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ar s2 3g版: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历史上，日本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2001年10月第2版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第四章第二节关于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原因中，教材把其阐述为以下几点：第一，日本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消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二，美国扶植日本；第三，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第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一、 美国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埃德尔斯坦和让"迈克尔"保罗教授说：“为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即创造性地打破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那些障碍。”如解散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财阀企业的一些封建性弊端，为企业间较为平等的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出于在远东战略的需要，还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由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赔款。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

第二、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12.8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23.8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11.4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38.1%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朝鲜战争赋予了日本实现扩大进出口上的机会，日本通常出口贸易显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总额增长为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记录。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则下半年一下子跃升为8000万美元。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

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第一、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各种计划，促进经济的起飞。如鸠山内阁《经济自卫五年计划》，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指导、调节新型工业的发展。如先后通过《关于合成树脂工业的育成》、《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合成橡胶制造事业特别措置法》，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内经济生活的调整达到了落实。当然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选择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对这些产业，政府在确认市场必定不去选择，便以合适的方法选择它们，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税制、中间组织协调利益手段的干预来补足。

第三、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经济政策，实现从“贸易立国”至“技术立国”的转变。日本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依靠大量出口，为此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出口贸易增长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3.6%，而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6.9%。日本政府认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要素，适应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据统计，从50年代至1977年，引进国外技术达2.9万多项，然后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和技术基础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成为“日本化”的新技术。当然，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政府干预，尽管有政府干预，大部分时期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据一项重要研究，经济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三、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

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职工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这种“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养强大的工业能力。企业管理者重视精神投资。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说的“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日本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职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培养亲如一家、唇齿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体员工同甘苦，共命运的企业。除日本之外，我还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采用这套简易的管理方法。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业管理者千方百计地培养同劳动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不仅关心工人个人，还关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结婚、病丧，更是企业“感情投资”的良机。例如，西武集团每年举行独特的擦皮鞋仪式，首先由高级职员为新职员擦皮鞋，然后是新职员为前辈擦皮鞋，总社和各分社社长都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并由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以培养职工热爱公司的精神，促进同事间的沟通。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观念，其家庭观念的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关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带风”，又可以比西方的结构更和谐、更密切、更团结，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力。日本学者说：西方社会的单位是个人，由个人集合而成为国家，而日本的社会单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国家。所以日本以“劳资一体”，“以企业为家”的宣传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观念转变成了公司本位观念，形成一种团结奋进的工作精神。

四、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岛国文化环境促进了日本的开放。二战后的美军占领前，外族从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族移入的情况，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日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同时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这种心理成为当今日本企业团结对外竞争的集团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为日本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包括敌对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当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

第二、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与有效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现实、重实用、重实践，日本可以称为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现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极迅速，极有成效。

第三、他们拒绝失败，承认羞辱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轻易地容忍低回报，却很难容忍彻底失败。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学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公司里，求学氛围十分浓厚。

第四、日本教育体制是普及型教育体制。江户时代的教育体制，已初显义务教育的雏形，明治维新初年的全民义务教育就是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国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免费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1947年日本政府把义务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为改善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视培养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就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由于其充分结合本国优越的历史地理文化，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结果。

近期，国内的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让我们不断想起我们的近邻日本曾经的日元升值之后国内的变化，作为这个变化的市场中，我们能否从日本的发展中找到让我们吸收的营养，我们能不能避免签订另外一个“广场协议”，我们的发展是不是也会经历曾经“失去的十年”，兵法有云，知己知彼，但不知彼也知已，而彼也知彼，那么，我们就不能百战百胜。国内的媒体，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近似弱智的关于日本军队，思想以及文化的报道，或许它是政府的一种愚民政策，或许，是为了让妇孺大众都能记住这段近期曾经的历史，历史应该铭记，但是，我们关心的是经济的变化，市场中只有强弱，日元在世界流通领域不断流窜，日本的资产，有一大部分集中在海外，从1945之后短短几十年，它们的发展之神速，足以让我们借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体国民和全体军队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最终这场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以日本的溃败结束，其实施的对外扩张给亚洲广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毁灭，同时自己也付出了惨痛代价，工业濒于瘫痪，农业只及战前一半，然而，战后的日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国家迅速强大。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号资本主义大国，其经济成功的原因是与其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密不可分的。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使国家迅速强大，为了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目的，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企图以中国为跳板占据东北亚，南侵东南亚各国，然而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下，这巡航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最终以日本的溃败结束，日本实施的对外扩张侵略战争给亚洲广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毁灭，历史的伤痛不堪回首，同时罪恶的侵略战争也使日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战争结束时，“日本的国家财富损失了41.5%，工业濒于瘫痪，农业相当于战前的一半”，人民的生活惨不忍睹。然而，战后日本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取得长足发展，在1968年使其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其经济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当时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是分不开的，现我们就其成功的原因作如下具体分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体国民和全体军队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从而宣告了历时4年的太平洋战争和14年的侵华战争全面结束，侵略战争给亚洲广大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同时自己也付出了惨痛代价，据统计，战争中日本共死亡185万人（不包括战后遣返中死亡的人数）在经济上其毁灭程度相当惊人，国力变得相当虚弱，国内动乱不断，时刻面临倾覆的危险，下列的数据足以充分的表明战后日本在各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相对于1935年，1945年工业降至38%，矿业降至59%，按损失率计算，舰艇、飞机损失100%，船舶损失88%，工业机械设备损失34.3%，在失业问题上，由于战后复员军人以及战时军工产业的消除而下岗的工人等，国内失业人口达到600万。庞大的失业人口给国内社会稳定形成了巨大威胁，同时由于粮食减产（只有1939年的57%）人民的物质生活不能得到保障，大批农村城市人口饿死，街道乡村一偏凄凉，，这与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奉行的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是分不开的，“民以食为天”。然而，当他们最基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社会问题将突出出来，进而放大，形成社会动荡的根源。再是物质上，战后数据表明，相当于1934—1936年，1945年物价提升到3.5倍，1946年16倍，1950年达到惊人的2400倍还多，民不聊生，大批工人罢工，社会机器无法正常运转，经济萧条祸及国家社会秩序。给新政府出了了一个巨大的难题，给大和民族的生存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新政府最终了顶住压力，面对萧条的社会，在美国的指导下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改革的内容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它给日本民族带来了新的希望。改革内容有：接触日本武装力量、惩办战犯和整肃军国主义分子、修改宪法、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动改革、废除军国主义教育，这些条例的改革推进了日本的民主进程，使其沿着美国制定的药方开始运作。当然，战败的日本国内的封建残余思想、军国主义分子对改革持反对否定态度，加之一部分未开化的保守残余势力一直对改革进行阻挠，使得改革初期进程相当缓慢。但是日本处于被占领地位，国策的制定接受美国指导，才使新政府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将反对改革的一一查办，从而美国的政策得心执行，日本最终可以朝既定的方向加以全面深入的改革。

现就对日本经济成功有影响的改革加以分析：

修改宪法。里面涉及到放弃战争和战争准备、废除封建制度，修改后的日本宪法是一部和平宪法指导国家领导阶层对国策的制订，在放弃战争和战争准备一款能使国家减小大量的国防开支与武器的研发费用，将这一部分资金用在国内投资建设上，可以用于提高人民的福利，教育投入，医疗投入，有利于促进经济的繁荣。同时，为自己创建一个和谐的国际双边环境，把大量的心思用在发展国内经济上；另外，废除封建制度，有是一个相当明智的选择，我们知道中国封建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有过唐朝的盛世，元朝的国强，清初的民富，然而发展到清朝晚期，制度的劣根性就暴露无余，当我们的清朝天国骄子还在做皇梁美梦时，以英国为首的资产阶级的文明以其船坚炮利洞开了我国的国门，封建制度已经过时了，它已经不能在工业时代创造的文明相抗衡了，相反却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日本废除封建制度，解放生产力，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农地改革等有系列触及封建保守势力的改革行方便之门，可谓一举多得，省时省力。

