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河北除尘器厂家:制度成就“穷人银行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3:31:33
制度成就“穷人银行家”
中广网 2006-11-15
作者：京津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爆出冷门，孟加拉国的银行家兼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也称格莱珉银行）获奖。竟然与反恐、裁军、核武、救死扶伤等战争因素毫不相关，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颁奖理由是：表彰尤努斯等人“自下层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
所谓“自下层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说具体了，指的就是尤努斯首创的“小额贷款”模式。同时获奖的格莱珉银行正是向孟加拉农民发放“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
据统计，截至2006年6月底，格莱珉银行向孟加拉69140个村的639万借款人提供了“小额贷款”，其中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经成功脱离了贫穷线。
乡村银行的“小额贷款”是如此成绩斐然，以致这一做法被马来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玻利维亚、中国等国家纷纷引进和效仿。即便发达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在阿肯色州州长任期内盛情邀请尤努斯帮助他创设了一个小额贷款组织。
归根结蒂，“穷人银行家”尤努斯是因为兴办慈善事业而获奖。那么，世界上像尤努斯一样向穷人进行低息甚至无息贷款的慈善界人士和机构不在少数，比他搞得早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何以单单是尤努斯问鼎诺奖呢？
就拿中国来说，几十年来，中国农民一直面临着贷款难的问题。约在十年前，农民家中遇到天灾人祸，比如农作物歉收、绝收，或者有人罹患重疾，只能在民间非法去借利息高达20％左右的高利贷。请注意，是月息，不是年息！这意味着，利滚利的复利将很快将一个家庭吞进债务深渊，在几十年里都难以翻身，即至少两代人都注定一生还债，与幸福无缘。所以按说，国土更加广大和人口更加众多的中国应该比孟加拉有条件提出解决穷人借贷难题的普适性对策，供世界参考。
可是，数年来，无论是民间的多宗献爱心行动还是政府拨付的“扶贫贷款”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早年间，新闻界即有报道，贫困地区的农民拿到政府无偿的扶贫款后，不是投入生产，而是马上就去吃喝、赌博。
笔者认为，尤努斯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一颗同情穷人的爱心，更在于他没有盲目地把爱心押在穷人的信用上（笔者曾听慈善界的朋友说，穷人往往比富人更讲信用），而是创造了一种“穷人银行”的制度，即“联保贷款”模式。正是这一制度，使格莱珉银行始终保持了健康、旺盛的“造血”机能，连续9年盈利，并在贷款人没有提供任何抵押品的情况下，创下了高达97%~98%的平均偿还率！
说起来，“联保贷款”这一模式并不复杂但很巧妙。它有三个要点。
要点一：格莱珉银行不向单个的个人放款，只面向借款小组开展业务。因此，每个贷款人都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背景、相似目的的穷人组成的小组，通常为邻居或亲戚。每个小组五个人，小组成员之间相互承担责任，即任何一人不还款，其他四人都要无条件代偿。如果小组未能按时还贷，则小组所有成员将终生不能再次获得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资格。
要点二：银行首先向小组的前两个人放贷，当这两个人按期还贷后若干个月后，再向另外两个人放贷。同理，前四个人都做到按期还贷，银行最后才向第五个人放贷。
要点三：贷款人被要求在借贷期限内每周定期还款，比如年利息为10%，每周就还2‰的利息，分50周还清。这些贷款的期限多数为1年，贷款涉及粮食加工、手工艺制造和家畜养殖等各个领域。每周还款的压力，迫使贷款人必须将借款用于马上能见到经济效益的项目上，而不敢用于购买消费品或者从事赌博等恶行。
说穿了，“联保贷款”是一种有类于中国古代“连坐”性质的金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穷人以承担他人失信的风险去与银行交换相对低息的贷款。所以绝对有其“冷酷”的一面。
然而，这种“冷酷”无疑又是一种“理性”。
这种理性应该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学。尤努斯在创办格莱珉银行前，曾在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是理性的”，其话中话即“人是自私的”。据此，西方人主张，人的行为需要靠制度进行制约。西方经济学中即有一门学科叫“制度经济学”，西方人对制度的看中可见一斑。
一个好的制度需要构建有效的相互制约链条，譬如西方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当下尤努斯的“联保贷款”模式。而没有制衡效力的一切制度都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制度”，或曰“坏制度”。
好制度的创建需要高智商的运用，甚至高情商的参与。这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而言，是一门新的“学业”。上至国家的各种体制建设，下至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体系，都需要人们真心实意地向西方长期学习。因为，“制度化建设”绝非嘴边说说那般容易，可能比把“中国制造”的无数商品铺遍全球市场更难。
