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对境界二字理解:王羲之草书《此郡帖》拓本五种

王羲之草书《此郡帖》拓本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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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郡帖》拓本（其一）

    《此郡帖》拓本，8行，66字。草书。 第一行“扵”字，米芾《书史》作“於”，第四行“舍”，米芾作“捨” ，第五行“耳”，米芾作“尔” ；第六行“夏”，米芾释作“交”，第七行“小都”之“小”，米芾释作“北”。
    帖文的内容，是向人诉说王羲之所在会稽郡之弊，谈及拖欠了上交的赋税，称无力解决这样的问题。“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透露出王羲之厌於仕途的心境。据此，书写这通尺牍时，王羲之尚在会稽内史任上。第二行末“独坐”者，《淳化阁帖》、卷八有《独坐帖》。所谓独座，指专席而坐，犹言骄贵无偶。此是对某一地方的最高长官的代称。“逋滞”者，犹拖欠，指拖欠朝廷徵纳的赋税。

释文：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耳！夏人事請託，亦所未免。小都冀得小差，頃日當何理。 

    王羲之（303—361或321-379年），字逸少，因曾为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琅邪国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国古代杰出的书法艺术家。他承续钟繇、张芝，变革古法，创立今体，并把今体书法推向文人书美的极致，被后世尊为一代“书圣”。
    王羲之系出琅邪王氏，父王旷，母亲姓氏不可考 (据清康熙年间王国栋编《王氏宗谱》(现藏北京图书馆) ，羲之母亲系河东安邑卫氏，因系孤证，暂不从。)。琅邪王氏自西汉时由琅邪皋虞迁至临沂，至西晋羲之伯曾祖王祥、曾祖王览始成为‘士族’。西晋末年，司马氏政权外受北方新起势力刘渊的威胁，内则“八王之乱”甫定，元气大伤，政局岌岌可危。羲之父亲王旷献策琅邪王司马睿移镇江南以求自保和发展，并与羲之从伯王敦、王导 (又《世说新语·赞誉》刘孝标注：“按王氏谱，羲之是敦从父兄子。”今从《晋书·王羲之传》。) 辅佐司马睿渡江。后王旷率兵北征，战败后下落不明。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名重一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居江南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之首。但此后，王敦起兵反叛，王导晚年昏聩，琅邪王氏势力日渐衰落。
    王羲之五岁随家族过江，入住建邺(今南京)乌衣巷。不久父亲失踪。年幼的他虽身在名门大族，却“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晋书·王羲之传》)。特殊的环境养成了他骨鲠孤傲的性格，以致成年后，太尉郗鉴在王氏诸少中选婿，羲之东床坦腹，满不在乎，郗鉴大为欣赏，以女妻之。
    约于明帝太宁三年(三二五年)，王羲之按当时贵族子弟出仕惯例，起家为秘书郎，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至永和十一年(三五五年)誓墓不仕，王羲之先后任临川太守、征西幕府参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有晋一代，玄学兴盛，清谈成风，士族子弟及各级官吏浸淫于清谈，崇尚风流，不以政务为要。王羲之从‘事君行道’出发，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晋书·谢安传》)，无论是在朝中为官，还是出使外任，均亲理政务，勤求民隐，于种种弊政深切痛恨。在护军将军任上，他深入调查，力欲纠治营中弊端，发布《临护军教》，提出“公役均平”。在会稽内史任上，他针对吏治腐败与赋役黑暗，努力推行慎选°吏与均平赋役之策。
　  在连年大旱、民生困顿之际，不等朝廷下令，果断开仓赈灾，救民于危难。
    王羲之“清贵有鉴裁”(《晋书·王羲之传》)。东晋偏安江南，收复北土的呼声终朝不绝，并成为政要权力之争的砝码。王羲之洞察时政，对历次北伐之举、将帅人选有着清醒的认识。永和八年(三五二年)，殷浩为与桓温对抗，上疏请求北伐。羲之以为此举必败，便致书竭诚劝阻，殷浩不听，终致大败。羲之怅惋不已。
    永和十一年，骨鲠气傲的王羲之，不堪忍受上司扬州刺史王述的百般刁难，率子女在父母墓前誓墓不仕，从此退出官场。但他在优游山林之余，仍关注朝臣进退，深以国事为念。
