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湛高速通车时间:隐高仕国学大师朱季海去世（2011

隐高仕国学大师朱季海去世（2011-12-22）

刚刚收到一条友人的短信：“昨夜冬至，长夜漫漫，一路坎坷，朱季海大先生昨晚九点驾鹤西去，专告。”难过，又一位真正的学者离我们而去。我(于少平)前两个月去看朱老，已卧床不能起，看着先生憔悴的面容，知道先生将不久于人世，心生悲凉。今天得到先生驾鹤西去一点都没有意外，留下的只是遗憾，这么样的大学问家如今已经见不到了。我跟朱老交往多年，也引见了很多的朋友见朱老。本想拜朱老为师，但恐于自己的才疏学浅，有辱师门，未敢正式提及，只是关心一下朱老的生活。他几乎一生都闲居读书，不任公职，生活贫困，满腹经纶，鹤行独立。令我惊叹的是，他说：“魏晋笔法从五代后就失传了。”这与我研究的结果一样。记得九十年代的时候，他看到我的山水画对别人说“于少平山水画的好，只是有些小问题，应该来找找我。”我不敢面对大学问家，只是自己研究。
       他是鲁迅的同门，国学界的大师，学问高，资格老，如今却贫困潦倒；或许是不愿进体制，不愿被打扰，朱季海，一直处在公众视野之外。
　　对于外界评价，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
　　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而此外，据说是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他就答应了充当私塾顾问。
　　江南的苏州有一处双塔公园，园中矗立的双塔，被看做两支笔，是该城的文化象征之一。一代宗师章太炎的故居便在附近。
　　每日早上的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公园里“啸轩”外侧走廊拐角的硬木椅总会迎来一位从两里外来这喝茶的老人。老人身边的一张红漆旧木桌上，总是放着充当茶杯的玻璃罐、水壶以及一只小塑料袋。他不和旁人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绿树和阳光，或者闭目养神。
　　庭院的另一侧，一群老人在聊天或者打牌，不时的喧闹声更衬托着前者的孤独。
　　这位老人，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朱季海，今年91岁。鲁迅是其同门师兄，陈寅恪是他同辈学人。其著作《楚辞解故》因深奥难解，被称为“学界天书”。但同鲁迅、陈寅恪等其他文化耆宿不同，这位国学界的传奇人物，似乎一直在大众视野之外。
　　有人说，在苏州，朱季海资格最老、学问最大、脾气最怪，是个“有点痴有点迂有点怪有点狂的高人”。
　　有人说，朱季海长期穷困潦倒，是一位“无钱、无劳保、无人照顾”的“三无人员”。
　　坊间还有种种传闻。据说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想见其一面却终死未能如愿，朱季海称：“二人皆恃才，不见也罢”。据说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要请他出山，老人的答复是：每月薪水由他定，“不能少也不能多”，“而且每节课只上20分钟，因为我没有水分”。
　　最近他出山担任一家现代私塾的顾问，更引起多种的猜测和讨论。近日，记者前往苏州访问了这位神秘的国学大师。
　　一位真实可爱的老头
　　朱季海老先生是没法约见的，因为他没有任何联系工具，除了写信。要见他只有从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在双塔公园里等着。
　　在友人的引荐下，笔者很幸运地坐到朱老先生面前。当得知记者来自广州，老先生立刻就说，英语的“TEA”就是根据中国南方的茶的发音，因为中国的茶叶最先都是从南方港口运往西方的。这样的开场一下子就让记者紧绷的神经放松了。
