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nk:往事拨乱反正回忆 ——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

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这场大讨论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回顾历史，这场大讨论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看得更为清楚了。这场大讨论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这场大讨论是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由胡耀邦发动，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胡耀邦作为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功不可没。本人有幸在胡耀邦的指导下，参与这场大讨论，是这场讨论中有些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现将有关情况记述如下。

一，提出用实践标准总结十年“文革”

这要从中央党校的复校开学讲起。

1977年10月9日下午，中央党校在大礼堂隆重举行复校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日子。这一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金色的阳光洒满党校大院，中央党校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兼任校长的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来了。他们先在礼堂前广场分别同学员和教工人员合影，然后进入礼堂。

在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后，叶剑英也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的最后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知道这“三次路线斗争”，我简要地介绍一下。“文革”开始，首先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称之为第九次路线斗争；1970、1971年反对陈伯达、林彪，称之为第十次路线斗争；1976年粉碎“四人帮”，称之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涵盖了十年“文革”的全过程。总结这“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总结十年“文革”。叶剑英要求中央党校总结这“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是当时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也是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最关注的实际。这又是异常复杂、敏感、艰巨的任务。

组织中央党校的学员研究总结十年“文革”，这是一件非同尋常的教学任务，需要周密思考，制定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胡耀邦对这项任务十分重视，又很慎重。他决定在党建课程中拿出十天时间，组织学员进行讨论研究。他让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合作，先搞一个实施方案。

这两个教研室的同志经过多次研究，包括听取学员的意见，于11月搞出了一个方案。

1977年12月2日上午，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议（这时中央党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制），会议由冯文彬主持，参加者有成仿吾、吴江等人，党史和党建两个教研室的负责人缪楚璜、周逸及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首先由缪讲他们的方案。缪说，学员问题很多。学习要求是划清“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界限，主要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观点，基本方法是编文献交给学员自己学习研究，教研室只是启发诱导，不讲大课。缪还讲，文件不好编。很明显，他们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来总结的。

胡耀邦听了他们的方案后讲话。他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文件要立即收回。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没有按主席的想法搞，“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作法就不是主席思想。普遍夺权是主席思想吗？不是。坐喷气式是主席思想吗？主席领导几十年，是这样的思想吗？主席历来不是这个思想。十几年的党史都讲歪了。胡耀邦明确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要用真正的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那个讲话，那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他还列举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和危害。他举粮食产量为例说，去年全国粮产5800亿斤，能相信吗？我们讲党史还能讲十三年大丰收吗？还能讲假话吗？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

与会者议论很热烈。下面摘录与会者的发言：

听了耀邦的发言，缪楚璜的思想也放开了许多。他接着提出，究竟反对了林彪、“四人帮”没有？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主席路线是否占主导地位，我没有想清楚。

胡耀邦：问题好答复。比如，延安审干，路线，主席九条方针是正确的，但抢救运动结果是错的嘛！百分之九十八都错了，还能说对的嘛，历史已作了结论。

冯文彬：“文化大革命”是抢救运动的发展。

杨长春（一部主任）：比抢救运动厉害多了。

黄宣文（校务部副主任）：公安部七个副部长，只有一个没有坐牢。

胡耀邦：在坐的党委委员，百分之九十都是从监里拉回来的。

吴江（哲学教研室主任）：“三次路线斗争”很复杂。“前言”有几句话不错，但后边没有贯彻。有很多提法过去是中央文件提的，现在值得考虑。什么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一月风暴，夺权的大好时机。没有一月夺权（胡：我看是反革命风暴，王洪文、张春桥的风暴，一月逆流，二月抗争），那来打倒一大片，还有革命委员会。（胡：这都是抄来的，可以原谅，要是独立思考出来的，就很严重）夺权怎么样？“四人帮”夺权就是打击党，打击老干部，大批判批来批去还不是批老干部。所以，（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都要清算一下。清算是否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主席说三七开，就是算了大帐嘛。我们要在这个大帐下具体算。

白映秋（三部主任）：三次路线讲不讲？问题很重要，这一期讲不讲？问题很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我们可以研究，有些问题要中央作结论。有些理论问题，如夺权，革命当然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是否要夺权？短短的时间，我们的水平，行不行？

