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飞机》阅读文章: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灭佛事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1:46:41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灭佛事件

文/曹斌锋   

 佛教从两汉时期传入我国,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在这期间,佛教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曾和儒家、道教以及诸多宗教进行过多次激烈的斗争,历经无数风险,四次面临灭顶之灾,但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所称的“三武一宗事件”( “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又称“灭佛事件”。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24~452年在位)出身于鲜卑拓跋部,继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之后,进兵中原,统一了黄河流域。作为明元帝拓跋嗣之子,他十六岁即位,年少气盛,“锐志武功”。起初他对佛教也很敬重,常引高僧论法。后来,道士寇谦之(后被民间称为寇天师)来到洛阳,大力宣扬道教“清静无为,入道成仙”的道理,深得太五帝信任;加之他手下重臣崔浩也是一位道教信徒,他二人不遗余力的诋毁佛教,于是太武帝转而信奉道教。太武帝为充实兵源,接受二人建议,于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开始,北魏太武帝下诏限制佛教,指责佛教“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禁止王公以至百姓私养沙门。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北魏太武帝出兵经过长安,在一寺院中发现兵器、造酒器具、财物和窟藏妇女,于是北魏太武帝大怒,下诏大规模灭佛,诛杀沙门,焚烧寺院经像。后来虽由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缓宣诏书,使很多沙门僧侣闻讯远逃,一部分经像得到隐藏,但在北魏政权所辖境内还是发生了大量僧尼被杀,寺院佛经毁灭殆尽的情况,尤其是境内的寺塔被尽毁无遗。

 

二、北周武帝灭佛

 

西魏恭帝三年(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鲜卑族大将军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取代西魏称帝,国号周,建都长安,史称北周。到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61~578年在位),他在思想上崇尚儒家,重用儒者,按照《周礼》来改革官制,并经常召集群臣研究何探讨富国强兵之道。


据史籍《魏书·释老志》记载,当时,佛教在北周辖境内急速发展,北方僧尼达二百万人,佛寺多达三万余所。由于僧尼享受免税赋徭役的待遇,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北周武帝要统一北方,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因此,他首先是削减僧尼和寺院,此后多次召集名儒、众僧、道士讨论三教优劣,规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第三。


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命僧人、道十辩沧二教的优劣,不久便即下令禁断佛教与道教,展开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这次灭佛与北魏太武帝的灭佛不同:一是佛、道二教皆被禁止;二是虽毁坏寺院,焚毁经像,但并不屠杀沙门,而是迫使他们还俗为民;三是设立通道观”,提倡会通三教”,但强调以儒家为正统。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武帝率大军灭了北齐政权,又下令在原来北齐境内禁断佛、道二教。于是,约有三百万僧人被迫还俗,境内八州四万余所寺庙全部改作宅第,所有佛迹统统焚毁,财产由官府没收。不过在此期间,有很多僧人隐匿于民间暗中奉佛,或逃到南方去了。这一次,中国北方的佛教几乎灭迹。


三、唐武宗灭佛

 

   唐武宗李炎,生于唐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农历6月11日,本名李瀍,临死前十几天改名李炎。在位时间从公元840~846年为期七年,终年三十三岁。唐武宗身在藩邸之时就喜好道术,即位后更是崇尚道术,他将道教太上玄元皇帝老子李耳的降诞日(农历2月25日)定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又在宫中设道场,在大明宫修筑望仙台,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对他们的长生不老之术和仙丹妙药十分迷信。


从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农历10月起,唐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这期间有个僧人自称能够做“剑轮并能打败敌军,唐武宗准许他试做,结果僧人不能做成,就把他杀了。此后,唐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农历2月,唐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


到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四十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五十岁以下,很快连五十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唐武宗的旨意,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农历7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十寺,每寺僧十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三十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唐武宗的大规模灭佛举措,天下一共拆除寺庙四千六百余所,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六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


这对以后佛教的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经》、《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四、后周世宗灭佛

