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万年青能放卧室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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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篇

[内容简介]

本篇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基本原理。

第一章,从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它的本质特征、基本功能等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论述了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起的伟大作用。

第二章,从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等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宇宙观的丰富内容和现实价值。

第三章,从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基本规律等方面阐述了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论基本内容,论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四章,从实践的基础决定作用、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过程、真理发展的辩证法等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及现实意义。

第五章,从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社会发展动力和一般规律、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等方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总之,全篇重点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基础。我们要想深刻地领会和掌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内容简介]

  马克思主义是现时代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统一而严整的科学体系,在指导无产阶级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理论威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哲学理论基础,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它具有科学地指导实践、认识世界、把握时代、预见未来等功能。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指南。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才能更好地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以往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光辉结晶,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社会发展、科学发展和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基础。19世纪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已占据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充分暴露,并且日趋激烈。无产阶级队伍壮大,并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与资产阶级展开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斗争。时代的发展,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求产生新的科学理论旗帜。时代发展和工人阶级运动发展提出新的课题,也要求有一种新的科学理论给以正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的需要,在科学理论研究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次,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由原来的主要是收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以研究自然物质发展的新学科纷纷建立和发展起来。特别是 细胞学说、 能量守恒和转化的原理、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其自然科学新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自己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理论的过程中,批判继承了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重要成果,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特别是创造性地继承和改造了19世纪 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他们抛弃了 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收了它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抛弃了 费尔巴哈的机械论和历史唯心主义,批判地吸收了它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贯彻到历史领域,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付出艰辛劳动、不断实现思想升华、最终建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他们参加了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并及时对斗争的经验进行提炼概括,同时又对人类历史和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产生,就在实践中日益发挥着巨大作用,并随着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显示了无比的创造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今时代,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在飞快地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持续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世界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正在作出科学的分析,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也要作出新的总结和概括,对现代哲学的流派和思潮的挑战要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回答。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现实、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提出新的课题,升华新的范畴,生成新的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现时代精神的精华,永葆其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它使哲学在内容、对象和作用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成为全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科学性、实践性和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哲学。它第一次使哲学获得了真正科学的性质。它的科学性就在于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运动、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科学水平比较高的阶段。它在科学地总结和概括各门具体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揭示出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使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贯穿于整个体系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因而在人类认识史上把哲学变成了一门严密而完备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革命的实践性。它第一次把实践引入哲学,并全面地科学地论证了实践,把实践当作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强调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是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革命性和科学性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是深刻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越具有科学性,就越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就越能发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次飞跃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中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他们所创立的哲学理论,并使其在指导工人运动中发挥巨大作用。列宁在新的时代,在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理论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一次哲学理论的飞跃。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的哲学形态,并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结果,并在中国得到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在实践中发挥强大的生命力,是与中国社会实践的需要、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等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中国出现了一批像毛泽东、邓小平等这样的伟人紧密相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实际上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分别是这两大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这两大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次飞跃。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就其理论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来说具有中国的特色。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论十大关系》和大量军事著作和文献,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军事辩证法等等都作了深刻的发挥和创造性的发展,并将哲学原理具体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是相当熟悉的。他对古代哲学家的名言名句的引用和发挥,既升华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哲学思想,又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毛泽东主张哲学家走出书斋,推动哲学的民族化、通俗化和群众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是指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邓小平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坚持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在邓小平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通篇渗透和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生动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结合我们的时代特征和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哲学观点、思想和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运用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还在实践中全面运用唯物史观,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创造性提出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关于坚持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思想。尤其是他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把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水平。邓小平这些论述和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思想朴实无华、言简意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瑰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集中表现。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是邓小平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进一步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密地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地分析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总结新经验,回答新问题,作出新概括,得出新结论,丰富、深化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灿烂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思想智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光辉思想以及社会历史观方面某些合理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哲学发展史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等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实事求是地、科学地研究、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首先,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古代,哲学刚刚产生时,就产生了对宇宙的唯物主义看法,这就是古代的五行说。《尚书》中讲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它认为这五种最基本的东西,是构成世界万物不可少的物质元素。“五行说”对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国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在自然观上强调“天人之分”,认为天就是自然界,有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并认为自然界万物都是由统一的物质性的“气”构成的。到了汉代,著名哲学家 王充继承了先秦的唯物主义传统,把元气作为宇宙的本原,提出了“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元气自然论。宋朝的 张载进一步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他说:“太虚即气。”“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他把气看成是构成世界的惟一的物质实体。明末清初的 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太虚即气”的学说,明确提出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本体,元气本身涵有运动变化的必然规律的思想。到了近代,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继承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基础上,结合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提出了唯物主义进化自然观。比如孙中山,继承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关于太极与气的观点,认为宇宙万物都由原始的物质微粒——太极(以太)发展进化而来的。

    由上可见,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是一贯的。这一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务实求真的实事求是精神。

    其次,中国传统哲学具有极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早在古代 《易经》中,就已提出了矛盾对立的观点和发展变易的思想。《易经》把自然界与社会中一切变化都看成由阴阳两种对抗的力量交互作用引起的。春秋战国时的 老子,在继承《易经》辩证法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矛盾及其转化的思想。在《老子》一书中,提出了大量的矛盾概念,诸如:祸福、美丑、善恶等。老子认为这些矛盾双方既是对立的,又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老子还认为事物向对立面转化有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对量变引起质变的最早的表述。战国时期的《易传》对《易经》的辩证法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发挥。它把世界万物都看作是不断变化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它还深入地论述了变化的原因,明确提出一事物变化的动力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辩证法思想在古代的军事著作 《孙子兵法》中也得到了光辉体现。宋代的张载,用他的“一物两体”的矛盾学说和“动必有机”的内因发展规律,丰富和发展了古代辩证法思想。特别是明代的王夫子,在张载“一物两体”的学说基础上,提出了“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 ”的命题,进一步发展了古代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他还说:“太虚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认识到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运动是永恒的。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天地之化日新”的发展观点,认为宇宙的运动变化是不断更新的过程。

    总之,中国哲学有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它是我们伟大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应当继承和发扬,把它们融入现代哲学之中,使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做出重大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基本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世界观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整个过程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指导下进行的,从而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的指导下提出的。党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各项方针、政策的指南。它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指导下形成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确立了正确的思想原则,为正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逐步形成一条从中国国情出发、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提供了思想路线保证。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从对立统一规律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观点出发,揭示了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有机统一,从而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机结合,形成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就以科学的世界观为基础,为我们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总之,作为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正确的宏观看法和根本观点。同时,作为哲学世界观,它也对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实践活动及其决策都具有重要的世界观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社会历史观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基础。唯物史观的创立曾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成科学。现今,在神州大地,唯物史观又一次使社会主义学说产生奇迹,它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理论都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石而创立的,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提供了总的历史观原则。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学说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动力;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指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必须依靠的社会力量。
    总之,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相联。从纵的方面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孕育、形成、完善和发展的过程,都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导。从横的方面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它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渗透、体现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且在一系列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认识论基础。中国人民在20世纪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宏伟的事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效果,更是一项开创性的伟大系统工程,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索、去认识,这就需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功能,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能够指导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指导我们去探索和把握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使我们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更加完善,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功能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能从整体上、宏观上认识世界和社会,做到总揽全局、高瞻远瞩,能够使人们在自然界和社会的错综复杂联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预测事物的发展进程和基本趋势。在现时代,人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时代、理解时代、创造时代,最深刻地反映时代的全貌、本质和主流,预见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指导行动,就会形成正确的思想方法、研究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贯倡导的矛盾分析法、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丰富和发展。
    总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南。因此,要深刻理解和很好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必须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其精神实质,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具体应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领会其精髓。其次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要勇于探索和创新,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世界观基础
[内容简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宇宙观,它对整个世界的本质做出了科学的解答。它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物质运动是有客观规律的,物质运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时间、空间是无限与有限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回答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它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基础。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下,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这种科学世界观为基础,才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彻底唯物主义和彻底无神论的宇宙观。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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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物质范畴
    人类对物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探索物质的道路上基本经历了两个阶段。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它坚持用物质原因来说明世界,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由于古代生产、科学发展水平等方面的限制,使这种物质观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第一,它只是一种朴素的直观和猜测。第二,它把物质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物质形态,不能科学地说明世界的多样性统一。近代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物质观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坚持物质是世界的本质的正确观点,并以当时自然科学为依据,把物质等同于原子,把原子的某些属性看成是物质的基本属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虽然在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中有进步作用,但仍然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机械性。第二,形而上学性。第三,唯物主义不彻底性。他们没有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观上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并且,由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能正确解决物质与物质的具体形态、结构、属性的辩证关系,因而,既经不起自然科学发展的检验,又经不起唯心主义的进攻。
    马克思主义在总结实践和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在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斗争中,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制定了科学的哲学物质观。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在这里,列宁从物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出发来把握物质范畴,这是列宁对确立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做出的卓越贡献,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它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了物质对意识的根源性、独立性和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派生性,从而同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划清了界限。第二,它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可知论,指出了物质能够被人的意识所反映,从而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第三,它坚持把哲学的物质范畴同具体科学的物质结构、属性的理论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指出物质范畴是哲学的最高概括,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惟一特征,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第四,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基石,它对坚持唯物主义路线,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意义。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依据实践经验、科学成果以及哲学发展的资料,充分地论证了世界的物质性,明确地提出了世界统一于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宇宙观。它认为,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丰富多彩的现象,具有共同的本原和统一的基础,这就是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不同表现形态和属性;意识现象也是物质的产物和特殊表现。它还认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包含着差别的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各种具体物质形态都因具有自己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而互相区别,同时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着。世界的物质统一,正是在相互联系中、相互转化中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由此显示出整个世界是多样性的物质统一体。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需要由科学的长期发展来证明。
    天体演化和 物质结构的理论证明,宇宙中的一切天体及其周围的空间是统一的,都是物质及其存在的形式,根本不存在所谓非物质的神的世界。
    生命的起源和社会发展论证明,人类社会和自然是统一的。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物质世界发展的高级阶段,是统一物质世界中高度发展的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揭示了物质可以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但不论怎样转化,其总的质量和能量是不变的。这从质和量两方面证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现代科学还证明,在宇宙中物质存在的具体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 物质存在形态之间各具特性而有差别。但不论物质存在的哪种形态,也不论这些具体存在形态如何纷繁复杂,都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一个哲学命题,因此,必须从哲学的高度上进行理论的、逻辑的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了科学发展的成就,吸取了哲学史的积极成果,在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为论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提供了可靠的哲学论点、论据和辩证方法。它坚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科学地阐明了物质对意识的根源性和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论证了世界统一于物质。它依据科学提供的材料,通过辩证的思考和哲学概括,正确地回答了世界的多样性和物质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它依据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原理,全面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世界是一个物质世界。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物质统一理论是彻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
     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和能动性
    科学地阐明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和能动性,才能把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贯彻到底。世界统一问题,从根本上说来,就是要回答物质和意识是不是统一的,世界统一于物质还是统一于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 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等几个方面论证了意识不是独立的实体,意识对物质具有绝对依赖性,世界统一于物质。
    第一,从意识的起源上看,意识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自然界长期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类,出现了高度完善的物质——人脑的结果。意识作为人脑的高级反映特性,是从物质普遍具有的一般反映特性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个过程大致经过了如下阶段:无机物的一般反应特性,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动物的感觉,高等动物的心理,人类意识。意识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还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劳动对人的意识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总之,人类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这就从意识的起源上说明了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
    第二,从意识的本质上看,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意识活动是以人脑的生理过程为物质基础的。人脑之所以成为意识的物质器官,是与人脑的复杂结构和生理机制密切相关的。人脑是由大脑、中脑、小脑等部分组成的一个完善、复杂而高级的物质系统,它还有完善的生理机制,即是第一信号和第二信号系统协同下所进行的复杂的神经反射活动。这些都说明了人脑是意识活动的物质承担着。另外还应看到,人脑虽然是产生意识的器官,但是,意识的内容却不来自人脑自身,而是来源于客观物质世界。因此,意识的本质还在于它是人脑对于客观存在的外界事物的反映。意识与客观世界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反映者总是依赖于被反映者。人只有参加社会实践,与客观物质世界接触,才会产生意识。这就从意识的本质上进一步说明了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
    第三,从意识的作用上看,在意识依赖于物质的基础上,它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表现为意识通过实践可以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和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性质,产生两种不同结果。正确的意识能够指导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对事物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错误的意识会引导人们采取错误行动,对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要想正确地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也必须通过和借助物质的途径才能达到。首先,意识能动作用的正确发挥,必须以遵循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为前提;其次,实践是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基本途径。再次,意识能动作用的发挥,还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手段。这些说明,意识作用的发挥、大小、性质,一刻也离不开物质运动及其客观规律的制约作用。
    随着 信息论、 控制论、生理学、 仿生学等科学的发展,出现了用机械和电子装置模拟 人脑的意识活动的控制系统,即 人工智能机。人工智能就是探索和模拟人的感觉和思维过程的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的建立,将会延长人脑的功能,使自动化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并能更深刻地揭示意识的本质。
    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比如,人工智能和人类意识的关系是怎样的?人工智能能否完全代替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电脑的产生和发展,有何哲学意义?
    首先,我们认为电脑毕竟不是人脑,电脑对人的思维活动的模拟也不能等同于人类的思维。人工智能同人类意识有本质区别。
    第一,从物质结构来看,电脑只是由一些晶体管、集成电路等电子元件和线路所组成的机械的、物理的装置;而人脑是由神经细胞所组成的十分复杂的神经网络这样高级的物质系统。因此,人工智能纯系机械的、物理的过程,而意识却主要是在生理活动基础上的心理的过程,人脑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是电脑所不具有的。所以电脑永远也不可能具有由人类的感情、想象、幻想等心理活动构成的精神世界。
    第二,从性质上看,人工智能没有社会性。电脑在解决问题时,并不探求任何本身的社会意义,它只是执行接受的指令而不顾后果。而人类意识活动都有社会性,人在活动时,都带有一定的社会动机、意图,一般都考虑到由此引起的社会效果。
    第三,从功能本身来看,电脑能模拟和放大人脑的一个或一些方面的功能,因此,就单项而言,可以超过人脑个别功能。但是,从总体上看,电脑达不到人脑功能水平。突出的表现在人工智能没有人类意识所特有的能动的创造能力。电脑可以贮存巨大的信息量,但是它对任务的解决是机械的,必须查对全部信息之后,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而在人脑中有一个按意义去进行记忆的系统,这样,无须依次逐个地回忆全部信息,就可以找到所需的信息。人积累信息,不是机械式的堆积信息,而是一个有目的、自觉的过程。所以人类意识能主动提出新的问题,具有能动的创造性。
    第四,从二者的次序来看:电脑是人脑的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物化,它只能接受人脑的指令,必须由人预先把思维过程加以形式化或符号化,以一定的信息输入电脑,它才能工作,才能“思维”。二者的程序总是人脑的思维在前,电脑的模拟在后。在任何时候,人们都只能是根据自己的有限的认识去模拟人脑功能,因此电脑的功能从总体上永远不会超过人脑功能的水平。电脑是人造的,是受人脑支配和操纵的,是供人使用的,为人服务的。思维模拟并非思维本身,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意识活动本身。所以人工智能不可能完全取代人类智能,更不能反过来统治人类。
    人类通过电子计算机来模拟人脑的某些思维过程,为揭示意识活动的本质、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技术基础。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
    第一,它进一步证明了思维是物质运动的产物。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有共同的物质基础。电子计算机能够模拟人的部分思维功能,这就把特殊的、高级复杂的物质——人脑同无机物质、物质的基本粒子(电子)通过功能模拟,直接联系起来。对人脑功能的模拟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有力地说明了人的意识活动不管多么复杂,都是以客观的物质过程为基础的,而不是什么神秘的超物质东西。人脑这种物质器官的机能,归根到底是一些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方法加以描述和模拟的物质过程。
    第二,它进一步证明了思维活动的物质过程是有客观规律的,并且是可以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的。思维模拟之所以是可能的,人工智能机之所以诞生,就是因为思维的物质机制具有客观规律性,并且已部分地被人们掌握和利用。模拟机器的出现,表明了人脑的物质过程同电脑具有某些共同的规律性。
    第三,它进一步证明了人类的思维能力是无限的。电脑作为人脑的延长,作为智力的工具,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它将带来人类能力的解放和飞跃,将为人类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提供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必将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人类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的能力具有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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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辩证唯物主义运动观和时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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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
    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运动是物质的根本的固有的属性,是物质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运动观所讲的运动,是标志物质世界一切事物和现象以及过程的变化的哲学范畴。
  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凡是物质都是运动着的物质。设想有绝对不动的物质是形而上学观点。另一方面,凡是运动都是物质的运动,一切运动都有物质作为它的实在基础和承担者。设想无物质的运动是唯心主义。
    就整个物质世界来说,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一切物质都在运动。这说明运动是普遍的、永恒的、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肯定运动的绝对性,并不否认物质也有某种静止状态,不过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辩证统一。相对静止是指世界上的各种具体事物在绝对运动中具有暂时的、相对的稳定性,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是指一物体没有进行某种特定形式的运动;第二,是指相对于一定的参考系,某物没有发生位置变化;第三,是指某物没有发生根本性质变化。承认相对静止有重要意义;第一,是理解运动、度量运动的条件;第二,是理解物质多样性的条件,因为相对静止是物质分化的条件;第三,是把事物区别开来,进行认识和科学分析的前提。
    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事物或现象中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规律具有必然性、重复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的特点。物质运动规律是客观的,规律的客观性表现在:第一,规律是物质运动本身所固有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人们认识它与否、承认它与否,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着并起着作用。第二,规律既不能创造,也不能人为地消灭,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只能认识规律,利用规律,按照规律办事。第三,人们在实践中必须遵循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必须掌握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客观规律,尊重规律,按照规律办事,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健康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
    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时间是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时间的特点是一维性;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广延性,空间的特点是三维性。
    时间和空间同物质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物质的运动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离开时间和空间的物质运动是不存在的。物质运动只能在时间、空间中进行,根本没有在时间、空间以外的物质运动。另一方面,时间、空间也离不开物质运动,离开物质运动的“纯粹”时间、空间也是不存在的。一切时间、空间都是物质的时间、空间。  时间、空间只有通过物质的运动才能显现出来,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和把握。
    时间和空间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时间、空间的绝对性是指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是客观的。时空的客观性是不变的、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是指时空的具体特征是可变的、有条件的,时空的具体特性要随物质具体形态的变化、物质运动的变化而变化。现代科学,特别是爱因斯坦 相对论和 非欧几何学深刻地揭示了物质结构的特性和物质运动的特性制约着时间和空间的特性,证明时空特性的相对性。
    时间、空间还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是指:宇宙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在空间上物质世界是无边无际的。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是指:每一具体事物发展过程是有始有终的,占有的空间总是有限的。时空的无限性和有限性是辩证的统一。一方面,无限包含有限,无限是由有限所构成的。无限的时空必然把具体的现实的有限的时空包含于自身之中,无数的具体有限的时空构成了物质世界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有限包含着无限、体现着无限。这不仅指任何有限的具体事物都包含着无限的层次,而且指每个有限的事物都由于自身的矛盾运动,而打破自身存在的界限进入无限之中。所以,无限包含于有限之中,整个物质世界的无限的时间、空间就存在于无数具体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对于反对唯心主义、宗教神学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做好各项工作有实际意义。它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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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科学世界观的出发点和根本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思想路线的主要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从事一切实际工作的立足点。既然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客观物质世界是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对象,那么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地方和条件下,从事任何工作,都要坚定不移地从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在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并使之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要求和在社会实际工作中的深化。首先,世界是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的物质世界,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制定方针政策,必须立足于客观存在的实际,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其次,物质世界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跟上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再次,物质运动具有规律性,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认真地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武器。它要求我们在当前的经济建设和改革中,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第一,我国有自己的客观实际情况、即特殊国情。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只有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案、办法,创造性地搞好改革,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二,经济建设和改革是有客观规律的。只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依据规律进行建设和改革,提高自觉性,避免主观盲目性。第三,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断发展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在建设和改革中,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促进建设和改革的发展。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
    实事求是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它体现了彻底的唯物论和彻底的辩证法,是科学态度和辩证方法的统一。它体现着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它还体现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南。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根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这条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一切工作的准则,是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总之,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和精髓。过去中国人民搞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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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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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的宇宙观、发展观、方法论的统一,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是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和精髓。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它的总特征,对立统一规律是它的核心。唯物辩证法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工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论基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都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
一、唯物辩证法是科学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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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  物质世界是在普遍联系中存在的,事物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世界的永恒的运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就是关于 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说。
   联系是指事物、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联系具有客观性,凡是真正的联系都是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联系,而不是外加给事物的主观臆想的联系,联系是事物固有的客观本性。联系具有普遍性,一切事物内部和外部都处在相互联系之中,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每一个事物和现象都是整个世界普遍联系中的一个环节,并通过其自身体现出联系的普遍性。事物的联系具有多样性,有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主要联系和次要联系、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等等。不同的联系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认识的真正任务是透过事物外部的、非本质的、偶然的联系,认识其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事物联系的条件性。任何一种联系总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联系。条件是指同某一事物相关联的,对它的存在和发展产生影响的诸要素的总和。条件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可变性。既要坚持条件论,又要反对唯条件论。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事物联系的普遍性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反对形而上学的孤立观点看问题;事物联系的客观性要求我们从客观事物固有的联系去把握事物,切忌主观随意联系;事物联系的多样性要求我们对不同的联系进行具体分析,防止简单化。联系的条件性要求我们的一切活动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条件、具体分析条件的基础之上,不当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蛮干的鲁莽家。
   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 发展。发展是具有前进性质的运动和变化。从方向上看,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前进、上升的运动;从内容和实质上说,发展既包括事物的量变,更包括事物的质变,发展是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是新东西的产生和旧东西的灭亡。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物质世界的发展是永恒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自己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都有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都作为过程而存在和发展的。过程是事物发展在时间上的持续和空间上的延伸。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因此,要把事物的发展作为过程,历史地加以考察,才能真正科学地把握事物的发展。
  系统与系统分析综合法
  系统科学证实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理论。 系统论揭示出事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系统性是事物的根本属性。 所谓 系统是指由互相联系的若干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统一整体。从哲学上研究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系统性,把握系统的基本征,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系统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整体性。系统由要素所组成,是要素的有机统一体。系统作为整体,它的性质和功能不是各个要素的性质和功能的简单相加,也不能把整体的性质和功能简单地还原于要素的性质和功能。系统的整体性要求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要着眼于有机整体。整体的功能和效益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系统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结构性。所谓结构即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任何系统都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合理的结构会促进系统的发展。系统的结构性要求我们优化结构,以实现系统整体的最佳功能。
  系统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层次性。所谓层次,是指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地位、等级的相互关系。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的。整个物质世界是由无数层次构成的无限大系统。在工作中,要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系统之间的关系,注意它们的区别和联系,抓住关键的层次。
  系统的第四个基本特征是开放性。系统的开放性指的是系统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每一具体系统都有开放性,都同周围环境即其他系统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环境是系统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系统的开放性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善于利用外部条件,努力创造好的外部环境。
  总之,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着眼于系统整体,系统方法就是通过系统分析、系统综合和系统评价,正确认识和处理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不同层次的系统之间的关系、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等等,从而实现系统整体的最佳功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和系统分析综合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学方法论的基础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完整的、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系是我们客观、全面地分析时代特征、把握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有力武器。科学思想方法包括:观察的客观性,实事求是的分析问题;矛盾分析法,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系统方法,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观察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分析事物的因果联系;发现偶然性背后隐藏的必然性等等。系统掌握科学思想方法,我们就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前,把握时代的特征,头脑清醒,立于不败之地。
  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必须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树立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主要特征是:系统性思维,包括整体观念的增强、结构观念的增强、优化观念的增强等;开放式思维,包括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思维敏捷等;多维化思维,包括多角度多层面思考,全方位观察,纵横比较,交叉思考等等;创造性思维,包括开拓式思考,发散式思考,综合式思考等等;精确化思维,包括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反馈法思维等等;预测性思维,表现为时效观念的增强,未来观念的增强,价值观念的增强等等。总之,我们处在一个新的伟大历史时代,它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图景。现时代创造着现代思维方式,是现代思维方式的社会前提;而现代思维方式的产生又会成为时代前进的驱动力量,成为社会进步、人的智力和智慧发展的巨大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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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揭示事物发展动力的对立统一规律与矛盾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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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对立统一规律又称为矛盾规律,它揭示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包含有矛盾,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
    矛盾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是指任何事物自身都包含着既互相联结又互相排斥的两个方面,事物就是这样两个方面的统一体。矛盾有两个基本属性: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
    矛盾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的性质和趋势。它的基本含义有两方面:其一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其二是指矛盾双方相互贯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矛盾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离异、互相排斥的性质和趋势。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作为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同一性不能离开斗争性而存在,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因为,唯物辩证的同一性,是以对立为前提的同一性,是包含差别的具体同一性。因此,同一性必然为斗争性所制约,没有矛盾双方的互相斗争,就不会有矛盾双方的互相依赖和互相转化。另一方面,斗争性也离不开同一性,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斗争是矛盾统一体中的斗争。矛盾的同一性制约着矛盾的斗争性。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还表现在:矛盾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因而是相对的;矛盾斗争性是无条件的、常住的,因而是绝对的。正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与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才形成具体事物的矛盾。
    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相互联结、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事物矛盾的时候,必须把同一性和斗争性结合起来。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同一中把握对立,这才是唯物辩证法的全面观点。割裂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联结,必然导致形而上学的错误。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对事物发展原因的看法,历来存在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正是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决定自然、社会各种事物的存在,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唯物辩证法肯定内部矛盾(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不否认外部矛盾(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它认为,内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部矛盾决定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性、基本趋势和方向。外因可以加速或延缓事物发展的进程,局部地改变事物发展的面貌,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事物的发展能否实现起决定性的作用。
    正确认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只有阐明内因和外因辩证统一的原理,才能揭示事物“自己运动”的根本原因和实质内容,克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及其必然导致的唯心主义错误。从实践方面看,在对待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对外开放,并没有改变作为指导方针上的主辅关系,而为的是更好地利用和发挥外因的作用。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立足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具体要通过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的作用表现出来。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表现在:第一,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处于矛盾统一体中,提供事物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第二,矛盾双方相互包含,使矛盾双方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得到发展。第三,矛盾双方相互贯通,规定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矛盾斗争性对推动事物的发展有重大作用,表现在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中:第一,在事物量变过程中,矛盾斗争推动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通过双方力量的消长,为矛盾的转化即质变作准备。第二,在事物质变过程中,斗争性的作用更加明显,斗争冲破事物存在的限度,促成旧的矛盾统一体分解和新的矛盾统一体的产生。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是在二者的结合中实现的。因此,只有矛盾双方既同一又斗争才构成一切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和动力。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承认矛盾的普遍存在是研究矛盾规律的基本出发点。 矛盾普遍性的含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简言之,世界上,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存在于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切领域中,科学发展史已经提供了并且继续提供着这个方面的证明。
    一切事物都有矛盾,而不同事物的矛盾又各具其特殊性。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体事物所含的矛盾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每一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矛盾规定着它的特殊本质,使它与别的事物区别开来。
    分析矛盾特殊性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的基础。分析矛盾特殊性是正确解决矛盾的前提。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因为,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青春活力,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于矛盾的特殊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要研究不同物质运动形式,不同事物矛盾的特殊性。
    第二,要研究每一种物质运动形式、每一事物在其发展的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上矛盾的特殊性。
    第三,要分析矛盾和矛盾双方地位的不平衡性。首先,在许多矛盾构成的事物中,各种矛盾力量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区别。主要矛盾是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非主要矛盾是处于次要和服从地位的矛盾。二者的辩证关系表现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是:做一切工作必须首先抓主要矛盾,同时要注意在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后,在认识和实践上把主要精力及时地转移到新出现的主要矛盾上来。其次,在一个矛盾中,矛盾双方的地位也是不平衡的。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方面是矛盾主要方面,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方面为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主、次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唯物辩证法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反对一点论和均衡论。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是一项基本的工作方法。
    第四,要研究矛盾斗争形式的特殊性。矛盾的斗争是无条件的、普遍的、绝对的;矛盾的斗争形式即解决矛盾的方法,则是有条件的、特殊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矛盾的性质和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在社会历史领域,对抗性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一般地要通过对抗的斗争形式去解决。非对抗性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这种矛盾必须通过非对抗的斗争形式加以解决。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随着矛盾性质的变化,矛盾的斗争也要相应发生变化。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是矛盾问题的精髓。要掌握这一精髓,重要的是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第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第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互相联结的。一方面,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另一方面,矛盾的特殊性也必然与矛盾的普遍性相联系而存在,在个性中包含着共性。现存的任何事物、矛盾,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
