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广州阳光和美莱哪家好:揭密：叶挺为什么离开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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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与项英的不同之处不少，明显的是两人的性格不同。叶挺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项英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相容性较差。但两人关键的不同之处是：
首先他们的战略思想不同。叶挺认为，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思想无比正确。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迅速壮大自己，是富有胆识的战略决策，应该尽快执行。项英却坚持株守皖南，怕新四军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同时他怕“东进北上”后新四军打破了国民党的限制，发展抗日力量，得罪了国民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对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迫害新四军的种种阴谋毫无察觉，一再迁就退让。他把许多同志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自筹武器、经费，迅速发展部队的正确做法，说成是破坏统一战线，是“人、枪、款主义”。一个习惯打游击战，打不了就走；一个主张既要坚持游击战，又要注重运动战。一个出身于产业工人，一个出身于正式的军官学校。 其次是组织形式上的不同。叶挺不是党员，更不是党委领导成员，党的重要文件他不能看，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有关党的军事重要会议他不能参加；项英是书记，根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新四军的一切军政大事，基本上由项英说了算。军政大权掌握在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手里。叶挺虽然是新四军的一军之长，但是反而成了项英的副手，处在“客卿”或统战对象的地位。特别严重的是，项英极少向干部战士宣传叶挺，宣传党中央、毛泽东对叶挺的信任和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在组织上又不放在党内的良苦用心。再次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叶挺出过国留过洋，在国民党革命军中威名远扬。现在是新四军军长，当然要像个将军的样子，着装仪表，十分注重军容风纪。他即使不穿军装也是西装革履，穿着整洁，打扮仪表堂堂，手拿文明棍，头戴礼帽，出门以马代步，表现得气度不凡；项英在大山中打了几年游击，穿着朴素随便，以艰苦奋斗者的形象自居。他经常和别人说，现在比油山的时候强多了。叶挺兴趣广泛，爱好摄影，有时还喜欢到田里抓几只田鸡亲自炒几个菜改善改善生活，喜欢与国内外各界人士畅谈天下大事。这一切项英都看不惯。
生活习惯本是小事，但由于思想观点上存在的分歧，项英对叶挺这也看不习惯，那也看不顺眼。最终导致格格不入。叶挺在１９２８年第二次抵达莫斯科受到错误批斗时，没有耐心等待，一气之下不辞而别，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队伍，在党外赋闲１０年之久。根据党的法规和革命斗争哲学：脱党、出逃是绝对不容许和不可饶恕的大事。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 叶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军事家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他在皖南一开始就对项英的一些主张不能苟同。项英搞“精兵主义”，“以质代量”。叶挺却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要迅速壮大革命队伍。项英认为：日军占领浙赣路之后，皖南就是一片根据地，主张守株待兔，坚守皖南和向南发展。而叶挺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认为东进北上更有利新四军的发展。项英当然不听叶挺的意见。叶挺对他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他知道，他越是和项英争论，招来的只是更大的冷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了叶挺的处境后，要求项英与叶挺团结一致，共举抗日大业。并要他注意尊重叶挺，在军事上多让叶挺负责，让他实际上担负政委的职责。毛泽东特别指出，与叶挺搞好合作，对于领导好新四军，推进抗日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项英并没有把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放在心上，相反对叶挺更有成见。新四军开始成立时，他只当了个副军长，本来心里就憋着气。他总以为形式上叶挺是个军长，但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我这共产党的最高长官，指挥权应在我手里，应该由我说了算。现在中央真的要把军事权交给叶挺，项英有逆反心理。开始，有些鸡毛蒜皮的事还与叶挺商量商量，走走形式，后来干脆连这种形式也不走了。中央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指示，也不及时向他传达，也不和他商量，往往自命不凡，自作主张。对于叶挺提出的一些正确主张，不但没有认真考虑，吸收其精华，反而动辄采取否定态度，令叶挺处境尴尬，心里十分难受，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
