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自动水下吸污机:【实录】李捷：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2 08:37:42
李捷：毛泽东对新中国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贡献
李捷
【编者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8周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近日将陆续选登一系列曾经发表过的，有影响、有分量的研究、回忆文章，与网友共同缅怀毛主席。今天推出第一篇《李捷：毛泽东对新中国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贡献》。文章原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06
[摘要]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一个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东方大国的国际地位，这些都是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些贡献集中到一点，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筚路蓝缕、开基立业。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在中国的传统理念里，正好是天干地支一个“甲子”的轮回。6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刚刚脱离了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和封建专制统治的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60年后，中国已作为一个经济强盛、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社会主义强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认同。60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只是沧海一粟，新中国60年的发展，却实实在在地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迁。
饮水思源，我们十分怀念为新中国作出奠基性历史贡献的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新中国的历史性巨变究竟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发生的？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究竟作出了怎样的历史性贡献？这就是本文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毛泽东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东方大国如何实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问题，从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通过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总结形成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成功地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紧接着，又开始为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而奋斗。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和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一样，这一问题的解决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第一，根据国民经济恢复前后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情况，根据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之后普遍出现的互助合作积极性，及时对党的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进行重大调整，并果断放弃了原先的“一举过渡”和实行国有化的构想，形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而奋斗，第二步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纲领中早已确定的两大奋斗目标。问题在于，在第一个任务完成之后，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时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1949年开国之际，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方向正式写入《共同纲领》。这是因为当时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国营经济特别是国营工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因此当时认定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对于过渡的方式，当时受苏联经验的影响，认为要在条件成熟之时一举实行国有化。
形势发展得出人预料。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国营经济力量得到加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即将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党的认识必须跟上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经过半年多的充分酝酿准备，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条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由此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充分吸收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情况的调研报告等研究成果，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的科学论断。
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样的过渡环节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商业。1953年春，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武汉、南京、上海调查了解“五反”运动后私营工业的情况。行前，李维汉和工作组的成员专门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建国三年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呈现出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5月27日，李维汉写信给毛泽东，向他报告了他们的这些发现，并将调查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李维汉在信中说，对私营工业“需要逐步地将他们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使有利于向着社会主义过渡，这里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我们已经找到了的一个主要环子”。[3]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报告，还专门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4]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李维汉调查报告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进一步解决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关系社会主义改造成败的重大问题。7月，毛泽东写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批语，肯定“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2]（p.282）。7月2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2]（p.289）9月7日，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p.291）他还亲自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教育“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2]（p.488），把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毛泽东之所以特别看重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不单是因为它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和自己的智慧，终于找到了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赎买政策”的有效途径。
第三，创造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范例，不仅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动，而且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一五”计划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提前完成。
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即1953～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1956年的农业受了灾，但仍然增产粮食176亿斤，这年公私合营企业的总产值也比上年增加32％。因此，毛泽东总结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5]
第四，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5]（pp.1～2）
以上这些创造，使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没有造成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反而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行的方法不是宣布国有、一举过渡，而是采取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方法，即和平的方法、逐步过渡的方法。这两点成功证明了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成功道路。
第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成功地确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里最具中国特色的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毛泽东总结概括了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学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6]改革开放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成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根本法宝，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奠基石。
早在1949年9月制定的《共同纲领》里，就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体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7]与此同时，《共同纲领》还为新中国制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根本规定使《共同纲领》基本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同时又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方向从国体和政体上确定了下来。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毛泽东从1954年开始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的制定有两个重要原则，即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宪法规定在经济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8]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申：“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8]（p.52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还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8]（p.705）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始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现代化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早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里就曾经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与建设提出过宏伟的蓝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早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就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国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而这一探索的开端是从毛泽东开始的。
