，形成了较为严重的恶性循环。
　　《二十军史话》记载，这种情形下，叶飞很替老领导着急，关切地说：“你这个大司令比我这个小司令也大不了多少……我建议你，不要受各方牵制，集中三个纵队兵力在手里，就有办法寻求战机，歼敌一个旅或两个旅。否则，兵力不集中，什么仗也打不好！”
　　山东方面如此，受陈毅战略指挥的华中方面，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又给毛泽东发密电，说对陈（毅）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
　　因此，山东与华中两地，特别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传开了“陈毅不会打仗”的话。
　　外交困，莫此为甚。
　　这自然是重新回到华东战场，意气风发的陈毅始料不及的。
　　这些情况也影响了毛泽东的看法。
　　当初陈毅很希望去东北，而不想回到令自己头痛的华中。最后的结果是毛泽东一力促成的。
　　陈毅曾不无担心地说：“只怕回华中去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则宽慰说：“没事做就下围棋。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
　　陈毅与毛泽东对话的起因，是担心自己去后，与华中一把手饶漱石的关系搞不好，会被架空，从而影响到工作的开展。
　　但眼下他是绝对权威，饶漱石并没有在华东，一直作为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团顾问在北平、沈阳之间来回跑，忙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毛泽东万万没想到情况也同样很糟。
　　因此，毛泽东决定派当年令蒋介石闻风丧胆的红四方面军统帅、曾在山东指挥八路军第一纵队（辖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等部）的徐向前前往山东，负责鲁南前线的作战指挥。
　　这几乎就是临阵换将了。　　陈毅的参谋主任王德后来回忆说：“这一措施的真正含义，谁看了都会心里明白。”“明白”的内涵，当然是毛泽东准备改弦更辙，走马换将。
　　陈毅心里自然不是滋味，王德说：“有一天夜里，我在值班，陈毅同志走了进来，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将来还是搞我的文化工作去好了……我们给中央说话也不灵了，提什么意见都不灵了。’”
　　在此情形下，1946年10月4日，陈毅主动给山东野战军主力八师写信，坦率地说：“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过去党内同志曾有公论，认为我这个人最善于打败仗，这话很对。我愿这次从不利转到有利，再度证实这个评价。”①
　　陈毅的“咸鱼翻身”，重获盛名是在粟裕负责战役指挥的宿北战役之后。
　　陈毅作为司令员，部队打了胜仗，当然也十分兴奋。
　　王德回忆说：“宿北战役后，陈老总的情绪特别好，有人说他高兴得甩了头上的帽子，情不自禁地说：‘谁说陈毅老了，不能打仗！’”
　　1947年1月后，随着华东野战军的正式组建，鲁南、莱芜战役的胜仗打得一个比一个更大，接着，又打了孟良崮战役。粟裕在山东部队的“人气指数”持续上涨。
　　这年3月份开始，蒋介石调集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重点进攻山东，直取陈粟。
　　粟裕自有良策。
　　他搞起了令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头晕”的“耍龙灯”，指挥华野忽南忽北，时进时退，以高度机动回旋的动作予以迷惑。
　　这就有点类似毛泽东当年的四渡赤水了。
　　许世友这个少林和尚出身的猛将，是陈粟麾下的九纵司令员，最自豪的是自己敢死队的经历，惯于真枪实刀痛痛快快砍杀，对大兵团运动作战中上级老让自己走路很不理解，也很是郁闷。
　　这天，他率九纵奉粟裕之令，辛辛苦苦走了一夜，刚从坦埠出来，累了个半死。不料粟裕一个电话，又要许世友马上回去。
　　许世友一听，火气陡然爆发出来，脱口而出说：“你们当官的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卡一卡的，我们当兵的是两条腿！”
　　陈毅听到电话里声音不对，便接过电话，说：“刚才粟司令讲的，就是我的意见。”
　　这时候，许世友身边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聂凤智，很会“来事”，知道老许不妥，连忙抢过他的电话，说“坚决执行命令”。
　　最后，孟良崮战役因此成为粟裕军事生涯最得意之笔，全歼蒋介石第一王牌、号称“御林军”的整编七十四师，令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都大感意外。只不过一个是惊喜，一个是哀鸣。整编七十四师的老军长王耀武甚至如丧考妣，仰天悲叹：“有如丧父之痛！”
　　粟裕这种打出来的威望，也就更加稳实了。
