钇合金火花塞效果:国共内战思考

作者：bloombergable
第二个误区：国民党获得大量美援，国军大部分为美式装备，比共军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按：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至少是一个世纪性追问。】
每看国共内战史，国民党政权因战败播迁台湾一隅，江山易色，人事不再，沉痛的心情总是无法释怀，那种旁观者清的痛楚更是无以复加。看了很多国内外及台湾方面有关这场内战分析的著作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和结论都无法令我信服。
国内正统的什么"“民心论”、“正义论”等自然不用谈，海外以及台湾的一些著作和文章，虽然对国共内战的分析客观一些，但读来也让我迷惑。因为其所列举的各种导致国府败退的原因，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反例。例如说国民党腐败导致它在军事上失利，那么历史上有比它更腐败的政权却并没有因之而跨台。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哪个不腐败甚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毕竟当时的国民政府比起那些封建王朝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民主和进步，尤其不可否认的是，那时期的国民政府虽然限制言论出版方面的自由，但毕竟是自由的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现在中共治下的有与无的问题。国民政府可能相较于西方自由国家要腐败，但不会太腐败。当然有人会说，国民党腐败再加上有中共这样的一样异己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来挑战，跨台就是必然的。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历史不是这么简单。晚清同样腐败，也面临比当时的中共反政府武装力量强大得不相上下的太平天国的挑战，为什么没有倒掉？国民党在3年多时间败得如此快如此彻底，在我心中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国民党败得如此之快，超过毛泽东的估计
国民党败得如此之快，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的估计。在国军全面进攻阶段，看到华东苏北战场上中共粟裕部对国军连战皆捷，尤其是苏中七战七捷，让毛乐观估计，如果每月消灭国军5、6个旅，那么大概需要5年时间中共就会赢得全国政权。在重点进攻阶段，两大战略目标，政治中心延安和关内后方的战略补给中心烟台和威海卫被国军攻克，可以说国民党达到其内战军事胜利的顶点，那个时候毛泽东被胡宗南追击得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十分狼狈，刘邓为了让在陕北的中共高层摆脱胡宗南的军事压力，终于在毛的再三催促下挺进大别山，进入与华中白崇禧军事集团的外线作点，但却遭受连连挫折，中野12万多人到出大别山时，几乎损失过半。那个时候，毛估计胜利可能需要10多年的时间，甚至有了再不济就上山打游击的念头。而到了内战晚期，辽沈战役一结束，毛就估计推翻国民党政权大概祇需要1年的时间了。经过多年的思考，我有了对这场内战与一般公论不同的看法，首先要纠正几点国共内战认识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800万军队
其实内战中国共对峙的兵力并非那么悬殊。在国民党军简史中，说明从1946年6月国军有正规军（师）86个军，248个师，约200万人，再加上后勤，交警，机关，学校，海空军等等还有156万人。正规军是74万，一共是430万人。45年国民党停止征兵一年，47年1月到8月征兵68万人，同年还计画征兵100万，但目前没有确切资料说明该征兵情况，因为那时候局势已经恶化了，国统区在缩小而且有些与中共交战的地区，民政已经被打乱。人民离乱，就算征兵达到一半50万，然后是49年再征兵20万，这么加起来一算总共就是570万，另外再减去撤守台湾的58万军队，那就实际是510万左右，这可是3年内战之国军的总和。这里面的兵员很大部分是是代替损失掉的国军，是起到对冲作用的，这是统计学上的问题。中共军自抗战结束后，公认的保守数字是100万正规军，260多万民兵武装。而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他的部队很大的一部分要用来保障战时战区上的后勤，而那些国统区的治安所需要的部队还不算在内，不像中共武装，它的后勤可全部交由地方来办，正规部队祇管作战即可。
美国的一份白皮统计书说，1946年国军是300万。46年底是260万国军，47年初是250万国军，150万战斗部队，100万后勤部队。47年末是 270万国军。这些国军部队，作一个最乐观的估计，就是四分之三都能立即投入到对中共作战的战场，那么在战场上真正与共军对峙的兵力对比，大约是一点五比一左右的这样一个状态，稍微熟悉一下内战史的人应该对这个比例不会有多大疑义。这还是在内战初期的兵力对比，国军有优势，但形成了不了绝对优势，到中期，大概就是1点3到1比1的比例，到后期，基本上就是倒过来了。
一句话，内战中国军与共军的兵力对比远非宣传的那样，在兵力上国军处于绝对的优势， 中共处于绝对的少势。
请看看下面一组资料。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国民党获得5170万美元的装备和物资。 6月27日，美国国会批准为国民党建立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画的装备及费用。 7月29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6月14日向国会提出的《军事援华法案》和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画被中止。同时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祇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8月31日，美国将战后剩余物资折价卖给国民党，中国交付1亿7500万美元。中共提出抗议，美国解释这些是民用物资，车船、食品、被服等。
同年10月，华北傅作义部攻克共军晋察冀首府张家口，让马歇尔的军事调停工作受到打击，决定暂时停止对国府美援8个月。1947年4月9日美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把6500吨军火交给国民党。5月26日马歇尔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6月27日美国政府低价卖给国民党军队1.3亿发子弹。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有关援华部分，也单独称作《援华法》，援华总额为4亿美元，有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可以用于军事，为期一年。9月，1.25亿军援仍未到位。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已经没有军火守住东北。10月29日，杜鲁门为了减轻国会的压力，把存在日本的700-800吨军火运到中国。7月下旬杜鲁门政府提交国会一项旨在援助北约国家及希腊、土耳其、伊朗、韩国和菲律宾的总军援法案，即后来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法案送到国会后，两院的亲蒋议员提出不给中国军援就否决法案。政府再次妥协，同意向中国提供0.75亿美元军援。49年2月杜鲁门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1950年4月14日艾奇逊回函国防部，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1.25 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支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就不要再从军火库中向台湾供货了。由此可见1948年的军援到了1950年还未交完，那么49年7月国会通过的0.75亿美元军援应该在内战中没有交到国民党手里。