农地改革。古有言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稷之兴旺发达必有革故鼎新，与时偕行的先锋思想。日本接受美国的指导进行农地改革可谓顺乎民意，一举“打破了数个世纪以来在封建压迫下奴役日本农民的经济桎梏”，让农民真正享受到了耕作的劳动成果。该改革的内容为：不在农村地主的全部土地，在农村的地主超过一町步（15市亩）以上的土地，均由政府强制收购；自耕农超过3町步以上的土地，以及其他经各级农地委员会决定的土地也需收购；国家将所征购的土地低价转买给农民；残留的出租地由过去的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地租率水田不得超过产值的25%，旱地不得超过15%。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改革办法受到广大农民阶级的欢迎，这将大片土地从地主阶级手中解放出来，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充分带动了积极性，真正使农民享受到了其耕作的劳动成果，从而瓦解可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封建土地制度。

解散财阀。战时日本的经济组织中财阀占统治地位，这些财阀经济规模庞大又往往涉及国家支柱产业，比如著名的四大财阀：三菱、三井、住友、安田，他们控制了相当大比例的国民经济，生产了绝大多数的军工产品，并通过强大的经济势力渗透到政治生活当中去，影响到领导阶层对政策的制定，他们要求扩大战争以使政府增加对军工产品的订购，从中渔利，是滋润战争的源泉。另外，日本财阀有特殊性，它与封建主义思想相联系，我们知道封建家长制度的根深蒂固，使其具有盲目的排外性，外部企业很难进入该市场，竞争机制在这里就失去了意义，垄断是财阀的固有表现形式，活跃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形成。美国基于“只要财阀不解体日本人要作为自由人治理自己的国家就毫无希望，只要财阀继续存在日本就是财阀的日本”推行解散财阀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1948年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政策发生转变，后阶段的排除集中和禁止垄断在执行方面草草收场，使得日本许多财阀得以保留。

劳动改革。这主要体现在政府、企业和工人之间，日本借鉴美国的经验加大了对企业管理上的投入，职工劳动考核建立了新标准，把他们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树立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使得员工能够积极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去；同时企业提供了完善的福利保障，增加感情上的投资，并将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孝忠仁爱”运用于企业管理，最终企业得以实现长足发展。

上述的一系列改革奠定了日本经济腾飞的基础，它既提供了政治保证又提供了经济体制的支撑，改革后的日本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最终只用了20多年时间就超越了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法、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国家综合势力迅速提高，世人无不惊叹：日本人来了！



改革让日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阶段：恢复期、起飞期、高增期

第一阶段：1945-1955年，这一重要时期日本完成了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等改革，铲除了封建残余思想在日本国内的统治地位，从而转轨为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为日本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扫平的道路。当然，这一转变是在美国的扶植下完成的，具有强烈的西方主义色彩，美国通过“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恢复基金”向日本提供了23亿美圆的援助和贷款，特别是在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美国的“特需”定单24亿美圆刺激了日本经济大发展，使得日本的外汇储备由1949年的2亿美圆增长到1952年的11.4亿美圆。国内大部分生产指数达到战前规模，为日本经济的起飞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1956-1960年，从1955年以后的10年里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2%，GDP由1955年的17万亿日圆增长到1965年的41万亿日圆，这期间日本主要投资电子、石油化工、汽车、电视等，使得各项经济指标均超过战前水平。另外，在此期间日本开拓了海外市场，通过赔偿被侵略国，而占据东南亚市场，为企业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由于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相反东南亚经济落后资源丰富，没有得到更好的开发与利用，日本的大举进入赢得了市场又获得了宝贵的资源，其战争赔款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

第三阶段：1960-1971年通过前期的准备日本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日臻完善，为其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特别是在新政府池田内阁的领导下，指定的高增计划，使经济有了显著的提高，令世人惊叹，这一阶段取得的主要经济成就：196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2.5%，1964年为10.6%， 十年间平均增长率超过10%，GDP增长了3.4倍，人均收入增长了约3.6倍；1968年的外汇储备为28亿美圆，1970年到达44亿美圆。另外，越战的爆发，美国“特需”订购25亿美圆刺激了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形成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能够从战后的废墟中重建家园，进行社会改革，进而迅速强大起来的内外因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日本是一个岛国，生存空间极其有限，资源紧缺，基于此在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日本就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外施行残暴的侵略。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赔款2亿多两白银，几乎是日本财政的4倍；并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了俄罗斯、德国等在中国的利益；在14年的侵华战争中，将掠夺到的资源纷纷运往国内，这些形成了原始积累。我们通常认为日本是在废墟中重建起来的，这有些牵强附会，虽然美军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长崎，并用轰炸机对其军工基地进行了“地毯式”轰炸，但是大部分厂矿仍得以保留，以及搜刮而来的原始积累损失不大。另外美国为了利用日本抗衡红色苏联、中国，放弃了战争赔款，同样大陆中国也处于民族大义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这无疑大大减轻了日本的负担，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用以发展经济。
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日本作为美国对抗红色苏联、中国的前沿阵地，使得美国不得不让日本迅速强大起来结成联盟达成统一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阵线。扶植日本让其分担美国的忧虑，是美国的战略意图，于是美国将西方先进的理念移植到日本，通过一系列改革把日本变得足够强大，从传统上来看，日本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引经据典，可考日本学习我国唐朝的成功，再是后发优势明显，结合岛国思想与儒家思想，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管理理念，让它迅速走向成功，并在短时期内实现了通过侵略所不能达到的国强民富。外部环境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越战，美国“特需”定货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复苏。
权威主义的政权，是指在有影响力的团体之间达成这样一种契约和协定：为了关闭表达社会不满的合法渠道，并打破——如果有必要就用暴力——居民中那一部分宁要公平分配而不要经济自由和经济绩效的人的抵制。这些团体控制着经济和“权力结构”以削减和限制政治自由。

当时一党执政的自民党连续执政畅达38年之久，保证了政局稳定，贯彻先经济后民主的思想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表现在：①政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规划和管理经济上；②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产业结构；③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日本战后经济按照政府指定的既定模式发展，保证了经济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
此外，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新技术的开发与引进让日本用大约80亿美圆引进了国外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其价值相当于它自己要花2000亿美圆几十年时间才能研究和制造这些产品和技术，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实行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日本储蓄一直以来高居西方各发达国家之首，甚至高出美国十几个百分点，这促使国家把大量的储蓄用以投资扩大再生产，加大对教育医疗等项目的投入，从而使日本实现了由“贸易立国”向“科技立国”的转轨，这对地域狭小的岛国显得相当重要。现在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的丰田、本田、铃木，看的sony电视等等，无不显示了日本强大的科技势力。
总之，战后的日本国家迅速强大跃居世界第二号资本主义强国是与其彻底深入的改革分不开的，它废除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封建残余思想，接受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理念，并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与之结合，最终走上了国强民富的道路。当然，这有赖于美国的大力扶植，作为对抗俄罗斯、中国的桥头堡日本战略意义重大，使其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枚重要棋子，经济、政治接受美国指导及美主日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不会改变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让近在咫尺的日本一阵慌乱。

毕竟，当时的日本正在战争的废墟上痛苦地挣扎。然而，日本人很快就发现，“邻家”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却成了自己大发横财的良机。
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不但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战后，日本经济陷入一片萧条，物资匮乏，失业剧增，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成果几乎化为乌有。面对当时的经济困境，日本的第一部《经济白皮书》曾无奈地承认：“政府、企业、家庭皆有亏损”。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为了尽快摆脱困境，日本政府曾绞尽脑汁，试图通过种种途径恢复经济。尽管这些手段有一定效果，但通货膨胀等问题却愈加严重。然而，二战后东亚地区冷战局势的发展，却成了日本经济复兴的有利国际环境。1948年后，美国当局开始考虑把日本作为远东的反共堡垒，于是背离《波茨坦公告》精神，改变对日本的政策，转而开始扶植日本恢复经济：不但一再削减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赔偿（到1954年干脆一笔勾销），将已拆迁的各种日本工业设备也全部发还，还向其提供恢复生产所急需的资金和物资。
对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影响最大的要算朝鲜战争的爆发。从1950年开始，日本成了一个可以向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提供物资及劳务的重要基地。美国首先开始在日本大量采购军火和给养，这对当时苦于需求不足的日本经济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据粗略估计，日本在朝鲜战争期间，仅从提供商品和劳务得到的“特需”收入，就占了同期日本出口总额的一半。
这种战争的“好处”不仅来自美国。由于朝鲜战争还促使西方各国纷纷扩军备战，进而掀起了一股采购热潮，这为日本商品进入世界市场敞开了大门。结果，在极短的时间内，日本自1949年以来积压的近1500亿日元货物很快销售一空，而诸如纺织、钢铁、机械、造船、水泥等行业，也因为得到大量订货迅速恢复发展。当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军需官将日本纺织公司的经理们叫去，发出紧急命令：“急需做帐篷用的帆布，赶紧送来！”日本经理诚惶诚恐地答道：“我们没有厂房，也没有将工人集中起来加班加点住的宿舍。”美国军需官不耐烦地一挥手说：“那么，你们马上就建工厂、宿舍，资金和材料由我们提供。”于是很快，新厂房建好了，机器也安装好了，工厂开始昼夜加班，开足马力生产。
在这种“特需经济”的眷顾下，日本凡是与战争有关的行业，都获得了雪片般飞来的订单。像著名的丰田汽车公司，当时还是个只能生产卡车的工厂，而且已接近关闭，甚至由于准备裁员而引发了劳资冲突。但就在这时，大量的来自美国的军用卡车订单突然从天而降，丰田公司在1951年就一举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甚至有些表面上与“特需”没有直接关系的日本企业，也受惠于这场战争。松下电器仅为向战场提供蓄电池，就不得不昼夜开工。

