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蛇羹和“蛇”出洞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粤人捕蛇时，有人拿旗，有人拿枪，有人拿铁器，抓到了蛇，“旗者得胆，枪者得皮，金者得肉”。又说有一种“猫蛇，其声如猫，曰雷公马，产雷州，可食。”所谓可食者，自然是指蛇肉。“肉辟风寒”，可见岭南人早就有吃蛇的传统。

    “食在广州”，广州人吃蛇，是很讲究的，多半是剔除骨，把肉撕成丝，再拌以猪肉、冬菇之类，熬成蛇羹，又撒上菊花之瓣，其味之鲜之美，无与伦比。至于所谓吃“龙虎凤”者，乃指把蛇肉与猫肉、鸡肉，烩于一锅。这种名菜，价格高昂，非一般食客可得而尝的。

    提起吃蛇，非粤籍人士，多半毛骨悚然，这使人恶心的长虫，怎能下咽？传闻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舞蹈家乌兰诺娃来穗，接待者享以蛇羹，却先没有告诉她。三天过后，有人问她：“那天的肉羹好吃吗？”她回答：“好极了！”问者便说：“那是蛇羹”！那“娃”一听，花容失色，“哇”的一声，把三天里吃过的东西，全呕吐得一干二净。不过，传说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访，则指名要吃蛇。大快朵颐之后，连呼“哈罗梳（俄语，好）！”毕竟是赳赳武夫，和娇娃大不一样。

    解放初，大学教授的待遇不错。在我们系里，有几位教授，喜欢吃蛇，每月发了工资，董每戡、詹安泰、叶启芳等老师，往往呼朋引类，到桨栏路“蛇王满”酒家，共进蛇羹。那美味的蛇肉，自然成了他们增进友谊的催化剂。至于这几顿蛇羹，给他们的命运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则是酒酣耳热、议论风生的教授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解放初期，生产建设的热潮不断掀起，人民群众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内战，看到神州大地欣欣向荣、突飞猛进的景象，也都十分兴奋。不过，那几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也不断展开，梁漱溟遭到“炮轰”，批判俞平伯、胡适以及反胡风等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好些知识分子也逐渐困惑不安了。

    到1957年初，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表，领导要求党内外人士大鸣大放，积极帮助各级部门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开始时，噤口不言者居多，随着领导不断鼓励，要求解除顾虑，“百家争鸣”；一再表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一来，好些人在座谈会上，从不敢发言到热烈放炮了。他们大多在主观上希望帮助整风，也不乏真知灼见，但历来“处士横议”，容易出格，说者痛快，闻者变色。不久，“事情正在起变化”，整风变成了“反右”，放言无忌的号召，变成了“引蛇出洞”的策略，出现了“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失误。

    喜欢吃蛇羹的董每戡教授，便是一条被引了出洞的“蛇”。

    董每戡老师是著名的戏剧家和戏曲史研究专家，他早期加入过共产党，被国民政府通缉。抗战前，他和田汉等参加“左联”，从事进步的文艺活动，救助过进步学生。抗战期间，他在大后方创作了许多话剧，反抗日本侵略。解放后，他到中大任教，讲授中国戏剧史。由于他既精文史，又懂舞台，讲课时精彩生动。听他的课，同学们就像“看”到一台戏，深受启发。那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受到重视，觉得祖国前途一片光明，因而意气凤发，连续发表专著和文章，在学术界、戏曲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董老师一向追求进步，既然领导号召帮助整风，便认为应该积极响应。1957年春，他还主动以词代信，寄给曾受批判的老朋友俞平伯先生：

    莫负屠龙手，鬓星星壮怀未老，热肠如旧。健笔常存应自许，文苑犹堪驰骤。况又值争鸣时候。转眼春来花齐放，好江山万里铺锦绣。生盛世，恨何有？《红楼》依旧还重究，更无妨从容论道，夜随清昼。今日爱才非昔日，珍惜儒林老宿。劝莫学金人缄口。地北天南常怀想，献芜词可获同心否？希赐复，正纰缪。[金缕曲]

    当时，俞平伯先生也以词作答，但只说些怀念的话。看来前车可鉴，积极性并不高。董老师则不然，“事情正在起变化”，他却浑然不觉，还兴致勃勃地在报刊上发表几首批评官僚主义的诗歌。

    到了1957年6月中旬，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来中大小礼堂召开座谈会。那天的会，开始时一度冷场，陶铸一眼看到董老师，便请他发言，说：“我看到您写的诗了，不错嘛！”还背诵了其中一首：“书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董老师推辞不得，也来劲了，他批评了学校不重视学术的风气：“一些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不接近群众，是寡妇面孔，不苟言笑。”陶铸插话：“是冷若冰霜！”董老师接着说：“运动来了，则转为屠夫面孔，冷酷无情。”语言生动的董老师，素来“语不惊人死不休”，谁知这回话音一落，可怜便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这条“蛇”，被引出了洞了。当然，到“文革”初期，陶铸同志被调到北京，极受重用，又谁知，不久“四人帮”提出打倒“刘、邓、陶”，可怜他沦为“牛鬼蛇神”，莫名其妙地也成了“蛇”，这是后话。

