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发烧38度快速退烧:失落的徽州

　　一、西递
　　在我的眼里，西递是寂寞的，寂寞得象位沧桑的老人。
　　这是五年前一个阴沉的春日里，当我站在西递面前的第一感觉。尽管从稀疏的游人中，我没有理由相信它是孤独的。然而，从导游小姐不厌其烦的解说中，我却被来自历史深处沉积的一种浓厚的气息所淹没。总以为在一种历史文化面前选择沉默，是再好不过的方式。我是试图从那些平静而厚实的历史文化的吉光片羽里，找到能够感动自己的东西。
　　这是地处皖南黟县城中的一个偏远的村落。因它完好地保存着明清徽派建筑风格的民居群，被海内外学者赞誉为：“古民居建筑的宝库”，“东方文化的缩影”。清代诗人曹文植便有《咏西递》：“青山云外深，白屋烟中出。双溪左右环，群木高下密。曲径如弯弓，连强若比邻。自入桃源来，墟落此第一。”这应是对西递人文景观全面而真实的写照了。
　　站在村头落脚的地方，迎面便是巍然耸立的胶州刺史牌坊。放眼望去，村中民房鳞次栉比；层楼迭院、高脊飞檐、高大的平阶型马头墙傲然仰首；造型独特的大门上方，均设有门罩与贴墙的牌楼，给人气宇轩昂之势。民居群落中大小不一的庭院，均因地制宜，错落而紧密；院中的花坛、水池，比例和谐统一；室内清一色的花梁雕栋，色彩斑斓，精致而醒目；石、砖、木雕艺术更显巧夺天工；门坊、门罩、漏窗的砖、石雕神态万方，各具风韵。
　　踏遍街头巷尾平滑黝黑的青石板，行走在村中特色鲜明的古民居建筑林中，仿佛置身于久远年代的民间农耕社会里，俨然一派悠闲自得和睦共处的景象。村中有以盆景、石具著称的瑞玉堂，以古黟书法家手书“桃花源里人家”而得名的桃李园，以书画鱼花为“四绝”的西园，以建有飞檐翘角、玲珑典雅的临街彩楼而闻名的大夫第，以居室建筑古朴简练、花园文静雅致、厅堂字画布置和屏镜摆设颇具古风而见长的履福堂、笃敬堂、枕石小筑、青云轩等。村中有民居122幢，有正街、横路街、后边溪3条主街道和40多条巷弄，也是目前全村的商业中心和乡办旅行社所在地。
　　西递村前后横卧着两股溪水，在石砌的溪床中，隈村流去。小溪两旁的高强深院，隔溪相峙，用成块长条石板铺桥贯通。一切显得那样小巧生动、古色古香，随处可见交柯连荫、风动影碧、溪映连阙的绚丽色彩与卓约风姿。
　　然而，在这些纯粹的人文建筑艺术跟前，我并没有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在我的眼里，西递依然是寂寞的，寂寞得象位饱受磨难的安详老者，又象“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闺秀。尽管它在建筑学专家或文化人的眼中，它或许是一件无价之宝，因为它真实地见证了明清时代的劳动人民非凡的创造力、审美以及生存的需要。但它在漫漫长夜的时光洗礼与冲刷中，一路披着古老封建文化的坚硬盔甲，才得以以一种文明的范式留存下来。在那些被历史的风雨渐次剥蚀的高宅大院的门第前，我们能够清晰看到的还是“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封建等级秩序的影子。
　　所有的答案全写在宋明理学的社会规范中。在毗邻朱熹故居的一个偏僻村落，新儒学理性光辉的印迹更深入民心，是不难理解的。只是我在想，假如把这些错落有致的民间宅院，放置现代的市民社会的土壤中，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
　　时光匆匆流逝，现代文明的脚步匆匆。在如今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中，那些甘愿留守的西递老幼村民，他们还愿意把生命中的每一次呼吸，都无私地献给“存天理，灭人欲”社会伦理规范？他们难道不想在日益发达的高新技术面前，踏踏实实地感受崭新的物质文明的气息？
　　我突然感到心里很是冷清，为西递的寂寞，为阳光沐浴与风雨洗礼下的遗世独立。它在为世界展示自己的同时，却在近乎阴暗的角落，做着不亢不卑的精神守候。它不是大众的，而是在纷闹的繁华背后的一个空谷清音，一个被历史渐渐搁起的生命价值符号，一宗被众人渐渐遗忘的文化图腾。
　　二、楹联
　　“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德”
　　“清以自修诚以自勉敬而不怠满而不盈”