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在军用物资方面的收入累计高达10亿美元，如算上其他方面的“特需”收入，则达36亿美元。在1950年至1960年十年间，这种特需订货累计额达到了610.7亿美元。在当时，这数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很快，“吃饱”了的日本在1956年通过政府《经济白皮书》正式宣布：“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

可以说，正是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经济”，才使得日本乘机大发战争“横财”，使其经济迅速走上了复兴之路。正如许多日本受益者所承认的那样：朝鲜战争成了促进日本经济复兴的“天赐良机”。

日本不仅在汽车和半导体工业上的霸主地位相继被美国所夺走,而且,她在信息技术上的发展上与美国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技术领先地位在东亚地区也受到了挑战,《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11月18-19日发表的连载文章指出,就信息技术相关设备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而言,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平均达到13%,大大超过日本的6%;在产业的信息技术化方面,新加坡和香港也领先于日本。这种状况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技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咄咄逼人的态势产生了很大的反差。在那时,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了日本创新体制的某些局限性,但许多人认为,日本的创新活动是最优秀的。英国著名科技经济专家弗里曼1992年在一篇讨论科技制度演进的论文中,甚至把日本创新体制看作是信息技术发展在经验上可供借鉴的首要对象(Freeman,1992)。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人们对日本创新体制的评价已发生了很大的逆转,更强调这种体制在信息技术和科学推动等方面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在综合并讨论这些新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日本创新体制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更全面的总结,并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必要的借鉴。
企业研究与开发实验室的建立无疑是19世纪末最重要的科技制度创新,它为诺思所谓“第二次经济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之后,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工业来说,企业专业化的研究与开发部门已成为获取新的科学知识和从事技术(产品与工序)创新的主导科技制度。它与占支配地位的垂直一体化产业组织相适应,为战后美欧经济的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工业部门的创新乏力日趋明显。罗思韦尔(Rothwell)等人的研究表明,造成这种状况最常见和最持久的原因是企业之间作为创新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缺乏有效的合作;与之相关和同样严重的问题是企业内部在设计、开发、生产和营销等各功能部门之间缺乏“水平”信息交流和合作。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由泰勒制和流水线生产相结合所产生的福特制导致了企业内研发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分离,因为泰勒制的实质就是通过生产现场与管理等功能相分离,进而提高工作现场的生产效率。而企业之间缺乏创新合作的原因则是相当复杂的,安托内利(Antonelli,1999)指出,企业合作的交易成本过高、不利于创新的独占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研发活动作为风险性投资在融资困难上的问题,在风险资本市场弱小以及稳健的银行家实行信贷配给的条件下,只有大企业才有能力从它们的经营中抽取额外利润从事大规模研发活动,因此,独立和集中化的研发活动就成为西方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科研模式。
　　
　　但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日本在汽车、家用电器和半导体等产业中所取得的世界霸主地位促使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对日本经验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日本创新体制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美国大公司以垂直信息流动为主的组织结构不同,日本企业则是以横向信息流动为特征的,青木昌彦将这种企业模式称为J模式。这种模式在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制造业中效率非常明显,因为在像汽车和钢铁这样的产业中,保持连续、稳定、高速和适度的流量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因而生产现场诸环节的紧密协调极为重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企业要求工人和管理人员尽量具备整个系统的知识,从而形成了“岗位轮换制”,以降低信息在不同层次传递的高昂成本。对于产品质量则是通过质量管理小组这种吸纳了不同环节生产和技术人员的横向组织来保证。巴拜(Baba)在他对日美电子企业的比较研究中,把日本的这种开发战略总结为整个工厂都为实验室。科尔和莫加布(Cole and Mogab,1998)从日本企业的这些经验中概括出了“持续改进型企业”这种“理想类型”。
　　
　　日本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还表现在产业组织即企业间关系上。日本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长期交易关系基础上建立起了“系列化生产体制”,据说这与美国垂直一体化大公司和分包商之间短期的交易关系具有很大不同。第一,这种长期交易关系有助于创新的吸收,有助于通过利润分享计划刺激创新。“美国企业倾向于在缓慢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运用创新设计通过广告控制消费者和供应商,而日本企业不仅在创新设计上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强有力的联系,而且在设计过程中使供应商也参与进来了”(Clark,2000)。第二,日本经济由于开放程度有限,出口型大企业与那些不能直接出口的相关企业之间发展了一种特殊的竞争形态,即出口型大企业可以把产品价格强加给“系列化生产体制”中的广大中小企业,后者生存的惟一手段只能是创新,价格方面的竞争又使通过产品差别所获得市场份额变得非常重要了。第三,日本企业借助于企业间长期关系,发展了以节约成本为目标的在生产流程上的工序创新,这就是及时生产体系,或称丰田生产方式,其核心则是以需求为导向的看板式生产计划体制。这是一种以企业间长期关系为基础的创新体制,其竞争优势就在于低成本、高质量和差别化产品方面。这种创新体制不仅使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导致了对美国等市场爆炸性的出口增长,而且,它也很快地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需求日益多样化的条件。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汽车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继失利暴露出了日本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所能达到的界限。第一,20世纪80年代末,灵活生产方式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美国的“少零件、大批量”和日本通过产品差别化所奉行的“小批量、多品种”。事实证明,在美国方式降低成本的时候,日本则由于过度的产品差别化导致了成本的上升和研发资源的大量浪费。第二,与美国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积极采用信息技术不同,日本企业的行动则非常迟缓。由于电子化定型可以替代外加工定货,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垂直一体化的竞争优势相对于日本的“系列化生产体制”得到了提高,美国的“少零件、大批量”就是把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组织方式结合起来的结果,这对美国重新夺回汽车业的世界霸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三,由于日元升值,最终装配商要求供应商提供比较大的折扣(例如,汽车业平均三年为10%至15%),在过度产品差别化导致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生存能力大为降低,这是大批中小企业在金融风暴中纷纷倒闭的重要原因。最后,由于日本在基础科学研究和新兴产业上的落后,大量资源要么滞留于增长缓慢的传统制造业寻求产品差别化,要么进入金融领域寻求非生产性利润,这使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都说明,日本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已无法解决目前日本经济所存在的问题,这就引导我们不得不思考:日本创新体制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缺陷?
经过短短的十多年,日本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已大为缩短的差距现在又明显拉大了,突出的标志是日本在信息和生物技术上的落后。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战后创新体制在R＆D资源配置上的失当,忽视了基础科学研究对于一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所起的关键作用。与美国相比,日本在创新体制上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忽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基础研究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而日本则把绝大部分科研资源集中于应用开发研究上,并在工程领域的研究较多,这与日本对美国的追赶和技术立国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世界基础科学的研究上,美国与欧洲大约分别占50%和40%,而日本只占10%左右。第二,与美国大学在基础研究上的主导作用不同,日本大学在新的科学知识的生产上是非常薄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政府成为大学基础科学研究主要的赞助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大学的研究体系几乎在每个领域已经明显地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并且这种优势一直保持至今。日本虽然自1870年以来发展了极好的学校教育体系,并拥有丰富的和各种类型的工程师资源库,但她几乎没有美国式的研究导向型大学,因为日本把有关设计与开发的知识发展放在了公司部门而非大学;同时,日本大学受重视技术观念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第三,虽然日本把有关设计与开发的知识发展放在了公司部门,但在公司部门的科研中,无论是在理念还是体制上,日本的公司远不如美国对基础研究更为重视。若杉隆平(Boyer and Yamada,2001)从企业开发研究的组织与行为角度揭示了日本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首先,“经常性研究经费”在全部研发经费中所占比例不到一半。另据研究,在日本企业的研究课题中,由研究者提出的仅占47%,而由业务经营部门提出的则达到40%。其次,在日本企业中,研发人员的“进身之路”是从研发人员到项目管理人员,再到生产、销售和计划等部门的主管。