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见草适合什么人吃: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何大幅落后于日本

　　一、中日两国文化差异对现代化的影响。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然而，应该承认， 从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开始领先于世界，其成果无疑属人类共同所有。如何对待西方文明，是拒绝、排斥，还是吸取、融合，是后进国家实现现代化时不能回避的首要问题。中日在这方面不同的重要原因是各自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中国文化，主要是汉族文化，根基深厚，五千年来绵延不断，一脉相承，兼有独立性传承性强和包容开放的特点。历史上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和过程中，汉族文化多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融和吸收落后、相近、弱小的文化比较容易，而与新的较强的差别较大的文化交汇则困难多些。日本文化没有中国文化那样悠久的渊源和厚重的传统，也没有中国文化那种惯性，且自古受外来文明影响大，并善于把拿来的文化融入本民族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守成与变新是不可分割的两面。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与日本文化的两重性密切相联，“日本人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当面临先进和强大的新文明挑战时，日本人更倾向于改弦更张，较快地向新文明靠拢。中日两个民族对待西方文明的不同还在于;第一，中西 文明不但差异较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历来有天下华夷之说。近代西风东渐后，中国人，主要是汉人，如同以前对周边少数民族一样，俯视欧美国家为“夷”或“西夷”，分别称各国为英夷、法夷、美夷等。对中国人来说，要“华”放下身段以“夷”为师，这实属不易。但中国的纲常礼教毕竟不敌欧风美雨的事实使国人认识也在逐渐进化。日本一向不视自己的文化为中心或正统，日本人从不讳言古代曾以中国为师，近代起则奉西方为范。在引进西方文明上，日本的历史文化包袱比中国軽得多。第二，日本能够并善于向对手学习。日本武士文化传统是崇尚实力，愿赌服输。明治维新前夕，萨摩藩和长州藩在与英、法、美、荷等舰队的冲突中惨败并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协定。现实的日本人没有寻求报复，反而以此事件为契机努 力与西方建立良好关系并实行开国方针。日本人的思维是;“亲眼看到敌人的强大，于是便向敌人请教”。1886年，中国北洋舰队访日引起轰动。当时世界一流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使很多日本人感动震撼、羡慕、嫉妒、愤恨，惭愧。日本上下决心大力发展海军，打败北洋水师。日本人一向以战败投降为耻。二战太平洋战场日美厮杀激烈，双方伤亡惨重，日军多与美军战至“玉碎”，日本本土被美炸成一片废墟，还挨了两颗原子弹。但战后日本人并未仇视美国，而是平静、自愿地接受了美的占领和改造。前首相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一书对美考虑到冷战需要而善待扶持日本充满感激之情，这代表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想。而中国人对政治军事斗争的对手，往往不能予以正视，有时还要加以贬低或扭曲。至于学习对手，一般说来，障碍多于日本。1928年，戴季陶在撰写《日本论》一书时说，与日本出版了大量的中国研究书籍相比，中国人在研究日本上却极为保守。戴指出，我们看到了日本的消极面，“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与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戴称，他的书就是要向中国人展现一个真实的日本。第三，日本能较快地把外来文明，包括政治文明转变为自己的和内生的。日本权威历史学家坂本太郎说;“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已成为人们至高无上的要求。这一点虽然是随着无条件投降而由外力施加给日本的，但在今天，已在大多数人民的心理中扎下根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看外部世界比过去客观多了。可是普适价值观仍被视为外在异己之物。对大力引进的国外现代科技和管理，也是移植模仿多，自我“ 内生”少。第四，中国文化素有重文理，轻工技之风。中国的士大夫多不屑于研究和操弄器物之类的东西，历史上士农工商的地位尊卑排序也说明了这点。这种观念至今仍有影响。缺少自主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软肋。日本文化更重视现实和实用性。靠技术吃饭的日本人一向以研发、掌握先进技术为重为先为荣。以先进技术为本的发达的制造业则是日本经济的脊梁。

　　二，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偏重器物，在制度变革上困难曲折较多。日本则器物与制度同步推进。

　　现代化是个综合系统的社会发展过程，是社会各领域全面现代化。在实现进程中，器物、制度、文化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其中制度现代化对器物和文化现代化的保障与促进作用至关重要，不可或缺。避开制度现代化片面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的做法，非但不可持续，还会导致严重消极后果。

　　(一)十九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在制度改革上一败一成使中国深陷沉沦，日本则大步前进。 鸦片战争后，那些比较了解“洋务”的中国官员和士大夫看到西方国家“船坚炮利，垒固兵强，”便发起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其前提是不触动中国的封建制度，其目的是维护这个制度。在学西方和现代化上，洋务派属于器物派。甲午一战使洋务运动的军事成果灰飞烟灭，受到震撼而警醒的先进中国人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主张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实行维新变法，学习西方的制度。当时的中国国情注定了清末改革刚一开始即告失败的命运。

　　明治维新使日本面貌为之一新。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陆续展开，各项新制度很快建立。日本迅速完成了产业革命，建立了强大的陆海军，一跃成为东方第一强国和世界主要列强之一。明治和大正时代是日本向上有为的时期，日本在短期内快步追上了世界发展潮流，为其尔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辛亥革命后，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开始崩溃到新制度逐渐建立需要一个不短的过渡时期，出现某些混乱是必然的。不应忽视的是，民国期间，尤其是二十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经济高速增长，政治整合有所成效，文化相当繁荣，教育发展很快。当时的知识分子独立性强，积极活动，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推动了社会进步。教育风气清正，质量较好。高校自治，人才辈出。抗战艰苦条件下西南联大等大学的办学水平，也足以让今天的名牌大学为之汗颜。可恨的是，中国这一良好的势头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这是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最大损害之一。