　　这是一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长者，脸上很少老人斑。他的衣着朴素而优雅：一顶呢绒鸭舌帽，灰夹克，条纹裤，一双呢鞋。对于外界评价他的“三最”。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他把手上的报纸拿给我们看，指着上面的一则新闻——“江苏要消灭20万个自然村”。“这是要干什么？”他告诉我们，没钱订报纸，只能买一些便宜的报纸看，并通过这对当下的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对现在某些人的读书无用论，朱季海说：“孔子没能改变鲁国，可是我们拉长一点时间来看，他却能影响世界。”
　　而对如今所谓的“复兴国学”、“返回传统”，他则表示：“现在不是要返回传统，而是要拾起失落的人文。孔子不是一块招牌，也不是一种魔术——念几声咒语就万事大吉。现在所谓的纪念孔子正是一个‘文化盲点’。就像落花流水，几天就没有了。”他接着解释道：“什么叫回到传统？所谓传统就是会一直传下去，传不了的就不是传统。每天都在前进，哪里回得去？”
　　为什么充当私塾顾问呢？他没有回答，只是无奈地说，原来说好的只是形式上挂个名，不采访，不拍照，现在全部不作数了。记者听到一个说法，私塾主人请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牵线搭桥，朱季海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就答应了。
　　他对现在的环境污染意见很大。“现在是垃圾文明，制造各种垃圾，所以癌症大量地出现”。他甚至对茶叶都表示了极度的不信任：“都是农药。”
　　每天都来双塔公园，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他无奈地说。朱季海的卧室就在街边，晚上总是睡不好。因此来双塔有三个目的：保持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还可以“补觉”。当交谈间听到一个笑话，老先生笑得茶水从口中喷出来，流出了眼泪。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实可爱的老人。
　　记者做东，请朱季海到饭店吃饭，一走进大厅，朱季海就说空气不好，都是油烟味。点饮料的时候，朱季海建议喝红酒——“喝点红酒对心脏有好处”，同时要兑着果汁喝。
　　他害怕生病，因为“看不起病，也没有人照顾”。因此朱季海说，活在当下要做学问，首先就是要“保护自己”。
　　朱季海说自己已经买不起书，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够吃饭和穿衣。
　　复兴私塾的负责人傅奇告诉记者，朱季海中午有时候到路边的小店吃点东西，有时候不吃饭。双塔公园里的一位老妈妈看他可怜，有时候中午做了饭请他一起吃。
　　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
　　朱季海1916年出生。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读书人，曾经留学日本，与革命领袖黄兴相识。
　　朱季海16岁起师从章太炎。对于“章太炎最后的弟子”一说，朱季海说自己并不是最后一个听章太炎讲课的学生，因为章太炎晚年授课是开放式的：交点钱，谁都可以来听。他是其中年纪最小的弟子之一，章太炎十分器重这个聪明而用功的学生，称其为“千里驹”，并委以重任，所以外界有“最后的弟子”一说。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却说‘一句也不记得了’。”
　　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革命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