    第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是我们党一贯遵循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哲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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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发展的质量互变规律与事物发展的状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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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度
    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规律,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要掌握这一规律,首先要了解事物的质、量、度。
    质是使事物成为它自身并使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一种内在规定性。质和事物的存在是直接同一的。质总是一定事物的质。质和属性是不可分的。质是事物内在的规定性,属性是它的外在表现。质通过属性表现出来,全面了解事物的属性,才能把握事物质的规定性。
    认识事物的质有重要意义:认识质是认识的起点和基础。只有认识质,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同时,只有在认识质的基础上才能认识量。
    量是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和速度以及它的构成成分在空间上排列组合等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量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直接同一的。
    认识量有重要意义:认识事物的量是认识的深化和精确化;在认识质的基础上,只有认识了量才能对实践进行准确、具体的指导;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是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的重要任务。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质总是有一定量的质,量总是有一定质的量;质规定量的活动范围,即质制约量;一定的量又是一定质的存在条件,即量又制约质。
    反映特定质和特定量相统一的哲学范畴称为 度,度是事物保持其质的量的限度。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度,超出事物的度,一物就要变成他物。认识度有重要意义:认识度才能准确地认识事物的质;认识度才能提出指导实践活动的正确准则;在实际活动中掌握适度原则,才能掌握政策。
    量变和质变及相互转化
    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是微小的不显著的变化,体现了事物的连续性。质变是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根本性质的显著的变化,是事物连续性的中断。事物的变化是否超出度的范围,是区分质变和量变的根本标志。
    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量变向质变的转化中,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在质变向新的量变转化中,质变体现和巩固着原来量变的成果,并为新的量变开拓道路。
    量变和质变是相互转化的。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变达到一定程度,超出度的界限,事物就发生质变,这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质变后出现了新事物,具有新质的事物又开始新的量变,这就是质变到量变的转化。事物的发展,新旧事物的更替,就是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新的量变的互相转化的过程。
    质量互变的复杂性和普遍性
    在现实世界中,量变和质变以及二者的关系,其具体表现是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
    量变和质变的复杂性首先表现为量变和质变形式的多样性。从引起质变的角度分析,量变有两种基本形式: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质变也有两种基本形式: 爆发式飞跃和 非爆发式飞跃。
    量变和质变的复杂性还表现为量变和质变是相互渗透的。一方面,量变中渗透着质变,即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包含着部分质变。部分质变又有阶段性部分质变和局部性部分质变两种。另一方面,质变中渗透着量变,即事物进入质变过程以后,新质因素有量的扩张,旧质因素有量的消亡,直到完成质变。
    质量互变规律是客观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是:宇宙间事物的发展,由量变转化为质变,又由质变转化为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相互交替,以至无穷,形成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态势。
    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证明了质量互变规律的普遍性,无论是在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思维领域,无论是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是无机界还是有机界,质量互变规律都在普遍起作用。
    质量互变规律对于实际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树立远大的革命目标和埋头苦干的精神结合起来;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必须把勇于改革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在个人品德修养中,必须从点滴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对坏事要防微杜渐,对好事要日积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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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演进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与事物发展的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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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的否定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道路。要掌握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质,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辩证的否定,划清辩证的否定观与形而上学否定观的界限。
    辩证的否定首先是指否定是事物自我否定。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 肯定和否定两个矛盾方面,事物的矛盾运动就是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运动。肯定方面是事物中维持其存在的方面;否定方面是事物中促使其灭亡的方面。由于两个方面的矛盾运动,最后,否定方面战胜肯定方面,一事物被否定而转化为它事物。因此,辩证的否定是通过事物内在矛盾运动而实现的事物的自我否定。
    辩证的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即发展是通过否定实现的,否定是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是旧质到新质的飞跃,是发展的决定性环节。辩证的否定是事物联系的环节,它在否定旧事物时,保留了旧事物中积极的因素,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因此把新事物和旧事物联系起来。
    辩证的否定是发展环节和联系环节的统一,即 扬弃,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既克服又保留,克服旧质又保留旧事物中的积极成分,克服体现了发展过程的非连续性,保留体现了发展过程的连续性。
    形而上学否定观与辩证的否定观是根本对立的,形而上学否定观从否认矛盾出发,认为否定是从外部强加给事物的,是简单的消灭,孤立地、绝对地看待肯定和否定,主张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辩证的否定观是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批判精神的体现,坚持它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坚持辩证的否定观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反对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片面性错误。在对待文化遗产上,辩证的否定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要求我们对外国文化、中国古代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辩证的否定观也是正确对待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方法论指南。
  否定之否定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辩证内容是事物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它揭示事物发展的形式是波浪式前进或 螺旋式上升。
    事物的辩证发展过程是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又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事物开始是以肯定形式存在,肯定方面占主导,这是事物发展的肯定阶段,由于事物内部矛盾运动,否定方面战胜肯定方面,事物被否定,由旧质过渡到新质,即进到否定阶段。由于代表新质的事物同样是肯定与否定的矛盾的统一体,在矛盾运动中它必然要再次被否定,从而达到否定之否定阶段。事物发展经过两次否定,三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就呈现出一个周期,否定之否定阶段会重复肯定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表现出一定的回复性或重复性,也正是事物发展的这种周期性、回复性,使发展的道路是近似圆圈的螺旋,是有波浪起伏的曲线。然而,这种回复性是在新的、更高阶段上的回复,是形式的重复,而内容却发展了。所以发展的方向又是上升的、前进的。因为,辩证的否定是扬弃,每一次否定都既吸收了前一阶段的积极成分,又舍弃了过时的消极的东西,并产生了新内容,把事物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因而,发展的周期性不是简单循环,而是在更高水平上的新东西的形成。事物的发展总是沿着螺旋曲线而上升,在波浪起伏中前进的。
    总之,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发展的具体道路又是迂回曲折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是上升性和回复性的统一,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掌握事物发展前进性和曲折性统一的原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使我们 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必胜信心。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向前发展,共产主义必然在全世界实现,这是确定不移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这一原理告诉我们,同任何事物一样,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是直线,而是曲线,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前进中的困难,要准备走曲折的路。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顺利时不忘曲折,在出现曲折时更要看到光明。
    否定之否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中普遍起作用的基本规律。否定之否定的普遍性已为大量的科学事实和社会实践所证实。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普遍的,其具体表现形式又是特殊的。第一,否定形式的特殊性。不同性质的事物有不同的否定形式;第二,曲折发展的特殊性,事物发展的曲折性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类是“回复”或“复归”,是事物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形式;另一类是“倒退”,这是由特殊条件造成的暂时的现象。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新事物是指符合发展的前进方向、具有远大前途的事物。旧事物则是指丧失了存在的必然性、日趋灭亡的事物。是否符合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区别新旧事物的根本标志。新生事物必定战胜旧事物,这是宇宙间普遍的、不可抵抗的规律。新生事物之所以是不可战胜的,因为:第一,新生事物是适应事物发展规律产生的,具有必然性;第二,新生事物吸取了旧事物中积极因素,并且有适合新条件的新内容,因而优于旧事物;第三,在社会领域,新事物代表历史进步方向,得到先进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理论依据。要满腔热情地扶植和支持新生事物,为新生事物的成长开辟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新事物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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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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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它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使认识论真正成为科学的认识论。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揭示了真理的客观性、辩证发展和检验标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工具。这一科学的认识论是邓小平理论核心——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论基础,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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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要掌握它的实质,首先要划清唯物主义反映论与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的界限。
    在认识的本质问题上, 唯物主义反映论与 唯心主义先验论是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前提出发,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路线,认为人的认识对象是客观世界,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因此,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映论。唯心主义认识论从意识决定物质的前提出发,坚持“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认识路线,认为人的认识先于物质、先于经验,是先天就有的,是头脑自生的。所以,唯心主义认识论是先验论。
    在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上,唯物主义反映论与不可知论是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从客观世界可以被人们意识所反映的基本前提出发,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相信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是 可知论。不可知论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认为世界是不可认识或不可能彻底地认识,怀疑人类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不相信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和 实践上彻底反驳了 不可知论。
    唯物主义认识论都是反映论,都主张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但是,在主体如何反映客体的问题上,旧唯物主义反映论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存在重大分岐。
    旧唯物主义反映论不了解认识主体——人的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看不到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也不能辩证地考察人的认识,从而把人的认识看成是主体对客体的直观,是消极、被动的反映论。
    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了认识论,认为主体是具有社会性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客体是进入人的实践活动领域并和主体发生关系的客观事物,主体和客体之间不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且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因此认识是主体通过实践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主体在反映客体过程中具有目的性、选择性、创造性、深刻性等特点。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还把辩证法贯彻于反映论,科学地说明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因此,它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实践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实践在主体认识客体中具有决定作用。
    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实践是客观物质活动。构成实践的要素都是客观的,实践的过程和结果也都是客观的。第二,实践是能动的活动,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自觉活动。第三,实践是社会历史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社会性的活动,而且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历史发展过程。实践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基本形式有三种: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实践和科学实验。社会实践的各种形式是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科学试验是一种探索性、学习性的实践活动,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并日益显示其重要性的社会实践。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认识。
    首先,实践是认识的基本来源。认识产生于实践的需要。主体在改造客体的实践中,确定了认识的对象。实践使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结、相互作用,使人们获得大量的感性认识;实践促使客观事物变化,加速事物本质暴露过程,从而使人们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所以,无论关于事物的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最终都来自实践。人们从改造自然客体的实践中,得到了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人们在改造社会客体的实践中得到了关于社会规律的认识,因此,无论关于自然界的认识还是关于社会领域的认识,最终都来自实践。尽管有些知识的获得,就个人来说,是来自书本,来自间接经验,但就整个人类来说,实践是一切知识的基本的、最终的来源,则是确定无疑的。
    其次,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推动着人们不断去开拓新的客体,进而推动认识不断向前发展。实践的发展,不断向人们提出新的认识课题,推动人们去从事新的探讨和研究。实践的发展,创造出日益完备的认识工具和技术手段,为人们的认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人们在实践中,得到了日益丰富的经验材料,不断总结和概括这些新的经验材料,就会获得新的科学知识。人们在实践中,逐渐锻炼和提高了自身的认识能力,不断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
    再次,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人们所以要认识世界,归根到底是为了运用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去指导实践、改造世界,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总之,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又是认识的归宿。
    最后,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人们正是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认识,并不断修正、补充和发展自己的认识。
    总之,实践是全部认识过程的基础,实践在主体反映客体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树立实践的应有权威。尊重实践,承认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决不意味着认识无足轻重,相反,认识,特别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理论认识对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把实践与认识、实践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他们各自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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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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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实践到认识是 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
    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是能动的辩证的发展过程,是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的前进运动。这种辩证运动过程开始表现为: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由对客体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对客体的理性认识,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的两个不同阶段,是相互区别的。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是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产生的。感性认识的形式有感觉、知觉和表象。形象性、直接性是感性认识的特点,它所反映的内容是事物的现象。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对感性认识材料的抽象和概括。理性认识的形式有概念、判断和推理。抽象性、间接性是理性认识的特点。它所反映的内容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虽然是认识的两个不同阶段,但是,它们又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首先,理性认识依靠于感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感性认识是认识活动的起点,是达到理性认识的必经阶段,没有感性认识就没有理性认识。其次,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认识的任务就在于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便来指导实践。因此,必须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次,感性认识渗透着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中也渗透着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统一的基础是实践,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而且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化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的。
    割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关系会导致 唯理论和 经验论错误。哲学史上的唯理论片面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否认感性认识的重要性;而经验论则片面夸大感性认识的作用,否认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唯理论的表现形式,它轻视实践经验,把理论当成教条。经验主义则是经验论的表现形式,它轻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能动飞跃,要正确实现这次飞跃,首先要勇于实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获得丰富的、真实的感性材料,这是实现第一次飞跃的基础。其次,要遵循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抽象和概括,也就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改造和升华,从中得到理性认识。
    由认识到实践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
    人们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还要经过从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即把认识过程第一次飞跃获得的理性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改造客观世界。这是认识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一次飞跃,因为:第一,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而只有经过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才能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它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并运用到实践中,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第二,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修正、充实和发展。
    要实现从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回到实践中去的理性认识应当尽可能是相对正确的。第二,要从实际出发,坚持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第三,理论必须掌握群众,化为群众的自觉的行动。这是实现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根本途径。
    认识运动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
    人们的认识具有反复性,这具体表现在:一种真理性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达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反复,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从客观方面来看,人的认识要受客观事物自身发展及其复杂性的限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从主观方面来看,人的认识要受主观的认识能力、世界观、方法论的限制。所以,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人类的认识运动又具有无限性。由于物质世界是无限的,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人类的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人类对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也必然是无限发展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反复,以至无穷,这就是认识发展的道路和规律。
    把握认识发展的规律有重要意义。首先,它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左’或‘右’的错误。其次,认识的辩证过程原理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群众路线是认识辩证过程原理的具体运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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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识的真理性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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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的客观性
    真理是标志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
    真理虽然属于认识范畴,但是,一切真理都具有客观性。真理的客观性或客观真理是指:第一,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在真理性的认识中,包含着不以人和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第二,检验真理的标准——社会实践也是客观的。
    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必须反对唯心主义的主观真理论。一切唯心主义颠倒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从而在实质上都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宣扬主观真理论。主观真理论在当代的典型代表就是 实用主义真理观。实用主义信奉的格言是“有用即真理”,它以真理的作用代替真理的本性,既否认了真理的客观内容,也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标准。
    坚持真理的客观性还必须弄清真理与谬误的关系。首先,真理和谬误是根本对立的。真理是同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相符合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本来面目的正确反映。谬误则是同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相违背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反映。因此,真理和谬误在一定范围内的对立是绝对的,真理不是谬误,谬误不是真理。其次,真理和谬误又是统一的。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和谬误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既然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因此,我们要坚持和发展真理,就要敢于和善于同谬误做斗争。
    真理的辩证性
    真理是客观的,这是真理问题上的唯物论;真理又是绝对的与相对的统一,真理的发展过程是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这是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
    真理的绝对性或绝对真理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任何真理都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都有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客观内容,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其二,人类的认识,按其本性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每一个真理的获得都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这也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真理的相对性或相对真理,是指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客观过程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有限的。真理的相对性也有两方面含义:其一,从认识的广度上看,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是对整个客观世界某些领域、某些事物和过程的一定范围的正确反映;其二,从认识的深度上看,任何真理性的认识也只是对特定的具体事物一定程度、一定层次的近似正确反映。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虽然二者有区别,是真理的两种不同属性和方面;但是,二者又是统一的。它们的统一表现在:第一,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相互联结、相互渗透。一方面,相对之中有绝对,任何相对真理都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颗粒;另一方面,绝对之中也有相对,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第二,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的转化。真理是由相对走向绝对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总之,从真理的两重性看,任何真理既有绝对性一面,又有相对性一面;从真理的发展上看,任何真理都是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的一个环节。
    掌握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原理有重要意义:首先,这一原理是批判形而上学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思想武器。绝对主义者夸大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真理的相对性;相对主义者夸大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它们都割裂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关系。其次,这一原理指导我们树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客观真理也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因而, 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要坚持又需要发展。
    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就是检验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否相符合。实践是沟通主观和客观关系的“桥梁”,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特点。只有实践才能把主观同客观联系起来加以对照和验证,用客观的标准——实践的客观效果检验出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对这一问题,要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理解,即要承认实践标准是确定性(绝对性)和不确定性(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实践标准的确定性是指:第一,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绝对的;第二,实践对一切认识最终都能做出检验,这也是绝对的。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是指:第一,实践是发展的,因而实践检验认识是一个过程;第二,任何实践都是具体的,都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某一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往往不能充分证实或驳倒现有的一切认识。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只有坚持实践标准,才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即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第二,坚持实践标准,才能做到解放思想,敢于研究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解答新问题,提出新结论,避免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第三,坚持实践标准,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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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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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认识论与正确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是以科学的认识论为认识论基础的。
    科学的认识论,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它是关于人类认识的来源以及认识发展过程的惟一科学认识理论。它第一次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并在实践基础上又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它的基本内容是能动革命的反映论,也就是实践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故此,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科学的认识论,人们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形成正确的思想路线。换言之,思想路线就是化为指导思想、用以支配行动的认识路线。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依据这个科学的认识论才逐步地形成了一条自己的科学的思想路线,那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其核心是实事求是。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科学的认识论和正确的思想路线是统一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生动、具体的体现。其一,科学的认识论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我们在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中,只有坚持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的正确思想路线,才能够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否则,离开科学认识论,思想路线就会失去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其二,正确思想路线又是科学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具体化。因为科学的认识论产生于社会实践的需要,也是其自身实践本性的内在要求。人们从事实践活动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工具,并把它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因此就必须使它转化为正确的思想路线。由此可见,坚持以科学的认识论为基础的思想路线,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认识和运用真理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过去搞革命是这样,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同样是这样。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党的这一思想路线从总体上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在我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全面贯彻。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就是要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人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这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在认识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人们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发现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性,才能形成主观的正确认识,才能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才能够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又是从实际出发的深化。理论联系实际是以从实际出发为前提,对具体事物的特点进行具体地分析,从中揭示出事物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理论和实践应是辩证统一,脱离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脱离实践的理论又是抽象的、空洞的。
    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是要达到实事求是这个目的。实事求是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承认“实事”,就是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就要求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如实地反映和认识事物。“求是”,就是通过“实事”之现象,以“探索”到“实事”之本质或内在的规律性,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坚持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对必然的东西认识得越来越深刻,行动越来越自由,也才会真正成为客观世界的主人。
    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第一,人们是否真正做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只能由社会实践及其最后结果来确定。如果离开了社会实践,不仅无法判定,而且也不可能及时纠正认识中的错误。第二,人们即使通过了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也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和发展真理。否则,思想就会僵化,真理就会窒息。总之,我们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好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落后的、过时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因此,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实事求是又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
    解放思想是破除思想僵化的有力武器。思想僵化就不能从实际出发,被条条、框框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所以,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充分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解放思想必须做到:①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借解放思想之名而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② 不唯书、不唯上,力求务实精神,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少讲空话,多研究新情况。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以此促进解放思想。③ 要走群众路线,有事同群众商量,开动脑筋,集思广益,努力克服那种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的习惯势力的影响。④ 要反对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防止主观主义、盲目性、片面性和绝对化,掌握唯物辩证法,按客观规律办事。
    总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保证,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高度统一的具体表现,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飞速发展,才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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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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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历史唯物论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马克思的最伟大理论贡献之一。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和一般规律,使人类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观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完善和发展都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导,历史唯物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奠定了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都渗透着、体现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且在一系列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
一、历史唯物论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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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唯物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的本质
    历史唯物论与 历史唯心论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观,他们对社会的本质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他们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是围绕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而展开的。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根本观点,是各派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世界观与历史观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即世界观包括历史观,历史观是世界观的特殊表现。
    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 社会存在和 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它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贯彻和体现。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也包括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包括各种意识形式的理论和观点。
    由于对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不同解答,便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两个对立的派别和理论体系。其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惟一标准。凡是认为社会存在第一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凡是认为社会意识第一性,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是历史唯心主义。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成为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主要是因为:第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纷繁复杂社会生活中两类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它们的本质及关系是任何历史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第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历史观的标准,是两种历史观对立和斗争的焦点。第三,如何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决定着整个历史观的基本性质和面貌,规定着解决其它社会历史问题的总的方向和结局。第四,能否正确地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也是社会实践的根本问题,并决定人们社会活动的成败。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尽管也曾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但从总体上考察还没有产生严整科学的历史观。它们的主要缺陷是:第一,旧的历史观在说明社会历史时,停留在人们历史活动的表面,至多只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揭示出这些动机后面的物质原因,即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第二,旧的历史观没有客观地说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总是把精神力量特别是个别杰出人们的思想动机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就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说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总之,它们用人们的社会意识说明人们的社会存在,因而必然导致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历史观的伟大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惟一科学的历史观。它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物质生活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它还认为,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表现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社会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具有伟大的意义。它使唯物主义哲学臻于完善,使之成为严整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和剩余价值论一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它为人们研究社会历史,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归根到底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过程持有根本相反的看法。唯心史观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出发,认为历史发展的本质是精神运动的过程,唯物史观则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发展的本质是特殊的物质形态运动的过程,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所谓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主要是指社会同自然界一样是客观的合乎规律的辩证发展过程。具体表现在:
    第一,人类社会产生的过程是物质过程,即 劳动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劳动就其一般性质来说,是人同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和能量变换的过程,是人类对自然界能动改造过程。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对立统一,其基础即是劳动。首先,劳动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分开,实现了从自然到社会的飞跃。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人类同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仍然是劳动。其次,劳动又使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使之成为统一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劳动发展史,因而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的钥匙。
    第二,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依赖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人类社会生活本质上是物质生活过程。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存在,它是构成社会这一物质形态的物质要素的总和。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其中,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但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只有生产方式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是社会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方式所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主要是因为:首先,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类其它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其次,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最后,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决定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形态从低向高的更替和发展。
    第三,人类社会发展同自然界一样,有其内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首先,人们总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历史事件的最后结果总是在无数相互交错力量的矛盾冲突中产生出来,同自然过程一样,实质上服从于客观规律。其次,人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并在社会诸方面打上人的印迹这个事实,并不能抹煞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质。因为人的思想的实现程度和自觉活动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以及符合的程度。最后,当意识作为人们历史活动的原因时,它已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结果”了。可见,它只能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却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因此,只有把全部社会发展的进程,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但是,社会历史实际上就是“人们自己社会行动的规律”,社会规律的作用也只有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才能实现。因而人们可以在认识和运用社会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动作用。
    历史唯物论还从实践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角度,深层次的论述了人类社会的本质,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第一, 劳动实践是人类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劳动实践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类社会。劳动实践为人类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劳动实践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成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实践是社会、人类的根本存在方式,实践创造了人的本质。
    第二, 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实践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同自然界发生联系和关系,而且人和人之间也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关系并互换其活动。人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制约,共生于物质生产实践中。同时,实践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已经在实践者头脑中作为目的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而这个目的又决定着人们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可见,人与其意识的关系也生成于实践活动中。
    实践内在包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意识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又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关系,即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实践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着全部社会关系,它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发源地。
    第三, 实践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实践有三种基本类型,即制造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以及创造精神文化的实践。这三种实践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即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对象化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
    在整个社会生活过程中,物质生产实践具有基础和决定作用。物质生产实践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确认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同时也就指明了社会的客观性,因为社会的客观性根源于实践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实践首先就是一种物质的感性活动。
    第四, 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主要是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发展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社会发展的动力决不会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它只能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物质生产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即使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也不是纯粹的外部自然力,而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并且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关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即成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进步,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所以,人的物质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确认实践是社会的本质,也就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或者说,把社会“当作实践去理解”。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的根本点在于,从物质实践的内在结构,即生产方式出发去理解和剖析社会结构。
    唯物史观是观察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历史观走向科学的里程碑。它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在方法论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历史观及其方法论上的根本转变。它破天荒第一次系统地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它没有停留在人们思想动机的表面,而是进一步深究其根源,找到了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原因,即经济利益;并进而发现制约经济利益同时也制约着一切伟大历史事变的经济原因——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需要指出,唯物史观这里讲的“物”就是社会历史的本体,就是社会主体人及其民族和阶级等不同群体、社会生产力、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存在等物质实体的总和。它是社会关系、社会属性、社会活动及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载体。所以,观察社会历史的基本原则就是唯物原则。抓住了它,就能认清社会历史的本质,就能把握社会历史运动的主线。
    其次,唯物史观的创立,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辩证法。唯物史观辩证地把人类社会历史看成是一个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它不是在社会外部,而是从社会本身,从社会的矛盾发展中,剖析社会的动因和源泉,并且第一次运用唯物辩证法建立了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科学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此解开困惑人类数千年之久的“历史之谜”。
    第三,唯物史观的创立,科学地阐释了社会历史运动的主体即人的自觉能动性、人的社会意识和精神生产活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历史本体与历史主体的辩证关系。不仅如此,唯物史观科学论述了杰出个人、重要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科学地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用人民群众的作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力量决定作用相统一的思想,否定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以历史运动的客观逻辑为现实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动态体系。只有坚持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才能对社会历史和具体的社会问题做出真正科学的解释。
    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用以指导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理论。毛泽东从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落后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深刻阐述了阶级斗争是解决阶级社会基本矛盾的必要途径和阶级分析方法;系统论述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和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科学分析了过渡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新学说;探索并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方法等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进一步开拓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在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运用唯物史观总结了我国和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观点,还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辩证关系及“一国两制”等新构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理论拓展和深化了唯物史观,成为我们认识社会历史,尤其是21世纪我国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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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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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经济结构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它的构成是复杂的。但就总体来说,它的基本构成有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是指一定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一定社会有机系统形成和运作的物质基础。把握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首先要了解它的两个系统—— 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
    生产力是人们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解决社会与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它包括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切物质的、技术的要素。其中,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劳动对象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加工、改造、制作的一切对象。它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劳动对象的性质、范围和深度反映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劳动资料是用来传导人们对劳动对象作用的物和物的系统。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资料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在这一复杂系统中,生产工具是决定性因素,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也是划分社会经济时期的客观尺度。劳动者是指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它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居主导地位。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现代生产过程中,智力因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关键。
    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是构成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在现代生产中,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技术不是独立性要素,只有渗透在生产力其它要素中,并在生产管理中发挥作用,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
    在生产过程中,人们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形成生产力,同时彼此之间也必然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关系。
    生产关系作为复杂的系统,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以及由它所直接决定的消费关系。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它规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其它两个方面。人类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可依照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类型分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但在现实社会结构中,往往是多种生产关系并存,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
    社会政治结构
    在社会结构中,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树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是上层建筑。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特定的社会形态。
    上层建筑由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部分构成。政治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政权、政治法律制度、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构、政党等组织和设施。政治上层建设诸要素及其结构方式构成社会的 政治结构。其中,国家政权是它的核心部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的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它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暴力机构。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是一个国家的国体,掌握政权的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去实现自己的统治是国家的政体。政体是由国体决定并为国体服务的。一切国家都有对内对外两种基本职能。不同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基本职能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在社会政治结构中,除了国家以外,还存在其它社会政治组织、机构和设施,它们也是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意识结构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仅进行物质生产,而且进行精神生产。 社会意识结构就是人们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总和,它是由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按一定的关系和方式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意识现象也有复杂的内部结构。从社会意识的主体角度看,它由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两部分组成。个人意识是个人独特的社会经历和生活条件的反映,是个人实践的产物;群体意识是一定人群所结成的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意识,是群体的共同社会经历和生活条件的反映,是群体实践的产物。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但又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从社会意识的层次上看,可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社会心理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意识,它是对日常社会生活自发的、不系统的经验性反映形式。社会意识形式是高水平的社会意识,它是对社会存在的比较间接的反映,是从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一种自觉的、系统的、理论化的反映形式。社会意识形式的形成和传播既要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但又高于社会心理,对它起指导作用。从社会意识同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又可分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和非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又称为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非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主要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一部分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