因此,无论是从获取经费还是从考虑将来的晋升机会角度出发,日本企业的研发人员都把“技术性研究”放在了“创造性构思”的前面,基础性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般说来,创新经济学家们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创新活动:渐进创新(incremenralinnovation)和激进创新(radicalinnovation)。渐进创新或多或少地是连续的事件,它通常不是深思熟虑的研发活动的结果,而是工程师和其他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人员的发明和提出的改进意见的结果(“干中学”),或者是用户首创和建议的结果(“用中学”)。渐进创新虽然对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是极端重要的,但它只表现在现有产业的产出范围及其效率的改进上,而不能创造新产业。创造新产业的活动主要是由激进创新所完成的。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汽车不可能从马车技术的改进中产生,激进创新作为不连续的事件,目前通常是大学、企业和政府实验室中深思熟虑的研发活动的结果。一般说来,激进创新是导致产业结构演进的主导力量,它会产生基本的产品创新,但它必须由长期的和大量的渐进创新所支持,才能使新生产业成长为在经济体系中产生扩散性影响的主导产业,因而,工艺创新就成为渐进创新的支配力量,它对生产率稳定增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按照这种理论,日本创新体制在工艺创新上的优势无疑是世界第一,它是由战后日本追赶型经济的性质所造就的。但当这种追赶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结束以后,日本创新体制的历史局限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与美国的“新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日本在许多国际竞争领域中跨入领头羊行列之时,她不得不因基础科学研究的落后,由于缺乏主导产业和内需难以启动等,从而饱受长期经济危机之苦。
　　
　　实际上,日本创新体制的缺陷不仅表现在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和重视不够,更主要的是这种以渐进创新为基础的“追赶型”体制在制度结构上无法适应新的产业革命对激进创新的要求。首先,从创新体制的刺激结构来看,激进创新受制于个体独创性的动力不足。与美国专利制度相比,人们在日本更容易获得专利,但与专利相关的权利并未得到很好的保护。因为每个企业可以低成本和低风险地利用竞争对手的创新,所以这种制度对于渐进创新和整个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可能是有利的,但它对激进创新却起到了阻碍作用。由于渐进创新是由大量的、局部的和“微小的”改进所构成,在很多情况下难以申请专利,所以,现场改革和团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协调机制,这是日本战后创新体制在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然而,激进创新是以产品创新为主体的,它往往是由少数天才的灵感而来,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对于快速地推出新产品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刺激作用,日本在激进创新上所存在的许多困难受制于战后创新体制由于路径依赖而导致的锁定。其次,从激进创新的特征来看,日本政府作用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对汽车和电子等产业技术发展的直接干预之所以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产业的创新活动是以渐进创新为特征的。对于落后国家以追赶为目标的渐进创新来说,由于技术范式已定,风险程度较低,信息较充分,发达国家大量的经验可以学习,因而政府干预成功的可能性较大。然而,对于激进创新来说,这些做法则是非常不适合的。大量经验研究说明,激进创新在其结果的不确定性上远远大于渐进创新,这不仅仅指缺乏有关已知事实是如何发生的信息,更根本的因素还包括存在着尚不知晓如何解决的技术经济问题,准确地追踪其行为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激进创新来说,大量的和分散的行为者的交互作用,不仅可以降低整个系统在创新活动中由于路径锁定所导致的高风险,而且,行为者之间由于技术范式不同而相互启发和竞争,从而使技术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对以大学为主体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助但并不干预,这不仅为其信息技术和基因工程奠定了雄厚的科学基础,而且,它也使大学一一产业联盟成为美国独特的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硅谷高科技产业园区基本上也是市场机制孕育的结果,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就得自于其创新体制在激进创新上所具有的优势。与美国相反,日本政府则很少资助“自发的”基础研究,但却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行政干预。由于大学在国家创新体制中的作用大为削弱,日本的高新技术创新就无法像美国那样利用基础科学发现打开新产品市场并找到潜在的应用领域,因而大学一一产业联盟也就带有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而且,日本传统的基础科学研究体制也导致了筑波科学城的官僚化(胡德巧,2001)。最后,日本使基础科学研究从属于追赶战略的要求导致了她在知识产业上制度创新的落后。在知识产业中,科学与技术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划分,如基因技术并不是产品创新而是研究的模式或工具,因而,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之间的交互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换言之,在知识产业的创造中,类似于日本创新体制的横向信息交流组织要比它在从前新产业的创造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可以在硅谷但无法在筑波发现与日本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相类似的做法,这种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利用美国19世纪末和当时日本的经验,经研究认为,一个国家没有必要在基础科学领先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技术上赶上并走在原先领先者的前面。这些历史经验说明,技术追赶是跨越式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而日本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对外国产品、工艺和组织技术进行创造性的模仿,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技术差距。这是一个以工艺创新为主的渐进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工程师和广大工人在技术创新中的积极性。日本成功的经验就是在利用传统文化的条件下,发展了以现场改革、岗位轮换和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的创新体制。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日本的经验与我国历史上“鞍钢宪法”的精神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然而后者却胎死腹中,至今对我国的创新体制并未产生任何影响(1)。相反,在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许多企业过于注重产权因素,过于注重资本运作,相对忽视了充分调动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忽视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企业能力的重要性。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我们知道,企业能力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微观基础,它是由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这两方面的能力所构成的,脱离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将无助于企业能力的提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鞍钢宪法”诞生的制度基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日本经验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对“鞍钢宪法”的精神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而使之成为我国创新体制形成的重要因素?
　　
　　虽然日本在技术追赶上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她在跨越式科技发展方面却是不成功的。与日本在20世纪末的技术领先主要集中于传统工业不同,“研究19世纪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当英国在传统工业上保持生产率领先的同时,到19世纪末这种领先在新技术上就丧失了”。这种比较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对于技术超越可能是关键性的。日本创新体制为我们提供的教训是,当追赶阶段完成后,良好的国内科学研究基础对于实现总体上的技术超越并保持领先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原已缩小的技术差距将会拉大;而国内基础科学研究不可能一促而蹴,在追赶初期就应在战略上对此高度重视。当然,发展中国家在基础研究上是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在发展初期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应用开发无疑是合理的,但因此忽视基础科学研究的长远影响则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更是如此。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借鉴19世纪落后的德国在赶超英国时注重基础科学研究的经验,建立起适应于21世纪知识经济发展的中国国家创新体制。
　　
　　然而,历史经验说明,对于跨越式科技发展来说,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只是必要但并非充分条件,制度创新才是关键。19世纪末英国技术领先地位的丧失并非缺乏优秀的科学家,而是其注重个人研究和工匠传统的科技制度阻碍创新扩散的结果。德美两国为利用新的科学革命所提供的新知识,率先推广企业研究与开发实验室和技术学院这些重大的制度创新,这是她们首先在新技术然后在其他领域实现对英国的技术超越的主要原因。无独有偶,美国在20世纪末技术领先地位的保持与其大学体制和大学一一产业联盟这些制度创新是密不可分的;相反,日本虽在传统产业实现了重大的制度创新,但她在基础研究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关系体制上仍沿用了传统的制度安排,这是日本在实现跨越式科技发展上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基础研究和大学体制的改革,美日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借鉴日本以及美国的经验教训,其目的是要实现体制创新。这种体制创新决不是简单的模仿,更不可能是把日本渐进创新与美国激进创新的成功做法在体制上进行简单组合的结果。历史经验再次提醒我们,制度学习虽是德国、美国和日本相对于英国后来居上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其成功却是发展了适合本国情况的创新体制,尤其是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到来,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制度创新就有可能孕育而生,旧的制度经验已不能适应,只有抓住机遇,大胆创新,才能最终实现跨越式科技发展。

