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世界活跃度怎么看:刘晓春：民谣是隐蔽的大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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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刘晓春，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时间：2005年1月11日

　　地点：广州市童心路5号聊吧

　　刘晓春：民谣是隐蔽的大嘴

　　天籁之声，地籁之声，人籁之声。世界上最自然的三种声音，雷鸣电闪，虫鸣鸟叫，嬉笑怒骂，来的自然，传的久远。

　　民谣是人籁声中最具隐蔽性、最具传播性，又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声音。你喜欢听，他存在，你不喜欢听，他也存在。就像大江东去，落日西沉，是从不以人的意志力转移的一种文化现象。

　　自古以来，民谣就以一种通俗、风趣、幽默、易记、上口的形式像空气、阳光、土地始终飘荡在历朝历代的人群中，如雨，如雾，如风。

　　宋钱易《南部新书》载：“有胡饤饺、张打油二人皆能为诗。”《升庵外集》载张打油《雪诗》云：“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打油诗用语通俗诙谐，为讽刺诗的先河。现代讽刺刊物中常见这种诗作，如帅莫国《某女三报》：“投我以立柜，报之以约会；投我以'三洋'，报之以表扬；投我以电视，报之以婚誓。”马丁《十全十美图》（新民谣）：“生个儿子当官的，接个媳妇看病的，养个女儿卖票的，找个女婿开车的，认个舅子割肉的，收个干儿子抬轿的。”都是借打油诗讽刺世态。

　　在南粤学府里，研究民俗的少，研究民谣的更少，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因为民谣的飘乎不定，还是世俗的模糊性；是因为民谣的犯异，还是因为民谣的暗示与讽刺，不大受人待见。不管怎么说，刘晓春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研究民谣的青年学者。

　　刘晓春人瘦，个矮，但对民谣的见解和心得却有气吞山河的架势。

　　田炳信：你怎么想起来搞民谣的？民谣它不是官方倡导的，是民间的东西，就像隐蔽的大嘴，无处不在，但它是隐蔽的。

　　刘晓春：1991年，有人叫我写文化批评的书，其中涉及到民谣，我开始对民谣感兴趣。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民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我从那时起就开始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虽然我们看到的民谣大部分是上层文化人的创作，但它仍然是很重要的、反映民意的渠道。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日益向纵深拓展，新旧体制的矛盾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社会同质性趋于消解。当下中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社会，以至于以理解分析社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阐释焦虑。然而，正如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所证明的，社会的变迁越丰富复杂，普通民众对于社会生活的闸释越来越显出其草根智慧，当下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民谣，正是民众智慧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当下民谣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代表了一定时代的民间声音。因为民谣不仅仅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舆论，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一种政治的表征。

　　田炳信：我们现在有许多调查机构，但是从民谣、顺口溜、笑话的角度去分析情绪的很少，如果不夸张地讲，民谣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的另外一种“天气预报”和晴雨表。

　　刘晓春：现在学界认为：口头文学总体是趋于没落的时代，民谣以其短小精悍、易于记诵传扬、针砭时弊毫不留情、高超的讽刺艺术等特点，在民间不胫而走。学界对于当下民谣的社会批判力量鲜有研究，对于民谣的研究，如果仅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解释，可能很难比较准确地理解当下民谣。倘若我们从历史、文化、权力的维度加以分析，则将有可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下民谣流传现象的民间传统与社会情绪。

　　田炳信：口头文学的总体没落命运，与口头文学的某些形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并不相悖，口头文学的生命永远都存在于鲜活的口耳相传之中。比如当下民间广泛流传的民谣、笑话之类，说明民间文学仍然存在于民众的生活世界。

　　八十年代初，我任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在块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地上采访，你时时会感到这种存在。这里不仅盛产骆驼、大皮袄、山药蛋，还盛产快炙人口的山歌、讽刺味极浓的顺口溜和压韵的串话。

　　比如，对公费吃喝的干部的行为，从谐语到顺口溜都有入木三分的勾勒：检查团（解谗团）、常委扩大会（肠胃扩大会）、久经（酒精）考验的优秀（油袖子）干部。对白吃者心态的调侃——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

　　比如，对一些缺乏远见、短期意识强烈的土政策的反感和无可奈何，农民有这样的顺口溜：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才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