结论是，46年6月到50年初，美国提供给国民党的军火有47年的6500吨军火和1.3亿发子弹，48年的700-800吨军火和1.25亿美元军火，未用完。　实际上，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祇是在抗战后期美国援助的36个与美国正规师装备远远不能相比的简陋版的美械师。共拥有36门155榴弹炮，弹药紧缺得不到补充，基本上没有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另外还有400多门105榴弹炮，炮弹也相对紧张。而终其内战始终，我们没有看到过国军能有什么炮兵旅，充其量有炮兵团；而共军，在关内粟裕就有装备重型武器的特纵了。关外林彪的部队就更不用谈了，早就成立有炮纵了（共军一个纵队相当于军的建制）。国军基本上大量地还是依靠日械来装备，例如十分能战的也算是国军主力的黄伯韬的整编25师就是日械师，其他一些非主力甚至是杂牌的国军的装备情况就更可想而知。即使是日械装备，也多半是轻武器，而很少有日式重武器来装备，例如150榴弹炮，才装备了一个团。至于攻城拔地的利器坦克，在战史中看到国军对战斗产生重要影响成规模地运用也就是在淮海战役中，蒋纬国的装甲部队，其所有家当不超过三个团。除此之外我们就很少能看到国军能用坦克来参与作战。倒是能看到一些国军突围时指挥官们坐着坦克逃跑，例如黄维和胡琏。
那么共军的装备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是小米加步枪？国军与美援几乎成了一个互为联想的孪生词，而共军其实也有一个互为联想的孪生词，那就是苏援。大陆学者杨奎松的著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就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苏联对中共，特别是对东北的中共军队的援助“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并在该作中，有一个根据前苏联档案公布的保守不全面的数字，即70万支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等，这个数字就已经够装备共军上百万人了。另外东北的兵工厂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要知道当时东北的工业区是仅次于美英苏德之后排在世界第5位的，尤其是在苏联庇护下的大连军工厂对中共军队战力的帮助之大不可想象。这里说一个插曲，当淮海战役硝烟散去时，有记者让陈毅对战役简单总结一下，当时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接着真正指军该战役的粟裕补充道，“还要感谢大连的炮弹。”关于共军的火力装备到底有多强大。
从政治和组织上看国民政府为什么成了内战失败者
一是政治妨碍了军事。先说一下国府抗战胜利后的优势。抗日战争虽然对我们本民族来说是一场浩劫，但也同时打造了一个应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政府，一个权威中央政府自民国初造的乱象之后得以真正确立，至少在国统区，政令军令能够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得到执行。虽然还有各派势力的存在，如桂系，还有如阎锡山的晋军，但总的来说已不存在民国初期意义上的那种分裂割据的军阀势力了。残存派系至少承认在一个权威中央的法统之内进行政治上的争斗，而不像抗战前那样是不承认以蒋中正为首的中央而分庭抗礼。权威的中央政府能够达到成意志集中，行动有力，对中共来讲是不利的。但是国民政府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在军事上独断独裁，政治上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民主和专制融合在一起。随着抗战后国民大会的召开以及总统选举等等宪政化的举措，民主化的成分日益增多，对军事行动形成了掣肘。可以这样说，民主化的不合时宜的推进对当下的戡乱时局有百害而无一益，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国民党的民主化搞早了，共产党的民主化却是晚了又晚。国民政府戡乱剿共之军事成败受制于政治利益的得失。例如在辽沈战役开始之前，放弃东北显然是明智之举，但出于东北的政治得失，国大代表中的一些东北籍国大代表对政府施压。主政者蒋介石意识到在东北已成孤立之态的国军必须撤回关内，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压力以及由于卫立煌的阳奉阴违而错过了时机。假如关外的精锐国军能够在辽沈战役发起前退守关内，国府保住半壁江山应该是有极大可能的。这样政治上的得失考量影响了军事上的行动成败，在内战中还有很多例子。辽沈战役结束后的华北剿总所属国军，傅作义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不是把主力向唐沽等沿海地区集中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力撤向察绥这样的军事死地，坐等失败，令人扼腕叹息。
在中共的宣传上，常常把蒋介石形容为一个军事上无能无才的人，国军失败的重要原因缘于他的瞎指挥。其实不然。还是说东北，还有华北，在共军取得战略优势之后，他对形势看得比较清楚，极力主张把国军撤守，他的一些战略举措即便不是说有远见，至少不能说昏聩。
反观国民党政府对抗战前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围剿之所以成功，在上述意义上来讲，应该得之于一个不完善的军人政权（军政时期的国民政府），很少兼顾民意（当时蒋介就不顾国内抗日舆情的高涨，致力剿共），得以使政治无法干扰军事，从而达成目的。
二是组织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史界没有人真正意识到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国共之争。让我们对民国初建后执政团体的组织性程度高底作一个考察，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进化链。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朝代是军阀当政，组织性十分孱弱，仅仅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忠诚，类似于江湖上的兄弟义气，每个军阀相对他的部属来说就相当于江湖大哥，早期孙中山的会党会盟与此类似，其基层多半是当时洪门中人，江湖义气深重。这种组织性非常脆弱，一旦利益发生冲突，忠诚就不堪一击。
所以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最多的就是一些反复无常的军阀。取代它的就是蒋记的南京国民政府，蒋氏靠黄埔军校发迹，黄埔学生对他以校长相称，蒋与他的下属或学生的维系靠的是封建伦常关系，一种变相的礼教，有那种学生对校长的类似于一种君臣名分的荣誉感廉耻感，所谓他大力提倡的礼义廉耻、杀身成仁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还包括有一定理想的东西在内，例如在当时危机重重的中国，蒋代表着一种民族主义的振兴，以及再加上三民主义的理念杂揉其间。那种靠个人之间相互忠诚的军阀组织关系一旦碰到这种比他更胜一筹的以封建伦常而且还有一定的理想性在内的蒋氏军队自然不堪一击，纷纷落败而逃。让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蒋氏与军阀开战时，更多的是用收买的手段战胜之，而那些军阀如此地容易被收买，反映了一个组织性高下的问题，不仅仅是钱多钱少的问题，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研究蒋氏为什么能够打遍军阀无敌手。
