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盆栽樱桃养殖方法:季吴：“看医生”与“医生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1 15:32:21
季 吴·
最近媒体连续报道了两起有关剖腹产的医疗事故。一起是医生在作剖腹产手术时将胎儿的头割破；另一起是医生将女婴儿的脚折断。虽然医生采取了措施，如将伤口缝合，将断脚接上。但终究还是给婴儿留下了后遗症。比如那折腿女婴的一支脚比另一支就短了一厘米。两起事故的家属都将医院告上了法庭，但都以患者的败诉告终。特别是后一起事故，医院方面居然以“难产并发证”为由，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后经法院协调和患者妥协，医院免收诉方所欠一万多元的医疗费，同时给婴儿“补助”两万元，而不是赔偿。尽管媒体和网友对此给与许多抨击，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仍是患者。要知道，现在的中国，凡是患者告医院，胜诉的不多，这是大量事实所证明了的。
这里使我想起一位中国女士在美国生小孩的事。那位女士与一亚裔男人结婚，两人都在美国定居，并取得美国国籍。在美国，女人即使身怀六甲，还是要开车上班。就在她预产期还有三个多月时，因劳累过度而小产，且是难产。经医院剖腹，取出一个２磅多重的女婴，其脑袋仅有一个橘子那么大。要想让这小孩健康活下来，夫妇几乎有点绝望。但医院将婴儿放在培养箱中精心照料，经大约三个多月的“培养”，这个孩子不但活了下来，而且非常健康。出院之后医院还不断对这个小孩的成长和其生母的状况进行追踪、监控，主动催促母女到医院检查。现在这个小女孩发育完全正常，非常健壮，已经上学前班了。虽然那次母女俩的医疗费是２０万美元之巨，但大部分由保险公司付了，否则那对夫妇就会倾家荡产。
资本主义社会的医疗做到如此地步，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医疗至今还是个大难题呢。从以上几个案例看来，当前中国的看病难，显然不只是费用问题，还有医术、医德、医疗体制和医疗管理制度的一系列问题。涉及医疗制度问题，我们平头百姓说不明白，说了也没用。但不少医疗事故出于管理疏漏，医德后缺失，是人所共知的。例如，前两天就有一则报道，一个女患者１月１７日到郑州，住进河南省人民医院。经诊断，患有非霍奇金淋巴瘤。１月２６日，是她化疗的第一天。没有想到，当晚７时许，输入一种化疗药物“环磷酰胺”才几分钟，就出现了过敏反应。家属（在中国住院都要有家属陪护，否则就得花大价钱请护工）急找医生解决，可是除了一名无处方权的实习医生外，没有值班医生，因而无法采取急救措施。原来值班医生（一位医学博士）因私事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当他来到病房时，值班护士还在用双手按着呼吸罩辅助呼吸进行抢救，但医生却跟家属交代“办后事”。更为严重的是，到了次日上午，即病人发生过敏性反应十多个小时之后，病人尚未去世，呼吸科专家来会诊，也说病人还有自主呼吸。但主治医生却是说：“该拉回家就拉回家”，最后该病人因未抢救而亡。显然，这已经不是技术问题（那值班医生是博士啊），而是忽视病人生命权的问题。
在中国看病，通常称为“看医生”，这几个字可理解为病人“求医”，要主动找医生。既然是求人，就要低三下四，拜佛烧香，自然是很艰难的喽。我想，如果有一天人们不是“看医生”，而是“医生看”，即医生主动找病人，或者主动催促、监控病人，医患关系也许就和谐了。“医生看”的情形会有吗？我的记忆中，在中国也是有过的。比如解放初期抗美援朝，说美国搞细菌战，要人人防疫，当时就是医生主动给群众讲解防疫知识，并发有关药物；某年发生全国性的流行性感冒医生也主动到群众中治疗；还有文革中的赤脚医生，也是走村串户的“找”病人。但这些都属非正常状态下出现的“医生看”，而今，似乎金钱和地位已经代替了一切，只能让一般患者去“看医生”了。
这里又使我回想起几年前笔者在美国访问见到的“医生看”情况。当时，我们到美国访问，一位定居美国的朋友王先生除安排我们的访问行程外，还陪我们参观或游览。某日，王先生不慎跌倒在地上，经医院包括照ＣＴ之类的检查，确诊发生了脑震荡，但不是非常严重，他没有住院。因为美国住院是要由医疗保险机构严格审查的，不太容易批准，要是自费住院那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所以王先生不仅没有住院，还继续热情地带病为我们参观团服务。我们很是过意不去，但没有他，我们就寸步难行了。
