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模式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

在社会党国际所属各党中，瑞典社会民主党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它在20世纪两次连续执政的时间，加起来就超过半个世纪，在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和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影响，在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中更是首屈一指。

一、福利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就是福利政策”

瑞典模式的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60年代末期的“福利社会主义”，其基本立论依据是说，由于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普遍的福利，因此，为福利所做的一切就是社会主义；进而又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就是福利政策”。

福利社会主义源于汉森对社会民主党传统思想的斗争。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成立时宣告自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党的任务是争取选举权和通过议会改变劳动者的处境，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其首任主席布兰廷虽然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却还把社会化看作是为实现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终极目标而进行的逐步、渐进的改良，是汉森在接任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二任主席以后，逐步以福利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取代了社会化的方针，从理论到实践彻底完成了向社会改良主义的演变。

汉森在1928年左右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应自称为“人民的党”和建立“人民之家”的思想。他认为，为了使党赢得农民和中间阶级的支持、打开合作的道路，瑞典社会民主党应自称为人民的党，以使人民获得自由、为人民建立一个民族之家作为自己的目标，反之，阶级的概念看上去有局限性，不利于党在现实中活动和实现党的目标；他还把国家比作家庭，提出建立人民之家的目标，说“如果瑞典社会要成为它的公民的好家庭，就必须废除阶级差别，发展社会照顾，实行经济平等，以及经济和社会的民主，而在这种平等化中，工人要参与经济管理，要实现民主并把它运用到社会和政治的领域”。在1928年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因袭传统社会化方针而选票减少，1930年地方选举中只提出有限的社会政策目标却赢得一定胜利，使汉森决心用“人民的党”和“人民之家”方针去取代传统的社会主义方针，他说，问题不在于大声疾呼地提出一些传统口号，而是要解决同人民日常的切身利益有关的迫切问题。为此，他把平等、福利、合作当作“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把它们置于社会化的长远目标之前。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实现“人民之家”思想提供了机会：当时，失业工人几乎达到工人总数的1/3，罢工斗争不断发生，党内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应赶快实行社会化。汉森则认为，危机还不意味着资本主义马上就要崩溃，他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主要手段，以充分就业、刺激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反危机纲领，强调通过劳动市场和政治改革去实现经济平等，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反危机政策的出发点是“全体人民”，宣称民主是实现社会民主党理论的惟一秩序，强调了遵守民主的义务以及为群众的利益而进行阶级合作的重要性，结果使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选票104万余张，占总票数41.7%，从此开始了其长达44年的连续执政。

汉森组阁任首相后，当即提出按照团结、合作的原则改变社会，奠定富裕的基础，为全体人民带来好处的方针，特别强调要关心近期目标，要用阶级合作、消除分歧、互相妥协的方式实现福利社会主义的目标，建成“人民之家”。为此，他以首相名义向私人企业主发出正式的合作邀请，又与代表大农场主利益的农民党进行合作，并采取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如扩大公共工程，给工人以相当于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工资，向反失业措施和国家各类应急工程提供资助，放松对失业救济的限制，向各地的住宅建设、市政工程提供贷款，对私人企业提供贷款或补助，实行旨在对国民经济结构的模式加以指导的结构计划等等。汉森还改变了以往福利的社会救济性质，使之向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向发展，逐步实行了退休制、牙科服务、失业保险、工时法、两周休假制等一系列福利措施。这些措施在世界市场气氛好转的大气候下获得了成功：生产增长、市场活跃、失业率大幅度下降，危机得到了缓和，人们把它与罗斯福在美国推行的新政相提并论，称之为“汉森新政”。

在1936年开始的第二届汉森政府，进一步贯彻执行了社会福利政策：它不仅再次修改了养老金条例的法案，使医疗保险体制获得了迅速发展，而且开始全面实行普遍的家庭政策，包括给孕妇、母亲、儿童以一定的津贴，提倡结婚贷款，鼓励结婚和生育，政府的福利开支比上届政府提高30.2%。汉森政府还鼓励工会联合会与雇主联合会在1938年签订萨尔茨耶巴德协议，规定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和机构，限制企业主的管理特权，取消雇主可以任意解雇工人的劳动法第32条，规定劳资争执时，双方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为期1-3年的协议，共同遵守，如争执不下，达不成协议，由政府指派一名调解人介入谈判，如仍达不成协议，工人罢工或雇主关厂，都须在一周前通知，如达成协议后双方有不同解释，可诉诸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的劳工法院，人们把这个协议视为瑞典劳资关系史上的转折点，甚至视之为标志着“一个日益增强的理解和独特合作的时代的开端”。在汉森政府期间，瑞典的生产环境得到了改善，国民经济节节上升，资本主义企业得到了发展，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福利也有了相当大的增长，政府不仅得到了工人的拥护，也获得了资产阶级的合作或容忍，为此，在1940年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上升到54%的历史最高水平，“瑞典模式”由此开始驰名内外。

