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梅与腊梅:嘘，我们看到的都不是真的……

　　山鲁佐德

　　瞳孔里的放映机

　　我们的眼球里同时藏着摄影机和放映机。每个人都是预言家，在大脑里导演一部“认识这世界”的电影，脑神经发给视神经的指令里，有意识地强化了一部分而剪辑了另一些。

　　年轻那会儿的戈达尔说了句后来被文艺青年引用到滥的名言：电影是每秒24格的谎言。他肯定没想到，电影眼是这样，人眼也是。

　　在35毫米胶片上，静帧的画面一格接着一格，当放映机转起来，便有流光溢彩的画面出现在银幕上。人类视觉系统工作的原理也像一台转动的放映机。能感受光线和色彩和图像接收细胞只存在于视网膜最中央1毫米的区域里，依照科学理论，人类的双眼能看清的范围小到只有一个大拇指的指甲盖，出了这片范围，视神经能感知的世界是一片绰约的黑白。我们之所以能看到斑斓色彩，因为眼睛工作的特殊方式——眼球每三分之一秒眨动一次，每次眨动时间持续0.2秒，眼睛依靠眨动的瞬间搜集光线和色彩的细节，这些细节就像电影胶片上静帧的画格，在眼睛持续不断的眨动中，便似放映机上胶片飞快地转，有光，有影，有色彩。眼球的每次眨动之间有0.1秒的空白，是眼睛工作的“空窗期”，但这停顿太短暂，被大脑忽略不计了——累积计算，人的眼球劳作一天能享受4小时的“怠工”，而我们对此完全无感。

　　关于大脑如何把视神经收集的细节碎片整理成完整的图像，科学界尚未得证实，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猜想认为，大脑在接收一部分视觉片段后作出“预言”，之后便补充各种需要的细节来验证“预言”，先假设，之后求证、求证、再求证。换个耸动的说法，每个人都是预言家，每个人在大脑里导演一部“认识这世界”的电影，视神经用0.1秒-0.5秒不等的速度向脑神经传送细节，脑神经随之预测0.2秒之后的世界会是怎样，这个过程产生的图像就是我们长久来以为的“眼见为实”。

　　在上述的过程里，每个人是自己的“把关人”。眼睛在眨动中搜集的细节并不是随机的，脑神经发给视神经的指令里，有意识地强化了一部分而剪辑了另一些。六月出版的《看不见的黑猩猩》，这本有关人类认知论的科普读物里，作者写道：“在可视的范围里，我们只选择了很有限的一部分，譬如，人类的视线一次只能追踪四到五样活动的物体。”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既做了导演又同时是观众，我们的眼球里同时藏着摄影机和放映机。

　　篮球场上的黑猩猩

　　我们总以为自己能看清眼前发生的一切，而事实上只看到很有限的一部分。看世界是这样，看电影也是。观看是自由的？别一厢情愿了，“看”是轻而易举就能被诱拐的。

　　《看不见的黑猩猩》，书名源自十年前的影像实验——无意识的盲目。实验对象被要求看一部短片，片子里黑衣和白衣的球员依次跑过一片篮球场，预设问题是计算出现了多少个穿白衣的球员。这是个很小儿科的测试，短片也确实平淡不出奇，唯独在时间过半的点，有个女人穿着黑猩猩装走进篮球场，站在场中央直面摄影机，学黑猩猩的模样拍打胸部，然后离开，整个过程持续9秒。这是个很突兀的片段，但实验结果，不到半数的观众注意到有“黑猩猩”出没，更多的人惦记着数数，他们只看到穿白衣的球员。

　　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扮演了最无情的审查员。

　　设计了那次实验的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和克里斯托弗·夏布里斯由此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无意识的盲目。两人在《看不见的黑猩猩》里这样写：当人的注意力集中于视线范围里的某个特定主题或特定区域时，他们无意识地忽略了与之无关的其他细节，即便那些细节是突兀的，荒谬的，甚或潜在重要的。我们总以为自己能看清眼前发生的一切，而事实上只看到很有限的一部分。随着无意识的盲目的而来的，则是对变化的麻木和漠视。