叶挺以大局为重，宽宏大量，项英却在有些军事问题上压根儿不与叶挺商量。有时，叶挺不知道的事却以他的名义请示报告，中央还以为叶挺知道这些事情。项英甚至背着叶挺向中央告叶挺的状。例如，１９３８年４月蒋介石令新四军集中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叶挺以为此举对我军乘机发展有利，主张可以及早执行。陈毅等领导人也认为可以执行。而项英看不到这一点，前怕狼后怕虎，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又主张不执行。对此，项英背着叶挺向毛泽东发了电报，告叶挺的状：“我意由叶挺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越弄越棘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项英在此电中排斥叶挺的用意，十分明显。党中央、毛泽东对项英这一行为有所觉察，及时提出了批评，要他“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不要把叶挺当作“党外人士”、“统战对象”。叶挺向毛泽东当面表示过，“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并为便于工作，暂留在党外。这是个权宜之计，形式问题。而项英曲解了中央的意思，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和使用。在平时的生活中，叶挺的行为与项英确实有不同。他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到部队检查工作时，喜欢以马代步，携带的随行人员也多一些。他还有一个从广东带来为他办伙食的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名菜，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和来访的国外客人以及国民党三战区的长官、参谋以及亲朋好友。项英后来就不和叶挺一起用餐，而是拿着饭碗到军部食堂去吃饭了。叶挺随身携带的一架德国进口的照相机，举凡行军战斗，外出巡访，宾来客往和军民集会等等，他总爱照些纪念照片，或送报刊发表，或存军史资料，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爱好，先后有几百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照片留在了人间。叶挺的这些爱好和交往活动，既是他长期养成的个人习惯，又有利于扩大我新四军的影响，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应该说是好事。但在项英的眼中，好像什么都看不惯。请客交往是“拉帮结派”；个人开小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骑马下连队检查工作是摆官架子；摄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穿戴整洁是不讲“艰苦奋斗”的作风。总之，项英把一些小事都说成了问题，问题多了就少了共产党的作风，少了共产党作风就不谅解，不与之“同流合污”。
豁达开朗又饱经风霜之苦的叶挺，受到如此的冷遇，那心中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心中对项英的所作所为开始感到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抗日机遇，他努力克制自己心中的不快，甚至用更加努力工作来克制自己的情绪。在加强新四军建设中，他全力以赴，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项英看到叶挺没有多少反应，以为软豆腐好吃，于是变本加厉，甚至连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也以军党委的名义召开，弄得叶挺无法参加。作为一个军长，无法履行军长职责，对于一些军事上的重大的方针决策，自己不能决断拍板，反而一切得由副军长项英说了算。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叶挺实在无法工作。但叶挺还是没有与项英公开交锋，他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组织上，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陈毅在《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３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过这样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对于叶挺军长的困难处境，当时正在新四军军部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略有所闻。她在一篇《中国的战歌》文章中客观地记叙了这一情况：“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强大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沉默寡言，深沉不露”的叶挺终于１９３８年元月上旬，在新四军各支队进军敌后不到３个月的时候，乘前往武汉解决有关部队经费问题的机会，找到中共中央长江局，要求在新四军内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周恩来等人认真听取了叶挺的意见，知道了他十分困难而尴尬的处境，认为他的意见是合理的，必要的，对搞好工作有利，于是迅速将叶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汇报：“叶挺来汉，军费增加，情绪很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并提出了一个方案：“拟组织即外间知道也不要紧新四军委员会，人选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７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叶副。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意见，很快进行了研究，３天后即６月９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长江局：‘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叶、张、周、袁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之’。”组织上的这种安排，应该说是对项英独断专行的一种制约，可项英置若罔闻，对于中共中央要他与叶挺搞好关系的劝告当作耳边风。党权、军权在握的项英仍然我行我素。叶、项关系没有得到改善，叶挺的工作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相反，项英依然抱着傲慢的态度对待叶挺。项英接到毛、张的电报后，也没有开会，也没有对外宣传，新四军委员会形同虚设。