和田并不是池田那样的支流人物。战前的农政权威石黑忠笃等人从农林省辞去官职后，曾将农政托付给了和田。但由于被借调到战前的内阁调查局、企画院任职，和田的人生急转直下。在被捏造的违反治安维持法的企画院事件中，他被当作主谋，和部下胜间田精一（后来任社会党委员长）、稻叶秀三（后来创立国民经济研究协会，产经新闻社社长）等人入狱三年，命悬一线。

　　二战结束的前一年，和田终于获释。战争结束的那年九月，法院做出无罪判决。获释时他曾赋诗：“漫天繁星绽放，一如春色满园”。接到无罪判决后的第二个月，和田成为中央官厅的局长，七个月后被任命为大臣，实施了战后最大的经济改革，一年以后，又成为拥有空前绝后的权力的超级经济官厅（经济安定本部）的长官，领导了战后的经济复兴。这恐怕是任何人也料想不到的。

■第一次农地改革
　　被判无罪后，和田就任农政局长，成为保守派政治家中不多见的、坚定的自耕农主义者松村谦三农相的下属，开始着手第一次农地改革。1945年10月，松村谦三就任币原内阁的农林大臣，在就任之后不久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农地制度的根本，就是要大量发展自耕农”，这便是农地改革的开端。没有GHQ的指示，而且当时GHQ并不关心农地改革。对于农林省负责人对农地改革方案的解释，GHQ只是回答说：“不反对”。

　　农林省的应对非常迅速。松村就任仅四天后，负责此事的农政课就制定出了法律原案，一个月后提交国会。这时二战只不过刚刚结束四个月，办理速度不同寻常。这是因为，农林省从战前就开始进行周到的准备。据当时的负责人讲，农林省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势以及大臣的想法制定了几十种方案，内容包括：

　　（1）不在村地主的所有农地，以及在村地主持有的超过5公顷（大臣的方案为1.5公顷，在农林省当局的说服下改为3公顷，后来经过五次内阁会议，在松本国务相的执意反对下又改为5公顷，据说那时松村农相流下了眼泪）以上的农地，由地主与佃农直接协商，卖给佃农。地主出让土地时，允许地主与佃农进行协商，协商不一致时，按照知事的“裁决”转移农地所有权。

　　（2）佃耕费的货币缴纳化（这是自柳田国男以来农林省的一贯主张，（参照0135《用柳田国男的农政改革构想审视日本现代农业》））。

　　（3）以前地主可以随意从佃农那里收回农地，今后必须经过农地委员会的认可。

　　利用裁决的方式，实际上是强制性地让地主将农地转让出来。议会坚持战前的想法，想要否决这个方案，但是由于12月，GHQ提出了关于农地改革的备忘录，因此仅十三天就在国会获得了通过。这是GHQ首次对农地改革表示看法。

　　在这个时候，GHQ虽然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还没有具体的改革方案。后来，第一次农地改革遭到了GHQ的反对，其理由是，地主最多持有5公顷农地的规定不彻底，而且依靠知事进行裁决的做法不成熟，应该由国家直接收购。这样，第一次农地改革没有进入实施阶段，转而开始施行第二次农地改革。

　　关于第一次农地改革的意义，和田局长总结为（1）农业结构的民主化，（2）农业生产力的增强，（3）通过农业经济能力的增强和资本的积累，对丧失了海外市场的工业而言是国内市场的扩大和重振经济。由于当时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所有就业人口的五成，因此，要复兴日本经济，就必须复兴农业。和田尽管只是农林省的局长，却在思考着整个日本经济的问题。

■破例的人事任命——从局长一职越过次官直接成为大臣
　　吉田茂在二战刚结束后的粮食危机中接受了组阁的重任，他认为该内阁是个粮食内阁，农林大臣是最重要的角色，因此通过他的亲戚武见太郎（后来任日本医师会会长）——此人因战前任农林省特约医生而与石黑先生关系密切，与流放中的石黑忠笃进行了商谈，之后恳请熊皮特的高足、东京大学教授东畑精一就任农相一职。东畑以缺乏从政经验等理由坚决拒绝，吉田、武见、石黑、和田等四人表示可以让和田担任次官，请东畑不要担心。但多次的游说、邀请，仍遭到东畑拒绝。

　　东畑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他曾在农林省内部的粮食对策审议会担任过委员长，知道1946粮食年度因大米歉收而有100万吨的粮食缺口。二战刚结束时，东京米仓里只有三天的粮食。“我曾与和田博雄先生见面商量过，但的确无能为力。和田先生鼓励我说，他可以担任次官，一起来解决问题，对此我虽然很感激，但难以接受这种厚意。”（东畑精一《第一次吉田内阁的粮食问题》）但学生们并不知晓这些事，他们热烈欢迎不求高官的东畑教授走进东京大学的课堂。

　　吉田因没有农相的人选而一度想放弃组阁，但最终还是将充当中间人角色的和田从局长一职跨过次官直接任命为大臣。和田曾推荐过中山伊知郎，但没有得到认可。币原喜重郎、石黑忠笃、武见太郎曾在吉田茂的外相官邸促膝商洽。和田反驳石黑：“你是不是想把我再次推向断头台啊？”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任命和田为大臣。于是，43岁的大臣诞生了。执政的自由党中，自鸠山一郎前总裁、河野一郎干事长以下的人都反对负责第一次农地改革的和田农相，吉田内阁也几乎要消失，后来由于三木武吉事件出现的转机，吉田内阁终于得以组建。

　　1945年，日本大米严重歉收（农林省公布的数字是587万吨），人们纷纷传说有一千万人饿死。和田在流言蜚语中度过了史无前例的粮食危机，同时顶着执政党人士的强烈反对，取得了麦克阿瑟等GHQ的信赖，实施了以创建自耕农、提高佃耕农地位为内容的第二次农政改革——这是农林省自二战前以来的夙愿。在第一次吉田内阁中，与和田平起平坐的，是被称为招牌大臣的石桥湛山藏相。

■第二次农政改革
　　农地改革从252万户地主手里强制收购了177万公顷农地——这相当于全部农地的35%、佃耕地的75%，包括财产税实物缴纳制农地在内，共将194万公顷农地出售给了420户农户。GHQ主张收购农地必须价格合理、补偿充分，因此强烈要求引进随通货膨胀进行价格浮动的条款。不过，经过和田农相彻夜的谈判，这一条被撤销了。所以，在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下，尽管货币价值大幅缩水，但直到1950年农地改革结束，农地收购价格仍岿然不动。结果，收购价格（水田760日元，旱田450日元）还不到一双橡胶长靴（842日元）的价格，事实上等于是无偿收购。正因为如此，被收购了农地的地主阶级不断起诉，说这种农地收购行为违反宪法。

　　GHQ负责农地改革的拉得金斯基博士在与日后成为社会党实力派人物的和田会谈时，曾经问过他是不是预料到农地证券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会等于拱手奉送。和田当即说YES，并回答说：“如果让农地证券随物价变动而变化的话，政府就会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就不会有今天日本经济的成长。当时博士您向我们做出的让步，是对日本经济的日后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

　　但另一方面，和田也没有忘记关怀农地改革的牺牲者——地主阶层。和田说：“对待此次改革的牺牲者——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的态度，一定要慎重。必须将他们作为重建日本的牺牲者来对待，而不应该说什么他们因为过去的罪行才招致今天这种下场之类的话。”

　　以前的农政并不是很顺利地获得既有权利的。战前的农政是对以地主势力和治安维持法为后盾的官府的抵抗。农地改革一直是农政的夙愿，在议会的强烈反对下，是借助了GHQ的力量才使改革得以实现。但是，与解散财阀等其他改革不同的是，只有农地改革是由日本政府自主提出的改革方案（第一次农地改革）。尽管后来美国想将日本的成功经验应用于其他亚洲国家，但除了台湾之外，都失败了。如果没有农林省对改革的热情和准备，也就不会成为“在非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的农地改革中最彻底的改革”（吉田茂）。不仅是和田，吉田以及后来对此进行过验证的经济产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Ronald Dore（《日本的农地改革》）都认为：

