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桩施工视频:《印厂生涯》孟非

 

《印厂生涯》 孟非

从深圳回到南京后，我就已经彻底成为一个标准的社会闲散人员。一个高中毕业生，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呢？当时我父亲是江苏电视台的一个中层干部，按理说，多少是有点儿社会关系的，给儿子找一份稍微体面一点儿的工作应该没太大的问题。偏偏我父亲是个不愿意开口求人的人，现在想来，可能以我当时的情况，向别人开口对他来说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为此当时我对父亲是有怨恨的。不久前，父亲过七十岁生日，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回忆起很多往事，其中表达了对我有很多愧疚。我对此早已释怀，但是从这件事开始，我有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原则：永远不要对别人的帮助有太高期许，哪怕是你的父母，凡事靠自己。

■印刷工■

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后，江苏省广播电视厅下面的一个电视节目报印刷厂招工，这个招工竟然是要考试的。我去了，在那群考试的工人里我还算是相当有文化的，因此我顺利地成了一名印刷工。当时我觉得，虽然只是工厂，但毕竟是江苏广电本系统的，先干着吧。

★滴水成冰的日子

印刷厂位于南京城南的城郊结合区，一个叫卡子门的地方，以前是一大片坟地，工厂是把那片坟地迁走之后建起来的。因为是新厂，第一天我去上班的时候，车间的窗户连玻璃都还没有安上。

我去厂里报到的那天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头一天晚上，我还在父亲一个同事家里过了一个难得一遇的“白色平安夜”。那种聚会是相当“装13”的，一屋子文艺青年和中年，有人弹钢琴，有人表演节目，宾客们就着火腿沙拉喝着香槟在琴声中高谈阔论着一些我完全没有兴趣的话题，屋外雪花在静静地飘落。这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分界线，从第二天开始，我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西方，白色圣诞节是吉祥的象征。就在那个特别吉祥的圣诞节的早晨，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我骑了将近两个钟头的自行车，跨越了南京的三个行政区，中途还要下来推着自行车过一条铁路，最后到厂里报到了。

因为厂里新买的印刷机还在调试阶段，第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擦洗保养机器。我脱掉外套，第一次穿上工作服，撸起袖子，拎着一大桶机油，再拿着一大块棉纱蘸上机油，钻到机器肚子里开始擦机器。在那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我的手就不断伸进冰冷的机油和煤油里，北风从没有玻璃的窗口刮进来，把外面的雪一直刮到机器旁边。

到了午饭时间，大家都去食堂了。印刷厂前面是一个学校，工厂和学校共用一个食堂，从车间到食堂要走几百米。我第一天上班，初来乍到，什么都不知道，没饭盒，也没饭票。这时一个女工热情地对我说：“我可以借你饭票，但你没饭盆，还是别去食堂吃了。出厂门左拐走十分钟有一家面馆，你可以去那儿吃。”我就照着她指的方向，顶着大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找饭吃了。

当时我又冷又饿，走了十多分钟，果真看到了路边的那个面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上来，我三两口就“吸溜”下去了，连面汤都喝了个精光，全身总算找回了一些热气。然后我又顶着北风冒着大雪，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厂子里干活儿。那一路上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水浒传》里“林冲风雪山神庙”那一章，心里颇多感触。而那碗面的热量支撑到刚走回厂里，似乎也就消耗光了。

一个多月后，厂房的玻璃终于装好，风不再嗖嗖地往里刮了，我也已经完全适应了那里的工作。

★暂时落脚

从一个闲散人员，到一个印刷工，我觉得还不错。虽然工种差了点儿，但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而且又是在广电系统的企业，对我而言多少有点儿归属感。当时我想，再干几年厂子会越来越好，等我资历老一点儿之后也许可以转正成为厂里的正式工。在厂里，我的文化水平还算比较高的，好好干些年似乎很有可能混到组长甚至车间主任这样的级别。

