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青年领袖论坛:在经济最困难时“上马”，毛泽东两弹决策内幕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辉煌历程，研制“两弹”（导弹、原子弹）是非常值得自豪的篇章。新中国仅十几年就掌握了远程导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这一震惊世界的奇迹，与毛泽东在几个重大关键时刻的决策密不可分——

　　■毛泽东于1945年广岛核爆炸后知道了原子弹，马上严厉批评了渲染其恐怖的《解放日报》负责人，表现出既重视又藐视的态度，其精辟见解和从容气度让今人也为之钦佩

　　1945年8月6日原子裂变的火球在广岛出现前，研制这一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在几年间严格保密，连美国副总统长期也不知道，世界上的人们几乎都是在第一次核轰炸后才知道了原子弹。

　　8月9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加上了“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的标题。

　　据当年报社的同志回忆，这天大家开庆祝会时，毛泽东却打来电话找到社长博古，批评这是“政治性很强的原则错误”。接着，毛泽东又把负责编辑的同志叫到枣园，严肃批评了一个多小时，认为不应该如此渲染原子弹的威力。翌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的树荫下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谈笑风生纵论天下时谈到原子弹——开始翻译说成“scarecrow（稻草人）”，他认为译成“PaperTiger（纸老虎）”才准确。“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这句世界性的历史名言表现出的宏大从容气度，恰恰是敢于同美蒋反动派斗争并赢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并非不重视原子弹，看到爆炸的首篇报道便批评报社，就反映出他从一开始就预见到核武器所具有的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的双重作用。

　　广岛、长崎腾起的蘑菇云，给当时还套着几重枷锁的中国人带着新的压力，基本停留在农业社会的神州古国此刻还不能生产重型坦克、飞机等热能装备，核能武器的出现又会把中国远远抛在世界武器发展跑道的后面。在延安时期的困难条件下，毛泽东侧重于以豪迈的精神对抗威慑；一旦有了国家政权，他便准备以“跨代”的方式掌握具有巨大物质力量的原子弹。

　　■赫鲁晓夫委婉地拒绝毛泽东的要求，但到危急关头，苏联肯冒核大战的风险掩护中国吗?

　　■1954年秋天，广西传来发现铀矿的消息，这使毛泽东确定决心具备了最起码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于何时确定搞两弹的决策?通常认为是1955年，其实1954年秋在会见赫鲁晓夫时便已初步确定。

　　1954年10月3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正式会谈，在双方的蜜月气氛中，毛泽东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询问在这方面能不能有所帮助。赫鲁晓夫听后马上露出惊讶的表情，接着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并认为中国如果真的搞核武器，现在就是把所有的电力都投入进去也不一定够用，苏联可以帮助先建一个小型原子堆，以此培训一批干部，并接收一些留学生去苏学习。

　　1989年至1992年间，我曾多次到位于木樨地的师哲家中，坐在那张简朴的客厅里，听这位长年给毛泽东当俄语翻译的老人讲述过与赫鲁晓夫的一次重要谈话。

　　据师哲回忆，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正式提出准备搞核武器，不过却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此刻中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二年，仍然连一架飞机、一辆汽车都不能制造，却想搞最尖端的工业科技结晶的核武器，难怪会让赫鲁晓夫吃惊。

　　当时从外部条件看，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新中国一再实施核威胁，苏联“核保护伞”根本靠不住。中国出兵入朝时，苏联担心引火上身，连出动空军掩护的诺言都能背弃，到危急关头还肯冒核大战的风险以原子弹掩护中国吗?从国际地位和世界战略格局考虑，正如法国总统戴高乐那句名言所说：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算是大国。站起来的新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恢复大国雄风，也必须拥有核武器。从内部条件看，中国虽然缺乏工业基础，却有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科学家。苏联当时为解决核原料匮乏而与中国联合进行铀矿勘探开发，1954年秋天从广西传来发现铀矿的消息，这使毛泽东确定决心具备了最起码的物质基础。

　　80年代后期，笔者曾向长期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周家鼎请教过这一问题，他以很公道的态度评说：“苏联撤退专家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程，可是我们完成它毕竟比新建省力多了!”

　　■毛泽东认为苏援断绝“极好”，在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时支持了继续“上马”的意见

　　■“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不过是形容词，每年投入“两弹”的几个亿，同三年“大跃进”造成的1200亿元人民币损失额相比微不足道。1959年6月，苏联中断了原子弹等重要项目的援助，7月间中共中央便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毛泽东还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1961年夏天，当全国面对饥荒开始调整国民经济时，中央对核工业出现了“上马”、“下马”这两种意见之争。毛泽东面对这一争论，亲自征询聂荣臻等人的意见，批准了8月间国防科委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后来有些不明历史宏观情况的人曾抱怨，经济那么困难时何必节衣缩食搞原子弹。其实，“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不过是形容词，正如毛泽东于1961年9月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所讲的：“我们即使搞出，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我们用很少的一点钱搞试验。”60年代初期我国的国防费用每年仅几十亿元人民币，其中每年投入“两弹”的不过几个亿，若同三年“大跃进”造成的1200亿元人民币损失额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对经济出现的困难和后来的恢复都产生不了多大影响。

　　中国掌握“两弹”用了远远少于美、苏、英、法的经济投入，其政治军事意义却极为巨大。中国继1964年爆炸原子弹成功后，又于1967年成功试验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这种数量虽小、却使任何人不敢轻视的核反击力量，成为保卫我国安全的无价之宝，同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人在此过程中的探索，恰恰又代表了对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成果的追求，为我们今天在体现“三个代表”时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