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田杏梨洗澡第一视频:高俅的发家史，其实就是大宋朝的完蛋史

高俅这人，身上的长处还是不少的，书上说他“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可以说在音乐、武术、文化、体育等方面都有“造诣”。除此以外，最拿手的绝活还是踢得一脚好球。黄金右脚也好、黄金左脚也罢，总之高俅的球技在京城是相当出名的，知名度大概不会比现在的郑智、李玮峰他们低，“高毬”的外号便由此而来。

踢球这项运动在两个时代最流行，一是北宋，二是现代。高俅这种人，如果生在其它朝代，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小混混。然而高俅很幸运，生在了一个踢球盛行的年代。

像高俅这样文化方面懂一点，音乐方面通一点，足球踢得好一点，道德方面“前卫”一点的社会青年，若是生在现代，那肯定是娱乐圈、体育圈里的焦点。偶尔弄出点球场暴力、花边新闻，偶尔踢进一两个“世界波”高俅的知名度估计不是如今男足国脚们所能比的。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带领中国队踢出亚洲，在世界杯上夺个名次什么的。当选世界足球先生，成为中国的马拉多纳也说不定。可他偏偏生活在宋代，并且转会到了皇家足球俱乐部——齐云社，高俅的人生开始朝着另一个轨迹发展。

高俅加入皇家足球俱乐部“齐云社”事出偶然，当时高俅正像一只足球一样被提来踢去，柳世权把他踢给董将士，董将士不敢接，把他踢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不愿接，一倒脚又把他踢给了驸马王晋卿，王晋卿见高俅是个“人才”于是不再倒脚，留在了自己府里。

时间不长，时为大宋朝端王爷兼足协主席的赵佶看中了高俅，高俅那一记“凌空抽射”给端王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赵佶一句话，把高俅的组织关系从驸马府转到了端王府，从此高俅成了“齐云社”的主力球员，与端王成了黄金搭档，形影不离。

后来赵佶从端王爷兼足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摇身一变当了皇帝，即宋徽宗。作为“齐云社”一号主力球员，高俅很快成为徽宗皇帝重点培养、提拔的对象。

对于高俅这样非科班出身的体育明星，要挤进宋朝文官圈子很不现实，因为在宋朝，县长以上的文官都要具有进士资格，高俅连秀才都够不上，徽宗皇帝想提拔也没有理由和借口。于是提拔高俅只有从武将方面入手了，徽宗为了提拔高俅做武官，也颇费了一翻心思，先把高俅下方到基层边关，镀一镀金，然后再调回中央，为升迁打下基础。

在徽宗皇帝的精心栽培下，高俅从一个足球队员一跃成了殿帅府太尉，真应了那句话：“朝里有人好做官”何况高俅朝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帝自己。从平头百姓到国家高级干部的转变，高俅只用了半年时间。

时代造就人才，像高俅这种人，若是生在现代，他不作球星谁作球星；若是生在宋代，他不作奸臣谁作奸臣。 高俅的发家史很让人好笑，一个连董将士、小苏学士都不敢或不愿收留的混混，为什么会在小王都尉和徽宗皇帝那里受到重用呢？

董将士只是一个开药铺的本分的小市民，在他眼里高俅这种混混是绝不敢收留在家的，影响下一代不说，还似一颗定时炸弹，指不定哪会儿就会爆炸；小苏学士是有名的正儿八经的文化人，在他眼里如何容得下高俅这种破浪子弟，所以不愿收留。在正经的小市民和文化人眼里，高俅一钱不值，东京城里人民甚至不容他在家宿食，请注意书里提到的“人民”字眼，人民二字很重要，它代表了基层大众的心声。

一个为人民所不容的人，在朝廷里却得到十分的重用，并且是平步青云，这样的朝廷不是黑暗是什么？这样的皇帝不是昏庸是什么？天下不乱才怪！

人们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看未必。高俅的发家史说明了什么？不正说明了朝廷的黑暗，皇帝的昏庸吗。高俅、童贯、蔡京、杨戬之流受到赏识，又说明什么？没有昏君，何来奸臣。只是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施耐庵不便明说罢了。

金圣叹在评《水浒》时曾说，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单八人，则是混乱源自民间（乱自下作）；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混乱出自朝廷（乱自上作）。金圣叹不愧是才子，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让高俅这号人出任国家高级干部，干好事未必行，干坏事却绝对在行。新官上任三把火，高俅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既不是操练士兵，也不是严明军纪，而是把跟他有过节的手下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修理了一番。其实也不是王进自己跟高俅有过节，而是王进的父亲王升曾经揍过高俅，把个高俅揍得三四个月下不来床。数年之后，高俅把这笔账算在了王进身上。王进被逼无奈，唯有离家出走，目标延安府。

后来，高俅的“兄弟儿子”（父子称呼，兄弟辈分）高衙内由于性激素分泌旺盛，看上了另一个禁军教头林冲的夫人，高俅略施小计，生生把一个老实巴交、忍气吞声的林教头逼上了梁山。再后来，又把杨家将的后代杨志弄得流落市井街头，实在没有钱换饭吃，不得不卖刀糊口。

王进被迫离家出走，直接引出了史进，史进的出场又引出了少华山的三个黑帮头目朱武、陈达、杨春和提辖鲁达，鲁达又引出了林冲，林冲又引出了杨志，杨志又引出了“生辰纲案件”，生辰纲一案又引出了晁盖等上梁山……这一系列核聚变般的连锁反应，正是这位高太尉一手造成的。

可以说梁山集团日益发展壮大的背后，也有这高太尉的一份功劳。难怪施耐庵写《水浒》时一开始不写一百单八人，而先写高俅的发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