　　“章老师要我办两件事：一件是筹办章氏国学讲习所；一件是创办《制言》杂志。”朱季海回忆说，自己跟章先生学习，主要的方式就是聊天。
　　章氏国学讲习所于1935年创办后，章太炎指定朱季海担任主讲人，当时朱才20岁左右。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弱冠青年为一群比自己年长的读书人讲学，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令人惊奇的是，朱季海读大学选的专业是物理学，因为“对一切都感兴趣”。朱季海毫不犹豫用一个词形容年轻时候的自己——“潇洒”。那个时候的他，和其他时髦青年一样爱玩，喜欢看电影；不同的是，他对世间万物，甚至高深的学问，都怀有浓厚的兴趣，“研究也是玩”。
　　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朱季海最爱谈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北京之行。此行的起因并不令人愉快，因为章氏国学讲习所的缘故，他与同门发生了矛盾，愤而赴京观光。此次的北京之行，却令他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应蒋梦麟邀请，到北大藏书楼新馆开馆仪式上助兴；跟德国学者李华德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本来还想学古琴，可惜心仪的老师不在；而最让他感到舒心的是，白天逛东安市场的书摊，晚上在故宫武英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读道藏(道教经籍)。
　　在朱季海的记忆中，这段在北京的时光充实而愉快，这是他以后两次来北京所难以感受到的。
　　谈到同门，记者问到他不肯见大师兄黄侃的传闻是否属实，他立刻否定了这个说法：“有机会我当然会去看他。”他介绍说，章老师与黄侃关系很好，写了文章都要给对方看。说起这些，他的眼圈开始红了。
　　而对于章太炎的另一著名弟子鲁迅，朱季海却颇有微词，尤其是对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写道“(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是为什么？”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革命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朱先生认为，要救国首先要有文化，“没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鲁迅的出发点并不坏，但是认识不清”。“办《制言》，也是为了制约他们这种全面学习苏俄的倾向”。
　　“但是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偏激，因为他的父亲死得很冤枉”。
　　1946年，精通英、德、日语的朱季海来到南京国史馆工作。他看不惯擅长钻营的副馆长，副馆长也很不满，说他“目无官长”；朱季海听到后还击说：“此乃‘长官无目’！”。因此，两年后他没有随同“南京国史馆”迁往台湾。“副馆长是个官僚，学问是有的，但也谈不上有多高明，但比现在的一些官员要高多了。”朱季海说。
　　对于越来越厚的学术著作，朱季海一直非常不以为然。“那是给文盲看的。文盲也不看，就摆在那边装样子”。他认为一本书也许都比不上一条注释。建国初，他给吕叔湘主持的《语言研究》投稿，不见回音。后来在上海见面了。“我问他，稿子怎么样，怎么没有发呢？他说，我们这里要论文的，一条一条的东西不能出。我就说，什么叫一条一条，学术就是问它是不是真理。结果他一回去马上就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语言研究》上发表文章”。


