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银行卡需要激活吗:既要“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

既要“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

——从鲁迅“立人”思想说起

舒泽池

　　一百多年以前，鲁迅正在日本留学。这正是满清的腐败已近极限、辛亥的枪声尚未响起的黑暗时刻，孱弱的中国、愚昧的民众给予鲁迅强烈的刺激，托尔斯泰、尼采等西方贤哲给予鲁迅朦胧的启迪，而仙台医学院几分钟的电影放映，更促使青年鲁迅忧国忧民的思想产生了“顿悟”。1907-08年间，鲁迅先后写了《文化偏至论》等数篇文章，在遍数西方科学文化之源流发展后，提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既批判旧日中国“尚物质而疾天才”，又指出当时的西方文明（即“物质”与“众数”）为“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却又“余力流衍，乃扰远东”，“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今年已是2011年，历经百年之沧桑，如今读到这些文字，当年鲁迅以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提出此等见解，其彻底，其胆识，令人骇然！

　　青年鲁迅在这几篇短文中提出的“立人”思想，已经成为近二三十年鲁迅研究的热点和核心，也有论者认为是鲁迅思想之核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鲁迅在当时就说他的文章“非云已尽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为中国将来立则”，只是“神思新宗之意”，所以，他所提出的“立人”的“道术”（我理解为方法、途径），仅限于两个方面：“非物质”，“重个人”，也就是“尊个性而张精神”。我认为这是我们在百年之后研究鲁迅“立人”思想时必须认真领会的一个重要问题。从1907年提出“立人”思想到1936年去世，鲁迅在他短暂的三十年的战斗生涯中，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坚持了、贯彻了他所认为正确的“立人”思想，但是他并未穷尽、更未固化他的“立人”思想，用他后来说过的话，是“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样走”，或者更彻底一些，“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自然不会为百年后的中国、为百年后的我们“立则”，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所以，对于我们从事各种文艺门类的做具体工作的人，我想更多地是应该从鲁迅的“立人”精神中得到启示，得到指引，根据当前中国的情势，提出我们的见解，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

　　以下，我想从五个方面，表达我个人的一些意见。

一、“立人”的根本内容

　　关于“立人”的重要，鲁迅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而且斩钉截铁，毋容置疑。关于“立人”的根本内容，也就是欲立之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品质，鲁迅在以后的著作和演讲中也曾多次涉及，但是没有归纳性的叙述。鲁迅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提出，要使孩子们将来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在《北京通信》中，具体化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并且补充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而我觉得最可宝贵的，是他在《随感录二十五》中写下的：要“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这“完全的人”四个字，应是“立人”的根本，“立人”的目标，“立人”思想的重要精髓。

　　用我们现代熟悉的语言来说，“完全的人”应该是与“人的素质”意义相通的。“素质教育”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党的十五大上正式提出，基本方向十分正确，但是具体内容始终不够明晰，因此实际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在我看来，培养“完全的人”或曰实施“素质教育”，必须先要明确：虽然我们经常将“人才”两个字连起来说，但是“人”与“才”是有区别的。素质教育的目的不在于造就“才”，而在于完善“人”。只有首先是个完善的“人”，才能造就成“才”；只有数以亿计的中国公民都成为完善的“人”（即鲁迅所说的“完全的人”），才能在此基础上产生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是个“本”与“末”的关系，绝对不能颠倒。中国教育的症结，正在于逐“末”轻“本”、甚至“舍本逐末”。

　　什么是完善的“人”？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述：

　　“身”——健康的身体；

　　“心”——健全的心理；

　　“情”——丰富的情感；

　　“智”——正常的智慧。

　　这四个方面，不是并行的，而是递进的，打个比方来说，好像是一个宝塔结构，塔基是“身”，上面是“心”，再上是“情”，塔尖是“智”。

　　特别要说一说其中的“智”：不是指“智商”，不是指“智育”，也不是指知识和学问、更不是指学校里的功课和分数，而是普通人的智慧，正常人的智慧，关于怎样求知、怎样做事、怎样共处、怎样做人的常识一般的智慧。

　　这四个字，就是“完全的人”的不可或缺的四个方面，也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而且能够具有的人生基础。

　　只有在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基础上，他的知识、能力、智慧、个性，以及各种才艺，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而且于人、于己、于世，都有所裨益。

　　也许他的一生很平淡，但是也很平和，很充实，很安详，默默地为社会、为国家、为家庭做他该做的事。

　　也许他会遇到挫折，甚至遇到灾难，但是不会沮丧，不会逃避，就像在2008汶川地震中的许多人，瞬间焕发出智慧、勇气、责任和道德的光芒。

　　也许他会在人生中遭遇失败、遭遇不公，但是总能从容应对，从不气馁，从不狂躁，重新学习，重新出发，调整自己，适应社会。

　　也许他有机会接受较多的教育，学习更多的知识，或者还能通过硕士、博士的学业，但是不会拿硫酸泼熊，不会因失恋跳楼，更不会用菜刀砍落师妹的头。

　　也许他有机会进入重要岗位，有必要担负更重要的责任，但是不会忘乎所以，不会恣意妄为，不会飞扬跋扈，不会利益熏心。

　　能不能做到这些，其实，和他的学历、地位、知识、财富、出身、经历，都没有必然的关系。

　　也许他是个小学教师，也许他是个省委书记，也许他是个农民工，也许他是个宇航员……他们都称得上鲁迅所赞美的“中国的脊梁”。如果这样的人能够数以亿计，能够代代相传，中国人的光彩，中国人的地位，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又将是怎样！