印刷厂的工作自然就是印报纸。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电视节目报还是很吃香的。很多有点岁数的人应该都还记得一张节目报刚来的时候，一家人围在一起用红笔在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下面画杠杠的情形。刚开始印报的时候，印量是从十几二十万开始的，慢慢增加到三四十万、五六十万，最后到了鼎盛时期印过一百二十多万份。很多年后，我碰到印厂的老同事，问他现在印多少，对方说：“十几万吧。”我开玩笑说：“怎么这么少？我一走厂子就不行了吗？”

当时节目报挺吃香，报纸印量大，我们的机器和人员少，导致我们必须从周二晚上开始一直印到周四早上，连续干三十多小时，就是俗称的大夜班，中间每干八小时休息两小时，印一次报纸，我要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看两回日出日落。

印厂车间的噪音非常大，有九十多分贝，巨大的噪音让人就是面对面也得扯着嗓子喊，对方才能听得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很快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劳动人民嗓门儿大？那是因为劳动人民无论是在广阔的地里干活儿，还是在噪音巨大的工厂里上班，声音小了，别人都听不见。

那时每次印报纸，印刷工们要不停地抽报纸出来查看，看墨重不重、水大不大，而我除此之外，还看新闻。后来厂里的同事看到我主持的新闻节目里每天都有读报环节，就说：这是他在厂里印报纸落下的病根儿。

★一同值班的小郑

平时不印报纸的时候我们就得卸纸、保养机器，中午就在宿舍待着。说起来是宿舍，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建筑工地上的那种工棚。宿舍在一栋红砖房子里，房子上下两层，一楼住着广播学校的老师和校工，只有楼上两间属于我们厂的工人。

每间宿舍也就十平方米不到，里面还堆满了印刷辅料。到了冬天，有人会把劳保鞋脱下来，把臭烘烘的鞋垫放在廉价的电热器上烤，旁边不到半米的地方就有人捧着饭盆在吃饭，还有人在一边抽烟-那种乌烟瘴气的味道恐怕大多数人是受不了的，但我已经很习惯了。

印厂每周日休息一天，但每晚都要有两个人值夜班，差不多每半个月就轮到我值一次。厂子在郊区，很空旷，夜里风很大，偏偏值班室还有两块玻璃碎了，用报纸糊了起来。值夜班的夜里，外面北风呼啸，风吹在报纸糊的窗户上，哗哗作响，这时总会想起厂房是建在坟地上的这一茬儿，我们不禁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睡的那张行军床，有一截弹簧坏了，翻身的时候要是不小心，断了的那一截弹簧就会戳着屁股，加上这床睡过太多人-干过八小时后轮流休息的人都睡这里，早已发霉的褥子也没人洗，总是散发着一股恶臭，所以刚开始我总是很难入睡，后来夜班印报纸时间太长了，累得倒头就睡，就完全没有异样的感受了。

当时厂里有个小福利，每周印完报纸之后，厂里会给每个工人分几沓报纸，具体数字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能卖个十来块钱。这对于当时我们这些印刷工也算不错了，毕竟每个月工资才三百多块钱。拿到这点福利报纸后，大多数职工都不好意思拿出去卖，一般都是在家门口的小店换点儿烟酒之类的，而我这样的进步青年是把厂里发的报纸兑给我家门口的报摊，换其他报纸看。唯一例外的人就是和我排在一起值夜班的小郑。

每次印完报纸后都要打扫车间，这活儿一般没人想干，大家都恨不得赶紧换衣服走人，所以一般都要排班打扫卫生。只有小郑每次都自告奋勇，说：“你们走吧，我来。”他这样高风亮节，让我们感动了很久。

然而，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他抢着打扫车间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能偷偷从车间里多拿点儿报纸出去。多拿点儿也就算了，他还不像其他人那样一次性兑给小店或者报摊，他竟然自己拿着到街上零售，为的就是多挣几个钱，结果有一次在街上恰好被厂长撞到了，厂长当场质问他怎么有那么多报纸。虽然这事儿后来不了了之，但小郑的“高风亮节”也成了厂里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

