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雷达手表专卖店:人性·神性·兽性

人性·神性·兽性

    性质是使一类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的最基本属性，这一区别是在内容上而非形式上，是该类事物独有的，是内在的而非外加的。造物主赋予不同事物以不同的性质，让它们担当不同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作用，让它们相互制衡、相互依存，从而使世界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相互联系、变化万千的整体。
　　人类一方面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物种而具有自然属性，另一方面人类又不单纯地依赖自然，作为一种群居性又具有创造性的物种，社会关系、社会问题才是困扰人类的主要因素，人的社会属性也就决定了人性的内容与本质。“趋利避害”是一切生物所共有的属性，但人类的社会属性使这一简单的内容充满了复杂的形式，不同时代、不同种族及个体对“利”、“害”内涵的理解与阐述的差异致使人性被遮掩在纷争的迷雾中。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道德观念、传统文化……共同构筑了人性的具体内容，各种意识形态即人性在各个具体领域的产物。
    “神”是人类对自身无法理解、无法预测、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敬畏而产生的观念，“神”的存在既无法确切地印证，也不能彻底地否定，它总是以偶然、巧合、意外的形式让人们感到它若有若无的存在。“神”的诞生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卑微、渺小、无知与脆弱，让人类学会了敬仰、畏惧、信仰与追求。“神”是力量、智慧的化身，是公正、仁慈、宽容的象征，它主宰万物、审判一切，以大众福祉为己任，给人们带来光明与幸福，神性就是这些特征的展现。神性就隐含在人性中，当人追求真理、坚守信仰时神性就被唤醒，它以激情触发灵感、以智慧抹去愚昧、以公正取代偏见、以宽容消除憎恨、以无私包容万物、以平和抚慰痛苦、以勇敢面对恐惧、以奉献替代索取……这些神性的展现使人的灵魂挣脱了肉体的桎梏而获得心灵的自由，在真理的引导下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迈入神的境界。
    兽类智力水平低下，不能创造自己的文化，没有道德思想、没有是非标准、没有善恶观念、没有宗教信仰，受环境支配、被本能主宰，弱肉强食、自生自灭，兽性的愚顽、凶残、贪婪、好斗、无耻归根结底是因其思维能力的局限而造成的，尽管它们并不感到自身的可悲，但在人类眼里它们却是极其可悲的，人性在神性面前也是如此。
    人性中潜伏着兽性，当膨胀的情欲挣脱了理智的缰绳时，兽性便显露出来，兽性的破坏力与其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成正比，如果兽性掌控了国家政权，那遭殃的将是该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因为兽性以邪恶、贪婪、残忍、血腥、愚昧、暴力和谎言统治国家，为满足一己私欲不惜牺牲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利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恶为善、以耻为荣，在兽性肆虐的社会中又能残存多少人性呢！
    兽性使人堕落、偏执、痛苦，神性使人崇高、平和、快乐，人性若没有神性的牵引就会滑入兽性。只有公正、平等、自由、开放的社会才能遏制兽性、完善人性、培育神性，它使真理在自由中显现，正义在理性中成长，爱心在平等中植根，诚信在法治中普及，自信在开放中树立，神性在感恩中升起……
    继续思考人的动物性与神性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人何时开始对动物性进行掩饰的呢？大多数时候，人只有在与他物的交往过程中，才会使用语言或者文字来掩饰自己，这种交往自然有其目的性。比如家长和孩子，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努力向好的一面〔至少是自己认为的〕塑造孩子，其实家长是否完全认同自的观点，其实并不重要，这和是自身行为要素，可以是完全不同。这一点，东方人表现的比西方人更明显一点点，这一点点的差异在于，东西方对人性的概念有不同，东方人认为人是趋于神性的—性善论，而西方人则认为人是趋于兽性的—原罪论。
    《圣经》中的伊甸园的故事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认识：上帝照自己的身体创造了人，但当人有了美丑甚至对错概念的时候，人就被逐出伊甸园。