　　“无论怎样分摊农地改革的功劳，有相当的一份是应该属于那些小心谨慎、但提出了进步性意见的日本政府官员的。（中略）……并且，如果没有舆论的支持，没有那种可称之为改革热情的精神，去发动众多农林省职员、农村农地委员会委员及职员进行改革的话，这项法律是不会得到贯彻执行的。”

　　农林省工会在农林省正门前贴出了以“告挺身于解放农民运动的各位职员书”为题的檄文。对此，贵族院的保守派议员很不满，认为“这象是在征兵，号召大家都去当讨伐恶霸地主的义勇军。”在农地改革代表人物和田农相的带领下，农林省的农地改革运动形成燎原之势。农林省沸腾了。

　　麦克阿瑟虽然重视农地改革，但不愿意让它作为麦克阿瑟的改革来实施。他要求日本政府、和田农相来提案，将相关法案提交国会，然后实施。和田曾要求GHQ充当后盾，GHQ没有答应。这样一来，和田在和反对农地改革的执政党自由党进行交涉方面吃了很多苦头。当时留下了这样一段对话：

　　（GHQ）和田先生，这项改革法案在所有国家制定的法案中是最自由的一个。

　　（和田）自由党可能会对它进行最猛烈的抨击吧。

　　（GHQ）自由党如果反对该法案，就证明了该法案是自由的。

■经济安定本部
　　经济安定本部、通称“安本”，是按照麦克阿瑟的指示成立的政府部门，负责策划和起草所有的经济政策，综合协调和监察政府各部门工作，拥有比其他政府部门更强大的权力。和田担任农林大臣时，曾提出让东京大学有泽广巳教授担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将有泽推荐给吉田首相，让吉田采纳了有泽的倾斜生产方式设想。

　　吉田内阁第二次组阁时，放弃让有泽出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后，吉田首相请经济安定本部总裁审议室推荐人选，要求这个人（1）进入经济安定本部后，马上就能实施强有力的政策（2）精通政府各部门情况，能够从各部门选拔人才来增强经济安定本部的实力（3）能够获得三党首脑的推荐（4）能够得到有泽、东畑等学者队伍的全面支持。于是，总裁审议室一致推荐了前农相和田。

　　吉田首相再三邀请和田就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一职，最后和田答应了。但是，执政的自由党强烈反对和田这位农地改革的实施者。为了能让和田担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吉田首相想让石黑忠笃去劝说和田加入自由党，以此打开僵局。但吉田的这种做法激怒了石黑，他当即给吉田写了封措辞激烈的回信，“鄙人拜读了最敬爱的阁下要求以那帮人无比庸俗的条件去劝诱和田的大札，敬望尽早打消此念。如若如此，安本（经济安定本部）将一文不值。”然后又给和田写信说，“对于此事，要无比遗憾地将吉田先生的计划高度评价为新兴日本正确制定的最具意义的方策，（中略）……老朽勉为其难前来规劝，对此实在无言赔罪，只有对老朽的不周之举表示歉意。吉田茂这个令人遗憾的家伙，实在是做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吉田茂遭到如此的对待，但仍然没有改变对石黑忠笃的友情。虽然被石黑断然拒绝，但还是于1951年解除了对石黑的流放，第二年石黑当选参议院议员，吉田还邀请他担任文部大臣或农林大臣。吉田在回忆录中提到，重视农民利益的农林省的代表人物，就是石黑忠笃和和田博雄。大选时，石黑到高知县为自由党总裁吉田的演讲捧场，回来时又到冈山县为社会党实力议员和田的演讲助威。此时，如果和田接受了“那帮人无比庸俗的条件”而加入自由党，那么和田日后的命运将会大为改观。因为和田是先于池田勇人、佐藤荣作成为吉田学校第一批成员的，吉田对于他的非凡能力相当迷恋。永野重雄、片山哲、太田薰、胜间田精一、莱夏瓦等很多人都做过和田当总理的梦。

■和田领导下的安本与战后的经济复兴
　　吉田内阁想任命和田为经济安定本部长官的幻想破灭了，但和田在后来的片山内阁中担任了经济安定本部长官，为倾斜生产方式的实现做出了努力。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和田经济安定本部长官，才得以在另一党派执政的情况下继续实行吉田内阁的倾斜生产方式。和田在以前与都留重人、大来佐武郎交流的构思的基础上，发行了第一版经济白皮书。这就是在为数众多的经济白皮书中评价最高的都留白皮书。和田还让稻叶秀三制定了最早的经济计划，就是那个没有实现的“经济复兴计划”，金森久雄先生曾评价它是众多经济计划中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同等重要的。在和田手下，除了人称安本三雄的都留重人、山本高行（后来担任通产次官）、稻叶秀三之外，还聚集了永野重雄（后来成为创建新日铁的主要人物）、（仓敷纺织公司的）大原总一郎、胜间田清一、大来佐武郎、平田敬一郎、大平正芳、桥本龙伍、下村治、佐々木义武、东畑四郎、坂田英一、后藤誉之助、大川一司等人材，片山内阁因而也被称为和田内阁、安本内阁。这是经济安定本部的颠峰期。经济安定本部总裁审议室推荐了和田，一个精通政府各部门情况并能够从各部门选拔人才来增强经济安定本部实力的人，的确恰如其分。

　　为了谋求经济复兴，战后的农政从消费者行政开始入手，即抑制粮食价格，公平而稳定地为国民供应粮食。农政是经济政策的一个环节，所以他们没有单独强调农业方面的道理，而是在整体经济的运行中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农政不能限定在农业的范畴内。这是因为，为了经济复兴，必须抑制劳动费，而要抑制劳动费，就必须抑制占大量劳动费的粮食费，也就是农产品价格。但是，如果抑制了农产品价格，就会造成粮食产量下降，从而无法做到粮食增产。能够消除这种困境的奇迹般的政策，就是农地改革和倾斜生产方式。在将农地所有权交给佃耕农的同时，按照倾斜生产方式，增加化肥、特别是硫酸铵的产量，这样一来，尽管抑制了米价，但也做到了粮食增产。抑制米价、农地改革、倾斜生产方式，这所有一切的实施者，都是和田。

　　和田经济安定本部长官的功绩还不只这些。“过剩经济力集中排除法”曾试图借经济民主化之名，将日本的企业分割为多个小企业。对此，和田向GHQ提出了质问：“如果是经济民主化，我赞成。但要是削弱日本经济，我反对。如果强制实行的话，我将辞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的职务。”干涉的结果，使得“过剩经济力集中排除法”被放缓执行。但是，由于他想要把预算编制权也放入经济安定本部的权限范围内，因而与大藏省事务次官池田勇人发生了争执，最终引发了社会党右派与左派之间激烈的对立，片山内阁集体辞职。

　　片山内阁集体辞职后，政权转到了与社会党进行联合的民主党芦田内阁手中。后来芦田内阁因昭和电工事件而集体辞职。所谓昭和电工事件，是指作为化肥公司的昭和电工为了在倾斜生产方式下增加化肥产量而以不正当手段接受了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芦田内阁的不幸事件导致人们对片山内阁的评价也有所降低。由于片山内阁的评价不高，并且后来和田加入社会党，斡旋于讲和条件之中，成为了左派的首脑，因此他现在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但是，如果没有和田，日本战后的复兴将难以想象。

　　可以说，没有和田的倾斜生产方式和经济复兴计划，就不会有池田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济计划”这种行政手段是和田们的主意（保守的政治家吉田茂并不喜欢它。正因为如此，经济复兴计划在芦田内阁之后的吉田内阁没有得到认可，以破灭告终。据说稻叶等人曾发牢骚说，这是经济计划，又不是计划经济）。另外，池田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制定者，就是曾在和田的经济安定本部工作的下村治。尽管后来和田成了社会党的实力派政治家，但他自担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以后就再没有从事过与行政相关的工作。作为行政机构的负责人，他在农林大臣、经济安定本部长官的位子上各工作了八个月，加起来不过一年零八个月。而他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实施了战后的日本经济复兴政策。