    在东晋政坛上，王羲之可谓勤谨务实、体察民情的良吏，但处于君昏政暗、“虚谈废务”的时代，他难以有所作为，故而政绩不显。然而作为一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他为中国书法艺术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书法乃琅邪王氏家族世代相传之艺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从伯王敦、王导，叔父王廙等，都有书名。尤其是王廙，多才多艺，“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南朝王僧虔《论书》) 。王羲之受家学熏陶，得自卫夫人、王廙等名家指点，一经启蒙便乐此不疲，勤习苦练，表现出极高的习书天赋。他苦苦临习王导赠予的钟繇《宣示表》，从中领悟书法艺术的真谛，为日后辉煌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在这一时期，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形式的妍美。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极富天才、敢于创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冲破传统的樊篱，以‘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气概，建立了新的体式法度，开拓出文学艺术的新境界。王羲之就是书法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王羲之以前，汉字书体上承汉魏，已开启今体草、行、楷书的体式，但以钟繇、张芝为代表的书体，尚未脱尽隶意，稚拙古朴。王羲之顺应书体发展的趋势，引入时代审美意趣，在精研钟、张书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革。楷书变横向取式为纵向取式，端庄匀整。行书脱尽隶意，欹侧取妍，遒媚紧敛，势巧行密，笔法上中锋侧锋互用，运笔迅疾，便于书写，加强了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草书则改章草的作书缓慢、多波挑、笔势不连贯为今草的运笔自由、笔势连贯、减省笔画而不失字形。至此，草、行、楷书体式定型，汉字书体的发展基本完成。王羲之不仅完成了汉字书体的定型，而且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变质为妍的重大转变。
    王羲之于书法艺术堪称备精诸体。唐张怀瓘《书断》列其隶书(即楷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为神品，八分为妙品。行书《兰亭序》被奉为天下第一行书，楷书《乐毅论》、《黄庭经》亦被尊为极致。王羲之妍美流便、飘逸洒脱的书风，千余年来令无数书家心驰神往。梁武帝评其书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唐太宗则赞叹“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影响甚大。以临摹他的书作或师其笔意自成一家的书法名家，有陈隋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怀素、张旭，五代杨凝式，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赵孟頫、鲜于枢、柯九思，明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黄道周、王铎，清刘墉等。清中叶后，包世臣、康有为提倡北碑，一时北碑南帖抗衡于世。但习碑者亦尊崇王羲之包括王献之在内的“二王”法书。自唐时起，王羲之书法作品随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而东渡日本，对日本的书体书风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仍被视若珍宝，研究学习者不绝。
    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自东晋末，经南朝至隋朝，历经战乱，佚失、毁灭者甚多。到唐初，由于太宗高价收购，共得二千余纸，其中不乏赝品。部分名作，太宗甚至令响拓高手冯承素等摹出副本，分赠宠臣。后不少真迹殉葬昭陵，部分则由皇族自内府窃出，终致散佚。五代温韬发昭陵，陵内法帖全遭毁弃。宋初，刻本丛帖出现，如《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内中多收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是以真迹亦或摹本为底本刻木刻石，无法详考。由宋至清，丛帖更多。至今，书于绢上及纸上的摹本约有三十余帖，大多藏于国内外(多在日本)博物馆、美术馆，部分为私人收藏，传世羲之书法精品，多在其中。石刻拓本(如集王书圣教序、定武兰亭)及宋明清木刻丛帖中各帖，因真伪交杂，总数难以确定。
    晋穆帝升平五年(三六一年)，王羲之因长年服散致疾，辞世而去，终年五十九岁，葬金庭(今属浙江嵊州)。诸子遵其遗嘱，辞却朝廷“金紫光禄大夫”的赠官。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唐代散佚。明张溥、清严可均各有辑本，均不全。 
                                                                                    