    从本质上看,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对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这种依赖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社会意识的内容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内容的客观来源,任何一种社会意识的最后根源都有相应的社会存在。
    第二,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社会存在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也必然是具体的、变化的。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社会意识或迟或早地也要发生相应的发展变化。
    第三,社会意识具有社会性,其中意识形态部分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这同样根源于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但社会意识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产物。相反,它一旦形成,就相对于它所反映的社会存在而具有一定独立性,具有了自身特殊的发展规律,其运动变化并不总是机械地同社会存在的发展保持绝对的一致或平衡。这就是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的含义。
    这种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的不完全同步性。一方面,社会意识的发展有时落后于社会存在,并阻碍其发展。另一方面,某些先进的思想、理论能预见未来,指导和推动社会的发展。
    第二,社会意识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不对应性。这主要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意识发展水平不一定高;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也可能在思想领域超过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即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之间有前后的历史继承关系。
    第四,社会意识各种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第五,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集中表现,它的实质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所具有的特殊能动作用。所谓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反作用,概括地说,就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通过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作用于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的发展。
    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主要可从两个方面把握。首先,正确的社会意识能够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错误的社会意识则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其次,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有范围大小、时间久暂的区别。如有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影响可长达几千年,有的则短到几年;有的可以波及许多国家、甚至全世界,有的只限于一个地区。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大小受许多条件制约,但主要取决于它实际掌握群众的广度和深度。一般说来,社会意识掌握的群众越多、越普遍,深入人心,它的作用就越大,反之,它的作用就越小。
    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并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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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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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社会有机系统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三个最基本的层次,它们之间所构成的两对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 社会的基本矛盾。它是人类社会一切矛盾的基础和根源,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这样,易变的生产力和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就发生了矛盾。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首先是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第一,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什么样性质的生产关系,最终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第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使原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就需要用新的生产关系去代替原来的生产关系。但一般来讲,当一种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未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还能够通过局部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一定时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被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它一经产生,就对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时,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一般是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经过生产关系变革又达到新的适合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当二者关系处于“基本适合”的阶段时,就要维持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而不能任意地去改变。当二者基本不适合时,就应当及时地发现、主动地去调解和改革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这一规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对立统一。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普遍规律。人们只能认识它,却不能改变它。违背这一规律,生产活动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
    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除了上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运动之外,还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运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和制约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根本解决,又依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解决。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社会形态的发展。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中,首先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任何上层建筑都不是凭空出现的,都能找到它的经济根源。第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在生产关系领域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中居于统治地位。第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变化,尽管上层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它们变化有快有慢,有先有后,但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迟早会引起整个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
    上层建筑一经产生就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通过对社会生活实施多方面和各种形式的控制、调节而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第一,从服务的方向上看,上层建筑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促进和保护自己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极力排除与自己对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因素。第二,从服务的方式上看,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是采取强制和非强制相结合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第三,从服务的性质上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性质归根到底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体现着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就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它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一样,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作为两对矛盾起点和原动力的则是生产力。因此,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这主要体现在: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最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和评价人们社会历史活动的最终客观标准。凡是符合生产力发展方向和要求的,就具有进步的意义;否则,就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
    由此可见,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以生产力为起点。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要求生产关系变革;而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又导致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新的上层建筑的建立,保证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而新的生产关系则促使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使生产力得到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唯物史观强调社会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但并没有把它作为惟一的要素。事实上,社会历史的实际进程是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客观和主观各种条件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因此,暂时的曲折和反复,以及局部的偏离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使社会历史进程表现为以经济发展为“中轴线”的波浪式前进的态势。
    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
    人类的文明史,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史,而且是科学的发展史。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社会面貌。
    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首先表现在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并通过对生产力诸要素的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创造物质文明,推动社会进步。
    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作为观念形态,虽然不是生产力的独立构成要素,但科学能够渗透到生产力的各要素中,成为生产力诸要素的灵魂,从而物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首先,科学为劳动者所掌握,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部分。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劳动者的质量往往主要取决于劳动者所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其次,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科学技术物化的结果。科学通过技术更新生产工具,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再次,科学技术能够改变劳动对象的状况,扩大生产劳动的范围。科技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自然物成为劳动对象,使更多的人类创造的全新材料成为劳动对象。这就使劳动范围大大扩展。最后,科学应用于生产过程管理,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依靠科学知识进行生产管理,使人力和物力得到最佳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高速发展的生产力。  科学不仅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成果和手段,它同时也是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革命力量。首先,科学技术革命往往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科学的发展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而生产力的发展或迟或早要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从而使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根本变化。其次,科学还积极地参与人们的精神生活,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全面更新和进步。科学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科学的发展能使人们不断地从宗教教条和封建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且,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科学精神已经成为现代精神文明的重要象征。
    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但科学的作用是同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不可分的,并以社会基本矛盾为基础的。那些撇开生产关系来考察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对社会制度的直接制约关系,并把技术作为划分社会形态标准的观点则是错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呈指数增长的趋势,科技知识的更新速度也在加快,科技应用于生产的周期逐渐缩短。现在,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将普遍进入生产领域,从而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因此,发展科学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发展科学技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走以科技进步为依托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新路,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这是发展经济的惟一选择。其次,发展科学技术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我国社会体制正处在新旧交替的重要时期,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激烈竞争的世界。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必须依靠科技发展经济。唯有如此,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最后,发展科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会促进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会使人们摆脱愚昧落后的状况,发展科学精神,从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进步。
    总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带来整个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发展科技,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里,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种历史现象。阶级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是经济关系发展的产物。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这一定义,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的本质和划分标准。
    有阶级存在必然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反映和表现出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这种推动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社会形态的质变过程中。在阶级社会中,当旧的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发展桎梏时,代表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动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阶级斗争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还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量变过程中, 进步阶级的每一次斗争都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 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指促进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根本转变的社会活动。在阶级社会里,社会革命的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革命的根本标志是国家政权转移到革命阶级手中。因此,社会革命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手段和环节,对社会历史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中质的飞跃,它是社会基本矛盾极端尖锐的结果。但在社会革命发生以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有时也能够在不改变社会的根本制度和性质的情况下,部分地改变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和方面,这就是历史上的社会改革。社会改革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方法和手段。改革所带来的社会进步既可能是量变,也可能是阶段性或局部性的部分质变。
    在私有制社会中,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倡导并推行的某些改革措施,缓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有进步意义;但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是不可能依靠改革来解决的,生产力的最终解放还必须通过社会革命。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同私有制条件下的改革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是自觉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以及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的结果。 社会主义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促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完善,但就其引起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仍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邓小平关于“改革也是革命”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对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意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两对矛盾具有以往社会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状况。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双方相互适合的方面是主要的。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从根本上说,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是基本相适应的。主要表现在:(1)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状况得到了克服,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2) 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建立了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3)“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政治法律制度以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们之间也是基本适应的。主要表现在:(1)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强有力工具。(2)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3)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种基本相适合的情形,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它们也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例如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在生产关系领域:生产资料所有制状况脱离生产力发展实际,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权力高度集中,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权;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市场的作用,强调政府的行政命令;分配领域中平均主义严重。这都严重地束缚和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官僚主义严重,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特别是一些党政干部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腐败变质等等。这些也都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迫切性,否则,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难以得到发挥和表现。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不相适应的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又决定了改革并不改变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是有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和完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作保障,这也就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改革又是全面的,在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教育、科技、文化体制也要相应的进行改革。全面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成败得失的最终标准是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改革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我国改革的成功经验还表明,社会主义有很强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经过自觉改革,使社会主义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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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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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进步的必然性与标准
    社会进步是指社会的前进发展,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社会进步包括社会形态的更替和社会体制的革新,也包括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条件及生活方式的进步。
    社会进步具有历史必然性。社会进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改革、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进步也起着重要作用。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然性,首先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永不停止的,生产力水平是不断提高的。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必然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其次,社会进步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必然推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再次,社会发展是一个辩证否定即“扬弃”的过程。通过社会自身的辩证否定,使社会呈现出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
    社会进步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每个方面、领域都有其衡量自身进步的尺度。这些尺度主要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的精神文明等。但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发展必然是一个合乎规律的统一过程,因而必然有作为衡量总体的社会进步的客观尺度。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客观尺度,也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首先 ,人类的发展史,从根本内容上说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处理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同时,这种关系解决的程度又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不断发展变化,就是前进中的人类社会的根本内容。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进步多种目标的根本和集中体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以特有尺度追求自身目标,如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思想文化的不断进步、人的主体能力的不断加强、生活方式更加合理等等。这诸多目标的实现,如果没有生产力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都是不可能的。一个社会的进步,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客观尺度予以展示,它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
    总之,社会进步是社会这个大系统各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全面进步,我们认识社会进步,就要从整体和根本上掌握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尺度。
    社会进步不仅有生产力发展的“物”的客观尺度,也有“人”的价值标准。社会进步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呢?  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的解放程度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价值标准。人的解放就一般意义来说,包括人从自然力和从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这样两个方面的含义。人们获得自由或得到解放,是一个由社会进步逐渐准备起来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表现为不同的水平。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它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必须首先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问题,因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和首要前提,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而广大劳动群众任何时代都是物质生产的现实主体和直接承担者。因此,人类社会历史从根本上说,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就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得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科学结论。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人民群众又是一个政治概念。在阶级社会中,通常情况下的人民群众,是相对于统治阶级而言的;在外敌入侵的特殊情况下,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也可能转入人民群众的行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是相对于敌视和蓄意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而言的;人民与无产阶级领袖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内部关系。总之,从量的方面看,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居民的大多数;从质的方面看,人民群众是指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社会力量,其中,劳动群众(包括劳动知识分子)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地认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具有决定作用,首先的和主要的是指劳动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进步作用。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一方面,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是人们从事一切其它社会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即生产力的体现者,从而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客观质力量。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首先,人民群众创造了人们从事精神生产活动的物质前提。其次,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科学文化发展的源泉。再次,人民群众也直接参与了精神文明的创造。  
    第三,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首先,人民群众为社会变革创造了经济前提。其次,人民群众是直接实现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和决定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从总体上、本质上和历史联系中(而不局限于某一具体事件)考察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结果。但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毕竟是在一定条件下,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因而这种创造活动也势必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等诸方面条件的制约。
    人民群众创造作用的社会制约性,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劳动群众,创造历史作用的发挥是不同的。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由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精神上遭奴役,使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受到极大的压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都得到了解放,创造历史的作用才有了充分发挥的可能。
    这说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统一。因此,我们既要对人民的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又要反对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错误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并不是否认个人、特别是政治上的 杰出人物的重大历史作用,而是强调两者的一致性。
    按照对历史发展影响作用的大小,可把个人分为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按照历史人物作用的性质,可把个人分为杰出人物和反动人物。普通个人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即社会中的一个普通成员。普通个人就其个体来说,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微小的。然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正是通过众多的普通个人实现的。历史人物是指在历史进程中留下明显印记的知名人物。杰出人物是指那些代表进步阶级利益,能反映时代要求,对历史发展起进步作用的历史人物。杰出人物通常是指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广义地说也包括对科学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他们是实现一定历史任务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因而能够推动和加速历史的发展进程。第二,他们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能够使历史事件显现个别的面貌特征,但他们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先前历史上杰出人物,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类:一是人民群众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贡献主要是提出革命运动的纲领、口号和思想,并借以发起和组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一是统治阶级中有远见作为的人物。他们从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反映了历史进步的要求,对历史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杰出人物能够给予历史进程以重大影响,但也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第一,杰出人物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第二,杰出人物的活动只能建立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而不能任意超越既定的历史条件。杰出人物的伟大之处,只是在于他们善于认识这些条件,并懂得怎样去改变这些条件。第三,在阶级社会中,杰出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因而受到所属阶级的制约。虽然他们对本阶级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却不能决定本阶级的面貌。相反,他们的事业成功的程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状况。
    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及其社会制约性,要求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第一,要把杰出人物的功过是非放到他们生活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不是根据他们是否提供了现代人所要求的东西,而是看他们是否比他们的前辈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新东西。第二,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以历史人物的言行是否符合所处时代的要求,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为主要评价标准。第三,要依据阶级分析方法,注意剖析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实质,同时也要注重通过分析特定历史阶段复杂的阶级关系、社会环境对历史人物的特殊性格和特殊表现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辩证地作出具体说明,防止简单化。
    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作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
    要正确认识无产阶级领袖的作用,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相互关系的原理。第一,在阶级社会中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群众中各个阶级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和历史地位不同,因而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同。第二,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本阶级中政治上最积极分子所组成,从而成为本阶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三,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领袖是由政党中最有威望、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所组成的领导核心集团。
    依据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相互关系,承认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作用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是完全一致的。第一,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需要自己的领袖,无产阶级领袖在群众实践中具有重大作用,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领袖能够依据科学理论为群众指明斗争的方向和道路;能够教育和启发群众为本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能够成为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成为群众团结奋斗的旗帜和核心。没有领袖的正确领导,群众斗争就会在盲目、自发、涣散的状态中陷于失败。第二,无产阶级领袖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必须贯彻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领袖是适应群众斗争的需要并在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力量来源于人民,领袖的思想和才能是群众斗争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并通过人民群众的斗争,领袖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和表现出来。
    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提出了树立群众观点的根本要求,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坚持的根本原则,群众观点包括以下内容: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应用于实际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是我们党在一切工作中克敌制胜的传家法宝。它使我们党始终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使我们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
    人的本质问题,在人类认识史上,经过历代思想家们的苦苦探索,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唯心史观的局限,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对于人的本质问题并未获得真理性的回答。
    在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正确解答了人的本质的历史之谜。
    马克思在长期艰苦卓绝的理论研究中,在直接参加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总结了前人关于人的本质研究的积极成果,明确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表述,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人是从事社会活动,主要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人,而不是孤立的离群索居式的人。人和一般动物的区别,人自身的区别,不仅仅表现在肉体特质、生理结构上,更重要在于人所独有的社会劳动、社会生活、社会联系。离开社会劳动、社会生活、社会联系的人身狼孩,只具有兽性而无人性。同样,原始时代的人与现代人,奴隶和奴隶主、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等等的区别,也只是由于社会生活的不同。自然属性只能体现人的肉体存在,却不能体现人的不同地位和价值。只有社会属性才真正体现人的现实本质。
    第二,人的本质是由人的全部社会关系决定的,其中生产关系是主要的。从社会的人出发,必须把人的本质看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有机的统一体。这里的全部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劳动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联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文化关系、家庭关系、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等等。其中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是最原始、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人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只有把人放到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中作考察,才能真正把握人的特殊品格,把握人的本质的整体结构。
    第三,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社会性原本就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特殊本质。不同社会历史时代社会关系的差异性体现了人的本质的变动性。把人性看作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气质,或设想为善、恶、自私等某种抽象的规定,都是不科学的,甚至会陷入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误区。
    第四,在阶级社会,人的本质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既然人的本质具有社会性,是具体的、历史的,那么,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就是人的本质属性的重要表现。不同阶级地位的人,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他们的本质也就不同。因此,否定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的阶级性,是错误的。
    人的价值是价值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人在这种特殊形式中,同时具有客体和主体双重品格,因此,所谓人的价值,就是作为客体人的实践活动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所具有的意义。
    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统一。人的社会价值,就是个人给予社会需要的满足,即对社会的贡献。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由此决定了人的社会价值既可以表现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也可以表现在精神财富的创造上;既可以通过推进社会变革运动表现出来,又可以通过促进社会优良风尚的形成表现出来。所以,个人能够在各种领域中成为有价值的人。由于社会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所以个人愈是能够不断地创造,就愈能够适合社会的需要,也就愈有价值。
    人的自我价值,是指人对自己需要的满足,即作为客体的个人行为对于作为主体个人自身需要的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及以各种综合需要。个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满足这些需要,即是人的自我价值。他越是能够为自己创造这样的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综合价值,他的自我价值就越高。
    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之所以是统一的,这是因为:人的自我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价值,任何个人的存在,都是一种社会存在,个人通过社会活动同他人、集体和社会发生关系,这些关系是他生命的前提,是他的社会生命形式。由个人所构成的社会,使个人的需要上升为社会的需要,个人作为一定社会需要的主体,当他满足这些社会需要时,他就在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个人的需要,因此,个人的社会价值中,总是包含着个人的自我价值。同时,在社会生活领域内,个人的需要也是一种社会需要,因此,个人的自我价值中同时就包含着人的社会价值。
    总之,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统一。这种统一,是矛盾的统一,是有主次方面之别的统一。人的价值首先在于劳动、创造、对社会有所贡献。只有做出贡献,才能得到相应的肯定和报偿。歌德说得好:“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但是,强调人的价值主要在于社会价值,丝毫不意味着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和抛弃。人既是价值的创造者,又是价值的享用者。社会只有为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使个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个人的自我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发展和提高,从而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人的价值是在人们生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现的。
    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协调发展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前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生产物质价值。而人们为了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创造更多的物质价值,就必须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创造知识价值、创造思想道德价值、创造审美价值。这样,社会协调地发展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就为人类的价值的实现创造了社会客观前提。
    教育是实现人的价值的直接手段。教育能培养创造物质价值的人才。实践证明,只要有发达的教育事业,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就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物质价值,从而为人的价值的实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教育也为精神价值的丰富和发展准备了人才。教育对实现人的最高价值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更直接的作用。
    自我认识是实现人的价值的重要途径。凡有自尊心的人,都想成为有作为、有价值的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实现自己做人的价值。能否有正确的自我认识,有无自知之明,是能否实现人的价值的重要一环。只有自知、自觉、自信、自谦的人,才具有做人的尊严,才能实现人的价值。
    实践是实现和提高人的价值的最根本途径。人的价值的内在根据是人的需要。人的价值的客观形态是人的成就。人的价值必须由客观外在的对象(即作为客体的人)来证明。把内在根据与客观形态联结起来,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的中介,是人的实践活动。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才能将人们所期待的东西经过自身的创造奉献给人们。人的价值也就随着创造物的价值而一起产生了。总之,人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体会到创造的意义和做人的意义,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中国的深化和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邓小平都非常重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发展、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等一系列人学问题,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首先,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动力,人民中间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必须充分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发展自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去推动社会进步。
    其次,毛泽东和邓小平强调人的价值首先在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他们要求人们把为社会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的价值观的根本内容,正确处理好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坚持走历史必由之路,把有益于社会进步作为选择人生道路的出发点,努力创造有价值的人生。毛泽东以白求恩、张思德为典型,说明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工作,去奉献,就可以成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价值的人。
    再次,毛泽东、邓小平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以人民为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答应不答应当作制定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学理论,在坚持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基础上,也强调要尊重个人的自我价值,保护、承认个人的正当利益,满足个人需要,促进个人才能的发展。
    复次,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人的首要地位和作用,认为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因素,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反复强调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性,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全面发展的“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新人。
    最后,毛泽东和邓小平强调要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就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平等和自由,保障、尊重、维护人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在这个制度下,一方面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从而使每个人的才能、智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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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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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江泽民指出:“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
  本篇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科学体系,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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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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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章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阶级条件、思想理论条件和实践条件;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形成、成熟及其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所包括的各方面内容;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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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理论或思想体系,都是一定社会条件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列宁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的俄国,毛泽东思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欧洲,许多国家包括马克思主义故乡的德国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列宁主义产生时的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也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思想产生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欧洲、俄国相比,具有许多大不相同的历史条件或历史特点。中国的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异常复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在中国进行革命,必然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阶级条件。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开始产生并日益发展壮大,中国工人运动也日益发展。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革命的舞台,开始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有了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随着工人阶级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必然会产生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要求进行适合中国情况的理论创造。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阶级条件。
    一般地说,一种理论或思想体系的产生,都有前人或他人的理论成果作基础,或者是吸取了前人、他人的有关思想文化材料。  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条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阶级条件。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崭新理论观点,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条件。除此之外,毛泽东思想也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材料。
    任何理论或思想体系,都是一定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伟大的革命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思想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实践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与欧洲、俄国不同的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以及参加革命的社会成分的广泛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依靠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来取得革命胜利。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领导权和前途等问题,进行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创造。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实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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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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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到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便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同盟军、对象和前途问题, 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步提出了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主要是1928年至1931年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领导了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和土地革命。在这些文章和这个时期中,毛泽东提出了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的建党建军原则,提出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提出了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并阐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有这些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的体系,表明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并达到成熟的时期。1935年12月,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法证。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持久抗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  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毛泽东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完整地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此之后,毛泽东还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阐述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以及关于文艺工作的理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一般纲领、具体纲领和各项基本政策。所有这些,表明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稍稍思想成熟的标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论。
    早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1940年前后,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1941年至1945年党的整风运动,使全党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所有这些,为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准备了条件。1941年以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开始出现并多次使用。 1943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明确地提了出来。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肯定了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杰出贡献。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是我们党总结建党以来24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极大地加强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时期。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讲演、报告或讲话,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阐述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原则和方针,论述了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和有关的具体政策,提出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从建国后到1957年,毛泽东先后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不要四面出击》、《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报告、讲话和指示,阐述了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泽东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遭到肢解,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遭到歪曲和破坏。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地拨乱反正。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得到恢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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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和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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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 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要因各国的实际问题不同而不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原则,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理论原则,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这些理论原则的正确性,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我们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性发展,这个科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领导力量及发展前途,阐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阐述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
  (二)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阐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过渡形式,阐述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的理论,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阐述了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阐述了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
  (三) 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阐述了建设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重要性,阐述了人民军队的一系列建军原则,阐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阐述了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阐述了建设现代化国防的思想。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
  (四) 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阐述了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阐述了要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来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阐述了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思想;阐述了对敌人要实行区别对待,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阐述了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阐述了在敌人统治区要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的思想。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
  (五)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阐述了文化同政治、经济的关系;阐述了必须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阐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阐述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技术的统一和又红又专的方针;阐述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的思想。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