　　类似这样的楹联，在西递村挨家挨户的厅堂中随处可见。或许西递的所有精神内涵尽在其中。每至一家民宅，首先夺入眼帘的便是那些或笔力遒劲或工整瘦硬或潇洒流利的楹联字画。无论从书法的审美趣味还是楹联本身所渗露的文化意蕴上，不论从室内布置摆设的匠心独运还是与宅院整体建筑风格的协调上看，一切都显得那样的自然、和谐与贴切。
　　我的惊叹便从这里开始。我自知无法挖掘其中全部的文化与精神资源，但一览无余之后的感慨油然而生。我是从那些装裱考究的字画中，仿佛看见西递克勤克俭的劳动人民，心甘情愿地在宋明理学的包围之下相安无事的生活情形。
　　理学在那里，真正地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与运用。我想。然而，也正是宋明理学，将西递村包括民居建筑在内的人文景观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理学精神的介入与渗透，民居群的保存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它与欧洲哥特式建筑相比，形式上，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而从建筑本身的文化内涵和主张与环境协调的追求上，它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时至现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及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并揉合佛、道理念而发展起来的新儒学——程朱理学，已在现代人的大脑中渐渐淡薄了。然而，在西递村宅的楹联中，它却以一种坚强而不朽的方式保存着。不为歌功颂德，而为曾经赋予的非凡意义。
　　程朱理学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二程(程灏、程颐)说：“礼既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程朱所说的“天理”是什么呢？朱熹解释说：“三纲五常，礼之大本，三代相继，皆因之不能变。”朱熹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实际上就是把封建的政权、族权和夫权归结为神权，将者四条极大的绳索套在农民的脖子上。与此同时，程朱还把一切违反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和行为，都说成是于“天理不能并存的人欲”，声称“天理”是至善的，“人欲”是万恶的。要“存天理”，就必须“灭人欲”。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欲除烦恼须无我，历尽艰难好作人”，“世事每逢谦虚好，人伦常在忍中全”，“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苦来”，“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等等，为什么能够在西递乃至我们中华大地上被善良、诚实、忍辱负重的村民们奉为圭臬的原因了。
　　从楹联的主题内容上看，除了遵循做人的道理之外，便是潜心读书与营商。譬如：“友天下士，读古人书”，“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传家礼教敦三物，华国文章本六经”等等。在“重农抑商”、“重文轻商”的儒家传统里，不甘寂寞的徽州人就这样不辞辛苦地读书，而后步入仕途。与此同时，也在身体力行地倡导着“义利结合”的儒商理念。
　　透过楹联不难看出，“天理”的理学信条，已经完完全全地渗透到西递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从而自发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价值导向，并深植于做人、经商、读书和为官的整个人生过程之中。
　　事过境迁。人们少再有意问津宋明理学，对那个时代的影响与作用了。这也是历史的进步，正如我们不愿看到历史的阴影依然在我们现代人的身上再现一样。但我们却无法忘记那样的历史，那样的人和那样土生土长的文明。
　　三、牌坊
　　从黄山出发，我们一行冒雨前往原徽州府所在地歙县。沿着一条泥泞的田间小路(五年后的今天，或许马路已经拓宽而面目全非了)，我们径直来到远近闻名的理教重镇，原两淮盐务总督鲍志道的故乡——棠樾。
