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几个涉及到毛的重要观点，这主要是在我们国内和华裔的一些知识分子之间讨论的，西人现在的兴趣不是很大。

第一，是毛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80年代在我们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讨论。这个讨论在1988年1989年初曾经一度升温，我印象中，当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还出过一个讨论的专刊，有一个专门的报道。但是这个讨论在1989年以后马上停止了。（许纪霖：这里插一句，关于毛的民粹主义最早是谁提的呢？是华东师大的一个学生，叫王申酉，他在1976年的时候就讲毛是农业社会主义，那时候不叫民粹主义，四人帮粉碎后王被枪毙了。）这个名字我知道，我看过以后发表的他的文章，他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四人帮倒台以后被枪毙了。80年代初期，我们南京大学学报当时的主编蒋广学写了一篇谈毛的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受到中宣部的严厉批评。这个讨论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曾经一度提出来，以后又重新讨论，再被停止，这和当时的大的背景环境有关系。到了1998年，中国社科院的前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同志在一篇长文中又重新谈这个问题。胡绳是党在社会科学战线的重要的领导人，当然他也是一个学者。他的这篇文章出来后引起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很严厉地批评胡绳是背叛马列主义，背叛毛泽东思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但是由于胡绳的重要影响，在这以后，民粹主义多少可以谈一点了。

第二，是毛泽东的“反智主义”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反知识、反智，鄙视，打击知识分子是毛时代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这个问题从历史和思想的层面谈的比较早的人，还是海外的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余英时教授早在80年代就提到这个问题。与此相联系，余教授在90年代初又提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人占据政治中心的这样一个话题。当时这个讨论集中在海外和国内的知识分子研究的议题中。当然毛的反智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来谈。中国共产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军事斗争，这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发展有支配性的影响。从学理层面，从当代人的体会等来谈，当然都是一个角度，可是联系到共产革命的这个历史背景来谈，可能会更深入一些。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农村包围城市”等等，今天一些数字公开了，比如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员大概有320万人，其中69%是文盲，这是正式的历史资料披露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当然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紧张、冲突。老一代的革命家陆定一同志，他曾经很形象地说过这样一个问题，他在90年代初中顾委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他说1949年中共面临一个“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进城肯定会带来一系列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早年50年代初也注意到这个情况，那时有很多关于军代表、工农干部和城市知识分子关系紧张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毛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他作了明确的批示，他说农民出身的同志是有狭隘、保守的特点，但忠诚老实是最重要的，其他不足可以学。我的意思是谈反智主义，如果结合这些具体历史事实谈，也许会更深入一点。

第三，毛的乌托邦主义的问题。我们在总结50年代后期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在谈“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们都会用这样一个概念，例如：毛泽东的乌托邦，毛泽东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天堂等。现在不少学者都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完全是权力斗争，毛主席要用他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来改变这个社会等等。这就提到了乌托邦主义的问题，在这种言说中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林毓生教授提出来的观点。林毓生是美籍华人学者，威斯康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林教授1995年提出一个看法，我这里稍微介绍一下。

林毓生认为，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政治化的特点。这种主观性和政治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全权主义，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全能主义，这是政治学的一个概念。毛的全能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现象，大大超过了中国过去的传统政治，它的任意性和强制性都超过了前者，“尤其过之”。具体的特点是：第一，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悍性，这种强悍性用林毓生的解释叫做“自行其是，不受约束”。第二，是“千年福音式”的，他解释是，认定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比你在道德上更优越，更神圣，具有一种高度的道德自信心。第三，是政治性很强，毛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动员舆论、组织群众运动，谋求当下实现他所理想的共产主义天堂。他说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和其它乌托邦主义在性质上和内容上都是不一样的。正因为许多其它类型的乌托邦主义理想过高，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实。什么理想国了、太阳城，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实。而毛的乌托邦是强悍的和非常政治化的。他相信自己有一种巨大的的历史使命来解救人民，他又确实知道如何运用政治在当下落实他的崇高理想。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性，它永远只是一个高高的理想。毛则有一切政治化的手段，可以使它在人间落实，使人间变成乐土。

我认为林的观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谈乌托邦主义的时候，一般不谈毛的那个强烈政治性这一方面，就是人民公社平均主义，什么张鲁，五斗米教一类，就这个而谈这个。毛肯定是一个大政治家，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人，没有政治上的这种优势地位，没有他的绝对的支配性权力，他怎么实现他的乌托邦呢？这两者之间关系到底怎么样呢？林教授的这种看法提供了一个观察的重要的视角。

第四个方面，是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问题。这是一个最近几年才谈的问题，这个讨论，可能是从去年从哈佛大学开始的。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原来是历史系主任，现在是文学院院长，他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就是《认识二十世纪中国》。还有一篇文章是今年刚写的，就是《中国与50年代的社会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在这两篇文章中，已经把这样一些话题基本都谈出来了。所谓二十世纪的历史趋势，柯伟林教授认为，在二十世纪中国，不管出现任何的政权更迭，慈禧还是袁世凯啊，还是以后的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都要面对这样一些基本的历史趋势，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历史趋势始终是存在的。他认为这些基本趋势大概有几点：

第一，中国与世界的广泛，密切，日益加强的联系，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外国对中国的全面的影响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在他看来，最近这一百年，有三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俄国、美国、日本，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美国的影响比较好。关于俄国的影响，八十年代以前，中外学者一般注意的是中国的情况和俄国情况的差异的问题。现在潮流变了，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今天，人们更多的关注中国和俄国在体制上的相似性的问题。原来是研究差异性，现在研究相似性。当然这里有更复杂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