佧特森牌子介绍:环球时报年会报道六:中国怎样当“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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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年会报道六:中国怎样当“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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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12-24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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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胜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老二”实际是我们不太想要的身份.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是新兴市场大国,还是负责任的国家.那么,如何破解中国崛起的“身份难题”?我的答案是重置和弘扬“中华文化道统”.

  2012:世界变局·中国战略    环球时报年会特别报道之六


  大国兴衰与崛起前景


  中国怎样当“老二”?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跟美国一方面是竞争对手,一方面一起在支撑这个破碎的地球,支撑这个破烂的国际大家庭。有美国很麻烦,没有美国则更麻烦。美国的的确确有它自私的一面,但是美国为什么过去能够赢得人心那么长时间?因为它既有实力,又有威力,它弘扬了欧洲的平等的价值观。中国在过去2000多年历史当中,当了1600年的老大,谈到中国今天尴尬的老二地位,我们首先要摆正老二的心态,老二为什么动不动被老大搞下去了?是因为它急于求成,还因为它没有真正的社会责任感。未来10年内中美肯定有很多贸易摩擦,但10年后两个国家会走向更高层次的合作,包括建立中美自贸区和两国经济一体化。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在国际关系当中,我们可以讲包容、讲大方,但是包容和大方只能建立在冷静到冷酷程度的盘算之上。大国崛起的关键是不要“自废武功”。在国际竞争中,守成霸权要想遏制新兴大国,上策是令其内乱;中策是扶植想要赶超你这个新兴大国的后起国家,借他人之手削弱、遏制你这个新兴大国;下策才是自己赤膊上阵。关于中策,我们从西方对印度、越南等某些中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吹捧中就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的晋国曾经把这一手用到对付楚国上面,晋国扶植吴国几乎毁灭了楚国,我们不希望楚国的历史在今天的中国身上重演。


  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我认为中国崛起的前景主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掌握在美国手里。这30年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崛起的?有一些关键的东西,我认为一直没有变:除了靠自己以外,外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还有比较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当我们获得经济实力之后,把这种经济力量向军事硬实力、制度力量,甚至向软实力方面转化的通道,这种通道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也将是通畅的。


  现在进入了一个“比巧”的时代。看一看我们这两年遇到的麻烦,或者说美国在中国周边取得的所谓进展,美国实际上投入更多的是它的战略精力和时间,而不是金钱或人力。美国是用它一些坏而不废的工具,把这些局势扭转了。中国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比它更巧。


  张胜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最近每次走到北大门口总被保安拦住,问我三个问题: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你要去哪里?我崩溃了。所以说,身份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说明你中国的崛起是盲目的,别人不知道你要去哪里。“老二”实际是我们不太想要的身份,而现实中的中国身份其实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是新兴市场大国,我们还是负责任的国家。那么,如何破解中国崛起的“身份难题”?我的答案是重置和弘扬“中华文化道统”。


  中国崛起的几个问号


  谭雅玲(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对于中国崛起,漂亮话已经说得太多,我们已经飘飘然了。我们是一个大国,但仍然不是强国。站在宏观经济研究的角度,我看到现在的经济很纠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很痛心,为什么?我们所有有制造能力的人,所有创造财富的企业,绝大多数开始做投资生意和投机生意了。制造业不行了,出口不行了,我做房地产、做石油、做钢材,这是创造价值和积累财富吗?不是,完全是消耗能量。我们已经是钢产量最大的国家,但每辆汽车上安全带的扣子的钢材却是进口的。我们没有核心品质,改革缺少专业和技术。更严重的是我们现在情绪太乱了,情绪过于极端,只要一不好,就埋怨政府,埋怨资金。人人都在抱怨没钱,其实我们投入了那么多,扩张太快了,是超越式的扩张。情绪乱了,行为就容易偏了,利益就容易跑了。中国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有点找不到自我了。


  余万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崛起要注意一段历史,一战前在英德竞争的过程中,英国发现自己在技术、教育等各方面都不如德国,于是开始挑逗德国在战略上的失败感,利用德国战前没有像英法那样广泛夺取殖民地的弱势,挑动德国国内的民族耻辱感,诱使它追求“阳光下的土地”。在把德国引入军国主义的同时,英国迅速与法国达成和解,与俄国达成同盟,并最终通过战争击败德国。今天中国崛起也要防止这种被人挑逗的情绪。美国现在就很注意挑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发展航空母舰,发展歼-20,似乎是落入了这样的圈套。中国的航母对美国而言不是军事威胁,而对周边国家来说却很像是真正的威胁。我认为,现阶段对中国而言,不是军事力量越强大越安全,反而是平和的心态比较重要。


  刘志勤(瑞士苏黎世州银行驻京首席代表):中国崛起要和平,但更要有尊严。我们是“裸体”进入WTO的,进入WTO给我们开辟了很多领域,但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已经走出来了”。我认为美国人不可能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政治体制上中美不一定有一战,但是一争是无法避免的。中国发展的外部条件不完全有利,有三座大山阻碍中国的发展:知识产权、人权和话语权。WTO也好,气候谈判也好,所有游戏规则都是西方制定的,中国有说话权,但没有人听。这三座大山如果不加以克服和逐步改变,中国的发展会比较曲折,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辛向阳(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认为政治体制变革是一个核心问题。核心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应付整个变局的能力。近30年来大家看到,我们的几代领导集体抓住了我们最大的机遇。改革开放、苏东解体、“9·11”事件,在这几件重大事件面前,我们的政治体制都显示在机遇面前抓得比较准,在化解风险的能力上也不比其他大国差,我们已经证明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必须继续探索,找出适合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


  可能我们要淡定一些


  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我认为中国崛起具有不可阻挡的理由,因为中国体制有几个特别好的东西。其一是中性政府,不容易被利益集团捕获。其二是县际竞争体制。官员升迁与经济挂钩,通过经济考核指标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制度,使地方官员把精力放在搞活经济上。其三是强大的自上而下执行力。其四是重大问题决策科学化。其五是层层选拔精英治国。美国的奥巴马并没有多少基层历练就当上总统,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其六是先试点再推广的改革模式体制。我们中国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看不上自己的东西。


  倪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困难,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中国如果是一部汽车,在市场经济引入后,等于汽车引擎已经安上,它会按照我们这个大国自己发展的逻辑往前走。虽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不出大的偏差,就会一直走下去。一国影响力的增长比实力增长应该更困难。其实美国经济或者说GDP在1862年内战后就起飞了,但美国真正成为一个有规模国家是在50年之后。影响力增长的过程,用了美国实力增长两倍的时间。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么着急,可能我们要淡定一些,可能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前景。▲(本文系2011年12月17日召开的环球时报年会“2012:世界变局·中国战略”夜话一的内容缩编。该议题由何申权担任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