从这个认识出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败在共产党的手下。先从思想性作一个比较，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远比三民主义庞大严谨，从其所要达到的共产主义可望而不可即来说已经类似于一种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要有一个天堂的存在，而共产主义把这种天堂通过它的严密的逻辑体系搬到了地上。马列主主义能让信仰者产生一种宗教般的狂热，在信念上无疑要比三民主义的信仰者坚定得多。在信念上蒋氏的组织性强度就要比中共弱。可以这样说，从政治组织信念的强度上作对比，军阀政治组织追求的是个人或是小团体的利益最大化，蒋氏则是追求一种民族利益或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共产党则是追示一种地上的人间天堂。军阀的组织性强调对个人的忠诚，蒋氏的国民党强调对团体的忠诚，共产党的组织强调的是对信仰的忠诚。这种组织性的进化强度是一个比一个强，这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败于共产党的一个视角。理想与实践总是有落差的，军阀蜕化为对利益的忠诚，国民党蜕化为对个人的忠诚，共产党蜕化为对组织的忠诚。
这里还谈一下一个组织的活力问题，军阀组织不用谈了，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活力很容易得到满足，很快就能够消亡，脆弱的组织关系也就不存在。中共由于马列主义给它提供的一种未来的人间天堂共产主义，所以它的组织就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它的成员大多数都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并愿意为此而献身。这在组织性又比国民党提供了更多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能使政治追求从上到下一以贯之，谓之为执行力。一切政党都是为追求政治目的而存在的，而国民党在它的执政期，虽然没有什么像中共的理想主义的东西，但在它的鼎盛期也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来维系凝聚力和执行力，那就是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我们可以从国民党政权的领导人蒋中正那里强烈地体察到。一旦这种民族使命感的客观基础不复存在，8年抗战结束，国民党作为一个组织和政权就很快沉沦堕落和腐败了。共党也是如此，一旦它取得政权，它的组织活力也就很快枯竭。
这里我提出两个关于组织性问题的相对立的概念，就是“革命化”和“世俗化”或者“日常化”。中共的理想主义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使它使它能够保持一种革命化状态，中共一旦战胜国民党取得政权，国民党一旦赢得抗战胜利，它们都不可避免的要走向世俗化，而在世俗化的常态中，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必然主导的人的思想行为，这是人的本性。中共的政权和国民党的政权都没有解决好与世俗化相配套的政治制度的建设，迎接世俗化或是日常化，而所谓民主或民主化的制度建设和施行，就是一整套维护保证世俗化政权能够正常存在的基础，最终也就是通过一整套制度去约束人的不良的本性。共产党政权是从来没有想搞民主化或是根本就不想搞民主化，所以在它必然到来的世俗化时期，它必然会腐败盛行，这是它必然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权也有腐败，但比起今天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它失败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合时宜地搞了民主化的建设，在1946－49年间，国民党政权祇是从革命化走向世俗化的一个过渡期，当时的现实情势，决定它祇是一个半革命化半世俗化的政权，因为国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由于中共的割据还处于分裂状态，不可能做到全面的世俗化，因此一旦民主化制度建设起来，这种世俗化的政权必然会接受不了一个革命化的政党组织中共的挑战，一个活力和凝聚力远比它强大得多的组织的挑战，它的戡乱军事行动必然会受到民主制度的掣肘，导致它败北。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许多历史现象得到一个合理或者是另类的解答。例如以"文化大革命"为例，从一般的历史结论中，我们看到是因为毛为了权力而打倒刘邓，如果仅仅祇是这样的简单的原因，那么就有许多现象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毛打倒了刘邓，大权在握，而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而且为什么还要延续那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毛泽东始终是处在一种革命化状态中的政治领袖，他始终无法接受一个世俗化或是日常化的中共组织和中共政权的现实并在其中扮演好自己的角度和定位，把自己从一个革命领袖转变成一个世俗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并为共产党主宰的世俗社会制定一个常态运行的政治规则。古巴的格瓦拉与卡斯楚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格瓦拉是一个革命领袖，但却在一个取得政权后世俗化的古巴社会无法扮演一个世俗化的政治官员，赢得政权后的古巴社会不再可能会给他提供一个做革命领袖的环境，否则就会引起骚乱。所以他要做革命领袖必须离开古巴，而卡斯楚却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胜利果实，满足于做一个世俗的政治领袖，革命化对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贴牌艺术。
共产党间谍问题
让我们回到国共内战的主题。共谍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组织层面上问题，反映了国民党组织系统的混乱，它的组织系统可以称作是一种人脉式的的人事管理，多是同乡、师生、亲缘关系。其组织系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察选拔，而是私相授受，其严谨性甚至是连封建王朝的官僚选拔制度都不如，中共的间谍组织很多就是通过这种人脉式管理的漏洞而打入到国民党核心部门。例如中共早期的龙潭三杰之钱壮飞就是被当时中统头子徐恩曾引为同乡而加以信任，而酿下了巨大的苦果，致使国民党情治系统的全胜之局——在武汉抓获了中共领导秘情工作的首脑顾顺章，从而破获了中共几乎是全部的高层组织成员的名单和住址——变成了完败之局，本来可以一网打尽的上海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博古，聂荣瑧等高级领导人得以从容潜逃。
国共内战中对国民党的完败，共谍到底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因相关的一些档案并没公开，仅见的也祇有海外及台湾方面的资料，因为政治上的倾向性不能全部予以采信。但其对中共赢得胜利显然是所起到重要的作用则是不容置疑的。看看共谍身居的职位，大家就能够作出个人的判断。刘斐，国防部次长。郭汝瑰，国防部第三厅主管作战的厅长。熊向晖，西北军政领导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其向中共通报了胡部将要进攻延安的消息。还有卫立煌，据《南方周末》文章《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这篇文章明确无误表明了卫在辽沈战役中的通共行为。