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大家笑话小郑其实不太厚道，他那样做虽然不对，但不就是为了稍微多赚点儿钱嘛。那会儿大家的工资就三百多，过得都不容易。而且听说小郑家里也比较困难，那时候厂里的工人一般抽三四块钱一包的香烟，他只抽一块多的最便宜的那种，平时还经常蹭别人的烟抽。我挺乐意他蹭我的烟抽，因为他很愿意帮我跑前跑后，某种程度上，可以让我值班的日子不那么痛苦。

在那时我们宿舍里连电水壶都没有，只能在煤气灶上烧水，水龙头在一楼，煤气灶在二楼，我们用来烧水的是一个特大号的也不知道是谁丢在宿舍里的饭盒。我值夜班的时候要喝开水，每次都是小郑到楼下打一饭盒水，放到炉子上烧开之后，用棉纱包着滚烫的饭盒把水灌到水瓶里，再下楼打一盒水上来，再烧。要灌满一水瓶，他要楼上楼下跑八九趟。类似这样的事，由于蹭我烟抽的缘故，都是小郑包揽了。

后来我越来越不想值夜班了。因为连上印报纸的两个晚上，再值一个夜班，等于一个星期有三个晚上在厂里不能回家睡觉，太痛苦了。有一次一个同事悄悄跟我说：“你要是不想值班，就给小郑一包黄红梅，你让他一个人值班，他保证干。”一开始我有点儿不太好意思开口，没想到后来小郑主动跟我说：“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值班没事儿。”我有点儿犹豫，怕被厂长知道。他又说：“只要你明天早上八点钟之前，赶在所有工人之前到厂里就没事儿。”我一听，喜出望外，赶紧跑下楼买了一包黄红梅，递给他连声说“你辛苦、你辛苦”，他就在连声说“不客气、不客气”的时候把烟揣兜里了。

一九九二年春节值班又轮到我和小郑。大过年的总不好意思再留他一个人值班了，而且也舍不得过节的加班费。我到厂门口的小店买了瓶分金亭特酿（当时江苏的一种价廉物美的白酒）、两包多味豆、一包好烟，拎到宿舍里去。小郑依然勤快地灌满了一瓶开水，把一个脏得要命的小桌子清理出来。我把两包豆子摊在纸上，弄来了两个杯子，我们就一边喝酒，一边吃豆子聊天。楼下小店里有台黑白电视机，当时在重播春节联欢晚会，声音放得特别大。我听到电视里的主持人兴奋得不行了，说：“我们向此时此刻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拜年！”我一听乐了，跟小郑说：“听，说我们呢。” ■这就是劳动人民■

我在印厂的那段生活最重要的收获是让我深刻感受到了阶级意识，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在这个社会我属于哪个阶层。

★最累的活儿

当印刷工干的自然是体力活儿，而厂里最重的体力活儿不是印报纸，是卸纸。

每个月厂里都要进新闻纸，一大筒一大筒那种，我非常熟悉，小时候在重庆日报社家属区生活时经常看到。每次都是一辆平板大卡车开到车间门口，上面整齐地堆着一筒一筒的新闻纸，车屁股对着车间大门。每筒新闻纸都有大几百斤重，工人要先把纸筒从车上卸下来，再推到库房里去。

当时我们用的有三种新闻纸，最差的是江西纸，印报的时候特别容易断，一断就要停机重新穿纸，然后重新开机，非常麻烦，我们最恨用它；比江西纸好一点儿的是福建南平纸；最好的是进口纸，纸质好，几乎不用担心断纸的问题。每次印报的时候厂长都让我们三种纸搭配着用，进口纸用得最少，印出来的都送到机关，江西纸印的都送到外地和农村。

卸纸这事儿真要一把子好力气。两块木板斜搭在车斗上，两个工人上去，用撬棍把上面一筒一筒的新闻纸撬下来，其他人在车下面等着，等上去的人把几百斤重的纸筒从车上轰的一声撬下来，底下的人必须非常用力和小心地接着。纸筒从车上头滚下来，冲击力太大，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接得住，不小心则很容易被砸伤-那么重的纸筒要是从人的身上压过去，那人估计基本就被压成相片了。纸筒被撬下来后，还要一个一个地推到指定的位置。让这些纸筒拐弯儿是最费劲的，几个来回下来，手就酸得不行。我第一次卸纸后，晚上回家吃饭拿筷子手都在发抖，过了很久才恢复。

