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贷跑路:现代化的困境叙述

通观近年中国社会思想的流程，也不能说这些作品完全没有积极作用。但其最大的意义却仅仅是它们的否定性意义：即它们的破坏性——以他们的大事喧嚣和虚张声势，却有力地打破和粉碎了禁锢中国思想界多年的“四人帮”的僧侣主义。但其破坏性也是显著的，否定多于肯定，批判多于建树，摧毁多于创造。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它们催化出了当今学术、文坛与社会心态中流行的文化价值虚无主义和痞子主义。『破是因为没人相信旧的思想体系了，但如果马上就有新的价值体系出现也是不可能的。种个庄稼还需要春播秋收呢，何况遇上灾年，也可能颗粒无收。必然论说明旧的思想体系倒了，可是旧的思维工具还紧紧的长在何新的身体里。』             黑格尔云：“公众舆论最不值得重视，也最必须重视。其中既有绝对的谬误又有绝对的真理。不藐视舆论就不能成就大事。但公众舆论中那种实体性的东西，则体现着历史的绝对意志。真正的伟人，必须善于鉴别公众舆论中什么东西无价值和什么东西必须给予重视。”（《法哲学原理》）『不用扯那么远，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够了。可惜文字只是叙述了历史，现实永远是可笑的。如果谁都不犯错，我们会永久的生活在秦朝。读书人也不能以为自己可以掌握真理。真理是没有的，偶尔出现也是被制造的，不是被发现的』             　民族幼稚的原因，责任首先在知识分子。一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地位的软弱。二由于中国知识界本身知识结构的陈旧和僵化。三由于新潮知识分子的食洋不化。四由于中国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低下。『别把自己干不了的是硬往自己身上抗』             中国必须坚持改革，不改革就意味着自杀。但是但愿我们永远不搞“改革运动”。就是说，千万不要以搞运动的方式搞改革。中国改革最终是否成功，希望寄托在能否把改革从激情的情意综中解救出来，使改革完全被理性与科学所指引。马克斯·韦伯说过：现代化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的理性化。【可韦伯也说过人类永远不可能掌握理性】               许多与我们相似地处在落后境遇中的古老民族，他们的知识精英不是坐在讲坛上喧嚣地骂祖宗，而是在引导人民默默而有效地走向进步。而且我无论怎样也想不通，凭什么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要让二千年前的孔夫子，来为 中国今天的贫穷落后现状负责任？我倒想说：哪怕再像文化革命那样搞一次“批林批孔”，哪怕像伍子胥那样掘开坟墓鞭尸楚平王，即使像孟姜女那样终于骂倒了长城，或者终于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中国人确实并不是什么“龙的传人”，恐怕仍然变不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来。【你举的例子都是后人改写的】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再也不会重演了。但毛泽东却说过：还会有第二次、三、四次。第一次是他发动的。他当然知道，以后几次的发动者，将不会是他老人家了。许多人幼稚地相信，只要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更不会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殊不知，早自“五四”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反传统潮流，加以长期处于落后地位所激发的自卑和焦虑感，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必然地要把我们民族引导向一场“文化大革命”。而今天，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的呼唤，又在我们身边骚动着。它的幽灵已经徘徊起来，如果再无警觉，就一定会向我们走近！【这句话我同意，只要人类没有灭亡，文化革命就一定会不停的发生，绝无必要警觉，紧张。】            当然，下一次“文化大革命”，可能不会再叫“文化大革命”了。但是名称，又有什么重要？在今天弥漫的文化虚无主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变态的心理躁动和激进鼓吹中，我们只要冷静地看一看，想一想，就可以辨识出许多与当年何其相似的宣言和瞳瞳阴影。所不同的是，当年的反传统运动和文化虚无主义，是在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下进行的。而今天，则是以弗洛伊德、尼采的名义鼓动的。但在这两者中，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包含着同样的精神狂热、荒谬的理论误解和歪曲的东、西方文化阐释。【错误都是美丽的错误，没有误解，就没有人类】　　这使我不能不想起马克思的名言：历史常常以两次出现，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我们现在是最彻底的无一神”论者和拜（唯？）物主义者。我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没有规则，没有理性，没有感情，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我们在生活中既找不到位置，也找不到感觉。当今到处都在传颂的一句箴言就是：一切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没有意思！－一跟着感觉走！“新潮”的哲学家们模仿着尼采告诉我们：上帝早已死了，一切传统都可以打倒！但我却不知道，你们是谁呢？在传统的一片废墟上，你们不就是新的先知吗？你们不就是向我们传播反传统主义这种新信条的智术之师吗？我们必须跟着你们走吗？但是，你们提供给我们的这种文化的虚空，究竟正在把我们引向幸福，还是将引向真正的不幸呢？！【跟着谁走，我不知道。但我明确的告诫自己，我不会跟着你走】                    　回顾一下历史吧。通向现代意识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西欧的道路，一条是美国和日本的道路。