“90年代他们找我写字，苏州郊区的一个公墓，有三块牌坊，每块上面要写四个字。一块是启功写的，一块是赵朴初写的，还有一个找我写。一个字一千块，轻而易举，但是我推掉了。我说我现在不能写，原因是什么？不是钱的问题，一万块我也不敢写。到时候走过去我自己是要看的。”
为什么不能写呢？朱季海语焉不详。从长期关照朱季海的俞明的话中可能可以得到部分答案：朱季海的手曾经摔伤，几近骨折，当时没钱医治，留下了后遗症。“他穷得连棉裤都当掉了。”
俞明曾任苏州市宣传部长，一直非常关心朱季海的工作和生活，还专门写过介绍朱季海的《痴子》一文。据俞明的看法，朱季海生活困难与他自身的性格也有关系。他曾经让苏州市博物馆给朱季海挂一个顾问的头衔，这样每个月朱季海都能领到一点钱。可是朱季海并没有来领钱。“我告诉馆长，第一个月要把钱送到朱季海家里，第二个月他就会自己来领了。果然如此。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脾气。”
俞明说，还有一次，几个热心人要介绍朱季海出任江苏省文史馆员，他们找了语言学家徐复推荐，一不小心把徐复说成朱季海的师兄，朱季海不乐意了，说“他是我大师兄黄侃的弟子，怎么可能是我师兄？”
据了解，朱季海目前的固定收入是由苏州市委宣传部每月发400多元，原来是每月100多元，冠以“工农联盟顾问”的名头。“怕他饿死。要是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的罪孽可就大了。”俞明说。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女学者、女作家自发地组织起来照顾这位文化老人，请他上馆子改善伙食，带他去医院看病等等。“朱季海对于请客吃饭，从不拒绝，他喜欢吃肉。”
朱季海先生是个传说。
他是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收的弟子，被章太炎先生称为“千里驹”。1932年，章太炎先生应金松岑、李根源等邀请到苏州讲学，16岁的东吴大学附中学生朱学浩前去听课，由此成为章门弟子，成为黄侃、鲁迅、曹聚仁等人的同门。后来，章太炎先生帮他取的名字“季海”，被朱先生沿用至今。
见到朱季海先生之前，常听人提起他。回忆起某年的一次琴会，人们会说，朱季海先生当时也来听琴了；　提到画展，人们也说，朱季海先生来看过。在大多数传说中，他是个怪癖的学究，深居简出，学问高深，瞧不起别人，清贫，固执；在另一些传说中，他又是个随和、率性的老人，喜欢松鹤楼，喜欢喝红酒兑橙汁，喜欢缅怀过去。
几年前，常有人专程寻访到定慧寺巷双塔公园去等他，因为听说他常去那里喝茶。后来因为腿脚不便，他不去双塔了，每天只在观前街一带走动，有时去采芝斋楼上茶室，又有人专程到采芝斋等他，只为一睹这位奇人的风采，和他交谈几句。
在观前街附近一幢陈旧的两层楼房中，记者见到了朱季海先生，这也是朱先生难得允许在他卧室兼书房中进行的一次采访。朱先生已经在这里住了近80年。当年，他就是从这里出发去东吴大学附中上学，在途中听说了章太炎先生来苏州上课的消息。三块大洋，两个星期课，但是能亲耳听到章先生的课，再贵也是值得的，有不少外地的中学老师背着行李，专程住到苏州来听课。父亲支持了朱季海三块大洋，这三块大洋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从此追随章太炎先生，讲课、办杂志，1936年章先生去世后，又跟随师母汤国棃，担任章氏国学讲习所的主讲，在苏州上海两地讲学。汤国棃晚年曾经说过，“先生有些弟子徒有虚名，靠先生的招牌吃饭。倒是年纪最小的朱季海最用功，有真才实学，像个读书人。”
只有在提起旧事时，朱先生才神采飞扬起来。比如流传广泛的关于“长官无目”的故事。1946年，在南京国史馆工作时，他看不惯一位擅长钻营的副馆长，副馆长背后说他“目无官长”，有人告诉了朱季海，朱季海一听，当即说，这是“长官无目”。