第一，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随后又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里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2]（p.350）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2]（p.390）他还宣布：“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2]（p.395）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9]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相适应，毛泽东还提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9]（p.71）他还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找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9]（p.126）
按照原来的估计，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大概需要50年时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作出一个新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9]（p.302）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9]（p.341）
第二，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以后，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使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时期，并且经过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中国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新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在既无经验又缺人才的基础上开始的。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后，新中国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揭开了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帷幕。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业。
从“一五”计划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1953～1978年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10]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到1976年，中国的铁路达到4.63万公里，公路达到82.34万公里。[11] 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出发，这一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到1975年“四五”计划结束，共投资1946.8亿元。[12]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对改善工业布局和城市布局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概括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大关系，总结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并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错误的过程中总结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经验教训。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5]（p.214）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又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9]（p.133）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专章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他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5]（p.241）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谈到了“农业现代化”的概念。这些都是对《论十大关系》中关于重轻农关系特别是农业重要地位论述的重要补充。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的次序稳步发展的思路，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通过这些论述，毛泽东还形成了提倡按照辩证法办事、“两条腿走路”、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
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教训中深化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他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9]（p.80）
第四，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集中到一点就是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并对我们要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初步的总体构想。
这个时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要走自己的道路，由此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毛泽东在现代化建设上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思想遗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就是从这里发端起步的。
毛泽东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p.44）
关于我们所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的目标，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13]
毛泽东还提出要保持党的活力的问题，认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5]（p.291）
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五四运动高呼“民主”、“科学”的口号，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伟大运动。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运动优良传统的最好继承者，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历时28年之久，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创建，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打开了通途。
中国共产党讲民主，同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最大区别，就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要求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最广泛的民主，也是最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民主。
在人民民主问题上，毛泽东一直在探索有效的途径。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对黄炎培先生说过，中国共产党可以不重蹈历史覆辙，可以避免“历史周期律”，那就是靠人民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自己的政府，使政府不致政息人亡。民主作为政治诉求往往是理念的、抽象的，但作为国家制度安排，却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执政党要把自己关于民主的理解从诉求变为制度，往往要经过曲折的探索过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过很好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第一部宪法里，就贯穿着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两大原则。人民民主、人民幸福这一神圣而庄严的追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成为它坚定不移的支持者、拥护者。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同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作顽强的斗争。毛泽东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严厉惩处了贪污腐败分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又开始探索通过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个好办法，而这正是他在探索人民民主的过程中从正确的命题出发而导致错误结果的开始。实践证明，“四大”既脱离了社会主义民主，也脱离了社会主义法制，不是一个成功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四清”运动以后，毛泽东感觉用了许多办法自上而下地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他想探索用自下而上的办法，通过“四大”的方式，用群众运动来解决党内的“反修防修”问题。这就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然而，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把已有的民主与法制彻底打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群众运动被推向了极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原先曾经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一旦脱离了党的各级领导，竟会发展到失控的地步；更没有料到，党内少数野心家和社会上的打砸抢分子沆瀣一气，利用群众运动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那时，也有貌似民主的“大民主”，实际上却是无政府主义的动乱。在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和打砸抢分子的怂恿下，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而“文化大革命”滥用“民主”、滥用“群众运动”的恶果就是导致了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被严重破坏，甚至是被践踏。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人民民主和群众运动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由此，我们逐渐走上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轨道。这其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特点，这同样是毛泽东等开国元勋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多党竞选和三权分立为基本特征的民主制度。资产阶级政党通过竞选来取得自己的执政地位，这是历史演变而来的，不是人为的设计。
由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靠合法竞选取得的，而是通过带领中国人民长期进行武装斗争，流血牺牲取得的。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执政的时期，当时的政治制度不允许中国共产党有合法竞选的地位。不要说共产党没有这种地位，就连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民主党派也没有这样的地位。怎么办？所以毛泽东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共产党只能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以数千万英烈的牺牲为代价，终于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才有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这个地位是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中国各族人民所公认的，并且写入《共同纲领》和宪法之中。因此，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决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和发展中国。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郑重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15]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在国家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政治遗产。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撼动了这一点，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亡党亡国。不要说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连民族独立都谈不上，中国很可能四分五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