    这个隐喻传达了太多哲学意义上的内涵。我可以给出的第一种解喻是：人的动物性的局限使人注定不能拥有神性，辨别是属于神性的，因此，一旦人有了辨别能力，便被无情的放逐了。第二种解喻的可能是：人因为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论而被自我放逐。
    第一种解构在中国文化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在亚洲文化氛围中，独立的神格物是不存在的，神与人的交往是直接与平等的，即便是人亵渎了神灵，这种亵渎也是两者习俗上的而不存在人违背神制定的律法这样的命题。因此，神对人的惩罚也是缺乏神性的，大多是以人的方式来进行，并且，人性、神性、和兽性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明确的界限，中国古代志异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例证，如《聊斋》《封神榜》，以及其它很多作品都带有此类影子如《水浒》中天罡地煞星聚义，乃至如《肉蒲团》、《灯草和尚》这类作品中都明显地带有这样的烙印。因此，在中国文化中，不存在真正的神格物，这种文化特点注定中国不会产生真正的英雄主义，要么英雄遭置疑，要么上升于准神格〔完人、君子〕，总之不是英雄，这种情形体现了中国简单二元化的思维特征。但奇怪的是，中国却很早，可能是最早地进行了对二元论的批判。无论从老庄、韩非还是从孔孟引申出来的中庸，都对二元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构成了令我们自豪的中国辩证法。但似乎中国人就从来没有接近过中庸，从来没有学会辩证。这多少是令人不解。

    所谓真正的人，就是具有下述一些特征：善良、慈悲、同情、友爱、诚实、公平、乐于助人、博爱，等等。
    所谓兽性，就是指下列特征：凶恶、残忍、奸诈、冷酷、极端自私、损人利己，等等。
    所谓社会演化的人性力量，是指那些增加社会符合人性性质力量，即促进社会更加符合人性性质的各种改革、改进、学说、作品、思想、制度、行为、政策、宣传、呼吁，等等。
    举例来讲诸如大同学说、空想社会主义、三权分立学说、战争法思想、人权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民约思想、民主制度、平等思想、慈善事业、一些宗教思想，等等，无不是使社会具有更加人性的性质，就属于此类。
    所谓社会演化的兽性力量是指那些诸如主张侵略的思想、军国主义、主张专制独裁的思想、推崇丛林法则、强者生存的思想、主张弱肉强食、主张不平等的思想、特权思想，以及残忍、冷酷无情，等等，上述的思想和行为、制度、政策等，都是兽性力量。
    历史上历来的情况是：一大批圣人和思想家、政治家在努力的使人类社会往更加符合人性的性质上演化，例如康有为、莫尔、孟德斯鸠、格劳秀斯、托尔斯泰，以及废奴运动、反战运动、种族平等运动，等等皆是；而另外一些人则非常兽性，如希特勒、东条英机、斯大林、尼采、韩非等，则主张专制独裁、称霸世界、崇尚强权、主张弱肉强食、鼓吹超人、推崇阴谋、特权、等级、欺凌弱小、推崇不平等、鼓吹战争，等等。
    现在流行的哪些价值观和主张是人性主义的呢？就是人权思想、民主思想、博爱与平等思想、三权分立思想、权力制约思想、“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思想、舆论公开、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人民有权监督权力、宗教信仰自由、因果报应思想、善恶有报的思想、保护妇女儿童的思想、环保思想、动物福利思想、生态伦理思想，等等，都是人性主义的东西。
    现在哪些价值观和主张是兽性主义的呢？就是主张国情特殊拒绝民主的思想、独裁专制的思想、把人权说成是吃饭权的思想、一些人应该当奴隶另一些人应该当老爷的思想、等级特权的思想、人与人应该不平等的思想、限制人民言论、限制人民结社、限制人民出版的思想、鼓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鼓吹人民应该忍耐的思想，等等，都是兽性主义的东西。
    有些东西看似高尚，实则是兽性主义演化、延伸出来的东西，如体育比赛和科技发明中的“为国争光”，“为民族争光”，和为本国的体育获胜鼓掌，为他国体育战胜本国而沮丧、喝倒彩之类，皆是。另有高人一等、出人头地、嫌贫爱富的思想、当自己成绩优秀、技能高、学历高、官职高、甚至自己的亲朋中有高官时都自我觉得高人一等的，都是这种兽性主义的延伸。
    而那种即使别国赛胜，也能为之高兴；即使本国失败，也不为之感到丢人者，才是真正的人性主义精髓。如果有一天出现一位能为失败的球队敬献花篮的勇士，那么这位勇士才算真正的人呢。