相比在下面接纸，在车上撬纸更需要力气。一般我们都是轮流上去撬纸。撬纸要拿着很粗的铁撬棍，插到两个新闻纸筒中间，把上面的纸筒撬起来然后推下去。我第一次上去撬纸，撬棍插进去之后我两腿都悬空了，也没把纸筒撬起来。下面的工人都笑了，有人看不下去了，一个叫吴大麻子的同事爬上车一把把我拉开：“滚滚滚。”说着他接过撬棍，用力一扳，纸筒轰地滚下去了，下面的工人笑成了一团。由于卸纸这活儿非常累，所以每个月只要有卸纸的活儿，工资里都额外有二十块钱补贴。

除了卸纸，卸石棉网的事情我也记得很清楚。流程和卸纸一样，但是因为运石棉网的卡车太宽太长，开不到车间门口，我们就要从坡下面的厂门口把一大包一大包的石棉网背到车间去。和纸筒相比，石棉网的分量轻得多，但也有好几十斤，而且体积很大。运货的人在车上，把石棉网一包一包往下推，我们就在车下面弯着腰用背接着，然后背着石棉网去车间。因为石棉网的体积大，我们必须把腰弯得很低，手才能比较省力，否则托不住。

其实，背石棉网远没有卸纸那么累，但它却让我对体力劳动有了一个深刻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背石棉网的时候，工人们身体呈现出的姿态给了我强烈的刺激。那种身体的姿态让我想起了《东方红》里在旧社会上海滩的码头上，从帝国主义资本家的船上卸货的劳工。我们干的活儿是一样的，连身体的姿态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边上没有人拿着鞭子抽我们。想到这里，作为主人翁的自豪感浮上了心头。

★淳朴的劳动人民

在印刷厂我体会到了很多东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劳动人民淳朴的友爱。

每周印报纸从周二晚上开始，一直到周四早晨，机器是不停的。中间的五六顿饭就都得在车间里吃。我们印刷车间的工人分成两组，一组六七个人。到了吃饭的时候，每组一次最多只能有两人停下来，另外的人先顶着，等这两人吃完了，再换其他人吃。每次饭送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饥肠辘辘了，但每次厂长喊“饭来了，吃饭了”的时候都没人动，都让别人先吃。两个组都有一个光荣的传统-组长最后吃，让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先吃。每次大伙儿都不动，都让别人先吃的时候，我总能感受到那种工友之间最淳朴的互相关心。

我对吃一直不挑剔，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厂里的饭实在太难吃了，基本上就是民工的伙食标准，就别谈什么口味好坏了，关键是菜的分量少得可怜。每次都是一小撮菜，一大盒饭，饭又硬得像喂鸡的粳米，难以下咽。很多工友都是就着几口菜吃几口饭，菜没了饭也就不吃了，而我每次都能就着那少得可怜的一点儿菜把最后一口饭吃完。

干了八小时后，两个组的同事也是谦让着轮流去睡两小时。每次到点休息的时候，我从车间出来，在去往宿舍的那一两百米路上，都像梦游一样。耳朵里满是机器的轰鸣，眼睛半睁半闭，累得谁都不愿意说一句话。到了宿舍，把外边墨迹斑斑的工作服一脱，头一挨着枕头，一秒钟就打呼噜了。

两个钟头实在太短了。你想想，大冬天的，睡到夜里三四点的时候，有人拿脚踢你说“哎哎哎，起来了”，你是不是很想杀人？都是年轻人，谁不想睡到中午才起床。但在上夜班印报纸的时候，只要有人来喊，所有人都是一秒钟都不耽误立刻起来，我从来没有听一个人说过一次“让我再睡两分钟”之类的话。随后，我们起床闭着眼睛穿上工作服，半梦半醒地回车间继续干活儿。