　　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尊个性而张精神”，这就是鲁迅所向往的“人国”的基础。

二、“学习型社会”与“大教育”

　　鲁迅所说的“立人”，“根柢在人”，其中的“人”，指的并不是少数精英（鲁迅谓之“所谓识时之彦”）或者天才，而是广大的“民众”，即“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关于这点，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是这样叙述的：“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应该说，鲁迅的关于“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的思想，直到最近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前，并没有得到我们很多人的认同，包括许多学者和官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十分重视“人才”（实际上是指“才”）的培养和待遇，对于“民众”相对是不够重视的，更不用说什么“还重要”。上一节说到“本”与“末”的关系，也是这个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建设全民学习、终生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方针，与鲁迅提出的“立人”思想，是一脉相承、完全吻合的。

所谓“全民学习”，就是培育“好土”；所谓“终身学习”，更是包括了“土”和“花”；所谓“学习型社会”，就是“人国”的社会。如果鲁迅重生，想必会赞同这个方针。

　　鲁迅还说过：“做土的功夫，比要求天才还切近”，若无好土，即便是天才也只能长成“一碟绿豆芽”。形容得真生动啊！如果鲁迅重生，想必不会满意当前的现状。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做土的功夫”摆到“切近”的位置。

　　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根本，在于跳出“小教育”（学校教育），创建“大教育”；由教育部（实为“学校教育部”）的教育，变为全国、全党、全民的教育。

　　上节提到的“素质教育”（即培养“完全的人”的教育）提出多年而收效甚微，原因之一即在于有意无意间将素质教育纳入“小教育”的圈子，化成与“知识教育”、“能力教育”相并列的又一门学科教育。素质教育应包容学校教育、但不以学校教育为中心，学生在校时的社会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离开学校后的终身教育，都不能离开素质教育。

　　如果我们真的重视鲁迅的“立人”思想，就应该建立“大教育”的观念，而且以举国之力推行之。“小教育”（学校教育）有个国家教育部管着，“大教育”呢？按照当今中国国情，应该在国务院架构下，对于中国特色的“大教育”，从国家、地方、民间多个层次，建立倡导、支持和推行的机制。只有在结构上、机制上有了相应转变，才能使“学习型社会”不致沦为空洞的口号。

三、建立“普遍文化”观念

　　“大教育”与“小教育”的不同，不只是范围的不同，程度的不同。“大教育”不能简单看作是“小教育”的减薄版，普及版，而是有其特殊的要求，特殊的规律。

　　为了更好地体现鲁迅的“立人”思想，建设学习型社会，我建议提出“普遍文化”的概念。实际上，这个词汇也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首先使用的。

　　“普遍文化”不同于我们以前使用的“群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概念。学校教育离不开文化的教育，但是与学校教育相比，“普遍文化”的教育在多个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是对象不同。“普遍文化”的教育对象涵盖各种年龄、职业、文化基础和兴趣爱好的不同。

　　其次是需求不同。“普遍文化”的教育对于文化的需求是丰富多彩的，从了解、欣赏、浅尝辄止到希望身心投入，都有需求。

　　第三是数量不同。任何一个社会，在学学生人数都是少数；任何一个个人，在校学习时间都是漫长生命中的一个小片段。再加上我国具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基数，“普遍文化”的教育对象的人数是非常庞大的。

　　第四是目标的不同。“普遍文化”的教育一般不像学校教育那样有明确、划一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任务，而是更为宽泛的、长期的艺术熏陶和文化修养。

　　因而，必然带来方法的不同。显然，套用学校教育的教材、教法，仅仅予以简化，是做不好“普遍文化”这件大事的。

　　正如鲁迅在《随感录五十九》中所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生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没有全体人民的普遍文化的提高，“立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四、“普遍音乐教育”的初步实践——“人人音乐”

　　2008年2月，在我国一批音乐家、音乐教育家的建议与支持下，北京音乐家协会和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联合发布公告，倡导“人人音乐”理念，推行“人人音乐教育”体系。

　　“人人音乐教育”的基本理念，可以用“音乐应该属于人人”和“音乐能够属于人人”两句话来概括。更进一步的阐述，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音乐教育观念：

　　鲜明地提出“人人音乐（everyone's music）”的理念——音乐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从来与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音乐对于人的身、心、情、智的成长，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音乐不是只属于少数天才，音乐不能仅仅当作职业音乐家的谋生手段，音乐不应单纯成为富人的高级消费。我们应该鲜明地、理直气壮地提出：每个中国人都有权享用文化、享用艺术——其中包括享用音乐，就像有权享用空气和水一样。