伍辉文（校务部主任）：对毛主席看过圈过的文件怎么看？有些是他们欺骗，有些是断章取义，接过革命口号干反革命，另外，有些事物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桑子楨（二部主任）：这门课重要，不好讲，必须用现在的观点看过去，有些问题要跳出框子（胡：当然要跳出框子），有些问题党校解决不了，学员称之为敞着口的问题。

胡耀邦：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

李玉晨（政治部副主任）：很重要，难讲。按这个提纲讲，会更混乱。这期不讲，让大家议（胡：要讲，是怎么讲法）。

成仿吾（中央党校顾问）：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今天值得研究。列宁提是十月革命前，要夺取政权。今天我们有政权是要巩固。林彪、“四人帮”尖锐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夺权。（胡：他们是要彻底改恶，而不是改善）。今天是否还提谁是适敌人，谁是朋友？这本来是明确的。现在要大胆重新考虑。

听说我们党在农村群众中威信很低。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究竟怎样才对？这就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错了，帐为什么不能算呢？毛主席带头算了帐嘛！为什么不可以算？

十六条中，提出要重新组织革命队伍，这同毛主席说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有矛盾。选文件，有困难，我们不好说，当然，十六条还是好的。给上海的贺电行吗？

杨长春：一部学员对“文化大革命”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四川一个干部说，我们是走资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回潮，儒家，逸民，还乡团，总是挨整，许多问题不清楚。砸烂党支部，用对斗地主的方法斗干部。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也有十七年的估计问题。

李一非（政治部主任）：一些提法很值得研究，像谁是敌人，革命的根据问题是政权问题，似乎这是经验，还是林彪、“四人帮”有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取消党，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是制造舆论篡党。

主持会议的冯文彬说，问题比较重要，也是全校学员关心的，必须研究，避也避不开。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不应再说违心之言，作违心之事。没有这一条，根本不要干。按着现在的方案搞，越搞越糊涂。搞党史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尽管难，但时间不能拖，越早越好。一月风暴什么性质？我们看事实，不管那个电报主席看过没有。（胡：以那个人讲话、那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用客观事实作标准才是科学态度。

胡耀邦：由吴江同志牵头，缪、周参加，下周到我处开会，冯也参加，一个月搞出方案。

以上材料是一位与会者随手记的，比较简略，但很能说明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处在两年徘徊时期。特别是，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仍然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时，更没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概念。因此，尽管大家对十年“文革”有很多看法，也只能在肯定“文革”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前提下讨论问题，发表意见。尽管这样，从大家的发言可以看出，思想是很解放的，重点是讲“文革”造成的恶果。

中央党校的这次党委会议的主要成果是：（一）明确了命题，提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已不是总结什么“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二）否定了以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为依据，总结十年“文革”的思路和方法，实际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三）明确提出了要以实践标准判断这十年的是非；（四）用实践标准对十年“文革”的一些重大问题初步进行了剖析判断。胡耀邦和冯文彬主持召开的这次党委会，实际上就是用实践标准检验十年“文革”的会议。虽然与会者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主要倾向是明显的，就是主张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十年“文革”。

胡耀邦在党委会上提出实践标准，不是偶然的。我讲自己经历的两件事。

在开学典礼前二三天，耀邦找我到他办公室，谈一篇文稿的修改问题。谈完后，我转身就要走，他却说，老沈，坐一下嘛。我就同他一起在沙发上坐下，我发现他的心绪很好。他说，开学的事都准备好了，几个讲话稿都搞好了。叶帅的讲话稿叫他们几个人搞的，不行，后来索性我自己亲自搞了一下。他还说，我的讲话稿中讲了我们党的六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二三十岁的三代干部，接着，他站起来，一边踱着方步，一边背他讲话稿中的一段，并问我，怎么样？我说很好。叶帅讲话稿中有这样一句：“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呢！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这里，已经讲了实践标准。以后，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多次重复这句话，说明他对句话很重视，很可能这句话就是出于他之手。

