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帽子(用卡纸):全裸不挂的真实武则天

全裸不挂的真实武则天



公元686年3月，武则天称帝在即。有一天，她端坐朝堂，猛然间想起指鹿为马的典故来，扫一眼殿上的文武百官，不知这些男人心中都想些什么，服她不服她？恰在这时，北门学士鱼保家出列献上一张图，图上画着开了四个口的一个匣子，名曰“铜匦”。武则天只看了一眼，就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当即采纳了鱼保家的建议，在朝堂设置铜匦，号召文武百官互相告密，互相揭发。此风一开，人心惶惶，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告得人人都怀中揣个小兔子，不知哪一分哪一秒就会大祸临头。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大玩笑。第一位“受益者”竟是铜匦的设计者鱼保家。有关这段佳话，陕西著名作家徐剑铭在其后的文章中有绝妙的描写。接着武则天又把这种恶劣的风气推行全国，号召全国民众都可以告密。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禀于客馆……”这和1966年的红卫兵大串联何其相似尔！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里，香肠挂在铁丝上，有二里路长；鸡蛋摆在石板桌上，任君选用。不花一分钱，随便吃，随便扔！一时沉渣浮起，四方告密者蜂起。一千二百八十年之后的1966年，历史又重演了这一幕，差点给中华民族带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今天否定“文革”，实际上就应该从根子上否定武则天的这一套。“文革”中出了个“四人帮”，可在武则天那时，最少应该有“四十一人帮”，即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丘神责力、来子王旬、万国俊、周兴、来俊臣、鱼承晔、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弘义、张知默、裴籍、焦仁禀、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备、陈嘉言、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周利贞、裴谈、张福贞、张思敬、王承、刘晖、杨允、姜韦、封行旬、张知、卫遂忠、公孙琰、钟思廉、崔献可。这些酷吏和文革中的江青一伙一模一样，人间有多少种坏事，她们就干多少种，并且每天都在增加着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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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来俊臣编写的《告密罗织经》吧：“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云。”“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究，百无一实。”他们又“竟为讯囚酷法”，发明了“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魄”、“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等十号大枷。还有“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折胁签爪，悬发薰耳，卧邻秽溺，曾不聊生，号为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着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於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和“方梁压髁，碎瓦拷膝，……凤凰晒翅，猕猴钻火”等等骇人听闻的酷刑，使囚犯“战栗流汗，望风自诬”。又于洛州牧院和皇城丽景门即新开门内设制狱，来俊臣主大狱事，“每鞠囚，不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于瓮，围炙以火，绝其糇粮，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但入新开门狱者，自非身死，终不得出。”丽景门因此被称作“例竟门”。当时公卿入朝“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够了！刘少奇被扔在开封的火葬场，贺龙元帅饿得吃棉花套子，张志新临刑前被轮奸，被割断喉管，原来这一整套都是从武则天那里学来的。因此，同样的观点加在那些赞美武则天的人头上，我想他们只会把口张成一个○字，发不出声音。不信，让他们回到一千三百年前，给武则天当上一回臣子，看他们还敢歌颂武则天的恐怖统治？他们都是些站着说话腰不疼的人，让来俊臣、索元礼给他们点颜色，上个小刑，只剥下一小层皮，他们就知道“武则天真革命”了。武则天让那么多鲜活的生命，成为她奴役国家的垫脚石，成为她一人独尊，欺压亿万生灵，胡作非为的杀手锏。她的作派，给后世留下了恶劣的样板。后世的皇帝老儿，都想学她的样儿，把中国弄成皇家“一言堂”。歌颂她，赞美她，是不是也想再造就出一个新的独裁者，对我们的后代再一杀五百口？一杀一千口？杀得太阳失色，杀得江水倒流，再造人间大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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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篡改国号，武氏子孙全部封王，将李唐子孙赶尽杀绝，连亲生儿子也一并屠杀。汉高帝驾崩后，吕后面临诸候作乱，匈奴进攻，国家危在旦夕，在萧何的提议下，由太后代理朝政，终于使国家由危转安，稳固了朝纲。孝惠继位，太后摄政，所任用的贤臣如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没有一个不是汉高帝重视仰仗的人，也都是刘氏皇族的亲信。反观武后，为一己之私，毒死长子李弘，诬陷次子李贤，迫其自杀。新旧唐书记载，李弘和李贤全都是仁孝温和、礼义良善的谦谦君子，尤其是李贤，才华横溢，容止端雅，后汉书就是李贤所注，流传至今，就是因为李贤在监国是表现出过人的才干，朝中的宰相大臣全都靠向李贤，遭到亲生母亲武后的嫉恨，迫其自杀。

