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授权使用协议书:袁鹰：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4月22日追悼大会那天上午，我正在江苏无锡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的一项散文活动，同邵燕祥兄住一间屋，燕祥中午就要去上海，会同另一位同志一起去美国旧金山参加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会，我因准备一个发言，所以都没有参加会议安排的去宜兴参观，坐在屋里等着看电视直播人民大会堂的追悼大会实况。窗外是一天潇潇细雨，绵绵密密的江南“长脚雨”，如泣如诉。燕祥轻轻问：“雨还在下吗？”

　　我点点头：“苍天在哭泣。”

　　我们两人几乎同时脱口而出，背诵鲁迅先生诗句：“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背诵到“又”字，自然立刻想起1976年那个惊心动魄的“丙辰清明节”。当然，二者性质完全不同，那一次是哀悼周恩来总理、怒斥窃国殃民奸贼而自动爆发的满膛怒火。但是，人们对这两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革命家的哀伤悲恸之情，自有相通相似之处。人们将自己的心情都表达在挽诗、词和挽联里：

　　“生也耀邦，死也耀邦！”

　　“真诚的人死了，虚伪的人却活了下来；热情的人死了，冷漠将他埋葬。”

　　“斯人为天下忧，天下为斯人悼！”

　　“能文能武，辉耀千秋人共睹；不进不退，安邦万里曾赖君。”

　　“寻真理，求民主，忧心如焚，一身正气无所畏；倡改革，促开放，激情似火，千秋功过有评章。”

　　“又是一年春尽，难见半缕春光。只为神州失耀邦，天公坠泪千丈……”

　　“公道几时有，抚剑问苍天。不知华厦灾厄，还将几多年？君忍撒手归去，念念穷乡父老，褴褛不能寒……”

　　“昨非今是，今是昨非，是是非非是是；虽死犹生，虽生犹死，生生死死生生。”

　　这些个挽诗挽词挽联，爱憎分明，正气凛然，读了都会百感交集，心绪难平，千章万句，表不完人们敬爱之心，诉不尽悲愤之情。若要凝聚成一句，就三个大字：中国魂！

　　我们一起回忆过去聆听胡耀邦同志讲话的感受。燕祥问我第一次直接听耀邦讲话是什么时候，我说是1959年10月首都少先队员庆祝少先队建队十周年大会。那时，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庆十周年的“首都十大建筑”的第一项工程，刚刚落成。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巍峨雄伟的人民殿堂，难以抑止兴奋和自豪的心情。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向少先队的小弟弟小妹妹讲话，他说：“我们的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各样的队伍。我在这里只讲三支队伍，第一支是伟大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这是领导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第二支是我们战斗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应该是一支不知疲倦、不怕任何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的突击队。第三支就是你们的少年先锋队。你们这支队伍，我想应该是一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积极进行准备的预备队。”“预备队”，他讲话的题目就是《预备队的光荣任务》。全场少先队员们听到这里，顿时感到自己肩上增加了重担，好像突然长大了许多，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人民大会堂立刻成为激动和欢呼的海洋。我有幸参加了那次大会，是作为一名儿童文学的业余作者。耀邦同志的讲话，实际上也是对一切少年儿童工作者包括儿童文学工作者肩上所负神圣使命的庄严号召。

