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批评的形成:大学的远见—邬大光

大学的远见
2010-8-30 10:09:45　来源: 中国教育报  作者: 邬大光  编辑: 李英  阅读：
前几天收到一条短信，大意是说剑桥大学在维修几百年前建的一幢老房子时，发现其橡木房梁已经严重损坏，不能再用。如今到哪里去找如此粗大的橡木房梁，这可 难坏了维修人员。过了几天有人发现，在学校附近有一片橡树林，完全可以用来维修老房子。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该房子的设计师在建房时就想到了几百年之后的 维修问题，特意种下了这片橡树林。300年 后，橡树林果然派上了用场。这条短信使人感慨万千：该设计师真有远见，剑桥大学真有福气!
由此，我想到了厦门大学的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初，厦门大学要建一个大礼堂，当时学校的在校生 只有千人左右，设计人员按照略高于在校生数的标准，设计了一座千余个座位的礼堂。陈嘉庚先生看了说太小，要重新设计。设计人员拿出了第二方案，座位数为2000个左右。嘉庚先生看了还是不满意，要求再重新 设计。设计人员不知该怎么办，就随意地设计了一座4500多个座位的礼堂，拿给嘉庚先生看。这时嘉庚先生说，这还差不多，就照此建设吧。当时许多人都不理解，认为嘉庚先生是不是老糊涂了， 设计如此大的礼堂太超前，乃至浪费了。可嘉庚先生依旧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厦门大学迟早会成为一所万人大学。今天回过头来看，嘉庚先生的设计理念与剑桥 大学的设计师有异曲同工之处，体现的都是一种办学者的远见。
真正能够体现一所大学办学者远见的，并不仅仅是大学的建筑， 更重要的是事关一所大学发展的人才、学科与专业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再拿厦门大学来说，在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学校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初，基于厦门是前线，有的强势学科调到内地大学;另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支持新建的福州大学和充实福建师大某 些学科的实力，有的学科调到福州。在这两次调整中，时任校长王亚南面对国家的院系调整，服从大局。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他尽可能地给某些学科留下一两颗种 子。例如，我所在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在教育系调走之后，王亚南校长留下了潘懋元老师，专门成立了教育学研究室。再如，当政治经济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占居 主导地位的时候，王亚南校长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深知应用经济学的重要，但他又无法改变当时政治经济学的强势。于是，他有意培养几个青年教师在财政、会计、 统计等应用经济学领域潜心发展。可以说，王亚南校长把这些人“储备”了20余年。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王亚南校长保留下来的这 些种子开始发芽，当年的那些青年教师很快成为应用经济学的学科带头人，应用经济学也成为厦大的强势学科。王亚南校长的这些做法显示出了极大的办学者的远 见，使厦大至今受益匪浅。
世界上有近千年历史的大学，但却较少有近百年历史的企业。世 界上的一些一流大学，之所以被誉为“常青藤”，除了大学本身的性质使然，还在于大学的办学者们， 以有远见的眼光和措施，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赋予大学超前的战略构想和制度安排。一所好大学的背后，一定有一批具有远见的办学者，才会有那些能够体现远见 的建筑、大师、专业和学科。剑桥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厦门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南方之强”，都因为有了无数有远见的办学者的贡献。
每一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若干的重大发展机遇，但有的 大学把握住了，有的则失去了。在现实生活中，不知有多少大学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的时候，会有许多“错失良机”乃至“遗 憾”的回忆。办学者的远见， 实际上就是在相同的时代和背景条件下，能够作出在未来若干年后体现出英明性的决策。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能 够体现大学远见的举措，似乎越来越少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对大学规律的理解还有问题。大学容不得太多的功利主义，大学的所有活动都需要从长计议，需要具有 远见的眼光。如果一所大学找不到若干个令人津津乐道的具有远见的故事，那么，这所大学的发展一定不会太好。
最近，丘成桐教授说，培养一流人才比引进海归更重要。不知道 该话题能够引起多少人的关注。在我看来，这句话也是对办学者远见的一种考量。因为引进海归本身是一种有远见的行为。但如果把培养一流人才与引进海归放在一 起比较，就会觉得体现远见的程度有些不同。因为在现实中，引进海归的效果可以立竿见影，而培养一流人才的过程则显得太慢了。
我们并不期待今天的大学能够像300年前的剑桥大学或60年前的厦门大学那样，给后人留下一份永远受益的财富 和惊喜，但至少应该多一些恩泽后人的“远见”， 少一些鼠目寸光的“败笔和遗 憾”。此乃大学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