西方有句名言：“好制度使坏人变好人，坏制度使好人变坏人”。希望广大的中国人不要仅仅惊讶于孟加拉“穷人银行家”的获奖，而是更多地去体会制度的佳处与妙处。
中广网 2006-11-15
作者：京津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爆出冷门，孟加拉国的银行家兼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也称格莱珉银行）获奖。竟然与反恐、裁军、核武、救死扶伤等战争因素毫不相关，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颁奖理由是：表彰尤努斯等人“自下层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
所谓“自下层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说具体了，指的就是尤努斯首创的“小额贷款”模式。同时获奖的格莱珉银行正是向孟加拉农民发放“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
据统计，截至2006年6月底，格莱珉银行向孟加拉69140个村的639万借款人提供了“小额贷款”，其中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经成功脱离了贫穷线。
乡村银行的“小额贷款”是如此成绩斐然，以致这一做法被马来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玻利维亚、中国等国家纷纷引进和效仿。即便发达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在阿肯色州州长任期内盛情邀请尤努斯帮助他创设了一个小额贷款组织。
归根结蒂，“穷人银行家”尤努斯是因为兴办慈善事业而获奖。那么，世界上像尤努斯一样向穷人进行低息甚至无息贷款的慈善界人士和机构不在少数，比他搞得早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何以单单是尤努斯问鼎诺奖呢？
就拿中国来说，几十年来，中国农民一直面临着贷款难的问题。约在十年前，农民家中遇到天灾人祸，比如农作物歉收、绝收，或者有人罹患重疾，只能在民间非法去借利息高达20％左右的高利贷。请注意，是月息，不是年息！这意味着，利滚利的复利将很快将一个家庭吞进债务深渊，在几十年里都难以翻身，即至少两代人都注定一生还债，与幸福无缘。所以按说，国土更加广大和人口更加众多的中国应该比孟加拉有条件提出解决穷人借贷难题的普适性对策，供世界参考。
可是，数年来，无论是民间的多宗献爱心行动还是政府拨付的“扶贫贷款”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早年间，新闻界即有报道，贫困地区的农民拿到政府无偿的扶贫款后，不是投入生产，而是马上就去吃喝、赌博。
笔者认为，尤努斯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一颗同情穷人的爱心，更在于他没有盲目地把爱心押在穷人的信用上（笔者曾听慈善界的朋友说，穷人往往比富人更讲信用），而是创造了一种“穷人银行”的制度，即“联保贷款”模式。正是这一制度，使格莱珉银行始终保持了健康、旺盛的“造血”机能，连续9年盈利，并在贷款人没有提供任何抵押品的情况下，创下了高达97%~98%的平均偿还率！
说起来，“联保贷款”这一模式并不复杂但很巧妙。它有三个要点。
要点一：格莱珉银行不向单个的个人放款，只面向借款小组开展业务。因此，每个贷款人都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背景、相似目的的穷人组成的小组，通常为邻居或亲戚。每个小组五个人，小组成员之间相互承担责任，即任何一人不还款，其他四人都要无条件代偿。如果小组未能按时还贷，则小组所有成员将终生不能再次获得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资格。
要点二：银行首先向小组的前两个人放贷，当这两个人按期还贷后若干个月后，再向另外两个人放贷。同理，前四个人都做到按期还贷，银行最后才向第五个人放贷。
要点三：贷款人被要求在借贷期限内每周定期还款，比如年利息为10%，每周就还2‰的利息，分50周还清。这些贷款的期限多数为1年，贷款涉及粮食加工、手工艺制造和家畜养殖等各个领域。每周还款的压力，迫使贷款人必须将借款用于马上能见到经济效益的项目上，而不敢用于购买消费品或者从事赌博等恶行。
说穿了，“联保贷款”是一种有类于中国古代“连坐”性质的金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穷人以承担他人失信的风险去与银行交换相对低息的贷款。所以绝对有其“冷酷”的一面。
然而，这种“冷酷”无疑又是一种“理性”。
这种理性应该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学。尤努斯在创办格莱珉银行前，曾在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是理性的”，其话中话即“人是自私的”。据此，西方人主张，人的行为需要靠制度进行制约。西方经济学中即有一门学科叫“制度经济学”，西方人对制度的看中可见一斑。
一个好的制度需要构建有效的相互制约链条，譬如西方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当下尤努斯的“联保贷款”模式。而没有制衡效力的一切制度都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制度”，或曰“坏制度”。
好制度的创建需要高智商的运用，甚至高情商的参与。这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而言，是一门新的“学业”。上至国家的各种体制建设，下至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体系，都需要人们真心实意地向西方长期学习。因为，“制度化建设”绝非嘴边说说那般容易，可能比把“中国制造”的无数商品铺遍全球市场更难。
西方有句名言：“好制度使坏人变好人，坏制度使好人变坏人”。希望广大的中国人不要仅仅惊讶于孟加拉“穷人银行家”的获奖，而是更多地去体会制度的佳处与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