　　我从无锡回到北京，听芸红说起她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追悼会，会场肃穆哀伤，静听赵紫阳总书记致悼词，啜泣声痛哭声自始至终没有停止。会场外广场上，大学生一排排静默志哀，当要求进入大会堂向敬爱的领导人遗体告别被拒绝后，有的学生便跪在台阶上遥祭。她目睹这些动人场面，一直到回到家里，眼泪没有停止过。她从1953年秋天起到1983年离休，一直在团中央从事少年儿童工作，还当过两年《中国少年报》总编辑和三年《辅导员》杂志顾问，直接得到耀邦同志的领导和教诲。她常说五十年代少先队工作在耀邦同志领导下打下基础，是成绩最好、做得最有声有色的黄金时期。1953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说：“培养教育新的一代，是共产主义的根本事业之一。爱护儿童、教育儿童是具有国家意义的任务也是新中国人民的一种共产主义美德。凡是关心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人，他必然也会关心新一代的成长。”这段话一直为许多少年儿童工作者终生铭记。他号召大家“我们应该把今天的少年儿童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健康活泼、勇敢、诚实的新一代”。这个“五爱”方针，当时不仅在广大青少年中、在教育界都引起热烈反响，直到今天仍然是全社会的道德风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团中央号召少先队员参加“小五年计划”的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国家小主人的意识。胡耀邦曾经热情地对少先队员们说：“你们现在做小五年计划，将来就做大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他又号召全国少先队积极开展植树造林、除四害和学习普通话等三项活动，为祖国为社会做好事，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她也记得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工作十年动乱年代和在“五七干校”时期的许多感人事迹，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忠贞不二，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一身正气，关怀同志，平等待人。在机关内如此，在干校劳动时也是如此。她同团中央的老同志一样，对老领导一直怀着深深的敬爱。她虽然已经离休二十年，仍然热爱着少先队事业，以衰病之身，尽力为红领巾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次看到红领巾的活动，就会想到耀邦同志说的“预备队的任务”。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一名长期在文艺宣传岗位上服务的报纸编辑，我特别感受深刻的是他对知识分子、文化人和文学艺术家真诚的尊重和坦率的交往。我多次在大大小小的会上听到耀邦同志讲话。他从不说“我们党一贯对知识分子”如何如何那种套话，而是推心置腹地亲切谈心，如同对老朋友一样讲心里话，坦率而真诚。他也从不用秘书代拟讲稿，却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议论风生，一讲就一两个小时。

　　1979年元旦第二天，耀邦同志刚刚就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第一次同首都三百多文艺界人士见面，向大家祝贺大有希望的新的一年。他先请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和文化部长的黄镇郑重宣布：文艺界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权”，也根本没有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这就彻底扫清了多年压在全国文艺界头上的魔影。他说：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要建立新的党和文艺界的关系。他说：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中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如何服务好？这还要你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多作建议。我想到的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部门：一个是“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和现代的资料；一个“休息室”———歌手们的口渴了，有一杯凉开水喝；第四还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打些“清凉剂”；第五，还得有个“修理室”，歌手们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这后面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

　　如此简明扼要而又生动准确地阐明党的宣传部门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到会文艺工作者都感到闻所未闻，耳目一新，反应的热烈可以想见。人们想起多年来自己的种种欢欣与辛酸共存的亲历，心情更加激动，都期望耀邦同志的话能逐渐落到实处，虽然大家也明白绝非易事。

　　八十年代初一个早春，我列席过他主持的中宣部一次工作例会。会上，他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形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在排除种种干扰阻挠，深入人心，受到广大党员和知识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拥护。经济形势的转机和初步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使生活有所改善，也使老百姓高兴。但是他也提醒大家，长期肆虐的“左”倾思想和陈旧观念，仍然有很强大的影响，有如早春时节的阵阵寒雨，阴冷阴冷的。讲着讲着，他背诵了一首辛弃疾的词：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辨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 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辛弃疾这首《汉宫春》，并未被文学史家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但是耀邦同志引来比拟当时的政治气候，却十分恰切，听起来很快会产生会心的同感。他逐句点解，古为今用，更显得生动活泼。尽管那一时期政治生活中还有“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不时千方百计地阻挠侵袭，但是它们绝对挡不住春天的脚步。耀邦似乎对自己这番旧词新解比较满意，讲得津津有味，兴致盎然，特别是解释“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这几句时，心情忽然显得欢快，又习惯地站起身，大幅度地挥动手臂，仿佛已经看到东风吹拂，熏红了梅花，染绿了柳叶，人间万物，芳菲满眼，再没有多少空闲时间了。这时候，他就眯起眼笑出声来，笑得率直，坦诚，使到会者都受到感染，静静的大会议室里霎时间荡漾起愉悦的笑声。

　　1980年2月，由当时担任中宣部长的耀邦同志倡议为《假如我是真的》等几部有争议的话剧而举行的“剧本创作座谈会”。我也有幸参加了京西宾馆的这次盛会，记忆犹深，这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多年以来，特别是“文革”十年中，文艺界人士已经习惯于那种“大批判”式的、一锤定音、将作者置于被告席上听候发落的审判会，跟着来的就是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罗织罪名、肆意上纲的声讨文章。但是这一次的会完全不同于人们熟悉的那种“座谈会”，而是平等相处、以理服人、和风细雨的同志式谈心会。耀邦同志在会上细心地静听到会者的意见和愿望。他在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八个字的要求：敢想敢干，百折不挠。这八个字，当时乍听之下，似乎也没有多少新奇之处，今天回想起来，却感到语重心长，字字千钧，谈何容易。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提出这八个字，多么富有战略眼光和睿智的预见性！耀邦同志满怀深情地说：“我觉得当前最可宝贵的就是这八个大字。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创我国文学艺术新的大繁荣时代，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伟大艰苦的事业，你不敢想敢干、百折不挠，那怎么干得成！我们的队伍太小了，我们不是一支大军，是一支小军……十几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很大的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的同志则是被摧残死的……”说到此处，他突然激动起来，“腾”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提高声调：“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者打成反革命！”