　　几个月后，陈毅离开了华东野战军总部，粟裕主持华野总部全盘事宜，后来又干脆代理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拿着毛泽东给予的“尚方宝剑”，成为名副其实的统帅。
　　从豫东、济南到淮海战役，仗越打越大，“地盘”越来越广，粟裕无令不行，一路顺畅无阻，南中国的天于是便也逐渐成为了明朗的“解放区的天”。 消失的真相　　1950年，对粟裕而言，的确有些流年不利。
　　先是攻台作战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山姆大叔在台外海峡横插一杠，使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准备之功，瞬间毁于一旦。
　　随后，毛泽东将他调往东北，还把攻台的战略预备队十三兵团、全军机动力量十九兵团以及他的老部队九兵团组成东北边防军（计划辖十一个军约七十万人，与粟裕十二个军的攻台部队差别不大），继续让他统领，还给他配备了东北野战军林彪的副司令员萧劲光、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主任萧华做副手，准备出兵朝鲜和老美大干一场。
　　不想，多年的战伤却早不发晚不发，偏偏这时候出来凑热闹，特别是头颅里的三块残碎弹片，弄得他头痛难忍，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还得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沙场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当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何况军人生来为战胜，有仗可打，有兵可带，正是“大丈夫立功异域，以建功业（班超语）”之时，粟裕何曾不想效法东汉定远侯班超，与让自己攻台半途而废的美国佬，痛痛快快拼杀一场？
　　但病来如山倒，纵是英雄如粟裕，也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他托罗瑞卿给毛泽东带信说：“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①
　　中央苏区时期就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这时候是国家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自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京参加社会活动，他总是亲自部署警卫事宜，大部分时间还亲自陪同。
　　凡毛泽东出入的活动场所、行走路线、所乘汽车状况，他都不敢丝毫懈怠，总亲临现场检查。毛泽东要走的路线他要自己先走一走；要坐的椅子，他也要事先坐一坐，做到缜密周详，确保万无一失。
　　毛泽东将自己的安全托付给罗瑞卿，自然也是基于对他莫大的信任。
　　正源于这种信任，在“国难思良将”，急需粟裕挂帅出征之时，毛泽东派罗瑞卿专程前往青岛探望粟裕，看看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到底如何。
　　罗瑞卿回来，如实以告。
　　毛泽东无奈，只得走马换将，让两个“候补队员”上场，先是林彪，这又是一根“病秧子”，最后只好让彭德怀去了。
　　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粟裕回首往事，感慨赋诗说：“将军只合裹尸还，何其生入玉门关。”
　　一般人以为粟裕只是在为自己蒙冤与赋闲吐露不平之气，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叹息当年未能“统兵提锐旅”，攻克台湾或者征战朝鲜。
　　以粟裕大兵团作战的超一流表现，毛泽东攻台作战、抗美援朝都将其作为首选，当然是深思熟虑后的谨慎之举。
　　而粟裕也只要左右成功一个，他的功勋在军事统帅里，则几乎可称“国士无双”，后来的蒙冤或许不至于好像小媳妇一般的狼狈，平反或许也就顺利得多。
　　但正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历史留给每个风流人物的最后结局，总是一种遗憾。粟裕也不例外，后人只有慨叹“收台抗美囊中事，天意可怜不属公”了。
　　不过，即便没有这两仗，他的赫赫战功与军界地位也早已跻身统帅人物行列了。
　　他麾下如云的战将以及他的“粟总”之称，就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陈赓曾说：“我虽然是个大将军衔，但是当年却是当元帅般神气，统帅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他指的是1931年做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期间，手下两个团长许世友与徐海东，后来分别授衔上将和大将；另外还有一位小班长陈锡联，后来授衔上将。
　　陈赓是个极诙谐的传奇人物，这个说法自然是玩笑。他所说的当年，还无所谓大将上将，他统领的那几个人，还只是初出茅庐的中下级干部而已。