汉森认为，尽管在瑞典，社会化并没有按传统方式进行，但他推行的上述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他说，社会化“不是所有重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移，而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的努力”。于是，理论家开始按照汉森的思想来重新认识和解释社会化理论及其含义，把福利政策、国家干预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福利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形成。

尔后，汉森政府一面继续进行全面的社会福利建设，实行病退(休)制、普遍附加养老金制、普遍医疗保险制、调休假制、九年义务教育制，另一方面，在二战以后成立了由政府、工会、资本家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成为政府借助于劳资双方配合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经济运行中心；建立了劳资双方在企业内部共同决定生产和劳动条件的合作制度，规定企业主和工人为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进行连续不断的合作。在汉森于1946年10月逝世后，继任者埃兰德继续坚持了他的福利政策，并提出要以“自由、平等、团结、合作”作为基本价值，实现一个充满“保障、自由、合作、团结与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的目标，并先后实行了比例选举制、公民投票表决法、“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等等。使瑞典的社会福利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由于瑞典的福利社会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和阶级差别，并没有消灭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一系列弊病，因而随着西方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运动和新左派思潮的传播和扩展，福利社会主义的局限和弊端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益凸现出来：一方面，福利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等目标，在诸如荷兰、比利时、法国等非社会主义政府也已实现；另一方面，在瑞典连那些最顽固的保守派也支持这些福利措施，这就不能不使广大人民群众怀疑这种福利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西方经济学家格鲁奇曾经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来执政的结果是“瑞典在实现工业的社会主义组织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方面没有多大进步，工业大部分仍然在私人手中，财产所有权仍然是高度集中的，阶级差别仍然是牢固的”。正是基于瑞典国内外对于福利社会主义的性质的怀疑，时任社会党国际总书记的汉斯·雅尼切克强调“已经出现了对旧价值旧信息的大怀疑，以及对旧的行动和处事方式的再思考”；“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来说，简单地宣称自己能够比自由企业的捍卫者更人道，更有效地管埋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将证明在20世纪70年代只是一种日益失效的战略，富有政治觉悟的年轻一代，对60年代给社会民主主义留下的印记感到厌恶，这就是已经出现的危险的信号”，瑞典社会民主党对此进行“意识形态再思考”的结果，便是提出了“职能社会主义”去取代“福利社会主义”。

二、职能社会主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对瑞典模式的重新概括

如果说，在汉森、埃兰德时期，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把瑞典模式的特征概括为“福利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在福利社会主义的弊端日益暴露，人们要求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给予更大关注的情况下，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就把它重新概括为“职能社会主义”。首先提出这种新的理论概括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冈纳·阿德勒-卡尔松。

作为对瑞典模式的特征的一种新概括，职能社会主义不同于福利社会主义之处，在于它迎合新的时尚和思潮，把福利社会主义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做法，改变成为直接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入手，承认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改造的必要性；把福利社会主义全面否定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做法，改变成为主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结构内实行职能社会化的做法。瑞典法学家奥斯登·恩顿在《瑞典财产法》一书中，提出把所有权看作一种和实体的概念大不相同的、“职能的概念”。卡尔松对职能社会主义的论证，就是从介绍恩顿的所有权理论开始的：“奥斯登·恩顿所做的事情就是：根据罗马法的法学传统而强调，所有权概念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恰好相反，它是一个包含了许多所有权职能的概念，这些各不相同的所有权职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分离开来，所以说，所有权0并不是简单地等于所有权的全部内容，而是相当于a，b，c等项职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0=a+b+c+n。这种推理方法的逻辑说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完全不必在社会上进行全面的社会化，而只须对所有权的某些职能如a和b实行社会化，但职能C除外，就完全足够了，或者甚至在经济上说来还更好。”