    《此郡帖》拓本（其二）

    《此郡帖》拓本（其三）

    《此郡帖》拓本（其四）

   《此郡帖》拓本（其五）

延伸阅读
凭啥封王羲之“书圣”称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仅“大师”的帽子满天下，而且“书圣”的桂冠也随便送，随便戴。这样一来，“书圣”的称号不贬值才怪呢！
　　稍为懂得一点书法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书法家数以万计，但是在书法史上留下名字的，也就是那么几百人。至于经过历史检验、为历史所承认的“书圣”，那更是寥若晨星。这些“书圣”，没有一个是靠炒作“炒”出来的，一切自封的“书圣”称号，一切乱封的“书圣”称号，就像小小的沙粒，被历史的大浪一冲，便无影无踪了。
　　读一读王羲之，就知道“书圣”的桂冠不是可以随便戴上的。
　　王羲之在世时的书名
　　王羲之早年书法与同时代人庾翼齐名，羲之后进，庾翼不把他放在眼里。苏轼《跋庾征西贴》讲了这么一件事：“征西（征西将军庾翼）初不服逸少（王羲之），有‘家鸡野骛’之诮，后乃以为伯英再生。”庾翼起先不乐意自己的孩子学习王羲之的书法，轻蔑地称羲之为“野雉”，而以“家鸡”自比。后来，王羲之的书法有了重大突破，使得本来与他不相上下的庾翼大为折服。庾翼说，在家兄庾亮处见到王羲之用章草写的一封信，惊为“伯英再生”。伯英即东汉张芝，早在曹魏时代就被韦诞推崇为“草圣”。“伯英再生”，也就是说庾翼承认王羲之乃张芝第二。
　　据笔者考证，王羲之给庾亮写信，大约是在38岁以前。此时的王羲之，就已在当时书坛独占鳌头了。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谢安等42人举行了著名的兰亭雅集。这是书法家、文学家、社会名流的盛会。其中谢安后来出任宰相。42人中，当时已经或后来成为书法家的有8人。与会者推定王羲之为《兰亭集》作序，这表明王羲之在当时书坛处于领袖地位。
　　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东晋后期的羊欣说：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古今莫二”，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天下第一。进入南朝宋后，由于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王羲之的书法一度被冷落，而王献之的书法却大行于时。王献之的名声超过了他父亲，海内学书之人俱习王献之书。
　　从南朝宋后期起，在先后被宋明帝、齐高帝宠信的大臣、书法家刘休的带动下，世人开始重新重视王羲之书法。《南史·刘休传》云：“……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轻微，不复见贵。及休始好右军法，因此大行云。”南朝宋初期，由于羊欣重王献之书，世人也看重王献之书。当时人们以为王羲之笔迹轻微，故不推崇。经刘休提倡，王羲之书法又被看好。
　　不过，直到南朝梁，王献之的书名仍超过其父。梁武帝对王羲之书法的大力表彰，使世风为之一变。他对王羲之书法有过批评，说是“意疏字缓”。还说王羲之的字不如钟繇。但总的来说，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陶弘景在《论书启》及《上武帝论书启》中，曾说到梁武帝澄清了世人对王羲之的模糊观念，纠正了社会上轻视王羲之书法的偏见。
　　王羲之书法比王献之含蓄，内涵要深刻。羲之书道幽深，领悟不易。读懂王羲之书法，比读懂王献之书法，要困难一些。对羲之书法，更需要解读。世人认识它，需要更多的时间。开头一段时间，南朝人欣赏书法较为外露、以媚趣胜的王献之，超过了书法含蓄、以骨力胜的王羲之，既符合南朝人的审美要求，也符合认识规律。等到南朝人读懂了王羲之书法，羲献父子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便颠倒过来。
　　王羲之不是靠唐太宗捧起来的
　　在书法史上，吹捧、炒作某一书法家的现象，屡见不鲜。唐代就有这样的事例。高宗时大臣许敬宗曾吹捧高宗为“古今书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唐朝叙书录》载：唐朝龙朔二年（662年），高宗亲自作书与辽东诸将，并对许敬宗说：“你喜爱书法，可于朝堂开视。”许敬宗受宠若惊，看过高宗的手书后，私下对其他大臣说：“我见过的古人墨迹很多，魏晋以后，唯称二王。但王羲之多力而少妍，王献之多妍而少力。圣上的墨迹，兼有二王之绝，实古今书圣。”尽管许敬宗把高宗捧上了天，历史就是不买高宗的账。除了宋代朱长文《墨池编》记下高宗“雅善”楷书、草隶、飞白这么一句外，高宗在书法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书法家。
　　唐太宗表彰王羲之，不能称为“捧”。王羲之也不是靠唐太宗捧起来的。
　　唐修《晋书》卷八一王羲之等人传之后，有唐太宗亲自撰写的一段“御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王羲之传论》（有的媒体说整篇《王羲之传论》都是唐太宗撰著，误。）。《传论》中说到：“所以详察古今，精研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唐太宗用了“尽善尽美”四字，对王羲之书法的颂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实，唐太宗对王羲之的褒扬，不能算过分。在唐代以前，王羲之已享有盛誉。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列王羲之书法为“上之上”。在《晋书》撰成之前，欧阳询在《用笔论》中评王羲之曰：“冠绝古今，唯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跟《王羲之传论》对王羲之的评价如出一辙。唐太宗之后，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评论王羲之说：“且元常（钟繇）专工于隶书，伯英（张芝）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认为王羲之兼有钟繇正书、张芝草书之美。唐代李嗣真《书品后》云：“右军正体……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可谓草之圣。其飞白也……可谓飞白之仙也。”明确地称王羲之为“书圣”。可见，唐太宗对王羲之的评价，与南朝梁以来王羲之声誉日隆的趋势大体相合，与梁武帝以来的评价，尤其是唐人的评价大体相合。