还有一件事。1977年秋季的一天，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在耀邦办公室，谈完事以后就聊天。有人突然问，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耀邦说，“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的话脱口而出，说明早有考虑。接着，他又解釋，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思想还是光辉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错误的，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走资派！整人，内蒙搞“内人党”，整死那么多人！十三年农业大丰富，那有那么回事，经济很糟糕，困难得很。他列举许情况，说明“文革”是错误的。这就是用实践标准检验的结果。

二，指导撰写学习文件

12月10日，胡耀邦又召集起草文件的人开会，进一步明确撰写这个文件的要求，确定了文件的名称和结构。几位同志紧张地工作，很快写出了一个稿子。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这个初稿报送胡耀邦。耀邦在1月20日写了如下批语：“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000字，可扩充到30000字。”吴江等人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召开一部学员座谈会，经过反复研究，在四月初写出了第三稿，经胡耀邦审阅同意，定名为《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共讲六个问题，全文42,000多字，文后注明写作者是：党史室“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

这个文件提出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二条鲜明地提出了实践标准。全文如下：“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要尊重历史事实，‘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列宁）。绝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玩弄个别实例，来‘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搞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现在看来，这个文件很不彻底。确是这样。这个文件以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的论断为基调，对“三次路线斗争”是肯定的。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也只能这样写。这个文件的高明之处在于，提出了“实践标准”，强调要以路线斗争的总结果来评判十年“文革”。坚持“实践标准”，必然走到彻底否定“文革”的一步。

这个文件的另一个高明之处是，在肯定对“文革”采取“三七”开的前提下，强调对错误不能含糊。文件第六部分（最后一部分）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讲“三七开”，讲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强调“要弄清楚错误究竟发生在哪里，是什么性质，包含哪些内容，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应当如何纠正等等”。很明显，这是要求大家认真对待“文革”的错误。这样的讨论，必然使大家深入思考“文革”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澄清路线是非与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关系。文件指出，只有首先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被“四人帮”歪曲了、纂改了的东西一一纠正过来，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才谈得上“捍卫”、“高举”。文件强调，教育方面的“两个估计”，文艺上的“黑线专政”论等等，都应当揭批，只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并坚持以实践为鉴别真伪是非的标准，那末，任何伪装、借口，都是可以剥掉的。这种方法和态度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些，同前面讲的实践标准是相呼应的，实际上针对了“两个凡是”。

三，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总结十年“文革”

1978年4月中旬，在中央党校党的学说十天课程中，将经胡耀邦最后审定的《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这个文件，发给全体学员阅读、讨论。这就是一些文章所说的中央党校一千学员的讨论。准确地说，是八百学员。中央党校复校第一期学员共807人。高级干部班147人，对象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成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部队军以上干部，其中有一些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级干部班496人。宣传理论干部班164人。这些学员层次高，涵盖全党全国。

我当时没有参加学员的讨论，但查找到了当时的部分记录和材料，也向一些毕业学员作了调查。这些资料反映了当年讨论的情况，摘录如下。

广东的三位毕业学员进行座谈后，给我写来的回忆材料说，在党史学习中讨论了对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认识，当时党校提出对“文革”若干问题认识的稿子给我们讨论，尽管那次讨论还未全否定“文革”，但对我们思想解放推动很大。有的同志提出对“文革”应倒三七开，有的人开始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是否正确。当时中央党校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有一个很好的学风。这些学习，为今后认识真理标准问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的两位学员说，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前，他们就讨论了胡耀邦同志指导起草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对这个文件提出的“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大家完全赞同。

理论部一位姓杨的学员在党小组会上发言说，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华主席的讲话，个别地方很值得考虑的，凡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都要拥护，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定”，过去大张旗鼓说是“英明决策”，怎么维护？他说，十一大，还把“走资派还在走”那句话写在文件上，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经不经得住推敲？全党要整党整风，我看政治局首先要整风。捍卫毛主席的旗帜，要真正捍卫正确的东西，要捍卫根本的东西，不是什么都捍卫。