  (六) 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阐述了在中国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和艰巨性;阐述了要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优良作风;阐述了整风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形式;阐述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阐述了执政党要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阐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阐述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观点;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阐述了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自己来寻找;阐述了主要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去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等基本观点。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中,同时也体现在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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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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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我们党从成立之时起,就把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照搬马列主义的词句和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观点,形成了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系统性理论成果。它的产生表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胜利,使中国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巨变。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同时,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四人帮”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的野心得逞。他在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许多正确的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正确思想。因此,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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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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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章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特点和主要矛盾的理论,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对象、动力和领导力量的理论,论述了毛泽东概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所有这些,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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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处版,第633页。)
     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开始,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促使中国的封建社会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另一方面,外国侵略者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之所以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主要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另外也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是:
    第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著的优势。
    第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第三,帝国主义不但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
  第四,这个社会的政权,先是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随后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第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它们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由于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广泛存在,由于中国实际上长期不统一,又由于中国土地广大,因此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第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程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表明: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中国的封建势力是近代中国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势力的靠山,中国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使中国国家不能独立,经济不能发展,政治不能进步。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最主要的矛盾。伟大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激化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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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和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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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繁荣富强和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革命任务,后一任务是建设任务。只有完成革命任务,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实现繁荣富强和共同富裕。
  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即反帝反封建。只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才能获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反帝反封建这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可能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主义统治的主要支持者。如果不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也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因为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
  革命的性质主要是由革命的任务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不反对一般的资本主义;这个革命的目的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分为两个有所不同的阶段。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这个革命的领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五四运动后,这个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因此,五四前的中国革命属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后的中国革命,已经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然分为两步:第一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过程才能去完成后一个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两个革命必须衔接,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之所以不可能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是因为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行不通。首先,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为此,帝国主义在中国扼杀一切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破坏和镇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其次,社会主义不容许。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就得不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援助。没有这种援助就不可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也就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再次,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容许。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之后,决不允许资产阶级再来统治他们。最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又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这就决定这个阶级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新民主主义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就铲除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因素会有所发展。
  但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又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更广大的道路。因为这个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指导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更广大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由于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由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再加上国际条件的有利,就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内在革命前途问题上曾有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把中国革命过程中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没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要在两个阶段之间硬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一种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观点只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二次革命”论、“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都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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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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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都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必须同时反对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官僚资本主义。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阶级内容上说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本国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从政权问题上说就是推翻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从经济上说就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和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财产,从思想上说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向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他们同中国的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文化的进步。中国的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并同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阶级代表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同样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无产阶级,就是指工业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并非指其他城乡无产者。无产阶级之所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是由这个阶级的优点决定的。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机器大工业)相联系、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之外,还具有许多特殊的优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三重压迫,这些压迫非常严重和残酷,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分布集中,便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来实现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它能够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从而领导各革命阶级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  农民有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在内)之分,但农民这个概念主要是指贫农和中农。贫农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是重要的革命动力。富农有参加反帝斗争的可能,在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
  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包括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般地能够拥护革命和参加革命,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因此,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
  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因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因而反帝反封建不彻底。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另一时期有离开革命的危险。
  另外,由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或称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分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的,因此,当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则有可能参加反对这一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而成为革命的暂时同盟者。
  毛泽东在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和同盟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这个总路线,指明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这个总路线,指明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分是十分广大的,不仅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了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这个革命的成分。这个总路线,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能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个总路线,也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只能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权,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各革命阶级、革命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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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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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毛泽东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是由各阶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力量,必然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反封建人们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政体是指政权的构成形式,就是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采取什么形式来组织政权机关。与新民主主义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并选举政府。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既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既能实行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让各级政权组织集中处理国事,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济纲领之一。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首要的是土地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中国的土地革命缺乏必要的经验。国民革命时期,党对土地革命的一些政策进行过研究,但由于不具备基本的客观条件和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土地革命未能深入开展。国民革命失败后,经过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到1931年前后,土地所有权问题得到解决,即农民不仅获得土地使用权,同时也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并基本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这是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人民和美蒋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越来越成熟。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10月,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彻底的比较完善的土地纲领。1948年4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的进行,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农民获得彻底解放,工农联盟得到巩固,并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
  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形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同外国帝国主义、中国地主阶级结合在一起,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它不仅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没收官僚资本,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内容。中国共产党将中国资本主义分成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并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保护政策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前夕,多次严厉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它的发展。这是因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近代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才能有益于社会的进步。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就是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无产阶级领导的”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由无产阶级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否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同旧民主主义文化相区别的标志。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这种文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中华民族的,带有中华民族的特性,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进步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引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反动文化相联合。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必须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这种文化反对 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同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同时,要尊重中国的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这种文化应该为工农大众服务,并逐步成为他们的文化,因此是最民主的文化。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因此,文化工作者要接近民众。民众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来说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它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它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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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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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领导核心的根本原因,论述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要性,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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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必须在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组织者和指导者。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政党又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的教育下,才能提高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自觉地进行革命斗争。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政党又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因此,工人阶级政党能够团结和组织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有组织地进行革命斗争,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工人阶级政党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指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正确地进行革命斗争,使革命斗争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能够担负的。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根本宗旨、组织原则和先锋模范作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行动指南,因而能够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作为革命和建设的奋斗目标和行动准则。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同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因而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而能够在革命和建设中充分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因而能够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群众去争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毛泽东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的巩固。他还指出:只要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历史条件是非常复杂的并且不断变化的,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地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正确地分析和解决。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需要党认真地克服和处理。新党员不断进入党内,需要党对他们给以必要的教育,促进他们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才能适应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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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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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从思想上建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点,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断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正如毛泽东强调的:“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在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重视思想建设并把它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主要是由党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思想建设对推动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的作用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现代工业和无产阶级比重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从1927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里,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农村中进行的,党要壮大自己的队伍,就必须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中吸收党员。这样,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必然在思想方向、政治倾向、组织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
  同时,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形成了我们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但也积淀了有着深厚历史根源和强大渗透力的各种落后的、甚至腐朽的思想,这些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到共产党内部。中国共产党经常处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之中,不断地受到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影响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因此,党内必然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既非常必要,又十分艰巨。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还因为思想建设是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基础。党的思想建设搞好了,就能顺利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务。如果放松思想建设,或者在理论上准备不足,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就不能及时消除,就会导致在政治上犯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到挫折甚至失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政治错误,都是因为首先在思想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对这些错误的纠正,也往往都是由于从思想理论上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我们党是按照一定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建立的有机的整体。只有以共同的思想为基础,才能保证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真正统一,才能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党内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和对立,必然导致组织上的涣散软弱,甚至分裂。党风是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思想、组织、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作风,它体现着党的性质、宗旨和世界观。党的思想建设搞好了,才能克服不良作风,保持和发扬优良作风。
  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首先,必须普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的放矢地进行理论学习,不仅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而且要善于运用这些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其次,要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如果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就不可能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坚持革命并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制度,坚定了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使党员具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自己的生命贡献给我们的事业。
  再次,整风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好形式。  党经过20余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这个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来实现思想上建党的好方法。1942年的延安整风开整风之先河。在整风中,全党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中高级干部集中时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联系实际,联系党的历史,反省问题,清理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确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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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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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分析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制定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并使之得以贯彻落实。马克思、恩格斯都很重视党的纲领和路线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作用,列宁还强调党不仅要有革命纲领,还要有实现政治纲领的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毛泽东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把政治路线与党的自身建设紧密联系起来这样一个新的党的建设的原理。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这一原理的基本点,就是要求党首先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时,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中建设党。
  党的政治路线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任何政党的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纲领。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的具体体现,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政治行动的方向。党的纲领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而党的政治路线则体现了党为实现自己的纲领而在不同时期采取的政治行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的实现,是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每一个现实的历史阶段,党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科学地确定这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政治任务和目标,以及实现这一任务和目标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和策略步骤。这就是党的政治路线。因此,党的政治路线就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纲领,它是总揽全局的,为党在该时期的全部工作确定方向、目标和道路。毫无疑问,它也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政治方向。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党对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处理问题上。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路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党的建设问题是同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同党对统一战线同题、武装斗争问题的处理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会前进一步。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不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会后退一步。党的建设加强了,党就能更正确地处理自己的政治路线,即更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
  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主要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密切联系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正确处理了党的建设同政治路线的关系,全党密切联系恢复国民经济、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有计划地进行党的自身建设,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又及时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就是党的“八大”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只有把党的建设同贯彻落实这条政治路线密切结合起来,才能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八大”不久,党发展了“左”的指导思想,离开了“八大”的政治路线,直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建设遭到很大挫折。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党的建设,党的巩固和发展,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这是一条重要规律。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党的建设,一定要紧密联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来进行,才能保证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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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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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依照这样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党的组织实行集中与民主的高度统一,是党的力量之所在。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提出了纠正党内极端民主化错误的方法:一是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二是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1937年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更直接地把民主与集中统一起来了。他指出,“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页。)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对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和集中是个辩证统一体。刘少奇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这个制度作了比较集中的解释和发挥。他指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
  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领域的运用。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就是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过程。刘少奇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页。)
  干部队伍的建设,是组织建设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非常重视干部的作用,其最具代表性的论断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干部对于我们的事业如此重要,我们党就必须大力选拔和培养干部。毛泽东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毛泽东根据党的干部工作经验,提出了如下干部政策的基本内容:(1) 善于识别和考察干部,是正确提拔干部的前提。毛泽东认为,用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了解干部,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了解干部,是考察和识别干部的最主要方法。(2)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主要措施和办法有:及时指导干部,不断提高干部,经常帮助干部,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关心和照顾干部的实际困难。(3) 党的干部要处理好各种关系。第一是个人和党的关系,必须坚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原则。第二是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要克服各种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三是干部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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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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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作风,就是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思想、组织、工作和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自己的作风建设,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一贯注重党的作风建设,是因为党的作风关系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党的路线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关系到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甚至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归根结底,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党风问题的实质,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对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了高度的概括,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要求我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二是要求我们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并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理论联系实际还是脱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还是相割裂的问题,看成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前一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共产党人应该提倡和发扬的;后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深刻剖析和批判了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主观主义错误的危害,认为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良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毛泽东指出,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能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基本观点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基本领导方法,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这一作风,是我们党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中进行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是我们取得胜利、避免失败的一项基本条件。党风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党能不能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问题。继承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最根本的是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的利益而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而修正错误。要克服和纠正一切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要正确领导群众前进,就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勇于和善于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自己认识能力的限制等原因,任何政党和个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的表现,是对人民负责的表现。毛泽东多次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格言来教育全党理解自我批评的重要性,用“经常洗脸”、“经常扫地”等日常生活现象所寓含的道理深刻阐述共产党人不可缺少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经常的自我批评中,不断地纠正错误,克服缺点,而获得不断进步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遵循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如: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正确原则;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党执政后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指出在革命胜利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可能增强。因此,全党要警惕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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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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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章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性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理论,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与同盟者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一、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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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在没有把人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以前,“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180页。)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毛泽东曾多次地论述过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
    毛泽东在不断强调统一战线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性的同时,也阐明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根据。1950年3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的同志们时,对恩格斯的一段话作了解释。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说:“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毛泽东说,恩格斯这段话的意思是: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正是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根据。对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可以这样理解: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指出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广泛性和长期性。所谓重要性,是指无产阶级要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任务,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所谓广泛性,是指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就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所谓长期性,是指无产阶级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过程是长期的,因而统一战线也必然是长期的。
  毛泽东指出,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这种情况,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把一切爱国的、不甘心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任何国家,特别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爱国者总是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一切爱国反帝的人们,就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是全国人口的少数,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也是人口的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间阶级一起是人口的大多数。无产阶级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些被压迫阶级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能够建立起包括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很尖锐的,中国的大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分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的。因此,当中华民族同某一帝国主义的矛盾特尖锐的时候,当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时候,不但许多中小地主可以参加,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参加。这样,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反对这一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就能够争取更多的同盟者,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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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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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统一战线由哪个阶级来领导,这个问题决定着统一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革命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坚强支柱。这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最能虚心地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它不仅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能够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使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了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什么时候中国革命就发展,就胜利;什么时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丧失了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或这种领导权受到了削弱,什么时候中国革命就受到损失,甚至遭到失败。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的领导,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重大政治问题上的领导。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3页。)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执行了上述条件,纠正了离开这些条件的错误倾向,才巩固和发展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所谓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具体地说,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建立统一战线时,要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结成统一战线时,要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这是因为:参加统一战线的各个阶级、阶层和政党在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和要求,有着不同的纲领和主张,互相之间始终有着谁影响谁、谁服从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能保证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就不能使革命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甚至导致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和导权问题。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就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0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建立了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这一问题曾作了多次的论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其实质是坚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坚持这个原则,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决定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是主要的,因此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因此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否则,民族斗争就不能胜利。坚持这个原则,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才有利于合作,否则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坚持这个原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环节。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力量,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使之成为人民的胜利。坚持这个原则,也是为了反对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抗战开始后,党内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为了反对这种错误倾向,必须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后来,毛泽东指出:由于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坚决地发展了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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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确处理与同盟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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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所谓工农联盟,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革命联合,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工人阶级政党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农民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农民问题也是实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革命的领导权的关键。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更好地团结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同盟者,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在民主革命时期,工农联盟是建立在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因为,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工人阶级政党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获得农民的拥护,才能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在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也曾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而这个联盟是不巩固的。在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正确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在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了巩固的工农联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广泛的人力物力资源,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时期,工农联盟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先是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逐步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广大农民避免了两极分化。同时,工农两个阶级的联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又领导农民和工人阶级一起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谈到工农联盟的伟大作用时曾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页。)
  工人阶级政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除了要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之外,还必须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曾出现过“左”的错误,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则坚持了团结小资产阶级的政策。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农民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因此,所谓统一战线问题,主要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又联合又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处理同  资产阶级的关系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在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指出:“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8页。)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由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在参加统一战线之后仍然具有反动性,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进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那种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参加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的错误,即“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另一方面,又要反对那种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等同起来,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即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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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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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独裁、内战和卖国政策的斗争中先后建立起来的。各民主党派在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
  各民主党派成立时期的政治纲领,最主要的就是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这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反帝反封建便成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共同目标,成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非常重视民主党派的作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切加入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我们都愿意与之建立长期合作,并给以尽可能的赞助。这不论对于第三党,国家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派,或其他任何集团,任何党派,都是一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页。)1945年4月,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1062页。)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党不但要“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也要“团结尽可能最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1437页。)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情况下,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已不再存在,因此民主党派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政治状况和民主党派的历史性变化,论述了继续实行多党合作的必要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6页。)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进一步论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因为:
  第一,我国的民主党派有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我国民主党派原来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民主党派原来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人们绝大多数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还有一部分成为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但是,我国的阶级构成仍不是单一的,在我国仍然会长期存在阶级差别,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也必然存在着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不同利益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同各民主党派有历史联系或社会联系的那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还需要民主党派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并帮助他们不断进步。
  第二,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非常需要听到各种意见和批评,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各民主党派是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的一条重要渠道。毛泽东指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可以通过民主党派,在它们所联系的那一部分人当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宣传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密切同他们的联系,加强和改善对他们的领导。
  第三,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民主党派的成员,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较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和较广泛的海内外联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发展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对于发展对外经济文化联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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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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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章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战争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的理论,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论述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一、战争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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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发展力量,准备最后地进行起义和战争,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这种起义战争不到条件成熟之时,是不应该举行的。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组织群众的合法权利。在中国,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此,战争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军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
  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帝国主义没有发动武装进攻的时候,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当帝国主义发动武装进攻的时候,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
  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主要的和差不多一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敌人,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毛泽东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是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
  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
  毛泽东指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都是根据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是相辅相成的。每一场战争都需作出牺牲,这和保存自己并不矛盾。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消灭敌人的需要,而且也是保存自己的需要。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正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在这个基本原则基础上,发生了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一系列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则,都是执行这个基本原则的条件。