这样一来，叶挺更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反复对一些较知己的战友说：“我是磨盘中的一粒砂子。”叶挺于８月间打了个电报给秦邦宪、周恩来等人，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周恩来等人接到叶挺的电报后，十分不安，经认真研究后，一致认为要予以挽留。８月２８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离开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前一天，致电叶挺：“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促，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这封电报还同时报送了毛泽东。 此时，项英也离开了新四军军部去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项英行前与叶挺对部队工作作了安排。项英并关照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与李一氓、赖传珠等人多支持叶挺的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说服下，叶挺在新四军留了一段时间，叶挺一个人留在军部主持军务，情况比以前好些。但仍然没有打消离开新四军的念头。因此，于９月３０日，他去电延安转项英，“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去时之约，望即从速南归。”催促他速回新四军。并说：“我拟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项英接到叶挺的电报，觉察出叶挺不安的情绪，预计叶挺要离开军部，于是向党中央请假提前返回军部。项英从延安回到新四军后，虽然找了叶挺，也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有关精神，但依然态度冷淡，没有认真检查自己排挤叶挺的错误，当叶挺提起要回广东抗日时，项英不仅没有诚意挽留叶挺，相反大为赞成叶挺离开皖南。正如当时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所说：“我隐隐约约地感到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因此，叶挺要离开新四军的态度更为坚决。对叶挺的出走，项英似有如释重负之感。项英一面电告中共中央军委转周恩来：“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新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介石解决继任人。以后新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一面将数百支枪运往广东韶关，还答应选派一些广东籍的军事政治干部给叶挺，以便让叶挺安心于广东抗日。
事已至此，叶挺再也没有回头之意。加之叶挺当时闻讯，日本侵略军在家乡广东惠阳县大亚湾登陆，乡亲们在日寇的铁蹄下惨遭蹂躏；他悲愤交织，恨不得立即返回家乡带领广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叶挺离开了军部，南下华南。这是叶挺第二次提出辞职新四军军长职务，第一次出走军部。他此行不是逃避抗日，而是寻找更有利抗日的机会和出路。
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右一)、副军长项英(左一)留影。
1936年5月，潘汉年从苏联兜了一个圈子回国途经香港。中共中央交给他一项任务是到澳门看望叶挺，把根据形势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调整了革命方针策略，正在着手促成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等新情况，跟叶挺通气，争取他的支持参与。党终于又主动与叶挺联系了，这使他很兴奋。
翌年初春，叶挺举家迁往上海。7月初，周恩来应国民党之邀赴庐山谈判，他偕博古、林伯渠到达上海的当夜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周恩来等在上海逗留的一周中，向上海的地下党负责人讲解新时局下的统一战线方针和工作方略；秘密会见高层民主人士；安排情报工作，日程很紧，但还是经潘汉年安排和叶挺见了一面。 有著述说，周恩来和叶挺在此次会面时，谈到了中共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部队改编的问题，并希望叶挺能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叶挺就是在同周恩来进行了这次谈话后，主动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军，改编中共在江南的游击部队，甚至提出新军番号为“新四军”，请陈诚带话给蒋介石。据我们所知，周恩来等上庐山谈判的中心议题，就是红军的改编问题。虽然在庐山要谈的主要是陕北红军改编问题，但思维缜密的谈判高手周恩来，或许早把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红军的改编及如何与国民党就此周旋诸问题，纳入了他的考虑范畴。
蒋介石在对中共领导的江南数省游击部队改编后，由谁出任统帅一事一直颇费心思。他心中的理想人物是陈诚或张发奎，可他们两个都各有所虑，软中带硬地表示拒绝。蒋介石左右权衡，感到与其把改编后新四军的指挥权交还给共产党，不如采纳陈诚的建议，让既与国民党有着较深渊源，又被共产党冷落了数载的叶挺去当这个军长。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是看得非常重的，在自己武装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上坚持不向国民党政府让步。当蒋介石在中共领导的江南游击部队改编谈判尚未议定，即发布由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后，毛泽东随即电令经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只能占江南游击部队的五分之三。并强调：江南游击部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1937年10月，国共关于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协议达成，共同认可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此时，蒋介石以为：我父亲在接受新四军军长任命后，会先去拜见他这个委员长，因为父亲当军长的任命是他先发布，近10年来共产党对父亲也不怎么好，所以父亲应该对他表示忠心和感谢。谁知道我父亲却在接受任命后，先于副军长项英而到了延安。蒋介石对此异常不满，大发脾气，认为他上当了。” 叶正明说。