    那种认为社会应该存在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就应该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与统治的思想，就是兽性主义的思想。因为其主张强者为王，和弱肉强食。这也是丛林法则，而不是符合平等、博爱、慈悲等人性的。因此不论是无产阶级统治还是资产阶级统治，凡主张这种统治与专政合理的统统都是兽性主义的主张。中国现在还有不少人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统治，这些都是兽性主义的表现。这些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你们既然推崇丛林法则，那么现在你们愿不愿意先尝尝被别人专政与欺凌的滋味？你们应该乐意忍受吧？如果你们不愿意被别人欺凌，却一心想翻过身来去欺凌别人，那么你们这就是“己所不欲施之于人”。这好么？
    世界就是长期在人性和兽性这两种力量的搏斗和较量之中进行成长与演化的。
    站在人性主义行列中的，有佛陀、莫尔、康有为、墨子、托尔斯泰、林肯、罗曼.罗兰、曼德拉、格劳秀斯、孟德斯鸠、卢梭...全都是大写的人。
    而站在兽性主义行列中的，则有儒家、尼采、韩非、希特勒、斯大林等等无数的人。中国现在则有后来居上之势，近年来一些人不断的发明出反民主和反人权的各种“理论”，并且大反特反“普世价值”，把西方观念中的人性主义的东西，全部污蔑成垃圾。
    当年的日本为侵略东亚各国，竟然人民自愿的为侵略卖命，以图将来子孙后代能奴役他国人民霸占他国的国土！这是典型的兽性主义占据社会主流的国家。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在儒家那一套的荼毒下，实际上充满着兽性主义思想与观念。如学而优则仕；三从四德；刑不上大夫；十年寒窗苦，一朝天下知；书中自有颜如玉，以及牌坊、状元、翰林、祠堂、光宗耀祖、书香门第、三朝元老...等等，这些东西无不是充满了推崇名节、地位、官阶、显耀个人高人一等的内容，而根本就没有、丝毫也没有平等、博爱、民主、自由、互助、慈悲、关怀、体谅等等情怀。而在社会与政治上，人们则普遍去做钻营、巴结、逢迎之类，人们变的奸诈、争夺，社会充满着罪恶。这样的社会强者耀武扬威，风光无限，志高气昂，八抬大轿，三呼万岁，前呼后拥。即使到民间去，也是“看望广大群众”，“带去领导的关怀”，“关心百姓疾苦”：总之都是恩赐，高高在上者对草民的开恩。
    他们到下面去一开口便是“重要指示”；如果没有训斥下级官员则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些人就没想到：他原来就是应该和我们平等的，哪里来的什么“平易近人”呢？
    而老百姓呢？则唯唯喏喏，感激不尽，恨不得来世做牛做马，来报答如此大领导的亲自慰问。如果还照了张相片，那么以后肯定就有得炫耀了。
   正因为此种普遍的社会背景，所以谁谁春节去看望了钱学森一下，不但上了报纸电视，小老百姓更是羡慕的了不得。
    中国社会就在这样的风气千年熏陶下，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势利无比下去了，日美和欧洲都比不过我们。这当然大多都是儒家的功劳。
    也就因为这样，美国总统布什天天自己打伞，人们习以为常；而中国总理温家宝下乡自己亲自打了一次雨伞，在中国竟然成了人们热议的大新闻：两种社会之风气优劣，立刻泾渭分明了。
    其实，世界兽性主义思想与文化的大本营就是中国，具体来讲就是儒家。
    中国为什么实行民主这么难？就因为儒家的流毒太深。因为有无数的官员把持着无数的权力，而且这些权力愈是用来谋私，在社会上就愈是显示出拥有权力者有能力与有地位，就愈比别人高人一等，就愈能引来无数的人去巴结、逢迎他们，这正好符合中国社会的出人头地的潮流与风气。因此官员们把持着权力不被监督不被制约，是几乎和他们的身家性命一样重要的东西，因此他们骨子里最反对平等与民主；因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与力量，无论如何也要抵制民主化。
    明白了么？
    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的流毒，那种兽性主义的东西，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阻碍力量。
    中国人尊富、尊官、尊名人、尊能力；就是不尊平等、不尊博爱、互助、关爱、慈悲，因此中国人奋斗、成名成家、争状元、争比赛中的第一、争学习成绩的优秀；同时也腐败、钻营、巴结、奸诈、阴毒、尔虞我诈、权谋斗争、出卖灵魂、笑贫不笑娼，为了自己的权利可以大大的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外国的优秀文化是崇尚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类的，所以才有平等、博爱、互助、关爱；所以才有托尔斯泰、格劳秀斯、林肯诸人的出现与存在；