　　而后来同为大将军衔的粟裕则不同。他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完全可以“牛”气十足地说，1955年授衔之前，曾直接指挥或毛泽东计划令其指挥过三个大将和二十六员上将。　　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牛”人，人人有两把“刷子”，指挥过数万乃至上十万人马。
　　第一个大将是陈赓。1947年12月，粟裕奉毛泽东“由粟亲率（华野部队）南下与陈（赓）谢（富治）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的电令，指挥陈赓打过平汉路战役。
　　1948年1月，毛泽东又多次明示粟裕，令其指挥陈赓兵团作战：“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
　　因为陈赓兵团属于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与华野是兄弟部队，而且陈赓资格比粟裕老，南昌起义就是营长，粟裕不过是警卫班长，因此毛泽东特意交代粟裕：“陈谢及十纵、十二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①
　　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陈赓也做了副总参谋长，又成为粟裕的副手，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
　　第二位大将是张云逸。这是一个比许多元帅资格还老的“元老”级人物，曾做过两年的新四军代军长，是粟裕的老上级。直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粟裕才在指挥体系与职务上超过他。
　　当然，如果粟裕1948年5月不谦让陈毅，担任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那么这种超越就可提前一年。
　　1949年6月，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合并后，粟裕是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华东军区及三野总部工作的副司令员、三野前委书记。张云逸为华东军区及三野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实际负责山东军区工作，成为粟裕事实上的下级。
　　这年6月27日，粟裕收到张云逸、许世友等人攻打长山列岛的请示电后，电示他们攻夺时应注意的事项。不久，长山列岛被攻克，成为跨海作战第一个成功的先例。
　　第三员大将是萧劲光。这位林彪东北野战军里的副手，红军时期也是粟裕的上级，在1950年6月以海军司令员的身份配属粟裕指挥，准备攻台。
　　攻台计划取消后，他又被毛泽东特意安排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准备协助粟裕抗美援朝。
　　粟裕指挥过的上将，华东野战军里就有王建安、叶飞、许世友、陈士榘、钟期光、唐亮、宋时轮、韦国清、张爱萍、傅秋涛、宋任穷等人。
　　这些令国军闻风丧胆的将领，除张爱萍、宋任穷时间较短外，其余均长期在粟裕麾下南征北战。
　　1947年12月至次年1月，粟裕又一度指挥过中原野战军将领苏振华、谢富治、杨勇、王宏坤。
　　1950年7月，东北边防军成立时，萧华、李聚奎、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原林彪麾下的战将，均被毛泽东安排为粟裕的部将，有几位后来做了副总参谋长，直接归总参谋长粟裕统领。
　　1954年总参谋部时期，归粟裕统领的副总参谋长还有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麾下的战将张宗逊、彭绍辉、王震、华北军区聂荣臻的战将杨成武以及红色“特务”头子李克农等人。
　　以上将领共二十九人，占正式授衔的九名大将、五十七名上将的百分之四十四。
　　粟裕统领的大将、上将如此之众，中将级别及其以下的将领则更不消说。他统率的三野最强盛时有八十万之众，兵多将广，仅次于林彪的四野，中将级别的将领原本就“人多势众”。
　　这自然是陈赓所说的“元帅般神气”了。不过，有些元帅因为未能直接统兵的缘故，还不曾指挥过如此众多的战将作战。
　　事实虽如此，但与陈赓性格迥异，又十分低调的粟裕，当然不会说“比元帅神气”，哪怕只是闲聊间的玩笑。
　　正因为粟裕如此“风光”过，他和其他七位元帅一样，也获得了“粟总”或“粟老总”的雅号。
　　解放军总部以及各个方面军里，有八位统帅级人物常常被部下或同仁称为“某老总”或“某总”，并一直沿用至建国后，成为比他们的职务或军衔更令世人景仰的称号。　　朱德：红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被称为“朱老总”。
　　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贺老总”。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徐总”或“徐老总”。