  毛泽东还指出:由于反革命武装力量的强大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弱小,所以,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来说,在保存自己之外,还要加上一个发展自己。只有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更好地保存自己。
  毛泽东指出:不同的战争情况,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里进行的。因此,我们应该既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特别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我们研究战争问题,要看到战争性质的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就一个战争而言,各个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指导者必须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而全局又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特别是有些局部性的东西,对于全局有决定的意义,战争指导者应把注意和重心放在这些方面。
  毛泽东指出:战争指导者的主观指导应符合客观实际。任何军事计划,都应建立在对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尽可能的了解和周密的思索的基础上。并且,从开始执行到战局终止,还要依据情况的不断变化来不断地部分改变甚至全部改变原来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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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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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夺取政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夺取了政权。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夺取政权,是否也要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呢?对这个问题,党内许多人长期看不到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他们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许多严重损失。毛泽东在1928年10月至1930年初,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阐述了中国革命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从而指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论述了农村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他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经济上,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在政治上,中国是由几个帝国主义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内部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大小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行其政,搞封建割据。由于帝国主义实行划分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从而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力量。反动势力在城市统治力量强,在农村统治力量弱。在农村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优势,可以使中国农村在一定条件下不依赖城市而存在。这样便提供了一种客观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并长期坚持下去。
  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那些受过国民革命影响,并且曾经有过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的许多地方,成立过许多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的许多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国民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影响在这些地区还存在,这就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存在和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三,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中国社会的现实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等等依然存在,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因此,毛泽东指出:“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认为,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地主武装,而不能对付正式的反动军队。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的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毛泽东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还需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综合上述这些主客观条件,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是毫无疑问的了。
  毛泽东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和重大意义。他指出:所谓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只有在农村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动摇其统治的基础而促进其内部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因此,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中国必须首先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使农村红军成为夺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因此,要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广大农村应当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
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主要力量。或者说,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后来,主要是抗日战争前期,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又进一步论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他指出:
  第一,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所以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可以通过长期的合法斗争,达到团结工人,教育群众,积蓄力量的目的,待到革命时机成熟时,再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先夺取城市,再夺取农村。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走相反的道路。
  第二,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占人口80%以上的中国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质。
  第三,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而且长期占据中心城市,广大农村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斗争;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改造成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以便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指明了国民革命失败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它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发展了马列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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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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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在长期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总结了人民军队建设的经验,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关于人民军队的性质。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的工具,从而深刻揭示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
  人民军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生存的基础和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是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前提。只要坚持这个宗旨,人民军队就会一往无前,就会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
  毛泽东还明确地为人民军队规定了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相符合的三大基本任务。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毛泽东就为部队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个军事、经济、政治三位一体的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三大任务发展为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建国后,毛泽东又把军队的三大任务概括为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实施和体现,由于革命发展不同阶段具体情况不同,三大任务的执行情况也不尽相同。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历来强调,人民的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能够使我军无论在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条件下都能忠实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保持人民军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无产阶级性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能够保证人民军队永远置于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成为夺取革命胜利和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工具,而不会变成野心家阴谋家实现个人篡党夺权阴谋的力量。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能够使军队中各级党组织成为军队中统一领导和团结战斗的核心,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而可以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人民军队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下形成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生命线。在长期的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为我军政治工作创立了一整套基本原则,这就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官兵一致,就是在军队中实行官兵平等,尊官爱兵,官兵团结互助,同甘共苦;军民一致,就是爱护人民,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拥护人民政府,积极参加地方建设;瓦解敌军,就是开展积极的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把原来对我军持敌对态度的敌军官兵争取过来,并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从政治上动摇敌人的军心。这三大原则是我军正确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是我军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将军队的民主制度系统地概括为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即无论职务高低,官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军事民主,即战时发动士兵讨论作战计划,练兵时官兵互教;经济民主,即公开经济,士兵参与经济管理。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生活,从根本上调动了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在政治上达到高度团结,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生活上获得改善,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为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还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充分体现了我军自觉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本质,成为全军行动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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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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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等坚持一切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为指导,科学地总结我军作战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合乎中国革命的战争特点和规、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战略战术原则,其主要内容有: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处于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战略防御问题便成为人民军队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这是因为只有积极防御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才能真正解决处于防御态势下,如何摆脱被动、力争主动的问题。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实行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指导原则。毛泽东指出,战略方针的实施,离不开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保证军队行动自由的主动性,是军队的命脉。军队失去了主动权,就处于被动地位。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战争要取得胜利,也离不开计划性,离不开对军队行动的预先周密的准备工作,离不开对战争的总体筹划。计划是战争指挥的关键环节,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实施。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都是为了自己争取主动,使敌人被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适时进行军事战略转变的思想。毛泽东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党的军事战略的变化问题,值得给以研究。他强调,战争的指导者要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机智灵活地适时进行军事战略的转变。这种转变通常反映在具体战略方针的改变和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等主要作战形式的转换上。这对于战争的坚持、发展乃至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主张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反对击溃战和消耗战。歼灭战,就是每战均要解除敌人的武装,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俘虏和毙伤敌人全部或大部人员,摧毁或缴获敌人全部或大部武器、装备和器材。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实施歼灭战的最根本的原则,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人,最充分地补充自己,使敌人士气沮丧,我军人心振奋。速决,则使我军能迅速转移兵力,有可能各个歼灭或避开敌军的增援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是打歼灭战的物质基础。集中兵力歼敌的战法通常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这有利于全歼,有利于速决,有利于迅速改变敌我进退、攻守、内外线的形势。各个歼灭敌人,是歼灭战的基本要求。采取包围、迂回、分割、穿插等战术,将敌人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这样,就能边打边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真正做到越战越强,从胜利走向胜利。集中兵力歼敌的战法,通常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以大规模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同时注意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的结合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则,也是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核心。
  战略决战的思想。毛泽东指出,要实现整个战争的胜负,必须依靠两军的决战。因为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然而,实行战略决战必须具备有利的时机和力量。在战争双方力量对比没有发生一定的变化之前,就举行决战,企图达到最后胜利,是没有根据的。但在条件成熟时,就要及时进行决战,不容许有任何的消极拖延。毛泽东还明确指出,进行战略决战,要审慎选定决战方向,选准战役首要方向,选定歼击目标,贯彻分批歼敌的方针,把大规模的运动战与大规模的阵地战紧密结合,把夺取大中城市与歼敌重兵集团紧密结合,把攻城与打援紧密结合,把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紧密结合。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我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了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力求全歼敌人,不使漏网。(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8)在攻城问题上,要根据敌人守备等情况的不同,或坚决夺,或相机夺取,或条件成熟时夺取。(9)以俘获敌人的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的间隙来休息和整训部队。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原则。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它成功地解决了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不曾解决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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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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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章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本目标的理论,论述了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理论和政策,论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建立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和基本任务,论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一、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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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政权问题革命的根本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国家是政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展开的。对于剥削阶级来说,失去了政权便不能保持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对于被剥削阶级来说,取得了政权才能改变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国家政权属于上层建筑。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原理出发,深刻地说明了国家政权对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他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生产关系都是被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的。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被什么样的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而所谓国家权力,首先就是军队的武力。人们如果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就会或早或迟地要推翻旧的国家权力,建立新的国家权力,借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早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又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联合专政的国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政权的阶级性质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用革命的方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变成独立国,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担负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重任务。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在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专政在当时是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因为它只是实行了对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个专政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执行的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政策,担负着实现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至于有其他阶级参加国家政权,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派的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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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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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政权,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称作工农民主政权,其组织形式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1928年7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对苏维埃政权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规定。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论述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和政府委员会的关系。他指出: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议的权力,以为政府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没有代表会议作依靠的政府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毛泽东还论述了党和政府的关系,他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和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不应自己直接去做。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机关是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是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它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论述了苏维埃政权必须直接依靠民众、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吸引广大民众监督与批评自己的工作。毛泽东还论述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建设问题,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人后方开辟了许多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原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战爆发前后由工农民主政权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参议会制度。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全面阐述了关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它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根本不同,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在抗日根据地内,凡年满18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转变为人民民主政权,参议会制度转变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论述了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委员会。
  毛泽东指出:在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建立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有了县和县以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就容易建立起来了。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必须使一切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绅士,尽可能地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进去,实现联合一切民主阶层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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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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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这表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全国人民极为关心的问题。为了阐述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回击敌人的恶毒攻击,批判和澄清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毛泽东在文章中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从鸦片战争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很长的时期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幻想在中国也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正当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学习屡遭失败、走投无路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面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的国家。惟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又是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要求。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国家政权,“对于胜利了的人民,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页。)因为这个法宝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如果没有这个法宝或者有了这个法宝又把它丢掉,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就是人民群众有权选举自己的政府,组成自己的国家,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 项自由,享有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权利。对于人民内部出现的问题或产生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即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就是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才能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强大的阶级统治力量,对反动派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反动派实行有效的专政,粉碎他们的一切反抗和破坏,人民内部的民主才有保障。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联的,不可分割的。
  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由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中国革命历史已经证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其中最主要的是工农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9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靠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主要是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同时,为了对付帝国主义,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代表人物参加这个专政。但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必须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加强人民军队、法庭、警察等建设。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所以对内要镇压反动阶级的反抗,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第二,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在革命胜利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经济工作,承担繁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三,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要没收官僚资本,使其成为国营经济;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进行教育和改造,逐步实现私营企业的国有化;对于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要用很长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教育和改造小生产者,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集体化。第四,在思想文化上,要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斗争,肃清国内外反动派的腐朽文化思想的影响,引导人民群众用民主的方法教育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的影响,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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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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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当时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因此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和职权作了明确规定。这次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论述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刘少奇指出: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采用这种政治制度,是同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相联系的,它充分体现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如果没有一种适宜的政治制度,人民群众就不能发挥管理国家的能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便利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刘少奇指出: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使少数民族和各民主阶级都有适当的代表名额。这样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意志,是具有高度民主性质的人民代表机关。
  刘少奇指出: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全统一地行使最高的国家权力。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关,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各级司法机关,都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并可以由人民代表大会罢免。我国其他一切政治制度,都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确认,不得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抵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实行这种制度,才能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从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构成来看,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人民解放军、干部的代表,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有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的代表,有华侨和港澳、台湾同胞的代表,有妇女代表。它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完全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方面的作用来看,只有实行这个制度,才能真正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可以通过这种组织形式,或依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规定,通过其他有关途径和方式,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参加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管理,参加社会事务的管理。经毛泽东修改和同意,由刘少奇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草案的报告》中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适宜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经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的管理。”(《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对敌人实行专政方面的作用来看,只有实行这个制度,才能有效地实现敌人的专政。毛泽东说:没有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4页。)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军事、国防、公安、审判、法律监督等具有专政职能的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因此,认真贯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可以加强我国专政机关的建设,从而有效地对敌对实行专政。同时,认真贯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可以使我国的法律、法规更能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可以不断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使专政机关在执行专政职能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加强对敌人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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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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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章论述了建国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构想,论述了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纲领和方针,论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论述了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方针和基本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伟大意义。
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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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把向社会主义转变作为建国后的任务提了出来,并作了具体的论述。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现代工业中,最大的最主要的资本集中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就建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且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中国现代工业的第二位。由于整个中国经济的落后,在革命胜利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容许其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但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进行必要的限制。
  毛泽东指出:对于个体农业经济和个体手工业经济,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这就要组织各种合作社。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可能使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国民经济恢复了,才能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前提条件。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论述了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纲领和方针。
  毛泽东指出:实现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要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一) 土地改革的完成。(二) 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 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毛泽东还指出: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就要做好土改、财经、部队复员、文教改革、失业救济、民主人士、镇反、整党等八项工作。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残余、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为了孤立和打击敌人,要注意调整同各方面的关系。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而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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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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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毛泽东和党中央逐步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和比较完整的表述。12月,在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形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准确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总纲。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它以“一化”即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三改”即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一化”为“三改”提供物质技术基础,“三改”为“一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国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经过三年的努力,已经使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或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我国的经济落后面貌并未根本改变。要根本改变我国的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只有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才能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才能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的独立和富强。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由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斗争的发展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及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又必须会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同国营经济、国家经济政策之间,资产阶级与本企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明显。只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矛盾才能解决。
  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土改后的农村,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农业生产虽有一定发展,同时又受到小农经济的极大限制。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不利于发展多种经营和举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工业化对粮食与工业原料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个体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由于缺少土地之外的其他生产资料和资金,为了生产和生活,被迫重新借高利贷和出卖土地,两极分化会随时发生,必须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个体手工业和农业的情况相类似。因此,通过合作化道路把个体手工业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也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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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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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通过合作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合作制理论和中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论合作制》等著作中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个体小生产的农业经济的惟一出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合作化的基本原理,在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农村的阶级状况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到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底,以发展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社。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55年下半年,大办初级社。第三阶级,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底,是合作化运动高潮段。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农业合作社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方针和原则。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加速了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使5亿多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是:第一,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在土地改革后“趁热打铁”,采取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第二,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这样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第三,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对富农采取从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上和形式上,采取了从手工业供销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改变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到1956年底,基本上实现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渔业、盐业、民间运输业、小商小贩等个体劳动者也基本实现了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的基本实现,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并为手工业逐步进行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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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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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对官僚资本采取无偿没收的政策,对民族资本则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之所以对民族资本采取这一不同的政策,主要是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发的。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第二,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需要利用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三,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具有不同程度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实行和平改造,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知识和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党和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同国营经济相联系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有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高级形式有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采取了相应的赎买形式。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前,赎买采取了“四马分肥”的利润分配形式,即把企业利润按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赎买采取了定息的形式。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年底以前,主要是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私营工业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实行了经销代销,使这些私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开始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第二阶段,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除继续发展初级形式外,开始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第三阶段,从1955年秋到1956年,是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至1956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是:第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改造过程中实行赎买政策,进行和平改造。第二,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逐步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第三,对资方人员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量才使用,适当照顾”,把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结合起来。
  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设想,取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马克思没有机会实现这种设想,列宁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都因得不到俄国资本家的合作而失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对民族资产阶级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提出过的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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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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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56年底,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剥削阶级被消灭,劳动人民成为掌握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此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当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偏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缺点和偏差是: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
  第一,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可见,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是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建国后,我们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居于领导地位的国营经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
  第三,中国革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第四,从1953年到1956年,按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我国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为了深刻理解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对社会主义改造与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首先,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我国虽然不是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但公有制经济仍是我国经济的主体。虽然城市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例比较大,但并未处于主体地位。农村的土地仍然是公有的,因此我国的农业仍然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其次,经济体制改革弥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偏差。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偏差,是所有制形式过于简单划一,没有适当保留一些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现在我们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正是对这个偏差的弥补。再次,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体制改革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又不断地完善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体制改革都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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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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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章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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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我国第一个五年的经济建设,许多方面是照搬了前苏联经验,采取了前苏联模式。1953年以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暴露出许多问题,显示了前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也说明前苏联模式不完全适合于中国情况。正是在这样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说,最近前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借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探索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必须正确分析我国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我们国家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经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正在被消灭,剥削者正在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广大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知识界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力量。我们党的任务,是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不断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
  在正确认识我国人民的主要任务的基础上,毛泽东、周恩来逐步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1954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1~712页。)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他说:“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除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以外,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后来,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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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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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但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进中也暴露出许多矛盾和问题。毛泽东在分析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遇到的问题的基础上,于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相适应的方面是主要的,相矛盾的方面是次要的。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
  毛泽东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复杂多样的,因此,在运用民主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必须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表现,采取不同的具体方针。对于政治思想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利益的方针。对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矛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民族之间的矛盾,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方针。
  毛泽东指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社会矛盾,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创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它也以完整的理论形态和独创性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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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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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日益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便逐步提上日程。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论述了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处理好以下五种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党与非党关系;革命与反革命关系;是非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其目的就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在1957年7月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为此,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其组织机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明确职责,经常深入下层,了解下情,检查工作,倾听意见。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国家工作的监督: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国家机关的监督。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还指出,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国的法制。因为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董必武在中共八大上就加强法制建设作了系统发言,他强调指出,人民民主法制必须进一步加强才能适应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必须有法可依,二是有法必依。他还就如何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提出了若干措施,其中包括注重法制思想教育,适当加强司法机关的组织尤其是检察机关的组织,加速推行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
  毛泽东还论述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标准。他指出,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 有利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 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 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 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 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他还说,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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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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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虽然都是初步的,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但毕竟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成果。
  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论述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后来,他又把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升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他指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要把重工业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充分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工业和同时并举。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陈云的这个思想,不仅突破了苏联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且涉及到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法存在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他在1956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说,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私人可以开厂,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为“新经济政策”。刘少奇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它还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作比较。周恩来也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这种“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无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中所有制结构问题的重要突破。
  毛泽东还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有关讲话中论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他说: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它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应当发展商品生产。1959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邓小平提出了生产关系的形式可以多样化的思想。1962年7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在生产关系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刘伯承常说的四川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明这个道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是1978年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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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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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2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
  关于“向科学进军”。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分析了国际上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我国科学文化的落后状况,论述了我国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更加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和发展科学,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因素。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大搞技术革命,并提出了分步骤分阶段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思路。
  关于教育方针。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0页。)毛泽东还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刘少奇提出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教育制度、全日制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半日制的教育制度、半日制的劳动制度即半工半读。周恩来、邓小平主张实行“一要普及,二要提高”的办学方针,做到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提高基础上的普及相结合。