　　再比如，一些顺口溜、歌谣对不正之风和社会腐败现象的挖苦，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下去一批瞌睡的，上来一批喝醉的。”“吃喝嫖赌经常化，安插亲友系列化，行贿受贿合法化，争权夺利公开化。”玩麻将一、二个晚上不睡，打伙计三、四个不累，跳舞五、六种姿式都会，喝烧酒七、八两不醉，干工作什么都不会。“当然，这些顺口溜、歌谣在正式的采访场合是不易听到的，但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旅馆、车站、码头……又是不难听到的。这些长短不一的顺口溜、歌谣的产生，最初也许是针对某个人或是对某个地区某种不太对劲的社会现象的概括，但由于歌谣、顺口溜压韵、形象、好记，易于口头流传，特别是顺口溜本身不加修饰，它的真实、尖酸成了流传的第二种动力，使得许多顺口溜成了民间情绪、认识、看法的载体，变成一种不上报纸版面、不上电台的无名氏文章。

　　刘晓春：民谣的发达，从中国古史史实可以发现，那些在街头巷尾的普通老百姓当中流传的顺口溜、打油诗之类具有深切的当下性。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证明，民谣反映了一定时代的民心、民意，代表着广泛的社会舆论，在很多时候，民谣甚至预示了政治变迁的趋势。我们可以想像，远在《诗经》时代，采诗官们所采录到的民间歌谣远不止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作品，采诗官们肯定删削了不少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民间歌谣，而使民谣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舆论价值，而只剩下文学价值了，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反映社会舆论的民谣应该发挥了更强大的政治舆论与斗争功能。在当时有一首童谣唱道：“月将升，日将没，木弧箕服，几亡周国。”歌谣在街头巷尾的黄口小儿中广泛传唱，不久，周宣王即被刺，周王朝由此陷入政治危机。秦朝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民间以歌谣的形式预示了秦王暴政必将覆亡的命运。西汉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揭露了刘邦成就霸业之后的独夫心态与行为。东汉民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直刺宦官专权的腐败朝政，“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则以藏字的方式，暗含了对董卓弄权的抨击。“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皇帝卖酒醋”，揭露了宋朝乱世的政治没落景象……。中国古代历史的民谣反映民心，进而演变出政治变迁的社会戏剧层出不穷。因此，无论是古代民谣，抑或当下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反映社会现实以及民心所向的民谣，都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形式，更重要的，它具有十分严肃的政治内容，代表着一种社会舆论，在貌似“以谣传谣”、谐谑调侃、讽刺嘲弄的流传形式之中，传达的则是深刻的社会政治信息。

　　田炳信：我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时候，见的人也是三教九流的。互联网、手机那时还没有，当地人对政治、经济现象有不少的易传播、易记忆的民谣。这些民谣大部分有调侃和讽刺意味。是对当时社会框架下不合理、不公正的鞭挞和挖苦。从而得到某种舒解和满足，可以说民谣实际上是民间最大宣泄的肛门。

　　刘晓春：对。民谣是一种减压法，一般媒体没有老百姓的声音，媒体被主流意识形态和资本控制，民谣是老百姓通过口头形式的宣泄，通过口头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如鲁迅的小说《风波》里面的七斤，他每天到镇上再回到村里，得到一些消息，所以赵七爷才会抓住他的辫子骂他。七斤这个人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像以前的乡村在大树底下讲故事，除了讲传闻，也会讲一些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些看法。以前的民谣依靠这种口耳相传，但是到现在，随着手机短信，网络媒体出现，我们知道手机短信有群发功能，这种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大大加快了。

　　田炳信：可以说通过手机短信和互联网，这种传播产生了相当大的裂变作用。尤其是一些黄段子，还有一些政治讽刺的小段子，传播得最快。你说这是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刘晓春：美国也有的。只是我们国家对政治讽刺的一些说法控制得严一些，把这些压制在口头领域了。

