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时电子:毛泽东与蒋介石晚年的恩恩怨怨

蒋介石效仿共产党整风大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党政军残部退居台湾后，念念不忘反攻复国的梦想。他认为要想“起死回生”，国民党的改造是“刻不容缓”的事。于是，他召集陈立夫、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郑彦蔡等人“重加研讨”，他指责国民党中央委员400多人“见解分歧”，“无法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如不毅然断行”地对国民党进行改造，“无异自葬火坑”。1950年8月5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主席。委员有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蔡、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风翔、曾虚白、蒋经国、萧自成、沈昌焕、郭澄、连震东等16人。在该委员会之下设7个小组，分别掌握党务、宣传、政治、经济等工作。
为了指导改造运动，蒋介石相继发表了《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体年度工作检讨与明年努力的方向》、犒级干部同志应有的责锄、体年度党的重心工作》、《改造地方党务须知》等20多篇报告和讲话。在这些文献中，蒋介石反复强调，国民党几乎到了灭亡的绝境，整个生命就寄托在台湾省，而台湾前途成败利钝，又完全要看改造的得失而定。他声称，国民党的改造是深切领受孙中山在1914年和1924年两次改组国民党的经验的。蒋介石也效仿中国共产党整风的做法，印发《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中共整风运动》等4种书籍，要求学习和研究。当然，由于国共两党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区别，国民党是不可能把中国共产党的整风经验真正学到手的。
为了鼓舞士气，蒋介石1951年在金门太武山摩崖题写了“毋忘在莒”4个字。“莒”，是战国时期齐国最后困守的城池。齐国将领田单以这个城池为反攻基地，经过5年艰苦努力，采取用计离间燕王与乐毅的关系、火牛阵等手段，成功地收复了失地。蒋介石用莒城来譬喻台湾，梦想田单复齐的故事重演。
蒋介石大谈杀身成仁的陈词滥调，反复叫嚣“要以台湾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明年是反攻大陆的胜利年”等等。如何反攻呢?1958年2月，蒋介石在接见日本记者团时说：“中华民国的反攻复国大业，决不是单靠有形的军事力量来完成的。许多外国友人常从此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基本问题，自然觉得这是一件万分艰巨，甚至是短期内不易达成的任务；但是要知道——革命战争主要是靠社会民众和主义思想的力量来支持和成功的。”因此，他强调要执行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政策。1964年11月20日，金门国民党军发起“毋忘在莒”运动。11月30日，《国军毋忘在莒运动纲要》呈送蒋介石核定，然后由国民党陆海空三军总部拟定具体办法推行。蒋介石认为，这一运动的精神实质是，不仅足以坚定台湾国民党军“反攻复国”的信念，而且足以启发他们积极奋发的精神。
为达到“反攻复国”的目的，蒋介石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亲自领导，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在50年代，他的“反攻复国”口号确实迷惑了台湾和海外华侨中不明真相的人。但是，后来相信的人就愈来愈少了。而蒋介石和台湾当局长期坚持反攻大陆的错误方针不能自拔。
“文化大革命”后，蒋介石给反攻大陆鼓舞士气，也针锋相对地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台北阳明山中山楼新建落成，蒋介石发表《对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他把三民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提出“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本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极力鼓吹三民主义是“中华民族走向光明的巨灯”，三民主义使“中华一贯道统文化”再次“发射出光辉灿烂的光彩”。而台湾则是“汇集我中华文化精华唯一之宝库”。他叫嚣要“消灭赤祸”。于是，孙科、王云五、张知本、陈大齐、于斌等1500人联名给台湾“行政院”写信，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建议确定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这项建议被台湾当局接受。1967年7月28日，在阳明山中山楼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动委员会”成立大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任副会长，谷风翔任秘书长。台湾掀起此风，在海外也有一些人响应。
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其作为“反攻复国”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为了煽动人们的反共情绪和反对西方浪潮对台湾的冲击。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如果能建成一项文化作基础的自信，则这种反共的自信，将更有坚定的基础，将能发挥更大的反共力量”。因而，他们企图以“四维八德”传统文化“来促进全国人民反攻复国的精神总动员”。
台湾当局的许多政坛要人，如陈立夫、陶希圣、梁寒操、马树礼等也纷纷著述，大谈“三民主义精神和中华文化的固有精神完全一致”，发扬三民主义就是“发扬中国文化”，“实践三民主义就是复兴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70年代形成高潮。台湾设立了许多机构和专门委员会。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化研究促进委员会、学术研究出版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发明资助委员会、教育改革促进委员会和基金委员会等。台湾当局还颁布《国民生活须知》，从一般守则到衣、食、住、行方面，订出种种规定性条款。此外，还推行九年国民教育，并且大量出版古籍书今注今译。
然而，蒋介石发动的这场运动的客观效果并不理想。从1967年起，蒋介石又企图从西南登陆。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已使中共的军队分裂和瓦解，中共再想恢复过去那统一形式的政权，已是不可能，毛泽东已经收不了场。再看美国，在越南已经进行6年战争无结果。美国唯一能做的结束越南战争的事情，就是改变过去对台湾“反攻大陆”的态度和政策，允许台湾参战。
出于以上种种估计，蒋介石策划在越南战争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以国民党军在中国大陆的西南登陆，“切断越南同大陆的补给线”，一方面帮助美国结束越南战争，另一方面占领西南“作为基地，再来收复整个大陆”。然而，美国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蒋介石在美国政府面前碰壁后，改为对大陆实行“心理战、政治战、外交战”。
1969年以后，台湾当局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加强对中共进行情报战。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收买人心，制造暴乱。国民党中央提出：争取大陆少数民族、科学工作者和各党派社团反对中国共产党，策动军队宣布起义。他们幻想等时机成熟时，“邀请一切反对毛共党派、政团、部队、边疆民族之主要负责人、暨各地区各阶层人民代表，在大陆适当地点，共同筹商复国建国大计。”
在外交上，蒋介石自感台湾地位每况愈下，便主张“抱定自力更生之决心与自助人助之信念”，“争取外交主动”，“争取国际间同情与支援，尤应促成亚太区域安全体制之建立，与国际反共联合战线之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他梦想从国际上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最后被孤立的不是大陆，而是台湾。1971年，台湾被逐出了联合国。
主权问题绝不含糊重开三次合作邀毛来台进入七十年代之后，由于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乘机蚕食领土、领海，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在民族利益面前，蒋介石表示要维护主权，并愿意为此而同大陆中共方面进行高层次的接触。