　　抵达的时候，雨奇迹般地停了。从依稀游玩的人群中，我的目光便迫不及待地投向那七座巍然挺立的古老牌坊。牌坊从南到北依路排开，蔚为壮观。从前往后分别是：鲍象贤尚书坊、鲍逢昌孝子坊、鲍文渊继妻节孝坊、乐善好施坊、鲍文龄妻节孝坊、慈孝里坊和鲍灿孝行坊。
　　在江南，像这样的牌坊随处可见，且以贞节牌坊为最多。但在这里如此高密度的呈现，实属罕见。我想如果没有对程朱理学深入骨髓的贯彻怕是很难实现的。无疑它就是封建礼教的产物。
　　据说，在当时的歙县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谚语：“嫁到棠模、棠樾，饿死也情愿”。在明清两代，棠樾便是有名的商贾出没的地方。在牌坊附近的鲍氏宗祠中，关于诚、信、不克斤扣两等盐商的经营信条依然清晰可见。正是棠樾所造就了一批“商业巨子”，从而才有对于礼教的重新规范与深入。他们要努力地使桑梓乡土塑造成“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真正意义上的“程朱阙里”。
　　我们都曾听过，有关古代贞女与烈女传奇的生动而悲凉的故事，但我们却很少想过，她们因什么而传奇，为什么而生动与悲凉。我们只能听凭自己的感觉在人们约定俗成的思维惯性之下，而生发众口一词的感慨。站在那些不知经历了多少凄风苦雨而昂首挺立的牌坊面前，我能感到的只是凄惶与不安。那些刻在牌坊上的名字象一个个弱小而坚强的幽灵一样，向我的思维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曾在千年以前，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或身躯为宁静的棠樾(封建社会)送上了最浓重的厚礼。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殉道者，他们用自己并不伟大的言行来捍卫自身崇高的精神信仰，并以此来为子孙后代树立一个能够警示世界的典范。他们是无私的，无私得看不见自己的躯体存在。他们的眼里只看见别人幸福的生存，并为那些幸福的生存，义无反顾地献上自己仅有的一切。
　　在棠樾的七座牌坊中其中，有两座是贞节牌坊。在“忠孝节义”礼教信念中，“节”被摆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精神鸦片，在不知不觉中吞噬着棠樾(古代)女子脆弱的心灵。她们在丈夫外出经商终年不归的孤寂时分，只能苦涩地咽下思念的泪水，甚至要强忍着英年失夫的长久落寞，直到自己安眠于九泉之下。
　　看着那群“黝黑的躯体”，我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悲悯。我似乎瞥见那群孤独的幽灵在一步步向我走来，带着幸福安详的微笑走来。我感到无地自容，也从未感到过如此的自惭，那微笑分明是对我发出的一声尖锐的嘲讽。因为我知道在那个善意的微笑背后，都隐藏着一曲曲悲凉泣血的故事。
　　你完全可以没有这样的感觉，但你无法逃避的是他们曾经用心构筑的真诚的逼迫与透视。他们或许的确都是一群很平凡的人，平凡得在他们的生前，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他们从不拒绝琐屑，拒绝冷漠，反抗命运的不公正安排。他们是用自己的意志告诉世界，我是对得起别人的人。而他们恰恰对不起的是自己。他们将自己毕生的心血甚至生命献给了别人，而将孤独长夜中悲伧的伤神与哭泣留给了自己。这就是棠樾(古代)女子的命运，而牌坊无疑则成了他们用心血筑成的一个苍白的象征。
　　好在历史再也没有了这样的轮回。那些“杀人不见血”的道德礼教连同它所谓的“崇高”要义，终被定格在那个久远的年代而一言不发。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只能感染与陶醉自己的人格范式一去不复返。因此，我们自作多情的无奈里，又因此平添了一份深深的遗憾、一份淡淡的满足与欣慰。
　　四、徽商
　　在我的案头，摆放着两具玲珑别致的紫砂壶和一套文房四宝，这是五年前游历徽州时买下的。而除这两样东西之外，在这个曾经号称“富甲天下”而“无徽不成镇”、“遍地徽”的当今徽州，我再也没找到珍贵得足以收藏的旅游商品了。
　　从西递零零散散的小商贩地滩，到门庭冷落的屯溪老街，再到曾经商贾云集的棠樾，我所见到仍然只是在小农经济掩盖下的商品经济的粗放模式。我甚至怀疑那个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的故土杞梓里镇，是否也会同我所到之处一样的败落与颓荒。这是一个让我怎么也难以置信的事实。