赞美强暴还要给恶魔硬穿上一套“历史动力”的外衣。这件外衣一穿，就让不明是非的人眼花了。试想，唐朝没有武则天，地球会爆炸？人类会灭亡？我们不会出生？今日中国仍处在黑暗之中？一百多斤的肉体生命，只能用一百多斤的肉体生命去对衡，无辜多杀一个人，那么她就应该以命抵命，不管她是皇帝还是老百姓。因为她也是爹在娘身上流了些汗，费了些力气才打造出来的。不能因为她有权谋，会当官，能爬到位极人臣的位子上，就说她就是金精子，银卵子对合而成的。她在马桶上放个屁，也是万里山河发出的嘹亮音响。屁！屁就是屁，绝不会是音乐。抬高了说，她是个政治家，压低了说，她连娼妓都不如。娼妓只取百人钱财，她却要夺万人性命！到了世纪末，有识之士对历史的反思更加人情化，更加人权化。否则也不会因“9.11”事件，全世界都在讨伐恐怖分子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人情化三个字，说明了就是要说的人话。其他的话，如果不是人情化，那就必定是动物的叫嚣。在若干年里，动物般虚假的，歇期底里的叫嚣铺天盖地，真实的，善良的，人类的美好语言，却要被押赴刑场前就勒断喉管！站在维护民主、人权的高度上，再评说武则天时，新一代有识之士的观点和口气便有了很大的，更是质的变化。

中科院故院长郭沫若不仅是位享有盛名的史学家，还是位写历史剧的高手。1960年他创作的最后一个历史剧《武则天》公演时曾取得轰动效应，以后还把剧本加上研究成果出版了一册专书《武则天》。遗憾的是其中的武则天是经他曲意美化过的，和真实面貌有极大的出入。

《武则天》里首先美化了她和丈夫唐高宗李治的关系，说“高宗信任武后是比较专一的，虽然有时也听信过谗言，想废掉她，但终于让她辅政多年”。其实这哪是事实？事实是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专威福”，弄得高宗“不能堪”。高宗和宰相上官仪密谋废掉她没有成功，上官仪被诬“谋大逆”杀死，高宗成为傀儡，“生杀赏罚”都得听武则天。这怎么能说是对她信任，“比较专一”呢？

《武则天》里认为她的政权“获得人心”，“得到人民拥护”，其根据是《新唐书》则天传里所说高宗上元元年她建言“劝农桑，薄赋徭”等十二事。其实这类勤政爱民的官样文章在旧时代是屡见不鲜的，实行与否则很难说。就“薄赋徭”来说，高宗上元时并未降低过租庸调和户地税的税额。《武则天》还说她维护均田制，可惜郭老自己也承认“从史料中找不到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只好从《全唐诗》里找来武则天的《石淙》诗，说诗中的“‘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或许可以作为她的歌颂均田的一种流露”。按这诗是武则天行幸今河南登封石淙山时刻在北崖上的，同时还有从臣们的诗，其中姚崇的诗也有“均霜揆日处天中”之句，这和武诗的“均露均霜”都是即景成文，最多带点“雨露均沾”或“风调雨顺”的意思，和“田”之“均”哪有关系！有利于武则天施行德政的记载实在不好找，而反面的倒不少。如史学家研究逃户时常引用的陈子昂《上军国利害书》，就说当时好多地区“莫不或被饥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对这类史料，《武则天》里何以只字不提？至于《武则天》里用户口增加和没有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来为她评功摆好，就更徒劳。在古代中国这样的封建社会里，只要不逢特大灾荒或特大战乱，人口增加本是迅速的，算不上武则天的功劳。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也不好说是武则天“得到人民拥护”，因为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要有条件，条件不具备、不成熟，即使政治黑暗也不一定发生。中唐的穆宗、敬宗都是很糟的，可同样没有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能说此时的中央政权也“得到人民拥护”吗？