　　田炳信：但是手机短信和互联网实际上是使它发生了质变啊。这些都大量变成了文字，对手机运营商来说，这也是很大的牟利空间。比如将一些明清的笑话进行改造，当一些政客，或者说政治家表现得不怎么样的时候，对他们进行讽刺。这些段子通过手机短信、互联网广泛传播，很快被大众所知，但是这些被讽刺的人就像穿着皇帝的新装，他们听不到这些。除了这种政治讽刺，第二个是对性研究。手机短信中的黄段子可以说是无奇不有，这对性的舒缓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当然，这些长短不一的顺口溜、歌谣的产生，最初也许是针对某个人或是对某个地区某种不大对劲的社会现象的概括，但由于歌谣、顺口溜押韵、好记，易于口头流传，特别是顺口溜本身不加修饰。它的真实、尖酸就成了流传的第二种动力，使得许多顺口溜成了民间情绪、认识、看法的载体。对于我们一些人来讲，顺口溜变得更加顺口不顺耳了。

　　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加修饰、亦裸裸的情绪一股脑端上我们的新闻传播媒介，我想是不理智的。但如果无视它的存在、影响，置之不理，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顺口溜能从民间分泌出来，必有分泌的土壤，能在民间不翼而走，必有不翼而走的动力。

　　刘晓春：网络时代的段子，与当下中国的复杂、多元化社会发展变化有深刻的关系。社会的变迁越丰富复杂，普通民众对于社会生活的阐释越来越显出其草根智慧，当下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段子，正是民众智慧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

　　田炳信：你所指的草根智慧，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主要是指民间无文字的历史，或者是偏爱有文字社会中下层或底层的百姓的感受，要不就是在有文字社会中处于弱势群体中而“无声”的人们的情绪。

　　刘晓春：应该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基本上属于草根智慧，“无声”智慧，基本上属于乡土社会中不识字民众表达情感、传承历史、评判当下的工具。不用说前文字时代，即便是进入文字时代之后，乡土社会的口头文学与庙堂性的作家文学之间，无论是审美情趣还是审美形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分野。口头文学少雕琢、去粉饰、存真情、直抒胸臆，既充满浪漫想像，也直面现实人生，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文学形式，口头文学张扬的思想，历来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相当大的距离。相对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言，口头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他者”，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口头文学大量充斥着迥异于统治阶级的下层意识形态，表达的是下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在相当多的口头文学作品中，面对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宣泄着下层阶级普遍的社会愤懑与抵抗情绪，正因为这一缘故，口头文学从来都被上层统治者视为“鄙俗”、“浅陋”，而被排斥在圣贤文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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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炳信：可以讲，民谣、顺口溜、笑话除了在社会的特殊时期会有“井喷”现象外，可以说各个行业，三教九流的人群中，民谣都会像一股潜流在悄无声息的流淌，像一座冰山在慢慢地溶化，可惜这些活生生、鲜活生猛的材料，并没有进入专业的社情民意调查机构的视野。

　　刘晓春：相对于民众丰富的创造力来说，我们谈到的一些民谣实在是沧海一粟。尽管民谣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反映，在现代性话语看来，具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是，我们不得不要承认的是，民谣代表的是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另外一种声音。综观当下的民谣，可以发现，民谣对于当下的社会现象或讽刺，或嘲弄，或戏谑，或调侃，或规劝，目的在于抒发情志，褒贬时风，议论时政，抨击时弊，表达爱憎。无论采取何种态度，都代表了民众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看法、理解以及情绪。民谣是民间政治意愿的素朴的表达形式，古代统治者之所以可以透过民谣观风俗，知得失，察民情，正是因为民谣蕴含着民众的政治心声。更重要的是，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民谣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舆论。

　　田炳信：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舆论相对不发达的时代，民谣是人们评论社会时事不可代替的重要传播媒介，其不可捉摸的流动与游走特点，像水银泄地般地弥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只要人们对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具有难以割舍的评论欲望，就会有一定的社会评论方式出现，以此满足人们的政治欲望。当社会处于相对稳定发展态势之中的时候，民谣的社会游走性也相对迟缓，因为尚没有社会压力对人们的政治态度形成一定力量的冲击。一旦社会潜伏着一种危机、或者处于急剧转型的时期，社会秩序的失衡强烈地刺激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评论欲望，以此表达人们的政治态度，在社会秩序高度失衡的挤压下，表达人们政治愿望的民谣便迅速地蔓延开来，形成社会舆论，几乎成为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共同评价。即便是在大众传播媒介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发达的民谣舆论，因为，大众传播媒介自身已经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共谋，权力政治与资本基本上控制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话语形态，根本不构成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对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甚至采取回避、否认的态度，更遑论及时、充分地解释社会问题了。