　　彭德怀：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一野）司令员，被称为“彭总”或“彭老总”。
　　林彪：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被称为“林总”。
　　陈毅：华东野战军（三野）司令员（实际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野做副司令员），被称为“陈总”或“陈老总”。
　　聂荣臻：华北军区司令员，被称为“聂总”或“聂老总”。
　　粟裕：华东野战军（三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被称为“粟总”。
　　在方面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是例外，未被称为“刘老总”。原因是他出于谦逊，不允许部下称“刘老总”，大家也就习惯于称“刘司令员”了。
　　因此建国后，与罗荣桓被称为“罗帅”、叶剑英被称为“叶帅”一样，刘伯承常常只被尊称为“刘帅”。
　　粟裕与林彪因为最年轻，统率千军万马时属“少壮派”，很少有人称之为“粟老总”及“林老总”。
　　张震回忆说：“我到（总参）作战部时，在总参工作的首长只有聂荣臻和粟裕两位。我还是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的习惯，分别称他们为聂总、粟总。”①
　　张震是粟裕的老部下，称呼“粟总”不奇怪，有元帅军衔的叶剑英，出于对粟裕打仗本领的钦佩，在1958年9月欢迎被“贬”到军事科学院当自己副手的粟裕时，竟也不叫粟裕同志或粟副院长，而是叫“粟总”，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一称呼。
　　“文革”中，江青处处飞扬跋扈，对许多元帅颐指气使，大为不敬是家常便饭，但对解放战争常给毛泽东和自己带来惊喜的粟裕，一点也不敢小视，常常以“粟总”称呼他。
　　1984年2月粟裕辞世后，老部下王必成得悉，叹息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
　　华东野战军二十四军老战士，北京军区师级离休干部吕韧敏老人也回忆说，战争年代，将士们有称粟裕为“粟总”的，也有称“粟司令”的。
　　当然，也有称呼“粟老总”的例外，原华野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回忆一次攻击失利时说：“粟老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拿着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首长的批评是对的，我从心里接受。”②
　　“粟老总”指的即是粟裕，尽管他批评严厉，多年后的周志坚还是对自己的统帅心服口服，充满了敬意。
　　显然，“某老总”或“某总”这一称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在军中的统帅地位，与后来的元帅地位是相当的，只是粟裕因为又一次谦让，失去了元帅这一军衔而已。
　　也正因为此，仅为大将衔的粟裕，在和平年代渐渐被淡忘了“粟总”的称呼。加上1958年挨整，平反又最晚，囿于宣传力度与级别的缘故，与其他七位“老总”逐渐拉开了距离，成为方面军统帅人物里的畸零者。 并肩站在辞帅行列的老邻居　　北京碧波荡漾的什刹海旁边，有一个被分隔开来的普通四合院，院里住着两户人家，前面的男主人是罗荣桓，后院则是粟裕。
　　两家比邻而居，和睦相处。两位男主人辞世后，家人依然平静地住在此处，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这当然不是普通的人家，也不是房管部门随意的安排。罗荣桓搬进来的时候，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粟裕住过来的时候，则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不久又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
　　这两个湖南老乡，一文一武，虽很少一起共事，打天下的时期，“红军队里每相违”，大多分处不同的战略区，并不很相知，却因后半生做了远亲不如的近邻，成为人生难得的有缘人。
　　其实，两人有缘的还远不只半辈子邻居，他们的经历与资历也大体相当，可谓半斤八两，难分伯仲。
　　粟裕1907年8月生于湘西的会同，罗荣桓则于1902年11月生于湖南东南部的衡东，一东一西，远隔千里，两人相差五岁。
　　一般而言，年龄稍大，往往意味着更容易积累资历，但对粟裕来说，罗荣桓似乎是个例外。
　　1923年，二十一岁的罗荣桓开始了“造反”经历，在长沙参加反日、抵制日货活动。
　　这年，粟裕十六岁，刚念高等小学，可谓“乳臭未干”，却也“人小鬼大”，在会同参加罢课，抗议军阀欺压老百姓。
　　此后两年，罗荣桓与粟裕分别在青岛大学、常德二师念书，不过圣贤书倒没读进去多少，大部分时间在搞第二职业：参加学潮，反帝爱国。
