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七二○”事件，起因是毛主席批评武汉军区镇压了造反派，过程是“百万雄师”反对中央文革，对抗周总理指示，冲击毛主席驻地，抓走了王力，威胁到毛主席安全。但我认为，“七二○”事件的根源是毛主席的方针、路线所致，是中央文革的一伙人，妄图通过全面内战达到阴谋夺权所致，是毛主席对武汉地区的问题做出了不正确的判断，确定了不正确的调子和采取了不正确的处理办法所致。
7月26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说：7月20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一封信，指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的逆流行为一败涂地。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7月22日，我随总理回到北京后休息了两天。当时北京街上日夜有“打倒陈再道”的游行队伍，满城都是“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7月25日夜，北京群众组织万余人，围绕京西宾馆游行，高呼“打倒陈再道”，“保卫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致敬”等口号（他们知道陈再道住在京西宾馆）。
陈伯达、戚本禹等中央文革一伙人，得意洋洋地到军博广场前面观看游行队伍，并表扬游行组织得很好。
7月27日，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要我立即回到上海毛主席那里去，并说现在长江水温正好，如果游泳的话，由我负责选择水域，组织海军舰艇，绝对保证安全。
当天下午，我就飞到上海。
杨成武为了请示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问题也到了上海，究竟哪些人出席招待会，是当时国内外人们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毛主席同意北京提出的方案，并谈到几个老帅均应出席的问题。我和余立金均在上海未参加北京的八一招待会，但新华社报导参加招待会的名单中，仍有我们的名字，因为当时谁不露面，报上无名，就可能引起一场风波。
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关锋主持写了两篇纪念文章。由于武汉“七二○”事件的原因，他公开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引起全国各地红卫兵疯狂地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和部队。
王力也忘乎所以，尾巴翘得太高了，结果好景不长。王力于8月7日在外语学院接见红卫兵时发表讲话，煽风点火，动员红卫兵打倒陈毅，支持夺取外交部的领导权，这就是流毒全国的“王八七讲话”。王力说：“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有人说外交业务大权属于中央的，王力说：“这话不对，革命与业务是不能分开的。”
毛主席、周总理批评这个讲话是完全错误的，是反对中央的（中央早有规定，国防、外交、公安等部门不允许夺权）。8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海看了《红旗》杂志社论和关锋的文章后说：这两篇文章是“大毒草”。为了制止“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毛主席在上海交代杨成武：“你回北京向总理报告，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由总理负责处理。”不久，王力垮台了，关锋也垮台了（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宣布隔离审查）。
8月9日，林彪接见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两个条件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他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成好事。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政治上思想上的大革命，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全文批转各省、市和军区。
武汉“七二○”事件，起因是毛主席批评武汉军区镇压了造反派，过程是“百万雄师”反对中央文革，对抗周总理指示，冲击毛主席驻地，抓走了王力，威胁到毛主席安全。
但我认为，“七二○”事件的根源是毛主席的方针、路线所致，是中央文革的一伙人，妄图通过全面内战达到阴谋夺权所致，是毛主席对武汉地区的问题做出了不正确的判断，确定了不正确的调子和采取了不正确的处理办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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