　　刘晓春：正因为民谣是一种社会舆论，所以也就决定评论社会问题的直接性，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性。因此，与哲学、政治、文学、法律等相比较，民谣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理解肯定具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情绪性、极端性，因为民谣并不是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深刻思考的艺术形式，而是对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表层的、初步的思考，一种表层意识形态，是人们经验世界的结晶。

　　田炳信：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凝聚在广为流传的民歌民谣中。

　　刘晓春：民谣的传播范围非常广阔，其传播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我们可以从朋友的聚会中听到许多民谣，也可以从因特网上了解到不同的民间声音，还能够从许多正式的出版物中阅读到民间情绪的民谣表现形式。民谣在茶楼酒肆、田间地头、互联网络的流传，在这些传播空间中，民谣的流传带有政治动员的性质，民众在传播的过程中可以自由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于社会现象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

　　田炳信：民谣的流传无顺经过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更像一群野马，桀傲不驯，无法管制。

　　刘晓春：民谣可以说是一个狂欢的东西。狂欢有身体上的狂欢，也有语言上的狂欢。无论是身体上的狂欢，还是语言上的狂欢，都需要一个类似于广场的东西，哈贝玛斯提出了“公共空间”的概念。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形成了作为公共意见载体的公众。民谣是公共意见的一种表达形态，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

　　以前在三月三，或者其他节日，大家聚集在一起，在实在的广场中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一些意见。现代传播工具的发展，出现了虚拟广场，大家不用聚会，通过手机、互联网宣泄自己对政治、对社会、对性的看法。

　　田炳信：由于民谣的颠覆性、不妥协性、讽刺性决定了它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永远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发挥其独特的舆论功能。除了上面我们围绕政治、经济和社会所探讨的民谣、顺口溜、打油诗外，其实有想当多的内容的指向是与性有关。性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就是一件能做不能说的事情，民间早期的民谣，更多借助联想、隐喻、借喻、比拟来委婉地表达，你像在东北一带流传的四大绿、四大红，则大多是和性有关。比如“四大舒服：穿大鞋，放响屁，坐着马车到老丈人家去。”“四大嫩：春小韭，花下藕，新娶的媳妇，黄瓜纽。”比较直露的如“四大好听：打细碗，撕绸缎，女人叫床弹丝线。”再比如“四大欢：顺风的旗，顶水的鱼，十八岁的姑娘，大叫驴。”“四大软：棉花包，姑娘腰，霜打茄子老头鸟。”还有“四大红：杀猪的盆，大庙的门，秋天的辣椒火烧云。”荤的四大红是：“杀猪的盆，大庙的门，姑娘的裤裆火烧云。”再如“四大窄，素的是：睡扁担，盖鞭稍，长长的头发细眉毛。”“四大绿：青草地，西瓜皮，武大郎的帽子邮电局。”发展到现代则有：“四大惨：老婆被泡，情人被翘；赃款被盗，伟哥失效。”“四大傻：吃饭点龙虾，购物上燕莎，三讲说实话，小姐带回家。”“四大闲：大款的老婆、领导的钱，下岗职工、调研员。”“四大虚：领导的肾、报纸的稿，歌星的笑容、统计局的表。”还有“权势男人的四大拥有：大奶的素质，二奶的脸盘，情妇的激情，小姐的随便。”“当今四大傻人：恋爱不成上吊的，没病没灾吃药的，合同签成无效的，看着手机傻笑的。”“现今四大土：手机戴套，传呼戴铐，男人穿背心，女人戴胸罩。”“四大惹不起：喝酒不吃菜，光膀扎领带，乳房露在外，骑自行车80迈。”“新人生四大喜事：聊天遇知己，逛街遇网友，手机单收费，情人你高兴。”“人生四大悲：久旱逢甘雨，一滴；他乡遇故知，债主；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重名。”“四知：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楼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包厢才知道老婆老。”“四讲：上午讲正气，中午讲义气，下午讲手气，晚上讲力气。”“全球四匹狼：色狼克林顿，野狼萨达姆，饿狼普京，家狼陈水扁。”“男人四大傻：下班就回家，挣钱自己花，吃饭点龙虾，给小姐留电话。”“天下哥们四铁：一铁是一起同过窗，二铁是一起扛过枪，三铁是一起嫖过娼，四铁是一起分过赃。”“四项基本守则：喝酒基本靠送，抽烟基本靠供，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现代关于性的民谣由于量大，速度快，也快成了快食面——直，白，露，浅，脏。