我们有必要谈一下辽沈战役的经过。通过这个经典战役的解剖我们能从中看出国民党为什么会完败于中共。在辽沈战役之前国民党曾有一次很重要机会完胜中共。那就是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国共在东北四平的展开的一场大战，中共在精锐国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东北共军在此打击下几乎面临崩溃。这场四平之战的结果是什么呢，东北共军的头子林彪当时已经有了要在东北中苏边境一带打游击的打算，可见其处境之惨。当时孙立人的新一军已经距离东北共军的首府哈尔滨祇有100华里之遥，哈尔滨可以说唾手可得，东北全胜之局也可说在须臾之间拿下。要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东北陷日期间并没有中共势力，不像关内有长期建设的根据地，有共产党基层武装和党组织，当时中共在东北并没有扎下根来，并没有群众拥护的基础，如果趁四平之胜穷追猛打，有极大的可能赢得东北。而当时的国防部部长白祟禧此时正在督战东北，根据他多年经营广西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对中共是致命的举措，那就是在东北正规国军之外，再编练300万民团。充分发动群众，可以说是中共致胜的法宝，如果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抢得了先机，掌握了群众，中共东北武装是很难有翻身的机会，充其量也就祇能是像林彪所说的那样在中苏边境打游击。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夺力下，于同年6月6日颁发了第二次停战令。给中共赢得了喘息之机。让我引述下著名作家白先勇也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从此（四平战役之后），国军一举获胜的良机和优势一去不返。林彪正是利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得到喘息，迅速重整军队，至一九四六年底，增至三十六万，一九四七年夏季反攻之际，增至五十万，一九四八年冬季辽沈决战之际，已成一百万大军。辽沈决战，林彪的百万大军把国民政府驻在东北的四十七万精锐军队全部消灭。于是，两千辆汽车、七十六辆坦克、一百五十多辆装甲车以及大量重炮武器这些美式装备，全部武装起林彪军队。林彪四野入关南下，平津不战而降。淮海战役中，国军又被消灭六十万。林彪大军节节挺进，直抵海南岛。蒋介石祇有逃往台湾一途。历史从此成了另一种样子。 ”
下面一段话是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的沉痛检讨。
“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
历史总是在重复过去的教训，而这种在最后关头放对手一马的错误在蒋氏身上总是一而再地发生。例如第五次围剿，有过不止一次的机会剿灭中共组织及其红军但是都错过了。例如西安事变前，就有许多征兆和可靠的情报表明张学良的东北军消极剿共甚至是通共。那时的中共已是奄奄一息，不过人疲马乏的不到两万红军武装局促于陕北的不毛之地，即使围而不剿，中共也无法支撑多久。用蒋氏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已到了剿共的“最后五分钟”，但是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偏信偏听，坚信自己的政治威信和感召力能够影响部属，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巨错。第二次停战令的颁布，在我看来其缘由不祇是来自己美国的压力这么简单，蒋氏身上对客观形势的错判是应该是摆在首位的原因。这次四平之战，他再次相信中共在受此惨重打击下已无起死回生的可能，纵使存活，也祇是骚扰性质的治安问题。我一直不理解，蒋氏当政期，这种数次能够置中共与死地的机会，每每却到最后杀手之时，放其一条生路。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蒋氏败守台湾之前对中共的组织性的认识上没有一个透彻的认识。以他当政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游戏的准则就是“有实力者有天下”，这种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军事实力，而蒋正是靠拥有军事实力而获得政治实权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实力政治的崇拜，使他对中共的认识一再犯了主客观的错误，没有真正意识到在军事实力之上，还有会有一个组织实力的问题。在军事上他祇是把中共简单地看作是军事叛乱集团。在蒋氏讨伐军阀时期，一旦那些军阀组织手中的军事实力被摧毁，那么寄生在这种军事实力之上的政治组织也就烟消云散了。但中共的组织之不同，恰恰与那些民初军阀相反——政治组织性祇是军事实力的派生物，或者说是寄生物。而中共的军事实力则祇是他们政治组织的一个派生物。军事实力是寄生于这个政治组织下的产物。不能单纯地就军事论军事，祇要不把中共的组织予以彻底的摧毁，即使它的军事实力受到巨大的打击，祇要留有喘息之机，祇要组织性的活力还在，祇要它的党组织还健全，这种军事实力迟早会获得重生的。四平之后的东北中共武装的发展可以说是很好地应验了这个道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大搞地方政权建设，尤其是搞土改，很快就在广大的东北农村中扎下根来，让东北的物力为其服务。反观国民党却无所作为，在东北祇是一个象征性军事上的存在，民政建设为零，本来东北就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产业中心。
重庆精神与重庆教训
第四个原因是重庆教训。说起重庆教训应该先提一下重庆精神，这个词是国民党政治话语中常用的一个辞汇，中共与之相对应的政治辞汇就是延安精神。什么是重庆精神，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抗战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8年抗战中面对强敌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什么是重庆教训？这是我总结的一个政治语汇，就是中共利用在野党的身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主政党，通过所谓对民主政治的提倡，获得了政治上的先进性和正确性，赢得了对国民党开展政治斗争的话语权从而能够主动地主导社会主要意识形态及舆论，左右影响当时及以后的政治格局。当然在政治宣传的同时，共产党在它的统治区也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创造一定的宽松的政治气氛，如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选举，三三制，减租减息等等，政府相较国民党清廉。祇要我们看看当时中共在重庆开办的《新华日报》的社评，其关于民主的言论比起今天的民运来说都不逊色，甚至可以不严肃地说，民运的肇始很可能就脱胎于当日在野的中共。
中共的这种成功造成了这样几种后果。一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权威，成功地塑造了国民党政权是一个保守、焕散，不思进取，极其腐败的没有民意基础的政权，祇要国民党主导政权，中国将不会有民主政治，祇要蒋氏当政，政府就祇能是一个独裁专制政权等等，尤其是让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观瞻极其不良。二是让美国对其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和定位，认为中共祇是一个主要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改良主义政党，并且十分热衷并接受民主化的政治及政治体制。这种错误的认识的后果十分严重，使美国后来的停战效果极大地不利于国民党的政府，使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初期的有利形势下因为美国调停的干扰而失去军事获胜的机会，而且对国府的美援也采取一种消极态度，美援时断时续。1946年的四平之战可说是一个典型代表。又例如，抗战后的裁军问题，因为国民党按照美国的要求大量地栽减了兵员，不仅使国军内战的兵力不足以剿共，而且在政治上产生了不利的后果，造成国军上下失和，军心涣散。三是凭它塑造出先进性和正确性，吸引大量的优秀青年投入到他的怀抱中来。四是成功赢取了其他一些政党和民主力量同情和支持，并用这种同情和支持来干扰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计画和行动。