■后来的农政
　　和田在农政方面的功绩不只是进行了农地改革。石黑忠笃拼命地要打破地主制，但并没有对农地改革之后的农政有所展望。而石黑心爱的弟子和田却怀有这种展望。和田曾说过，“日本的农业问题单靠农地改革是无法解决的，我在考虑将经营合理化立即列入计划。”（担任农相时）“经营的问题是以农地制度改革为基础的农政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这个工作是留给了后人。我在任期间无法完成此事，对此我非常遗憾。”“按熊皮特的话来讲，我认为那些将立脚点转为农业经营的自耕农，完全拥有作为企业家的独立性和进步性的一面。”（注）

　　没有工会基础的和田，尽管是社会党的太子，是大型政策团体的领导人，却在社会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不断被消耗着力量，最终没有当选委员长，退出了政治舞台。决定引退时，他在醍醐寺赋诗道：“幻花尽散去，一轮冬日中。”不再担任安本长官后，他对农政几乎没有发表过意见。可能是觉得自己作为农林官员该做的已经做了，其他的就留给后来人吧。后来承继了改善和田的零散农业结构的是由和田的盟友东畑精一博士及和田的下属小仓武一博士于1961年提出的农业基本法。

　　农业基本法的目的在于通过有选择地扩大农业生产——即，将重点转移到能够依靠扩大农业规模、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成本及增加需求的农作物上——来改革农业结构，并调整农业和工业间的收入差距。收入等于销售额（价格×产量）减去成本。只要增加销售额或降低成本，收入就能够增长。应该说，即便是需求没有增长的大米等作物，只要扩大农业规模，就可以通过成本的降低，来充分保证农民的收入。但现实中的农政却为提高农民收入而采取了调高米价的做法。这样一来，造成消费减少，生产增加，大米过剩。一方面，政府实施了30多年的生产调节，另一方面，农业资源却没有从收益较高的大米转向其他作物，导致粮食自给率由1960年的79%下降到了40%。要实现有选择的扩大，本应该抑制消费趋向减少的大米的价格，提高消费趋向增加的小麦等作物的价格，但却采用了相反的政策。粮食自给率下降所显示的正是农业无法应对粮食消费变化的一段历史。曾经600万公顷农地中，有230万公顷消失了，这比农地改革中解放出来的农地面积还要多。由于在农地的挪用制约和农地区划方面执行得不严格，加上人们一直认为只要大米有剩余那么农地也是过剩的，因此没有人对农地资源的减少存在危机感，而农地资源对于粮食安全保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现在，日本只剩下让国民靠白薯维持生计的那么点土地了。（参见时事专访“日本及全球的农业问题”）

　　问题不在于保不保护农业，而在于为了实现必要的农政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前些天，我在和田的藏书中发现了他的笔记，夹在1910年出版的柳田国男的著作里，名为“农业经济的基本问题”。和田在笔记里写到，不要为救济贫农而提高米价，应该用国债或税金来支付奖励金（现在叫直接支付）。我仿佛跨越了70多年的时空距离，看到年轻的和田在述说着农政的应有方式。直接支付方式的农政改革真的能实现吗？或者它只是盛开在冬季的醍醐寺里的“幻之花”？



（注）1948年农林省“农业政策大纲”中提到，“当前在恢复工业的同时，应对提高生产力所必需的基本条件进行改善，以便使农业能够承受未来的国际竞争，如果我们放松这项工作，我国农业在未来将陷入难以挽救的困难之中，并且会因此而无法实现经济的自主。”

以下是跟贴：

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外部条件，也有日本政府和人民自身的努力。

战后初期日本实行的民主改革，推动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也对社会生产关系作了局部调整，建立起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有利于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从而将国民中蕴藏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激发释放出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动力。

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给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日本在宪法中被迫放弃战争权，以后又以允许美国驻军为代价，换取美国的“核保护伞”，致使其军费开支相当少，能够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和平经济的发展。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开始大力扶植日本，不仅给了它约36亿美元的“特需”订货，而且将没收的850家军需企业归还给日本政府，并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和援助，美国私人资本也大规模涌入日本。美国的扶植，使日本获得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一直非常重视教育，1872年政府颁布了全国统一的学制，强制推行小学义务教育。1947年又进行教育改革，将义务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初中。到50年代中期，全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教育率高达94％，70年代中期又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上升，50～60年代在5％左右，70年代上升到6%～7%，1980年达到7.2％。在人才结构方面，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调整教育重点。在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把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作为重点；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国家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就把培养中级技术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点；70年代以后，日本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政府又把培养能自主开发新技术的高级人才和熟练运用新兴技术的中级人才作为教育的重点。由于日本长期坚持“教育先行”的战略，为经济发展保证了人才资源。

日本政府利用国内外各种条件，确定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日本的国家干预方式和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特点，都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政府根据日本的特点，一方面采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另一方面确立“贸易立国”的战略，积极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进出口贸易，加强资本输出。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政府重视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甚至利用产业间谍来获取科技情报资料；同时在50年代实施审批制度，对引进工作加以管理和引导，以避免重复引进，节约外汇。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外汇支付能力加强，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才有所放松。日本引进技术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实际需要，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的。5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主要引进电力、钢铁、汽车、造船、机械制造等基础产业部门的传统成套设备和技术。5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60年代初开始，逐渐转向以购买专利为主来引进新兴技术。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实现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又以引进尖端技术为主。为了对引进技术进行吸收改造，日本企业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吸引优秀人才，在仿造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改革创新。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195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45亿美元，1960年就达到近85亿美元， 1965年又上升到166.21亿美元，1970年跃升至近382亿美元。资本输出1970年累计达67.9亿美元。

长期坚持推行高积累、高投资和强化资本积累的政策，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运行机制，也是日本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容之一。高积累的基础是高剥削率、高储蓄率和低福利。战后日本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低，而且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相反，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日本民众的家庭储蓄率(即家庭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却是最高的，由家庭储蓄形成的投资约占社会投资总额的1/3。此外，政府也进行巨额投资，60年代政府投资占到国内投资总额的24%左右，70年代上升到约30%。私人投资和国家投资两者相加，使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1955年的17 030亿日元猛增到1985年的875 610亿日元，30年内增长50倍。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保持在1/3左右，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资本的投资效率也一直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在高效益的前提下，急剧增长的投资推动了日本经济迅速发展。

始自2002年2月的本轮经济增长周期已超过了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为期57个月的“伊奘诺景气”，成为战后历时最长的经济增长期。

　　但是，“伊奘诺景气”时期，日本基础设施快速改善，汽车、彩电迅速普及，国民普遍感到生活水平有很大提升。而本轮经济增长虽然号称“战后最长的经济增长”，日本的老百姓却并没有感到生活在改善，对经济增长缺乏实际感受。

　　分析人士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认为，首先，这是因为两轮经济增长在增长程度上有着显著的不同。本轮经济增长期内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4％，远远低于“伊奘诺景气”时期的11．5％。

　　其次，两轮经济增长在增长方式上也完全不同。“伊奘诺景气”时期日本国内市场繁荣，消费旺盛，而本轮经济增长主要是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靠出口和设备投资拉动，国内消费增长缓慢。本轮经济增长期内，个人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5％，与“伊奘诺景气”时期的10％相差甚远。

　　第三，本轮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企业通过调整之后业绩出现好转，而员工的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在“伊奘诺景气”时期，人均月工资1965年为2．96万日元，5年后增加到4．95万日元。而总务省的调查数据表明，在本轮经济持续增长中，日本家庭平均月收入从2001年的55万日元下降到2005年的52万日元，而且还有继续减少的倾向。

　　此外，“伊奘诺景气”时期，战后出生高峰的人口正值青年，日本国民普遍对未来充满信心。而本轮经济增长期内，这些青年已走向退休，社会进入老龄化。由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和税制改革方向不明确，国民担心将来的生活保障问题，因而减少了支出。

　　近日，日本政府在宣布经济增长周期创战后最长纪录的同时，对个人消费低迷和美国经济减速等表示了担忧，并将经济增长的基调判断向下修正。日本媒体和经济专家认为，消费旺盛与否是今后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应尽快通过实施相关改革，使国民对未来尽快恢复信心；企业也应尽快改善员工待遇，以刺激消费增长，促使经济形成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

甲午战后台湾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针对台湾的鸦片问题,后藤新平提出了他的鸦片"渐禁政策",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这一政策不仅稳定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而且成为其向中国大陆推广的主要侵略伎俩.后藤新...
日本在战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GNP)达到1 419亿美元,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1973年,人均国民收入达2 964美元,超过英国,列于美国和西德之...