另外，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在中国，谁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苏联解体的情况下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只有中国共产党。因此，只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就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体的，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分割的。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政治遗产，也是从邓小平以来历届党中央所一脉相承、始终坚持的根本点。动摇了这一点，将会国无宁日。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有一个如何更好地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过一些探索和尝试。建国之初，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有过很好的设计，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制度。这些制度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至今，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
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了一个探索，那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建议作出两项重要调整：第一，党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处于二线，放手让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党政日常工作；第二，中央设立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处理党政日常工作。这一中央领导体制，中间虽有一些变化，总体来说，基本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以前。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遭到严重破坏。随后，在党的九大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是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下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再加上实际上存在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占了上风，党内民主遭到破坏，使我们在如何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问题上的探索走到了歧路上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这时起提出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进行改革的重大问题。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还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4]（pp.26，24）总的原则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上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得来最主要的经验。
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为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面封锁和遏制。如何打破这种封锁和遏制，是毛泽东首先要破解的难题。
举措之一，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是从当时的国家利益出发所能作出的唯一正确和可能的现实选择。同时，又同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主义做了坚决的斗争。
举措之二，在美国等国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大举越过“三八线”，把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发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举措之三，在美国等国约请中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的情况下，及时地作出外交战略调整，高举和平的旗帜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在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的过程中，提出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力求把这一原则推广到国际社会。
举措之四，在中苏关系开始破裂的时候，积极发展同广大亚非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事实上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并依靠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成功地取得了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外交胜利。
举措之五，在20世纪70年代，抓住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有利时机，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挫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政策，从而打开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日后改革开放、积极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奠定了条件。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敢于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美苏两极格局挑战。先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同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较量，把它打回了“三八线”，并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后又在一系列问题上同苏联的大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摆脱了苏联对我国的控制，捍卫了国家主权与尊严。随后又无条件地全力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迫使美国最终作出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战略调整。我们还不失时机地结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为争取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直至今日仍然被视为国际上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榜样。
第二，深谙世界发展规律，敢于伸张国际正义。毛泽东始终坚信，真正掌握世界发展命运、决定发展方向的不是那些貌似强大的力量，而是虽然弱小但却符合规律的新生力量。紧紧把握反帝反殖和反对霸权主义这个国际性的主题，坚决站在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一边，坚决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使中国成为小国、弱国、穷国的可靠朋友，强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正义力量的迅速觉醒、凝聚和发展，在国际斗争中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
第三，善于用辩证法指导外交斗争，灵活运用国际斗争策略。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战争边缘”的讹诈政策时，毛泽东提出了“以战争边缘对战争边缘”的策略，并在1958年金门炮战中获得成功；巧妙地运用政治加军事的斗争手法，在同美国没有外交渠道的情况下，通过军事斗争来表达中国的对美诉求；善于创造时机、判断时机、捕捉时机，创造出“用小球推动大球”的外交范例。
总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一个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东方大国的国际地位，这些都是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些贡献集中到一点，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筚路蓝缕、开基立业。
[1]《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54页。
[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42页。
[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页。
[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0]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第1版。
[11]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559页。
[12]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544页。
[1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1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页。
【实录】李捷：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视频访谈。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8周年纪念日，为缅怀领袖光辉一生，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同志作客访谈，与网友在线交流。李主任您好，首先请您和网友打个招呼。
[李捷]:亲爱的网友，你们好。很荣幸和大家来交流。
[主持人]:欢迎李主任的到来。
李捷：毛泽东五大历史贡献
[主持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创造伟业，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国革命开拓前进道路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为形成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的政治思想财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请您回顾一下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及其一生？
[李捷]: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应该说，每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我们党都会隆重地召开会议，回顾党的光辉历史。今年7月1日，胡总书记就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重要讲话。每一次的重要讲话中，都要提到毛泽东同志，提到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及他们做出的贡献。
[李捷]:我是长期从事毛泽东研究的。我感觉，至少可以说，毛主席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新中国，还有中国共产党来说，至少是有五个方面的重大的贡献。
[李捷]:第一，他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最后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建了新中国。为什么说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呢？大家都知道，1840年以后，英、法等等西方列强都来侵略中国，欺负和掠夺中国，中国就变成了他们的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意思也就是说形式上的主权是在我们国家的政府里，但实际上是操控在这些西方列强国家手里。而且他们的人在我们的国土上犯了法，享有涉外法权，他们不会受到任何的惩处。
[李捷]:为什么又说人民解放呢？当时，我们还处在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到了这个时候它已经进入它的腐朽的时期了，社会矛盾重重，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交集在一起。所以，无数的仁人志士，包括早期的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一直到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再到康有为、梁启超，最后到伟大的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不懈努力。
