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审视“我们”和“我”的鸿沟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很多独特的地方，与一些民族率性洒脱、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风格不同，中国人克己能忍，甘愿为了某个美好愿景而忍受当下的痛苦。中国人一般认为，个人为眼下吃点苦不算什么，要为集体为大局为明天着想，要忍耐，等将来有一天，集体好了，个人自然就好了。这就是所谓，“我们”崛起了，“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然而，“我们”和“我”毕竟不是同一个东西，大家之所以为“我们”吃苦耐劳，其实最终还是希望“我”能够分享到这个成果。确实，“我们”增长了，“我们”复苏了，“我们”崛起了，但人们开始发问：“我”增长了吗，“我”复苏了吗，“我”崛起了吗？

　　在2009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我们”和“我”是有距离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审视“我们”和“我”之间的鸿沟，以及由这个鸿沟所带来的问题。

　　“我们”增长了，“我”如何受益

　　2009年初，全世界都在金融危机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出口受阻后的中国经济面临深度下滑的威胁，今年伊始，中国经济就面临两个极其紧迫的任务：保增长、调结构。

　　年初，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止血，保住增长，防止出现雪崩式的连锁反应。一年过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宣布超额完成保八任务的同时，四万亿背后的隐忧却并没有消除。

　　保增长是实现了，那么调结构与促内需呢？毕竟，依中国的体制，单纯要保证经济短期增长本来就不是很大的问题，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的行为是可控的、显性的、直接的，巨额投资一下去，立刻就有效果。相比之下，调结构与促内需才是更深刻和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任务。企业复苏、就业改善等实体性问题才是中国经济社会能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经济的多年积弊。人们期望借救市之机，调整中国经济的结构，改变过去一些年过于依赖出口与投资拉动的畸形增长结构。

　　在此背景下，内需、民生、就业就成了2009年经济生活的关键词。过去几年，中国经济有着炫目的增长数字，但“我们”的增长与“我”的收入增加却不成比例。人们开始逐渐注意到“我们”与“我”之间的鸿沟。

　　从1978年到90年代前期，随着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政府从社会总财富中拿走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但这一趋势在90年代中期实行财税体制改革之后发生了转折，到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从1995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但同期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村更少，只有1.2倍。

　　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内需，特别是民需的萎靡。尽管GDP高歌猛进，但民间消费率却屡创新低。到2007年已经下降到35%的超低水平，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不到。这种财富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调的经济增长，必然缺乏持续健康增长的内生性动力。

　　这种财富分配模式必须改变。一年过去了，内需、民生、就业都起来了吗？

　　从数据上看，内需是起来了，中国的内需和消费确实呈现了不小的增长，但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没有政府的刺激性投资，如果没有房价失控式的疯涨，内需数据是否还会如此光鲜？如果进一步将内需细分为“官需”和“民需”，“民需”又有多少增长？在“我们”的消费里面，又有多少是“我”的消费？

　　相比起豪迈的政府投资计划，民生领域的让利则显得羞羞答答。新年伊始，人保部就下发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而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不是改善民生吗？怎么是高的往低的靠？为什么对“我”实惠的东西，总是离我一步之遥但又如此飘渺呢？

　　房子长高了，“我”如何安居

　　说到2009年的民生与就业，就不能不提到两个本年度的热门词汇：蜗居与蚁族。

　　电视剧《蜗居》聚集了极高的人气，因为它触碰了当下最受关注的话题—房价。当然，房价比电视剧人气更高，2009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像打了鸡血般亢奋，量价双双飙升，地价房价屡创历史新高，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依然身处经济危机阴霾尚未散去的时代。

　　如今中国的房地产已成为与国民经济高度关联的产业，占GDP的6.6%和投资的四分之一，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产业达到60个。2009年的房地产热得发烫，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立下奇功。尽管，房地产拉动了“我们”的增长，但“我”的买房安居梦却渐行渐远。

　　2009年，一种新的“蜗居”方式已经渐成规模，践行这种生活方式的人被称为“蚁族”。“蚁族”，并不是一种昆虫族群，而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2009年初的时候，温家宝总理说他最担心忧虑的一件事就是大学生就业。今年，有超过7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我国就业的供求缺口将达到1200万，比2008年进一步拉大。

　　就业率比GDP更重要，因为没有就业就没有稳定持续的消费内需。如何让这些徘徊在社会底层的新生群体跨越现实困境与高房价之间的鸿沟？这同样是2009年的经济生活所留下的巨大疑问。

　　宏大叙事消解了，“我”如何幸福

　　与充满波折的2008年相比，2009年则要平静得多。或许是在2008年，国人消耗了太多关于民族、国家的激情，也或许是宏大叙事终究还是没有真实的个人来得实在。国人在2008年体验了太多了“我们”胜利、“我们”崛起之后，在2009年，他们开始关注这些胜利和崛起是否真的给他们自己带来了福利。

　　GDP的高速增长和民族主义，一直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两大法宝。甚至是缓解社会焦虑的良方，是这个社会重要的黏合剂。然而，在2009年，这两者的能量正在迅速消解。

　　在经过了多年的GDP崇拜之后，我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发问：“我们”增长了，“我”的幸福增加了吗？

　　很久以来，民族主义是个特别有号召力的东西，但今年人们开始精细起来，不再把一堆概念统统糅进“中华民族”而不加区分。

　　现实往往是最好的启蒙素材，在一些民族主义问题上尤其如此。以前，人们总希望国企能够强大，振兴民族产业的口号充斥在各种国企的广告语当中。人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国企是国家的，国家是我们的，国企做大做强了，国家也就强大了，国家强大有钱了，就等于我们都有钱了嘛。

　　可在今年人们逐步发现，这些国企巨无霸的做大做强不一定是好事，堂皇的民族主义理由，很可能是维持垄断地位的幌子而已。搞垄断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不说，赚得盆满钵满民众却难分一杯羹。中石油(9.74,-0.05,-0.51%)团购住房以及中石化的天价吊灯，还有两巨头三番五次的涨油价、闹气荒，甚至对于两巨头低价出口成品油的质疑，所有这一切，结结实实地扇了民族主义者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有人如梦初醒，原来一些打着“我们”旗号的人，只是盯着我们的口袋而已。

　　今年，又有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蹦了出来，尽管书中充斥着西方、民族、国家安全等大国博弈的吓人语句，但显然已经无法重现《中国可以说不》的昔日辉煌。时过境迁，2009年的中国人已经学会这样思考：你们不高兴是你们的事，别说是中国不高兴，更别随便代表我。搞几本民族主义的畅销书，策划一场“中国功夫对泰拳争霸赛”，很多人已经不买账，说这些东西与民族无关，与幸福无关，只和生意有关。

　　如果幸福是衡量生活意义的最高准则，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显然无法作为当下中国的注释。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过去一直所追寻的幸福是模糊的、虚妄的甚至有时是残忍的。2009，是时候停下脚步，重新审视“幸福”二字了。

　　2009，已经不同于MSN上必须挂红心的2008。人们开始审视“我们”和“我”之间的鸿沟，接下来的2010年，光解决“我们”的问题是不够了，必须落实“我”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