“文革”后，匡亚明任南京大学校长时，曾有意聘请朱季海先生到南京任教。朱季海提出月薪200元，还有一个条件：每节课只讲20分钟。记者就这事的真伪询问朱先生，朱先生说，我讲课没有一点水分，20分钟抵得上别人一节课。不少想聘请朱季海先生的单位，都因为难以答应这类条件而作罢。
都说朱季海先生性格怪癖，骂起人来不留情面，但是当记者就前些年沸沸扬扬的文怀沙公案询问朱先生时，朱先生却不肯批评，似乎还帮文说了两句话。学者李辉公开质疑文怀沙年龄和经历造假，怀疑文自称章太炎弟子的说法。朱季海先生说，文怀沙确实在苏州听过章先生的课，至于年龄，他说，年龄有什么关系呢。
朱季海的《楚辞解故》，被学术界目为“天书”。朱先生竟然说，中华书局出的这本书是不全的。他说编辑来拿书稿的时候，他顺手从地板上把书稿捡起来交给对方，结果编辑走了以后，他才发现第三辑中还剩下一沓，因此《楚辞解故》的第三部分是残缺的。
老屋经过维修，已不大看得出旧貌。从外观看，应该是一幢民国时期建的洋楼，朱先生住的是东边一部分，西边一半已被朱先生的兄弟一家卖掉。高高的木楼梯通向楼上朱先生的房间，96岁的老人，每天仍能拄着拐杖上下楼梯。朱老的卧室兼做书斋，陈设简陋，只有一张小床和简单的桌椅书架，到处堆着书。因为朝东，太阳出得早，这间房被朱老称为“初照楼”，他心目中自己的文集，也叫做《初照楼文集》。
朱季海先生和他的夫人、大女儿以及儿子一家住在这座至少有80年历史的房子里。他除了担任顾问的一点补贴，几乎没有生活来源，多年来是在刺绣研究所工作的夫人养家。朱季海的夫人是一位朴实善良的妇女，也已90岁，仍然操持家务。回忆起当年从苏州城外农村嫁到朱家的情景，她说，当时媒人说，朱家是读书人，家里有房产，还说嫁过来之后公公可以教她念书。但是嫁过来之后，念书的事就不提了，常常为家务缠住，所认的字也是依靠她自己的勤奋，“拾在那里的”。后来朱先生常年不工作，幸而她自己有刺绣的手艺，得以维持一家的生计。
朱季海先生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和大女儿一直和朱先生夫妇一起生活。儿子朱广明虽然是位普通工人，但是爱读书，曾当选苏州市藏书家，并不宽敞的房间里堆满书籍。但是朱季海并未因此和儿子亲近，甚至说，“不是从新华书店买几本书回来就算是藏书家的”。对父亲的事，儿子从来不置一词。
朱先生不接电话，不和人联络，和家人也没有交流。多年以来，他仿佛生活在世界之外。但是有时他又显得很随和。他对记者说，有位南大教法语的老师想来看我，写信来，但是因为没有人介绍，觉得很冒昧。“其实这一点也不冒昧，想看我就来看我嘛。你们无论谁联系到他，叫他来看我。”
就在采访过后的日子里，朱先生身体每况愈下。近日获悉，朱先生已卧病在床三个多月，他的夫人陆杏金也因病卧床了，日常生活都由儿子、女儿们料理，家里人的“生物钟”也因此打乱。朱先生的儿子朱广明常常半夜起来服侍父亲，自己的病也无暇去看医生，因欠睡，朱广明显得更加疲惫。
以下对话主要完成于2010年3月，2010年至2011年经过多次补充。

章先生讲两千字，我记两千字，一字不差

苏周刊：能不能介绍一下当年您追随章太炎先生的情况？
朱季海：我十六岁师从太炎先生。大概是上初二，太炎先生到苏州来上课。我当时走读，住在观前，到天赐庄上课。早晨从家里出去，中午从学校走到望星桥，吃顿便饭，吃了饭后回学校上课，晚上回家吃。有一天中午在饭店里听说章先生要来讲学，就报了名。先在体育场旁边，律师公会，有两间屋子，有讲台，有黑板。听课的多数是中学教师，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开了两个礼拜课。章先生讲《尚书》，4个人写黑板，章先生都不满意，后来他们把我叫台上去了。他讲课都是背出来的，章先生讲好，我笔也放下来了，他讲两千字，我记两千字，一字不差。章先生跟李根源说，只有某人（指朱季海）记的一字不错。后来就办杂志，《国学商兑》，我就是编辑之一。后来叫《国学论衡》，第一期叫《国学商兑》。
