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窝产量一年有多少:确立正确的宇宙观

宪法的混乱导致了政体的混乱

----确立正确的宇宙观

刘济齐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日，谷雨

     2009年的中国，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从年初《求是》的政协主席文章、到“两会”期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从《求是》的“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到光明日报的“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从人民日报的“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再到光明日报的“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这些信息会给人们一个怎样的解读？至少我产生了这样的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似乎是受到了挑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似乎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中国的“政治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恐怕要比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要严重的多。现在重申“两个坚持”，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另一面的反应无疑是对“两个坚持”产生了质疑，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质疑。

     中国恐怕有着世界上最糊涂和最混乱的政治体制。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中国有着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和机制。从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能明白一些。中国的……机构里，共有几套（领导）班子，有这样的回答：有四套（领导）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也有这样的回答：有五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还有这样的回答：有五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军方（在省省军区、在市军分区、在县人民武装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的——国家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我咨询哥们，他们给我解释机构与班子的区别、党委与纪委的关系，是指当地还是指外地。我们这里有个特例。

     国家机构——领导机构？还是权力机构？怎样理解宪法（2004年）的国家机构里并不存在的“党委”和“政协”（注：共产党和政治协商制度只出现在宪法的序言里），它俩到底算是“机构”还是“班子”；或者怎样理解这两个“机构”或“班子”在宪法里的“隐性”表现、在宪法之外的“显性”表现。现行宪法的“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怎么来理解宪法“序言”里的这句话，这个长期有多长。什么是序言？序言的作用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序言的作用是什么？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什么只出现在了宪法（2004年）的“序言”里？目前，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班子”共和、……。还是实行的实际上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党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让中国的政治体制混乱和糊涂了有近六十年。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坚持。这跟搞不搞“三权分立”恐怕没有什么关系。什么样的“三权分立”才叫“三权分立”，恐怕也不太好说清楚，世界上也没有统一的样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的文字表述上来看，宪法原则上也体现了一定的“三权分立”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立法的、行政的、司法的，都有了，还都是最高。如果觉得最高人民法院不够高可以修改宪法使最高人民法院成为最高国家法院，最高国家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有误导人的嫌疑，好像搞了“三权分立”就不能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了。不知在这种人的眼里，他们认为的“三权分立”又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不可以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三权分立”，就当是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不过大家可能都心知肚明，从“三权分立”那里真正想解决的不仅仅是权力、选举、监督、腐败等的问题。还有一个最高的根本问题，一个让中国的政治体制混乱和糊涂了六十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既然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那么，中国共产党有没有权力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里也引出了三个概念：领导、制度、权力。这三者有何关系，哪个大，谁管谁。制度能不能制度领导、领导能不能遵守制度、权力能不能权力领导、领导能不能支配权力、领导有没有权力制度制度、权力有没有制度制度领导、……。一般来讲，当领导的就有一定的权力，有权力的不一定是领导。领导也许可以炒你的鱿鱼，你同样世可以炒领导的鱿鱼，……

    宪法赋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并没有赋予中国共产党是最高（国家）领导机关，也同样没有赋予中国共产党什么权力。宪法没有赋予中国共产党有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必须用权力支配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也许有权力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根本就没有权力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换个角度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有权力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也绝不可能有权力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执政党有权力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就不仅仅是违反宪法的问题了。

    坚不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跟搞不搞“多党制”又有什么关系呢，“多党制”是针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言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就是不同的两回事。宪法也并没有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托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各个民主党派，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如果乐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是两厢情愿，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不实行“多党制”风马牛不相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通过法定程序乐意实行“多党制”，中国共产党也无权干涉。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乐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就必须先修改宪法或废除宪法。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开篇写道：“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 鳎嵌檬挛锏纳

    我引用这么一大段话只是想说明，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只出现在了《宪法》的“序言”里的根本原因。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对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影响的话，这便是最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可能也是寄望中国共产党最终不是被推翻的。“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毛泽东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六十周年了，应该能明白了一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只出现在了《宪法》的“序言”里了；六十周年了，如何重新审视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正确认识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应该不仅仅是深思的问题了。中国不能没有王法；中国不能不讲王法。

    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宣称自己领导的是多党合作，就一定是封建的独裁和专制，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做到附庸风雅，不会给世人造成称王称霸的印象。我曾问过，共产党的干部是公务员吗，几个哥们想了想，有些茫然地说，现在好像没有专职的党的领导。我觉得也是，也因此认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即是附庸，更是寄生。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傀儡。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是彻彻底底地蜕变了，蜕变成了一个幽灵，一个被推向了神坛的幽灵。