之所以那样自觉，是因为每个人都明白，你多睡两分钟，别人就要少睡两分钟。就这么简单。

今年年初，我在昆明接到一个电话，是印刷厂那个吴大麻子打来的，我在厂里跟他关系很好，我们快二十年没见面了。他说他儿子十月份要结婚了，问我能不能去捧场。他说他身体不好，内退了，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差，儿子结婚的地方不是很高档，但总想着能办得体面点儿，于是想到我了。我说：“一定去！如果不巧正好录节目，我也会以别的方式出现。”

★手指甲黑糊糊的人

应该说，即便在蓝领工人队伍里，印刷工也算是比较辛苦的，不仅累而且脏。在一天工作结束后，下班前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洗手！这件事情马马虎虎地做也要五六分钟，讲究一点儿的要十几分钟。因为印刷工整天接触的都是油墨，那双手实在太难洗干净了。

印刷工洗手有一套程序。手在油墨中浸了两天之后，油墨已经深深地黑到指纹里去了，任何肥皂都没有用。想洗得稍微干净些，首先得用一大块棉纱蘸着机油使劲擦手，擦几分钟后，再用汽油洗掉机油和油墨-这两道工序就要五六分钟。接下来是用硬板刷或钢丝刷蘸着洗衣粉在手上刷，使劲刷呀刷呀，这时你的手才开始出现皮肤的颜色。最后再用清水加肥皂搓呀搓。

这一番折腾下来你会以为-手基本洗干净了！我之前也一直这样以为，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儿约我吃西餐（她埋单，我的工资连快餐都不能经常吃），那天我洗手的时间比平时都长，以为已经洗得很干净了，结果上了餐桌，在雪白的台布映衬下，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还是黑黑的。直到现在，我听到有人说“手指甲黑糊糊的人”，我都怀疑是不是在说我，会情不自禁地低下头检查自己的手指甲。

前面说过，印刷厂和学校共用一个食堂。每天中午打饭的时候，厂里的工人和老师都在职工窗口。当学生们在窗口挤成一团的时候，老师们从来不跟我们挤。有一次，一个工友跟我感慨，说：“瞧人家，老师的素质就是高，从来不跟咱们挤。”我笑了一下说：“他们是怕挨着你，嫌我们身上脏，懂吗？”老师们穿着白衬衫，一碰上我们身上的油墨，衣服就废了。

老师们躲着我们也就罢了，连厂长都嫌我们脏。厂里为了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盖了个小澡堂，但没多久，厂长就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赤诚相见”了。他每次都趁着报纸快印完之前就先去澡堂泡着，那会儿水干净啊。有一次我们提前印完了，一起跑进澡堂，赤条条地正准备下水，厂长在水里一下喊了起来：“别动！别动！等我先上来！”因为我们都下去之后，水就成墨汁了。

厂里一些年轻工人挺虚荣的，别人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他们都说“报社的”，每次我听到都会再加一句“印刷厂”。现在想起来，我有点儿不厚道了。

■工伤■

在印厂的日子虽然苦，但日子过得还算平静。那时我谈恋爱了，日子也算是有奔头，但一次工伤改变了我的命运。

★刻骨铭心的工伤

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早上，连续两晚的夜班后，报纸已经印好了，下班前最后的工序就是擦洗印刷机。当时我正在用棉纱蘸着汽油擦滚筒，可能是太疲惫了，一没留神，抓棉纱的左手和按点动键钮的右手没有配合好，机器转得快了一点儿，我的左手没来得及抽出来就被棉纱拖进了两个滚筒之间。

我大叫了一声，旁边几个同样疲惫不堪的同事马上发现出事了，立刻围拢过来。看到我的手夹在了机器里，稍有经验的印刷工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印刷厂最容易发生的工伤，很多大的印刷厂里都有手指被机器轧断的老工人。厂长和车间主任很快被喊过来了。