　　日常的“看”是这样，看电影更是这样。西蒙斯和夏布里斯提到了他们采访过的一位好莱坞剧本顾问，那位女士曾说：她看剧本时只关心主线的流畅、紧凑和连贯，而她越是在意推动中的情节，就越不会留心旁支的细节会不会出问题。罗兰·巴特说过，跑题应该是叙事结构的一部分，跑题的同时牵挂着主题，衍生成寄生的复调，这时主题和副题就模糊了界限。当然，他说的是现代写作，而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在挑战人类上千年来约定俗成的认知论。

　　而认知论是顽固的。观看是自由的？别一厢情愿了，“看”是轻而易举就能被诱拐的。

　　几个月前，英国的一位心理学家蒂姆·斯密斯借着大卫·伯德维尔的博客做了个测试。斯密斯贴了一张《血色黑金》的剧照，是在戏剧冲突间隙的场景转换静帧画面。试验让若干学生看这张剧照，以视线捕捉的技术定位他们观看的焦点。之后的实验报告里斯密斯写到：“导演的意图在画面上微妙地传递着，演员的表现催化了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化学反应。观众以为自己的意志支配了观看，而事实上他们在画面上聚焦的内容，正是导演希望他们去看的东西。”

　　导演要干的活就是让观众一步一步踩进他的包围圈里。譬如，在《加勒比海盗：惊涛骇浪》里，杰克·斯派洛船长和老情人在混乱的甲板上打情骂俏，有谁会注意到其他灰头土脸的海盗呢？或者，在若干部《哈利·波特》里，我们一定会记得斯内普教授每次刻薄哈利的模样，但魔药课教室里，小魔术师的座位们是怎么分布的？或者，你会念念不忘《X战警：第一战》里X教授和万磁王的对弈，你记得他们之间每一句暗流汹涌的对白，但，谁能把那局棋摆出来？回想我们看过的电影，尤其剧情片，每一次我们遗忘的远比看到的更多——在来来往往的白衣球员里，出现了9秒的黑猩猩成了看不见的盲点，盲点又何止这一只黑猩猩。

　　棋局的迷思

　　西蒙斯和夏布里斯在《看不见的黑猩猩》里提到了他们做的另一个实验。实验对象是一个国际象棋大师，让他看一眼国际象棋大师赛的残局，他能飞快地、没有偏差地把棋局重新摆出来，但如果在棋盘格上随机地放上棋子，那么这位大师的记忆力实在没比普通人强多少。两位作者由此推论：人们的认知储备是各种有规律的模式的集合，当即兴和随机的元素出现，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论就要动摇了。

　　这年头任何一个西方学界的心理学者会这样告诫我们：没有人能客观地面对存在，任何一种“观看”必然带着偏见，任何一种“看”的眼光，必然被事先张扬地塑造了，偏见本身不是问题，若理智否定了情感，才是无可救药的傲慢。

　　是的，所以小说家说自己是在虚构的海洋里寻找真理的彼岸，电影导演坦白自己是试图讲真话的撒谎精，就像福柯在他最重要的著作里写下，我们和经验世界的关系只能是“呈现”或“重现”。如果注定了现实欺骗眼睛，眼睛欺骗认知，那就无需纠结“看”什么，要紧是“怎样看”，观看之道不再执着于真相或幻象，不如好奇如孩童，打量这世界仿佛它是昨天才造好。

