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32位破解版百度云:中国文化地图：礼仪之邦话齐鲁

    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故事，国人争相夸耀自己地区的名人名物，每人都说自己那里有多少名山、名水、名人。最后问到山东人，山东人说：“我们山东只有一山、一水、一圣人。” 。这里的“一山”是指泰山。泰山位“五岳之尊”不以其海拔优势，而在于它丰厚的文化内涵。泰山不仅有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观，更因为它是千年封建王权思想的历史见证，在诸多帝王基业中他被赋予了定海神针这样神话般的历史地位；“一水”是指中华文明的摇篮，被我们奉为母亲河的黄河。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各恣各雅山下的卡日曲，在山东省垦利县注入渤海。它承载着源远流长齐鲁文化滚滚东下，滋养和灌溉了千年的中华文明；“一圣人”，即古时被尊为万世师表，今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的孔子。从对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这简单归纳中我们不难看出齐鲁文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可以这样说，雄浑的齐鲁文化奠定了华夏大地数千年的文化根基。
齐鲁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更不是单一的地域文化，它拥有着博大而精深文化内涵。其原始于东夷文化，借助于优越的自然环境，后期民族大融合和人文大同化等诸多因素才逐步成型为一个系统的文化体系。其内涵有道家文化、兵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以及阴阳、纵横、方术、刑、名、农、医等诸多内容。其中，最为璀璨夺目、最核心的当属儒家文化。自秦汉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齐鲁文化逐步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和主流文化，呈现出了鲜明的精神特质，并以自身的不断交融、创新、升华，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齐鲁文化原本为齐文化与鲁文化两个独立分支。齐文化特质是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而鲁文化尊尚传统。两支古老文化到汉武以后,逐渐交汇合流，相辅以生，从而演变的更为博大精深，形成了以孔子仁爱学说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终至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主干。
　　
　　一、齐鲁文化之封禅
　　在我国，封禅源于人对自然川山的崇拜。《尚书·舜典》就有“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矗立在齐鲁大地上的泰山，自古就被尊为五岳之首，更是齐鲁两国的“地主”，两国人民对它的崇拜信仰自然又胜于别处。因而衍生出了历代皇权对于泰山崇拜之典仪-----泰山封禅。
　　“封禅”，是中国古代民族或国家的最高祭典，是人间“帝王”与天、地通话的最隆重的仪式。在古人心中，宇宙的最高主宰神是“天”，其次是地，即所谓“皇天后土”。《尚书·大禹谟》有：“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为：皇天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主宰着人间万民万物，君权是皇天授予的。以致有“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上报天，下报地，以“报群神之功”这一封禅仪式。可以说，正是由于历史上诸家帝王对泰山的顶礼膜拜，才使得泰山成为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一种政治象征，才使得泰山逐渐演化成为中国的“国山”，从而在名气上凌驾于其他名山之上。
　　泰山封禅是古代帝王受命于天下的一种典礼，是泰山最重要的历史文化特色。追溯封禅的历史，它最早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齐、鲁的儒士认为泰山是人间最高的山，拥有人间至高无上权位的帝王应当到人间最高的山上去祭祀至高无上的神灵，也就是封天祭地。帝王一经封禅，便意味着作为上天之子的“天子”，是秉承了上天意志来统治与管理人间，赋予其独断专行的统治以合理与合法性的外衣。《五经通义》有关封禅： “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要说明的不仅是帝受王命于天，也向天告太平，对佑护之功表示答谢，更是要彰显的是他们帝王的政绩。仔细一想，就不难看出其中的真实意图，封禅只是一种形式与手段，实则为巩固皇权，粉饰太平，予人以“君权神授”的暗示，其本质不过是愚民，如同我们今天“三讲”的中心意旨“讲政治”，只不过提法不同，形式不一罢了。而平头士子与当时的儒家学派之所以对泰山顶礼膜拜，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祈愿"泰山安,四海安"。至此，无论出于政治标榜或是希冀天下太平，泰山封禅就这样顺时因势而生了。源于此，以前不见经传的那些帝王封禅姑且不论，从秦皇正式封禅到汉武到清，诸多的君王在泰山封禅达愿,，已至典礼千年，绵延不绝。
　　