[李捷]:但是真正能够给中国指明了一条道路，找到了方向，而且把它变成现实的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以他们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斗了28年，浴血奋斗，牺牲了上千万的烈士，包括毛主席自己的家人，六位烈士，其中有五位都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牺牲的，其中还有一位大家都知道是毛岸英，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所以，只要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毛泽东同志和那一代伟人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下的不朽的功绩。就像小平同志说，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将在黑暗中摸索很长一段时间。
[李捷]:第二个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他在创建了新中国之后，带领我们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沿着社会主义来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大家都知道中国是积贫积弱，长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农业国家。到了近代以后，中国为什么会落伍呢？很重要的是西方实行了工业革命，实现了自己的社会的近代化，而中国从这个以后没有赶上世界的浪潮，被世界远远地抛在后面。这个就是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上百年来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从新中国一成立以后就没有忘记要在新的基础上、要在一穷二白的原来落后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工业化的新中国。没有工业化，一切都谈不上。
[李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1953年，当时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抗美援朝战争还没结束、刚刚接近尾声，1953年7月份才签订了停战协定，我们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非常成功，在苏联的援助下，我们兴建了156个项目，这156个工业项目解决了我们的工业化基础的问题。到现在，我们都已经实行了十二个五年计划了，这都是一步一步接续下来，几代的领导同志、中央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到小平同志第二代领导核心，再到江泽民同志第三代领导核心，再到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代一代接续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享受的工业化的成就，很多东西要饮水思源，不能忘记毛主席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
[李捷]: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也犯过错误，也偏离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特别是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果没有“文革”，本来我们的发展、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会有更好的基础，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工业化建设始终没有停顿，就是在“文革”这艰难的十年中，排除各种干扰，还是在继续进行。最显著的就是1970年卫星发射成功。随后，1975年我们返回式的卫星第一次成功回收。另外，大家都知道的三峡工程，三峡工程的一个试验性的工程，也是打基础的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也是在70年代开始的。还有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成批、成套地引进西方的化工设备，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李捷]:到了7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已经初步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解决了整个工业基础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制造业从无到有的问题。过去我们不会造汽车，1958年有了自己的汽车，过去我们不会造歼击机，到了50年代中期，我们有了自己的国产的歼击机。后来我们还想在航空工业上，包括造船业等等各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当然这些都是后来因为“文革”的原因都被延误了。也包括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和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最初的制定，这都是在毛主席主持下进行的。
[李捷]:当年提出来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还有现代国防，这些目标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定下的。虽然没有最终实现，但是已经打下了第一步的基础，这就是我们学术界经常讲的中国在70年代中期完成了初始工业化阶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谈向全面的现代化迈进。也就是说到我们21世纪中叶将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目标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的进步。
[李捷]:第三个重要贡献就是极大加强了我们的国防。大家都知道，我们在1840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数的仁人志士都慨叹我们“有边无防”。我们有广阔的边疆、广阔的海洋，但是我们没有设防，就是设了防也经不起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打。所以当时甲午海战，一个小小的邻国——日本，我们都败在它的手下，这对有识之士是极大的震动。所以，在新中国建成以后，毛主席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既没有财力，也没有工业基础，白手起家，使我们的国防工业、国防现代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李捷]:首先是我们的军队。大家都知道，我们是靠小米加步枪，而且就是靠陆军，而且陆军的火炮装备、现代化装备极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打败了国民党800万军队，把他们赶到台湾的海岛上去。但是新中国一成立以后，毛主席就提出来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改变。所以，很快就提出来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巩固我们的海防，建立强大的空军，来巩固我们的空防。很快到了50年代的后半期，就提出来要加强国防工业的建设。而且要加强我们的三线建设的布局。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工业，包括国防工业都在沿海，内地很少有工业。所以，毛主席亲自主持，包括三年困难时期，虽然有暂时的调整，有的企业下马，但都很快恢复过来。
[李捷]:特别是到了60年代中期和整个的70年代，我们的国防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整个完成了合理的布局。从沿海到内地，一直到西部地区，到处都有我们的工业基地，包括原子能基地、核试验基地等等，都建成了。这是了不起的。正因为这样，这么长时间我们共和国从50年代到60年代不断地有局部战争，不断地有紧张的态势，但我们的整个边防和国防仍然是非常稳固，没有谁敢轻易地来欺负我们。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李捷]:第四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毛主席建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中，首先是奠定了我们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奠定了我们很好的群众基础，这就是我们深入民心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群众工作路线。同时还形成了一系列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为了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就必须要有一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改造我们伟大的祖国，使她真正实现民族复兴。这样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的道路。这个法宝一直到现在，延续至今。
[李捷]:应该说毛主席在有生之年，他并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做过概括。这个活的灵魂是谁来概括呢？是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这三大法宝既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李捷]: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我们原来在世界上没有国际地位，最后我们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法西斯、反侵略的彻底性的胜利，是我们提高国际地位的的重要转折点。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国家依然还是陷入了内战，为了赢得最后的国家和平，在此基础上赢得大国地位，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做了不懈的努力。
[李捷]:在创建了新中国后，首先我们面临的还是美国不承认我们的问题。当时，美国提出一个理论叫做“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意思是什么？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把新中国维持几年，等有朝一日共产党下了台以后再说，美国再跟我们考虑建交的事，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承认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李捷]: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是不信邪，也不怕各种各样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有骨气，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美国人不得不和我们打交道。于是，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人不得不邀请我们参加，它一方面外交上不承认我们，但是它又不得不承认在国际会议上没有中国的参加这两大问题解决不了。
[李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包括我们的外交谈判。中美两国的大使级的谈判事实上是从日内瓦国际会议以后就开始了，1956年中间断了一段，“文革”期间也断了一段，但是时断时续长达十多年之久，这应该是一个外交谈判史上的一个奇观。通过这样一个谈判，培养了我们新中国的一大批外交人才，也同时迎来了后来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
[李捷]:尼克松作为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访问的呢？是在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美国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的情况下。但他不能不来到中国，谋求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签订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个了不起的外交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地位，也打开了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才有我们后来改革开放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
[李捷]: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还有其他的联合国的一系列的机构里面的合法席位，把国民党的代表赶了出去。这一点来之不易，我们要永远牢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穷朋友。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就一再嘱咐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穷朋友，是这些人抬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李捷]:概括这五个方面的历史性的成就，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不朽的民族英雄，他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为了人民的幸福，无私地奉献了他的一生。当然他也有错误的时候，包括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这也是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对国家、对民族、对我们的党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害，给人民也带来了损失。但是，人民永远牢记他，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从总的来说，没有毛泽东，我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幸福的生活。
[李捷]:所以，我们党在每一次回顾的时候都讲到这一点。当然我们还要说一句话，就是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带领我们大胆地抛弃了过去的对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的“左”的束缚，我们也不可能走到改革开放这条路上。这一点来说，应该是小平同志的功劳，也是后来从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一直到胡锦涛总书记，我们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奋斗的结果。