  关于知识分子工作。毛泽东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他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指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要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一年后,他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他指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这个队伍中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队伍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关于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随后,他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毛泽东还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及后来的其他谈话中,阐明了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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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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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章论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论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论述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
一、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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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实事求是是其来源泉。)
    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强调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并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伟大任务。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概念。随后不久,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命题,从而使实事求是的思想日臻完备。
  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第一次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实是’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这就把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赋予它以科学的含义和理论的形态,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中国语言表达形式,成为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简明概括。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思想出发,这是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毛泽东强调“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决定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8页。)在毛泽东看来,从实际出发,就是从被认识和被改造的客观事物、客观事实出发,以便按照科学的方法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它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也是坚持实事求是、达到主观客观相统一的根本途径。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的生命力,只有在它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才能显示出来。理论和实际怎样相联系呢?毛泽东指出:“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这种“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作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理论创造,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实事求是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认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列宁也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他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这就是说,一种认识,是不是真理,衡量的标准不是书本上已有的结论,不是主观上的感觉如何,而是要靠社会实践的检验。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判断认识的真理性。反对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仅不能获得真理,而且必然陷入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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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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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作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根本路线和方法,是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在创立初期就明确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人民群众里面去。在党的领导人中,比较早地明确使用“群众路线”这个科学概念的是周恩来。1929年9月,他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红军的工作要注意“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随后,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文章中,都论述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
  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著作中,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一基本领导方法,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及主要表现形式,分析了这一领导方法的各个环节、步骤及其实现的全过程。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把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作为共产党人的根本作风之一。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他不仅揭示了群众路线的科学含义及其实质,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各方面内容,批评了在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倾向,而且着重阐述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的极端重要性。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性质和最终目的决定了它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解放事业而建立的。共产党员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别的。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党的一切工作,都是紧紧地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党员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党的每一项任务的提出,每一个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从实际出发,适合群众的需要,而不能脱离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立足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人民群众的解放,只有自己起来斗争和争取才能获得,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党一贯坚信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时刻注意保持和群众的联系,深信“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把广大群众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把群众提出的要求和愿望,也就是来自群众各方面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分析和综合,化为领导机关的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形成符合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和方法;所谓到群众中去,就是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和方法,再拿回到群众中去,让群众照着去办,化为实际行动,并使之在群众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就是“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无限循环,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穷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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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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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自主,就是自己寻找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主要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去争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是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1935年12月,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又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立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与多次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自力更生地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要自己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逐步形成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方针。
  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走什么样的道路,关系到这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成败。而适合本国情况和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不能由别国的政党或领导人来代替。
 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一直同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他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6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坚持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才找到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正确道路,从而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是外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中所没有的,苏联十月革命没有提供的,完全符合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惟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不但必须由本国的党和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且要依靠本国党和人民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党和毛泽东从相信和依靠群众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一贯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依靠本党和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因而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搞革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靠自己的力量。建国五十多年来我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都主要地是靠我国人民自身的力量、自己的奋斗取得的。今后,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我国人民辛勤劳动,艰苦创业,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只有着眼于本国人民的力量,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已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条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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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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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含义、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历史条件;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理论精髓、基本观点、历史地位、指导意义及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 
第一章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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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理论不仅具有严谨的科学体系和博大的理论内容,还具有厚重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新世纪指引中国发展、强大、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旗帜。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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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内容。历史上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理论。重大的社会变革实践产生来自变革实践,又指导变革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来自于特定伟大事业,又指导特定伟大事业发展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同样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首先,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对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产生,这首先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候,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时代主题的转换。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尽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但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国际局势的科学判断和正确把握,都极大地影响我们党的国内战略思考。新的时代主题为我们争取较长期的和平,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能。
  在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的同时,战后逐步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使当代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社会生活的面貌。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实力和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上,经济发展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时代的发展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尖锐的挑战。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邓小平理论就是用新思想、新观点回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挑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次,邓小平理论也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顺利地进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这期间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也出现了严重失误。  “大跃进”和十年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挫折。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积累的经验和提供的教训,认真总结苏东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还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由农业工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样伟大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通过否定“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等为基本路线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切标志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
  第二阶段,十二大到十三大,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生产力标准的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阐述,系统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这表明邓小平理论的理论轮廓形成。
  第三阶段:十三大到十五大,经历国内外政治风波的考验,通过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对国内外形势的精辟分析,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及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目标的确立、十四大、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科学概括等表明邓小平理论形成完整系统。
  总之,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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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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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照搬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或外国经验,都不能解决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非凡的胆略和科学态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冲破禁锢,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两代领导核心,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面临的主要矛盾、完成的主要任务的不同,以此相关的理论、路线也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成果的创立者,却有着鲜明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不以书本为教条;他们都坚持继承传统,而又敢于突破陈规;他们都坚持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而绝不照搬他人模式,他们都坚持党的领导,而又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句话,他们都坚持解放思想,而又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思想路线上的集中体现。思想路线集中体现了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所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实事求是,是指办事情和想问题,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右”的“左”的错误思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分离为特征的。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注意克服主观主义、盲目性、片面性和绝对化,掌握唯物辩证法,按客观规律办事。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其结合点就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一切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我们认识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不能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不能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
    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一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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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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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由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的领导核心,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实现的,其理论成果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由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党的领导核心,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实现的,其理论成果称之为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首先,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其次,邓小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再次,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最后,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依靠力量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继承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发展和创新,是适应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邓小平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成果,纠正了毛泽东探索中的失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历史,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两次历史性飞跃完成对接的历史。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困难时期显示出中国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活力。邓小平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的旗帜。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邓小平理论内容博大精深,体系严谨,然而人们对邓小平理论无论是就内容、体系的了解,还是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历史地位的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消除不良学风的影响,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首先,要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内容与体系。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中逐步产生的。它的科学体系体现在它的整体思想之中。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按历史顺序、其科学体系有着逻辑顺序、不可把其直观的历史顺序看成逻辑顺序,衡量理论体系严谨性一般从三个方面考察:一是看其创立是否依据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看其是否有构成理论体系的中心议题。三是看其是否有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基础,以中心议题为核心的系统理论观点和论证。邓小平同志以唯物历史观为基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中心议题、形成了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基本观点。学习邓小平理论必须善于依据其内在要求把理论的历史顺序升华为逻辑顺序。其次,要正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五十多年前刘少奇同志在谈及毛泽东思想时说:“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4页。)邓小平同志既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阵地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用新思想、新观点敏锐地回答了时代课题。因此,结论应有两方面构成。一方面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理论;另一方面,邓小平理论纠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些过时的观点,结合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国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清楚邓小平同志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要搞清楚邓小平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创新与发展中贡献了哪些内容,在实践中怎样不断完善。再次,要科学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神与实质。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邓小平同志,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终生的追求。从时代大背景出发,立足国情,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是邓小平同志分析和阐述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与尊重中国现实国情高度统一。不因坚持社会主义,而忘记“初级阶段”;也不因正视“初级阶段”,而背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目标模式的统一。不能只有任务而无目标,或者把任务当成目标,也不能把目标当成离开任务的现实。坚持邓小平同志分析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才能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第四,要准确把握邓小平理论观点的背景与原意。对邓小平同志某些具体问题的阐述和结论,应搞清楚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针对的问题,而不可简单的泛化,更不可移花接木。邓小平同志关于“黑猫”、“白猫”的形象比喻,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分析,及不搞“争论”的观点等,都产生于特定的时间、针对特定的问题。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同志论及毛泽东思想时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间、这一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3页,第78页。)又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3页,第78页。)像当年邓小平同志告诫的那样,对待邓小平同志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与结论才符合邓小平同志的原意,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离开原意,断章取义、甚至把自己的不正确的理解硬套在邓小平理论上是不良学风的一个重要表现。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全民族,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决策。然而,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学风掌握科学的理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当年经过延安整风,端正学风,提高全党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促进了革命进程的大步推进。今天也只有解决学风问题,才能提高全党的邓小平理论水平,才有可能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对此应当有信心而不掉以轻心才是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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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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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紧紧抓住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回答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精辟论断,为找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廓清了思路。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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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告诫人们,我们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都是在于对这两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已一百多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也已半个多世纪。为什么说这两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从哪个意义上没有搞清。为此,我们不妨从另一个方面分析一下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上我们搞清楚了哪些问题。回顾历史可知,已搞清楚的问题主要有:社会发展趋势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是主观意愿而是客观规律;社会发展层次上,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制度上,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按劳分配代替按资分配;社会政治制度上,社会主义占领导地位的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劳动人民由被剥削,被奴役成为国家主人。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主要有: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如何同社会主义现阶段相统一,相衔接;社会主义的共性如何与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何通过不同的体制体现出来;基础条件不同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会有什么区别;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根本任务是什么等。由上可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既不是一切茫然无知,也不是一切了然清楚。搞清楚的是社会发展规律所揭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定位,目标模式的共性特征。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是社会主义的国情特点,社会主义的具体运行方式、发展的具体道路等。搞清楚问题的客观存在,才有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追求,没搞清楚问题的客观存在,才出现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过程中的指导失误和曲折。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问题上产生的误解和困惑,主要表现在:① 脱离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人们在分析社会主义本质的时候,往往只注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把生产力排除在外,认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只有它们才是区分社会制度本质的根本标志;生产力没有阶级性,不能把它作为区分社会制度本质的根本标志。② 不加分析地用马克思主义创造人的某些论述来界定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应该具备的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必须实现的原则加以固守;或者把某些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成了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原则。③ 非此即彼绝对化地理解社会主义。认为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二者不可兼得,从而把一些不具有社会性质的,既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用的某些形式,当作资本主义加以反对和批判。
  上述错误认识说明,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摒弃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改变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条主义态度,赋予社会主义本质以科学的含义。这是现时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任务,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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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本质的提出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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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所作的科学论述,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在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他总结了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加以反对的历史教训,经过深邃的思考、科学地、精辟地、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
  1980年,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思潮泛滥,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同时,也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严重教训,指出必须解放思想,才能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1985年,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同时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886年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1990年他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在多年不断探索的基础上,1992年邓小平总结性概括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第一,它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这一方面纠正了过去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问题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观念,反映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尤其是初级阶段特别需要注重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也纠正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没有解放生产力的错误认识。
  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其中,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这就划清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不同目的。如果只讲发展生产力,而不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认为只要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那就会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第二,它为我们坚持公有制又完善和发展公有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邓小平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版,第111页。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维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以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的实现程度,归根到底只能根据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根据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来确定。
  第三,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扫除了思想障碍。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版,第373页。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思想束缚,为我们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了思想障碍。
  总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澄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 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这对于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指导改革沿着合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方向发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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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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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国现阶段发展生产力具有更大的紧迫性。这一结论是正确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清醒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现阶段主要矛盾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主要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国家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所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消灭压迫和剥削,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消灭贫穷。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大力发展生产力,也是加快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需要。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必须有与自己相适应的物质基础。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是以手工工具和手工操作的农业和手工业;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是以机器为主的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大机器生产。只有当自己的物质基础充分建立起来之后,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巩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也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剥削和压迫及无产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决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它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但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和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三大又把这一提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科学表述,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的变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是因为:
  1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着既要推进传统的产业革命,又要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如果我们不加努力,不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世界上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
  2社会主义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才能获得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能获得巩固和发展。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许多矛盾、社会差别和重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都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有关。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有效地协调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公平,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4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同样必须依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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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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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和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中国国情的全局性、总体性判断。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基础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必然结论。
一、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曲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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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实际就是正确分析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对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正确,就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否则,就会制定出脱离实际的错误的方针政策。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认识中国国情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民主革命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例外。只有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在所处的发展的阶段,才能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到完全建成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过渡时期,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亦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第三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他们还认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将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再划分阶段的问题。
  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曾特别注意考察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上表现出的与历史常规不同的特殊性。在对社会主义阶段的认识上,列宁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由于列宁当时忙于恢复经济工作和应付战争,也由于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时间比较短,使他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出具体阐述。
  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社会发展划分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个相互衔接发展阶段的思想。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36年苏联斯大林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在1939年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提出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任务。这个任务由于卫国战争的爆发没有进行下去。但在战后1956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又提了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系列国家先后建立。许多国家的执政党,在对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大都出现过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和把本国社会主义现实理想化的失误。
  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时间不长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对它的基本国情应该怎么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在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从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对此作过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说仍存在估计过高,要求过急的问题。
  毛泽东曾经正确地阐述了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他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成建成。”(《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这就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成科学地区分开来。但是,毛泽东没有把这种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贯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反而急于求成,超越历史阶段,在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这就不仅抹煞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而且还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同共产主义社会的界限。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出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一个重要的认识根源就在于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作了错误的判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地总结了国内、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出发,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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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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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重申了这个论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着重从生产力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再一次强调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这就进一步从生产关系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
  1987年10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计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这个思想,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立论根据、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形成和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经济建设发展的战略、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重要任务。强调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1992年,党的十四大充分肯定了十三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的历史功绩,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
  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和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国内、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上的飞跃,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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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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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阶段不是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于不发达阶段。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初级阶段。只有全面地把握这两层含义,才能同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划清界限。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话,那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承认不发达,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建立在“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之上,因而必然具有不发达的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改变这种不发达的过程,从发展进程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这个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这是总的特征。这种不发达不仅表现在生产力上,而且表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由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不成熟、不完备到成熟和完备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的落后是最基本的特征。
  这个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有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过去我们曾经认为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实现了工业化,既没有把改组劳动力从业结构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要求考虑在内,也没有把现代化水平集约型增长考虑在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有关概括包含了工业化的基本经验和产业结构化升级的内容。
  这个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有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我们曾经以为可以越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结果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改变这种状况,实现生产的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
  这个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现代化进程又是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础的。我们必须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的过程和科技发达的过程来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
  这个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这里说的是人民生活从贫困经过温饱、小康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本质逐步展现的过程。
  这个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经济文化不仅总体落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一部分比较发达的地区同不发达的地区同时并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不平衡的基础上,由发展较快的地区带动发展较慢的地区,逐步实现相对地区平衡,逐步实现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过程。
  这个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曾经经历了二十年的动荡和缓慢发展,其根本原因就是体制上存在弊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发展,其根本原因是体制改革推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是在改革中不断前进的过程。
  这个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的阶段。必须坚持两手抓,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这个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是从世界历史比较中和从中国历史发展中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担当的历史任务。曾经对古代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定将对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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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长期性的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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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决定的。
  第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惟一的出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使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崭新社会制度,要求建立在高于资本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而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物质技术基础,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没有这样一个生产力比较充分发展的阶段,我国 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逾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就必然要经历一个不可逾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二,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状况决定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还没有完全摆脱贫穷落后的不发达状态,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物质技术基础还远没有比较充分地建立起来。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值仍居于世界后列;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主要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和发展不平衡,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不仅存在多种形式公有制,而且存在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还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封建主义残余、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任何社会制度由产生到发展、成熟,都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同样不能例外。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与现实状况,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逾越的。那种认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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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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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对这个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判断。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党对这个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段相当曲折的过程。
  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尽管这种表述不够确切,但总的精神是正确的。遗憾的是,这种认识并不牢固并很快被否定。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这种错误认识,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巨大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重新肯定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的基础上,用更为科学的语言表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二大确认了这一提法,并把它载入党纲。党的十三大又把这一提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表述,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的变化。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由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使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社会生产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第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制度的更替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力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变化,从而决定生产方式的性质和变化;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和面貌,决定社会形态的变革。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社会意识形态和各种具体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的活动方式、生活方式,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
  第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得出的一条最重要的结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着深刻教训。在很长时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事实上忽视了发展生产力,造成了严重后果。到1976年,国民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第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虽然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必须集中发展生产力。
  第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加快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保证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必要物质条件的需要。社会物质基础也称社会物质技术基础,是指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物质基础。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是以手工工具和手工操作为主的农业和手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以机器生产力为主的大工业。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大机器生产。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我国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这种物质基础,从这点上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巩固的。只有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生产力,才能巩固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
  我国现阶段,发展生产力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是因为:
  第一,加强国防,抵御侵略,维护主权,在国际斗争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强权政治的压力。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国际和平环境,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赢得时间,赢得胜利,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
  第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怎么好听,而是因为它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如果我们不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在经济上缩小与他们的差距,就会削弱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价值观念就会乘虚而入,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就有了社会基础。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并最终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们。所以,我国能不能加快经济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第三,解决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和地方、部门和部门之间,地方和部门内部各个企业和单位之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以及他们各自内部之间,不同经济成分和社会集团之间以及各种经济成分和社会集团的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都存在着极为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重大的社会差别;由于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和取得收入方面还存在着重大差异,在促进效率提高和体现社会公平之间还存在较大的矛盾。这些社会矛盾、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从根本上说都是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分不开的。生产越落后,解决矛盾就越是缺乏回旋的余地。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摆脱不发达状态,才能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提供有力的物质条件。
  第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总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要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这些国家更高更切实更民主,在文化上创造出比这些国家更优秀的精神文明成果,使我们这个曾经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的文明古国,在现代文明史上重放光彩。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不能脱离社会的物质基础自行发展的,它需要有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作保证。如果生产力落后,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陈腐的东西必然会死灰复燃。
 从上述分析可见,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归根到底,发展才是硬道理。
