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二个趋势，是中国的工业化。

第三个趋势，就是中国的统一，疆土的完整和国家安全。

柯说，二十世纪中国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虽然受到一些阻碍，但是始终是存在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公民化程度的提高问题。

柯伟林教授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上的几个主要形态。他的基本的看法是，对毛泽东的三十年的评价比较低，他对80年代以后到今天中国的领导核心，或者用他的话叫“领导集团”，给予最高程度的评价。他说今天的中国领导集团是“二十世纪最具领导能力的”。而毛的三十年，他用了一句话，叫“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记录”，为什么说“糟糕的不能再糟糕”呢？

柯说主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趋势。他有几个指标，他认为毛的体制是中国历史类型和斯大林模式的混和物，而斯大林模式他是否定的，他说这是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模式。而最近二十年，中国的领导集团是顺应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这是柯教授的一个看法。

柯教授谈这些问题时有一个特点，他评论毛的三十年是结合历史来谈的，不再专门论述毛的思想有三个特点五个要素，现在不谈这个东西了，都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来谈。上次许教授和我都见过的那个日本很有名的东京大学的近藤邦康教授，这是日本研究毛思想的权威。这个老先生对毛思想当然很有研究。可是他概念先行，他不太管历史事实。他有两个概念，一个叫毛的理想主义，一个叫毛的现实主义，然后他一网打尽。当然这也是一种叙述，可是我觉得由于他很少结合到中国的历史来谈，因而他的一些看法就缺少历史感了。

我想柯教授对毛时代的看法有一些还是有问题的，有的地方不完全客观。比如说毛忽视技术水平的提高，这可能太笼统了。因为毛时代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忽视技术水平的提高的。50年代初，大规模工业化，扫除文盲、妇女受教育、汉字改良、汉语拼音等等，都是直接间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关系的。毛是不是完全背离中国工业化的趋势？我想毛并不是不要中国的工业化，他是要他的那套工业化，也就是“鞍钢宪法”那样的那种工业化，是思想领先，政治挂帅的工业化。

第五个方面，也是我们国内这两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大跃进”，是否体现了后现代的价值？“文革”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意义等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从今天的角度重新肯定毛泽东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好好研究。我们检讨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来，毛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是在60年代初中期集中表达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如果哪个人对支部书记提出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反党反毛主席”，当时的说法是，毛主席的领导不是凭空的，而是由各级党委来体现的，所以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就是反对毛主席。而毛并没有出来纠正这个情况。60年代初，毛提出很多重要的看法，如“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大官和小官的矛盾”等等。这正是毛和刘少奇矛盾逐渐激化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文革”中的大民主，这个大民主究竟是什么回事？我想还是“奉旨造反”，群众性造反，都是在毛泽东的划的框架下面进行的，离开这个框架，立即会受到制裁。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那种离开当时历史条件，全面肯定文革和毛在那个阶段的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我认为是很有问题的。

最后，我讲一些个人的看法。我非常同意刚才许教授讲的毛泽东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毛确实是如此地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历史，影响了我们中国人，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他对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毛泽东本人又是一个性格极具冲突的人，他的思想，他的一生的事功，是如此具有张力。他的思想遗产的清理和研究，对今天的中国和将来的中国一定是非常需要的。

问题是“毛泽东的思想遗产能否转化为未来中国建立民主社会的正面价值？”这是台湾的韦政通教授提出来的，韦政通先生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但是这些年改行研究毛泽东了，出了两本书：《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和《一声风雷惊世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老先生现在是一边喝着白酒一边写文章，每天写五六百个字，他最后要通过研究毛泽东，对中国思想史作出他的总结。韦教授认为，中国人付出那么多牺牲，应该可以从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寻找出正面价值。他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了追求社会正义，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这反映了人类的崇高理想，因而具有永恒价值。但是他同时也感到毛的几十年时间，特别是“文革”，又使无数的中国人受到伤害，这两者是如此紧密的纠缠在一起。韦教授自己说过，他80年代后期第一次回大陆来探亲，从北京到张家口坐的是火车，车轮滚滚，使他的内心激起强烈的大震动，他告诉我，他当时的感觉是毛时代的无数冤魂在哭号。他是很真诚的，对毛很尊敬，把毛看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是他也感到毛时代的另一个大问题，即广大人民的牺牲的问题。2000年12月在台北，林毓生教授和我聊天时也提到，他说有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投身其中，创建了一个新社会，可是为什么到了5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文革”，又是如此的伤害人，压迫人呢？他心里感到非常难过，不得其解。韦正通先生认为毛的一生是用他的生命来彰显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缺陷，这个缺陷是中国的“性善论”和权力的关系问题。他说毛的一生是个悲剧，毛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反映出中国传统的严重缺陷。

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还是喜欢从一些基本事实的了解开始，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我这几年有这种感觉，我们研究毛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经验和感受的问题。民众感受的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忽略的，不重视的。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而毛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当然可以，而且也应当首先从历史学的这个方面进入。在研究毛时，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对毛、对毛的事功，可能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