    到七月，董老师被划为极右分子。调子一定，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吃蛇，成了他一条罪名。有人指出他以“蛇王满”为基地，有组织有预谋反党反社会主义。参加过蛇宴者要背靠背互相揭发，没参与者则捕风捉影。于是，董老师吃蛇羹，竟为蛇所累。那时候，许多人心中不平，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素来拥护党，我们也明明听到，他只是对一些党员有意见，怎么能说他仇视党？有人为他辩护，而辩护者则被视为同情“右派”，立即受到严厉的警告。为求自保，思想不通者赶紧拼命检讨，或抄大字报，或画漫画，努力表示与“右派”划清界限。也有些人立即跟风，表示立场坚定。至于或出于个人恩怨，或出于名利纷争，落井下石者，也是有的。从此，董先生和那些参加过蛇羹的“蛇”，陷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的言论被夸大，被歪曲，被无限上纲，许多人含冤抱屈。

    粤谚云：“大石压死蟹”，在不讲法治的年代，被划为右派者“欲辩己无辞”，只能心中懊恼。他们自以为帮助整风，谁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董老师曾写诗告诉陈寅恪先生：“长日空怀心耿耿，连宵深悔夜茫茫”，“浮名已被多言误，大错宁成致命伤！”悲苦之情，溢于言表。

    董老师不甘受到委屈，便辞职回湘，以为还可以卖文度日，但谁敢发表“右派”分子的文章？整整二十年，他一家三口，住在潮湿窄仄的房子里，十分贫困。但是，董老师坚信他的问题终能澄清，一直发奋著书。他没钱买纸，便捡废纸做稿纸；右手写坏了，便改用左手执笔；后来左手也不行了，则以右手横握笔杆，以左手推着笔尖书写。就这样，“病手推成文百万”，竟写成《五大名剧论》等一百多万字的著作。“文革”时，他害怕书稿被红卫兵抄走，藏在灶里，谁知被老鼠啮去了一半，不得已，他又捡起来凭记忆重写。其穷愁潦倒，其嶙峋风骨，能不令人唏嘘感佩！

    直到1978年，董老师回到了康乐园，右派帽子才被摘去。他认为“天公许我重抖擞，老树繁花子满枝”，可惜，不到一年，这位追求进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学者，即溘然长逝。在追悼仪式上，校领导为他平反，宣布错划。但一切都晚了，董老师已听不到了，只能算是给未死者的一丝安慰了！想当初，“反右”的扩大化，让许多人遭遇了不幸，也让我们的国家吃了苦果，其负面效应十分严重。实际上，它正是后来“文革”必然发生的前奏。

    “往事只堪悲”！1978年董老师重回故地，恐怕不会再到“蛇王满”，去吃蛇羹了吧！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在强调斗争的严酷形势下，大多数人不明真相，或按指示办事，做过错事蠢事，这可以理解，自不必深究。若从国之盛衰、匹夫有责的要求而言，那么，当时即使是芸芸众生，或麻木不仁，或跟风起哄，或出于无奈，但不管自觉与否，本身不也成为给予董老师等人社会压力的一部分么？在今天，反躬自问，痛定思痛，对那一段伤心史，作为有良知的社会一分子，难道不应意识到，我们这辈人，都有过历史过失么？

    其实，人性是复杂的，人性会被扭曲，但也非良知尽泯。这几天，毕业了五十年的同学回校相聚，校友老梅，告诉我在他们班级中，发生过一件感人的事。

    当年，研究宋词的专家詹安泰教授，和董老师一起吃过蛇羹，也被打成“右派”，属于被引出了洞的“蛇”。按当时情况，他应被取消上课的资格，但系里苦于找不到别的人顶替，在新学期开始时，只好让他给学生讲授宋词。有些同学不满意了，说怎能让“右派”继续放毒？系领导便给大家打招呼，并且强调：同学们在上、下课时，不要起立向詹老师致意，以示有所区别。不满者才勉强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当詹老师默默地走上讲台时，班长自然没有发出起立的口令。谁知有些同学不知道系里打过招呼，按习惯站了起来。于是，课堂上有人起立，有人坐着，有人面面相觑，场面颇为尴尬。詹老师也有所察觉，他等大家安静了，才开始讲解。

    詹老师学识精深，虽戴着“帽子”，但一上讲台，侃侃而谈，见解精辟。同学们听得入迷，不知不觉到了下课的时间。只见詹老师收起讲稿，然后说：“同学们，我正在接受改造，以后上课和下课时，请大家不要起立了！”说罢，正想离开，这时候，同学们忽然全都起立注目，詹老师一怔，赶紧欠身回礼，随即含泪离开。

    那时候，一旦被划为右派，立即成为“贱民”，而詹老师因学问，还受到学生的尊重，实属万幸。可是，董每戡老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到死还不知道，当时把他往死里打的，正是他曾经最为器重的某位学生！

    唐代元稹有诗云：“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其实，闲话中是五味杂陈的。而经历过1957年风风雨雨的人，即使还健在，也都成了白头人吧！蓦然回首，谈及往事，当事者和围观者，内心也真能够“闲”得起来么？

    ◎黄天骥，中山大学教授，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