抗战之前，中共及其统治的苏区的极左措施以及在它反围剿失败后根据地的暴政和民不聊生的景象，经大量媒体以及一些学者社会观察者的报导，给国人的印象很为恶劣，使相当一大部分国人及学者对中共实行的共产主义抱有相当的恶感，认为中共之乱是国家之祸。但在抗战后中共汲取了过去的教训，接受了一些现代民主政治的规则来对它的根据地进行改良主义的统治，逐渐地转变了过去人们对它的认识。祇有一些很清醒的学者对中共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不为表像所蒙蔽。但这样的学者太少，而更多的具有社会话语权的学者，却是如此的健忘地对中共唱起了赞歌，当然这也源于中共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这种统战工作也是构成重庆教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重庆教训的后果是十分深重的。在我看来最为灾难性的后果就造成了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偏见并最终抛弃了它。抗战结束后的中国国穷民尽，可以说美国的援助与否在经济方面决定了国府的兴亡，国共内战中国军失败不仅取决于军事上的失利，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经济上破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恰恰在最需要美国帮助的时候，它却对国府的危局弃之不顾，甚至到最后连一个廉价的口头上的支持国府的声明也不愿意发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府失之于美。

国军以单纯的军事战对抗中共总体战
国共内战初期，国军以单纯的军事战对抗中共的总体战，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使其虽能在战场不断地击溃中共的武装，但是却剿而不灭，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都不能配合军事行动，每每攻掠其中共根据地之后，由于不能立即进行民政配合方面的管治，其民力物力不能为军事所用，反倒会成为拖累，需要政府方面的接济。一方面国民政府做裁撤军事之准备，例如裁军，复员，优先安排占用大量军用资源来遣返日俘日侨，并不合时宜地结束训政时期走入宪政等重大政治举措都是与当时的军事形势背道而驰的。中共则不然，在其统治区是一切为了军事，一切为了前线，军政一体，开展对国民政府的总体战，其对战争的动员性很快能达成，调动一切资源投入它的军事行动中。国军早期的军事指导思想也有所失当，祇以规复失地为目标，而不是摧毁中共之政治组织及政权为作战目的。
国民党政权在30年代对中共红军之围剿成功，很大一部分就得之于其能够实行总体战，能集中国家之一切资源专一于剿共，甚少军事之外的政治干扰，以总体战对总体战，那时中共之势力祇局限于南方不多之几个根据地，未能成势，故共军处于不得不败之境地。在抗战结束后，中共及武装扩大发展已非昔日可比，占有华北华东之大片土地和人民。国府不但未能汲取过去剿共的成功经验，而且祇采用单纯的军事观点的指导方针来剿共，一开始便无重点，采用全面进攻，虽然初期连战连捷，但随占领区的扩大，本来就不处优势的兵力就日渐稀薄，成无所不备无所不寡，从而让中共武装抓住战机，以多打少，以众打寡。很快全面进攻就遇到了挫折，方才决定采用重点进攻。
其实国共内战失败的种子早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就已种下，日本投降，远在西南的国军主力无法及时接收，华北华东的日占区大多数都被地利之便的中共武装接收而变为其根据地，当时蒋氏为尽快收复失地，拟决定用空运及海运的方式抢先占领沦陷区的各大城市，李宗仁认为不妥，如此一来，国军面对中共则必陷于孤立，而主张采取从南往北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的方式来达到收复，虽慢但却能达到战略目的。但蒋氏未能采用，殊为可惜。在我看来，采取李氏策略之优点，其行动虽慢，但却更具实效，在于能以国军之面，对共军之线、之点，形成战略上的高压，所谓取势也。而蒋氏之举措，其结果最终是以国军之点之线对共之面，形成战略上的孤立与守势。尤其是山东战场表现最为突出，国军对大城市如济南的占领，徒具象征意义。蒋氏在抗战后对中共之策略即采取，先安关内，再图关外。但由于受美国答应船运国军到东北之诱惑，逐放弃此一正确之策略。蒋氏退台后对此也懊悔不已。
战端一开，国军在具体军事部署上也连连失措，没有做好分工，做到攻击兵团与守备兵团之分，在战争之初尤其如此，形成每攻一地，必分兵予以把守，所以攻掠愈多，占地愈多，则兵力越弱，形成无所不备，无所不寡之势，而没有象中共军队那样有正规军与地方部队之分，正规军专事与国军作战，而地方部队则负责维护地方政权的保守及后勤的保障以及补充正规军的战损兵力之不足。国军正规部队则要负作战，后勤，地方守备及治安。虽然每每在战略战役态势与中共武装相比处于兵力上的优势，但在实际的战术战斗中则处于劣势，中共之所以能以多打少，实在是因为有这方面的重要原因。国府始终没有认识到应大量成立地方保安部队作二线兵团及地方守备力量之使用，并作为正规军作战的有效补充。国军虽然也有保安团和保安旅，但与正规部队之比例严重失调。严格说来，保安部队因为不仅担负军事任务同时也要担负地方政治的维持，在人数上理应多正规国军，就像中共武装一样，其地方民兵与正规军的比例大于二比一，而在实际中，我们看到国军作战，通常是一小部队保安部队如一个保安团或旅配属于一个整编师或是军来行动，而保安部队在当时看来，应该说是主要担负政治任务如新占领区的基层政权建设及维持，以及民政措施的训练保障等等。不如此，国军每攻掠一地，没有地方保安部队的配合作对中共地方政权的清剿根尽则不能巩固，变为国府的可用之地，可用之民，可用之物。结果是国军能攻一地则不能占之，能占之则不能用之。愈加增加国府本就贫困的经济的重负。每占一地，国府的剿共军事开支不能因之减少反而是因此而加大，最后酿成不能承受之济通胀。
反观中共之作为，以东北为例，中共抢驻东北的部队是10万人，同时与其配套的还有专务地方政权建设的10万干部，合理的军政配置，从而很快地保证了在东北的基层政权得到建立和巩固。一般来说，在国共内战中，每攻掠一个地方，要有三个层次的部置，一是正规军，主管作战，二是地方保安部队，作为地方的治安力量，三是配备民政干部以建立和巩固地主基层政权。而这三者，国军也不是没有做，但是没有一定数量，达不到一个合理的比例，象星星点灯一样，散落各方。祇能攻掠而不能掌握基层政权，即使国军建立起地方政权，也祇能停留在县级这个层面上，更谈不上让政权进入乡村一级，战争的动员性就无从谈起。
上面谈了战争指导方面的失误，现在谈有关在战役指导层面上的问题。我们常常看到，所谓共军集中优势兵力以5倍10倍来围歼国军，这仅仅祇是表像，透过表像我们能看到这其实是国共双方对战争指挥艺术的认识高下不同。内战中的国共战场上，所谓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军，其实是共军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战略的高度来审视并指导一个战役的指挥，从一个战役的高度来把握一个战斗，这种以高临下的战争谋虑，使得国军陷于被动。祇有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找到一把理解所谓共军作战指导原则的钥匙。在内战初期国军的作战形态通常是一个整编师作为一个基本作战单位，并担负一个作战方向，以局部来就对全局；而共军则相反，以苏北战场粟裕的指挥为例，他通常是整个战场的全局来考虑对国军某一路进攻方向的作战——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并不是出于战争指挥上的自觉，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并不是不想作全面的反击，而是兵力不足以这样的按排——以多路（集中所有能集中的的兵力）对一路，所以有宿北、莱芜、孟良崮战役的胜利。而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华北傅作义的国军集团，采取了“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战略，始终在华北战场上对共军保持主动，一直到辽沈战役结束为止。
