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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改的最大阻力

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

2011-12-27

　　中国税改牵涉到各方面利益的剧烈博弈，空喊口号无用，必须在税收法制、财政公开、减少公务员人数方面有实际行动。税改如果不能突破最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各级权力部门的阻力，就难有寸进之功。

　　在严峻的实体经济转型形势的倒逼之下，财政部与国税总局紧锣密鼓地推出税收结构改革。

　　12月25日，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阐释了明年完善结构性减税的路线图，同时表示要把改善民生摆在财政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此轮税改的目标非常清楚，一是保实业，二是强民生，三是保进口。这些目标就短期而言非常正确，很可惜未曾触及具体举措，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些改革举措将会遭遇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

　　此轮税改必须在税收法制建设、公共财政等方面有根本性变革，才能改变税收改革越调越高、调而无效的覆辙。

　　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清楚，近十年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缘于两大原因：政府从公共服务型政府向投资型政府转型；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

　　当政府的主要功能从公共服务转向投资，政府部门也就成为一个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依附于该经济实体的所有官员，身份也就转变成为投行家或者企业主，筹资性现金流总是越多越好，债务利率总是越低越好，“政府公司”因此借助税费、规费、低息债等各种手段增加收入。甚至不顾当地实体经济与消费的增长，推出类似黑社会的外地车小时进城费等匪夷所思的手段。

　　很遗憾，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有力的手段阻止市场权力部门的无度扩张，这导致一些税收优惠形同虚设，更导致税收优惠离开法治范畴，成为官员寻租手段。

　　如谢旭人在会议上提出，明年将继续落实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的各项政策。实施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的小微企业，其所得将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明年还要落实好其他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涉企收费项目，全面清理规范公路收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

　　事实是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或者徒有其表。

　　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9条支持小型微型企业的财税金融政策措施，核心内容是减轻税收负担和加大信贷支持，但有名无实，有待落实。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将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一些小微企业实行的额定税制被取消，反而增加了小微企业的负担，而另一些早就将小微企业起征点提高到5000，所谓提高起征点不过是对事实的延迟确认。

　　中国建立基本社保体系，成本将近一半由企业主承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表示，现在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肯定会倒闭，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另据周天勇测算，2009年企业税外收费2.19万多亿，占到当年整个6万亿税收的1/3，估计这几年数据更高。加之土地财政收入下降，地方政府征收过头税等现象屡禁不止。此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权力部门投资人的身份认定，恢复公共服务提供者，而让市场主体进行投资交易，否则地方政府、权力部门的经济人理性受不到人大、社会舆论监督，必然无度膨胀。

    媒体曝光民间和官方税负数据存巨大差距——个人与企业的税负清单作者：记者 郭] 时间：2011-12-27 浏览次数：96 次

　　年末，五位嘉宾在中国收视率最高的国家电视台分别作主题演讲。很巧合的是，其中的四位主讲嘉宾都重点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减税。

　　他们分别是刘明康、柳传志、樊纲、陈志武，角度虽有不同，但观点较为一致：当前，中国的税负水平太高了，应当减税。

　　不过，这与有关部门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尽管不同主管部门给出的数据并不一致，但立场结论相同：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事实上，在牵涉到每一个人利益的税负问题上，民间感受与官方立场的相左一直存在，但在2011年的一整年，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多少令人有些意外。

　　12月11日，财政部刚刚公布，2011年前11个月的全国财政收入97309亿元。全年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已无悬念。

　　这必将在统计上推高早已招致颇多非议的宏观税负水平。

　　樊纲说，财税改革确实到了一个新的时候。刘明康主张，政策性、结构性的减税规模应当有所扩大。

　　12月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尽管不同立场之间关于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争论，仍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也许永远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结构性减税已经成为税制改革的共识。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说：我们已经有必要，也有能力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了。

　　税负痛苦吗？

　　“2010年的中国财政预算内税收相当于同年4.3亿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14亿倍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

　　今年9月，或许就连美国《福布斯》自己也未曾料想，该杂志 2009年的一则“旧闻”——“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竟再次引发国内舆论的广泛争议。

　　关于税负问题的敏感与矛盾可见一斑。

　　官方很快予以回应，财政部有关人士认为，福布斯所提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反映税负高低问题上存在缺陷。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统计口径，2009年的宏观税负为25.3%，低于当年世界各国36.4%的平均水平。从而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这个结论似乎并没有为大众所接受。而且，财政收入结构的复杂，也让统计变得繁难，即使是来自官方的统计，也会因为统计口径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版本。

　　早在2010年《福布斯》发布的榜单刚出炉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即刊长文对“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的说法予以驳斥。他在文中指出，按照中国现行各类预算管理制度规定，并以2009年数据测算，中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5%；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4.2%，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占3.8%)。

　　而根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微博)的匡算，中国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在34%左右，高于发展中国家适度税负率18%～25%的范围。

　　周天勇曾专门研究财税体制改革，他所指的政府实际全部收入，除公共财政收入之外，还包括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彩票发行等等方面。

　　“所有这些全部算上，占GDP的比重或达34%～35%，这个比例负担确实太重了。”周天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事实上，在中国，除了两个法定的征税部门——税务局和海关，工商、环保、质监、公安、海事、城管等众多部门也都有各自的形形色色的行政性收费名目，这部分的支出不仅名目繁多，而且负担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