蒋介石在大陆执政期间和退居台湾后，长期依赖美国的支持。对于美国要其宣布台湾独立，则始终没有答应，即使在3次台海危机期间，也一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1967年9月7日，他在与日本首相佐滕谈话时说：“美国由于不愿卷入台湾‘反攻大陆’的漩涡，于是有‘两个中国’的想法，借以苛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国’办法，是我所绝对反对，而且也不是中共所能接受，仅为一种幻想而已。”
蒋介石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也是毫不含糊。1972年5月9日，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过去——贯主张，指出：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会议宣言》确定的原则，在处理琉球群岛一事，应包括国民党当局在内的二次大战期间主要同盟国，共同协议处理。然而，美国未经循之协商程序，片面将琉球交付日本，“至表遗憾”。关于钓鱼台列屿，它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现美国将列屿之行政权与琉球一并交还日本”，台湾当局“坚决反对”。
蒋介石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态度也是很坚决的。对于南越当局多次侵犯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台湾当局也都从民族利益出发，提出强烈的抗议。1971年7月11日，台湾“外交部”重申南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7月12日，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在菲律宾重申这一主张。1974年1月28日，就南越提出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该二岛是中国领土，不容侵犯。同年，当人民解放军与南越军队在西沙群岛开战后，部队通过台湾海峡时，有人请示蒋介石是否予以拦截，他沉吟良久，只说了一句：“西沙战事紧呐!”蒋介石再次表明了自己对中国主权不动摇的态度。
蒋介石生活简朴，感情丰富。他在年轻时候养成的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的习惯，到了晚年仍然如此。这与他在政治上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有很大反差的。
蒋介石到了晚年，性格比较随和，生活依然简朴。他穿的衣服多为细软旧衣，一件衣服总要穿六七年以上。他在重庆的一件黑披风，虽领口已破，照旧穿在身上。平时军服3套，内衣和毛衣各两套多是补了再补，不忍扔掉。对家内一切开支，他每月都要亲自过目账单，如发现支出过大，即令撙节。每次出房门都主动关上电灯，坚持人走灯灭。
蒋介石到了晚年，最大的失落便是回忆给他带来的痛苦和惆怅。愈是到了薄暮之年，人便愈想回忆早年的时光，他自然也不例外。他想家乡人，怀念母亲的坟墓……1970年6月，他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无限伤感地说：“人老了，总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那边不知怎么样……”他的意思，儿子蒋经国是知道的。几天前，“国防部”送来一些老家溪口镇的照片，蒋介石戴上老花镜，仔细翻看了很久，很是伤感。
1975年春节前后，蒋介石已经通过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陈立夫，经过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陈立夫在文章中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与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党合作的先例，开创第三次合作的新局面。
中国大陆的信息还没有反馈过来，蒋介石却于1975年4月5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逝世，终年88岁。
“和平解放台湾”思路渐成特赦释放全部国民党战东犯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的毛泽东，晚年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他希望通过进行“文化大革命”，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他希望通过“抓革命，促生产”，不断发展国民经济；他希望在不放弃武力的前提下，实现祖国的统一……在诸多要解决的问题中，台湾问题，则是一个难以拂去的情结，最牵动着晚年毛泽东的心绪。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始终有着文武两手考虑。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毛泽东以武的一手为主，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更注重运用文的一手，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1954年12月，台湾当局与美国签订供同防御条缈，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制造障碍，毛泽东另辟蹊径，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第二年的5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指出，要用谈判来解决问题，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
1956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就在这个月，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郑重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这年春季，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对大陆政策存在的疑虑，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方针。同年10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会见有关人士时，毛泽东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的酒会上，向客人介绍回国不久的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后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站在一旁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和平解放台湾的整个方针逐渐形成。1961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对台工作总方针时说：“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毛泽东说：“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要蒋介石现在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为推动这项工作的发展，中共中央提出了更为宽松的四项具体意见：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由蒋介石决定；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转机，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向台湾当局发出信息，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毛泽东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指蒋介石等人)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是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蒋介石时，他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毛泽东专门请人转告台方：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毛泽东说：蒋介石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毛泽东表示，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1963年初，周恩来在约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台湾“副总统”陈诚时，将毛泽东上述思想具体归纳为“一纲四目”。所谓“一纲”，就是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可按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1)台湾回到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仍由台湾当权者全权处理；(2)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当局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回祖国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