[主持人]:您从五个方面又带我们重温了一下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众所周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是否能请您介绍一下，对于毛泽东思想和理论方面，最近又出版了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李捷]:大家都知道，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专门编辑和研究老一代革命家的思想生平的一个专门的机构。非常感谢人民网，在人民网上有我们专门的网页，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情况。以前我们就不多说了。
[李捷]: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曾经主持编辑过《毛泽东选集》，到了1991年，也就是建党70周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曾经根据他生前的遗愿对《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做了修订，而且在四卷的文章里面，补充了一个他生前非常喜爱的文章，这就是《反对本本主义》。在这个之后，我们后来又编过毛泽东文集八卷本，毛泽东文集的八卷本，其中后面三卷，就是第六七八三卷都是关于建国以后的文献。
[李捷]:这些文献加在一块就可以说毛主席的主要的有代表性的著作，现在已经不是四卷的概念，一共是四卷加上后面的毛泽东文集的八卷，一共是十二卷的概念，它是互相不重复的。这些在网上都可以查到。我们也衷心的希望网友们关注这些编辑的成果。
[李捷]:与此同时，我们最近这两年又推出了一些新的作品，一个是去年年初推出来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一共上中下三卷，这是我们和军事科学院专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专家一起合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编出了三卷本的文集，补充了这方面的缺憾。大概整个的字数有80多万字。从新中国建立，怎么样创建我们的人民海军，创建空军，抗美援朝的决策和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后来怎么样保卫我们的边疆，加强边防、海防，加强三线建设，这里面都有全面的记述。
[李捷]:这里面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如果各位网友有兴趣可以找来看，这就是毛主席在60年代和钱学森的一个谈话，这个是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的。实际上是钱学森当时因为毛主席召见他，很突然，所以没有来得及做准备。钱学森同志去了以后，和毛主席谈，那时候半夜，谈完回来以后他都顾不上休息，马上根据他的记忆，追记了这篇谈话的记录，非常珍贵。那里面就谈到要发展我们的远程导弹的问题，而且毛主席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有矛必有盾，所以提出来要研制反导弹的武器。这些都是很有远见的。
[李捷]:后来到了1975年，他还作了一个重要的批示。有一个著名的西北军的将领叫孔从洲，毛泽东跟他是亲家，孔从洲将军研究了整个国际上的军事战略发展，就提出来要搞电子对抗的研制。他是通过叶帅转到毛主席那里去的，毛主席看了以后非常重视，作了重要的批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搞电子对抗。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其中包括信息战等等方面，现在国际上是越来越重要了。可以看到，当时的老一代革命家是一个群体，不是毛主席一个人，他们的作用是互补的。
[李捷]:今年建党90周年，我们还编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年编》，来反映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从早年到晚年，整个的形成发展的过程。我们还编了一本叫做《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因为三中全会以后做了一个重要的论断，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理论贡献。这里面同时周恩来总理、少奇同志、朱德同志，还有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都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那么《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与《毛泽东思想年编》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把毛泽东这一代老人家作为一个完整的群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完整的群体，他们对毛泽东思想，从这个群体的角度来描述毛泽东思想是怎么样形成、丰富和发展的。大家如果看了《大事记》以后也会强烈地感受到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和贡献是第一位的，是别人无法比拟的。但是只有毛泽东同志，没有其他人的贡献，这个毛泽东思想也不可能达到后来那样一个洋洋大观的科学体系，它包括了各个方面的科学体系。
[李捷]:比如，周恩来总理就从统战思想、外交思想和知识分子政策等这些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朱德同志从军事战略思想，特别是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创建军队，包括军队的屯垦思想等这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刘少奇同志从党的修养、党的理论这些方面也做出了很多独到的贡献，包括60年代他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思想，都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贡献。此外，还有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都对他做了贡献，我们这本书里有全面的反映。
[李捷]:我们的工作是没有止境的，毛主席的档案现在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里面是一个丰富的思想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我们的任务也永无止境，我们现在还在不断地做一些事情。大家都知道，再过几天就是毛主席的118周年的诞辰，再过两年就是毛主席的120周年诞辰。到那个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重要的著作和成果奉献给各位网友，奉献给理论界和史学界的一些朋友们。
[主持人]:我们也期待着看到更多更好的这样的著作，让网友能阅读到。您刚才提到，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前不久中央文献也是在广州召开了“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第三届年会”，年会的主题就是“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您在致辞中曾经提到过，目前境内外出现了一些对毛泽东同志的污蔑、贬损和攻击的言论。对于这样的言论，您怎么看待？有哪些需要澄清和反驳的呢？
李捷：评价毛泽东用“定性”比“定量”分析更科学
[李捷]:我觉得其实刚才我讲到的五个方面的成就，和他作为中华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实际上就从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李捷]:现在有一个在很盛行的观点，好像认为毛主席建国前有功，建国后有罪。这个认识好象现在有一些人也信以为真，因为它模糊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还想谈谈我的看法。所谓“功”和“罪”的问题，这个是要做具体的分析的，而不能够单从一些表面的现象来做结论。这里面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犯的错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毛主席的晚年错误。他究竟是一种在探索中的“错误”，还是一种“罪”。这个就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来不得含糊的。
[李捷]:我们认为毛主席在新中国建国以后，尽管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首先一个区别“错误”和“罪”的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看他的主观动机究竟是如何。毛主席尽管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是他是为国家、为人民，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来考虑的，是在探索中发生的。比如说“大跃进”的失误，他当时犯了违背经济建设规律急于求成的错误。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因为当时他有一个判断，认为在短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50年代中期，包括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和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特别是大国的政治家，都在关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新的世界大战能不能打得起来。因为20世纪上半叶，在短短的40年中间，人类整个接连不断的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非常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在关注整个的世界局势。苏联在关注，美国在关注，英国在关注，法国也在关注，我们中国更在关注。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
[李捷]:毛主席当时分析判断了整个国际形势以后，认为至少在我们中国能够赢得15年到20年的和平建设的环境。所以，他就希望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历史的机遇来搞建设。同时他也有个心结，就是他经常和一些外宾说的，现在中国这么落后，老百姓的日子这么穷，我将来一旦见了马克思以后，也就是去世以后，马克思都会责备我，都会不原谅我。他会问，你那里的人民生活得怎么样了？他说我就没法回答了。他总是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使得中国能够发展得特别快，这就是他为什么会犯在经济建设上的主观急躁病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动因。他那个诗句里面也讲到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作为一个浪漫的诗词，表达战天斗地的决心，改造中国的决心，这是可以的。但是作为现实来说，用这种方式来改造现实，这就是难免会犯错误的。
[李捷]:这样一种主观的动机和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差距，这就叫事与愿违。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自己本来想的挺好的，愿望也不错，想帮助别人，或者是为谁好，结果可能做完了的事，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甚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时候往往我们会问，怎么事情搞成这个样子？这都是我们太正常的日常见到的一种情况。更何况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他面临的情况太复杂了。最后等到他发现大跃进最后的结果实际上是失控了，不是他所能够左右的，很多情况都是失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饿死了很多的人，面对这么一个情况，毛主席是非常悲痛的、非常自责的，这就是事与愿违。和他的美好的愿望是完全违背的。所以，要看他的动机。
[李捷]:另一个要看他是不是在主动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大跃进”他发现了以后，他是在努力地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他表示要同舟共济，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会造成社会动乱。但是那个时候，党在人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威信，大家都相信这个党能够自己克服自己的困难，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人民也相信党，也原谅党，我们是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李捷]:“文革”的错误虽然毛主席没有自己能够彻底纠正，虽然他还坚信他的这一套“文革”还是正确的，还是必需的，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了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改变颜色所必需的一个措施。尽管如此，但是他在“文革”中其实也出现了大量的失控的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一个是稳定局面，号召革命的各个派别能够联合起来，然后实行老中青的三结合，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三结合，来稳定这个局势，而且他在他能够认识到的范围内还是保护了一些老干部，保护了大批的民主党派的人士。这样就使得这个“文革”的灾难得到了很大的控制。
[李捷]:而且“文革”整个的情况，虽然毛主席自己没有纠正，但我们党最后还是把它纠正过来了。纠正过来以后，小平同志主持，很慎重地要做第二个历史决议，经过了上上下下的反复讨论。当时，党内思想也很混乱，认识不一致，经过了四千人范围内的反复讨论，最后对毛主席的是非功过做了一个科学的界定，就是首先毛主席犯的错还是犯了错误，是探索中的错误，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而且他认识到的错误，他是在努力地改。同时，这些他犯的错误和他一生所做的贡献相比，它还是第二位的，不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不能否定毛泽东，不能否定毛泽东领导下的这段历史。我觉得现在实践已经得到了证明，这个决议是非常正确的。