《武则天》说她杀宰相裴炎杀得对，理由是当时人写的《朝野佥载》上说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时曾派骆宾王编造了童谣劝说裴炎内应，并说裴炎也有效法司马懿的野心。其实到了唐代，门阀制度已经衷亡，魏晋南北朝时权臣想篡位的事情这时根本不可能发生，司马光在《通鉴考异》里已指出《朝野佥载》中此话不可信。可《武则天》书里不仅相信，还凭空编造出裴炎前此曾想“拥戴上官仪”，“上官仪也想做皇帝”，实在是厚诬古人。还有位程务挺是抗击突厥的名将，只因认为裴炎冤枉而上表申理，被武则天加上与裴炎“潜相接应”的罪名冤杀，《武则天》书里可认为杀得不冤枉。武则天先把儿子章怀太子李贤贬到巴州，不久又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去迫他自杀，“既而归罪神勣，左迁叠州刺史，寻复入为左金吾将军，深见亲委”这明明是在耍政治手腕。《武则天》却曲解为“初加贬谪者是怀疑丘神勣逼死了太子贤，寻复原职者是发觉了丘神勣的冤屈，太子贤之死，看来别有原因，是史书上一笔悬案”，剧本里更说是裴炎贿买丘神勣部下杀害了李贤。其实如武则天本无杀李贤之心，何以事后连李贤长子光顺也杀掉，次子守礼“幽闭宫中十余年，每岁被敕杖数顿呢”？要知道为了改朝换代乱杀人，在历史上本是常事。剧本中被武则天提升为宰相的骞味道，以及被她任用的大将李孝逸、黑齿常之，还不先后都被收拾掉？为了给武则天贴金，硬派这些人统统该死，实在大可不必。

武则天是用过一些有才华的人，但不能像《武则天》书里那样说她知人善任，因为更受她宠用的是那些酷吏、男宠以及一大群武家子弟。酷吏就是近代的所谓特务，在任何时候都是祸国殃民的坏蛋，不知道郭老怎么能把任用酷吏说成是武则天的“特出的政治措施”。郭老还认为武则天玩男宠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之说不可信，理由是其时武则天已有六七十岁。其实人要淫乱起来并不受年龄的限制。薛怀义只是名市井无赖，二张也只是“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的贵族子弟，不凭男宠身份怎么能如此为非作歹，甚至使“诸武朝贵，匍匐礼谒”？还有那武家子弟也十九不是善类，像被任命为统帅去对付少数民族奚契丹的武懿宗，就是见了敌人“弃军而遁”，而屠杀从敌方逃归的老百姓却极其残忍，“生刳取其胆后行刑”。这种害民贼也被寄以重任，能说武则天真的知人善任？另外武则天造龙门大卢舍那佛像之类，明明是浪费财力的无道之举，在《武则天》里却说“值得赞赏”。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男宠二张以及御用文人玩点宴饮赋诗的把戏，又被说成“对于唐代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连这个惯弄阴谋的上官婉儿也被描写成十分纯洁十分正面。所以我说这册《武则天》和她的真实面貌实在有着极大的出入。

唐代史料的原本是实时记录的起居注，当皇帝死后，史官根据起居注的内容编修成实录，言语、事件均如实记录，故称实录，所加评论则是见仁见智，但不影响内容的真实性

唐朝掌管记注工作的也并非全是男人，德宗朝至文宗朝，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曾先后执笔记注

流传于世的两唐书、资治通鉴所采用的史料大多出自各朝实录，少部分采自文人笔记的可信部分

中国古时候的史官多是硬骨头，相较于品性而言文采倒在其次，唐朝的史官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曾有亲切关怀史官修史的不光彩记录，他想要查看本朝的起居注，被褚遂良毫不客气地拒绝。虽然最终高祖实录和李世民本朝的起居注在皇帝的压力下有所曲笔，却仍然没有掩饰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手刃兄长的事实，可见史官即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修史也是有底限的。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唐文宗时期，甘露之变后唐文宗担心史料对自己的记载会惨不忍睹，提出要看起居注，被史官魏暮无情拒绝

那么，我们来看看编修武后朝实录的情况，涉及到的主要人物是名著《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

吴兢，武则天在位期间开始担任史官。当时编修国史的权柄由武三思执掌，而武三思其人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歪曲史实的能力很强，在他的干扰下，实录成了虚录。吴兢有着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史官的共性——耿直，面对如此情况气愤难当，私下里编写《唐书》、《唐春秋》，对时事秉笔直书，留下了信史。唐中宗神龙年间时任右补阙的吴兢与刘知几、徐坚、韦承庆等人编撰《武后实录》，唐玄宗开元年间又与刘知几等人重新编修《则天实录》，因修史公正、不徇私情，世称良史

关于吴兢的正气有个著名的故事：刘知几去世后，唐玄宗李隆基的铁杆死党——大才子张说入相，受命兼修国史。张说见到已经完工的史料中有记载张易之诱劝他诬陷魏元忠之事，虽然当时嘴上答应后来没有这么做，却仍然感到很不爽，于是故意对吴兢说这是刘知几不给自己面子。吴兢从容回答道：“这就是我写的，草稿仍在可以为证，与逝者无关。”身为宰相的张说几次请吴兢通融一下，都被断然拒绝