　　象棋盘上不能随机地摆上棋子么？这是一场和偏见、和习惯的拉锯战。

　　脑神经的预测只要0.2秒就能验证，而坐在电影院，我们的大胆假设要用2个小时来验证。

　　小说家福斯特总结过，“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这是情节。“国王死了，王后因伤心而死。”这才是正经的叙事。叙事恰似棋局和兵书，也有三十六计的套路。当我们坐在黑黢黢的电影院里，如果是影评人，一定会职业病地琢磨起影像叙事里的各种伎俩，在第一个镜头展开的瞬间，下意识地开始搜索自己的电影储备库，寻找和眼前银幕上发生的最切近的一种模式——黑帮片或爱情片，女性题材或男性沙文，情节剧或反戏剧，长镜头或表现主义，致敬了这位前辈或偷师了那位大佬……一部电影被飞快地贴上各种标签，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普罗们不会有意识地考虑这些，但不能幸免地会带着某些本能的期待，好似契诃夫形容的，开头出现的一把枪必须被用上；或者是好莱坞从黄金1930年代起立下的规矩，男女主角在开场20分钟左右就该暗通款曲地勾搭上；抑或是希区柯克总结的，知道桌子下埋伏着炸弹，提心吊胆地等待它爆炸/不爆炸。又一次，电影院里的“看”和科学研究的“看”殊途同归了：大脑是预言家，假设以后等待证实。只不过，脑神经的预测只要0.2秒就能验证，而坐在电影院，我们的大胆假设要用20分钟甚至2个小时来验证。

　　也可能，这假设完全失效了，电影的进展脱离了习惯的轨道，积攒的感情成了打在棉花上的拳头——如果开头出现的枪始终没被用上，如果期待中的女主角在开场不到半小时就被杀了，如果什么都没发生，只有家庭妇女在厨房里做牛肉派？电影是挑战想象力的艺术，但是，人们的想象力很多时候经不起挑战。

　　人们对经验世界的认识是一件由片段拼凑成的百衲衣。电影如何不是这样？

　　20多年前，研究认知论的心理学家和科学家还没有设想出人的“观看之道”模式有类电影放映，电影学者已经试着把认知论引入电影研究。大卫·伯德维尔在《经典好莱坞：电影风格与模式》这书里，透析了好莱坞诞生以后至1960年代的叙事技法，煽情剧、史诗片、神经喜剧、黑色电影……类型五花八门，万变不离这几宗：明确的叙事视角（说书人），淡化剪辑痕迹，时间/空间匹配、不交叉不跳接，因/果逻辑交代完整，时序清晰，总之，电影是一连串叙事元素的排列组合，是一个能让人掌控的、封闭的小世界。

　　电影毕竟是20世纪的孩子，在那个世纪的初叶，罗兰·巴特写下《零度写作》的宣言：创作是开放的，不存在封口的逻辑。现代写作的告白和现代的认知论不谋而合，人们对经验世界的认识是一件由片段拼凑成的百衲衣，处处是破洞，处处有可能。电影如何不是这样？黄金好莱坞时代定型的审美思维，如何能阻止一部分不循规蹈矩的电影冲破玻璃围墙。

　　就像比利时女导演香特·阿克曼在拍《让娜·迪尔曼》时说的：“我热爱每一个琐碎的日子并想把它们表现，而大部分人看电影是为了逃避琐碎的日子。”那年她25岁，197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者激烈抨击传统电影里男性眼光的窥视，《让娜·迪尔曼》成了一种实在的决裂与反抗，日常取代了戏剧，拒绝煽情，拒绝感伤，冷静地打量一个女子窒息的生活，在近于冷酷的平静中还她尊严，不浪漫也不矫饰的尊严。

　　何止一个香特·阿克曼。

　　电影可不可以不逃避？可不可以不要浮夸地大于生活？可不可以换一种“说话”的方式？可不可以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看”？我们大脑神经的“预言”可不可以放纵一些未知？昆德拉在电影诞生百年纪念时写下：“我珍视想象力的价值，因此对于费里尼的电影，我怀抱谦逊的憧憬。”借用这个句式，若珍视想象力的价值，对于挑战了我们的习惯和偏见的电影，能否怀抱一点纵容？