　　据传说，泰山封禅这一仪式自上古时期就有了，至清为止，除开史上明确记载的十二位君王泰山封禅，另外还有七十余位君王封禅泰山没有记入史册。而要说真正意义上的封禅当是秦始皇公元前219年的那次泰岱之行，其盛名与规模都是空前绝后的。秦在完成统一霸业后，为了巩固其至高无上的皇权，秦始皇在即位第三年巡行东方，他效法古帝王“受命”举行封禅的做法，率群臣从咸阳出发，车舆百里，浩浩荡荡，千里跋涉登封泰山。
　　秦始皇这次依照“五德终始”理论举办的第一次的泰山封禅大典，虽然由于自然原因及人文因素，进行的并不顺利，却还是被后人定位为泰山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禅大典。秦始皇封天禅地仪式举行，意味秦王朝正式向天下人诏告其皇权存在的神圣性与合法性。
　　由于其封禅典仪为沿制秘不外宣，内中详情就不见传说及典籍。关于这次封禅暂不谈其为一些礼乐人士所诟病，我们只说它对于齐鲁文化深远的历史影响与意义。秦始皇的这次时效及声名并不见很好的封禅活动最终是拉开了齐鲁文化进军华夏继而独霸天下的序幕，他所赋予的文化价值在后来历史进程中逐渐显现出来。如果说，五德终始理论为秦始皇打开了一扇认识齐鲁文化的窗口，秦始皇的泰山封禅活动则实架起了一座齐鲁文化通向全国的桥梁。而后秦始皇的出游多次留连往返于齐鲁大地，更是进一步验证了齐鲁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客观上扩大了齐鲁文化的影响，促进了齐鲁文化向华夏大地的传播和渗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齐鲁文化统治汉代思想文化打开了通道。也使独具一格的封禅活动得以贯穿中国历史一千多年，形成了独步千年的泰山封禅文化。

二、齐鲁文化之儒学
　　
　　
　　
　　
　　
　　
　　说到儒学，就不能不谈孔子。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其前瞻性与博大精深的文化理念，有着人们穷其一生也探究不尽的奥妙。孔子在《礼记》中所描述的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之于己，力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
　　秦汉以后，随着政治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孔子为核心的原初儒家思想，在孟荀等后生诸子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不断调整修缮，最终成型为一个系统而完备的思想文化体系，即儒学。儒学在经历了秦皇焚书坑儒，西汉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这样两个大的起落后，其思想价值才逐渐为统治阶级所认识并接纳。于汉武，儒学取代了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堂而皇之的入主为官方文化。自此儒学便以文化旗手的身份，走上了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舞台，正式成为了统治阶级意志的代言人，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意识形态的主导。
　　儒学最早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学的开山鼻祖是鲁国人孔子。孟子、荀子于原初儒学的发展也各有建树，史上称孔子、孟子、荀子为三圣人。对于儒学，有如是说法：没有哪个人、哪一本书对中国人的影响能超越孔子和《论语》，就像西方没有一个人、一本书能超越耶稣和他的《圣经》。可见孔子的这一部《论语》在国民性格及国家价值体系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其精髓早已经根植到民族的骨子里，并渗透进了国民灵魂的深处。其所述一些生活实用智慧及常识道德具有普世性，而当这种普世性的行为价值和道德规范对社会稳定与和谐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被统治者所正视，并借助国家机器被推送到宗教高度时，它就成为了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儒学。
　　由于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这种荣辱观的长期宣教濡染，国民逐步形成了圆滑、中庸、仁和这样的处世观，也正是基于这一国民性格，才足足维护了中国封建王朝两千余年的封建霸权统治。宋代赵普真对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可见孔子的《论语》在其后封建统治中的地位及在历史演变中所起的非常作用。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宽容，也是善，这一普世的道德观并不是说放在任何朝代都适用的，儒学的仁爱主张只能用于治平而不制乱。至少在孔子有生到秦统一六国期间这些战乱年代里就行不通。在列国纷争的情势下，对以兼并占有为目的，以残酷杀戮为手段的战争来说，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意图以儒家的仁爱之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则无异于佛家所言的“割肉饲虎”，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儒家学说真正成为国家道学被传承下来，是在大汉一统时期。