    “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对“两个坚持”产生质疑，可能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自身的问题、二、民主的述求。三、经济的影响。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需要中国共产党来遵守，需要全国人民来遵守，恐怕更需要人大代表来遵守。习水县县人大代表在内的公职人员嫖宿女生案。包括基层人大代表在内，全国共有多少人大代表，不要说全国十三多亿人来遵守、就是只求全国的人大代表来遵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什么都成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出了什么问题。汕头潮南村支书毁林占地200多亩建豪华墓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莫以恶小而为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抵御和阻挡来自自身的腐败和官僚的产生和侵蚀吗。

    民主的述求可能是质疑中国政治制度的导火索。民主的形式主要体现在投票选举上。但在中国，民主的表现形式则要低级的多，给你以说话的权利了，就已经表明对你够民主了。这也造就了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中国的民主是个死东西，主要表现在权力上，体现的是少对多、上对下的民主；而西方民主主要表现在人的权利上，体现在多对少、下对上的民主。拿搞不搞“三权分立”、多党制来做为中国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标准，只能是对民主的无知和对社会主义的践踏。

    还有匪夷所思的，中国的政治、理论大家和精英在论证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西方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的问题时，基本上都能举例到1840年前后去，历数从那时起到现在搞了西方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后的惨痛和失败，指出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搞西方民主后的如何相互攻讦、如何不择手段、如何大打出手。让人搞不明白的是，在中国的政治、理论大家和精英眼里，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低级、落后、无能、笨蛋的党。搞了西方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中国难道就会跌回到1840年去不成；搞了西方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中国共产党难道也会在主席台上大打出手不成。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真有那么不先进吗？我还以为，中国共产党不搞则已，要搞就一定搞的比过去要好，比外国人要好呢。不过，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言人的政治、理论家们恐怕更清楚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我恐怕是有些抬举中国共产党了。

    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恐怕也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建设的，而不是更多的为了政治而政治。为政治提供政治保障的恐怕也反而是经济。中国始终在强调着与外国政治制度的不同，那么不同的政治制度在同样的国际环境下，对经济的影响恐怕也应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和特征。可是面对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却也不能独善其身，面临的经济问题却也与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无异。而且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也似乎都存在（比如毒品、艾滋病）。还有糟糕的是，中国人却也更多地想跑到国外去定居。更甚的是，国外的贪官逃到中国的不知有几个，倒是有不少中国的贪官逃到国外。中国人向往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吗。

    中国和外国，或者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现在的中国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那里，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的政治学家眼里，非中国不学（即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学）；完全相反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眼里，非外国不学；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不举出外国的经验来，恐怕都愧对经济学家这个名号。也因此中国的政治学家是极力阻挡属于政治范畴的外国东西；中国的经济学家则是倾力吸收外国东西，深怕不能与国际接轨。这也便全然忘记了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着的必然联系。政治根源于经济，一定的政治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并且经济基础还决定着上层建筑。然而奇怪的是，中国恰恰是学了对“主义”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却又能保持自己的主义不变。也许决定外国资本主义的也是上层建筑，只要不学外国的上层建筑，中国就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的缘故吧。更便宜的做法，就是把学来的东西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就行了，这样中国就依然还是“社会主义”的了。

    据说有个高呼“中国万岁”的国家总统在以中国为榜样，进行宪法修改和国有化改造，在努力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给别人造成了这种印象，掌握着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某人或某党长期执政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恐怕就走了回头路。如果资本主义国家都过渡到了这样的社会主义，人类便走了回头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中国人也往往会这样说，中国“社会主义”在它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还要多，还要大。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并不比资产阶级差。

    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了某种成绩或成果，就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遇到了困难和问题，尤其面对腐败，则会说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困难和腐败太狡猾。不知将来的资本主义，会过渡过社会主义的什么阶段。……

    在写“再读《共产党宣言》”时，决定的过于匆忙，十天左右时间、每天十几个小时地趴在电脑前。写完之后，头像裂开似的疼，头重脚轻，总有栽倒的感觉，一礼拜都没敢出门。很多时候我都非常困惑，我这样莫名地写，究竟是为了什么。有时候也真的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精神有了问题。也因此很多时间也都是在写与不写之间犹豫。再找工作，才知道过了四十五岁的人，对自己意味什么。感到一丝欣慰的是，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则要年满四十五周岁的，只是没听说哪有招聘。在目前来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似乎只有“政府”。中国必须重新制定一部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法，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需要，也是正确的宇宙观的必然要求。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日，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