　　在“观看之道”的喜好与取舍上，一群习惯了穿鞋的成年人，愿不愿意光脚撒欢一晌？

　　很多时候我们看电影，就像那位在记忆里寻找棋局的象棋大师。何妨不介意回到初学者状态，怀着欢喜看待棋盘上即兴摆放的棋子？几天前，大卫·伯德维尔在回复《纽约时报》的邮件采访时坦言：经典好莱坞的叙事原则仍然强悍地塑造着普罗们的观影期待。人们会认为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的长镜头是冗长难耐的，却忽略了《鲸鱼马戏团》、《伦敦来的人》和《都灵之马》里每个瞬间里不动声色的悬念。泰伦斯·马利克获得戛纳影展金棕榈奖的新片《生命之树》延续了他一贯的哲思，向洪荒天地、自然万物探寻生命真意，而人们却纠结于“生命演变”和1950年代的德州中产家庭有什么关系。伯德维尔在邮件的最后写到：对我来说，欣赏贝拉·塔尔的电影，就像欣赏抽象画里的线条和色彩。

　　这让人想起不久前纽约一位艺术影院经理的小实验，他给一群学龄前幼童放了一部1966年的实验短片《我的生活》，画面上镜头缓缓蓝天，篱笆墙和盛开的花朵，衬着歌手艾拉·菲茨杰拉德深情地唱着《我的生活》。娃娃们丝毫不觉得无聊，他们欢喜极了，从座位上站起来，手舞足蹈。他们还来不及被培养“看”的习惯和偏见，成年人眼中旁门左道的实验电影，在孩子们看来只是自然，只是欢乐。

　　可见，在“观看之道”的喜好与取舍上，有时候无关品味高下，不过是，一群习惯了穿鞋的成年人，愿不愿意光脚撒欢一晌？你看你看，篮球场上有黑猩猩出没，是惊喜！

　　不久前，电影学者大卫·伯德维尔在他的博客里写道：电影是幻象，它不能转述、呈现或证明“真实”，它甚至不能回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困境和迷思，当我们谈论电影的时候，只是在谈论一些被简化之后以我们所能理解的秩序被排列组合的元素。

　　差不多在同时，英国作者格雷汉姆·劳顿发表一篇《大幻影》，动摇了我们曾认为坚实可靠的认知论：能否想象，你看到的一切皆是幻影，你“看”到的世界，是习惯、偏见和记忆在想象力的推波助澜下制造的一部私人电影。眼睛是最狡猾的叛徒，偏见绑架了认知，记忆成了逍遥法外的走私贩和骗子，原来，我们一直深信不疑的观看之道，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幻术。

　　这一次，科学家和艺术学者一起站到了认知论的原点上。其实，科学的新观点，在电影或哲学的世界里是重逢的故人。很多年前，法国导演阿兰·雷乃反驳影评人：《去年在马里安巴》里没有记忆！只有想象和幻景，只有思维的杂章。更久的从前，哲学家休谟这样写道：人只不过是各种感觉的集合体，一个接着一个的感觉，无尽地涌动，不停地运动。

　　科学说，人类眼睛看到的，是大脑在习惯的支配下、挑挑拣拣重新排列组合后给意识制造的幻景。这是我们在费里尼的电影里早已领教过的，梦的清澈眼眸打量意识和潜意识的马戏团。科学又说，记忆太脆弱，在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下，无形的铅笔和橡皮擦会轻易地改写出一段不可思议的记忆，创造出类似“在迪斯尼乐园里见到了兔八哥（兔八哥是时代华纳的动画形象，不可能出现在迪斯尼）”的不靠谱事件。阿兰·雷乃在很早之前就变过这样的魔术，逝去的时光重演只是让从前和当下模糊了边界，时间随记忆瓦解。

　　科学也说，其实被幻化的现实和被篡改的记忆都不可怕，所有的现实和过去都会成为未来的水晶球，终究，记忆与认知是一场徜徉在时间里的神游——不为真相，是为冲破时间的监禁。而这，从来是电影的宿命。

　　这一刻，科学和艺术仿佛一对蹉跎太久以后终于走到一起的恋人，它们各自跋山涉水，终于在旅途中遇上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