　　刘晓春：口头宣泄大部分其实是性的东西。我们知道民歌中大部分都是情歌。其中那些隐喻技巧非常高的流传广泛。这也是老百姓放松自己的一个方式。

　　田炳信：情歌其实就是性歌。手机短信的段子关于性的可以说五花八门。例如“黑熊将一个蜂窝放到水里，想把蜂窝里的小蜜蜂泡出来，谁知蜂群出来后，就追得黑熊满世界乱跑，熊太太见状大骂：'就你那熊样，还敢泡小蜜'”还有两个段子也很有意思。“现代社会疯狂了，绵羊开始吃狼了；猫和老鼠上床了；兔子也吃香肠了；没外遇就色盲了；女人九成出墙了；包二奶也正常了；短信全都泛黄了。”“最美的歌：伟哥！最甜的奶：二奶！最秘密的人：情人！最畅销的书：女秘书！最贵的房：乳房！”刘晓春：这类段子都反映了老百姓用各种方式调侃性，宣泄日常生活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你比如，对人性的喜新厌旧，则有“握着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握着小姐的手，好像回到十八九；握着小秘的手，直往怀里搂啊搂；握着女同学的手，后悔当初没下手；握着情人的手，酸甜苦辣全都有！”对虚拟的网络中，男扮女，女演男，相互欺骗的网友，则有“网上美女一回头，吓死田边一头牛。网上美女二回头，火车开到沟里头。网上美女三回头，黄河长江向西流。网上美女四回头，彗星就要撞地球。网上美女五回头，和尚洗头用飘柔。网上美女六回头，罗纳尔多不进球。网上美女七回头，摊倒深圳一片楼。网上美女八回头，乔丹改打乒乓球。网上美女九回头，大庆油田不产油。网上美女十回头，克林顿急得要跳楼。”对不识点的下级的调侃更让人捧腹大笑，“领导面前叫他哥，领导讲话他唠磕，领导倒酒他不喝，领导夹菜他转桌，领导嫖娼他乱说，领导小蜜他摸波，领导打宝他自摸。”田炳信：你这里谈到的老百姓是哪些人呢？很多领导官员在吃饭喝酒的时候，也喜欢讲几段黄段子。有的开会无聊时，也相互发发短信和段子。

　　刘晓春：我这里说的老百姓，是说所有人不在仪式场景下卸掉面具的一种状态。当卸掉面具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老百姓，个体需要宣泄被压抑的东西，民谣就是一个宣泄的方式。

　　田炳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建国到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成熟，回头冷静理性地看待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会有很荒诞的感觉。用现在的话说，是“黑色幽默”。当时的一些民谣反映了老百姓的批判意识。有一首民谣批判当时政策变化太快：“刚刚学会了，又来不对了，才说不对了，又来文件了。”这样的民谣有几千种，对这些政治现象鞭挞入里，极为深刻。

　　刘晓春：政治笑话为什么这么多，这与社会风气特别是信息发达、传递快捷有一定关系，而我们有一些领域透明度不够，这种落差和挤压就会以民谣的方式表现出来。很多政治民谣以前很早就有，有些可能在封建社会就由。针对官场上的不正之风，老百姓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些创作者更多可能是官场中人。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才能编出这种段子来。

　　田炳信：除了知识和文化，也需要一定的阅历。

　　刘晓春：对，这些政治民谣很多实际上是官场中人对现代体制的一种讽刺。

　　田炳信：你觉得它有一种什么样的走势？

　　刘晓春：一般说来，在政治清明的时候，这种政治民谣就少。现在已经有人将手机短信看成第五媒体。手机短信成为传播老百姓情绪的重要载体。手机短信比互联网方便，手机不像电脑那样，需要固定的地点上网。它随身携带，是个移动网络，非常方便快捷。这种传播的速度比以前讲故事的口耳相传是不可比的。

