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价键数目怎么算:也论中国人的病态人格之三

来自：豹啸山庄

三、中国人的脸面

　　仅就脸面一词的字面来分析，它的确是一个中性词汇。但在现代社会里，随着词义的引伸和转借，又赋予了正面的和反面的两种涵义。所谓正面的脸面，是指那种以仁慈善良、正直廉洁、诚实守信为操守和荣誉之绅士风度也。中国人则称之为谦谦君子风度。这正是人类文明积淀之美轮美奂的珍珠和宝石。对此，小子我誉之犹恐不及，何敢妄置一词?今天我要讨论的，乃是中国五十多年以来发展起来的以虚伪矫饰、浮躁庸俗为表征的反面的脸面。这与阿Q前辈之“精神胜利法”相近似也。

　　的确，爱慕虚荣的人，全世界都有，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产。但我认为，中国人的脸面最具“诗情画意”。

　　以政治的观点来划分，我把中国人脸面分成以下三大类：其一是公共意识——社会的脸面;其二是被统治阶级——普通百姓的脸面;其三是统治阶级——各级官吏的脸面。

　　对于社会的脸面，情形颇为复杂。且极易受一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虚火的影响。许多人一旦粘上这种虚火，就可能高烧不退、晕晕乎乎。以至于不辨南北东西。在这种虚火高烧不退的情形下，是很不容易自悟自惕的。非得大吼一声，才能使之猛然惊悟。

　　盖由于我们泱泱华夏，长期积弱积贫。文化、科学、技术等处处不如人，公众的文明意识和社会的和谐进步，亦与西方国家相去十万八千里。号称有着煌煌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古国，其脸面安在?于是我们就心浮气躁，就生拉硬扯地弄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时时处处欲与西方国家一较高下，拼着老命也要争回脸面——纵然我们现在比不上人家，但我们的祖先可比他们发达多啦;纵然我们在物质上比不过人家，我们也要在精神上也要胜过对方;纵然我们现在落后，谁敢说我们的未来不是灿烂辉煌?不把对方比下去，决不罢休。于是就从阿Q前辈那儿搬出“从前我可比你阔多啦”、“从身上捉个虱子出来，也比你身上的个儿大”、“临死之前‘拼着性命也想把圈画圆’”的经典逻辑来一较高低，来为自己争回面子。

　　我们先来翻开今天的中学的数学课本看看，看看这不知何时被我们更名为“勾股定理”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吧。我们改名的理由，其依据在于古文献《周髀算经》里，记述了西周时期有一个叫商高的人，在回答周公的问话中提到过：“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修四、经偶五”的一句话，即“勾三股四弦五”。据此，我们便一口咬定：商高早于毕达哥拉斯六百多年，就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一普遍规律，并将毕达哥拉斯定理更名为“勾股定理”，又名“商高定理”。

　　常识告诉我们，所谓定理，是指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而不是某一特例的偶然发现。显而易见，所谓“勾三股四弦五”，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定理中的一个特例。特例以外还有无穷个直角三角形，不能用“勾三股四弦五”来求解。而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生们，不但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三边长度关系的普遍规律，而且完成了对这一规律的几何和逻辑的证明。与商高发现的特例相比，这是霄壤相别的两回事。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而我们却据此将毕达哥拉斯定理改名为“勾股定理”，并一直沿用至今。这真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勾股定理”!这也是一件非常为中华民族争脸面的“壮举”。

　　再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六十多年里“历史记述”来看。我们对于外国人因对满清皇朝的战争犯下的杀人的罪恶，犯下的火烧圆明园的史实，中国人一听就血冲脑门、咬牙切齿。而对于在同时期被“自己人”残酷杀戮的数万倍于外国人杀戮数量的华夏生灵，数千倍于被烧掉的圆明园的文化古迹，我们却默然无声。好象外国人杀人放火，罪就特别大，而“自己人”杀人放火，就是理所当然的。有的干脆将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搅在一起，与你抬杠不已、纠缠不清，让你无言以对。这种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确实很为中国人争脸。

　　再翻开我们今天的历史课本看看：

　　有人若说，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高度发达，其极尽机巧之工业机器人，已代替了人类许多方面的繁复劳动，把人从繁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使其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提高。此时就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比这要先进好多倍呢，我们的祖先比他们发达多啦。

　　有人若说哥白尼发现并证明了日心说，为人类认识宇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的老祖宗，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发现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从客观上证明了地球围绕太阳转动!