苏周刊：当时还有些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朱季海：一开始金松岑、陈石遗、李根源三个人办国学会，他们三位请章先生到苏州讲学。陈衍（石遗）年纪比章先生大些，但是两个人谈话，起先我总觉得不对。陈先生尽管很有学问，但他是以诗出名的，年纪不小了，穿着打扮很不修边幅，不像个诗人。跟我们玩的那些人都是风流人物，无论西装中装都穿得很有样子的，我们初见陈衍，总觉得他不风不雅，他年纪比章先生大。光绪二十四年，陈衍入张之洞幕府里，章先生去还是他介绍的，可是对章先生非常礼貌非常恭敬，讲话的时候陈衍就是听，难得说几句。他们两个的称呼也让我觉得很惊奇，好像关系倒过来似的，章先生称他“石遗”，他称章先生“太炎先生”。
苏周刊：您记忆中章先生是什么样一个人？
朱季海：章先生头脑一概清楚，比谁都清楚。
苏周刊：您和章先生后人有交往吗？
朱季海：章先生两个儿子，章导和章奇，他们俩都对我很好。科技都不错的。章奇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当时希特勒失败了，美国派三个科学家去接收德国科技，章奇就是其中一个。

中学时代，先后和蒋纬国、许国璋同学

苏周刊：您是上海人？是什么时候到苏州的？
朱季海：我是上海人，初一到苏州读书。先进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后来读东吴大学。我初一转学到东吴附中，和蒋纬国同班，他当时叫蒋建镐。
苏周刊：您对蒋纬国印象如何？
朱季海：他很英俊，性格也不错。我们很要好的，但是与政治无关。他和母亲姚氏住在苏州。他家里很大一个房子，离东吴大学不远，晚上我们常去他家玩，在他家吃晚饭，无所不谈。刚进去的半年交往不多，后来很多空课，当时的教育制度不错，我到初二，国文免上。同学问老师，某人（指朱季海）作文怎么样。老师说，可以做你们老师。我是一年级下半年插班进去的，上半年还在上海。
苏周刊：为什么到苏州插班？
朱季海：我们家有个世交姓沈，现在我只记得他的号，叫凤楼。我父亲在江西九江当检察厅厅长的时候，沈先生是审判厅厅长，北伐军来了以后我父亲回到上海，沈先生到了苏州。我父亲到苏州看望老朋友，沈家的儿子沈起伟在东吴附中读书，我父亲后来也决定搬到苏州，我就和沈起伟一起读东吴附中。
苏周刊：您到苏州就住在这里吗？
朱季海：到苏州一开始跟一个熟人借的房子。初一暑假里，父亲买下了这个房子。寒假还回上海，住在中华路。我祖父一辈就住在上海。
苏周刊：对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还有什么记忆？
朱季海：初一的国文老师叫刘长茀，初二有一位毕先生，毕志飏。每次作文都有眉批，总批，当古人的文章一样读，现在的语文老师恐怕都看不懂。我中学就在东吴学报发表过文章，《墨子检漏义》。
苏周刊：你们当时是写文言文吗？国文课都教文言吗？
朱季海：写白话的也有，但是我从来就是写文言。教的课白话也有，但多数是文言。
苏周刊：您的国学根底是怎么打下的？
朱季海：从小就开始学，诗词文赋，小学就会了。我的家学嘛。我父亲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以前去日本的，国文根底早就很好了。
苏周刊：据说网上有资料把您父亲的名讳错当成了您的名字，您父亲的名讳是什么？
朱季海：孔文，字书楼。出自《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我父亲出过文集，《江州文钞》、《读史随笔》。
苏周刊：据说您外语也很好。
朱季海：我幼儿园就开始学英文。在九江上的是美国人办的幼儿园。小学在上海读的。我还记得北伐军到九江的时候，全城都出来欢迎，搭了台演出，可能仓促，没固定好，郭沫若在台上一捶桌子，台子塌了。
许国璋也是我同学，他是高中插班来的。他那时候就喜欢英文，喜欢雪莱。我们常在一起谈论英国文学。我初二的时候，国文免上，英文免上，当时的英文老师叫许安之（译音），我们读的课文从初中到高中都上一套《英文津逮》，使用的测验从初中到高中都一样，结果我初一的考卷已经远远超过高中。
苏周刊：您懂多少门语言？您是怎么学外语的？