国军意识到自己战役战术指挥上存在的问题，很快改变了分兵作战的特点，结成了重兵集团，不再以单个的师或军来担负一个作战方向的军事任务，而是以兵团为作战单位集中作战。这之后由于找不到歼敌的战机，共军就常常狼狈，被国军追得疲于奔窜，国军这种集中作战在重点进攻阶段可以说是成功的，占领了中共的政治中心延安，军事根据地沂蒙山区，和后勤补给中心烟台和威海卫，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国军的成功达到了项点，但其后由于兵力的不足——如抽掉山东战场国军主力如黄百韬的整编25师于大别山参加对刘邓共军的追剿，致使山东已被形成游击状态的许世友的共军能够喘息休整部队重新恢复战力。从而没有保持住这种来自不易的有利形势。虽然国军的这一新的集中作战样式，其后在战场上还有一时的失败，但总体上在战略上保持优势；虽然共军还能打一些胜仗，但面对国军这一新的作战形式，始终未能达成把战役战术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优势，这种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吃掉谁的态势，一直淮海战役发起前都没有大的改变，关内国军与关外国军不同，还能在战略上对共军发起进攻。
另外国军作战手段与目的不清。国军的作战目的乃是歼剿共军武装及其政治组织，次为收复失地，但是在内战中却是颠倒主次，尤其是在内战初期以得地为要。在战役中往往想定为歼灭共军主力，而一旦与共军接触，在战役指挥上就忘记了其目的，往往祇是把共军击溃了事，而且在击溃后不能追击扩大战果。这种战略指导层与战役指导层脱节，而战役指导与战场指导的相悖，怎能不失败。
再次，国共内战战区的划分不合理，关内三大剿总，在内战晚期，实际应该合并，要么合并华北和徐州剿总，要么合并华中和徐州剿总——蒋后来也有过这种打算，让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剿总，但其出于私心而拒绝，假如其能承当，淮海战役的结局恐怕会是另一番景象。两大野战军，中原与华东野战军打一个剿总，徐州剿总；而另一个剿总，华中剿总却在整个战役中无所事事，本来平定中原野战军就是它份内之事，却静待主力国军的失败，这种战场奇闻也祇有在国共内战中发生。由于这种战区的不合理划分，国军各战场上不能连动和相互支援，构成有机的整体。而中共却能有机地相互配合，陕北战场紧急时，刘邓出大别山以配合，山东战场紧急时，陈谢兵团能出中原以配合，大别山战场紧急时，陈粟大军能进中原以配合。这种配合尤以淮海战役陈粟与刘邓的配合最为代表。
这里要说一下，共军惯用的围城打援战术之屡屡得手，实因于国府战略上的保地存地思想，经常用国军精锐部队来作守城守地之用，而不是用一般地方保安部队。若以共军之道还之以共军，始终把主力作为机动使用，不驻守一城一地，则共军此法就不能得逞。例如中原刘邓共军与华中陈粟共军，就对战法飘忽不定，行动自主，不死守守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例如对邱清泉的五军，是逢五不战，对胡琏的十一师则是“力避之”—毛泽东语。若国府不以存地保地思想所左右，此攻城打援之战术由于不能歼灭国军精锐，必然会弃之不用。毛泽东所谓“失人存地，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得。”就是这个道理。这里插一段历史插曲，有关国军将领关麟征回答记者如果他任东北国军的主将所要采取的措施，以说明我的看法。他回答：“我的办法很简单，第一，选一位善战的将军，任他为兵团司令，给他三个精锐的军，明确他的任务活捉林彪，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守，以壮大自己、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眼。第二，对伪满的 20万军队，我不管中央的政策如何，一律给它们以地方保安部队的番号，让其为我们所用。以东北之富饶，他们会自足自给。待打完仗以后，再作善后安排”。
国军之败，军纪焕散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兵骄将悍，有令不从成普遍现象，白崇禧之所以不愿指挥徐州剿总的部队，全因其大部都蒋氏嫡系，怕难以指挥。而国民党政府执法不严也要负主要责任，抗战中怠忽职守作战不力被处决的将领从杂牌到嫡系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而内战时期因作战不力怠忽职守被处决的将领鲜有与闻。另外就是国军中政工制度由于受美国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影响而遭废弃，也是一个重大在因素，使国军的作战士气不能有所鼓动，执行作战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
国军各部队战力不均，战力相差悬殊，除了五大主力及其他一些次主力的部队之外，基本上都不具备很强的战斗力，这也就造成了大量非主力国军，一旦单独作战，就难逃被歼的命运。关内的国共内战史上，国军与共军作战的历史，也就是国军的几大主力如第5军，整编11师，还是整编25师的战史，由于战力差距太大，这些王牌主力被过度使用，战力得不到恢复和保养。例如邱清泉的第5军，一年之中军指挥部就转移多达300余次。而共军祇有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之别，主力部队之间战力大都能够平均分配，都能够有单独作战的能力。
国军编制上也存在先天的不足。内战初期除了极小部分，一般一个整编师实行的是二旅四团制，极少数是三旅六团制，这两种编制根本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如果战斗限制在师一级的规模上，（内战初期国军基本上是以一个整编师为基本作战单位），在战场上除非是遇到劣势兵力，一旦遇到优势或是相等左右的兵力，基本上无预备队可用，即使战斗处于有利之状态，也因为兵力之不足而无法扩大战果。而共军一般与国军整编制的作战的基本上是以纵队（相当于国军的一个军或是两个是师的兵力）为单位。
这种单纯的军事战无法有效地应对中共的总体战，在全面进攻受挫后，这个问题就被国府国防部长白崇禧认识到了，他总结道：“过去我各战线皆优于共匪，今则仅山东一处优于共匪，而士气甚低。其致此之由，实因整编与取消杂牌部队致军队减少，仅能控制点与线（无控制面的力量），士气低落，人心怨上畏匪。为今之计，一、应明令讨伐，恢复战时体制；二、稳定第一线，与赶快建立第二线兵团；三、信任民众，建立地方武力，并举广西无共匪，全由地方有些武力；四、省主席要有全权，中央不要干涉其人事；五、应停止或延长选举期限；六、经济求自给自足”。（《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431～432页。）
国民党接受教训，认识到必须以总体战对总体战，于47年7月开始在全国实施总动令，公开通缉毛泽东，将毛泽东和共产党指为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乱匪，以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完成戡乱的目标，但已经为时已晚，剿共大局已成糜烂之势，中共已开始在局部地区开始反攻。各个战场上国军已失去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战争形势每况愈下。