[李捷]:所以我在广州的会上还特别批驳了，现在也有人传，说是小平同志1993年曾经讲过，好象“第二个历史决议”要重新做如何如何的，其实这完全是造谣。我们文献研究室就有邓小平研究的专家，档案都在。居然有人公然的造谣，我觉得这种谣言是站不住脚的。小平同志专门讲过，如果这个历史决议不能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的评价，整个决议都可以不做，这个白纸黑字都写在《邓小平文选》。各位网友也可以认真去翻看。
[主持人]:我们在准备访谈的时候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包括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问题怎样看待和当代人应该怎样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刚才您都已经给我们分析到了。
李捷：对毛主席私生活写的越逼真 表明文章越是站不住脚
[主持人]:目前还有一些文章是把关注点放在了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上，比如说对毛泽东进行恶意的攻击，当然这些内容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些文章，我们应该怎样去辨别真伪呢？
[李捷]:实际上关于所谓私生活的问题，一直都在说，也是各种说法不断。实际上我觉得，如果对于网友来说，其实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看它描述的越细，活灵活现，越是活灵活现，越像写小说那样，越是逼真，有鼻子有眼，似乎好象他们在那做的一切，描述的那一切私生活都有一个第三者在那全部都窥见了，甚至感觉是录了像一样，越是这样描写的越细，越是站不住脚，这是一个基本的分析方法。
[李捷]:另外，毛主席的医疗档案、保健档案，因为毛主席当时的保健是全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毛主席的医疗档案完整地现在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原封不动地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这里面完全可以说明问题。毛主席的身体情况。甚至有人造谣说毛主席有淋病，就是一种性病，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无聊的，但是我们还是认真对待，我们专门在中央档案馆的配合下，专门调阅了毛主席的保健档案，事实证明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所以很多的谎言既无聊也没有意义。
[李捷]:我也到国际上去做过一些交流，其实我专门问过一些著名的学者，也是西方很有名的，比如施拉姆先生，作为他们来说，他们都讲了，我们搞这种历史研究的人，搞思想研究的人，对这些私生活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的兴趣，而且很多事情恐怕都是无聊的。
李捷：党史工作者要放下身段 用青年人的语言和方式讲历史
[主持人]:听了您的介绍，我们相信网友在对这些文章的鉴别上肯定会有一个自己的提升。现在很多网友都是年轻人，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党史专家和学者都在担忧一件事，就是我们青年对历史不清楚，对党曾经发生的事情也不了解，对这一类的知识不感兴趣。我们常说青少年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针对目前青少年对于党史的这种态度，请问李主任，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让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对党的历史产生兴趣，自觉自愿地去涉猎这方面的知识呢？另外，还有一些不同阶层的人应该如何去学习和了解党的历史？
[李捷]:刚才你说到的这些情况都存在，而且我们也都有过一些经历。因为这些年，我也在大学里面有的时候去做讲座等等。从这些接触里面我切身地感觉到，问题似乎是出在他们身上，但是实际上仔细挖根源还是我们自己。我面对这种情况往往有一种深深的自责，这种自责是什么呢？说明我们党史工作者、研究老一代革命家思想生平的这些学者们一定要转变思想作风，要从文风上做文章，要从文风的转变和工作作风的转变来做文章。这样才能切实地负起我们应有的责任来。实际上去年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在这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李捷]:怎么转变我们的文风呢？首先就是不能自说自话，我们要用青年人能够说得懂的语言来说，而不是用那种专业术语、政治术语来表达这些事情。而且我觉得应该更多地去通过讲故事，向青年人和大学生告诉历史的本然是怎么回事，然后再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法做分析，说明对这些历史的本然应该怎么看，怎么做分析。这样教会他们一种方法，告诉他们历史的真实是怎么样的。
[李捷]:另外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各位网友都非常熟悉了，就是现在我们的动漫发展是非常好的，势头非常好，很多地方，比如杭州，还有东莞，都有动漫节，都有动漫博览会，我也很关注，我也看。其实动漫这种方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我们党史工作者能够放下自己的身段，来和搞动漫创作的年轻人合作起来，能够把很多东西、很多活灵活现的生动的东西、历史的东西再现出来，通过动漫再现出来，我想都会取得很好的效果的。
[李捷]:其实整个的中国革命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史诗，比如毛主席诗词也是我们不朽的史诗。比如长征、四渡赤水，包括三大战役，包括抗美援朝，等等很多东西我觉得都可以通过动漫来展现，也包括当年周总理他们这些人远渡重洋，包括朱老总、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这些人远渡重洋到法国、德国寻找真理，了解西方的工人运动的情况、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这些东西完全都可以用动漫的方式还有其他青年人喜好的方式表现出来。
[李捷]:甚至有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奇想，我有的时候如果稍微闲下来，我偶尔也会玩一玩游戏，就是网络的游戏，我觉得这个对于放松人还是很有好处的。我当时有一个奇想，其实革命过程中的很多的事情，其实用网络游戏也可以来表现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说在这些方面，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给我们党史工作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所以，我们不应该责怪青年人，而是要利用这些很好的传媒、很好的平台来贴近青年人、接近青年人，来引导他们了解我们这段辉煌的历史。
李捷：评价毛泽东功过 “定性”比“定量”分析更科学
[主持人]:李主任，您来作客我们人民网的消息通过强国论坛发出之后，有很多网友提出了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简单回答网友几个问题。
[主持人]:网友“达摩剑仙”说，在“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这样说的，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里并没有简单用“三七开”或“四六开”，而是用了“远远大于”，这是为什么呢？
[李捷]:我觉得这样一个理由很简单，就是这样来表达更科学，也更加贴近真实。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搞历史研究，现在大家希望既要定性研究，也要定量研究。所谓定性研究，比如说这个历史决议讲的，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就是定性的分析。同时，搞历史研究的又不满足于这个，他又要想要有一点定量的分析，比如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作为个人的历史的研究，他怎么去研究？这个都是可以的，都是无碍大局的。但是着重一个党的决议里面的一个郑重的评价，有这样一个定性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李捷]: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两个信息：第一，怎么样看待毛主席的错误。首先，其实当时给我们最震惊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也会犯错误。我是1978年上的大学，那个时候我都是年轻人，我是1955年出生的，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也就是二十多岁，年轻人。当时我们也经历过这个。原来都觉得毛主席是一贯正确的，感觉到毛主席确实和神一样的，他不会出错的，他不会犯错误的，跟着毛主席，听着毛主席的话，我们就没问题，我们就会沿着正确的道路一直笔直笔直地往前走。到了这个时候发现毛主席也有错误了。这个时候就产生一种困惑，毛主席也会犯错误，那今后还信谁的？
[李捷]:经过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当时我还在学校呢，1982年做出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里读书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定性，就知道了，尽管毛主席犯了错误了，但是他一生来说，主要的还是正确的方面。正确的方面我们要坚持，但是对他的错误的东西，我们一不能护短，二我们还不能再犯，同时我们还要走出一条新路。当时这个历史决议给我们这样一个决议是非常必要的。至于它怎么开，如果说仅仅是这么去分析的话，我觉得往往有的时候不会得到一个科学的结论，就会违反历史的辩证法。很多时候成功和失误的原因往往都是在一个事情上犯了失误。
[李捷]: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就清楚了。比如毛主席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群众路线。群众运动，那是他得心应手的方面。我们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都是靠了人民战争，都是靠了群众运动，他是得心应手的。但是他犯错误也犯在对群众运动的过分的迷信方面，过分地理想化方面。所以文化大革命，他就万万没想到，群众运动搞不好，脱离了法制，脱离了党的领导，就会失控，就会被少数人所利用，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所以我经常用一个不一定很恰当的比喻，叫做成也萧何，败也箫何。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真正地总结历史教训，应该是这样来辩证地分析问题、看问题。这样可能总结出来的问题会更深刻一些。比仅仅说三七开、四六开要好得多，那个实际上有点机械，也容易简单化、表面化。
李捷：总结历史经验 推进党内民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主持人]:我们最后再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叫“糊涂神侠”，他说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请问打倒刘少奇、彭德怀，是不是个人私怨成份更重？还请客观评价。党又如何保证领导人的权力永远执政为公？
[李捷]:首先毛主席打倒彭德怀、打倒刘少奇，这是个历史性的错误。但是这个背后实际上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个人恩怨就能够了之的。我过去也看到，很多人认为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会受批判呢？是因为他没有保护好毛岸英。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毛岸英牺牲了以后，出了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空军侦察发现的，然后投了燃烧弹，而且它是用两轮轰炸，用第一轮的假象掩护第二轮的轰炸，这样毛岸英就牺牲在敌人的燃烧弹底下。
[李捷]:毛主席首先想到了，因为毛岸英是在志愿军总部，是和彭老总在一起，他是当时志愿军总部的俄文翻译，而且负责机要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毛主席首先想到的还是彭老总的安全，专门打过电报，这个电报现在都还在，就是要彭老总一定要注意防空安全。这个事情作为他来说是不足挂齿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哪呢？就是他误解了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的那封信。他为什么会误解呢？一般来说彭老总要是对大跃进提意见，以毛主席当时的状态来说，他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彭老总在讲完了所有的问题以后，他作了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就把当时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这句话是非常要紧的一句话，叫做“小资产阶级狂热病”。
[李捷]:什么叫做“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呢？大家知道毛主席主持起草过第一个历史决议，这第一个历史决议说到中国为什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会连续发生三次“左倾”，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时候，做了一个思想根源的分析和阶级根源的分析。其中就讲到这些人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不愿意在农村里面做这种耐心细致的长期艰苦的工作、深入的工作，而愿意轰轰烈烈地干一番，这就是他的“左”的一个根源。现在彭老总用了这个话以后，实际上也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这是当时毛主席所不能接受的。
[李捷]:其实他们之间的问题还是在于政治问题上，在于当时所说的路线问题上。当然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判断是错的，是误解了彭老总。但是它的根源绝不是个人恩怨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李捷]:作为刘少奇也是这样，其实大家都知道，刘少奇同志在党内有这么高的地位，除了是历史的原因，除了少奇同志本人的原因之外，很重要的是和毛主席对他的倚重直接有关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都是非常信任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对他的思想也领会得比较透。根本的最重要的分歧还是发生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这个之后。就围绕着怎么样总结、怎么样克服困难，怎么样总结大跃进失误这个问题上，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原则性的分歧。少奇同志就认为应该要吸收一些现代的管理方法，包括苏联的，包括西方的管理方法，应该搞托拉斯等等，要按经济规律，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而毛主席那个时候还更多地不是从这方面出发，所以他就认为少奇同志他们偏离了他的方向。