参加这一期学习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干部王铎（学习后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给我写了比较详细的回忆材料。他说，大家联系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路线是非问题，我记得的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必要；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应怎样估计我党的基本情况；我们党内是否存在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反党集团；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中国主要矛盾和党的全部工作转入以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为中心和1962年夏北戴河会议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究竟那一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等问题。在学习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同志几次到支部会和各学习小组会上，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把讨论的问题更集中些，更深入些。当时，有两种思想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一种是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种是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不能使党领导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时，党校胡耀邦等领导很重视这一争论，教研室、《理论动态》都派人来听讨论。我所在的小组都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结合学习毛泽东的“认识论”。

我们这期党校学习是1978年5月初结束的。1978年5月下旬，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自始至终地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习和讨论。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站在前列，积极领导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内蒙古的实际，展开了学习和讨论。

高级班的另一位学员杨西光，在这次学习讨论中明确了实践标准。他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后，看到拟在哲学专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后，决定加工提高后作为重头文章，在第一版发表。这也生动地反映了中央党校这次学习讨论的积极作用。

我查看了下班教员的汇报材料和其他材料。从这些材料看，学员们对这个文件的讨论很认真，也很热烈，因为有“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大家没有什么顾虑，思想比较解放。绝大多数人认为，“关于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原则，比较明确，对于引导大家正确地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很必要的。”有的组还专门讨论了“什么是标准”。有些学员说，在讨论中，“过去有不同认识的重大问题，这次也初步摆了一摆”。那么，学员们究竟摆出了哪些问题呢？据下班教员的汇报，学员提出的问题有以下一些：

对“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如何评价？

对武汉“七二○事件”如何评价？

对“杨余傅事件”如何评价？

怎么把林彪写入了党章？

对“一月风暴”，多数同志持否定态度。

对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如何看？

三次大会对三次路线斗争的总结是否还是正确的？

这么大的党，被林彪、“四人帮”几个人搞到崩溃的边缘，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路线上有没有问题？

在群众中组织战斗队，划线，对不对？

有的学员提出，什么叫损害旗帜，应划几条杠杠。

有的学员对文件提出意见，说稿子本身回避了一系列问题，如海瑞罢官、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红卫兵大串连，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问题，提得很尖锐。

对这些事件和问题的肯定或否定，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

在讨论中，也有相反的意见。好几个小组尖锐提出，为什么讲第九次路线斗争时，没有写“叛徒、内奸、工贼”，为什么摘掉三顶帽子？这是原则问题。有的人提出，要以九大、十大、十一次大会的文件为依据。有的人认为，文件中有些提法过分，如说党的优良传统彻底破坏了。还有的人说，中央不讲话，我们没法讲。在讨论中，反映出两种倾向，即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思潮的对立。

这次讨论意义重大。

首先是，有力地推进了思想解放。就在半年以前，党的十一大还大讲，“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而且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表明，对十年“文革”还是不允许怀疑，更不允许说“不”。这一次，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热烈认真、比较畅所欲言的讨论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是可以讨论的，也是需要讨论的，从而开启了思想的闸门，至少是打开了一条缝，为今后的思想大解放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中央党校三部在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教学总结中说，“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在学校大力提倡和党内外宣传教育的影响下，特别经过了对《三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讲稿的讨论和修改，反复学习和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全体学员普遍受到了一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深刻教育。”中央党校的学员复盖全党全国，他们同本单位有密切的联系 。中央党校的讨论情况很快会传到各地，这种影响力不能低估。

其次，通过讨论，学员初步理解和掌握了实践标准。前面摘引的材料说明，大多数人都同意实践标准，有的小组还专门讨论了标准问题。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就是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这次讨论，实际上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两个凡是”思想路线的批判与否定。

第三，在讨论中，学员们用实践标准初步检验了“文化大革命”，大家摆出了十年“文革”中的许多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质疑，有的则从根本上提出疑问。本文前面列举学员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就是力的说明。

第四，这次讨论为不久后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准备了干部。前面所举内蒙古来的学员王铎，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王铎在他写的材料中说，1978年5月下旬，他从中央党校学习回内蒙。在北京时，胡耀邦同他谈话,告诉他，回去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王铎说，他回去后，“自始至终地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在大讨论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站在前列，积极领导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内蒙古的实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展开了学习和讨论。毕业后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的杨西光，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央党校的学员层次高，回去发生的影响也大。