国共内战的失败，蒋氏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一是对中共组织的性质认识不清，一再放弃置其于死地的机会。二是对部下失之于放任以致于骄纵，除非他亲自领导，无人能够指挥得动。他后来在著作《苏俄在中国》中检讨，指出1927年清党及1934年第五次围剿成功，他对共党的残余部队，不作最后的迫剿，且接受其停战归诚的要求。另外他在检讨东北战场与第二次停战令时，说综合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绝无再起可能。我亦以为共匪在此创巨深之余，荀有一线爱国良知，果能实践其一月间停战协议等诺言，仍可予其悔过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乃先令前方追击部队就地停止待命。蒋氏沉痛检讨：这不仅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兽性与暴行”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
蒋氏其个人学养及思想深受中国传统中的礼义忠信等伦理道德薰陶，使他无法跳出这种思维去看一个中共组织及其武装所遵从的是与他的伦理世界所在遵循的行为准则截然不同的革命行为准则，以及它与过去他的那些军阀对手们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蒋的伦理观中，政治对手一旦输诚就意味彻底失败投降，会受到伦理的的诚信观的约束，不会也不能再背信弃义，否则遭天下人共弃。但对中共来说这种伦理观完全不存在，他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样一个旧世界及其旧世界的上层建筑，妥协是革命的需要，斗争也是革命的需要。而中共的革命从来都是手段为目的服务的，祇要目的明确（而非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中共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是不受任何世俗的道德标准来评判的。正是蒋氏这种伦理观使他一而再而三地轻信于中共，养虎遗患，最终自作自受，丢掉了大陆。这种伦理观道德观被打碎之后，当代的中国是处在一个教育要从公德抓起的时代，不亦悲乎。
另外国军作战手段与目的不清。国军的作战目的乃是歼剿共军武装及其政治组织，次为收复失地，但是在内战中却是颠倒主次，尤其是在内战初期以得地为要。在战役中往往想定为歼灭共军主力，而一旦与共军接触，在战役指挥上就忘记了其目的，往往祇是把共军击溃了事，而且在击溃后不能追击扩大战果。这种战略指导层与战役指导层脱节，而战役指导与战场指导的相悖，怎能不失败。
再次，国共内战战区的划分不合理，关内三大剿总，在内战晚期，实际应该合并，要么合并华北和徐州剿总，要么合并华中和徐州剿总——蒋后来也有过这种打算，让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剿总，但其出于私心而拒绝，假如其能承当，淮海战役的结局恐怕会是另一番景象。两大野战军，中原与华东野战军打一个剿总，徐州剿总；而另一个剿总，华中剿总却在整个战役中无所事事，本来平定中原野战军就是它份内之事，却静待主力国军的失败，这种战场奇闻也祇有在国共内战中发生。由于这种战区的不合理划分，国军各战场上不能连动和相互支援，构成有机的整体。而中共却能有机地相互配合，陕北战场紧急时，刘邓出大别山以配合，山东战场紧急时，陈谢兵团能出中原以配合，大别山战场紧急时，陈粟大军能进中原以配合。这种配合尤以淮海战役陈粟与刘邓的配合最为代表。
这里要说一下，共军惯用的围城打援战术之屡屡得手，实因于国府战略上的保地存地思想，经常用国军精锐部队来作守城守地之用，而不是用一般地方保安部队。若以共军之道还之以共军，始终把主力作为机动使用，不驻守一城一地，则共军此法就不能得逞。例如中原刘邓共军与华中陈粟共军，就对战法飘忽不定，行动自主，不死守守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例如对邱清泉的五军，是逢五不战，对胡琏的十一师则是“力避之”—毛泽东语。若国府不以存地保地思想所左右，此攻城打援之战术由于不能歼灭国军精锐，必然会弃之不用。毛泽东所谓“失人存地，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得。”就是这个道理。这里插一段历史插曲，有关国军将领关麟征回答记者如果他任东北国军的主将所要采取的措施，以说明我的看法。他回答：“我的办法很简单，第一，选一位善战的将军，任他为兵团司令，给他三个精锐的军，明确他的任务活捉林彪，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守，以壮大自己、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眼。第二，对伪满的 20万军队，我不管中央的政策如何，一律给它们以地方保安部队的番号，让其为我们所用。以东北之富饶，他们会自足自给。待打完仗以后，再作善后安排”。
国军之败，军纪焕散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兵骄将悍，有令不从成普遍现象，白崇禧之所以不愿指挥徐州剿总的部队，全因其大部都蒋氏嫡系，怕难以指挥。而国民党政府执法不严也要负主要责任，抗战中怠忽职守作战不力被处决的将领从杂牌到嫡系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而内战时期因作战不力怠忽职守被处决的将领鲜有与闻。另外就是国军中政工制度由于受美国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影响而遭废弃，也是一个重大在因素，使国军的作战士气不能有所鼓动，执行作战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
国军各部队战力不均，战力相差悬殊，除了五大主力及其他一些次主力的部队之外，基本上都不具备很强的战斗力，这也就造成了大量非主力国军，一旦单独作战，就难逃被歼的命运。关内的国共内战史上，国军与共军作战的历史，也就是国军的几大主力如第5军，整编11师，还是整编25师的战史，由于战力差距太大，这些王牌主力被过度使用，战力得不到恢复和保养。例如邱清泉的第5军，一年之中军指挥部就转移多达300余次。而共军祇有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之别，主力部队之间战力大都能够平均分配，都能够有单独作战的能力。
国军编制上也存在先天的不足。内战初期除了极小部分，一般一个整编师实行的是二旅四团制，极少数是三旅六团制，这两种编制根本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如果战斗限制在师一级的规模上，（内战初期国军基本上是以一个整编师为基本作战单位），在战场上除非是遇到劣势兵力，一旦遇到优势或是相等左右的兵力，基本上无预备队可用，即使战斗处于有利之状态，也因为兵力之不足而无法扩大战果。而共军一般与国军整编制的作战的基本上是以纵队（相当于国军的一个军或是两个是师的兵力）为单位。
这种单纯的军事战无法有效地应对中共的总体战，在全面进攻受挫后，这个问题就被国府国防部长白崇禧认识到了，他总结道：“过去我各战线皆优于共匪，今则仅山东一处优于共匪，而士气甚低。其致此之由，实因整编与取消杂牌部队致军队减少，仅能控制点与线（无控制面的力量），士气低落，人心怨上畏匪。为今之计，一、应明令讨伐，恢复战时体制；二、稳定第一线，与赶快建立第二线兵团；三、信任民众，建立地方武力，并举广西无共匪，全由地方有些武力；四、省主席要有全权，中央不要干涉其人事；五、应停止或延长选举期限；六、经济求自给自足”。（《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431～432页。）
国民党接受教训，认识到必须以总体战对总体战，于47年7月开始在全国实施总动令，公开通缉毛泽东，将毛泽东和共产党指为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乱匪，以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完成戡乱的目标，但已经为时已晚，剿共大局已成糜烂之势，中共已开始在局部地区开始反攻。各个战场上国军已失去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战争形势每况愈下。