在以下的时间里，王先生已经觉得不需要治疗了，他还是不断接到医院的通知或电话，要他查这查那，追踪他的病情。弄得他两头忙。我们问王先生：
“美国的医生为什么要这样对病人？难道规定他们这样做吗？”
“美国的医疗制度就是这样，当你生病第一次‘看医生’后，就被记录在案，医生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不断给你做各种检查和治疗，追踪你的病情发展，直到痊愈为止。”他回答说。
“那这不是病人求医，而是医生求病人喽？”我惊讶地问。
“可以这样说吧，只要你成为某个医生的病人，就不是病人‘看医生’，而是‘医生看’病人了。”王先生回答说。
听此话，我想起在国内，你看了一次医生，之后就会“人一走茶就凉”，要是病人不再来主动找医生，死了医院也不会理睬。哪里还记得你是什么东西。除非你是某个领导、名人或大款。于是我又好奇地问道：
“一般穷人也能享受这种待遇吗？”
“当然！穷人、特别是老年穷人，享受的医疗待遇，可能更多，比如６５岁以上、没有收入的老人，可以不花一分钱看病治疗。一般人只要有医疗保险就人人平等。有医疗保险的人，你到医院看病，医生接纳了你，你和医生之间就有了合同关系，他就要对你负责，否则他就会吃官司。”
“哦！我懂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一个特征，一切被钉在合同上。”我脱口而出。
“不，不能完全用国内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这里体现了人道原则，就是国内常常讲的‘以人为本’。这种精神可以从美国人民的从衣食住行多地方面体现出来，你们访问中就能看到这点。”
这使我看到美国的医疗基本上做到了“看医生与医生看”的和谐。而现在的中国，人们只知道“看医生”，几乎没有看见过“医生看”的情况。而且，近年来看医生的情况又有了新发展。
一是看医生演变成看药品：比如在一些单位的医务所或地方医院，那些医生可以对就诊者，不问病情，而是问“你要什么药？”。或者病人一坐下来开口就说我要什么药，医生就照开不误。南方某市一个著名的医院，干脆在大门处摆上一张大桌子，两个医生在那里专门给病人开药。人们只要拿出医疗保险证，要什么药就给什么。当然，按上级规定，药品的种类和数量是有限制的，每次只能开五种药。至于那些药物该用在什么病症，药物之间是否有相互矛盾，医生一概不问不管。这所医院每天还派专车到一些大的单位免费接送无病“看医生”、没病“拿药”的“病人”。对群众来说，国家补贴的医药费，过期作费，不用白不用。对医院来说，高出市价推销药品多赚钱，何乐而不为？这叫以钱为本。
二是看医生要看地位：至于那些大领导和离休干部看医生就不一样了。由于他们享受百分这百的医疗费用，所以他们不管有病无病，都可以去“看医生”拿一大堆药品回家，让全家老小“享受”公费吃药了。过去他们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现在是“一人看病，全家吃药”，吃不完还可以拿出去卖。你想这不是把“看医生”演变成了“看药品”么？
当然，有这种“看医生”权利的，也只有国家干部、公务员和享受医疗保险补助的事业单位（科教文卫体）的工作人员。对大多数农村人口，还只能是“求医”才能看医生。国家的资源就是这样的不公平分配着。一些人在浪费医疗费，一些人则“小病不是病，中病算无病，大病死也不看病”。
三是看医生要看名气：你不是领导或离休干部，但若是著名专家、教授、演员、或其它名人，只要单位打个电话，这是某某，医院就会另眼相待。不仅挂号不排队，医生也可以由你选择。你享受着与领导干部差一点，但比一般居民高得多的待遇。
四是看医生的关键是看关系：即使是城市居民，看医生如果没有关系，往往看到的是医生的“冷屁股”脸。看不到对病人和谐的查询，更难看到对病人亲切的安慰。所以如果有重病，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关系，才进医院“看医生”。
五是看医生要看红包。如果你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关系，那就只能用红包开路了。媒体已经报道过多起，做手术给红包的事例。这对患者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和谐社会不是一句空话，这样的看医生，还能够和谐吗？当然，我们不能一棍子打一船人，不是所有的医院或医生都是那么“难看”。但不能不承认，看病难至今还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大问题。如果不从制度上、管理体制上作改革，就不可能出现“看医生”与“医生看”的协调统一。