卡尔松以房屋所有者的所有权为例来加以说明：在实行无限制所有权的社会中，这种所有权意味着定居、出租、任意处置房屋、在租赁期满时逐出房客，拆毁和翻造房屋，把售房收人转移到国外等等职能。瑞典实行的职能社会主义的特征在于，它不是对整幢房屋实行全面社会化，而只是对上述职能中的一部分实行控制，以鼓励房屋所有者社会性地而不是非社会性地使用其房屋所有权。例如，要是国家通过法令控制了房租限额等等，房屋所有权主就不能随便规定房租。在有关法令的限定下，他或者不能用违章方式使用租金，或者要从房租中拿出一部分向国家纳税，或者不能违反城市规划所确定的美学式样随便拆毁翻造房屋，或者不能在租赁合同期满时就逐出守法房客，或者不能未经政府有关部门的许可转移售房收入。“这样，我们虽然没有对房屋的所有权实行全面的社会化，但已经间接地对一个不受限制的所有权能够行使的许多职能实行了社会化。”这就是说，在保存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议会立法的直接手段和经济政策的间接手段，使资本家接受对他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实行的限制，使他或者和他人分享这些权力，或者只能按照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使用生产资料和从事经营活动。卡尔松认为，这样，既可保持资本家在经济生活中的推动作用和竞争力，又可以消除因为资本家滥用无限制的生产资料私有权而必然造成的弊病和社会冲突，既可以使资本家满足个人私欲，又可以使工人阶级满足改善生活的要求。

接着，卡尔松就通过否定正式社会化的办法来论证其“职能社会化”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他认为，完全的正式社会化不利于经济进步，“如果要在某个正在运转的经济中实行诸如完全的正式社会化一类过于剧烈的变革，那么经济进步就必然遭到挫折”，而且资本主义表现出有一种不仅能生存下去，还能进一步适应于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民主条件的能力。而苏联的50年则证明，生产资料的正式社会化并不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充分条件，它甚至都不能有助于实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极不公正的状况的存在，变革又是必要的”。

卡尔松认为，经济组织的逐步社会化是可以取代正式社会化的，而且这是一种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选择方案。其优势在于，第一，在今天，正式社会化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变革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而在核时代，暴力的每次运用只是趋近最后毁灭。对于资本家来说，职能社会化向他们提供了他们所能够同意的一系列妥协，而正式的社会化向他们提出的只能是用革命代替核战争来毁灭他们。对于他们来说，这两种结果是一样的。由于他占有西方的核武库，因而，要是对他们实行正式社会化，他们宁愿拉着整个人类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第二，正式社会化同革命相联系，而职能社会化同进化相联系，“正式社会化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政策，而职能社会化则正像[意大利]'色拉米香肠'策略，这意味着，用不着屠夫费多大劲，资本主义的香肠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一片一片切下来”。

由于卡尔松的《职能社会主义》一书从所有权理论上概括了瑞典模式的经验和成就，因而它首先得到了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和鼓励，其影响还远远超出了瑞典的范围，被视为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各种“局部社会化”理论中最完备、最成熟、最有实际经济依据的一种。例如，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迈克·哈林顿认为，职能社会化是“使靠资本为生者无痛苦死亡的有效方法”。但是，职能社会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把瑞典模式称作福利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病。具体地说，尽管在瑞典，国家对经济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和干预，它广泛利用财政、税收、货币、价格等手段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从而在发展经济和缓和社会矛盾方面获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种种其他矛盾，这就使得瑞典从70年代中期起陷入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首先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从1960年到1965年期间的5.3%，挨次降至1965年到1970的3.8%，1970年到1974年的3%，1974年到1977年的0.3%，1977年到1983年的1.5%。其次是福利开支不断扩大，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如由1977年到1978年度的242.18亿克朗，上升到1978年到1979年度的389.41亿克朗，1980年到1981年度的550亿克朗。

再次是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在1973年到1984年间，通货膨胀率为10.2%；在1970年到1982年间，社会零售价格指数上涨两倍；货币从1977年开始三次大幅度贬值，瑞典克朗与美元的比价也由1974年的4108∶1，下降到1985年2月的911∶1，1986年4月又回升到7105∶1。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失业率上升，社会矛盾加剧，工人罢工由60年代的年均1715起，上升到70年代的年均142起。这些情况汇集起来，终于使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的得票率频频下降，由1966年的50.1%，下降为1970年的45.3%和1973午的43.7%，并终于在1976年的选举中失去了已有连续44年的执政地位。

正因为这样，连卡尔松本人也对职能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自我评价。在为1986年发行的德文版《社会主义辞典》所写的“职能社会主义”辞条中，卡尔松写道：“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实证理论，职能社会主义取得的成果不大。”在“瑞典模式”的辞条中，卡尔松又进一步指出：“如果确实存在过瑞典模式的话，那么它通过1973年的石油危机已严重受到震动，因此不管人们对社会民主党44年(1932-1976)执政的成果还会作出其他什么评论，这些成果是缺乏坚实基础并不能持久的；随着经济的日益国际化，特殊的瑞典模式倾向于同普遍的资本主义西欧模式相融合。人们不能说，在瑞典存在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除非人们真正打算把概念搞乱。”

随着“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基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崛起。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