　　1926年，罗荣桓收拾好行李，走出了校园，但“毕业即失业”，只得回到老家衡东，当了一个愁闷的待业青年。官逼民反，他很快参加了农民运动，和农民兄弟们打成一片。
　　粟裕还是做他的学潮活跃分子，支援北伐，声援工农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这年11月，他还领先罗荣桓一步（七个月），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似乎人人要过一道坎，或平步青云，或身首异处，抑或碌碌无为。
　　粟裕与罗荣桓都把握了人生的机遇，迎来了一个铁与血的时代。
　　这年，中共相继发动三次大起义，创建自己的武装。他们两人都加入了中共，分别参加了最早的两大起义：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
　　罗荣桓比粟裕更幸运的是，他参加的秋收起义，尽管晚于南昌起义一个月，但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来领导”，对罗荣桓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是罗荣桓后来深受毛泽东信任与不断提拔以及代表秋收起义“山头”，最后授衔元帅的重要原因之一。
　　“激流归大海。”1928年，粟裕与罗荣桓殊途同归，分别跟随朱德、毛泽东相聚在井冈山。
　　这年4月，罗荣桓上了一个台阶，做了工农革命军（红四军）三十一团的营党代表。粟裕还在原地踏步，不过转行做了军事主官，成为红四军二十八团的连长。
　　1929年，红四军先后召开了两次着名的代表大会：七大与九大。毛泽东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起伏，不过有惊无险，部队最高指挥官--前委书记一职先失而复得。
　　这两次大会粟裕都参加了，耳闻目睹了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全过程。罗荣桓则只参加了后面的红四军九大。
　　两人这一年又开始平级，成为团级干部，而且“专业”也一样，粟裕重新捡起了政工的老本行，做了红四军二支队政委，罗荣桓则是九支队政委。
　　不过，因为是秋收起义的老人马，毛泽东重新成为前委书记后，吸取红四军七大自己的票数不多，前委书记选举中惨痛落马的教训，推荐罗荣桓做了红四军前委委员，比粟裕多了一个头衔。
　　这虽然似乎是虚职，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资历积累。
　　1930年，两人又进了一大步。　　罗荣桓的跨度要大一些，先是做了二纵队党代表（师级），因为毛泽东、朱德上了一个台阶，成为红一军团的军政最高首长，原来的红四军就交给了罗荣桓、林彪这一文一武打理，因此罗荣桓很快接替毛泽东在红四军的职务--政治委员（即党代表）、军委书记，成了军级干部。
　　粟裕的速度也不算慢，紧紧跟了上来。到年底的时候，做了红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不久，又改任六十四师师长。
　　这一年，他二十三岁，正是当代青年在大学校园卿卿我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校外四处投递简历，为一张饭碗奔波劳碌，乃至泪眼婆娑的年纪。
　　一年过后，两人还是老样子，但也有不大的变化。
　　罗荣桓的军委书记一职被林彪接了过去，成为二把手。粟裕则转任红四军参谋长，做了三把手。
　　两人开始在一个锅里吃饭，有了一段短时间的共事。后来的邻居缘分，大概从这里就开始结下了。
　　1932年，两人依然保持原来的级别，不曾“进步”，具体职务则有些异动。
　　罗荣桓经已跃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提议，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则在年底成为该军团教导师政委。
　　以后的两年，毛泽东开始第二次倒霉，随着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御驾亲征”，来到江西，他被彻底晾了起来，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
　　深受毛泽东信任的罗荣桓自然也遭到牵连，被调离了主力红军，到地方上的江西军区做政治部主任，很快又改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等闲职，在长征出发前才重返主力部队，当了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因该军减员被撤销，罗荣桓不久又回到巡视员的岗位）。
　　粟裕倒未受到多大影响，相继成为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再次与罗荣桓平级。
　　1935年后，因为一个跟随毛泽东万里长征，一个留在南方丛林“自生自灭”，两人开始有了较长时间的差距。