国共内战的失败，蒋氏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一是对中共组织的性质认识不清，一再放弃置其于死地的机会。二是对部下失之于放任以致于骄纵，除非他亲自领导，无人能够指挥得动。他后来在著作《苏俄在中国》中检讨，指出1927年清党及1934年第五次围剿成功，他对共党的残余部队，不作最后的迫剿，且接受其停战归诚的要求。另外他在检讨东北战场与第二次停战令时，说综合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绝无再起可能。我亦以为共匪在此创巨深之余，荀有一线爱国良知，果能实践其一月间停战协议等诺言，仍可予其悔过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乃先令前方追击部队就地停止待命。蒋氏沉痛检讨：这不仅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兽性与暴行”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
蒋氏其个人学养及思想深受中国传统中的礼义忠信等伦理道德薰陶，使他无法跳出这种思维去看一个中共组织及其武装所遵从的是与他的伦理世界所在遵循的行为准则截然不同的革命行为准则，以及它与过去他的那些军阀对手们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蒋的伦理观中，政治对手一旦输诚就意味彻底失败投降，会受到伦理的的诚信观的约束，不会也不能再背信弃义，否则遭天下人共弃。但对中共来说这种伦理观完全不存在，他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样一个旧世界及其旧世界的上层建筑，妥协是革命的需要，斗争也是革命的需要。而中共的革命从来都是手段为目的服务的，祇要目的明确（而非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中共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是不受任何世俗的道德标准来评判的。正是蒋氏这种伦理观使他一而再而三地轻信于中共，养虎遗患，最终自作自受，丢掉了大陆。这种伦理观道德观被打碎之后，当代的中国是处在一个教育要从公德抓起的时代，不亦悲乎。
但是东北的国军军事开支却无法取自于当地，而是要由中央政府来开支，当时东北战事的军费开支已占军费开支的40%，加剧当时及后来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到三大战役开始前，国民党的军事军力还是基本上完整的，我们可以国军5大主力的存在来说明，在整个内战中，祇有国军整编74师遭受到共军沉重打击，其余4个王牌主力，整编11师，第5军，新1军，新6军，都几乎战力完好无损地保留到三大战役之中，还有次5大主力，例如52军，71军，桂系的第7 军，48军，傅作义的35军等基本上也都战力健全，就是说在三大战役开始前，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处于崩溃状态，到了不堪一击的处境。通观整个内战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结论，在三大战役发起前，中共始终都没有解决好如何把它在战场的局部胜利的累积转化为战略上的优势。从战略态势上来看，关外东北，国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大据点以内，处于战略上的守势；关内基本上还是打了平手，甚至在战略态势上国军还处于一种相对优势。中共军队在战役上战术上胜过国军，但始终无非把这种局部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对国军战略上的优势。西北战场，中共彭德怀的军队与胡宗南的国军处于一种谁也吃不了谁的对峙状态，双方谁也无法能有效地进攻并占领对方的统治区。华中战场粟裕的共军在战役战术性质赢得的胜利更多，但也无法达成战略的优势，虽然在局部战场上处于进攻态势之中，但在战略上国军仍然可以集结重兵集团对其发动致命性的打击。中原战场上刘邓部队则在大别山地区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12万人的部队减员到了6万人左右，连自己的根据地都无法获得，分散的部队无法集中对国军作战役性质上的进攻，在国军的追剿之下处于一种游击状态。华北战场上国军的优势更为明显，聂荣瑧的部队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局部战役中都无法对傅作义的部队造成打击，处于完全的守势作战状态之中。祇有在东北战场上的共军是处在战略优势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三大战役首先是在东北打响。
在我们的正统宣传中，蒋介石基本上被描绘成一个在军事上无能，至少算是平庸的。这种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态度对历史的是不负责的。平心而论，如看不出蒋介石有什么英明之处的话，那至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平庸之处。至少在内战中他对军事形势还是看得比较清晰，如果他有什么不足，那就是他的决心不足，顾虑太多，优柔寡断，这对一个政治领导人来说是致命的。前面说过，远在辽沈战役发起前，当年3月在林彪的中共军队发起的冬季和春季攻势后，国军已完全失去了东北战场上的主动权，蒋就认识到东北国军不仅不可能获胜，而且有可能完败，决定撤回关内，但处于各种政治的顾虑，决心不够坚决，没有做到排除各种干扰，尤其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干扰，错失了良机，酿成不可挽回的巨错。如果当年在东北的精锐国军能撤回关内的话，那么战争的结局就会是另一种景象了。
即使国军未能撤回关内，辽沈战役也并非是全输之局，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卫立煌的消极甚至是破坏举措，一是卫立煌援锦百般阻挠，迟迟阻挠廖耀湘兵团西进增援锦州。“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十三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反，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而廖耀湘在西进之后，也抱消极的态度走一步看一步，大军缓缓前进望等锦州失陷，如果是大胆进取，不计得失，辽沈战役恐怕会有另一种结论。想不到的是，增援锦州的东进兵团之领导人候镜如竟然也是个双面人，与中共有私，同样也是消极作战。这辽沈战役怎么还打得下去。
一直以来在未得知卫立煌的通共行为之前，辽沈战役始终是一个谜，那就是为什么要先打锦州。当时中共在东北战场上取得了完全的战略优势，完全没有必要冒有可能全军尽墨的风险去先攻锦州，使自己的运输生命线被拉长并完全暴露在国军的攻击下，如果是赢了当然是好，但输了可就满盘皆输。而这种风险不是不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取代的，但毛泽东却偏偏选择这种冒险的方式，让林彪去攻锦（林是不赞成的，而且还一再抗命，但是最终因为攻不下长春，才被迫执行毛的命令）。后来在在《南方周末》看到了关于卫通共的报导，心中之惑才大解。
辽沈战役之败，一败民政的失败，不能使战力取自于当地。二是用人失措，三是共谍的破坏。这三者其实都可归因于组织建设的先天不足。
蒋原来的内战策略是“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个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政治以及外交的干扰下，例如美国同意船运5个国军到东北，他的这一正确策略便被放弃了，国共内战之失败，蒋无疑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屡屡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有了主张又不能亲自督促贯彻执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