[李捷]:后来发动四清运动也好，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好，少奇他们并不是反对的，而是努力紧跟毛主席的，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毛主席就认为他们这些人实际上还是为了要压制群众，来保护自己过关。而毛主席自己的想法是要解决修正主义的问题，解决修正主义就在党内的问题，解决走资派的问题。事实证明，少奇同志他们不是修正主义的，不是走资派。但是毛主席当时就这么认定，这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
[李捷]:当然如果我们进行细致的研究，你说完全100%地排除个人的恩恩怨怨，这个恐怕也难以排除。但是如果说这个恩恩怨怨就是主要的，那是不得要领的，其实核心的问题还是当时的政治上的问题。这样也就说明了什么呢？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其实解释历史是和总结历史经验密不可分的。如果你要是把它仅仅归于个人恩怨的话，其实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很难解决。现在人与人之间总的是和睦的，但是疙疙瘩瘩、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所以就意味着好象没法总结这个经验了，实际上是可以总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党中央在以后是高度重视两个东西：
[李捷]:第一，就是要思想路线的端正，是决定一切的。这个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它体现在政治路线上就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只要坚持了这个，就会避免文化大革命这种悲剧的发生。第二，就是要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科学化。这方面的就是一定要对权力加强监督，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很多人，特别是西方的学者，老是在用权力斗争来说这个事情，说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其实，不是大权旁落，你要和实际情况去比对。当时的状况并不是大权旁落，就是当时刘少奇是处于党内第二位的，被打倒之前是党内第二位，他也没有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时在党内唯一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以，当时恰恰的问题不在于大权旁落的问题，不在于是毛主席要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的问题，把他自己的权力夺回来的问题。当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内缺乏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结果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形成了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形成了毛主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李捷]:所以，文化大革命这些事情一发生以后，没法制止，只能就这么下去了。而且最后闹到连毛主席本人也失控了，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最后的时候，他只能说这样的话，叫做“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全党、全国、全军要团结，还是以安定团结为核心”，他自己都希望要安定团结了，但是文化大革命始终在他有生之年，没法收场。这个就给了我们在党的制度建设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上一个重要的警示。
[李捷]:所以，我们现在党中央是特别强调要推进我们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这是非常对的。只有沿着这样一条路，推进我们的党内民主、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们才能够真正地防止“文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所以，我觉得十七大报告里面特别讲到了一点，就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个阳光下，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人民民主，就是要在人民的阳光之下，在人民民主的强有力的监督之下来保证人民权力为人民所用、为人民所控制、所掌握。
[主持人]: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能作客我们的演播室与网友在线交流。我想包括我在内，很多网友都能从今天的访谈中获益匪浅，我们也非常诚挚地邀请您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下次再作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网友的关注。
[李捷]:谢谢！
“环首都贫困带”再调查：北京依然孤独地繁荣着
21世纪经济报道 刘玉海 北京、石家庄、张家口报道
核心提示：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
冬日，暮色初降，由北京驶往河北赤城县的大巴在八达岭高速上随汽车长龙缓缓而行，大多数乘客沉沉睡去。但很快，他们先后醒来，紧紧抓住前排座椅的靠背——离开北京地界后，通往赤城的低等级公路让汽车上下颠簸、左右摇晃。
这段180公里——本可缩短为110公里——的旅途清晰折射出北京与赤城的差别：一个是雄心勃勃急于跨入“世界城市”行列的现代都市，一个是仍然存在“走泥路”、“住旧房”、“没新娘”的“环首都贫困带”上的国家级贫困县——虽然赤城县南接延庆、东邻怀柔，与北京唇齿相依，山水相连，近的双方的鸡都可以互相串门，对面谁家吵架都听得一清二楚。然而，北京一方的富庶优越与河北一方的愁苦与困窘，却不是迈过作为界限区隔的那座小桥、那道田埂、那块界石、那副横杆就能改变的。
如今，6年过去，“环首都贫困带”不仅未能缩小与北京周边郊县的贫富差距，反而愈加落后，嫉妒与不满广泛存在。
从东京到上海，从巴黎到伦敦，从纽约到芝加哥……综观全球，依托特大城市的辐射能力而形成特大城市经济圈/带，是全球区域发展中引人瞩目的现象。在中国，无论是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还是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都是特大城市经济圈的典型代表，在长三角或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是非常大，但在环首都经济圈里，却出现了这样一个环首都贫困带。北京何以孤独地繁荣着？
然而，庞大如北京这样的城市，又决然不可能孤零零凭空生长出来。那么，北京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互动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如何影响、塑造其周边地区的发展？“环首都贫困带”如何走出贫困？
1.一界之隔，穷富云泥
不仅仅是赤城与延庆，滦平与密云之间，涞水与房山之间，也都存在这类似的情况：一条马路紧相连，一个界碑两重天
“最多的时候，有次婚礼去了70多个乞丐。”赤城县委一位官员有些惭愧，又有些愤怒地说。
这矛盾而讽刺的情景，残酷地刻画出赤城贫困的一面。
据赤城县扶贫办主任李贵忠介绍，截至2010年底，该县有170个贫困村，贫困人口8.5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34.6%。县境内至今未通火车，没有一条高速公路，120个村未完成“村村通”工程。不少贫困群众还是住旧房、没新娘、种“棒棒”(玉米)、晒太阳。有些土坯房，夏漏雨、冬透风；粮食基本上是靠天收，灾年只能靠救济为生；不少群众平日连豆腐都吃不起；上医院看病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如果按照今年11月30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确定的2300元的新贫困线，赤城只有4个乡高于这个标准。”李贵忠说。
赤城南部4个乡镇与北京的延庆接壤，甚至延庆的一部分村庄就是从赤城划过去的，父母户口在北京、子女户口在赤城的现象并不罕见，至于赤城姑娘嫁到延庆的就更多。也因此，这里的人们对北京与河北贫富差距之大体会最深。
赤城县东卯镇四道甸村与延庆县千家店镇花盆村依界为邻，两村自然条件相同、风俗习惯相近，人口相差不多，产业结构均以农业为主，前者2010年的人均收入仅为1100元，后者则已达8500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13%！
“刚解放时，我们这边比紧邻的北京郊县日子要好过。”赤城扶贫办一位官员介绍，虽然赤城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但土地比延庆多，能填饱肚子，延庆的姑娘都往过嫁，“现在人家谁还往这嫁？”
赤城县郭家夭村，原有37户95口人，现在村里常住的只有40多人。其中30岁以上、至今还没有娶上媳妇的村民就有12个。也因此，当地流传着“山绿水清风光好，只见大哥不见嫂”的笑话。相反，赤城人都希望自己的姑娘能嫁到北京。
在赤城一个叫做二炮的村子，一户高姓人家嫁到北京女儿的幸福生活曾让村里人羡慕不已。“人家高家闺女年下回娘家，一家子是开着桑塔纳窗体顶端来的，人家闺女给带的礼品都是讲究的，亮晶晶的瓶瓶，透透亮的罐罐；人家给爹妈钱，一给就是几千元……”
对于官员们而言，最直观的是工资收入比较。李贵忠说他的月工资是2200元，“只相当于延庆一个村支书的工资水平”。
这样对比鲜明的例子，似乎无处不在。“连北京那边的树栽的都比赤城多！”赤城扶贫办一位官员说，延庆那边村支书的工资比赤城乡镇书记的都还高，“人家都不知道‘扶贫办’是干啥的”。
巨大的差距，引起了当地干群的心理不平衡。赤城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和毗邻县区巨大的收入差距，对当地群众心理影响很大。因为羡慕毗邻地区农民的富裕生活，一些深山区低收入群众非法种植罂粟，且屡禁不止；个别不法分子甚至跑到邻近县区偷盗、抢劫，扰乱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首都地区的和谐和稳定。
不仅仅是赤城与延庆，滦平与密云之间，涞水与房山之间，也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一条马路紧相连，一个界碑两重天。
更糟糕的是，整个“环首都贫困带”与北京周边郊县的差距在过去十年都在拉大。
据统计，2001年，“环首都贫困带” 25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京津远郊县区的1/3、1/4、1/10。而到2009年，首都周边这25个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反而不足北京周边县(区)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户里穷、村里空、乡镇背着大窟窿；行路难、吃水难、脱贫致富难上难”成为真实写照。
2.缺乏产业调整自主权
作为落后地区的张家口，因为地处北京旁边而使得其产业结构调整的节奏根本不是自主的，只是配合北京的调控节奏，导致旧的产业去了，新的产业却没来
赤城县发改局一位负责人认为，赤城和延庆的差距主要在政府转移支付等各项政策方面，“延庆享受北京的政策补贴太厉害”，“赤城和延庆存在明显的政策鸿沟”。
比如，同样是“村村通”工程，北京每公里补助35万元，而河北仅补助3.5万元；同样是护林员，延庆的月工资能到1800，而赤城只有五六百；延庆的孩子上学、老年人坐车，都是全免费，赤城174个村公路都不通；同样是交医保，报销上限不一样……从就学就医到养老就业，差别无处不在。
“这导致紧邻北京的几个乡镇动员参加医保的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一位曾担任东卯镇副镇长的官员说，“人家是要给的补贴都给全了，咱这儿是没钱补。”
2010年，赤城全部财政收入为6.3亿元，延庆9.9亿元，差距不是太大；但赤城可用财力为5.7亿元，延庆却高达60亿元！
另一项让赤城乃至整个河北省官员、学者感到不平的是，包括赤城在内的“环首都贫困带”25个贫困县——都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为了保证首都的供水和生态环境，而被限制开发。比如，在这些地方山区全面禁牧，严格控制高耗水农业，大规模关停高污染企业等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和周边地区发展差距拉大，脱贫致富困难。
以赤城县为例。赤城是河北省的资源大县，境内矿产、水利、林牧业资源都很丰富。其中赤铁矿和磁铁矿储量均居全省第二位，沸石矿储量居亚洲第一。但是，由于赤城地处北京的上风上水区，供应了密云水库53%的上游来水，近几年，赤城县对资源开发实行了限制政策，共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损失利税近亿元；关停、压缩了59家企业，近千人因此下岗。
畜牧业曾是赤城县的支柱产业，占到很多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然而，为了配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自2002年12月起，首都周边这些山区全部实行了禁牧政策。赤城县畜牧局统计，实行禁牧政策后，短短三四年时间，全县羊、牛存栏量分别减少了48万只、4.6万头，几个畜牧业为主的乡镇，居民收入出现下降。
赤城县官员给记者算了笔账：禁牧前一家养2头牛、20只羊，按现在一只羊一千元计算，年收入轻松过万，如果劳力多，四五万也不是问题；但禁牧之后，只能舍饲养殖，有规模才有效益，投资大，普通人家根本养不起。”
2006年率先在赤城推行的“退稻还旱”——改变过去种植水稻的习惯，改种玉米等耗水少的耐旱作物，已推广至全县全部14万亩水稻田。该县官方估计，此举使每亩平均减收500元，全县减收7000万元。
不仅是赤城，张家口很多官员都难以忘怀那些曾经效益良好却被迫关停的企业：化肥厂、造纸厂、水泥厂、预制板厂、纺织厂、金银矿……从“九五”期间开始，关停企业就开始了。
“有的是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要求停产，停产之后就再不批新开工；有的是直接要求关停。”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张家口只要想上一些大一点的污染项目，北京很快就会知道，基本都会黄掉。他至今还为效益颇佳的逐鹿造纸厂的关停而惋惜，环保部的领导一来，“一句话，就关了”。
在当地的官员看来，从发展规律而言，污染企业的关停是必须的，只是，作为落后地区的张家口，因为地处北京旁边而使得其产业结构调整的节奏根本不是自主的，只是配合北京的调控节奏，导致旧的产业去了，新的产业却没来，这为地方发展带来很大挑战。