　　田炳信：按现代利益集团的观点来说，一些利益集团迎合了老百姓的需求，开发和推进了手机和互联网的这类短信业务，使得老百姓的这种需要和市场形成了良性互动。在市场利润刺激下，也使得黄段子和政治讽刺的段子更加繁荣。除非政府对这一现象管制，但管制是很难的。

　　刘晓春：哈贝马斯提出“虚拟空间”、提出“公共领域”。网络和手机段子为老百姓提供了宣泄的渠道，缓解了长期被压制的情绪。但它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社会有减压作用，另一方面，它同时将一些社会的负面无数倍“放大”，甚至起了很坏的影响。

　　在这个公共空间中，民间下层还是缺席的。弱势群体在想什么还是不清楚。这个公共空间更多是中产阶层、有知识阶层表达意见的广场，普通老百姓的声音是表达不出来的。虽然一些段子也能反映一部分弱势群体的声音。但更多的是官场中人对自己的调侃。

　　田炳信：就你的研究而言，你认为民谣的语言狂欢有那些模式？

　　刘晓春：第一种是戏仿式：在很多情况下，民谣的语言摆脱了社会规范秩序与等级的束缚，故意破坏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各种秩序，打破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和亵渎的语言禁忌，以一种毫无顾忌的、戏仿的方式表达民众对于现存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朴素看法，在这种类似于尽情狂欢的广场式语言中，取消了交往者之间的一切等级界限，也弥合了人为建构的神圣与卑俗之间的等级秩序。像民间戏仿《长征》一诗所形成的民谣，则是将长期以来被主流意识形态供奉在神坛上的领袖人物的诗歌杰作加以改编，将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赋予民间化的狂欢精神，形成一种特殊的讽刺效果，使人不禁将两代不同的共产党员形象鲜明地对照起来，萌生无限的感慨，激发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关注与思考。有一篇戏仿刘禹锡《陋室铭》的民谣，形象地刻画了某些官僚不学无术、排斥异己、溜须拍马、拉帮结派、玩弄权术的嘴脸：“才不在高，有官则名；学不在深，有权则灵。这个衙门，惟我独尊。前有吹鼓手，后有马屁精；谈笑有心腹，往来无小兵。可以搞特权，兴帮亲。无批评之刺耳，有颂扬之雷鸣。青云直上天，随风显精神。群众曰：'臭哉此翁！'”。还有一首戏仿电影《红高粱》的插曲，揭露了行贿者的灰色心态：“花高价，买名酒，名酒送礼赶火候。喝了咱的酒，不想点头也点头；喝了咱的酒，不愿举手也举手；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好酒好酒。”颠覆式：民谣对于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的讽刺、批判，总是能够出人意表地揭示问题与现象的本质。表面看来，许多社会现象貌似严肃、庄严、正统，但是民谣却毫不留情地撕去其伪装、解构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还有一首戏仿刘禹锡《陋室铭》的民谣，则以漫画式的手法描绘了某些毫无意义的会议场景：“室不在大，有凳就行。人不在多，无头不成。说得再严厉，迟到不要紧。八点半开始，九点钟进行。谈笑任自由，往来无拘谨。可以织毛线，抽香烟，嗑瓜子，侃大山。材料两公斤，内容只一钱。台上照着念，台下随手翻。无动脑之旁神，无记录之麻烦，开水喝了几大桶，厕所去了四五番。有的栽瞌睡，有的打呵欠。时时抬手腕，盼望快点散，怒闻一声'同志们'，接着又是'一二三'.从头至尾再叙述，众人曰：'有完没完！'”。许多会议打着会议的幌子，实际上则是吃喝玩乐，真正会议的时间很短，游玩反而成了会议的主要“议程”，民谣也将会议的所谓“严肃性”加以嘲弄，会议实际上则成了某些人吃喝玩乐的正当理由，此类会议劳民伤财，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开会像过年，酒肉都齐全。开会开会，一开就醉。一天会议两天玩，四天五天是参观，六天七天算中转，八天九天把家还，回来还得歇一天，凑足十天花万元。”漫画式：民众的智慧还体现在对于社会现象的高度观察、概括能力。民众能够将社会现象以写真的形式加以描述，而且总能够抓住社会现象中某一显著的方面，加以艺术的突出与夸张，从而达到讽刺的效果。有一首民谣讽刺某些农村干部的工作流于形式，疲于应付，没有创造性：“早上出门将车推，上午来把'提留'催，中午村里喝几杯，吃完就去把觉睡，醒来再把'绝育'擂，晚饭过后才回归，新闻节目也不看，大家赶快画'乌龟'.”这首民谣描述的是某些村干部的日常工作安排，民众并没有被他们整体忙碌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一针见血地突出了农村某些干部工作的形式主义流弊，揭露了这些干部的工作毫无成效。这首民谣在写真的基础上漫画式地突出了工作日程中的某些方面，表面看来似乎不动声色，一旦将一系列的突出描述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则构成了一副完整的画面，从而达到一种完整的讽刺效果。有些民谣则比这种漫画式的方式更为夸张，下面这首民谣，则是某些官僚的形象写真：“对上举手——拍，对下抬手——打，同行挥手——推，自己巧口——吹。吹牛皮像牛叫一样，奉承领导像巴儿狗一样，训斥下级像老虎一样，公款吃喝像恶狼一样，见便宜跑得像兔子一样，干工作像猴子一样，遇见困难像泥鳅一样。”这首民谣毫不留情地讽刺了某些官僚的工作作风，既有写实，也有夸张，比喻贴切，情感激愤。