    中国儒家文化是自私的，为个人的，为家族的，讲得是私己、私家、私族、私国，所以才有岳飞、秦桧的出现。
    明白了么？
    外国的富翁百年之后讲的是把遗产捐赠去做慈善；中国的富豪则比着把坟墓修得比别人豪华；
    外国国家领袖即使在台上人没走茶也是凉的——他办事、行为皆要遵守法律，也不会为自己的亲属谋取私利；中国的领导即使已退休，也人虽走而茶不凉：他们仍然能够到各地去视察、去作“重要指示”，而且还是前呼后拥：两种社会怎么能相比呢？
    外国人百年后遗产去做慈善，是因为人家社会奉行博爱、奉行民主；中国人攀比着坟墓的豪华，是因为中国人讲炫耀、讲出人头地。两种社会的风气之影响，可以讲已经深入到坟墓中去！外国人即使进入到坟墓中后也要把博爱再贯彻一遍；中国人则即使进入坟墓也要把炫耀财富炫耀地位再表演一番：社会和社会哪能一样呢？
    说到这里作者不禁深深感觉到：中国确实需要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一场清除兽性主义特别是清除儒家三千年流毒的文化大革命：不如此中国文化中的兽性的东西就不会得到驱逐和清算；而人性主义的也就不会得到普及与传播，相应的民主、人权、平等就无法真正的到得我们中国来。
    对于社会来说，知识分子、作家、政治家、思想家，以及社会政策、措施、法律、教育等等，和媒体、影视等这一切人物与事件，其作用都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促使社会朝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与演进，这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另一种则是朝着更加兽性化的方向发展与演进，这是堕落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知识分子在这两方面的作用非常大。
    一些知识分子的毕生努力，就是使社会朝着人性化方向上发展；另一些知识分子的一生的作为，则是使人类社会朝着更加丛林、更加兽性的方向上发展。
    无疑的，一些毫无人性的知识分子，为了一己私利而出卖灵魂，惟恐人类社会的兽性成分还不够，于是便在那里努力的发明什么“强者原理”，和发明那些愚昧人民的东西，为专制独裁者服务，如发明人权就是不挨饿理论的就是。
    任何专制独裁都是兽性主义的性质，那些从事为专制独裁势力出谋划策和效力的知识分子，都是堕落的、邪恶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最终的作用就是使兽性主义社会保持兽性长久和更加稳固罢了。
    人们应该睁大眼睛，盯住这些知识分子败类，以看清他们那躯体中的邪恶灵魂。 
    马克思曾经说过：“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
    或曰，即使是毒奶粉事件归于淡漠之后，一只蛆虫长出了翅膀，以一种令人心理不适的方式在公共空间里飞翔，让橘农的忧伤与消费者的恐慌洒落一地。而笔者想画蛇添足一句，这就是，三聚氰胺犹如一个幽灵，带着风暴的强悍，仍然在人们心田的上空盘旋挥之不去，再次给国人对食品安全信心的枯萎下了一场酷霜冰雹。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记取了先祖的嘱托，把管仲的所谓的“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管子·国蓄》）这一思想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并且绵延两千多年而不失其“青春魅力”，直至今天仍然流淌在中国社会运行机体的血液之中，以致引起时断时续的高烧或者低烧，乃至在社会某些领域如道德造成溃疡甚至瘫痪。正如卢梭在《忏悔录》一书中所说的：“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把他们造成那个样子。”
    刘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序言中令人信服地证明：“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都在寻求自己的统治者，但是，他们寻求到的统治者往往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刽子手、狂人、大盗、伪善者、破坏者、疯子、道德败坏者和邪恶传播者。作为人类政治上的统治者，他们肩负的责任本来是非常巨大的。他们被赋予了权威，理应利用它去开启人们的智慧，增进人类的德行。但是，客观的政治现实恰恰与之相反。政客们常常制定并出台各种邪恶的法律，树立起恶劣的榜样，败坏人类的德行，使人们堕落。 ” 而在当今中国，诸如“树立起恶劣的榜样，败坏人类的德行，使人们堕落”的很多坏事，常常都是那些在官场自认为了不起的的政客干出来的。因为他们的良心的变黑，良知的丧失，受到了“权为权所授”、“唯权马首是瞻”和“有权就有一切”的怂恿、鼓励和支撑。这不，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纪检组长林嘉祥，于 2008年10月29日晚8时许，居然在深圳市南山新梅园酒楼主演的“猥亵门”中狂妄地叫嚣： “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2008年11月1日《南方都市报》)不就是典型的一例吗？