　　随着毛泽东东山再起，罗荣桓很快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开始从闲职重新起步。到两年后的1937年7月，他又被重新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粟裕的官运则开始卡壳了。因为不曾跟随主力红军长征，长期远离中央，音讯不通，生死有命，职务自然也就停滞不前。
　　红十军团失败，番号自行消亡后，粟裕这个军团参谋长自然也就自动解职了。他将余部组成了一个挺进师，重新做了师长，一干就是三年。
　　当然，这时候的中国，兵荒马乱，有枪就是草头王，七八杆枪就敢自称司令的不少。如果粟裕将番号夸大一点，自封个军长、司令，也未尝不可。估计后来毛泽东或许也只得来个“追认”。
　　当年贺龙在湘鄂西，几起几落，常常是八九十个人就扯起一个军的旗号，人数虽少，他这个军长级别可不低。
　　但世殊事异，贺龙可以这样做，粟裕则不能。
　　革命不是为做官，这是当时比较坚定的革命者的基本常识，以粟裕谦逊低调的为人，也注定不会如此“野心勃勃”，没有一点组织原则。何况以官衔职务论才干、贡献，毕竟是后人才有的荒唐做法。
　　尽管如此，红军时期的罗荣桓与粟裕，在履历上还是基本相似，级别也是相当的。
　　抗战伊始，两人依然因与参加长征与否带来的惯性，一段时间里差距较大。
　　罗荣桓1937年8月结结实实跨了一大步，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政治部主任）。
　　这时候的一一五师，其实就是红一方面军（含陕北红军）。也就是说，罗荣桓这一职务等同于早先王稼祥的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
　　因为王稼祥升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原来在方面军的职务就空缺出来，毛泽东指令罗荣桓接替。
　　粟裕虽然可以“天高皇帝远”，不用担心“伴君如伴虎”，但职务上就无法相提并论了，这年10月他在挺进师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做了司令员。　　这个司令员听起来够威猛，但含金量的确不足，没几条枪，级别自然也上不去，还是过去的师级。
　　1938年，罗荣桓又进了一步，做了一一五师政委，按国军的级别，上到了师级。
　　粟裕则成为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新四军虽然有军的番号，但其实仅相当于一一五师的级别，因此这时候粟裕是副旅级。
　　不过，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很快去了延安，由粟裕代理司令。粟裕与罗荣桓相差了一级，悬殊依然不是很大。
　　到了1939年，粟裕进了一小步，成为新四军江南（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指挥为陈毅），掌管两个支队，已经跃居副师级行列。
　　1941年后，进入山东的罗荣桓成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朱瑞为书记的山东分局领导之下，开始实际指挥一一五师（实为一个旅）与山东纵队。
　　粟裕也进步不小，先是做了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中区书记。不久，又成为一、六师两个师的师长，管辖大江南北的苏中、苏南广大地区。
　　1943年，罗荣桓成为全山东的一把手，开始真正独当一面。毛泽东先一年将老资格的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纵队（下辖一一五师等部）司令员徐向前召回延安后，又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人先后调回，罗荣桓成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
　　粟裕则在1944年成为苏浙军区司令员，指挥苏南、浙西、浙东各部。
　　苏浙军区与山东军区相比，后者和整个华中新四军是相当的。
　　不过，到了1945年，两人虽然在党内一个是中央委员，一个是中央候补委员，但在军职上又开始平级。
　　罗荣桓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粟裕则因谦让张鼎丞做司令员，只担任了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华中军区与山东、东北等军区平级，是当时的七大军区之一，毛泽东在1945年11月曾给这七大军区布置组建野战军的任务：华中军区粟裕五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七万；晋绥军区贺龙三万；晋冀鲁豫刘伯承七万；山东军区陈毅七万；中原军区李先念三万；东北军区林彪二十万。
　　因此，粟裕这个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在隔了好几年后，终于赶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