再者，武则天是中宗和睿宗的母亲，是玄宗的祖母，是肃宗的曾祖母......所谓百善孝为先，武则天之后的皇帝们都是她的直系后代，不愿意、也不会允许史官诬蔑自己的亲人，所以武后朝的实录所载内容基本是属实的，不仅不会对武则天的一些不当作为添油加醋，相反还有可能略有删减，以适当迎合皇帝的意思（史官毕竟也是人，前途重要、脑袋更重要，只要不违背良心就行）评价一个帝王在位时期的政绩，多从内政与外战两方面评定，内政决定国民的生活质量，外战则是保证国家存在的根本。相对而言，帝王的私德如何与政绩几乎毫无关系，以唐朝为例，唐太宗李世民弑兄杀弟屠侄纳弟媳，丝毫不妨碍开创贞观之治；唐玄宗李隆基有谋杀伯父的嫌疑，又疑似逼父退位，纳儿媳，杀四子，同样有开元盛世；唐宪宗李纯有弑父杀叔嫌疑，一手缔造元和中兴。所以武则天尽管狠毒，在评价其政绩之时同样不应考虑私德如何，尽管身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祖母有这样的作为，确实令人发指

内政方面，武则天基本延续了贞观、永徽年间的制度，人口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物价平抑，国家经济处于良性发展中；武则天因个人出身问题重视人才选拔，完善了科举制度，并广开言路，在这种情况下有用之材与奸诈小人并进，一度导致在不断清除政敌（事实上多为帝国的股肱之臣）的同时朝廷里奸臣当道，滥用私刑，恐怖气氛日渐浓厚，并且波及到了民间；武则天喜欢大兴土木，建明堂虚耗人力物力无数，更因崇信佛教四处修建佛寺，耗费金钱的同时导致僧人数量激增，国家税收大打折扣

外战当面，武则天在位期间败多胜少，重大战役除收复安西四镇外，先后惨败于吐蕃、契丹、突厥，丧师辱国，令帝国颜面尽失，被后人评为外战外行。帝国正处于强盛期，况且有太宗、高宗时期打下的基础，军队士气低落，战争打成这样身为皇帝的武则天难辞其咎。一方面，武则天任用的主帅多为薛怀义、武懿宗等佞幸之人，而能征善战的将军如黑齿常之等人无故诛杀，军队士气低落在所难免；再者，因徐敬业起兵，她把已故名将、徐敬业的祖父李绩焚尸扬灰，李绩为帝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且在早年武则天谋求立后之时恪守中立（实际上相当于支持），死后受到如此待遇岂能不令将士寒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元和年间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与朝廷作对，宪宗出兵讨伐前特意下诏不许毁坏其祖父、早年间立下大功的王武俊的坟墓，而王武俊在立功之前还有过谋反的记录

综上所述，武则天算的上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功过基本相抵，她是暴君无疑，但并不是昏君。在郭沫若疑似因特殊目的为武则天翻案之前，武则天受到评价并不像现在这么高，诚然这其中有旧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作怪，但更多的是出于对史实的客观评价。那个特殊时期过了以后，女权运动兴盛起来，武则天又被女权主义者盲目追捧，其功绩被过分夸大，事实上如果郭沫若所言“政启开元，治宏贞观”不夸张的话，那代宗、德宗、顺宗这几个中唐时期还算合格的守成之君（代宗甚至不只是守成）岂不都是“政启元和，治宏天宝”？这多少有些搞笑的成分了

男女在人权上平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武则天并不是一个合格的YY对象，即便抛去私德不提。在古代有杰出作为的女子中，论治国理政，她不及契丹萧绰；论行军打仗，更是远不及唐平阳公主的皮毛；她所令人敬佩的就是顶住了重重压力迈出了称帝这一步，为了这一步，她把女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母性——几乎丧失殆尽，后人读史之时难免要在心里替她问一下“值么？”

多次见到女权主义者捧武则天的同时贬低除李世民外的其他唐朝皇帝，事实上她们不仅对唐朝诸帝的作为缺乏基本的了解，甚至对武则天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也知之甚少，所以有此一。开篇就写了，史官记事归记事，评论归评论，他们怎么评论并不影响记事的真实性，后人不完全认同他们的评论也属正常，看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了。比如砸缸的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评论是与叙事分开的，读者可以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