    良知是什么呢？孟子用近乎白话文的通俗语言做了这样的表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那么，良知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孟子答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仁义理智的秉赋，不是由外面来美化我的，而是我本来就具备的，只是没有自觉认识到罢了。孟子的表述非常精确，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社会本性和人的健康人格的理解和期许。毫无疑问，在假话、套话、官话、大话流行，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装模作样、是非颠倒成为常态的当下，重温孟子关于良知的通俗表述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老子认为水是最柔弱的，也是最无私的，最善美的。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静，居众之所恶，故几于道矣。”（《道德经·第八章》）在老子看来，水的性格可算是最温柔善良了，正是水养活着世界上万物生长。而水总是由高往低流，安处于世界上万物最不愿意居住的寂寞地方，所以水像“道”一样完美无缺。老子虽然说水是最柔弱的，但是老子又称赞水是至坚的。他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道德经·第四十三章》）老子还有一句名言：“江海之所以能为百浴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浴王。”（《道德经·第六十六章》）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道德经·第八十章》》）老子立言于后人，不仅让后人修真养性有所依据，还在于让后人明了自然之道的本质和人的生命之实质，进而使所有人都能比较全面的理解宇宙与人的本末关系，而不至于使人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本末倒置而导致危及人自身的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最初揭露山西娄烦垮塌事故存在瞒报时，四处举报没有回音，而公开发表的报道上网则不到一天功夫就被全部删除，直至温家宝总理批示事故真相才浮出水面。由此可见，在当下中国，倘若解除封口费与封口令，除了最高权力权威外发话外，还真没有其它办法可施。
    马克思曾经说过：“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嘼性，并且和人性是不兼容的。”而“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因此，所有独裁专制政体都要剥夺公民本应该享有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的权利。很显然，在独裁专制政体看来，在自己的卧榻之旁，岂容民主自由酣睡？
    其实，仔细想想，每个人头上都有一顶美丽的桂冠，但每一顶都是用生命的荆棘编织而成的。年过古稀以后，我一直在想如何看待头上这顶桂冠，去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记得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具体表现。”（《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页）而“'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同上书，第12页）由此可见，在邓小平看来，“以党治国”观念不除掉，就等同于葬送这个党的理想和事业。而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偏有一些名士名流、达官显贵专门以捍卫“以党治国”观念而洋洋得意沾沾自喜且乐此不疲。