我们厂里的印刷机是北人生产的一种轮转印刷机，印刷机那两个只能容纳两张报纸厚度的钢滚筒之间夹进了人的手指，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经过简单勘察，大家一致认为，要把我的手从滚筒里退出来必须让滚筒倒转。偏偏那台机器从引进到我们厂之后，就从来没有倒转过。如果要倒转，必须脱开机头。我至今也搞不清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复杂，反正在厂里那会儿还没有人干过这事儿。

于是，我的手还夹在机器里，一帮技术骨干在机头那里开起了技术研讨会。会议的议题就是-到底怎样脱开机头，把小孟的手弄出来。我印象中大家发言还是相当踊跃的，一些插不上嘴，更插不上手的工人便在一边不断安慰我，问一些“疼不疼”之类的傻话。技术研讨会的时间似乎不算长，但是对我来说每一秒都是漫长的煎熬。说实话，手夹在机器里的那几分钟我还没有感到疼痛，只知道出事了，而且不是小事。研讨会很快结束，经验最丰富的一个组长冒着极大的压力亲自操刀，终于脱开了机头-之所以压力大是因为如果操作不当，我的手将被机器继续往里拖，整个手就残废了。万幸，夹住我手的两个滚筒终于倒转起来，我的手顺利地从钢滚筒里抽出来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的左手抽出来的时候手上还裹着棉纱，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还好奇地掀开棉纱去看。我看到自己的手指已经变形了，左手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甲已经翻开，皮开肉绽的，竟然没流血，白森森的，看着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边上立刻有同事扶着我从机器上下来，快步往车间外走。我恍恍惚惚地，脚下软绵绵地，捧着受伤的左手刚走出去几步远，被轧伤的手指指尖血噗一下喷了出来，就跟电视剧《天龙八部》里段誉那六脉神剑的特效差不多。看着血喷出来几米远，刚才挂在机器上没有感觉到的疼痛感像压抑了很久突然找到了突破口一样，报复性地袭来。那种剧痛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眼睁睁地看着鲜血从指尖皮开肉绽的地方止不住地往外喷。天不绝我-我们厂唯一一辆卡车刚出去送报纸，因为驾驶员小李忘带驾照，回厂里拿，正好碰上了我出工伤。厂长立刻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报纸先别送了，先送伤员！

我躺在卡车的后座上，同事举着我的胳膊，血顺着胳膊往下流。他们就用纱布紧紧地扎住我的手腕止血。事后听司机小李说，他当时是打着双跳灯，一路闯着红灯向最近的一家医院狂奔的。很快我被送到了南京城南的一家医院，那一路上的剧痛让我几乎要昏过去。同事去找医生的时候，我被放在抢救室门口的地上-凳子上都坐着人。一个穿着满身油污工作服的年轻人，举着血淋淋的手躺在医院走廊的地上，现在回想起这一幕多少还是有点儿心酸。

进了急救室之后，医生开始清创，最可怕的时刻到来了。所谓清创，就是清理伤口，让大夫看清楚受伤程度。那时我两根手指的指甲盖已经完全翻开了，伤口处血肉模糊。大夫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钳子夹着翻开的指甲，把我两个指甲连皮带肉，连根拔了出来。我当时差点儿直接昏厥过去，至今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不给我打麻药。我记得大夫好像对我说了一句：“有点儿疼，忍着点儿。”我很想问：把你的指甲连根拔出来而且不打麻药只是“有点儿疼”？

接下来，大夫扯了一大团医用棉花蘸满了酒精擦洗我的伤口。我的手指那时已经完全没有皮肤了，再碰上酒精，再加上大夫反复使劲地擦，我又差点儿昏死过去。两个同事拼命按住我的肩膀，那种疼痛足以铭记终生。我的汗如黄豆般往下滴，真是咬碎了钢牙。在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人-江姐！竹签钉进她手指的感觉，我已经有了差不多的体验。打那以后，江姐成了我最敬佩的革命英雄人物。等到一切结束，我从抢救台上坐起来的时候，看到身边那个托盘-足足一盘血！