　　解放战争开战后的第一年，对弱势的中共而言，是最为艰辛的时候。粟裕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负责战役指挥，在军职上与罗荣桓已经完全相等。
　　罗荣桓则在这年远赴苏联就医，做了肾脏切除手术，一年后才回到东北。
　　1948年，粟裕先是独立主持华野总部，指挥华野主力（西兵团）作战，并一度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十纵、十一纵、十二纵以及陈谢部队。不久，被毛泽东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在粟裕谦让之下，只担任了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前委书记，开始实际独立统率一个方面军。
　　罗荣桓这年成为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兼野战军政委，但实际负主要指挥之责的人，显然是司令员兼前委书记林彪。
　　从这一点上说，粟裕虽然谦让了方面军正职，但仍然首次超过了罗荣桓。
　　1949年春，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南下，罗荣桓又因病留在了天津治疗，随后到了北京，从此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但他仍然被毛泽东安排为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未到职）。
　　这年9月，罗荣桓以第四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粟裕则一直主持三野及华东军区工作，9月也来到北京，以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军委委员。
　　在这次新当选的二十八位军委委员中，粟裕排名位置靠前，居第十五位，而罗荣桓不是军委委员（以前也不曾进入过军委）。
　　也就是说，粟裕这一时期的军内职务，再次超过了罗荣桓。
　　在9月30日这天，各大单位的代表团团长给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的时候，这两个老乡又一次“共事”：在毛泽东、朱德、贺龙之后，粟裕第四个铲土，第五个是二野的刘伯承，随后罗荣桓代表四野第六个铲土奠基。
　　1950年，罗荣桓留在了北京总部，成为总政治部主任。
　　粟裕则继续到前线，担任攻台作战总指挥。7月初又被毛泽东“钦定”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和罗荣桓的先后副手萧劲光（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萧华（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起，出兵朝鲜。
　　他因病不能成行后，很快第一次出国，到苏联治疗。1951年回国，被任命为第二副总参谋长（因总参谋长徐向前未到职，粟裕实为第一副总参谋长），即便不算粟裕军委委员的军职，与罗荣桓的级别也相差有限。
　　1952年，全军开始干部评级工作，正式确立军队干部等级制，并着手授衔的准备。
　　次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1953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
　　从这时起，元帅、大将人选已在中央书记处的考虑之中，也就是《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说的“军衔鉴定”工作。
　　最后在人选既定的情形下（即贺龙1953年透露的内定），为使职务与军衔相匹配，罗荣桓于1954年6月被增补为军委委员、军委副主席，随后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从而在1955年9月顺理成章授衔元帅。
　　这一点，似乎与王树声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1954年1月前，曾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职务并不高，仅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因中央书记处决定授他大将衔，因此他在短期内，相继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
　　正因为此，认为自己资历不够，被毛泽东称赞“是个老实人”的罗荣桓深感不安。
　　得知中央准备授予元帅军衔后，他再次表现了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罗荣桓的请求无疑是诚心诚意的，但他的授衔与否，显然已不是个人的荣誉与待遇问题，而是代表了秋收起义以及全军的政工队伍，因此这一请求也就未被毛泽东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