由于在有些文章和书籍中，在写到叶挺到延安与毛泽东见面交谈到叶挺的党籍问题时，多数描述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恢复叶挺的党籍。此处仅举一例：“谈起党的问题，毛泽东征求叶挺意见：‘你愿不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说：‘从心里讲，我离党十年，为离群孤雁，思想极度苦闷，思念党，做梦都想投入党的怀抱，但此时这种身份，我认为暂不宜恢复党籍。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可自由地与国民党官员交往，调解国共两党矛盾，代表新四军向老蒋要枪要军费。’他的这番表态，得到毛泽东的夸奖：‘说得好，考虑周全，完全同意。’”
但叶正明对我们说此说不确，在恩施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问过父亲，到延安时谈过党籍问题吗？叶挺对他说谈到过，但所说与当今有些文章和书上写的正相反，不是毛泽东向叶挺提出党籍问题，而是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来的。 叶正明说：“父亲到延安后和毛主席谈了整整一夜，父亲说：我已经当了军长，党籍的问题能不能恢复。当时我父亲想法是即便不能公开地恢复党籍，哪怕秘密地恢复也行。可是毛主席说：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当了共产党你就不能当新四军的军长了，许多话和要求也不好说了，因为国民党不会让共产党员当新四军的军长，也不会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和要求。但毛主席也向父亲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并不是你叶挺不能当共产党员，而是你不当共产党员对开展工作更有利。父亲听从了毛主席的这种安排。”毛泽东与叶挺的谈话，还说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第一个总司令的问题，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其实不论此话是不是毛泽东说的，事实确实如此。以中国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第一支部队，就是有“铁军”美誉的北伐军第四军第12师第34团，亦称“叶挺独立团”，以叶挺的名字命名。在号称“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中，叶挺又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1927 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叶挺又被推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而在此前的1927年9月，“秋收起义”虽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只有第一军第一师的建制，没有设置总司令。
以往“十年消沉”说的一个论据，也出自叶挺的此次延安之行，即叶挺到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组织的欢迎会上，讲话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趴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这说明叶挺自己承认“脱党”和“消沉”。
但是叶正明认为，他父亲的那番话，既不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的郑重说法，也不是组织的正式结论，而是他在受欢迎的场合上的一种自谦的形象表示，并不能以此认定他父亲自己承认长时间“脱党”和“消沉”。
叶挺：铁汉·壮士·将军(资料图片)
父亲给我讲他的老上级叶挺为什么长期不是共产党员
关于叶挺，我在孩提时代就熟知了。因为他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因为我们是熟读他的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长大的，还因为他是我父亲的上级。
但是，我总感到叶挺和其他将帅有不同之处，比如他长时间在军内担任要职却好长时间不是共产党员，他好像是将帅中的另类。
由于父亲非常了解叶挺，他在70年代末一次吃中午饭的时候讲到叶挺的独特情况。
父亲告诉我：“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有着非常严明的纪律，情况那么复杂，宁可过严也不能放松一点。这种思维解放后仍然延续，文化大革命更是淋漓尽致。叶挺比我大13岁，他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农家，父亲开过小药铺，还到南洋打过工。严格地讲，叶挺是华侨将领。他15岁还在读中学，正是辛亥革命发生，他带头剪辫子而入狱，没多久就放出来了。后来他考入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这个学校也是蒋介石上过的。后来他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影响，开始向往革命。”
说到这里，父亲特别向我总结：“我们党参加革命的人，农民受《水浒传》这样的造反书影响最大，早期革命后来成为党内高级干部的几乎都与陈独秀的《新青年》有关，连毛主席也不例外。这么多年陈独秀都是反面教员，不公平啊！我想将来更加实事求是，会给他公正评价的。你想想，连叶挺这样在孙中山身旁的人都因为《新青年》加入革命队伍，这个陈独秀有多厉害！”
父亲说到这里我也产生联想，因为既然父亲知道陈独秀这样厉害，我偶尔看到他给工程兵做报告的讲话稿，在讲述党内例次路线斗争的时候总是谴责陈独秀，把陈独秀做为党内的反面教员，也许他是无奈的，被动的，违心的，因为比他地位高许多的人不是也要成天这样批判吗？