　　笔者在《二王书法》一书中，曾就唐太宗是否“捧”王羲之的问题写道：“既然唐太宗对王羲之的评价不能算过分，就不存在‘捧’的问题。门徒捧老师，下属捧上司，无名之辈捧名人，儿子捧老子，老子捧儿子，我捧你，你捧我，用钱雇人捧，为钱替人捧，捧权要，捧大亨，如此等等，古代司空见惯，现代也不是没有。唐太宗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去‘捧’一位谢世数百年的东晋的风流潇洒的‘才士’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对《兰亭序》的贬斥没能撼动王羲之的“书圣”地位
　　清朝乾隆时代以前，学术界和艺术界对王羲之《兰亭序》的真实性和艺术价值向无疑义。从乾隆时代起，赵魏、阮元、赵之谦、李文田等或对《兰亭序》提出怀疑，或否认唐太宗所得《兰亭序》为王羲之真迹。其中李文田攻击《兰亭序》最力。他认为，《兰亭序》文章为伪，《兰亭序》帖也为伪托。他说，《兰亭序》的字体，是南朝梁、陈以后人的字体。晋朝人只能写汉魏时代的隶体，不能写《兰亭序》那样的字体。
　　民国时代，也有几名学者对《兰亭序》表示怀疑。其中杨守敬认为，东晋时代的书法家，其书作无一例外都应当有隶书遗意，“集帖”所收钟繇、王羲之楷书字帖没有隶书遗意，故不足为据。言下之意，《兰亭序》也不值得相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兰亭序》真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次论战所以反响很大，是因为论战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关注，还因为论战的发起者郭沫若在学术界的地位显赫。不过郭沫若的主要观点和论据大体没有逾出清人李文田等论述的范围。郭沫若说：《兰亭序》“文章都是依托的，墨迹不用说也是假的了”。何时依托？何人作假？郭沫若认为，南朝梁与唐代之间相距60多年，这就是依托的相对年代。他在这段时间里，逮住了一位僧人——王羲之的七世孙、王羲之第五个儿子徽之的后人智永。他断定：“象（像）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亭序》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因此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郭沫若否定《兰亭序》帖为王羲之书的主要论据是：王羲之的时代是隶书时代，他不能写出作为楷书法帖的《兰亭序》；《兰亭序》的字体是南朝齐、梁时代人的字体，只有齐、梁时代以后的人才可能写出《兰亭序》。
　　在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的人中，高二适勇气可嘉，而商承祚则论据有力。他说，脱离隶书笔意的楷书魏末基本成熟，到东晋已完全成熟，草书脱离隶书笔意的时期也在汉魏之间；因而王羲之能够写出脱离隶书意的行、草、楷。商承祚又将今存神龙本《兰亭序》跟智永所书《千字文》作了对比分析，否定了《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一人所“依托”的观点。
　　商承祚还写道：“如智永真有伪《兰亭序》及《兰亭序帖》的证据，后人无庸置喙，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出自个人臆断，则智永将在千载之下蒙此‘莫须有’之冤，就会使人为之不平。郭沫若同志始则‘乐于肯定’，继而又谓‘看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似乎智永‘依托’已成定案无回旋之余地。据我个人的管见，这问题的争论，还有相当距离甚至遥远，则‘乐于肯定’这结论无乃下得太早！”
　　虽然从清朝乾隆时代以来，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争论时有发生，但《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并没有被撼动。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也没有因此被撼动。
　　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是动摇不了的。原因大致有以下数点：
　　第一，王羲之的书法经历代很多书法大家和书法鉴赏大家的品评，堪称古今无二。
　　第二，王羲之是最伟大的书法艺术变革家，开一代书法新风。
　　第三，王羲之是历代书法宗师，1600多年来，大凡著名的书法家，几乎没有人不受惠于王羲之书法。
　　第四，王羲之的书法具有可临摹性，被一代又一代人当作最佳临摹范本。
　　第五，王羲之的书论是中国古代书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古代多少书法家都是以王羲之书论作为主要教材来学习书法和从事书法创作的。
　　第六，王羲之不但书品为世人所尊崇，而且人品为世人所敬仰。
　　第七，王羲之是被作为东晋初年有才能、有思想、有政治眼光、有作为的重要历史人物，写进“二十四史”之一的唐朝官修的《晋书》的，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他的书法长久地流传下去。
　　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几人具备王羲之这样的条件？
　　在王羲之面前，一切自封的或被乱封的“书圣”，能不汗颜吗？

                                                                            （王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