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签字笔换笔芯:2010年政治学领域中的新思潮-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10年政治学界是新老交替的一年，也是政治学研究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往前迈进的一年。这一年，政治学界在不同思潮的影响下，围绕着“中国式民主”内涵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富有创造力的探索，对于丰富这些思潮，并激发新的思潮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中国式民主”内涵的讨论

　　自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之后，政治学界掀起了研究中国式民主的一个热潮。“中国式民主”的提法已经有了很多年历史。1994年，有海外学者正式发表文章，讨论“中国式民主”概念。这种概念快速地进入大众视野，2007年3月就有印度媒体称，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日益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随着中国式民主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政治学界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和深入。尽管学者们大都认可中国应该并且已经走上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道路，并对这种民主的内涵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受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那些大的思潮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在对中国政治学影响较大的西方思潮中，自由主义是突出的代表。这个流派的学者大多认同西方的民主，希望中国能够虚心地学习，其中的激进派希望中国能够整体性地移植西方民主模式。但在其他思潮的反击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变得更加温和，高全喜认为他们开始摆脱教条主义和西方主义的幼稚病，逐步走向政治成熟，即寻求一条把来自西方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现实社会相结合的民主道路。他们一方面支持经济全球化，并不断呼吁并提醒执政者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致力于推进基层的公民社会建设，致力于社会的民主实验，使民主政治开始深入民间。

　　自由主义受到来自左右两翼的批判。面对市场化进程中广泛而急剧的社会分化，新左派从平等主义的立场来攻击自由主义。他们更加强调有利于底层的大众民主，特别诉诸于人民民主思想，主张克服社会主义政权的官僚化。

　　与新左派相对，某种可称之为新右派的思潮则从权威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自由主义，有学者将主要价值界定为以渐进、稳定与开明权威为杠杆的秩序，而开明专制下的社会进步，才是最终实现民主与现代化的条件。要用开明权威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民主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保持转型的可控制性。

　　民主社会主义则是一种中间偏左的思潮，它的影响一直不显著，直到谢韬发表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长文之后，这种思潮才在中国有了比较多的支持者。谢韬将其模式概括为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而其核心是民主，它包含了竞争性选举等内容。由于在民主理念上比较接近，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目前阶段出现合流的趋势。

　　面对学界的民主思潮所出现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主流民主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也不断地调适与完善，力求容纳新的内容。其表现之一就是将来自西方的左右派思潮中关于民主参与和个人自由的具体内容吸纳进来，主张有序地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其表现之二就是进一步吸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因素，赋予传统的民本思想以新的含义，尤其是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关于中国式民主的具体内容，有如下一些代表性观点：

　　俞可平认为中国式民主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当前的主要内容是由核心向外围的党内民主和由下至上的基层民主，这是一条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现实道路。他认为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式民主的根本目标不是党内民主，而是人民民主。

　　房宁认为“三统一”和“四制度”构成了中国式民主的基本框架。具体来说，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四项基本制度。

　　桑玉成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很少”的国家建设民主政治，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自然是非常多的。中国的民主发展需要在“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民主本质要义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代议民主、协商民主和自治民主。

　　王绍光认为西方代议民主其实是选主政治，其实质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选出主人来进行统治，这与理想的民主理念有天壤之别。他认为，“公民不直接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中国式民主模式必须超越“选主制”，抽签民主、商议民主和电子民主等“公众决策参与机制”，才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民主形式。他特别强调毛泽东创造的“群众路线”式民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种领导干部主动深入人民群众的“逆向决策民主”，可以更好地将人民群众的意见反映到决策过程中来。

　　郑永年则强调了民主的普世性，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性，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因此为人们所向往。其次，他认为普世的民主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文化背景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又是特殊的。要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建设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为民主政治建设一整套基础国家制度，因此，“中国要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政治在后”。再次，他认为从经验层面来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这就是十七大报告强调的“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再加上宪政民主。他特别提出了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模式，认为选拔是中国传统，而选举是现代民主形式，选举不能保证领袖人物的质量，要先选拔，后选举。

　　林尚立认为要理解中国式民主，必须首先理解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它包括领导、合作和协商三个层面，只有政党制度有效嵌入国家制度体系，人民民主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任剑涛认为，在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应该加上一个党际民主——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并且认为，这一从党内民主、借助党际民主推向人民民主的政治演进过程，不会是一个风卷残云的民主荡涤过程。相反，在民主演进的历程中，不仅会遭遇三个环节上的曲折，而且每一个环节的回流困难也并不能迎刃而解，这必然是一个非线性的变迁过程。

　　燕继荣则认为，应以民主过程的视角来拓展中国式民主的可能空间。民主化被认为是一个过程，一种复杂的实验，它由许多分阶段的子过程和“小”实验所组成。选举产生领导人可以被看成是民主化的进展，同样，通过制度化途径吸纳公民参与决策和管理，从而实现“民主治理”，以及实现信息公开并允许民众监督政府，也应该被看成是民主化的进展。

　　方绍伟认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式民主是“一党立宪”下的问责民主。他认为“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政治价值的“稀缺争夺”和政权竞争的“进入自由”形成了一个“公地悲剧”。为了克服这种悲剧，一党立宪则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他运用经济学中发展出来的理性选择理论，重新阐发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党主立宪”或“一党立宪”观点。

　　潘维认为中国的民主模式是“民本”政治模式，有四个支柱支撑：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并认为这种模式的土生性和传承性远强于外来性，四大支柱能有机地连在一起。