西欧，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这些领头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在建立工业化的市场制度以前，都经历过一次一二百年的意识形态革命。这一革命首先是致力于冲破传统的宗教迷信和权威崇拜，启迪人的自由思想，同时在方法上倡导实效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培根、笛卡儿、洛克、伏尔泰、康德，就是这一思想革命的代表性人物。后来，美国和日本，以有效地模仿的方式，引入了西欧人在17、18、19世纪发展起来的这种新思维。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似乎至今尚未理解这一意识形态革命对于由传统文化过渡到现代文化是多么重要。【你说的不是历史，是另一个空间里已经发生过的事。至于通向现代化的二条路的说法有问题。第一，什么人可以确定是二条，第二，什么是现代化？第三，乌干达的现代化怎么办？】                 中国古代有“朋党”政治，近代发生“政党政治”，现代政治中，演化出了“亲党政治”——即政治中依靠人身依附（效忠与回报）、家族依附关系而建立的“关系网”或者称作“山头”，学术界、文化界中也出现了许多依附于一个利益核心，或依附于一个祖师爷的“圈子”，即宗派。中国社会，自文化革命以来的近几十年中，举凡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学术，无不被这种种名目翻新的派性所制约，搞得乌烟瘴气，搞得好苦。然而我确信，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取决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分子，能不能或敢不敢从这种种名目繁多的派别中（对他们，改革或保守的口号，往往只是一种掩饰其私利的意识形态工具），将自我解放出来。【中国的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唯一可确定的是一定不取决于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警惕精英是我的信条】　　另一方面，也要看当代文明的进步，最终是否能造就那种具有独立批判理性和独立首创精神的个性。唯有敢于孤独者，最强大，也最具有挑战性。这种挑战，正如汤恩比所说，乃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一定的意义上，未来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发展，希望，就寄托在敢于和耐于孤独者的身上。【这句话我喜欢】                   改革并非一切。改革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改革的目的，是致国家于富强，民生于幸福。正因为如此，当改革在政策方向上明显地暴露出问题时，仍反对反省、鼓吹坚持者，是因为改革给其带来了实惠，即现实的好处。但是，检验历史上任何改革之好坏与成败，我以为只有一个尺度，归根结底就是要看：这一改革是否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带来了真正的好处？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末这就是改革伟大与合理的天然论证，如果得失参半，就必须调整方向和政策。如果改革在导致腐败，那么就有必要反省，有必要刹车。反省与刹车并非否定改革，而正是为了防止改革的失败。任何改革，都可以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这是无疑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代价和牺牲，这也是无疑的。但问题是，给哪些人、给多少人带来了好处？是谁、是哪些人和为什么，在付出代价做出牺牲？　如果改革使公众利益受损，使少数不劳而获者得利，那么不管最初的出发点如何，目标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合理，都应当猛醒。迅速及时地调整政策方向和利益结构，是坚持改革的唯一之路。坚定不移的改革目标，应当与切合实际的灵活政策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从现实中注意到，对某些人来说，某种意义上的改革，正在变成一场明火执仗的打劫。【个体的人与组织，社会，观念的纠结会困扰人类很多年，也许是永恒，当然包括中国】              　海德格尔说：“在即语言”。这句话有数重含意。一曰：世界即语言。二曰：人生即语言。后面这句话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意义。明代幽默家冯梦龙《广笑府》序云：“古往今来，莫非一话也。话，莫非一笑也。”妙哉妙哉！这真是深通中国人人生三昧的妙极之论。　然而笑话之后的人生现实却是可悲的。为此，打破意识的迷障是极其必要的。应当坚决摒弃一切大而无当的哲学形而上学、历史形而上学、文化形而上学和经济形而上学以及各种浪漫的经济政治空想主义。【语言转向和语义跳跃有些许混乱】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引导英国、法国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化的思想方法，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引导美国的，是杜威、詹姆斯的实效（用）主义。引导德国的，是康德反形而上学的批判的理性主义。引导日本的，是日本人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归纳性的叙述只是体现了存在的一个小小的片面，当然也大多不可成为论述的前提】
　　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目前也迫切需要一场反对“形而上学”的革新。【形而上学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有十几种解释，我不知道要反对那一种？】                  《这篇文章是1988年何新的所谓战略思想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