　　对比式：有些民谣将不同时期的社会现象并置起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之中，既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寄寓了民众对于当下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评论，也隐含了民众的意识形态。有一首民谣从民间的视野概括了建国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社会风气的演变，尽管有些偏颇，但民谣却真实的代表了民众的看法，宣泄了民众的情绪，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真实：“50年代人育人——比学赶帮，60年代人整人——阶级斗争，70年代人防人——万马齐喑，80年代各人顾各人——人心涣散，90年代见人就宰人——惟利是图。”还有些民谣从某一角度透视社会风气的变化，比如有一首民谣从女孩择偶观的变化，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人们爱情观念的影响，“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贫农，70年代嫁军营，80年代嫁文凭，90年代嫁珠穆朗玛峰（高个子）。”“大姑娘找了个解放军，二姑娘找了个红卫兵，三姑娘找了个大学生，小姑娘找了个生意人。”这种对比式的民谣有时虽然采取以偏概全的方式，却也能够从这种片面中发现民众深刻的洞见：“50年代全民炼钢，60年代全民备荒，70年代全民下乡，80年代全民经商，90年代全民皆当董事长。”

　　田炳信：很多时候还是一种误读误解。这种误读误解通过手机短信、互联网，这些现代传播加倍放大，将我们很多很严肃的东西颠覆掉，实际上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作用。

　　刘晓春：所以一直以来官方对民谣都有控制。在周朝，采诗官们所采录到的很多诗歌被筛选，只剩下300首。当时有一首童谣唱道：“月将升，日将没，木弧箕服，几亡周国。”歌谣在街头巷尾传唱，不久以后，周宣王即被刺，周王朝由此陷入政治危机。民谣它具有谶语的功能。还有一种就是社会反叛的人，有意地教小孩唱一些民谣，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田炳信：应该说当时有一些思想界的高人，它看到了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些征兆，将这些凝练成短小精悍的话传播出去。在四人帮倒台前夕就有很多民谣。应该说每一场社会变革的前夜，政治民谣就很多。这些民谣有的是由官场中人所做，所谓的圈中人所做，有的是由失意的人所做。民谣的作者不用署名，也不用承担责任，而且它在传播中不断被丰富，被精练，你很难说谁是真正的作者。而且因为它不承担责任和风险，有的民谣就很阴毒。

　　刘晓春：对，像一些政治笑话就是。有一则民谣这样说：“列宁担心斯大林树敌太多，问斯大林怎么办，斯大林说'听你的，跟你去；听我的，跟我来。'”这实际上是讽刺斯大林专制。

　　缺啥补啥，这是中医理论。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西医理论。

　　人类是好奇心最多的动物。越是不让吃的，越有人去尝试，这就有了五谷丰登，美味佳肴；越是不让干的，越有人去冒险，这就有了天上的飞机，海里的潜艇；越是不让说的，就越有人去说，这就有了民谣、顺口溜、笑话、打油诗和手机短信。

　　《易经》里有两句话，我认为最重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原德载物。”讲的都是走势、顺势、依势，顺其自然，大道通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