另外，中央党校将讨论的情况，以及学员提出的问题，上报了党中央，对中央领导层肯定会起某种作用。虽然我们不了解具体情况，但这种作用无疑是存在的。

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的这场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和序幕，也是彻底否定“文革”的开端，意义重大。组织这次讨论，显示了胡耀邦的胆识和魄力。

在讨论过程中，也反映了学员对真理标准的理解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实践标准。同意实践标准的人，对实践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提出，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这就促使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撰写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并创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在以后发生重大影响的提法。

四，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即“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以后称之为“两个凡是”）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叶剑英、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准确完整”的提法，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是一个新提法，对大家很有启发，开了思想解放的先河。但是，“准确完整”强调的是，不能搞片言只语，还不是分清是非的标准，而拨乱反正的形势发展要求分清是非，辨别真理与谬误，这只能求助于实践标准。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的。胡耀邦指导的《理论动态》也是这样。

《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刊登的《理论指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文章，就批评了“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的倾向。第31期（1977年12月25日）发表的《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就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些文章都是胡耀邦审阅定稿的。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标准只有一个》的短文。可以说，中国的拨乱反正形势发展到1978年，明确提出实践标准，已是水到渠成的事。问题只是，由谁来打响这一炮。这就是，要有一篇有份量的文章，采取适当的方式发表出来。

胡耀邦两次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一次是在1978年4月底或5月初（文稿上未写日期）。耀邦在稿上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个标点，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虽然改得不多，但连标点都改了，表明看得很仔细。此稿退回后，吴江又开列名单，让孙长江再征求意见，特别要孙给龚育之打电话，请他仔细阅看，提出意见。孙、吴二人对文稿又作了不少修改。5月5日，理论动态组讨论文稿（孙长江参加），孙再一次修改。5月6日，耀邦在他家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孙长江将修改稿交我请耀邦再次审阅。到耀邦家坐下后，我对耀邦说，请你先看这一篇，顺手将文稿给他。耀邦拿起稿就埋头阅看，大家在一旁静坐等待。耀邦看完后，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他对文稿的两个地方提出要改一下，并征求家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我随手将耀邦的修改意见记下。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将耀邦的意见抄写清楚（在另一份稿上），星期一上班时交给了孙长江。孙即向印刷厂发稿。

那时，《理论动态》的稿都是由耀邦审阅定稿，但审阅两次的稿很少。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经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意味着，胡耀邦对这篇文章承担全部政治责任。

五，顶住压力，推进讨论

新华社在当天将《实》文作为国内头条新闻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转载。当天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传伟就接到严厉指责这篇文章的电话，说这篇文章是要“砍旗”，在政治上“很坏很坏”。胡绩伟深知胡耀邦承担的重大政治责任，就立即向胡耀邦通报情况。第二天（5月13日）下午，胡耀邦在家里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由胡绩伟通报情况，大家进行议论。胡耀邦批驳了“砍旗”的指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是无法阻挡的。

在随后的日子里，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新闻界特别是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们批评特约评论员，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多次发表谈话，鲜明地支持实践观点，批评“两个凡是”。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表扬《理论动态》是个好班子，明确讲，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小平还对耀邦说，以后可以多

到他那里去。

在邓小平和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胡耀邦积极推进这个讨论。

胡耀邦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论述实践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如《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耀邦曾说，关于这篇文章，罗瑞卿同他通过六次电话）、《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等等。

胡耀邦同《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给他们出主意，相互配合，协调行动。在这个大讨论中理论界与新闻界合作得很好，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中间，耀邦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党校，成为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阵地。1978年8月5日，由吴江对全体学员讲了《当前的一场讨论》的专题课，耀邦审阅并修改了讲稿。中央党校的哲学课将真理标准问题作为重点，其他有关课程也结合真理标准问题。在中央党校的指导和带动下，地方党校的教学也密切结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时期，在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学习培训的干部，数以万计。这些干部在党校学习以后，回去就成为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骨干力量。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评价，标志这场讨论已经取得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作为中央宣传部长，把深入开展这个讨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他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是非，有力地推进思想解放。他继续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文章，推进讨论深全发展。他具体指导某些讨论开展不起来的省市，打开了局面。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2005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