  总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工作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必须始终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为澄清认识,消除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思想障碍,我们党提出了生产力标准。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党的十四大重申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整体。其中,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核心和基础;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规定了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和方向。
  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个有利于”标准与评价各个领域工作成效的具体标准的关系。既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而是应该把它们统一起来。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于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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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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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基本路线,也叫总路线,是党为解决一定时期内社会主要矛盾而制定的总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基本路线是统领全局,制约其他路线的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正确与否,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几经波折,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革我国落后面貌的普遍愿望,但是,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1962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基本路线”进一步被强化。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坚持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所有这些都为基本路线的提出作了充分准备。
 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提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页。根据这个思想,党的十三大对党的基本路线作出了准确的概括,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基本路线明确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基本路线指出了实现初级阶段奋斗目标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全国各族人民是实现初级阶段奋斗目标的主体力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实现初级阶段奋斗目标的基本途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实现初级阶段奋斗目标应当具有的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它规定了我们国家走什么道路,实行什么制度,由谁来领导和以什么思想为指导这几个最根本、最重大的原则问题。
  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由于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某些方面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便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改革是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主要内容的简明概括。抓住这个主要内容,就抓住了基本路线的核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两个基本点互相贯通、互相依存,二者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决维护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方针,在三者关系中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
  党的十五大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基本纲领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展开、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制定正确的基本纲领是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成熟的标志。党的社会主义初级基本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展示,是二十年来党领导我国现代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有机的统一体,不可分割。基本纲领有利于从宏观总体把全局,从更高的起点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从深层上统一全党思想,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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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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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描绘了前所未有的宏伟蓝图。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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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22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出,标志着在所有制结构理论和实践方面又有了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它既包括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又包括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经济。没有公有制经济或公有制经济不处于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就将丧失其自身的经济基础,就不能确保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没有其他所有制经济,就会脱离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脱离初级阶段的实际。
  调整和改革所有制结构的理论依据,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现实依据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而且呈现不平衡和多层次性。与此相适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将是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这是因为: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实现了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铲除了劳动者被剥削的经济根源,消灭了剥削制度,决定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使劳动者在生产中建立起根本利益一致的互助互利的关系;决定了劳动成果不再被少数人所占有,而是按着有利于劳动人民利益的原则进行分配;还使国民经济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为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可能。第二,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矛盾和冲突,摆脱不掉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因而逃脱不掉最终灭亡的命运。生产资料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比私有制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能容纳现代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引导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沿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前提条件。第四,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第五,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确立劳动人民的主公翁的地位,才能在效率优先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防止产生两极化,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走上富裕的道路。
  正确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党的十五大突破了把公有制经济单纯理解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误区。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正确理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必须认识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的,而不是对所有经济领域、所有地区的等齐划一的概念。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产业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可以并且允许有所不同,不能硬性规定一个不切实际的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并据此判断是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体现在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体现在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指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它是同较高的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一种公有制形式。我国现阶段的全民所有制还是一种不完全的全民所有制。它不是由全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还存在着经济利益的差别和矛盾。
  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水平的要求,我国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中型企业,一般应采取全民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经济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拥有现代化的大中型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事业、银行、农场、商店、矿藏、水流以及属于国有的森林、土地、山岭、草原、滩涂等自然资源。
  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因为:它掌握着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控制着生产和流通,对进行现代化建设和保证整个经济稳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保障集体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并且保障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定性条件。它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保障。
  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其作用的发挥,不应以限制或排挤其他经济成分为条件,应当通过改革,克服其体制上的弊端,增强自身的活力和优势来实现国有经济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壮大和发展。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指由部分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生产力容量很大的经济形式。它的具体形式,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其他经济条件。它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在不同经济地区、不同生产类别、不同经济条件下,公有化的程度、分配方式以及合作的内容和方式,可以有所不同。目前我国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农村主要采取家庭联产承包制,此外还有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乡镇集体经济。在城市主要是合作工厂、各种合作社、街道生活服务合作组织、各企事业单位举办的集体工厂和消费合作社,以及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劳动服务合作组织等。
  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领域的生产建设事业和生产服务事业都可能放手依靠集体经济来兴办。发展和巩固集体所有制经济,对于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繁荣市场、稳定物价、提高资金积累、吸收劳动力就业、扩大商品出口,以及巩固工农联盟,加强人民民主专政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现阶段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还有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联合所有制。这主要是企业集团所有制,如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以及各地区、部门、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的公有制企业。
  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发展各种横向经济联合,鼓励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企业群体、企业集团和各种经济联合组织。它的兴起和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企业扬长避短和分工协作,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互换和流动,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满足市场多方面的需求,有利于促进经济改革的深化发展。
  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建立经济联合体,往往采取相互参股,建立股份公司股份制形式。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决定于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由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公有性,它有利于扩大公有经济的支配范围。我国的股份经济是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有利于打破地区、行业、部门、所有制的限制,加强横向经济联合,促进专业化、协作化的发展;有利于收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现阶段还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还不发达,又处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生产管理经验不足和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问题将长期存在。我国公有制经济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无力覆盖整个经济领域。允许各种不同成分和规模的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将是我国长期的符合国情的选择。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不同形式的外资经济。它们的规模、技术、管理水平、资金情况各不相同,但经营灵活,选择市场快是其共同特点。它们与我国不同水平的生产力相适应,在凝聚生产资金、吸纳劳动力就业、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增加税收、扩大外资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一个否定加取缔、批判加制止、允许加限制、利用加引导、鼓励加保护的变化过程。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相应经历了一个完全的异己力量——限制对象——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变动过程。非公有制经济在现代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被实践证明的客观存在,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生活的消极作用和影响同样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对上述两个方面中任何一方面认识不足都会产生偏差。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持全面、清醒的认识,制定正确的鼓励、引导、保护政策。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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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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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分配方式,都是由一定的经济条件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是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
  首先,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在其他经济成分中实行按劳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
  其次,多种经营方式决定必须有多种分配方式与之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在公有制范围内,实行了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多种经营方式。这些多种经营方式要求必须按照承包者、承租者、投资者各自承担的企业管理和经营风险获得相应的收入。
  最后,多种分配方式具有互补功能,它们同时存在,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也要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还要调动资金、生产资料等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推动生产力发展。
  我国现行分配制度的确立经过了多年探索和反复实践,其逐步完善同样需要多年实践。在其逐步完善过程中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之间的关系。其中按劳分配居主体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原则。这里所言的主体地位,是就全国个人收入分配总格局而言,不同地区、部门、企业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可以有所不同。同时按劳分配方式也可以取不同的实现形式。
  第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所谓生产要素,就是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质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的实现。是生产要素所有者经济投入的收益索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与商品价值创造是两回事。生产要素分配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社会生产及其收效程度。实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有利于挖掘生产要素潜力,调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有的社会成员可以既取得按劳分配收入,也可以取得按生产要素分配收入,有的社会成员只取其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以按劳分配排斥按生产要素分配,也不能以按生产要素分配排斥按劳分配及其主体地位。
  第三,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效率是指人们在工作中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公平是指如何处理社会经济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也就是如何合理分配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平等”这些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脱离历史的抽象概念。无产阶级对于平等的最终要求是消灭阶级。当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后,消灭了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行剥削的不平等。在公有制范围内实现了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平等和在分配方面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平等。但是,在按劳分配中仍然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弊病。要把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变成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只能在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后才能实现。过去我们错误地把大体平均当作公平,结果平均主义泛滥,降低了效率,影响了经济发展。
  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种分配制度,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效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这种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示范作用,会带动全体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这就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社会公平。
  第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过去在平均主义思想支配下,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大家以同等速度达到同一水平的平均富裕,不允许在富裕程度上拉开差距。实事证明,没有共同富裕大目标下的部分人先富势必导致两极分化。不允许部分人先富,结果只能导致共同贫穷。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政策,以承认差别为前提,以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为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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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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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体制是指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及其运行方式。它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从属于经济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一定的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和主要特点,规定着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但是当经济制度建立以后,经济体制选择的正确与否,对经济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任何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需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经济制度,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影响和削弱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延缓或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经济体制是人们选择的结果,但这种选择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要受到客观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制约。
  新中国建立后,由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决定,我国建立了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进行重点建设,迅速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等方面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这一体制的弊端则明显暴露出来。其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单一化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经验,逐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这一探索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这一阶段的突出成果是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第二阶段,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这一阶段的突出成果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所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设想,第三阶段,十四大到现今,这一阶段的突出成果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历史和逻辑告诉人们,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有商品经济,就有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是市场;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就有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就需要计划。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区分社会制度性质的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明确界定了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消除了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对立的理论束缚,为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只是社会资源配置上的手段和经济运行方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特征主要有:1.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2.所有企业都具有进行商品生产经营所应拥有的全部权力,自觉地面向市场;3.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具体事务,而是通过各项经济政策,法规等调节和规范企业的经营活动;4.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按照完整的法规体系来进行,整个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制基础。
  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它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除具有市场经济体制共性外,还具有自己的特征。其主要表现是:1.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经济共同发展。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企业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2.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兼顾效率与公平。3.在宏观调控上,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有条件,有可能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造。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包括五个主要环节:第一,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第四,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五个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抓好以上五个环节,还有许多相应的配套工作要做。我们必须围绕这些主要环节,协调配套地进行全面改革,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而有步骤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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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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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一词源于军事学,即军事谋化中涉及长期的,全局部署和决策。战略一词用于经济领域始于50年代,在我国更晚一些。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经济发展战略逐步演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
  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是指根据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一个较长时间内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它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和战略方针。
  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指人们对一定历史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结果,它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演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构成的变化,还包括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如教育、科学、文化、政治的发展状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决定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方式,因此决定着战略方针的性质和内容。战略方针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一定的战略方针是实现一定的战略目标的保证。战略方针选择得正确与否,科学依据是否充分,制约着战略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
  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不是主观随意的。其客观内容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运动趋势决定的。人们的主观认识能否正确反映客观实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否正确的决定性条件。
  制定正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必须遵守以下各项原则:①战略目标既要有先进性,又要有可行性。不能保守落后,也不能浮夸冒进,而要实事求是。②战略目标必须是多元的。它要把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目标同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③战略目标既要有定性要求,又要有定量要求,以便使战略目标具体化,易于组织实施。④战略目标的各个阶段应该衔接起来,避免因前后期脱节而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起大落,这样才能使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我们党在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与社会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我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阶段,发展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根据我国现实的国情,完成这项任务,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努力奋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建设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  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党的十四大再次肯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各项体制改革的目标构想,使奋斗目标更加明确,更加全面。即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完整的制度,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将全面实现第三步发展目标。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部署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已基本实现。第二步任务的完成为我国实现第三步目标,进而全面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实施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坚持重点带动全面,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协调发展。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和同一产业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和比例。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滞后,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还不协调。根据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方面是大力发展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着力加强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必须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这一方面因为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的大国,只有农业稳定发展,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奠定物质基础。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农业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我国今后很长时期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而又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生产获得了超常的增长,上了一个台阶,从而使全国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农业发展滞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彻底改变农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不协调状态,稳定发展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确保农民增收;依法保护耕地搞好农村资源综合开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推行科教兴农,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水利、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为了推动工业化的进程和加快经济的发展,必须继续扩大工业生产的规模和总量,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这就要求必须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我国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建设,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目前仍是我国经济中的薄弱环节,长期落后于加工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发展,影响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由于它们的建设周期长,不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建设,经济的发展将缺乏后劲。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一般,集中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设一批重点骨干工程,避免盲目发展和重复建设。
  实施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必采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经济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粗放型经营是指国民经济的科学技术水平比较低,企业管理水平也比较低,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主要依靠扩大规模,即铺新摊子,上新项目,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求得经济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取得大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因此,必须实行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集约型经济指国民经济的科学技术水平比较高,企业管理水平也比较高,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依靠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来求得经济的增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与转变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发展生产力问题,转变经济体制主要是改革生产关系问题,“两个转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把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注重结构优化、规模经济效益、科技进步效益和科学管理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结底要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显著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既是有效解决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深层矛盾也是适应扩大对外开放和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迫切需要,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进程。
  实施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必须注重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坚持科教兴国是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具体体现,是坚持教育为立国之本,科技是强国之路。把教育和科学技术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主要支柱。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才能使我国在耕地有限、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拥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才能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缓解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才能缩短我们在经济技术上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社会的进步,从根本上说,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当今世界,经济上的竞争取决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又取决于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培养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一次历史性转变。从历史的观点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在环境问题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传统的发展模式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人们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和创新。
  1989年第十五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对可持续发展作了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而且绝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全球范围的共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题。改革开放的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它的发展战略中也把可持续发展放在重要地位。
  邓小平十分重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强调采取有力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党的十五大报告作为跨越世纪的纲领性文件,再次重申:“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起步较晚,困难还很多,但已迈出坚实的步伐。我们可以相信,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一定会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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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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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基于此,邓小平同志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提到战略高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有社会主义的质的要求,又有鲜明的中国国情特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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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古已有之,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于民主一词更不陌生。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使用民主这一概念,从而形成了民主作风、民主方法、民主精神、民主传统等多种提法。在当代,民主政治也已成为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内容。什么是民主?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民主首先而且主要是指一种与“专制”相对称的国家制度。民主作为国家形态,表明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本质,它回答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居于统治地位,享有民主。民主作为国家形式,表明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它回答如何实行民主,采取何种形式组织政权。民主的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民主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运用程度。人类历史上民主的萌芽形态,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当时,由于阶级、国家还未产生,因而当时的民主是由自然形成的习惯发展起来的,是维系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一种习惯方式和道德规范。当时的民主还不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国家制度,恩格斯称其为“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列宁称其为“古代的民主萌芽”。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政治,奴隶制时代产生,封建制度下有一定发展。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日益成熟和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民主制度逐步成为最普遍、最基本的国家制度,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观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新兴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社会契约”、“三权分立,权力制度”,及“自由”、“平等”等思想。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又建立了议会制、普选制、政党制等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把民主制扩大到全社会。资本主义民主制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民主制相比较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剥削制度,其民主制仍然是维护少数剥削者利益的民主,广大劳动者仍然没有摆脱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社会地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在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建立起来的,它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以往民主政治理论和制度的优秀成果,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广大劳动人民享有民主。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民主政治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总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因此,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超阶级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真正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新型的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某些原则、观念和形式。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一定的历史联系,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都反对封建专制和独裁,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但是,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一,经济基础不同,所维护的经济制度不同。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并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服务。第二,阶级本质不同,反映的阶级关系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剥削阶级的民主,维护剥削者的利益。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体现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政治关系和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协调整体一致的关系。第三,内容与形式,原则与实践的关系不同。资产阶级民主存在着内容与形式、原则与实践的脱节,资产阶级宪法都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实质上等于丧失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社会主义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原则,使民主和集中相互结合起来。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不仅由宪法确定下来,还受到国家权力机关和法律部门的保护,社会主义国家还为人民生活提供物质保证和组织保证。第四,民主的广泛性不同。资产阶级民主仅体现在以选举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上,社会主义民主不仅保障政治权力,而且保障全体人民享有管理经济、科学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权力。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从历史发展阶段看,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要表明在经济上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表现在政治上要建立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政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首先,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由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文化体系上的基本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政治制度上的基本特征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三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其次,没有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没有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政治作为国家制度,总是体现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即国体问题。民主政治作为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总是反映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来行使国家权力,实现自己的统治,即政体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殊性并不减弱其阶级统治色彩,其优越性只是由少数人的统治变成了多数人的统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清醒地、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多数人统治权力的人民民主专政就会在内外敌对势力的侵蚀与破坏及自身的失误中被削弱或被瓦解。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会使法律制度没有权威,就会影响或干扰科学决策,就会弱化或妨碍民主监督,就会滋长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就不能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
  再次,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日趋完善,就没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建设又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又需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其提供稳定的环境,宽松的条件和良好的调控与运行机制。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才能有效地推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是推动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功的重要手段,更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目标。民主政治在社会运行中目的性和手段性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
  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它的实现,要有一些经济文化条件,创造这些条件要有个过程。国家愈落后,这个过程也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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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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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要求。然而,由于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必然会有自己的国情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建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人民民主专政也变成了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两者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第一,领导力量相同。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第二,阶级基础相同。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第三,基本职能相同。都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的有机结合。第四,历史使命相同。都担负消灭剥削制度、消灭剥削阶级,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人民民主专政在本质上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同,但是它更符合中国国情。第一,人民的范围更广泛。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参加国家的政权的不仅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第二,政党关系更合理。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第三,概念的表达上更明确。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更科学地体现了民主和专政的辩证统一。
  人民民主专政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显著的优点和特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它是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第一,它直接体现了我国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第二,它有最高的权威性。它是我国其他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它体现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第三,它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基本形式,体现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的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它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制度有着原则的区别。所谓“三权分立”,就是把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议会、政府和法院三个不同机关行使,三个机关相互制约维持权力均衡。“三权分立”反映由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形成的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关系。由于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决定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议行合一制度,它不应该也不需要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我国现有八个民主党派,他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些民主党派大多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在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先后成立的。他们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也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和极少数共产党员参加。建国后共产党继续保持并发展了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在实际上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经受了考验。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56年,毛泽东根据国内新形势,及时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56年以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不存在了,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有了重大变化。现今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的、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劳动者和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各民主党派的现状,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它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多党合作的主要方式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人大、政协,参与管理国家和政议政;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过多种渠道实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优秀人才到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两党制。我们的多党合作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关系。它具有如下主要特点。第一,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它们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第二,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共同的任务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指引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第三,各民主党派都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
  历史表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实践上是行之有效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也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第一,符合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主流;第二,符合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第三,符合近现代各族人民大团结的革命斗争传统。
  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自治机关的自治权问题,是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务的权利。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能保证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聚居区内实现当家做主的权利,又能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增强各民族的团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坚持和完善民族自治制度,对于巩固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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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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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范畴。政治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建立在居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总和。它的基本特征在一切实行这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和该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相同的。政治体制是指一定社会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及其运行方式。相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国家和同一社会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政治体制可以有所不同。同政治体制相比,政治制度是第一位的,它表明国家的根本性质。但是,政治体制选择得如何,对于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经济基础也起着重要作用。
  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已经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地位已得到确认,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国体方面已得到解决。我国改革前的政治体制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确立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它在建立过程中,即受到前苏联政治体制模式的影响,也受到我国传统的封建主义影响,它还确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环境之中。作为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产物的原政治体制,对于完成当时特定的历史任务,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原政治体制的弊端,不仅没有被逐步克服,反而越发展越严重,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家长制作风,特权现象严重,干部终身制等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原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政体方面还远未解决,改革政治体制势在必行。具体来说,我国改革政治体制的必要性是: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要求。在原政治体制下,国家对企业统得多、管得死,企业是政府机关的附属,政企职责不分,所有这些都与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越来越不相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然引起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与此相适应,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管理和调控方式。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切实的要求。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迫切要求,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原政治体制弊端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法制不健全、不完善、人治重于法制。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人民行使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力,不利于消除特权现象,不利于消除以权谋私、徇情枉法等腐败现象。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稳定发展的要求。我国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既能在理顺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推动经济的发展,也能在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引发过去潜在的矛盾,甚至会引起新矛盾。我国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既能引入新技术、新思想,也会带来一些腐朽思想和扭曲的价值观,不稳定因素将在改革开放中长期存在。上述问题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外,在政治体制中落实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强化民主管理,强化社会监督,健全法制,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长治久安重要保证。
  党的十四大在总结十四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确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
  积极稳妥的、有领导有步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联系群众,参政议政作用,改进和完善选举制度。第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第三,加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和专家意见,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完善监督机制,搞好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及时纠正决策失误。  第四,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执法和执法监督,加强司法部门和执法人员自身建设,增强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第五,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到转变职能,提高素质,改善结构,理顺关系。第六,加快人事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它牵涉的面很广,受多方条件制约。因此,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采取坚决而又审慎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逐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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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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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是经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上升为法律的统治阶段的意志。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既包括法律的制度,又包括法律的制定,实施、监督等一系列的活动和过程,是立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内容的有机结合。不同制度国家的法制有不同的本质,为不同的阶级服务。社会主义法制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制定或认可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的执法原则,它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的制度,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第一,它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它明确规定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广泛的民主权利,明确规定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依法通过其他途径行使各项权力,还规定了实现这些权利的物质保证和法律保证。第二,它在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有重要作用。它明确规定和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规定发展经济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维护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秩序。第三,它在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安定团结方面有重要作用。它明确规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镇压、制裁、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第四,它在促进和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它明确规定国家在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中的方针政策,思想建设方面的内容和原则,还规定了人民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基本权力。第五,它在维护国家主权,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它明确规定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政策。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互相依存、不可分割。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当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了国家政权,才能通过国家机关把自己的要求上升为国家意志,制定成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法制还以表现社会主义民主为自己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法制的创制过程中,民主是法制的力量源泉,并决定着法制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其次,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社会主义法制,一方面把人民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并严格依法办事,另一方面为人民的民主权力提供有力的保障,对妨碍和破坏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给予制裁。可见,离开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离开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也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所谓制度化,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取得的正确认识、理论和方针、政策制度化,使其更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所谓法律化,就是把人民的民主要求、民主权利用法律形式明确地具体的规定下来,使之系统化、规范化、定型化,使其成为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意志。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求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使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各环节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十五大确定的基本治国方略。法治,是相对人而言,其核心是依法办事,依法治理国家。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的含义告诉我们: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也就是党领导人民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依法治国所依的法,最重要的是宪法和法律。