    皇帝的新衣终究要面对赤裸裸的真相。当下有数以千万计的炎黄子孙正以互联网和手机为工具，去击破那些掩蔽真相的铜墙铁壁，进而去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垄断和结构。只要有这些“去击破那些掩蔽真相的铜墙铁壁”的生生不息，中国的社会就不会失去一种强大的动力，去纠正那些被扭曲的权力格局，去寻回六十多年前倒在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专制政体血泊里的夏明翰、方志敏、江竹筠……等革命先烈所追寻的理想和憧憬。
    《走向共和》中的慈禧太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很经典的名言：“名利名利，名在利前。”。仔细想想，其实名利与毒品差不多。得到的时候腾云驾雾；一旦失去便天晕地旋。我虽然没有尝过毒品，但却通过媒体目睹了胡长清、成克杰等贪官污吏纷纷倒在这里面的社会现实。
    毛泽东曾经说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并激励人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笔者以为，即使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应该有“所畏惧”，这就是要“畏惧”对“权势”的“崇拜”。因为对“权势”的“崇拜”一多，“唯物”也就不能“彻底”了。古人云：“权势之交，古人羞之。”看来，崇拜权势，古已有之，且为古人所羞之。而所谓的讨好人、巴结人，其实就是讨好巴结权势者。而对这种人的这种人品马克思是非常卑鄙视的。他在青年时代就曾经表示过：“怎么？你要我去讨好人，巴结人吗？这是我最厌恶的人类的缺陷。无论在私生活里，或是在社会生活里，我决不干奴颜婢漆，造谣污蔑，献媚逢迎的勾当。”1918年9月14日，列宁被刺后伤愈出院，当他看到在他治疗期间，报纸登载了很多崇拜他的文章时，便悻悻然地对秘书说：“这根本不行。”其实“我是和大家一样的人”而“现在倒把我这样突出起来，这太可怕了！”由此可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不都是“畏惧”对自己的权势的“崇拜”的。
    或问：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比尔·盖兹，或者说，比尔盖兹如果生长在中国，他还有今天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为什么呢？不讲别的，单说这个小时候就对功课不感兴趣的“问题学生”，早被老师的讽刺挖苦，考试的应接不暇，给扼死于摇篮之中了。
    记得在克林顿总统访问北京大学时，北大中文系94级的女生马楠曾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的“恶劣”。然而，马楠两年后本科毕业，很有意思的是，她却居然选择了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留学，后来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现在已育有一子。而反美名嘴袁木的女儿也申请去了美国。对此，笔者不仅感慨万分，真难为中国教育体制是如何完成培养中国人这种双重人格的艰巨任务的。
    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是由它的政治形态先进而引发的文化科学先进造成的，而这一切迫切需要广大民众真心实意勇敢地对民主人权争取和捍卫。社会形态先进会带来一系列先进，这是不用争辩的事实。
    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透露（国家统计局下属机构）中国已有百万富翁500万人，千万富翁14万人，亿万富翁数千人。50名富豪的财产，竟等于5000万农民的年收入总量。中国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超过8 万亿元。这一组坚挺的数字，使我们赢得了“亚太地区第二大富裕人士集中地”的头衔。但与此同时，宝马车撞人逃逸，黑砖窑囚禁童工，苏丹红进入食品，三聚氰胺无孔不入（奶粉里有，鸡蛋里有，糖果里有，而有人在看了网友王刚123加贴于“猫眼看人”的题为《媒体不能明目张胆的骗人》的网文后则说：“翻译中也会掺杂三聚氰胺。呜呼！”……）一件紧接一件，一件比一件骇人听闻。试问古今中外，有哪一个时代，有哪一片国土道德的沦丧，像今天中国大陆这样严重，这样触目惊心呢？没有，远远地没有。而对此倘若再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那么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