分析日本战后科学技术引进的状况,论述了日本战后科学技术引进具有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确定引进政策,瞄准国内外市场大量引进商标和尚未工业化的技术,重视技术引进的立法与管理工作,重视引进科学技术的消化,科学技术引进善于抓住机遇等特点.
"三农"问题,或曰"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目前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并已经引起了许多讨论.而在日本,作为成功的战后四大改革之一,农地改革对战后日本现代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隔半个多世纪,这一改革对目前我国--尤其是对于已加入WTO的我国--仍不乏重大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以日本现代化及城市化为线索,就这一改革做一个较全面的回顾和检视.日本战后农地改革法案的制定,是美国占领当局下达的直接指令,与日本政府试图揣摩美国占领当局的改革意图而颁布的试探性改革措施相结合的产物.在盟军总司令部内也存在对日本农地改革的分歧意见.日本战后农地...

日本政治的现代化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产物,它起步于明治维新,成长于自由民权运动和大正民主运动,但夭折于昭和初期.日本政治现代化可说是历程曲折,道路坎坷.直到战后初期,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下的政党内阁制才确立,日本才真正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历程. 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因有三:一是民主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教育发展是经济腾飞的动力;三是岛国地理文化是日本人的底蕴.

战后55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公然篡改历史,否定战争,美化侵略,拒绝反省,一再为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翻案,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剖析了战后日本顽固坚持错误的战争史观的原因.

战后的日本经济以70年代中期为界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半期是日本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过渡的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经济技术环境基本稳定,日本经济体制对经济赶超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后半期是日本完成了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进入工业化经济的成熟期. 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和日本经济改革的持续进行,如何重新审视和评价战后日本经济改革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战后改革及其经济改革之主体是否为美国占领当局,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如何形成,其是否等同于"1940年体制"等问题成为研究焦点.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生长、基本定型和走向衰败的若干阶段,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战时期只是战后型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战时经济体制的某些要素对战后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两者具有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战后美国占领日本之初，帮助日本铲除了军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及其社会经济基础，制定了一系列现代法令，建立起比较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1947年以后，美国又变打击日本为扶植和利用日本，与日本建立安保体制，美国负责日本的安全保障，日本不设立正式军队。由此，日本大大节省了军费开支，相应增加了发展经济的能力。在1950～1952年的朝鲜战争中，美国从日本订购军需物资达23.9亿美元，1964～1968年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又从日本订购军需物资达18.8亿美元。除这些有形的直接订购物资外，美国还相应地为日本产品进入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市场打开了通道。

另外，美国为了扶植日本这个远东地区的盟友，为其提供了一系列帮助和支持，如允许日本自由地从美国及相关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引进各种技术，允许其产品自由进入它们的市场，允许日本从美国等国引进资金，等等。

战后，世界资源、能源的新发现和大量开采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廉价供应，为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战后东南亚、大洋洲和南美许多国家铁矿的开发，以中东和非洲新油田的发现和开采为中心的世界石油产量激增和价格的低廉化，对日本这个极端缺乏资源、能源的国家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如在1955～1970年，世界市场原油价格每桶仅为1.59美元，此间日本以大量消耗石油为基础的重化工业正处于发展中，这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在50年代以后，形成了以电子和微电子技术、原子能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新材料开发和利用技术等为代表的世界性的科技革命高潮。这就为日本更新技术设备，开发新产品，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特别在美国侧重于研究而忽视应用的情况下，日本捷足先登，直接应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成果。



战后，经济发达国家为了创立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先后成立了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一系列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这些组织在排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日本从1952年重返国际舞台后。也相继参加了其中的一些组织，并享受到进出口方面的许多特殊优待，如贸易、资本自由化进程被获准相对滞后等等。这对战后日本出口主导型经济的迅速发展，无疑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直接取决于投资水平的高低。战后日本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以高投资为基础的。无论从投资的增长速度还是从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日本都是极高的。1961～1970年，日本企业设备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2%，而其他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法国也只有9.1%，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更分别仅为3.9%、4.7%、5.7%、5.2%和5.4%，均远远低于日本的水平。

企业设备投资的增长，不仅是企业生产规模扩大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还是其得以引进先进技术，更新落后的机器设备，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强市场包括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的重要保证。日本在战后之所以能大量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推进国内经济高速发展，与其高水平的企业设备投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增加设各投资，主要并不是依赖其自身的积累，而是依赖从银行的贷款。战后直到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企业资金筹措中来自银行贷款的比重一直呈上升之势，最高的1975年曾一度达到过85%以上。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直到1990年仍高达80.9%。

银行贷款是以其吸收存款为基础的。战后日本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向企业投放大量资金，是以其存款规模迅速扩大，储蓄率不断提高为条件的。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的储蓄率在战后始终是最高的。如在1955、1960、1965、1970、1975和1980等6个年份，日本的家庭储蓄率分别高达13.4%、17.4%、17.9%、18.1%、22.8%和17.9%，远远高于美国的5.8%、5.0%、6.6%、7.6%、9.4%和7.3%，英国的1.0%、5.1%、6.3%、6.2%、8.9%和11.2%。



日本是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但日本又与美、英等国那种强调经济自由的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有着重大区别。日本的经济体制较为协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自民党长期执政，其经济方针。政策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相统一。在议会中自民党多年来占有大多数议席，政府的经济方案能够通过。议员们借助于企业的支持进行活动，因而积极为企业谋取利益。这样，国会、政府、企业三者的关系便协调起来了。



日本内阁各省厅都设有大量的审议会。如通产省内设有100多个审议会，共有审议会成员3000多名，他们由政府、企业界、研究者、消费者等各方面的专家代表所组成，审议经济方案，提出意见，以供政府决策时参考。审议会集中反映各方面的见解，可以事先协调各种关系，有利于综合经济效益的提高、防止经济漏洞的出现。



日本的经济团体，主要是企业自愿联合组成的经济技术协调组织。它们的大量存在和充分发挥作用，协调了政府与企业，以及团体内各个企业成员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用联合的力量解决各种困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共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防止内部过分竞争所带来的损失。值得提出的是，这种协调只反映在共同对外上，各成员企业之间的竞争并未因此而消失，相反变得更加激化和深入。



日本政府通过税收、国债、财政投资、融资、设立政府金融机构、开办国营和半国营事业，掌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同时利用经济计划、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投资政策来调控社会经济发展。与欧美不同的是，欧美国家政府侧重于反危机管理，主要是通过控制总需求来刺激或1抑制经济发展。日本则对经济进行全面调控，在此基础上较多地刺激社会总供给能力的发展、出口的增加。另外，日本政府还利用行政指导的方法参与社会经济管理。行政指导与审议会制度往往有联系。它随时进行，能够深入到社会经济的具体环节之中，非常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高效发展。



日本大企业多数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度，对企业职工工资采取年功序列工资制与奖金制度相结合，按照企业而不是按行业组织工会；把企业看成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个命运共同体，企业有风险，全体从业人员共同承担，宁可减少工资也不轻易裁员；企业采用职务晋升、调转工作来保持领导干部的勤奋廉洁，利用奖金等方式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企业的劳资关系比欧美国家协调，从业人员往往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家，为企业发展尽心尽力。由于日本经济体制具有较强的协调色彩，以至于有人将其概括为“协调型经济体制”或“协调型经济模式”。战后近半个世纪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日本的这种经济体制，在相当程度上适应并促进了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需要。

当然，日本经济的超常高速增长还有很多原因，如长期大量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巧妙加以利用和发展，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日元汇率长期偏低对日本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积极开发国内外市场；建立分工合理的金融组织体系，长期限制证券交易事业的发展，抑制金融投机以及日本民族的忍辱负重、勤奋耐劳精神等等。

日本经济发展也有不少教训，如过多地注重于发展国外市场，导致国际收支顺差不断膨胀，日美、日欧、日本与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地区）的经济摩擦日益加剧；国内公共设施、福利事业长期较为落后；农业发展滞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出生率相对下降等与未来经济的发展有矛盾；特别是在经济国际化过程中，过快地实现金融自由比，其他措施没有相应跟上，带来了大量的金融投机现象，促使不动产、土地投机恶性化，进而形成了“泡沫经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