　　在这种无奈的商业颓势的事实面前，我无法隐瞒自己的遗憾，而让这种遗憾渐渐地演变成为一种悲哀。我不禁要问：“曾经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辉煌如今在哪里？”难道如同我想象的一样，那个业已写进历史崇尚“义利结合”且霸气十足的“徽商”，真的只能成为后人仰视的一个空洞的精神范本？
　　徽商，你在哪里？这是一直沉积在我心中难以释怀的疑问。带着这样的疑问，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那段辉煌的历史片段。徽州，或者说新安江流域，地缘狭小而人口众多的江南一隅。然而就在这个弹丸之地却诞生了众多的商贾名流与旷世大儒，胡雪岩、鲍志道、朱熹、胡适等等的名字家喻户晓，如雷贯耳。读书与经商在那个时代，就是徽州人信奉不违的意识形态即价值观了。
　　然而，在当时“重农抑商”的社会背景之下，徽州人凭什么得以如此发迹呢？据有关资料记载，地处偏僻的徽州自唐宋以来，由于经济中心的南移与战乱，外地迁入的人口逐渐增多。到了明代成化、弘志年以前，徽州人已经形成了血缘关系密切、稚朴少文、自身潜质较高、吃苦耐劳的显著特点。尽管这些特点表面上看来与成就优秀商人的品质有些距离，但正是这些特点以及他们自身的文化潜质，成为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中不断磨练不断积累不断精进的原动力。
　　不容忽视的是，徽州商人在历尽千辛万苦不顾外界讥笑而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后，“宗族”、“宗法”与“宗儒”的观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宋明理学作用的结果。前文中已经表述过)“宗族”与“宗法”可以确保他们自发形成一个庞大的商帮利益群体，从而一致对外而达到利益共享的效果：“宗儒”观点则是在封建社会里经商的最好的护身符，以儒会友，以儒来争得朝廷官员与百姓的信赖与拥护，从而形成“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双赢局面。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扬州、汉口这些繁华的商埠，曾经竟然是徽州商人的“殖民地”，以及以“儒商”自居而引以为自豪的原由；也不难想象歙县的盐商、婺源的茶商与木商、休宁的典当商的生意遍地开花了。
　　可谁也没有料到，明清时代的徽商，仅仅只是中国商业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如今，在近在咫尺的宁波、温州商人面前，徽州人再也没有了曾经腰缠万贯的底气与豪情。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徽州人连“枯数逢春”的机会都没有了呢？
　　“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这是明代著名学者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南溟，又号太函。歙县人。擅长古文辞，工诗词，兼长武略。)对于当时徽州人较准确的评价。意思是指，做生意是为了牟取暴利，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如果得不到功名，就应去经商，等赚了钱以后，为子孙后代考虑，宁愿让他们放弃经商而去读书。以商养文，以文传家，作为立家的两种手段，酌情而定。而追求功名，无非是对“仕途经济”、“功名利禄”、“入仕进爵”、“光宗耀祖”的向往与无条件地追逐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徽州人(安徽人)浓厚的政治热情似乎与传统一脉相承。人们不难深入到历史，找到本地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光辉印迹。从皇帝级的曹操、朱元璋到宰相级的管仲、包拯、李鸿章，再到将军级的鲁肃、周瑜。还有文化巨匠陈独秀，冯玉祥、张志中、李克农“巢湖三上将”，乃至多为御用文字的“桐城派”人物等等。