厂里当时要通知家属，这是我们厂第一起工伤事故。陪我到医院的是我的组长，他问我：“你爸呢？”

“出差去了。”

他又问：“你妈呢？”

“也出差了。”

再问：“你有个哥吧？”

“当兵去了！”

司机小李问：“你不是有对象吗？”

我说：“对了，通知她吧！”

那会儿已经是夏天了，很热。当时她在鼓楼上班，据说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当时就傻了。她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赶到了我们厂里。为什么不是赶到医院呢？因为大夫包扎完伤口之后就让我回家休养了。我的组长问我：“送你回家？”我想了一想说：“回厂吧，我自行车还在厂里。”他们就真把我送回厂里了。

后来我就跟我女朋友两人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当然我的姿势是一手扶车把，一手举着-如果不举着，血往下流的时候会更疼。当天晚上是最难熬的一晚，止痛片吃了一大把，根本没用。我跟我女朋友干脆上街看电影。我记得我们在大光明电影院，连续看了两场电影，什么内容完全记不得，一句台词也没听进去，只有疼痛。回家后，那一夜无眠，因为我不能举着胳膊睡觉，而手一放下来疼痛就会加剧。

过了两天，我妈出差回来，见了我这副模样，难过得死去活来。我还要装出很淡定的样子安慰她：“还好，没有残废嘛。”

我在家养伤期间，同事们纷纷前来慰问，送的东西是那个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慰问品-水果罐头。还有几个关系要好的同事为了陪我解闷，教会了我打麻将-这是我工伤期间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收获。

★离开印厂

我受了工伤之后，厂里开始安全生产大整顿，本来就不怎么喜欢我的厂领导似乎更加讨厌我了。厂长其实还好，讨厌我的主要是那个车间主任，我至今不知道他为什么讨厌我，大概有点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意思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厂领导总觉得我是厂里的害群之马，会煽动起其他工人对工厂管理制度的不满。如果真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厌恶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起码后来事实证明我还是有这方面的能力的。

大约两个月后，我的伤养好了，回厂上班了。同事们并没有因此歧视我，但是我和车间主任之间的彼此厌恶却不见好转。到了春节加班发加班工资的时候，我发现我被车间主任莫名其妙地扣了五十块钱。这让我对他的不满彻底爆发了，那可是我一个月六分之一的工资啊！在春节加班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就跟同样对车间主任有一肚子不满的小钱去找他算账。小钱当时是厂里的电工（现在在江苏电视台总编室工作），小钱的电工业务不怎么样，但跟我关系很好，偏偏车间主任也是电工出身，所以很看不起，也看不惯他。

当晚我和小钱酝酿了一下情绪，一起找车间主任发难，说了没几句就吵起来了，我抓起报纸就抽在了车间主任的脸上，刚要打起来，就被人拉开了。闻讯而来的厂长气急败坏地指着我和小钱的鼻子大骂：“你们造反啊？我开除你们！”对于厂方的态度我是完全有心理准备的。我大义凛然地指着厂长的鼻子说：“老子抽他的时候就没打算干了！不是你开除我，是老子不干了！”说完绝尘而去。走出车间大门时，我想象着自己的背影顿觉伟岸并且在心里为自己喝彩。

我和小钱头也不回地出了车间，回到宿舍，把自带的铺盖一卷往自行车后座一夹，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走出印刷厂，结束了一年多的印刷工生涯。

最后一点儿花絮是，报社领导得知了一个印刷工、一个电工大闹节日加班的消息，相当震怒。社长决定亲自找我谈话。对于一个印刷工而言，受到社长的亲自召见本来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可是我又和社长大吵了一架，列举了车间主任如何迫害我这样的进步青年工人的罪行，最后不欢而散。

其实，那时我如果服个软，回厂还是有可能的。社长找我谈话就是一个姿态了，无奈年轻气盛的我去意已决。之后我去了电视台干临时工，听说多年之后，新来的厂长还经常对厂里的工人说：“好好干，什么地方都能出人才，孟非就是我们厂出去的！”

 

（本文节选自孟非《随遇而安》浙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