　　有人若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是人类认识地球和自然的历史壮举。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国的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比哥伦布还早一百多年呢!说明我们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比西方国家发达多啦!

　　有人若说美国人发明了计算机，对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的老祖宗在周代就发明了筹算，这不是计算机的雏形是什么?《周易》里面的推算八卦，不就是用一长一短的线条组合变化，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的嘛?二进制还只是它的一条支脉呢。据某时某地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一只“陶制鼠标”呢，不信请看某日某报!言之凿凿，报章亦在，不由你不信。

　　有人若说，西方国家的金属冶炼和材料科学先进，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近年在湖北某地考古发掘出来的越王勾践剑，虽经两千多年的水土腐蚀，直到今天仍然光可鉴人、削铁如泥，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战国时代就已把球钢、碳钢、结构钢、合金钢等的冶炼技术，推进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有人若说，近代科技发端于欧美，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近一百年以来，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总和。这时又可以从我们的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没有我们的“四大发明”做为世界文明传播的基础，恐怕他们到现在还处还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里呢?(常常为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的真实性，是很值得讨论的。因为：造纸，埃及在四千多年前就发明了沙草纸;火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近代黄色火药的发明，是因为黑色火药的发明的结果;指南针，中国磨出来的磁瓢，根本就没有实用价值;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西方人发明和使用的磁针，是来源于中国发明的磁瓢;而活字印刷，既然有那么大的生产优势，为何直到清末民初，一直还在使用雕版印刷?直到德国人发明了铅活字之后，活字印刷才得以迅速普及。对于这些问题，一般的中国人常常被一种民族主义虚火烧得晕晕乎乎，很少愿意这样思考问题。倒是有两项“发明”，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的“专利”：其一是灭绝人性的太监制度。中国皇权专制的霸道惨毒，由此可见一斑。中国皇帝恨不得将全国的漂亮女人供其一个人宣泄淫欲，而对于其它男人的小弟弟的存在，也使皇帝老儿寝食难安。于是就一刀下去，连根切除。只有这样，才使皇帝老儿感到安稳舒服。其二是中国男人病态地迷恋于戕害女人。将女人活生生的、健康的天足，变成满足中国男人病态审美的牺牲品。这样残忍的“发明”，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如此历久不衰，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如此以残为美，并对之嗜痂成癖。)

　　有人若说，中国的农业落后、农民困苦，比之西方各国差距很大，特别是以色列在沙漠戈壁滩上建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农业，令世人惊叹，中国人应为此感到羞愧。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以世界17%的耕地(有的媒体故意将17%篡改成7%了)，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你能说成绩不伟大?这不是肆意抹煞伟大成就?这不是恶意诬蔑优越的社会主义?你这是居心叵测!与反华势力搞大合唱!

　　有人若说，世界现代科技文化成果主要在西方，诺贝尔文学奖，大都被西方人摘去桂冠;诺贝尔物理学奖就被美国人获得了三分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全被美国人囊括。而自称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中国，却是一片空白。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报章媒体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咱中国，就算给我们评奖，我们也懒得去领!我们就是要争这口气，一定要气得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眼睛翻白。近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近流亡法国的华人作家高行健以《灵山》系列文学作品获得诺贝尔奖，中南海不就发表声明严重指责说：“这是对中国政府的无理挑衅”吗?

　　有人若说，我国的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其比例竟不足3%，低于许多最落后的非洲国家之水平，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多少农家子弟就算考上大学，也因求贷无门只能与大学绝缘?多少下岗工人为子弟学费面壁而泣?多少贫困学生在贫穷的苦难中煎熬?《义务教育法》颁布多年，可义务教育的学费却越收越多，令多少孩子因交不出学费而在校外踯躅。堂堂正正颁行全国的《义务教育法》，业已变成了一纸空文!科教兴国唱得虽然动听，也已经快变成了一只画饼。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官方文本中抽出某章某节反驳说：这算啥!我们的教育投资，我们的办学数量，比起“解放”前来，不知增长了多少倍?这么巨大的成绩摆在面前，你却视而不见?且这样危言耸听地唠叨不休!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不是被境外反华(实为反共)势力所利用?亡我之心不死?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再不闭上你的臭嘴!小心“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你砸为齑粉!