□ 寄自中国
最近媒体连续报道了两起有关剖腹产的医疗事故。一起是医生在作剖腹产手术时将胎儿的头割破；另一起是医生将女婴儿的脚折断。虽然医生采取了措施，如将伤口缝合，将断脚接上。但终究还是给婴儿留下了后遗症。比如那折腿女婴的一支脚比另一支就短了一厘米。两起事故的家属都将医院告上了法庭，但都以患者的败诉告终。特别是后一起事故，医院方面居然以“难产并发证”为由，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后经法院协调和患者妥协，医院免收诉方所欠一万多元的医疗费，同时给婴儿“补助”两万元，而不是赔偿。尽管媒体和网友对此给与许多抨击，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仍是患者。要知道，现在的中国，凡是患者告医院，胜诉的不多，这是大量事实所证明了的。
这里使我想起一位中国女士在美国生小孩的事。那位女士与一亚裔男人结婚，两人都在美国定居，并取得美国国籍。在美国，女人即使身怀六甲，还是要开车上班。就在她预产期还有三个多月时，因劳累过度而小产，且是难产。经医院剖腹，取出一个２磅多重的女婴，其脑袋仅有一个橘子那么大。要想让这小孩健康活下来，夫妇几乎有点绝望。但医院将婴儿放在培养箱中精心照料，经大约三个多月的“培养”，这个孩子不但活了下来，而且非常健康。出院之后医院还不断对这个小孩的成长和其生母的状况进行追踪、监控，主动催促母女到医院检查。现在这个小女孩发育完全正常，非常健壮，已经上学前班了。虽然那次母女俩的医疗费是２０万美元之巨，但大部分由保险公司付了，否则那对夫妇就会倾家荡产。
资本主义社会的医疗做到如此地步，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医疗至今还是个大难题呢。从以上几个案例看来，当前中国的看病难，显然不只是费用问题，还有医术、医德、医疗体制和医疗管理制度的一系列问题。涉及医疗制度问题，我们平头百姓说不明白，说了也没用。但不少医疗事故出于管理疏漏，医德后缺失，是人所共知的。例如，前两天就有一则报道，一个女患者１月１７日到郑州，住进河南省人民医院。经诊断，患有非霍奇金淋巴瘤。１月２６日，是她化疗的第一天。没有想到，当晚７时许，输入一种化疗药物“环磷酰胺”才几分钟，就出现了过敏反应。家属（在中国住院都要有家属陪护，否则就得花大价钱请护工）急找医生解决，可是除了一名无处方权的实习医生外，没有值班医生，因而无法采取急救措施。原来值班医生（一位医学博士）因私事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当他来到病房时，值班护士还在用双手按着呼吸罩辅助呼吸进行抢救，但医生却跟家属交代“办后事”。更为严重的是，到了次日上午，即病人发生过敏性反应十多个小时之后，病人尚未去世，呼吸科专家来会诊，也说病人还有自主呼吸。但主治医生却是说：“该拉回家就拉回家”，最后该病人因未抢救而亡。显然，这已经不是技术问题（那值班医生是博士啊），而是忽视病人生命权的问题。
在中国看病，通常称为“看医生”，这几个字可理解为病人“求医”，要主动找医生。既然是求人，就要低三下四，拜佛烧香，自然是很艰难的喽。我想，如果有一天人们不是“看医生”，而是“医生看”，即医生主动找病人，或者主动催促、监控病人，医患关系也许就和谐了。“医生看”的情形会有吗？我的记忆中，在中国也是有过的。比如解放初期抗美援朝，说美国搞细菌战，要人人防疫，当时就是医生主动给群众讲解防疫知识，并发有关药物；某年发生全国性的流行性感冒医生也主动到群众中治疗；还有文革中的赤脚医生，也是走村串户的“找”病人。但这些都属非正常状态下出现的“医生看”，而今，似乎金钱和地位已经代替了一切，只能让一般患者去“看医生”了。
这里又使我回想起几年前笔者在美国访问见到的“医生看”情况。当时，我们到美国访问，一位定居美国的朋友王先生除安排我们的访问行程外，还陪我们参观或游览。某日，王先生不慎跌倒在地上，经医院包括照ＣＴ之类的检查，确诊发生了脑震荡，但不是非常严重，他没有住院。因为美国住院是要由医疗保险机构严格审查的，不太容易批准，要是自费住院那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所以王先生不仅没有住院，还继续热情地带病为我们参观团服务。我们很是过意不去，但没有他，我们就寸步难行了。
在以下的时间里，王先生已经觉得不需要治疗了，他还是不断接到医院的通知或电话，要他查这查那，追踪他的病情。弄得他两头忙。我们问王先生：
“美国的医生为什么要这样对病人？难道规定他们这样做吗？”
