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帐号能容纳多少人:“邓玉娇案”演变正出现耐人寻味的畸解

    巴东民女邓玉娇以修脚刀刺死官员邓贵大，这一刑事案件迄今所引起的关注和反响之大，其广度深度，甚至延伸的各种议论、思考和解读，早已大大超出了案件本身，而极其罕见地具有了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的诸多意义。在这些延展、引申的观点中，一种颇显主流地位的解读格外耐人寻味，我个人以为，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以更加谨慎、理性、更加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思考态度对待之。

         由于议题太过宽泛，且涉及面较广，这里仅就个人观点提取一二，以供大家批判和讨论。

         首先，对于邓玉娇案的解读中，某种“阶级论”、“对抗论”、“斗争论”的视角颇为引人注目。人们似乎很难接受，邓玉娇和邓贵大怎么可能同属一个人群、一个“阶级”呢？邓玉娇的修脚刀不是抗暴刺奸，而是一个阶级刺向另一个阶级的反抗号角。改革开放迄今所遗留的痼疾，如贫富分化、腐败泛滥等的社会问题，在这一事件之后，陡然引申出国人进行所谓“阶级划分”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天然正义性。

         相信经历过“阶级论”、“对抗论”、“斗争论”占据主流思想统治的人，不难看出这一观点的畸解本质。试问：“阶级”划分的依据何在？以传统的贫富论，难道我们的改革和奋斗的目标之一，不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富裕和幸福吗？那么，或许有人会说以官民论，固然，腐败的严重泛滥已危及广大的官员阶层，然而，官民论的划分仍属荒谬，别的不说，其所指向的执政合法性疑问，以及可能出现的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混乱、失控局面，相信是任何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而“阶级论”、“对抗论”、“斗争论”的甚嚣尘上，在目前的社会阶段，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对于体制还是个体，对于执政党还是民众而言，都必然导向双输、全输的结果。

         其次，在邓玉娇案的解读中，出现了大量的对于“毛时代”、“贫穷的共和国”的怀念和呼唤。似乎邓玉娇所受到的伤害，不是来自邓贵大，而是来自改革开放的发展国策，来自对于文革、对于“毛时代”，尤其是对于其错误路线的否定和矫正。在他们看来，“贫穷的共和国”没有邓贵大，所以我们要回到那个时代去。

         只是，“贫穷的共和国”真的没有邓贵大吗？碰巧，我最近正在写作一组“毛时代”的知青故事，这是两名上海知青的真实经历。在该系列故事中，有一个比邓玉娇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恶性案件：安徽蒙城的一位武装部长是全国民兵英雄，自称“双枪李向阳”。这位武装部长拿着枪先后强奸了三十几个妇女，且长期肆无忌惮，无人敢管，终于在故事中的一位主人公主持政法工作后，才被绳之以法，判处了无期徒刑。

         可见，“贫穷的共和国”不是没有邓贵大，而是：或者有了邓贵大也无人知晓、无人敢管，言论不自由，舆论导向要么一个“语录”，其它声音自是噤若寒蝉，要么“大民主”风起云涌，“人民专政”的天然正义性，只能带来邓贵大们的横行无忌；或者，邓贵大们的来源更多，且绝不限于官员队伍。须知，“毛时代”、“贫穷的共和国”的特色之一，即是斗争哲学泛滥，法纪失范，人人无力自保，于是，或许官员里的邓贵大略少了一二，可是混乱畸形、法治失常的社会，必定是人人可为邓贵大的社会，其带来的社会危害岂不更大？

         三者，对于邓玉娇案的解读中，我个人以为，掺杂了较多的感性色彩。一个典型的表象体现在：国人对于女性身体附加价值和意义的非理性。过去，我们说帝国主义列强欺负我们，最不可忍受的是对于我们女性身体的占有，无论是强迫还是非强迫。似乎一个民族的懦弱和不知自强可以原谅，倒是女人们具有以肉体保卫民族气节和精神的神圣义务！而最为扬眉吐气的民族义举，莫过于我们的“民族英雄”强占了某位西人妇女的肉体，此种情节，往往引发如雷之欢呼和高昂之气魄。也许这一类比不是非常妥当，但是，纵观案件至今的进展，一件强奸案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的民声鼎沸，与其种微妙的民族情结有关，即不自觉地强使女性身体具有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的象征意义，并将这种非理性的想象和某些社会矛盾与不满结合起来，遂使其放大而至“失态”。

         总而言之，我个人赞同邓玉娇应该得到无罪释放，也更加赞同此案应该引起执政党的极大重视，改革开放迄今所积累的一些社会矛盾，如贫富严重分化、腐败毒瘤越来越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匹配等等，在这一案件中得到综合的体现，甚至“救黄德智们，还是救共产党？”之类拷问绝非危言耸听。但是，解决的途径只能是，而且必须是继续改革、深化改革，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而绝不是回到过去；绝不是重祭“阶级论”、“斗争论”的大旗；绝不是呼唤一个压制思想和言论、无法无天、私法私刑泛滥无度的社会。司法、体制不够公正、完善，就要去促进和推动它足够公正和完善，在方向和力度上进行矫治，而绝不是选择背离法治精神，绝不是选择摒弃理性、审慎和历史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