　　这个突兀的举动完全出于大家意料之外，全场的文艺工作者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感动，立即以发自肺腑的掌声和欢呼表达自己衷心拥护，有的人甚至禁不住泪流满面。这种动情的热烈场面，在我几十年参加文化界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的经历中是极其罕见的。窗外还是2月的严寒，室内却已充满盎然春意。人们都深情地凝望着他，亲切地感到站在台上大声疾呼的，不仅是一位值得尊敬和信赖的中央领导人，更是一位可以对他交心、对他诉苦，甚至对他发牢骚的良师益友。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声音，时隔二十多年，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1984年底至1985年1月5日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一种非常的气氛中举行的。一方面，中国作家们亲身亲历改革开放的洪流给祖国带来不断涌现的新气象而大开眼界，看到新时期文学艺术事业日渐繁荣而深受鼓舞，一方面也为文坛上空时时出现的“晴转多云”、“多云有雨”的剧变气候而感到烦恼和忧虑：“左害未除，时见棍棒乱舞，余毒不尽，常闻冷语谰言。”相遇之时，谈起来都会说“下笔如有绳”或是“下笔如有鬼”。幸而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持采取正确方针，及时纠正某些过头的错误口号，制止类似“清除精神污染”的错误措施。耀邦同志一再明确宣布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无限上纲，对作家妄加罪名。作协的这次代表大会，正是在全国作家期盼进一步摒弃“左”的桎梏、解放思想、进一步倡导创作自由、贯彻“双百”方针、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的气氛中举行。

　　开幕前，作为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我听到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传达了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讨论作协关于代表大会工作报告的党中央书记会议精神。讨论到新一届作协理事会和主席团人事安排时，张光年提到半年多前即由中央有关部门成立的“人事安排小组”酝酿多时、几上几下的一份名单，问：那个名单是“指令性”还是“指导性”的？根据历来惯例，“指令性”必须保证执行，“指导性”则可以商量。胡耀邦同志此时斩钉截铁说了一句：“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见《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又说：作家的会，选上谁就是谁。会上还决定撤销那个人事安排小组，选举由作协自理（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册第605页）。耀邦同志如此明确而坚决的态度，给全体代表极大鼓舞，也保证了代表们行使正当选举权利的自由，顺利地完成了选举。尽管后来他为此受到无端指责，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不容歪曲，更不容抹煞的。

　　我和老伴近年来反复阅读耀邦同志的女儿满妹所写《思念依然无尽》的时候，多次想起老诗人臧克家先生“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名句。耀邦同志生前主持一次次重大冤假错案的改正，使无数含冤受屈的人士得到平反昭雪，重见天日，重新回到党的队伍和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岗位，他会料到最后自己竟遭到“莫须有”的大冤案，身后十多年未得昭雪吗？是的，有些人现在虽然还活着，功成名就，华堂豪宅，活得有滋有味，但他们在人们心中早已死了，人们甚至不屑再提起他们的名字。而胡耀邦同志虽然已经去世十八年，他还活着！这本书第一章《永远的沉默》中写到1987年耀邦离开工作岗位后的一次“最后的故乡之行”，离开长沙去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尽管轻车简从，还是被正在那里举行森林工作会的人们发现，热烈欢迎他，要求同他合影留念。沿金鞭溪游览时，又被人认了出来，数千游人不约而同挤在山路两边鼓掌欢迎，走不了几步就有人围上来，跟他握手合影。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照，仅在从金鞭溪到索溪峪的数公里山道上，他与游人合影就有三四十次。这热烈的群众场面使得警卫人员有些紧张，他却说：“别担心，在人民群众中间是最安全的。”近日读《李锐诗词本事》，也提到此事，有诗云：

　　天下奇冤一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