汉武帝即位后，从政治经济上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在这种情势下，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学思想已不能满足其专制的需要，因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及君臣理念就顺时因势的取代了黄老思想。汉武帝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式，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在其政治统治中的正统与霸主地位，也意味着儒学“大一统”思想从此成为了封建意识形态的主流。正因为儒学对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专制王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因而受到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从儒学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学其原本是无意服从与服务政治的，而是儒学与家与国的前瞻性思想理念恰恰暗合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被搬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其两千余年阶级统治的工具。儒学之成为帝学，虽是偶然，却也是必然。对此，我只想说：不是儒学要附会政治，更不是儒学选择了政治，而是政治选择了儒学，甚至是绑架了儒学。
　　 　　儒学按照其发生与发展的大致脉络，学术界有四个阶段儒学之说：1、先秦原始儒学。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和对应于这个理想社会的理想人格，并规定了许多具体的道德规范。体现为道德行为准则。2、汉唐儒学。汉唐儒学在理论上吸收了先秦时期其他一些学派的思想，特别是阴阳五行学家的思想，在内容上得到了极大丰富，是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宗教化过程。3、宋明儒学。儒学吸收佛道思想，开始理论化，并形成形而上的哲学体系。4、现代新儒学。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一些进步理论，来解释儒家的思想。源头应从康有为算起。康有为把儒学与当时传入的西方思想结合起来，同时力图把儒学宗教化。当下，对于儒学的争论，已经出现了德政分论的说法。
　　先秦原始儒学，即孔子、孟子、荀子时期的原初儒学。孔子生活的年代是在春秋末年，这一时期，周王室已见衰微，而其下的诸侯国实力却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他们纷纷脱离周天子的控制，呈现出各自称霸称王的政治混乱局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诸侯割据。作为周公后人的孔子，眼见得这种情形，很替国家前途命运担忧。他在《论语》里这样写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其中的“八佾”这种规格的舞蹈，本该是天子独享的待遇，而诸侯以其身份只能 “六佾舞于庭”。可是随着诸侯国力的加强，他们不再把那个有名无实的周天子放在眼里，便出现了等级礼仪被随意颠倒和僭越等诸多不正常现象。对此，孔子在其《论语》中提出了“克己复礼”一说，他要求人们安分守己，恪守自己所属等级的礼仪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言，”仁者要“恭、宽、信、敏、惠”。
　　孔子后又有孟子与荀子，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主要思想，并在其原有思想的基础上不断的推陈出新，使儒家思想又有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孟子重王道，他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一个王道的社会、一个仁政的社会。他认为仁政为王道，则至少应该做到“养生丧死无憾”。主张以义行仁，笃信“仁为人之安宅，义为人之正路”。孟子的王道仁政论，在现今看来，是颇具民主精神的。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是带有浓厚理想主义成分的，他们更多地寄希望于人本性的自觉。
　　荀子跟孔子、孟子又有所不同，荀子的思想里带有更多的现实主义成分。荀子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在礼的问题上，荀子强调礼仪应该顺应人心，随时而变。提出：“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 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策论，在当时情况下，对于定国，富民，安邦具有着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孔子、孟子、荀子这一时期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原初儒学，是一种合于时，安于世的一般性学说，与其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有所不同，却为后期儒学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汉唐儒学。这个时期的儒学吸收了先秦时期道家、法家等其他一些学派的思想，特别阴阳五行学家的思想，内容得到了极大丰富。