  实行依法治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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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过程的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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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需要一系列的保证条件。第一,经济上的保证,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巩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第二,政治上的保证,即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共产党领导的加强和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第三,思想文化上的保证,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的增强,文教事业的发展。第四,法制自身条件上的保证,即完善、协调的立法,刚直不阿、高效率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坚强的法律监督体系。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首先是权与法的关系,即所谓权大还是法大。应该说,两者本来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权力是人民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权是法存在的前提。没有人民的政权、人民的权力也就不会有反映人民意志的法。但是不同机构,不同岗位权力的职责、权力的大小又只能依法设置、依法执行,法是授权与限权的统一。所谓“权大于法”是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在权力运用上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抗法。其次是法与党的关系,即所谓是法大还是党大。本来两者也不存在矛盾。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各项反映人民利益的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党领导法,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反映人民利益的法。但是,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党不仅领导人民制定法,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及广大党员还必须带头守法。所谓“党大于法”是目无党纪国法者个人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下,以党的名义滥用职权的腐败。再次是情与法的关系,即所谓是认情还是认法。与上述相同,两者本来也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的法充分反映人民的情感和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人民的情感和意愿是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我国不存在与人民情感相悖的法律,立法是如此,执法也是如此。但是,法不是人民情感的随意表现,它是劳动人民情感和意愿理性升华后的法律表现。因此,必须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用个人情感干扰法,更不能用个人情感代替法。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还必须坚持反对两种错误做法,其一,是“以罚代刑”,即对应该依法追究刑事或其他法律责任的人,没有依法追究,而仅以行政处罚或经济处罚代替。“以罚代刑”不仅不能减少,更不能制止犯法行为,甚至会出现违法“合法”的假象 ,认为缴纳罚金就取得了“通行证”。“以罚代刑”由于罚金弹性大,还会助长执法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甚至腐败现象。其二,是“以功抵过”,即对于能人、强人等在某些方面业绩突出,功劳大的人的违法行为,法外施恩,重罪轻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全方位的。任何人不会因其地位、功劳的特殊,而有法外特权。“以功抵过”会助长一些人居功自傲,蔑视法律,从而淡化法律的权威性和公平性。 
  总之,要创造出完善法制所必须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创造出一整套比较完善,具有自我约束和自我调节作用的法律调整机制,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决定了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推进依法治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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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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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部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纲领。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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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和社会进步状态。文明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生产的物质成果,称为物质文明,其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被称为精神文明,其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文明是历史的范畴,其性质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出现过不同的人类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者的完整的统一体。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社会的本质区别,不仅表现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还表现在精神文明方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还表现在精神领域。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它们以很大的影响和作用。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更高的自觉因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比任何其他社会精神文明对于它们各自的社会的意义更大。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新型的精神文明,它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是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精神文明。第二,它的精神文明成果归全国人民享有。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劳动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第三,它批判地继承人类以往精神文明的全部优秀成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否定了以往思想文化中的糟粕,吸取其精华,使它成为比其他社会的精神文明更高的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第一,它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第二,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思想道德建设使人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第三,它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它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开发人的智力资源,培养人才。第四,它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正确的思想,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抵御错误思想侵蚀。第五,它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正确看待形势、分析困难,可以化解矛盾、增强聚力、创造安定环境。
  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决定它的基本指导方针是:它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四项基本原则是治国之本,是一切活动的基础,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有效地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使精神文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吸收国外优秀成果,促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必须为改革开放提供新理论、新观念,以便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帮助人民克服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和保守习气,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即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与目标。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的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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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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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
    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它所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道、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科学的理想和信念。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要从我国现阶段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
  首先是加强思想建设提高政治素质。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思想道德建设引向深入。通过理论学习,正确认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澄清错误观点,坚定信念。坚持爱国主义教育。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帮助人们认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在全社会发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坚持理想教育。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是现阶段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用共同理想动员人民,调动人民,团结人民,使其成为人民的精神支柱。使共同理想成为最高理想的基础,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相衔接。坚持在全民族中树立艰苦创业精神。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国情,正确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牢固树立勤俭建国思想,发扬艰苦奋斗,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其次是加强道德建设坚持以德治国。道德是社会用以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任何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都将通过它所特有的道德面貌表现出来。道德对人的约束、同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相比有它自己的特点。道德作为社会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规定人们的行为标准和准则,是通过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一般说,它以善恶标准来评价,即凡是善的行为都是道德的,凡是恶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在全体人民中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爱公益、扶贫帮困、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实事,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大力提倡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提倡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提倡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当前要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为重点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在道德建设中要鼓励一切有利于解放发展生产力的道德理念,支持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道德理念,提倡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崇尚科学、弘扬正气,坚持以德治国的道德理念。
  再次是加强思想工作,注重法制和纪律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双重性,它既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清醒认识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对人们思想道德的双重影响,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原则注意方法,鼓励先进,树立典型,入情入理地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要坚持德治与法治的互补与结合,在全体人民中进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普及法律常识。要增强民主法制观念,使人们懂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法律。要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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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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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任何社会中,教育总是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通过培养人来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服务。教育的重要性主要是:第一,具有经济功能。教育是当代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智力基础,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条件,是生产熟练劳动力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生产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竞争、而人才是靠教育来培养的。第二,具有建设精神文明的功能。教育对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提高民主和法制意识都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具有发展科学功能。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方面不断培养人才,另一方面不断提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我国高等教育是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军之一。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是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大事。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性知识的理论体系,是人类能动地探索客观世界规律的结晶。科学的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主要是:第一,它可以提高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历史的发展证明,科学能开发和促进人类意识形态的进步和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革命力量;第二,它是第一生产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不仅为物质生产提供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而且还能开拓生产的新领域,进而推动生产力的革命变革和高速度发展;第三,它能提高人们思想道德水平和民主法制观念科学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人们摆脱野蛮愚昧,破除迷信,促进人们观念更新和焕发精神才智。
  文化事业不仅包括上述所涉及的教育和科学领域,还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卫生、体育、文物、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事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主要有:第一,它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文化事业的发展能够多方面地提高人们群众的生活质量。第二,它能推动精神文明的发展。文化事业的发展,使人们获得知识,陶冶情操、增强体魄,多方面地提高人的素质。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作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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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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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既属于社会精神文明范畴,又对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首先,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教育、科学、文化知识中的某些具体内容,就其本身来说是没有阶段性的,但在怎样发展,发展目的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保证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其次,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还是全部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在理想、道德、纪律等一切思想教育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再次,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及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等关系,使广大群众团结一致,为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第四,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必须反对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僵化不变的教条主义观点,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对立起来的观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根据新的实践要求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为“双百”方针,它是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提出来的。这个方针提倡在文学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作品可以自由发展。在科学上不同学派的理论可以自由争论。这一方针的提出,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活跃了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的空气。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但自1957年到1976年间,由于“左”错误的影响,这个方针的贯彻受到很大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并发展了这一方针。实践证明,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需要。只有解放思想、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各种不同观点自由争论,互相学习,才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二,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只有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实行学术自由、创造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造成宽松和谐的科学文化发展和政治思想工作环境,才能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第三,它也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方法。只有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贯彻“双百”方针必须克服各种僵化思想,同时也必须明确“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方针,它应遵守宪法,服从并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灿烂的文化遗产,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才日趋落后。对祖国的文化遗产,采取复古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都是错误的。应采取的正确方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批判地继承历史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继承、吸取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国外传播来的。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对外开放。相反,闭关自守,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观念,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文化的同时,必须坚决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对待国外科学文化,采取学习国外科学文化,要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有分析、有批判、有消化、有吸收,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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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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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长期不变。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状,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一、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产生及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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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英勇斗争的历史。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产生都与这段历史有联系。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41年派兵强占香港岛,1842年逼迫清朝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国联合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在此种情况下,清朝政府被迫同英国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的“永租”改为“割让”。1898年英国借口法国强租广州湾“危及香港安全”,要求租借九龙以北土地“以示抵制”,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及附近235个岛屿,即现在所说的“新界”,租期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期满。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觊觎澳门蓄谋已久。早在明朝末期,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就借口“暴晒水渍货物”,强行租占澳门。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殖民者又乘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之机不断扩大租占范围。1887年3月葡萄牙与腐败的清朝签约规定“由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强占澳门。台湾于1895年因清王朝在甲午海战中失败而割让给日本。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1943年12月中、美、英签署的《开罗宣言》及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后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都明确宣布台湾归返中国。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当时的中国政府收复台湾,使得台湾重归中国版图。应该说,原来意义的台湾问题,随着台湾回归祖国已经解决。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依仗着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的愿望于不顾,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的内战。战争的结局大大背离了战争发动者的初衷。战败后,国民党集团的部分军政人员退据台湾。曾支持国民党集团打内战的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孤立和遏制的政策。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威胁中国并帮助台湾国民党当局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维持其“国际地位”。美国还公开宣称台湾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太平洋防线之一环”,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至此造成台湾分离祖国大陆和台湾海峡地区长期的紧张对峙局面。1978年12月,美国政府被迫接受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军队。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美建交不过三个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个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立法形式,作出许多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准则的规定。美国政府根据这个法案,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台湾与祖国的统一,给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了新的障碍和阻力。
  综上可以看出,香港、澳门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其中香港、澳门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掠取的。台湾与祖国的暂时分离是国民党集团发动内战及外国势力插手造成的。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都属于祖国统一大业之中的任务,但台湾问题和香港、澳门问题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和祖国统一的问题,后者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正确认识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性质是排除各种干扰,实现祖国统一的前提。
  近年来,台湾当局和一些国际势力妄图用朝鲜与韩国和统一前东西德等分裂国家的模式来解释祖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德国问题、朝鲜问题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国际协议把国家主权一分为二的。问题的成因与性质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必然不同。搬用二次大战后分裂国家的模式,其实质是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甚至为“台独”等分裂中国的图谋提供依据,为中国的统一制造障碍。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按“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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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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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一国两制”。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制定的一项战略和基本国策。
  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可以采取和平方式,也可以采取非和平方式。早在50年代,中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访问式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5月,周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此后党和政府多次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通过和平谈判恢复行使我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的主权问题。但是,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原因,在这个时期还不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想法,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也未能付诸实践。  
  “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战略构想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提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同年1月30日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对参、众两院议员解释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时,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思想。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阐明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新华月报》1981年10期,明确肯定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等不变。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时明确指出,中国政府按“一国两制”方针收回香港。至此,可以说,“一国两制”的构想已经形成。同年12月,全国人大第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再次肯定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使“一国两制”成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国策。
  “一国两制”这个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伟大构想的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香港和澳门已分别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12月20日回归祖国。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和回归后的顺利发展,再次证明“一国两制”构想的正确和强大生命力,这必将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起到积极的促进和示范作用。“一国两制”构想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在春节招待会上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根据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问题,提出了重要看法和主张,主要有: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和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分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的邀请,前往台湾。江泽民的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精髓,客观地分析了解决台湾问题所面临的形势。江泽民的重要讲话及所提出的八项主张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体现了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决心和诚意,是实施“一国两制”构想,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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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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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国两制”构想作为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包含以下基本点:①一个中国。这是“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二府”,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反对外国势力插手台湾问题。正是基于此,我国政府一再重申:无论台湾领导人产生方式如何改变,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改变不了台湾领导人只是中国一个地区领导人的事实。②两制并存。祖国统一后,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祖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实行三个不变,即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居民的私有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华侨和外国人投资,一律受法律的保护。“一国两制”是容纳了复合制国家某些特点的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它既不同于联邦,更不同于邦联。两制并存,至少50年不变。③高度自治。祖国统一后,香港、澳门、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构想下设立的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它不仅不同于其他一般省区,也不同于现有的各经济特区。它拥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保持财政独立;自行制定适合于特别行政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教育等政策;同各国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继续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对于台湾,由于情况不同,在办法上可以比香港、澳门问题更灵活些,比如,其党政系统都由台湾自行管理,中国政府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在不构成对祖国威胁条件下,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各界的代表人士还可以担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应该指出,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最大限度的自治”,更不存在什么“自决”的问题。“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国防与外交事务由中央管理,其拥有的某些独有权力,以不损害统一的国家利益为条件。中央政府在香港驻军,以体现主权和防止动乱。④和平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我国党和政府的一贯主张。祖国人民与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同样都是炎黄子孙,同根同源,休戚与共,情同手足,求同存异,和平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在实现统一之前,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结束敌对状态,推动彼此间相互尊重、互补互利的经济合作和各项交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就宣布: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但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根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我国政府先后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并先后和平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早在50年代,我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50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提出:“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毛泽东主席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并提议“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70年代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告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80年代初,叶剑英委员长又建议:“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待谈判。”邓小平指出:和平统一就是“谁也不吃掉谁”。90年代江泽民又提出:“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平统一祖国作为我国党和政府的既定方针,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和平统一,有利于港、澳、台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全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全中国的振兴与富强。反之,兵戎相见,势必骨肉相残,对于各方都是不幸的。然而,正如江泽民所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正是基于此,中国政府在采取何种方式处理本国内部事务的问题上,并无义务对任何外国或图谋分裂中国者作出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我们力争用和平结束国家、民族分裂之苦,并不意味着和平统一进程可以无限期地拖下去。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港、澳、台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如果外国势力蓄意干涉中国统一,如果出现“台湾独立”,我们将用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维护国家主权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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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国两制”构想的客观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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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的实现祖国统一的创造性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的提出不是凭空想象,不是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有充分客观根据的。
  首先,“一国两制”构想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来的。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存在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实际。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解决历史遗留的港、澳、台问题,既要有利于保持这些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又要有利于改革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因此,解决港、澳、台问题不仅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意愿,还要考虑这些地区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及有关的利益。港、澳、台均属于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还是思想意识都与祖国大陆不同。香港作为自由港,其吸收了大量外国资本,已成为世界第三金融中心和集装箱运输中心,同整个国际经济体系连成一体,处于东西方经济贸易的枢纽地位。台湾在特殊的环境下,经济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较大改善。祖国大陆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祖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体现了巨大的优越性。在此种情况下,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单一制度实现统一必然不易为各方所接受,即使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因此是不现实的。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尊重历史,尊重实际,谁也不吃掉谁,实行“一国两制”。中国主体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容许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这样做不仅不会妨碍祖国统一,而且更有利于香港、澳门、台湾的长期稳定、繁荣和发展;不仅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且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祖国统一后的港、澳、台将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渠道,其经济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使统一后的香港、澳门、台湾的繁荣与稳定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相连,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战略性决策。
  其次,“一国两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是建立在中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值得信任的国家这样一个客观基础之上。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贫弱势必被宰割、被欺凌,富强才有地位、有尊严。在近代,中华民族被列强侵略和侮辱,其重要原因是政府腐败,国家贫弱。在当今世界格局中,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推行的仍然是实力政策。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影响不断扩大和提高。在国际交往中,新中国坚持反对霸权,维护和平,主持正义,捍卫主权,保持尊严,不畏强权,恪守信义,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新中国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有这些都为“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一国两制”构想立足于人民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强大生命力。“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处与竞争,由国际转到国内。实行“一国两制”必须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大陆为主体,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在实行“一国两制”后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如何巩固这个大前提,将是一个很现实、很严肃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这不仅取决于其地域的广度,更取决于其发展态势,取决于人心背向。因此邓小平说: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7页。我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6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我国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定信念。我们党和政府有胆识、有勇气在两种制度的比较中发展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我们的人民有信心、有力量在两种制度的比较中把社会主义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正是基于这样坚定的信念,我们才有勇气把“一国两制”下的资本主义不是当作对手,而是当作补充力量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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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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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的实现祖国统一的创造性战略构想。它不仅是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而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一国两制”构想创造性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它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既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是既对立又统一,既相矛盾又相互依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不同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前后相邻,新旧相替的两个阶段。人类社会中任何一次新旧制度的交替都不可能在短期实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及社会变革的深度与广度决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较之以往的新旧制度交替情况更复杂,经历更曲折,时间也可能更长。作为前后相邻和新旧相替的两种制度,在前者完全取代并战胜后者之前,相邻与相替表现为长期的世界性共处与竞争。“一国两制”构想允许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内保留小范围的资本主义地区,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际范围的共处与竞争发展为国内范围的共处与竞争。它使得两个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的矛盾,不再呈现外部对抗形式,而是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的祖国母体之中。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处和竞争由国际转入国内,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由生死相替的对手,转化为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上的补充力量,是对立统一规律创造性的运用和突破性的发展。
  其次,“一国两制”构想发展了列宁“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自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包围、威胁下生存,两种制度一直处于尖锐的斗争和严峻的对峙国际环境之中。
  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甚至彼此借鉴与吸收对方长处,已是当今国际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对抗与斗争依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基本关系。“一国两制”方针的确定,把列宁关于“利用资产阶级资本”的思想加以延伸,扩展到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内不仅允许资本主义在部分地区存在,而且利用其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允许港、澳、台保留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保持其繁荣稳定同我国的整体发展战略相联,是“一国两制”构想在战略上的深谋远虑之处,是对列宁“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战略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运用。
  再次,“一国两制”构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国家作为阶级冲突的产物,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是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国家作为控制阶级对立需要的产物,表面上又是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是对立面之间的“调停人”。当然后者服从于前者、后者是前者手段和方式的改变。“一国两制”构想,把祖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香港、澳门、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统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这样不仅缓和了一个国家内部两个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而且化冲突为互相尊重、共同繁荣。“一国两制”作为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它既不同于“联邦”,也不同于“邦联”,而是容纳了复合制国家某些特点带有创新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第四,“一国两制”构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国两制”构想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者不是对抗的,而是互补的,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战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战,扩大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内容。“一国两制”构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地位,坚持港、澳、台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地位,坚持外交、国防等事关国家主权的重大事务由中央统管的原则,把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结合中国当今实际而进一步具体化到国家主体制度、国家领导体制并和国家主权相联,是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的重大创新,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更容易被人接受、更有保证。
  第五,“一国两制”构想发展了和平共处原则,为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新思路。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后,人类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时期。“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不仅是“和平共处”原则在处理国内问题的创造性运用,而且提供了一个既坚持原则,又能适当照顾各方利益,既有益于缓解矛盾,又有合情合理解决问题的范例。“一国两制”发展了和平共处原则,为消除国际热点、消除国际纷争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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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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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他从时代的要求,党的历史使命和新时期新特点的视角,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是邓小平党的建设思想的发展。它进一步解决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成为面向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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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和中国人民长期选择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是由它的性质、宗旨及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决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第一,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共产党是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党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党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领导全国人民使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项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这个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走偏方向,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从而延误我国现代化的实现。第二,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我们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它掌握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与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进而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三,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正确调节和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形成安定团结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它没有自身狭隘的利益关系,因此,能够驾驭矛盾,总揽全局。第四,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才能形成凝聚和团结全国人民的核心,达到人民意志和行动的统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出现过失误,甚至是严重的失误,诸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失误呢?从客观来看,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宏伟事业,是一项极其复杂和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有其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认识这些规律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人们只有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通过成功与挫折的反复比较,才能逐渐认识它和把握它。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答案,也绝无什么固定经验可供遵循,探索这一规律难度更大。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间比较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的特殊规律还把握的不够,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从主观上看,1957年后,党在不断取得的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办事不那么谨慎了。指导思想出了偏差,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引发了几次失误。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从总体上看是前进中的错误,探索中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向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掩盖不回避,而且历来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失误和战胜挫折,同时也欢迎人民群众批评和帮助党纠正失误,恢复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地纠正失误中成熟,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时期也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认真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经过拨乱反正,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为了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这是邓小平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立足于党的现状所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和所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而且从过去长期搞计划经济转变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过去的封闭、半封闭转变为对外开放。这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必然要求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和领导制度相应地加以变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改革和创新。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必须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必须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领导体制、领导机制和领导方法。为此,党必须逐步建立健全民主和科学的决策、执行程序,必须确立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本准则,必须正确处理党向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的关系,必须善于从日常事务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腾出精力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新时期,适应新环境,新要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党在新时期做好各项工作的关键。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这是争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胜利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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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期更应当加强党的建设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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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必须清醒认识新时期党面临的新考验,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身素质。
  新时期党面临着执政的考验,党的执政地位,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也使党面临严峻的考验。首先,执政的地位容易使一些党员滋长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甚至腐化变质;其次,执政的地位容易使一些党员滋长脱离群众的倾向,甚至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第三,执政的地位容易使党受到几千年封建主义思想的侵蚀,甚至出现特权和个人专断。新时期党还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总方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对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会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滋生发展起来,首先,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否定我们体制中的一些弊端,这容易使一些人产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甚至动摇。第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法制一时不健全,改革一时不配套,而新事物,新问题不断出现,容易使一些人有空子可钻,甚至出现敲诈勒索等问题。第三,国内外敌我势力利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大机,大肆进行渗透和和平演变活动,容易使一些人丧失党性,甚至为敌人所利用。新时期党所面临的新考验,使党的自身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新时期党的建设主要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四个方面。其中思想建设主要是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建设主要是完善民主集中制,把党建设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制度维护中央权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当前特别强调的是增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切实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作风建设主要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恢复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当前重点是消除腐败进行廉政建设。加强党的建设,从严治党,严肃党纪,坚决消除党内腐败分子,决不姑息养奸。制度建设主要是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监督制度。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为此,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主要有: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健全党的组织制度,健全党的干部的选任、考核制度,健全完善党的监督制度,形成有力的监督体系。
  总之,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事关全局,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经受多种考验,在加强自身建设中不断完善自己,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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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个代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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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  。他说:“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论断是我们党8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世纪我们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十分清醒地把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以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扫清了障碍。新中国建立后,大规模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工作重心转移,不断深化改革,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历史责任感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也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斗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新的先进文化的历史,是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先进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未来方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先进文化含先进的思想道德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两个部分。其中先进的思想道德是整个文化的核心内容,规定着整个文化的性质和方向。现阶段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论和正确的世界、价值观、人生观,倡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风尚。现阶段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还要大力提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对先进文化的发展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掌握和利用现代科技的重要性,善于把握世界学科世界最新技术发展趋势,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经常告诫人们,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我们考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展望新世纪,科技在发展,环境在变化,但是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没变,一切为了群众的理念没变。扎根群众、代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不仅是我们党过去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法宝,也是今后战胜险阻,克服困难的力量所在。
  “三个代表”是密切相关,辩证统一的整体,它十分鲜明地反映了我们党的性质,任务和宗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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