　　分解开来看，倡导“人人音乐”的理由是基于以下四点：

　　　1.素质－音乐对于人的成长（创造力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修养－音乐修养是“人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干部）都应该具备的；

　　　3.权利－“人人”（包括各种阶层）都需要享受音乐、消费音乐；

　　　4.基础－“人人”音乐水平的普遍提升为专业音乐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人人音乐教育”提出“普遍音乐教育”和“音乐伴随终生”的理念，以“激发兴趣、提示方法、指点方向”作为普遍音乐教育的目标，使得音乐教育包容但不局限于专业与技能的音乐教育，包容但不局限于学校的音乐课程，包容但不局限于儿童的音乐启蒙，能够适应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

　　二、音乐教育方法：

　　根据音乐艺术的特性，“人人音乐教育”运用数字音乐技术，①实现了音乐教育中的“声音回归”，能够在音乐学习中真正实现以听觉为中心的原则，扫除了普通人（也包括音乐专业学生）学习音乐的最大障碍；②创立数字音乐教程，将音乐学习三要素（声音、文字、图形）和音乐的本体（声、音、乐）全面交给每一个学习者，实现了教程与教师、教程与学生的多元互动；③真正在音乐基础知识理论教育中实现“到处有教室、随时有教师”，将教师的部分功能融入数字音乐教程，降低了普遍音乐教育的成本。

　　三、音乐教育体系：

　　根据音乐教育的特殊性，始终贯串音乐听觉的重要地位，始终坚持感性和理性并重而又相互结合（即“全脑的开发”），倡导“一个核心（听觉）、三个基本点（兴趣、体验、自主）”的原则，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核心、以技巧为贯通。在音乐知识和能力的学习方面，打破专业学科体系，贯彻音乐学习中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做到“学一点、懂一点、会一点、用一点”。基本完成了以《音乐之门》和《快乐音乐Do-Re-Mi》为中心的“人人音乐教育”基本教程。并在北京和部分省市进行了教学与认证体系的试点工作，获得了初步成果。2010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上，由谢嘉幸、黄旭东等6位音乐家联名发布题为《蔡元培与当代中国“人人音乐教育”》的论文，将人人音乐教育理念推向世界。

五、结语：既要“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

　　青年鲁迅提出的“立人”思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尽管不断予以宣传和实践，但是并没有得到社会的真正认同，因而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感叹：“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一个世纪过去，尽管鲁迅杂文中所鞭挞的许多事实还没有消失，尽管“立人”的任务仍是任重道远，但是，中国大地毕竟已经天翻地覆，中国历史上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大时代，切切实实地到来了。

　　同样在给许广平的这封信中鲁迅说：“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近年间出现的某些现象，正是证明了鲁迅上述判断的正确——“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飘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沉滓的浮起》）对于这些沉滓，鲁迅仅用区区四个字就剖析了他们的本质——“发财主义”，这是何等精辟和精练啊！

　　但是时代已经发展，历史不会重复，现在社会有识之士和相关主管部门终于看到当今中国社会充斥着大量“低俗”的文艺作品和文化现象，因而引起注意、进行批判，这是社会的一个进步。对于“低俗”的泛滥，予以整治，“扬汤止沸”，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更根本、更深层次的，是要“釜底抽薪”，驱除“低俗”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

　　那就是要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准。换个叙述方法，就是要通过对于每个中国人的“普遍文化教育”，提高每个中国人的“普遍文化水准”。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既要“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

　　有人认为大众喜爱和需求的“大众文化”，难免低俗。这是不对的。如果将“大众文化”定义为“大众喜爱的文化”，那么它并不是注定一定“低俗”。是否“低俗”，归根结蒂是决定于大众的“普遍文化水准”。很显然：如果大众的“普遍文化水准”很低，难以欣赏较高水准的文化，再加上我们现在正在分析和讨伐的其他原因，那么“低俗”的东西在“大众文化”中大行其道，就是很自然、很合乎逻辑的事。如果大众的“普遍文化水准”提高了，那些“低俗”的、下三滥的东西很自然地就会被摒弃、被淘汰，上不了台面，卖不出价钱，也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这也就是鲁迅百年前所说的：“人立而后凡事举”。

　　应该使鲁迅感到欣喜的是，他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特别对发展我国公益性文化事业作出了新部署，首次明确提出了“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公益性，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基本上是免费服务，或者是低于成本、收费很少的服务；基本性，是指政府提供的是基本文化服务，而不是所有文化服务；均等性，就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富人穷人，不分城市农村，不分东中西部，都平等地享受服务；便利性，就是要网点化，做到一定范围内必须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方便群众就近参加。这些要求，体现了由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思想；体现了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思想；体现了人们平等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思想；体现了方便群众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思想。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新举措。对于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这是最根本的保证；对于鲁迅所追求的“立人”和“普遍文化”理想，这是最深沉的基础；对于泛起的沉滓，这是“釜底抽薪”的灭绝性的打击——它们“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