 

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后周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


当时周世宗禁毁佛教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僧尼功令渐弛,以致寺僧浮滥,直接影响到国家赋税、兵役。另外汉地崇佛,大量铜用於制造佛像,致使铜钱出现短缺,这也是促使禁佛的一个重要原因。后周世宗这次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世称“一宗法难


周世宗的灭佛和前三次有所不同,带有整顿的性质。

 

 

附:

钱文忠说玄奘两三事:

“俗世惹尘埃 晚年起风波”《玄装西行记节选》 

最重要的佛经《瑜伽师地论》翻译完成了,玄奘也作为住持,住进了刚刚落成的大慈恩寺。此时已年近半百的玄奘,应该可以专心译经,平静安逸地渡过自己的晚年了。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十五日,五十岁的玄奘陪同唐太宗到了翠微宫,在此谈论佛法和印度的见闻。五月,在一次谈话的时候,唐太宗突然觉得头疼,但他并不以为有异,仍然留玄奘在宫中住宿,准备等自己稍微舒服一点的时候,继续跟玄奘谈论。没有料到,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就驾崩了,时年五十三岁。而唐太宗驾崩的时候,玄奘就在他身边。

这对于玄奘来讲,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且不说唐太宗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对他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他非常融洽的交流,用佛家的话来讲,作为一代帝王的唐太宗和作为一代高僧的玄奘,他们是真正的有缘之人。白天陪唐太宗聊天,谈论佛法,晚上再赶工译经,这几乎已经成了玄奘的一种生活方式。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自从唐太宗驾崩以后,玄奘就一门心思,全心全意投入到译经工作中去:

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遇乙之后方乃停笔。

也就是说,玄奘不再放弃每一刻光阴。每天订好学习工作计划,如果白天有事情被打断的话,当夜一定补足,必须完成才肯歇手。玄奘就以这种态度在进行工作。

而这一年,玄奘还遭受到另外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从历史角度上讲,这次打击固然不能和一代帝王驾崩相比,但是在玄奘的内心世界,在个人情感上来讲,这次打击的严重程度,恐怕不亚于唐太宗的驾崩。

玄奘的得意弟子辩机,是他最重要的助手,这从《大唐西域记》的署名是两个人——玄奘和辩机,就可以看出。这部书,是玄奘口述,辩机笔录,师徒两人共同完成的,可见辩机对玄奘有多么重要。而就在这一年,这位当时佛教界几乎都认为是玄奘最好衣钵传人的得意弟子,这位在唐朝佛教界中声誉正在冉冉升起的僧人,居然因为和高阳公主私通而被杀。因为玄奘和皇室接触密切,所以他的弟子也有很多机会跟着自己的师父直接进入到皇室的生活圈里,辩机就是这样认识了高阳公主,并和高阳公主产生了感情。当时辩机年仅三十岁,玄奘不仅失去了一个得意的弟子、一个得力的助手,还对玄奘的译场产生了很不良的影响。 

一年之内,玄奘失去了理解并支持自己的帝王唐太宗,紧接着又失去了自己最得意的徒弟,玄奘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其后发生的两件事情,给玄奘的晚年,甚至整个生命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太宗驾崩后,唐高宗李治继位,而唐高宗对玄奘依然非常尊重,政府对玄奘翻译工作的支持也没有因为唐太宗的驾崩而受到任何影响。玄奘在翻译之余,还为很多刺史一级的高官授戒说法,玄奘的信徒越来越多,这些皈依弟子的俗世地位也越来越高。来自日本、朝鲜半岛、西域,甚至来自印度的学生都纷纷拜在玄奘的门下。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回国后都大有成就,玄奘的影响也由此传遍了东亚,甚至回馈到佛陀的故乡,回馈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也就是玄奘五十六岁那一年,玄奘遭遇到两件很不好的事情。