“美国的医疗制度就是这样，当你生病第一次‘看医生’后，就被记录在案，医生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不断给你做各种检查和治疗，追踪你的病情发展，直到痊愈为止。”他回答说。
“那这不是病人求医，而是医生求病人喽？”我惊讶地问。
“可以这样说吧，只要你成为某个医生的病人，就不是病人‘看医生’，而是‘医生看’病人了。”王先生回答说。
听此话，我想起在国内，你看了一次医生，之后就会“人一走茶就凉”，要是病人不再来主动找医生，死了医院也不会理睬。哪里还记得你是什么东西。除非你是某个领导、名人或大款。于是我又好奇地问道：
“一般穷人也能享受这种待遇吗？”
“当然！穷人、特别是老年穷人，享受的医疗待遇，可能更多，比如６５岁以上、没有收入的老人，可以不花一分钱看病治疗。一般人只要有医疗保险就人人平等。有医疗保险的人，你到医院看病，医生接纳了你，你和医生之间就有了合同关系，他就要对你负责，否则他就会吃官司。”
“哦！我懂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一个特征，一切被钉在合同上。”我脱口而出。
“不，不能完全用国内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这里体现了人道原则，就是国内常常讲的‘以人为本’。这种精神可以从美国人民的从衣食住行多地方面体现出来，你们访问中就能看到这点。”
这使我看到美国的医疗基本上做到了“看医生与医生看”的和谐。而现在的中国，人们只知道“看医生”，几乎没有看见过“医生看”的情况。而且，近年来看医生的情况又有了新发展。
一是看医生演变成看药品：比如在一些单位的医务所或地方医院，那些医生可以对就诊者，不问病情，而是问“你要什么药？”。或者病人一坐下来开口就说我要什么药，医生就照开不误。南方某市一个著名的医院，干脆在大门处摆上一张大桌子，两个医生在那里专门给病人开药。人们只要拿出医疗保险证，要什么药就给什么。当然，按上级规定，药品的种类和数量是有限制的，每次只能开五种药。至于那些药物该用在什么病症，药物之间是否有相互矛盾，医生一概不问不管。这所医院每天还派专车到一些大的单位免费接送无病“看医生”、没病“拿药”的“病人”。对群众来说，国家补贴的医药费，过期作费，不用白不用。对医院来说，高出市价推销药品多赚钱，何乐而不为？这叫以钱为本。
二是看医生要看地位：至于那些大领导和离休干部看医生就不一样了。由于他们享受百分这百的医疗费用，所以他们不管有病无病，都可以去“看医生”拿一大堆药品回家，让全家老小“享受”公费吃药了。过去他们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现在是“一人看病，全家吃药”，吃不完还可以拿出去卖。你想这不是把“看医生”演变成了“看药品”么？
当然，有这种“看医生”权利的，也只有国家干部、公务员和享受医疗保险补助的事业单位（科教文卫体）的工作人员。对大多数农村人口，还只能是“求医”才能看医生。国家的资源就是这样的不公平分配着。一些人在浪费医疗费，一些人则“小病不是病，中病算无病，大病死也不看病”。
三是看医生要看名气：你不是领导或离休干部，但若是著名专家、教授、演员、或其它名人，只要单位打个电话，这是某某，医院就会另眼相待。不仅挂号不排队，医生也可以由你选择。你享受着与领导干部差一点，但比一般居民高得多的待遇。
四是看医生的关键是看关系：即使是城市居民，看医生如果没有关系，往往看到的是医生的“冷屁股”脸。看不到对病人和谐的查询，更难看到对病人亲切的安慰。所以如果有重病，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关系，才进医院“看医生”。
五是看医生要看红包。如果你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关系，那就只能用红包开路了。媒体已经报道过多起，做手术给红包的事例。这对患者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和谐社会不是一句空话，这样的看医生，还能够和谐吗？当然，我们不能一棍子打一船人，不是所有的医院或医生都是那么“难看”。但不能不承认，看病难至今还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大问题。如果不从制度上、管理体制上作改革，就不可能出现“看医生”与“医生看”的协调统一。
□ 寄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