　　有人若说，汉族两次沦为亡国之奴，蒙古和满洲贵族分别在中原建立了殖民奴役的朝廷(不是国家)，说明了中原人民的衰败和柔弱。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专家文本(如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等)中抽出某章某节反驳说：这算啥!野蛮民族虽然用武力征服了中原，可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却反过来征服了这些强悍的民族。这不是中原文化的巨大胜利是什么?余秋雨的说辞，这让我想起这样一个比喻：一个被强奸的人，她居然宣称，“别人虽然用暴力强奸了我，但我用生殖器战胜了这个强奸我的人!你看我生下了有他血脉的儿子，却只认我是他的娘亲”。

　　有人若说，在五十年代初，金日成悍然越过“三八线”入侵南韩，联合国通过决议进行武力干预。麦克阿瑟奉命率盟军从仁川登陆拦腰截击，几乎使穷兵黩武的金日成政权全军覆亡。为了挽救濒于破产的金日成政权，中共被迫接受斯大林之命出兵助战。战争的结果是退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三八线”以北。而我方的伤亡将士的数量数十倍于敌方(因为心虚，过了五十多年，战争中自身的伤亡情况，还不敢昭告国人)。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把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打得焦头烂额、鬼哭狼嚎，被迫坐到了板门店的谈判桌前，这不是巨大的胜利是什么?!

　　有人若说，金门炮战，是毛泽东为了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把红旗插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给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提倡的和平竞赛一个响亮的耳光。因为美中(中华民国)签订了同盟条约，中苏也是亲密的战略合作伙伴。所幸苏美两国都看清了毛泽东的狂妄企图，才避免了被毛泽东拖入战争深渊，才避免了全世界的又一次生灵涂炭。可我们的教科书上却“解释”说，当年的金门炮战，是为了防止蒋介石脱离大陆，阻止美帝国主义插手台湾。这种违背常识的胡编瞎说，连三岁小孩子都被逗得前仰后合、屁颠屁颠的。这虽然为毛泽东争了脸面，却令世人为之喷饭。

　　有人若说，被江青残害致死的孙维世和上官云珠，是因为她们曾被毛泽东拐上龙床，从而引起江青的嫉恨而惨遭毒手。而我们的历史课本却云里雾里、东扯西拉地予以遮掩。这虽然为毛泽东争了脸面，却弄得那班御用秀才自相矛盾、捉襟见肘、狼狈不堪(如叶永烈之流所撰写的《江青传》)。

　　有人若说，我们在摹仿别人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出来的技术和成果的基础上，一夜之间就可以仿制出相类似的产品来。我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借之大肆吹嘘，真是邪门!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诸多官方文本中抽出某章某段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仅用几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走过的道路，这“充分证明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其恬不知耻、沾沾自喜之情，真让人拍案叫绝。

　　在二十世纪初，学术文化界已经公认“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结论。毛泽东一看，就对此大为不满起来——堂堂中华文明古国，竟然没有哲学?这还了得!于是命令郭犬儒，赶紧编造出了《中国哲学史纲》的四卷雄文。到今天，郭沫若对这个伪问题论述，仍然是哲学系的大学生的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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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像一个民间寓言：一天，一只井底之蛙，看到一头小牛比它大，他横看竖看都不服气。于是它就鼓起肚皮欲与小牛一决雌雄，结果“噗”的一声，青蛙的肚皮胀破了。

　　他们也不认真想一想，祖先的勤劳智慧，古代文化的辉煌，使中华民族的后裔们，在此面前相形失色，这不正是证明了我们的无能和耻辱吗!

　　诸位如有兴趣，翻翻我们的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课本看看，再看看今天的各种报章媒体，类似这种自我炫耀和无理抬杠的表述，真是不绝于缕。笔者在此实在不能一一列举。连睿智明哲如梁启超者，其早期倡言变法之文，也多次陷入“古已有之”的自我辩白之中。何况如我辈之人，生于一个谎言的时代，被数十年似是而非的强制灌输，其懵懂浅陋、习非成是，业已成了我辈之思维的惯性。在此背景下，能有几人不被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愚弄?能有几人不被拖入这似是而非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能有几人不在此自欺欺人的漩涡中神魂颠倒?

