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理论争夺战

[导读]高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不是极权主义的党。它的思想来源有三个部分：一是所谓中国正统思想；二是苏俄的一党专政思想包括领袖独裁、思想控制；三是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思想和体制。

“革命叙述”脱胎何处

理论化的“叙述”都是来自苏联

财新《中国改革》：为什么“革命叙述”会成为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要线索？

高华：20世纪中国的大规模社会改造运动，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革命叙述”。中国共产党如此，早期的中国国民党也是如此。这有两方面的传统。一是由于中国自清末以来开始的社会变革，需要有一套新的叙述。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皇权统治天经地义，怎样让大家认为它有问题呢？先是康梁等人提出改良，后来发现改良的路不顺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少数激进派就提出要推翻皇权统治，于是就建构了满汉对立、种族革命的新解释。这是中国留日学生受到西方新思潮、包括日本本身的新思潮的影响。应该说这套解释对于发动辛亥革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的传统来自苏联，它给出了相对准确的概念。

财新《中国改革》：既然有中国自身的传统，为什么北洋政府没有提出自己的一套“叙述”？

高华：在1912年至1927年的十多年里，北洋政府统治中国。今天一些年轻一代的朋友，甚至学界的朋友，有时会开玩笑地讲，中国最好的时期是在北伐之前，因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有相当多的思想自由，结社自由，国会有参、众两院，公民社会开始初步成长，经济增长也很强劲，等等。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中国在各方面都落后，应该全面拥抱西方价值，包括西方的制度建构和思想观念。袁氏称帝失败后，就连北洋军阀的主流也被这种看法所“裹挟”，不敢提出对立的看法。北洋武夫虽有枪杆子，但理不直，气不壮，反而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因为民国甫一建立，北京就有了国会，最多时有上百家报纸，大家已经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

当然，在面对思想界的改变或学生的行动之时，北洋政府以及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有词汇来表述。比如将学生的某些激烈行动和马克思主义称为“过激派”，但这些词语只是描述现象，缺乏对性质的准确把握。后来的一套理论化的“叙述”，都是来自苏联。

财新《中国改革》：苏联带来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高华：苏联先是给中国国民党提供了一套解释。比如，它明确提出，现阶段中国要进行国民革命，要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为国共两党所共享，是大家都接受的。另外还有一个口号“劳工神圣”，实际上已经带有共产主义的某种阶级诉求了，但是中国国民党觉得也能接受。

苏联给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更多。最初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里已经有所体现。但是当时就那么几个人，怎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所以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纲领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现阶段要反帝反封建，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与其他民主派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但是在统一战线中要占据领导权。这些是诸如陈独秀、李达等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创造不出来的，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这些概念到了中国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因为它好像跟中国共产党人的感觉一致。如果不一致，慢慢就被淘汰了。

财新《中国改革》：也就是说，国共两党都很快意识到了理论化的“革命叙述”的重要性？

高华：对。但是两者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多都是理论家，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只有一部分理论家，大部分是行动家。

中国国民党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有帮会分子、资本家、学生、华侨富商，专职的理论家只有戴季陶等少数人。但中国共产党内部许多是理论家。共产党本应是工人阶级政党，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了知识分子政党。在“一大”“二大”“三大”期间，这个知识分子政党没有太大的发展。到1923年召开“三大”时，全党也就是几百多人，依然局限在一个知识分子理论讨论俱乐部的框架下。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联人在中国调查，寻找在中国的支持力量，选来选去，觉得还是中国国民党比较适合。因为那时中国国民党力量最大，成立最久，有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广东的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很大。所以，最初在工人阶级中具有影响力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中国国民党。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比较国际化，成分很单一；而中国国民党则比较中国化，各个阶层的人都有。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还不太懂这些东西。它早期就是创办几个小杂志《劳动者》《劳动界》《劳动音》，共产国际的钱一旦不能及时到账，杂志马上就停了。在我看来，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帮助，主要有三个方面：理论帮助、经费支持、以及后来的干部培养。干革命是需要钱的，这个时候还没有以后的打土豪分田地，钱从哪儿来？今天披露的大量史料表明，没有钱，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连去广州出差的十多块钱车票都付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