汉唐儒学在儒家思想制度化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儒家的治国理念，以及儒家的最根本的道德准则都得到了确立。从这以后，可以说中国历代的治国理念、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都是根据儒家学说来制定的。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性。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无论自觉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宋明儒学，又称宋明理学。这个时期的一些儒学家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发掘儒学形而上的东西，并把一些佛道用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据此建立起儒学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儒家许多具体的解释，提高到了理论的层次。理学家强调天理，强调的礼教，即所谓的“三纲五常”。到宋明以后，儒学、又增加了天理、良心的内容。宋明理学所侧重的主要是伦理道德，人的身心修养。这一时期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他的兴起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
　　近现代的新儒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当时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学也走向了衰落。其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的一些经济、政治、文化也被带进了中国，那些相对先进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儒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证明了传统儒学中存在的一些消极因素已不不能够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一些有为之士，他们积极呼吁除弊兴利，呼吁改革变法。其中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他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来解释和发挥孔孟之道，他希望把儒学与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主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君主立宪制。此后，不断的有学者针对这个论题进行研究，希望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起于齐鲁文化中的儒学，二千年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对于如何评价儒学，有学者提出至少在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弘扬，值得我们深思。首先是人本思想，孔子宣扬“泛爱众”，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荀子也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人本思想在当代有着重要意义。其次是自强自立意识。《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确立了儒家的入世品格。同时，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仅指自身的修养，而且还包括推己及人，对群体的关怀，对天地万物的关怀，这种博大的胸怀是自强的精髓。第三，忧患意识。像孔子这样的“士”是忧国忧民的，中国的士大夫历来就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即是忧患意识。第四，力行精神。儒家主张“笃行”，反对空谈，这一点很有现实意义。
　　最近，还有人提出，儒学应该与政治剥离开来，恢复其没有成为政治制度时期的儒家思想，使其在人的精神层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想，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里，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于修复世道人心或大有裨益。
　　　三 、齐鲁文化之分合
　　
　　（一）齐鲁分封之渊源
　　
　　
　　齐鲁文化原是齐文华与鲁文化的合称，在西周建国之前，他们同属于东夷文化的范畴。西周封藩建国后，齐、鲁以泰山为界，被分封在原东夷地区，是齐鲁文化分野的开始。
　　齐文化与鲁文化文化本为同宗同源，只是由于两国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特别是治国方针的差异，从而逐渐产生分化，在鲁国形成了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齐国则更多的吸收了早期东夷文化，不断的拓新发展，逐步形成了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学术文化。