　　夏勇认为，新民本主义是在继承和重述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把以民为本的民本论转变为民之所本的民本论，把他本的民本论转变为自本的民本论，把民本为手段的民本论，转变为以民为目的的民本论，希望借助权利概念来完成民之本体的建构。

　　贝淡宁、白彤东等人则从儒家思想中开出民主方案，都强调要将贤能因素引入到中国式民主中来，提出要建立贤士院作为重要的代议机构。

　　需要注意的是，认可“中国式民主”的学者大多认为这一模式还未成熟，如果现在以为“中国式民主”是一种稳定的模式，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是有害的。因此，当前更要正视这个模式的不足，并在现有基础上探讨第二个问题——其完善与改进的具体路径选择。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

　　2010年，政治体制改革是个高频出现的词语。中国的政治学者尽管受各种政治思潮的影响，但几乎没有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只是在改革的内容和方式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早已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重要内容，并一直在寻找稳妥的实现途径，这点不必多言。自由主义学者一直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成为某种民间呼声的代表。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也是如此，他们对民主有更多的强调，因而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定支持者。自由主义的两个论争对手，新左派和新右派基本上不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本身，但侧重点不同，前者强调要扩大下层人民的权益，后者则强调要保持稳定的政治秩序。

　　近来论争的焦点是三项内容：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是什么;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首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有人归结为“时滞差”，整个上世纪90年代我们党致力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之相比，政治体制改革力度明显减弱，总体上要承认三十年中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平衡。

　　有的学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房宁认为，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如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还有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以及宪法改革等，正是这四项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政治上的前提和道路。不赞同滞后论的学者还认为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总体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当前的重点不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坚持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是什么?不少学者认为要落实宪政民主的一些具体内容，譬如说要扩大竞争性选举，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保障更大范围的人权等。这些内容得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学者的认同，他们普遍认为宪政民主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历史潮流，更是解决当前中国发展中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他们并不赞成新左派提出的“群众大民主”和直接民主等内容。有的学者则不赞成把宪政民主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如王绍光认为要重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民主道路，如群众路线式民主。陈红太认为，中国最需要解决的是中国话语中的民权保障和民主法制问题，而不是西方话语中的人权保障和宪政民主问题，是平等和公正的问题，其次才是自由和法治问题。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突破口之一：地方民主。地方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政改热门话题，相当一批学者力推县政改革。很多政治学者认为，中国的民主发展需要从村一级向上发展，也就是由村及乡、由乡到县，继而在更大范围内推行选举，走自下而上的民主发展道路，而当前突破的地方在县一级，有学者认为，在县一级推进政治发展，是中国第二期现代化成败的关键。郑永年认为应该实行中央、省、县和市三级加上乡半级(作为县的派出机构)的三级半政府结构，实现政权的扁平化，这样既可以缩短行政层次、减少行政等级性，又有利于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同时要突破中央地方关系的利益格局，改革央地关系，以期整合现存的地方力量，从而出现新的改革动力。

　　许耀桐关于县政改革的蓝图包括县级四套班子和选举、监督、思想观念和公共生活八个方面的改革。具体包括几项制度改革和创新：一是县各级党组织的党内民主和各级领导的直接选举制;二是县级权力组织机构按“决策、执行、监督”功能的分权制;三是县级政府机构的大部制;四是实行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专职制等。

　　于建嵘的路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县级人大代表的职业化与专业化，二是县级行政主官改流归土、党政合一，三是基层法院和检察院统归省管，人、财、权上独立于县级党政。并且他希望能通过修改宪法用十年左右时间过渡到“县政自治”，可以先选择十个甚至更多有代表性的县进行试点，总结经验，修正方案，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俞可平则认为，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地方的自主性空间就相当狭小。党和国家必须从战略上考虑地方治理机制的改革，勇敢地对已经严重束缚科学发展的体制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同时，一些经验成熟、相对成功的地方改革经验可以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突破口之二：党内竞争。王长江认为，党内竞争性选举是大势所趋，在现有基层选举的基础上，应该实施党内竞争性选举，党可以推荐人才，在他们之间展开竞争，这很可能从基层突破，实际上有些地方的乡镇党政领导班子直选已经在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建立民主授权,从而把党管干部与竞争选举结合。

　　突破口之三：人大改革。蔡定剑、浦兴祖等学者认为，人大制度是中国民主的支柱，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以人大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现在需要有更大的突破，譬如说可以加强人大在财政监督方面的作用等。

　　俞可平认为在人大代表已经城乡同票同权的同时，人大改革还应落实选民与其代表之间的这种表达机制，更要破除思想禁锢，如果对老百姓有益，就算是西方的也要学习，这不会损害党的领导。

　　秋风认为在我们现有的权力结构中，人大是唯一一个可以实现平稳过渡的载体，宪法给人大确定了一个比较崇高的位置，可以按照现在宪法的规定，把人大逐渐改造成、变成制度转轨的“扳道机”这样起码可以出现一些增量的变化。

　　笔者认为，当前，人大民主的发展需要与民生的发展结合起来：首先要形成重大民生问题由人大进行实质性讨论的制度;其次要合并信访部门，在人大设立公民诉求委员会，建立通畅的民情表达机制;第三要在人大设立监督委员会，将审计等部门并入人大。

　　还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其他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诸如党政分开、干部制度改革、选举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监督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新闻媒体改革、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等等。(作者分别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导;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