一件是玄奘当时组织翻译了两部很重要的讲解佛教逻辑学的著作——《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这两部经翻译成汉文以后,玄奘的弟子就这两部经书撰写文章,进行热烈的讨论。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这场讨论超出了佛教的范围,引起了当时唐朝非常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吕才的注意。吕才写了一部书,叫《因明注解立破义图》,针对玄奘门徒的论著,提出了四十多条批判性意见,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这部攻击玄奘的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吕才为自己这部著作所作的序还保留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但在当时吕才的支持者绝不在少数,而是人数众多,地位也都不低。他主要从传统的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经济等等角度,公开提出要控制佛教的发展,提出要抑制教权,维护皇权。因为他看到佛教在唐朝发展太大,僧人的地位太高,帝王对僧人太尊崇,他从这个角度提出攻击,于是玄奘和他的弟子们在当时的处境就变得相当的尴尬。争论到后来,成了一场混战,把当时唐朝的思想家和学者官员都卷进去了,最后,只能由唐高宗下令:“遣群公学士等往慈恩寺请三藏,与吕公对定。”皇帝让大家到慈恩寺,恭请玄奘和吕才面对面辩论,决定胜负对错。从这道诏令来看,皇帝还是很尊重玄奘的,虽然根据佛教史籍的记载,吕才“词屈,谢而退焉”。事情的真实情况恐怕未必那么简单,场面也不会太好看。

另一件就更不妙了,它甚至成为玄奘辉煌一生中罕见的被后人所诟病、批评的一个污点。当时中印度有一位僧人,叫“布如乌伐邪”,翻译成汉语名字叫“福生”,他带了五百多夹、一千五百余部的佛经来到长安译经。从现在留下的文字记载来看,也许是由于宗派的分歧,也许还有别的不足与为外人道的原因,福生受到了玄奘的严厉压制,不仅他的翻译工作无法进行,而且最终还被逼离开了长安,最后死在瘴气之地,而福生随身带来的五百多夹梵文经典却被玄奘夺走了。

福生的结局很凄惨,所以当时很多人同情这位中印度僧人,对玄奘颇多微辞。然而,也很有一些学者,包括一些相当著名的学者认为,由于玄奘当时的地位越来越高,引起了人的嫉妒,所以他的对立面也越来越多。这件事情也许是确有其事,但玄奘的对立面将此事的负面性有意夸张,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存在过的,玄奘可能利用了他当时的崇高威望,和唐朝皇室的密切关系,打压了一位不同宗派的印度僧人,这在玄奘的一生中是非常罕有的一件可以被人批评的事情。

当然,这些都没有动摇玄奘崇高的威望,至少在唐朝皇帝的眼里没有。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二月,玄奘还为唐高宗的婕妤薛夫人落发受戒。三月,唐高宗亲自为慈恩寺撰写碑文。四月御书碑落成,玄奘率领慈恩寺和京城的僧人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官方也派仪仗恭送,“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场面非常火爆。十一月一日,武则天施舍一件非常珍贵的袈裟给玄奘。十二月五日,武则天生子满月,依然请玄奘进宫为皇子(佛光王)剃度,师父是玄奘。这些都是很高的荣誉。 

从唐太宗到唐高宗,甚至连骄横的武则天,都对玄奘**师十分尊崇。唐朝皇室的虔诚与礼遇,使一向谨慎小心的玄奘也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在皇室中的地位。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成为玄奘人生的转折点呢? 