　　要谈齐鲁文化就不能不提商周，其人其事对于后期齐鲁文化的分合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殷商晚期，纣王自恃国力强大，大兴土木，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建豪华的宫殿园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以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而纣王受妲已迷惑，耽于酒色，朝朝笙歌，暮暮曼舞。并听信妲己谗言，建炮烙之刑以对付那些敢触龙颜直言犯谏的忠良之士。由于殷纣王荒淫无道，及穷凶极恶的横征暴敛，残害忠良等令人发指的行为，搞的朝野上下怨声载道，有识之士人人自危，以致形成大臣不亲，小民疾怨，人心背离这样不可收拾之局面。
　　关于纣王残害忠良，其典型的就有比干剜心一例。比干是商纣丞相，殷商沫邑（今河南卫辉）人，殷商之宗室，也是纣王三大忠臣之一。比干之一生刚直不阿，忠君爱国，倡导“民本清议，士志于道。” 是历史上有名的敢于进谏、又不惜以死抗争的诤臣。他认为“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针对纣王妃子妲己之媚乱祸国，比干对纣王直言犯谏：“不修先王典法而用妇言，大祸不远矣！”因而开罪于纣王与妲己。
　　比干与姜尚在当时均被称为不世出之贤人，可惜比干所托非人。关于比干剜心，民间有这样的传说：比干在直谏纣王无效后，就在摘星楼三天三夜不出，指责纣王杀皇后、杀大臣、谪太子暴行，并大骂妲己祸乱天下。妲己早就对比干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对纣王称病，百医无效，纣王问其法，妲己说：我的病除非食用一颗七窍玲珑心，否则是好不了的。纣王此时也恼恨比干的固执，也决意除掉这颗眼中钉。那时在外界正有传比干生“七窍玲珑心”之说法，纣王对比干说：“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于是比干被剜心。姜尚早就预料到比干有此祸，信致比干说，去心后，即骑快马南行，路不得停。妲己即命人中途喝卖无心菜，比干好奇因问：菜无心怎活？卖菜人回答：菜无心可活，人无心不得活。于是比干跌落马下死去。这个故事为少时自父亲处得来，后来知其出于《封神演义》。无论正史野史，总之比干被纣王剜心史实无疑。纣王宠狐媚远忠良，用现在时兴的话来讲，可以美其名曰不爱江山爱美人，而无论何时，爱美既过，以致色乱殃国，着实为一历史性的大悲剧了。回到江山社稷的话题，比干之死于妇人手，无异于纣王自毁股肱，就臣民之心，已是众叛亲离。藉此，殷商江山大致已失去了半壁。
　　于此时，位于殷商西部的周氏部族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重视发展经济，力奉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政治上日渐呈现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其时，商末三贤的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等一干人纷纷投靠周，四边诸侯也望风归附。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的姜子牙也在这一时期被周文王相机纳入麾下，也就是我们所知姜太公不钓鱼而钓王侯的故事，这是一个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姜子牙的适时加盟，对正求贤若渴的周文王来说，无异如虎添翼。周在姜的辅佐下，势力很快强大起来。
　　周蓬蓬勃勃的兴起对处于强弩之末的商来说是构成了极大威胁的，纣王怀疑文王欲图商之天下，遂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姜尚、散宜生等文王部属于是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珍异宝，献于纣王。据说，纣王见了这些美女与珍宝，高兴得眉开眼笑，说：“光一样就可以赎姬昌了。”遂释放了文王。文王的获释对于纣王来说无异于是放虎归山，是纣王愚笨吗？或是鼠目寸光？皆否也。《荀子?非相篇》这样描述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记》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可见，商的灭亡并非偶然，也并不是机锋难解，只不过是利令智昏，或曰色令智昏，而天道于其时，假于人祸，由其自取罢了。
　　
　　
　　
　　

　　（二）封邦建国--文化分野之始
　　
　　
　　周武王分封齐鲁等诸侯国是出于政治需要，与商的亡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纣王在位时期对人民的统治及亡国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不同国度不同人群中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关于纣王的诸多罪状都是后人在不同时期根据需要一条条织就强加上去的。再有就是后期的文学作品《封神演义》在民间的广为传播，纣王在不明真相的大众思维中就被进一步的魔鬼化了。时至近现代，对于殷商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纣王其实并不如人们传说中那样的残暴无道，他统治期间的人民也没有出现所谓的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之情形，之所以一步步的将纣王衍化为一个昏庸无道的暴君，完全是出于后期政治统治的需要。中国历来有“胜者为王败者寇”之说法，或许这是对人们何以口口相传纣王无良丧国之所能给予的最合理解释了。