　　呜呼!中国社会的脸面，业已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这不但让西方之人大跌眼镜，也使国内有识之士为之背气。

　　对于中国老百姓的脸面，主要体现在婚丧嫁娶上。这些婚丧嫁娶的“大事”，几乎是一个模子倒出的、而又互相攀比、极尽奢华的酒肉大席。结婚的人，明明知道结婚只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的私事，却生拉硬扯地拉来很多人来陪衬，把终生的幸福维系在婚仪的是否隆重上;办丧的人，要把那丧事做得象国宴，生怕不如此，就会丢尽了面子。

　　这种徒费钱财把人累个半死的婚丧大席，我们哪个人没有经历过多少回。请帖一送，请人者说到底是为了捞回过去送出去的“人情投资”;而被请者，虽感心里为难，但人家来请了，也不能不给面子。只好做出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觥筹交错的热闹场面的背后，亲情友谊被玷污。只剩下了那种对金钱的赤裸裸的渴望和企求。

　　近年多有报道，某些一夜之间暴富起来的人们，倘让其为希望工程或社会公益事业捐点资做个表率，他则靓脸变黑，玉手一挥，甩出几个硬梆梆的字：“去你的，没我的事”。若在风月场里一掷千金，却是豪气吞天、气壮如牛。

　　如据近年广州一大报记载：京穗甲乙两大款在歌厅遭遇。为了互相争面子，竞相点歌各不相让。点歌价码一个比一个高，以压倒对手为争脸的第一“大快人心”的要事。最后竟点到十万元一支歌。直到乙方败下阵来，才煞住车。如此有派的主儿光临该歌舞厅，害得厅内众人吐长了舌头，大气也不敢出。也害得歌厅老板既喜且怕，一边颤抖着爪子数钞票，一边不停的祈祷着说：“这怎么得了，别闹出人命呀”。甲大款自觉有脸，抢过歌厅小姐的话筒，象斗胜了的公鸡“咯咯喔喔”地大唱一通，众看客则报以热烈的鼓掌。乙大款自感丢脸，只好夹着尾巴落荒而逃。

　　这些都是小老百姓们(即被统治阶级)的小脸面，对于权势人物(统治阶级)的大脸面，近年又滋生出以玩弄特权、挥霍民脂民膏来互相攀比，以沾花惹草、搂香倚翠、拈(怜)香戏(惜)玉等丑恶行径来相互炫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甲官某日宴请宾客喝掉十瓶茅台酒，花费公帑数千元。乙官一看就不服气。隔了几天，借故回请甲官，喝去十瓶人头马，花费公帑上万元，直到将甲官比下才算争脸。甲官某日用公款买了一部宝马，乙官一看，心里就不服气，隔上几天，也用公款买来一辆奔驰。乙官某日带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出入社交场合，甲官一看便不服气，隔日就想方设法搂上一个走红的歌星出入社交场合。将乙官比了下去，才算争脸……

　　关于争脸，林语堂先生在《脸与法治》一文中，有十分精彩的描摹。在此，我就不再耗费笔墨，就将林博士此文的精彩片段抄录下来，作为我这段文字的结尾吧。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象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从好的方面讲，这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快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所以据我观察，中国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脸一丢，法治自会实现，中国自会富强。

　　“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每小时三十五英里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五十六十英里，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涨大。倘若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扣住，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职，(警察)局长亲临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得不可形容了。

　　“不过我有时觉得与有脸的人同舟同飞艇，颇有危险，不如与无脸的人同舟同车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位丘八的脸太大，不听船中买办的吩咐，一定要享受在满载硫磺之侧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问他，识不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后来结果，这长江轮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出了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

　　“又如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也是脸面太大了，硬要载运磅量过重之行李。机师‘碍’于市长之‘脸面’，也赏给他脸。于是飞机开行，不大肯平稳而上，市长又一定要给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脸，叫飞机在空中盘旋几周，再行进京。不幸飞机一歪一斜，一颠一簸，碰着船桅跌下。听说市长结果保全了一副脸，却失了一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