　　此外，与崇尚俭朴的的晋商相比，徽商一旦富裕之后，很多人便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据记载，为了炫耀和显示自己的富有，每年四月初，他们都要举行一次天都会，会上展示制作精巧的徽州灯，并请满城官绅百姓争相观赏……
　　在这样的历史面前，在这样的价值倾向面前，我们只剩下了一腔冷清的嗟叹。不知道如今的徽州人，以一种怎样的心态来观照他们祖先的辉煌业绩。而我，只能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神情黯淡地想，儒商，你在哪里？
　　五、黄山松
　　我对松树的感情维系想必是从儿时的家乡开始的。在我的心中，松树始终以一种坚强不屈的方式存在着。我将它视为挑战困难与阻力的一种信念，因为它会教我如何地面对生活。
　　因而当我在一个分外晴朗的日子里，终于看到黄山上那些傲然挺立的松树的时候，心中所感受的那种亲切至今记忆犹新。尽管黄山上的松树是那样的“奇”，但在我的眼前，却显得别样的一种朴素大方，别样的苍劲与执拗。
　　我甚至怀疑自己来到黄山，只是为了完成自己心中的一个梦，一个朦胧中有几份醉意的梦。事实上，我在找到一种回归自然而尽心放逐自己的这个机缘之前，就似乎在冥冥之中，将对生命中对于松树的那种独特的情结带到黄山上来了。
　　黄山成全了我的梦。
　　在我的倡议下，我们一行开始从南大门出发，然后从山脚下徒步向海拔1810米的天都峰进军。我感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登山的纯正乐趣。现在回想起来，假如坐着索道悠哉游哉地上到山顶，那么黄山的险峻只能停留在茶余饭后纸上谈兵的佐料中了。但始料不及的是，当我一次次地站在悬崖峭壁边沿的时候，竟连回头望望的勇气都没有(你有恐高症吗？暂时打住你的笑容。)。因而常在过于险峻的地段，总要双手伏地，一步一步地沿着狭窄陡峭的石梯艰难地向上爬行，而无暇顾及身后的风景。直至一个稍稍平缓的地带，才能停下来，在轻松嘘气的同时，放眼远眺四周壮观的景致。
　　或许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真正领略黄山的无穷绝妙。原来远望着只有几尺见方的“奇松”、“怪石”，当你依偎在它身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想象是那样的不堪一击。站在经人工修凿过的石台上，背靠着天都峰的脊梁，眺望前方“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山峰，它在你的眼中明朗而渺小。而脚下的万丈悬崖竟在这一刻成了一种被占领的衬托。实在是妙不可言。
　　那个眺望的过程，让我在红尘之中找到了一种深厚与博大、空旷高远而无限澄明的极限感觉。准确地说，我从没有被那样一种无穷尽的海纳百川般的感觉惊动过。可那一刻，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心动，尽管那是短暂的，短暂的让人回味无穷，依依不舍。
　　人，在一种恢宏的自然面前，无疑是极其脆弱的。
　　至少当我站在天都峰的巅上是这样想的。或许，人只有在不经任何藻饰的大自然面前，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谦虚，什么才叫伟大。
　　而黄山松绝不会轻易告诉你什么是人间与天堂的奥秘。眼前的所有神奇与气势，在你无须用心感受的时候，便象滔滔洪水一样向你袭来，让人无法躲闪。松树依然是静悄悄的，在陡峭的山岩之间，在石缝中，在我的头顶与脚下，执着地挺着伟岸的身躯，时而向你点头微笑，时而谦恭地低头沉思。我甚至为不想破坏它的宁静与安祥，而选择有距离的观望。
　　因为，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而在这种美里，你可以完整无缺地感受到什么是年轻与沧桑，孤独与骄傲，平凡与高贵，谦逊与力量。
　　从天都峰下来，经过宽只有两米许的鲫鱼背，沿石级下行，再上行，迎面而立的便是向你颔首示意的“迎客松”。抬头仰望这棵早已被安徽人视为象征“顶风傲雪”的精神品质的黄山松，心儿很快被它在顷刻之间轻而易举地征服了。
　　在后半段的游程中，于黄山松寸步不离的一路“陪护”之下，我的脚步从登上“百不云梯”的一丝疲惫中重新变得轻快起来。山石还是那样的明朗与坚硬，唯独松树在每一段艰难而愉快的攀登中，总会像前方一个永远的诱惑与力量在引领着我不断地前行，前行。