　　西周帝王们也大抵不过如此。对纣王江山早怀二心的西周对乘人之危取纣王江山而代之这一行为，肯定要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借口以对天下有所交代，以显示其伐纣的正义性。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御用文人大量的歪曲宣传，把商的亡国归咎于“女娲亡国”。于是一个柔弱无助的女性妲己就如夏桀的妹喜，周幽王的褒姒，唐明皇的杨贵妃一样李代桃僵，成为了政治覆亡的祸水。
　　亡国后的商朝遗老遗少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纣王有那么坏，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买周“拯救他们于水火”的这笔帐，在他们骨子里，念念不忘的仍是他们曾经的殷商王朝。伯夷，叔齐就为商守节不食周粟而死。因而怎样处置商朝遗留下来的权臣贵族、官宦将士，就成了周武王灭商建国后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周灭殷及其属国五十余个，转眼之间由一个邻边小邦而成泱泱大国，周武王所要面临的形势是以“小邦”之势而辖大国之威，加上他伐纣灭商所谓的正义性也颇为人所质疑，因而对于人们是否臣服其统治，能否使政局稳定下来，他心里实在没底。汉人刘向编撰的《说苑。贵法》里就记载了武王的这种担心：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从这简单的问话及后来太公、召公、周公等的对答，都不难看出其当时面临形势的严峻性。果然在其后不久，就接连发生了几起东部沿海地区殷人和东夷人反周叛乱事件。在东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乱之后，周武王为了项固和扩大王朝统治，有效的管理和镇抚邦国，决定按功行赏，实行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分封政治制度，即所谓的“封邦建国”，以拱卫周室。周公和姜太公属于首封之列，分别被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建立鲁国和齐国，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
　　
　　（三）尊尊亲亲之鲁文化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周朝在封建时，按照功劳大小，分别把姜太公和周公封到了齐和鲁这两个地方。周王朝的这种封建，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也确是能够辖管其阔远疆土最有效而且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对于稳定和巩固周统治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齐与鲁两国自然、人文环境以及先齐和先鲁文化的差别，特别是建国方略的差异，形成了既彼此关联却又走向各异的文化风格。鲁文化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仁者型文化系统。而齐文化则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形成的智者型文化体系。孔子在《论语?雍也》里对齐鲁两支文化做了这样的概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明确了两支文化的特质。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馀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除对两支文化特质做了更形象的阐述，其间的贬褒好恶也很分明。
　　两支文化这种分化走向是源于其两国不同的担纲人，也就是鲁国的周公旦与齐国的姜太公。鲁国君是制礼作乐，建章立典，被尊为儒学奠基人的周公旦，即我们素常所说周公，是一位自幼在制礼作乐环境中成长，由宗法和礼乐制度培育出的王公贵族。他在制定鲁立国之策时，注重宗法，崇拜祖先，提倡述而不作，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在周初的大封建中，周公旦虽然被封于鲁国，却没有走马上任，他留下来辅佐年幼的成王，由其长子伯禽赴鲁国就任。伯禽既为礼仪世家周公的传人，其子承父业，子循父道就是必然的。他在执政期间极力推行周礼，后代子孙也沿例奉行以礼治国之道，使得周的礼乐典章制度在鲁国得以完好的保存并传承下来。及至春秋，礼崩乐坏，周礼渐有冰消瓦解之势，而独鲁之礼治坚挺不倒，令万邦瞩目，以致各国纷纷来朝。晋国宰相韩宣子就曾多次访鲁，他在“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鲁春秋》时，不由感慨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周大分封之初，太公曾问伯姬“何以治鲁”。答：“尊尊而亲亲”，这种尊亲思想也即后来周公治国之道。鲁国分封之初即享有尤厚于其他诸侯国的待遇，可以享用天子礼乐，是“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国”，明白的标示其所有的“亲亲”宗法意味。
　　伯禽入鲁后，因“变其俗，革其礼”，摒弃殷民土著文化，革除其旧有的礼法，而代之以周礼，使仁爱为本的尊民，崇礼，明德，喜乐，爱诗，重文，尚仁的礼治思想在鲁国得以传承。《汉书?地理志》谈到鲁国的风俗时有：“其民有圣人之教化”之说。宋欧阳修的“孝慈、友悌、忠信、仁义”之说也正是对鲁“尊尊亲亲”礼治方略的具体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