大概是玄奘觉得自己跟皇室的关系很密切,于是在这一年上了一道奏章,要求废除两条法律:

第一条是“先道后佛”。我们知道,唐朝的皇室为了掩盖自己混杂的血统和卑微的出身,将道教的始祖老子作为自己的祖宗,于是,道、儒、佛,在官方的排序中,佛教是最低的。玄奘上了一道奏章,要求把佛教排在道教之前,却被唐高宗断然驳回。

第二条,要求废除“僧尼犯法依俗科罪。唐朝的规定,和尚和尼姑如果犯法,是按照俗人一样定罪,没有任何特权的。玄奘上表章要求废除,也被唐高宗驳回了。

由以上两条可以看出,皇帝虽然非常礼遇玄奘,可是玄奘在朝廷上也不是说什么都行。历史有其两面性,帝王其实还是有点打压玄奘的。

就在这一年的前后,玄奘因为早年西行求法,翻越过多的雪山,而落下的冷病这时突然发作。这个病以前靠药物控制了好几年,也许因为这两个表章上去以后被驳回,玄奘心情不太好,这个病在这一年的五月发作了,而且来势凶猛,几乎不治。幸好唐高宗派御医全力救治,玄奘才稍微好了一点,唐高宗还把玄奘接到皇宫里面供养,并且让玄奘在宫中译经,“或经二旬、三旬方乃一出”,照料得非常周到。

显庆二年(657年),玄奘奉命陪唐高宗到洛阳,在翠微宫进行翻译工作,唐高宗希望玄奘“无者先翻,有者在后”,也就是说,翻译的时候希望把汉译本里面没有经典的先翻,这个建议未必不合理,却没有被玄奘采纳。

此时,玄奘利用身在洛阳的机会,提出要回乡探望姐姐张氏,并且为父母迁葬。我们知道,玄奘是兄弟姊妹四个人,老大的名字历史上没有留下来,二哥就是玄奘进入佛门的领路人——长捷法师,这是玄奘的亲哥哥,而玄奘现在要去探望的就是这个三姐,玄奘自己最小,是家里的老四。玄奘一到洛阳,就希望去探望这个几十年没见的姐姐,也是玄奘在这个世界上有世俗血缘关系的唯一亲人。唐高宗非常爽快地批准,并通知地方官员妥为安排,一切费用仪仗由国家支付。

玄奘以翻译佛经为自己的生命,觉得伺候皇帝是一种拖累,于是再次请求到嵩山少林寺去译经。这个在我们眼里应该是很应该被批准的请求,居然被唐高宗以非常严厉的态度拒绝了,而且这次皇帝还破例亲自书写复信,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道德可居,何必太华叠岭;空寂可舍,岂独少室重峦?幸戢来言,勿复陈请。

我们不难从中感觉到丝丝的寒意。

我想,唐高宗拒绝玄奘的要求,这里边无非是这么几个原因:第一,玄奘在我们眼里当然是一代高僧,是在文化上、佛学上、翻译上有重大贡献的人,可是在皇帝的眼里,差不多也就是个文学侍从,像李白差不多的。皇帝高兴就找你谈谈,所以希望你不要离我太远,皇帝都是非常自我中心主义、非常自私的。第二,在历史上,帝王都不大愿意有号召力的高僧居住在自己控制不严的偏僻山林,否则万一信徒众多,登高一呼,或者有人打着你的旗号谋反呢?所以这一次是干脆、严厉地拒绝,玄奘也就不敢再提出类似的要求了。

十一月,玄奘再次发病,身体日渐虚弱。《旧唐书》记载说:“京城人众竞来礼谒。”京城人流来往众多,大家都来拜见玄奘,弄得玄奘不胜其扰,玄奘成了当时唐朝的百姓、官员,乃至外国来唐人士心目中一个非常耀眼的亮点。同时,玄奘又是慈恩寺的住持,所以他还要被造金像、布施、接待外宾等琐事烦扰,搞得自己体力明显地下降。他最终下了决心,既然皇帝不允许我去遥远的少林寺,那我就提出离开长安,去玉华寺。玄奘是动了脑筋的,这个地方相对来讲也比较偏僻、冷清,但他跟唐太宗曾经在那里渡过非常融洽的时光,所以这样提的话,唐高宗是不好拒绝的。这一次唐高宗允许了,从这以后,一直到圆寂,玄奘再也没有离开过玉华寺,换句话说,玄奘的脚步再也没有进入过繁华嘈杂的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