　　整个攀登与行走的过程，是一个颤栗与惊喜一直不曾停歇的过程。而快意与满足全在颤栗与惊喜并存的攀行过程之中。
　　曾经一段时间，总会在某个时刻，有松树的影子在我的眼前晃动。确切地说，是一棵松树而不是一片松林，这或许是一个经过自己无意幻化与浓缩的结果吧。而我宁可长久地沉醉在那片刻的安详与冲动之中。因为生活原本是没有色彩的，只有当一种悠长的回味，使你身边实实在在的生活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时，你便会发现，生命中的色彩是那样的斑斓。于我，宁可为留驻这样的色彩而愿作一生一世的坚守与等候。
　　黄山是举世无双的，它独特的峻拔与壮丽，还有“温泉”与“云海”，会在不经意的时刻，叩开曾经攀越过的人们的记忆与梦境。而在我的心中，黄山上那些各具形态的松树，似乎已凝结成一棵最富象征意义的松树，成为我背后一樽坚强的精神支柱。
　　六、梦断徽州
　　在宋明时代的中国版图上，徽州曾经以一个地缘偏狭但却十分耀眼的地域名称，依赖于本土的人文荟萃与商业繁荣而一枝独秀于华夏大地。
　　据史料记载，徽州是于宋宣和三年(1211年)改歙州而设立。治所在歙县。管辖境内歙县、休宁、绩溪、祁门、黟县几江西婺源等县地。元升为路，明该为府，1912年费止。今所属六县分别划归宣州、黄山二市。徽州因此只成了中国文化史以及商业史上的一个辉煌篇章，而让后来众多的骚客文人多了一份伤感凭吊的鲜活素材。
　　历史的车轮终于碾碎了生与斯长于斯而连续做了几个世纪的文化大梦，留下的只是荒凉与哀叹。或许徽州的子子孙孙此刻正在卧薪偿胆，我无从知道，而我能有的只是担忧。这也是我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挥之不去的一丝强烈的触动，而这个非常私人化的触动，仅仅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曾经的所有容光，已经被周边乃至全国新设立的新兴城市的光芒给无情地掩盖了。
　　经济上的落后姑且不论。让我们再来看看，曾经风靡一时的徽剧又是怎样地沦落的。徽剧，旧称“徽调”或“二黄调”的一种戏曲剧种。流行于安徽、江苏等地。相传系徽州腔和青阳腔于明末清初与乱弹、吹腔交流融合而成的。在其成长过程中，曾受昆腔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强调为吹调、二拨子和二黄。也唱西皮、高腔、空腔。清初在南方流传很广，对很多剧种起了深远的影响。乾隆55年(1790年)起，四大徽班(三庆、春台、四喜、和春)在北京相继演出；道光、咸丰年间，在北京同汉调等剧种合流，逐渐演变为京剧。但安徽的徽班自此渐渐衰落。解放后定名为徽剧。
　　由此不难发现，徽剧与徽商遭受的是同样的一种衰败命运。徽州，这个曾经璀粲的名字，终于被历史毫不怜惜地抛在了身后。我想这不能不是个隐痛，无论是身为徽州的嫡系后传还是身为同乡的安徽人。可是，在一个科技飞速发达、体制转轨的现代社会里，仅有这样的隐痛显然已经没有多少价值。
　　在短短的几天的旅行中，无奈限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一路走马观花。本想完整地领略徽州的灿烂文化与商业雄风的遗存，也只能是一种愿望。胡适的故土绩溪、盛产红茶与木材的祁门以及休宁的四大道名山之一的齐云山等等，终未能亲历与感同身受。因此，也为本次的徽州之行留下了一份深深的遗憾。
　　五年后的今天，当我坐在与徽州隔江而望的安庆(安徽也因“徽州”和“安庆”而得名)家中，每每闲来无事时想起那次很特别的行旅，总有自己想要说的话，然而总是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角度，予以恰如其分地表达。无论是“贾而好儒”的徽商、“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还是名闻遐迩的传统手工业品“文房四宝”以及被称为“徽州三绝”的“民居”、“牌坊”和“祠堂”，“徽州四雕”、“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等，我的寥寥数语，委实难以道尽徽州文化的渊深与博大。因此，记下那些零碎的主观感受，只能是一种简单明了的手段了。
　　梦断了，还会继续吗？但愿随着岁月的渐渐流逝，我还能象现在这样，在现代文明的间隙中，用浓浓的记忆，来填充我平凡简单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