朱季海：大概十多种，多而不精。英语对话写文章都行，德法日可以阅读。外语很简单，在江西九江读幼儿园就学英语了。日语用不着学，我父亲就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和黄兴、杨度同学，他们都是同盟会的。最后学的一门是梵文，我20岁第一次到北京，70多年前，教我梵文的是德国老师李华德，后来到印度去了，抗战前他在北大教梵文。我还学过藏文。
苏周刊：后来您在东吴大学读什么专业？
朱季海：本来要念物理系，但是后来念了化学系，当时东吴大学的化学不算落后。
苏周刊：为什么没有念国文系？
朱季海：当时想出国的。后来种种原因，没有去成。章师母不让我去。

在虎丘名人馆写过“季海”，这是我写的最后两个字

苏周刊：您曾经在南京国史馆工作过？
朱季海：日本投降以后，南京开办国史馆，我父亲的老朋友蔡光辉（继萍）把我介绍给国史馆馆长张继，当国史馆协修。那时候分特任、兼任、聘任，张继是特任，我是聘任。那时候也曾见过宋美龄，仪态大方。在国史馆工作两年，第三年他们撤到台湾。本来希望我一起去，但是话讲得不对，我不理会。当时他们说我字写得好，副馆长但焘（字植之）请我题扇面，我给他写了两句：“只愧白衣酬郑国，愿添半臂赞欧阳。”
苏周刊：您长期没有正式工作，现在的生活来源是什么？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都聘你当顾问，现在还是吗？
朱季海：早就没有了。现在只有苏州博物馆给的600元，算是车马费。以前文管会、博物馆和各地都有聘请担任顾问什么的，最多的时候是九十年代。
苏周刊：人家称您为国学大师，有人说您的学问深不可测，您对自己的学术造诣如何评价？
朱季海：那不敢当，那是因为饶宗颐讲过。1984年，在武汉开会。我们在一个空军招待所，我一个学生给我安排好房间，饶宗颐从香港来，他来见我，一见面就谈，谈了关于古画鉴定的问题，他说谢稚柳怎么说怎么说，我说他说得不对，应该是这样，他一听，非常喜欢。回头又谈别的事情，我们谈了许多，话很短，但是每句话背后都可以做博士论文。就那次饶宗颐说，您是国学大师。隔了段时间，别人也跟着讲了。
苏周刊：您怎么看待现代汉语？
朱季海：现代汉语并不是一文不值，但是没有能够疏通证明，古往今来，这是怎么来的。拼音可以，语言符号可以。要彻底搞清语言学，问题多得很，王力哪里搞得清。
苏周刊：现在能不能再出章太炎这样的大师？
朱季海：现在非常需要，但是出不出。俞曲园，有吗？中国文化现在是沙漠。
苏周刊：您怎么评价钱锺书这样学贯中西的学者？
朱季海：钱锺书不错的，但他的主力不在这上面，这不能怪他。
苏周刊：现在有一些把国学经典通俗化的书和电视节目，比如于丹说《论语》，反响很大，您了解吗？
朱季海：我不知道。
苏周刊：如果请您给中学生推荐几本国学的书，您推荐哪几本？
朱季海：首先是《国学概论》，还有章先生讲学的东西。
苏周刊：您的著作中，您觉得最有可能传之久远的是哪一本？
朱季海：《楚辞解故》，一版再版。
苏周刊：您过去的著作这些年很少重版，有出文集的计划吗？
朱季海：北京中华书局有人来过，我给了三本书稿，可以出一套《初照楼文集》，到现在没消息。还有两本。
苏周刊：现在还看书吗？看些什么书？
朱季海：看，最近在看敦煌文学，《王梵志诗》、《云谣集》。中外古今都看，科学也看。有一点东西可看的，我都欢迎。
苏周刊：还去书店吗？
朱季海：不去了，这几年不去了。除了人家送给我看，我不看了。
苏周刊：现在还写字吗？
朱季海：我不写字了。2004年在虎丘名人馆写过“季海”两个字，就告别了，这是我写的最后两个字。
苏周刊：您画画吗？
朱季海：画过。水彩山水都画过，时间不长，不能算成就。自己画着玩。
苏周刊：您认为现在的中国画如何？
朱季海：脱节了。现在的国画不行，就像无源之水，没有来源。
苏周刊：看电影吗？
朱季海：好久不看了，最后一部看的是《满城尽带黄金甲》。
苏周刊：看电视吗？
朱季海：不看。最后一次看电视是香港回归。
感谢金凯帆、朱广明先生协助采访，照片除署名外，由朱季海之女朱广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