毛泽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效果，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1965年3月，陈诚病逝，在他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还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更耐人寻味的是蒋介石的态度。当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时，陈诚夫人不同意，事情闹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表示可以不作修改。从这些信息中，毛泽东看到台湾问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对台工作遭到严重的冲击、后来，经过毛泽东的纠正，逐渐得到恢复，到70年代初期出现了转机。这时，中国大陆的国际地位提升，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1970年6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根据毛泽东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提出：“美帝国主义至今仍然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省，把它作为进攻我国大陆的跳板”，“它还加紧筹划所谓‘两个中国’和所谓‘台湾独立’的阴谋活动”。“台湾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海峡撤出去，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12月，毛泽东对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说，和平解放台湾是他的目的。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72年2月，继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后，西方国家普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却不断下降。于是，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对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他们愿意跟蒋介石面对面谈判，并问美国是否可居间安排。
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许多台湾同胞辗转回大陆探亲得以成行。自1971年以后，有不少台湾同胞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1972年8月28日，受毛泽东的委托，周恩来在接见台湾同胞时说：“政府之所以愿意与蒋介石谈判的原因，主要是为台湾同胞着想，为了尽量避免战争的损害”，“我们不愿见到台湾成为一个流血的地方”。毛泽东强调：“在解决台湾问题时要同台湾同胞商量，尊重台湾同胞的意见。”
1972年9月30日，受毛泽东的委托，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为港、澳、台同胞、华侨、外籍华人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对一切过去做过错事，现在拥护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我们都要欢迎，认真切实地团结他们，热情地鼓励他们继续进步，”
1975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廖承志，为纪念台湾“二二八”起义发表讲话时说：“从大陆去到台湾省的各方面人员，爱同的多，卖国的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希望他们认清形势，站到爱国反帝的立场上，为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闲的崇高事业而贡献力量。我们也欢迎他们来祖国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的安全和来去自由，台湾—定要解放，祖国一定要统一。”廖承志连续几年发表纪念“二二八”讲话，但这次讲话与以往所不同的是，不再要求台湾同胞拥护社会主义，只要求站在爱国反帝的立场上。这是自“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对台工作的高调第一次明显下降。
为了使对台工作卓有成效，毛泽东要求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1975年初，毛泽东指示国务院拟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原国民党战犯的决定，以促进祖国统一。以前，人民政府根据1949年北平谈判晌中共提出的惩办战争罪犯的原则，关押了一批原国民党的将领和官员。遵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对他们进行了耐心教育和改造、自1959年人民政府对确有立功和改恶从善的表现者，已分6批特赦释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特赦释放下作巾断，现在，毛泽东认为，无沦从改造的效果还是从有利于国家统一的角度考虑，都应该结束这一工作了。
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起草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原国民党战犯的决定，并责成最高人民法院执行。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全部特赦释放的293人名单。然后，发给特赦释放通知书，发放新服装，发给每人100元零用钱。3月23日，受毛泽东的委托，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接见全体特赦释放人员，并宣布：被特赦释放人员都拥有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的工作；有病的，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由国家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在押战犯被特赦释放之后，在撰写文史资料、沟通海峡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做了很多特殊的贡献。他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和广泛的。
台湾当局没有想到，中共因“文化大革命”停止特赦释放在押战犯9年后，一次性地全部解决问题。因此，当被特赦释放的张海商、杨南村、赵一雪、陈士章、沈策、段克文、沈蕴存、王秉铖等人，欲赴台湾与家人团聚时，国民党当局竟无法应对，仅以拒绝简单了事。于是，这些人员只好先去香港、美国等地与家人见面。
毛泽东是现实主义者。他清楚地认识到台湾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毛泽东在与他的谈话中谈到台湾问题时说：台湾就是那么一个岛，二千几百万人，暂时没有台湾也可以，一百年以后再来：毛泽东认为，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他对一些人及早收回台湾的主张嗤之以鼻。1976年，已是风烛残年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等人，诉说衷肠，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我一生干了两件事”的谈话。谈话中他提到台湾问题：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现实毕竟是现实，祖国的统一虽然没有实现，但是毛泽东等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反映了他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为祖国统一做了必要的思想及理论准备，也为后来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2004年第10期）
作者：刘志青 点击次数：770
出处：《党史纵横》 上传日期：200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