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初次政策救市

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之后，中央政府第一次干预市场涨跌的尝试发生在1994年。

自从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后，在市场秩序正规化的预期下，1992年11月17日， 上证综指从盘中的最低点386.85点开始快速上涨，到1993年2月16日盘中涨到最高点1558.95点，只用了3个月时间，大盘涨幅高达303%。

1993年2月16日，快速牛市上涨完成后，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证券市场大扩容也就开始了。

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出 “产权明晰、权责清楚、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目标，开始接触了产权这个问题，明确了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股份制，中央选了100个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但是1993年的中国经济，通胀率直线上升，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大力收缩银根。1994年，经过1992、1993年中央政府严厉的经济调控和治理整顿，企业面临严重的困境。

为此，政府提出了“三年解困”，采取了国家的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债转股、中央储备金、贴息贷款等手段，花了2万多个亿来解决国有企业的困境，但仍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而其中在证券市场上，很重要的就是从这时起，大量的国有企业开始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进入证券市场采用股权融资的方式解决企业所面临的困境。

伴随着新股的不断发行，上证指数也逐步走低，进而在777点展开长期拉锯，后来777点位失守，大盘再度一蹶不振的持续探底。到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在盘中回到近期最低点325.89点，指数跌去近八成，但这次熊市带来的“成果”是上市公司数量急速地膨胀。由统计数据可见，至1992年底，全国上市公司数量为53家；到1993年底，就激增至183家，增加了245.28%；而到1994年底，则达到了291家，比上一年增加了59%，是1992年的549%。

这是中国证监会成立以来市场出现的第一个熊市，也是早期股民经历的时间最久的一次下跌。而此前，即便是在1992年的大牛市中，上海一位住在浦东陆家嘴地区、名叫康柏华的股民，就已经因为忍受不了炒股亏损6449.55元，于1992年5月12日自缢身亡，从而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亏损自杀第一人(*)。

插图1：199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

1994年7月30日，面对股指的急剧下跌和市场持续的低迷，各大传媒均刊登新华社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作出决策》，中国证监会发布三大救市政策：今年内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人市资金范围。即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

插图2：1994年7月30日《上海证券报》对三大救市政策的报道。

1994年8月1日，上证指数以大涨18%跳空高开。买盘蜂拥入场。这一天，深沪指数大幅飙升三成。此后，上证指数从7月29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9月13日盘中最高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

不过，由于经济紧缩状态没有改变，证券市场其后重新恢复低迷。但325.89点却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此后十年的最低点位，再未见到。也正是从这次救市开始，新股扩容及资金扩容成为管理层调控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把双刃剑，并屡被效仿，至今如此。

对此，证券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多年以后有这样的感叹：按理说监管部门应该不管股价的，这是市场规律。为什么要管？就是政治压力。上海股市股指跌到三百多点的时候，上海市委正式写报告给中央，中央转给我们，要求采取措施，得救啊。按道理讲政府管这个干什么啊？它有跌有涨。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环境。价格高低不应该管，这是基本的常识。但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政府为什么要管呢？怕社会不安定。因为我们的市场很脆弱，投资者的承受力也很脆弱，政府的承受力也很脆弱。所以应该在特殊环境下采取特殊措施，使得它不要造成更大的压力和社会的震荡。（插图3见右：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

尽管有着不愿干预市场的意识，但作为中国证监会的开局人物，刘鸿儒有时可能更多地要妥协于现实。于是“三大政策救市”，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中央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范例而留存于历史，至今仍常常被人津津乐道。

*见1992年5月15日《解放日报》、《金融时报》；但据1992年6月26日《新民晚报》记者习慧泽的报道，康柏华炒股损失的“确切数字是3500元”，而他真正的死因是“广泛性焦虑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魏城 weicheng_ft@yahoo.co.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