父亲接着说：“后来叶挺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团二营营长。在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时，叶挺是保护孙中山、宋庆龄脱险的功臣，也因此深得孙中山信任。1924年，孙中山把叶挺做为国民党的军事人才培养，让他去苏联学习。他在东方大学受到李大钊和同学中共产党员的影响，加上早年《新青年》已深入他的心，在苏联提出入党要求并得到批准。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先锋首出湘南，连战连捷，一路攻下武昌。他以团长职务被国民政府破格提为少将。随后，该团扩编为两个师，他任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12月，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任总司令。仅仅两天，广州起义就告失败。1928年初，在李立三的实际主持下，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称叶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但是不容叶挺解释与申辩，中央就对起义领导人都给予了各种处分，任红军总司令职务的叶挺被留党察看6个月。叶挺是个有血气的军人，要是放在很多将领身上就忍了，可叶挺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做法，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脱离关系。
“刚到德国时的叶挺有点万念俱灰，在柏林加入了德国的一个提倡素食的流派，大有超脱尘世、修身养性之意。他打算远离政治，放弃在中国都已经很有名的军事专长，转而从事德文著作的翻译和著述，用文化为国家做些贡献。不久，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的周恩来取道欧洲回国，在柏林看到了叶挺。两个人谈了半天，周恩来推心置腹地对他讲，干革命不能只承认成功、不承认失败，尤其个人受点误会和冤屈是总会遇到的。这个时候既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消极沉沦，尤其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叶挺与中共重要领导人交换意见，感到共产党还是惦记他希望他发挥作用的。叶挺重新振作起来，他知道德国是军事强国，想在那里深造学习军事，然后回国为共产党效力。
“叶挺在德国边开饭馆边学习，他对德国陆军特别加以考察，并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旅欧五年后叶挺回到澳门。国民党知道叶挺如果回到共产党，无疑会给共产党的武装增加很大名声和力量，蒋介石派国民党要员送礼拉拢，叶挺非常坚定地要寻找共产党。人康啊，你要知道，那时共产党力量远远比不上国民党，前途也并不明朗，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共产党蒸蒸日上，而国民党腐败，各级官员都要捞一把，早就失去民心了！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叶挺毫不犹豫地赶到延安，共产党用很高的规格迎接这位归来的游子。毛泽东亲自主持为他在抗大礼堂举行了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我也参加了那个大会。记得叶挺用夹杂着广东乡音的北方话说：‘革命就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那提高到最大的声音就在会场飘荡。但是共产党也有规矩，脱了党并不是很快就可以重新入党的，还要长时间地接受党的考验。叶挺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以非党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交涉，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并担任军长。可是叶挺在新四军干得并不舒心，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他和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关系紧张。
“项英主观刚愎，总爱用对党外人士的眼光看待叶挺。这都惊动了党中央，毛泽东特意叮嘱项英要尊重叶挺，周恩来亲自出面为二人调解，叶挺终于顾全大局留了下来。在皖南事变前，叶挺已经对国民党有所警惕，我在重庆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对我回忆说，1941年1月5日，新四军部队到达茂林地区，天下开了大雨。叶挺说，要警惕国民党，为避免成为瓮中之鳖，最好改变路线，不从东南翻山去旌德，而从西南过去向东进军然后北上。但是项英不同意，还是按照国民党指定的路线进军。到了丕岭脚下，国民党40师、144师疯狂进攻，新四军非常英勇，浴血奋战，激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而损失极为惨重。
“项英对国民党认识不清，抱有幻想，却最终在这次事变中被国民党杀死。还有袁国平、周子昆等将领被杀害，叶挺被俘。蒋介石马上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所谓的军法审判。叶挺被捕后非常英勇，与国民党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先是顾祝同用高官引诱叶挺投降，被怒斥。蒋介石知道叶挺的分量，亲自出面劝降叶挺，让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其前途是光明的。叶挺的回答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叶挺关了几年，换了好几处监狱，他先被解往上饶牢房，接着又关入桂林一个潮湿的山洞中。一年多后，蒋介石认为让他尝够了苦头可能会被软化，下令押往重庆。叶挺还是不屈服，在重庆做了一首很有名的狱中诗，广为流传。”
我接过父亲的话说：“您还背得下这首诗吗？”
父亲摇摇头说记不得了，我非常熟悉地给父亲背诵了一遍：“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鲜血中得到永生！ ”
父亲说：“叶挺不是个文学家，可是写的诗很有气势。”
我说：“这是教育我们一代人的名篇，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父亲说：“叶挺一辈子真是坎坷，先是被党内错误对待漂流在外，后来又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受尽折磨。算起来这个共产党里非常重要的大军事家大部分时间没能在战场上效力，真是个悲剧！尤其是他的死，太惨烈了！由于中共中央长期交涉，被关了5年的叶挺于1946年3月获释。他出狱第二天就致电中央请求再次入党，可见他对共产党的感情，两天后他的要求得到批准。恢复党籍没几天，叶挺于1946年4月8日去延安途中飞机撞山遇难。我的老首长、老前辈就这么粉身碎骨地走了，他要活着，是无可争议的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