　　明治维新保留的封建色彩使日本的现代化道路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侵略性。军国主义经济和农村的租佃关系致使日本国强民穷，国内市场狭小加上资源奇缺，驱使日本不断扩张。进入昭和时期后，诸多矛盾升级，军部势力膨胀，军方强势黩武，走上疯狂战争之路不可收拾。祸人害己，遭致灭顶之灾。

　　(三)二战败降后，日本社会经济状况非常凄惨，人民生活极其困苦。日本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和五十年代初进行了又一轮制度性改革。改革以成为世界潮流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为宗旨，根本性措施主要有;废除明治宪法，制定民主、和平的新宪法。规定国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举行普遍的民主选举。取消新闻检查制度，确立思想言论自由。实行农地改革，大部分土地转给农民。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建立并扶持工会，保障工人权益。这次改革由美国政府通过占领当局主导，日本方面主动接受并配合。改革扫除了日本社会的大量封建痕迹，日本政治、经济等制度得以与美欧比肩。改革的成功确保了日本战后在废墟上重新高速崛起，成为富裕、民主、发达的国家，其历史意义和地位应不逊于明治维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中国学习并照搬了苏联的体制制度。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东欧国家开始对这种体制制度进行了反思和改革。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坚持这一模式的同时，更加强了其封建色彩和左倾乌托邦化， 酿成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人道灾难。很明显，离开对体制制度的革新，现代化对我们只能是水月镜花。这一时期中国在现代化上又更大地落伍于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四)中国是第一个奉行改革开放，也是第一个转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转变不仅解放了思想和生产力，也为制度进步打开了闸门。改革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政治环境也比过去开明宽松了，但戊戌维新时提出的制度改革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快于日本。中国GDP超过日本总是好事。但中国发展所付出的经济、政治、社会、资源、环境等代价太大。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经济体制改革徘徊倒退。如不尽快摆脱这一困局，经济改革的成果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也将随之倒退。日本经济进入九十年代后困难增多，陷于低迷，但并未停滞，“消失的十年”并非失败的十年。日本的发展已主要不在量的增长，而在质的提高。日本在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提升国民福祉，完善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正诸方面成绩明显。近些年来日本首相及政府更迭频繁虽非好事，但也不必过重解读。这种争斗都不脱离民主法制轨道，基本不影响国家正常运转，更不会发生大的动荡和动乱。必需看到，中国与日本在现代化程度上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而且赶超的势头即不稳固，也不全面，在某 些方面的落后仍在加大。

　　三，中日国民素质不同对两国现代化有重要作用。

　　日本较高的国民素质是其在明治时代和二战后两次分别只用了一代人时间即崛起至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推力。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次日，代表中国出席仪式的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偕随从到东京游览。徐看到东京到处是残垣断壁，但民众肃穆有序，慨然叹曰;“日本之兴，可计日而待也;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日本的政治家和学者在谈到日本能几次力转国运，危难兴邦的原因时，无不强调首先应归功于日本国民的“机智”、“勤勉”、“坚韧”，“日本人民能忍受艰苦、勤奋劳动、能充分发挥创造性和钻研精神，”以及日本人的认真、负责、守纪律、重承诺和敢于担当的传统。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并无夸张之处。日本自明治时代起即实现“教育立国”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知识和技术素养。日本偏居四岛，天灾频仍，几无自然资源，能凭知识与技术强 国富民，其最基本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日本国民。

　　说及中国国民素质时应注意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作用下形成的国民性是决定国民素质的重要因素。国民性的形成和改变都是长期渐进的过程。同日本及其他民族的国民性一样，中国的国民性也是长短两面并存。第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长期落后是制约国民素质提高的基本原因之一。国民受教育水平更是与其素质直接相关。第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人的现代公民社会、当代世界文明、民主、人权、法制观念薄弱。因为信息来源、真伪和传输方式的限制，很多人往往缺乏独立、客观判断内外古今事物的能力。第四，现在突出而尖锐的问题是，由于权力腐败导致的社会溃烂和风气败坏，中国国民素质正遭受至少是近代以来空前的侵蚀，这一损失至少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修复。当 前，后两个问题对中国发展、改革和现代化的负面作用比较突出。国家的体制与制度对国民素质有关键作用，好的体制制度有助于形成好的风气和文化，培养优秀的国民素质，还能逐渐抑制国民性中的弱点。

　　四，中国能够吸收并融合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普适价值和西方文明的其他优秀成分，创造更辉煌的现代化和文明。

　　日本文化有明显的弱点和短处，如;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容易使其在某一方向把事做到极点，付出重大代价后才能走向另一面。日本人不善于从长远的战略高度考虑问题。日本人能轻易快速地接受西方文化和技术，这样的变革就不可能彻底，必然要把传统的东西，包括其消极面残留在深处，从而潜伏未来的危机。日本不可能像美国中国那样成为完全意义的世界大国，因为他没有大国的文化支撑。日本的短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国的长处。晚清和民国历史及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都证明，中西文明在经过一些摩擦和磕碰之后，两条历史长河必定要会合的。中国应该，也能够吸纳西方制度、器物、文化现代化的好东西。中国人在这方面虽不如日本人快，却可能比日本人更扎实更稳固。当务之急是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实施制度的现代化。以中国文化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和中华民族之智慧，结合普适价值等西方文明的精华，同时克服其局限性，必将为自己开辟极为广阔的发展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