3.博弈生态补偿
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则认为，“补偿不可能持续太久”，靠北京补偿，也不可能彻底使这些贫困地带摆脱贫困
“一直以来，赤城县都在保卫首都、服务首都，付出的很多，却没沾上北京什么光。”赤城县发改局一位官员的上述抱怨，差不多成了很多河北官员、学者的“标准口径”。呼吁北京对张家口、承德等供水区域进行生态补偿的呼声也已呼喊多年，至今不绝。
在2005年之前，这一呼吁一直未变成现实。“很多时候，跟北京官员一起开会，河北人一说起张家口、承德为北京做出的牺牲、还未来得及要补偿，北京的官员就会打断河北的发言，说河北、北京都是为了首都、为了中央。”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早期河北的这种诉求只是单方面的，并未获得北京的响应。
在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关于“环京津贫困带”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京津冀三地联手建立跨区域的综合性生态与经济政策试点示范区的建议，以达到消除区域贫困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双重目的。
当时出席亚行报告发布会的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郭庚茂曾悲观的认为，这个示范区的成立并不现实，京津地区环境资源的市场化机制的建立也尚需时日，“如果让中央完全把它养起来，养成一个现代化的示范区，目前显然没有这个条件的；拿北京市来说，用多少水，给多少补偿，也是不太现实的。”
不过，事实比郭庚茂预计的要乐观。2006年10月11日，京冀两地政府在北京签署《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
该《备忘录》确定，京冀两地分两期合作实施密云、官厅水库上游承德、张家口地区18.3万亩水稻改种玉米等低耗水作物，北京市按照每年每亩450元的标准给予“稻改旱”农民“收益损失”补偿。从2005年至2009年五年内，北京市安排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1亿元，支持密云、官厅两水库上游张承地区治理水环境污染、发展节水产业。
此外，依照这份合作文件，京冀双方将共同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双方联合向国家申请扩大河北省生态公益林补偿范围，加大对国有林场的支持力度；双方共同规划密云、官厅上游生态水资源保护林建设项目，在争取国家支持的同时，“十一五”时期北京提供部分建设资金，重点支持河北丰宁、滦平、赤城、怀来四县营造生态水源保护林，并根据实施效果，支持河北省逐步扩展保护林范围。
从赤城县发改局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关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调研资料中也可看出，上述《备忘录》中提到的关于生态保护方面的合作均按计划进行。时至今日，北京市对“稻改旱”的补偿标准已提升至550元每亩，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也已进入第二个项目期。此外，北京还在张家口、承德的一些县不定期地安排一些二三百万元的合作项目。
“这点钱杯水车薪，但政治意义很大——北京关注这些地方了。”张家口发改局一位官员认为，“十一五”期间，北京在生态补偿方面开了好头，但力度不够，“十二五”要加大支持力度。
据这位官员透露，不久前召开的张家口市党代会曾提议，将“稻改旱”的补偿标准提高至800元/亩。而赤城县领导则希望将目前每吨水0.2元的补偿标准提升至与“南水北调”相同的2元/吨。
“生态示范区建设，涉及到利益分配，双方肯定会有博弈。”2005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的汤敏认为，生态补偿如何进行，需要试验，“这是很长时期内形成的问题，解决起来需要时间。”
“补偿不可能持续太久。”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则认为，靠北京补偿，也不可能彻底使这些贫困地带摆脱贫困。
4.分拆河北省？
河北省的悲剧就在于没有中心、不成体系——唐山虽然位居河北经济龙头，但偏居冀东北一隅，且实力远不及京津；石家庄就更弱、更没有辐射能力
赤城人丝毫不掩饰对北京的向往。
走在赤城县城不多的几条大街上，挂着京P、京N牌照的汽车随处可见。当地一位官员告诉记者，顶峰时，赤城近30%的汽车上的是北京的牌照，为的是进出北京方便。能在北京买房、获得北京户口、能挂上北京的汽车牌照，都是赤城人可堪炫耀之事。
“对赤城来说，北京很近，石家庄太遥远。”赤城县发改委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无论是购物、上学还是就医、务工，赤城人“能在北京办的事都不会去石家庄”，对赤城经济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北京。
以就业为例，赤城临近北京的乡镇，百分之八十的年轻人都去了北京务工，离北京远一点的乡镇，务工人员的五六成也都到了北京——夏天做建筑，冬天烧锅炉。“赤城的司炉工在河北是很有名的。”赤城扶贫办一位官员自豪中带着自嘲。
而张家口市也明确将发展方针概括为“依托北京、服务北京”，“以北京为中心，向北京开放”。
地理、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使赤城划入北京的想法显得再自然不过了。
“对于官员来讲，赤城县划入北京后，至少工资会涨、孩子上大学更容易。”赤城县委宣传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本世纪初，吴良镛先生提出“大北京”规划时，曾有将赤城划归北京的消息；作为主要水源地，北京也曾一度有此意向，但遭到河北省的反对。
“如今‘大北京’也没人提了。”这位官员有些惋惜地说。这意味着，赤城划归北京越来越没希望。
不独赤城有此想法。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也“含蓄”地告诉记者，张家口财政这么紧张，去石家庄开会，那么远，“对财政是个负担”。他们甚至在与北京官员开会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讲：北京这也不让张家口发展、那也不让张家口发展，干脆把张家口划为北京的区好了——哪怕只做北京的二等区。这时，北京的官员“多半会哈哈一笑，不置可否”，或者扔回一句“这事儿谁也左右不了。”
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则告诉记者，在私下里，关于京津冀的调整的三套方案已讨论多年，几成“公开的秘密”。
三套方案分别是：一、恢复清朝时的直隶省——也就是京津冀合并；二、冀北地区划归北京，剩下的保定、沧州以南地区形成小河北省；三、河北一分为三，以天津为省会，与秦皇岛、唐山一起成立渤海省，张家口承德划归北京，剩下的地方构成河北省。
“这三个方案都可让河北免于目前这种不成体系的尴尬。”杨连云认为，河北省的悲剧就在于没有中心、不成体系——唐山虽然位居河北经济龙头，但偏居冀东北一隅，且实力远不及京津；石家庄就更弱、更没有辐射能力。更早一些时候，河北甚至连出海口都没有，而要走天津。也因此被理论界愤恨地嘲讽为“没心没肺”。
“没有经济中心，全国仅河北一地是这种情况。”杨连云说，北京实际上充当了河北的经济中心，“但这对河北太不公平”。所以，“无论谁来当河北省长都不好当——毕竟河北的客观原因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即便张家口、承德是河北比较贫困的地方，就算河北当包袱甩给北京，北京要吗？”杨连云说，“北京觊觎的是廊坊的东三县香河、大厂、三河与涿州。”杨连云说，“但河北不会同意——北京老蚕食河北的地盘。”
1949年以来，先后划入北京的河北辖区包括：通县、平谷、顺义、密云、怀柔、昌平、大兴、宛平、良乡、房山、延庆。
尽管行政区划调整的三套方案在民间已讨论多年，杨连云仍然认为，“这个事情比较不好解决，需要中央决定。”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解决‘环首都贫困带’的问题不现实。”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认为，“毕竟张家口、承德这些地方离北京太远”；另外，“北京还要考虑河北的感受”。
“边界是永远存在的。”汤敏与赵弘观点不谋而合，“赤城划给北京，赤城以外的县呢？会不会也说他们与北京的差距有多大？！”
5.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尴尬
另一些赤城县官员则表达了对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的不满。“工资没涨，好处还没看到，房价倒涨了不少”
河北省官方并未将“环首都贫困带”问题的解决放在行政区划调整上，而是抛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解决方案。
去年10月，河北省提出环首都经济圈战略，后改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今年1月，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写入河北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且一度成为河北省区域战略的首位，提出“打造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
该战略涉及河北省环绕首都的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4个市，其下辖的14个紧挨北京的县市区悉数列入其中。这些地方被分为京东、京南和京北三大新区，要进行4区6基地建设，即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科技成果孵化、新兴产业示范、现代物流4类园区，发展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农业、绿色有机蔬菜、宜居生活6大基地。
今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打造首都经济圈。该消息令河北方面颇为振奋，河北省一位官员甚至表示，正因为河北省有环首都的规划，才有了国家“十二五”规划首都经济圈概念的提出。
赤城县环首都经济圈办公室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这一年来，该县“环圈办”的主要工作是编制规划，着力于产业布局、交通衔接。在他看来，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涉及到河北省和北京市的衔接，有些战略性问题甚至要上升到中央层面；而目前的“环圈办”在与北京对接方面是断档的，“剃头挑子一头热”。
另一些赤城县官员则表达了对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的不满。“工资没涨，好处还没看到，房价倒涨了不少”。自赤城被划入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后，房价由一千多一平米涨到了四千多。
张家口市发改局一名官员则嫌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划得太小，只将与北京接壤的县市纳入。
据该官员介绍，吴良镛院士本世纪提出的“大北京”方案最优、最受欢迎；后来国家发改委牵头做的京津冀一体化规划“也不错”——虽然该规划最终没有出台，但从这位官员看到的几个方案来看，也都是将张家口定位为生态涵养区、限制开发，“我们也不可能同意”，修改完善之后也可以接受；“现在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更小了”。
“河北省太急了。”他说，对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而言，“只能说有比没有好”。
“将贫困带变为绿色发展带，方向是正确的，对北京、对当地都有好处。”汤敏对张承地区的绿色期待一如既往，“但如何将贫困带变为绿色发展带？如何投入？”
作为一线的“环圈办”官员，更是实实在在感受到推进工作的不易。
目前，从北京到赤城县城，需绕经沙城，路长180公里，一般需耗时两个多小时。因此，该县计划修建从赤城县城经该县后城镇连接延庆的进京高速，可将路程缩短为110公里，形成名符其实的“一小时经济圈”；但延庆的规划却是一级公路而不是高速。为了对接延庆，赤城只能将规划修改为一级公路。新问题又随着而来——河北的政策是优先满足高速公路的用地指标。“今年以来，省发改委、交通厅、国土资源厅，没少跑路，但土地指标还是没跑下来。”赤城县“环圈办”一位负责人抱怨说。
蔚县至北京的高速也遭遇类似情况：规划、勘测多年，至今尚未开工。
更让地方官员怀疑的是，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所规划的产业，大多是旅游、休闲、养老等第三产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对财政贡献不明显。“旅游对财政收入几乎没有贡献，连县旅游局那几个工作人员都养活不了。”赤城县发改局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
6.期待市场化互动机制
近年来北京资本的持续进入，令张家口看到了希望。这些通过市场机制进入张家口的资金甚至引导农民主动“退稻还旱”
“年底送温暖、给点东西，只能解燃眉之急，关键是政策和项目。”在赤城、张家口的地方官员们看来，没有大工业项目带动，根本无法改变该地区的贫困面貌。
但这看起来似乎是个悖论。
“北京主要是个政治、文化城市，而不是个制造业中心。”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将主要是其庞大人口的消费辐射，而不是制造业辐射，指望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转移是不现实的——北京的第三产业占比达百分之七十多，工业比重已经很小，且北京自身远郊县尚有转移空间。
中央扶贫开发力度的加大，或许有利于这一地区更快摆脱贫困。在11月底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上，“环首都贫困带”所属的燕山-太行山脉被列入下一个十年度中央扶贫集中连片开发的14个重点地区之一。河北省扶贫办一位处长透露，河北省正在编制规划，将紧邻北京的涞水、赤城、滦平、丰宁4县作为扶贫开发的重中之重。
赤城县官员向记者证实，不久前河北省副省长沈小平、省委副书记赵勇先后到该县调研。赵勇表示，要重点发展赤城与北京接壤的贫困村，缩小与北京之间的差距。
“要是‘十二五’末能达到北京郊县农村现在的水平，赤城就能在张家口排第一了。”赤城县扶贫办一位官员认为，赤城很难赶上北京，“人家是跑步前进，我们是走步。”
“关键是河北省没有钱。”这位官员介绍，河北省的计划是每个重点扶贫村投入1000万元，但却需要通过贷款筹集，由政府担保。这被认为是不太符合实际的扶贫模式，长期来看，扶贫投入的长期性和收益率很低的现实，能不能持续地获得银行贷款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贷款投入对本来就面临财政支付能力不足的地方政府而言，会进一步带来压力，地方政府也难有真正的动力来推动这一扶贫模式。
不过，近年来北京资本的持续进入，令张家口看到了希望。“2009年以后，招商引资形势明显好转。”张家口市发改局官员告诉记者，之前签个几千万的项目都很不容易，但今年前11个月，张家口就签署涉京项目178个，合同引资459.13亿元，引进资金213.06亿元，同比增长84.76％，分别占引进市外和省外资金的46.69%和58.52%。
这些通过市场机制进入张家口的资金甚至引导农民主动“退稻还旱”。万全县的一些农民，在龙头公司的带动下，主动放弃种植水稻，而改种糯玉米。这显然被包括张家口官方在内的河北省方面寄予厚望，希望这是北京和环首都贫困带地区市场化的互动机制形成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