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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做一个讲真话的人

发布时间:2011-12-26 16:10 作者:腾讯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24次

 　　戴煌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老右派”，也几乎是“老右派”中遭遇最悲惨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残酷斗争的老人，一直以来都在为帮助他人平反昭雪和揭露腐败而奔忙。

戴煌和老伴潘雪援合影。 　　访谈实录如下： 　　“我能够刻苦，遇到什么事都记下来，很快就成了稿子。” 　　《大师》：先从您的名字聊起吧，什么时候改成“戴煌”的？ 　　戴煌：抗日战争1943年呢，苏北日本鬼子大扫荡，就扫荡到我们家乡沟墩那儿，沟墩西南四五华里一个叫陈桥镇，我们就躲到那里去了。鬼子扫荡来了呢，我就跟着乡亲们向北跑，鬼子就在后面打枪，没打到我们。 　　后来鬼子据点里面的太君就叫人出来秘密侦探，谁家有人参加新四军，参加共产党，就要把他们全家死啦死啦地。后来果然就来一个女的来调查，被我们民兵抓到了，就开了公审大会，就把她枪毙了。 　　枪毙的地方离我家100多米，我们都看到了。这样家里就很紧张。第二年春天，我16岁，我就参加新四军了，很快又入了党了。发下了新四军的军装，我就穿回去，本来我想叫家里高兴高兴。 　　这样家里就很紧张，假如有人知道我们家里有人参加了新四军、共产党，到沟墩据点去汇报，向日本鬼子太君汇报。我们家里那时候已经有20多口人了，我在家最小，是老六。 　　我的大哥、二哥、三哥都已经生孩子了，我的侄儿、侄女最大的都已经七岁了，都已经上学了。假如日本鬼子来杀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这样子呢我就把名字改了。我们一家的人弟兄姊妹几个最后一个字都是“霖”，从水啊。 　　这样正好文工团里面有一个还比我小一点，叫夏皇，皇帝的皇。我就改成了火字旁的煌，从火，水火不相容啊，所以我就改成戴煌了。由戴澍霖改成戴煌。 　　《大师》：从文工团到新华社，您是怎么被新华社发现的呢？ 　　戴煌：入了党以后就看到苏北的报纸上讲到“党中央号召全党办报”，我一想我现在既然是个共产党员，我一方面唱歌演戏，一方面又要响应党的号召，我也参加写稿子。 　　虽然我读书的时间也就八、九年，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是我有个好处，就是能够刻苦，遇到什么事都记下来，很快就成了稿子。 　　1944年的冬天，1945年的春天，我就成了《盐阜大众》、《苏北日报》模范通讯员，这样子我就不断地写东西，也不耽误唱歌、演戏。 　　鬼子投降了我们就去打淮阴，那时候才17岁，原来是汉奸的一个师，突然就变成国民党的一个师了，当时我们还看他是汉奸，我们坚决打，那时候黄克诚已经带着新四军的七旅、八旅都到淮南了，准备打南京了。 　　留下来的一个旅呢，负责人就叫谢振华，听说过吗？以这个旅为主力，加上八个县的总队，由新四军三师参谋长来指挥，就把这个城打下来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碰到什么事都及时记下来，所以淮阴解放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战士和群众》，登在1945年9月6号的《盐阜日报》第一版，还成为当年的九一记者节的好稿。 　　这样子到了1946年，我们都到淮阴了，那时候淮阴叫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是李一氓，华中区的负责人是邓子恢，张鼎丞。 　　华中区的宣传部长就叫冯定，后来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了。华中新华日报建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范长江。另外著名的作家阿英、黄源在1946年的春天就开华中宣教会议。 　　他们和我们都坐在台下，大会司仪叫谁上去讲话了，就在台阶上面的小梯子，爬上台讲话。讲完了话又下来和大家坐在一起。 　　当年不是有个“四八烈士”嘛，就是王若飞、叶挺、秦邦宪、邓发几个人被美国飞机在黑茶山掉下来摔死了嘛，是1946年4月8号，所以叫“四八烈士”。 　　就是开“四八烈士”追悼会的时候，他们也和大家一样胸口戴着白花，右膀上套着黑布，都在台下。那时候的口号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党和军队都是这个口号。 　　就是我们将来要成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天下，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台上来个主席团啊什么的，高人一等的，没有这样。 　　真正的民主。这也鼓动我们，虽然文化不高，但就是尽我的能力来写。开完了这个会以后，阿英的女婿到苏北文工团当团长。这样把我们几十个男女就分成四个组，戏剧组、音乐组、美术组、写作组，我就是写作组组长。 　　那年春天，要选举盐阜区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理事。就是阿英的儿子钱毅，提议我也当一个理事，那时候我才18岁。所以这样子到了1947年成立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人家就把我调出来当一个记者，就是这样当的。 　　“经历过几十次枪林弹雨，我能把这条命保存在现在，真是不容易。” 　　第一仗就是华东野战军陈丕显为政委的第十一中队建苏中军区，你们如皋就在苏中军区。以曹荻秋为政委的第十二中队建苏北军区，准备联合攻打盐城。 　　盐城的这个守敌是由郝鹏举，原来也是国民党的军队，后来他投降了日本强盗，成了伪军了。但是在鬼子快要投降以后呢，他就突然挂起一个解放军的旗子，后来他起义了。 　　这样就在陈毅的领导之下，后来看到蒋介石又来打共产党、解放军了，他马上又摇身一变又打共产党，还把在他那个部队里面的联络部长杀了。这样子新四军就拼命地打，把他打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师。 　　司令部就放在扬州，最北方的一个师就在盐城。郝鹏举残部，除了他这个师，还有八个县的保安队和还乡团都在盐城守着，加在一起有7000多人。 　　我们两个中队要打他，打他呢，陈丕显苏中中队就主攻东门和南门，曹荻秋的中队就主攻西门和北门。 　　我们三个记者，年纪最大的叫胡捷。他当过连、排的指挥员，当时二十五六岁。接着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叫陈清伦，过去也在文工团工作，出文工团比我早一点。我最小，19岁。 　　我们三个人就商量，如果发生盐城战斗，我们都要到最前线去看看我们的战士，特别是共产党员，是如何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 　　结果8月10号夜里就打盐城了，胡捷就随着谢振华那个旅，在西城墙上打碉堡群，猛打猛冲，他的左右背和胸膛中了一排子弹，虽然被及时地抢到担架上，但是还没有抬到前线包扎所，就流血过多牺牲在担架上。 　　陈清伦和我跟着廖成美三十四旅就打城墙东北角的碉堡群，和这个守北门的也参加了激烈战斗，我还参加了拼刺刀，侥幸生还。 　　以后枪林弹雨，包括在朝鲜、在越南经历过几十次枪林弹雨，我能把这条命一直保存在现在，真是不容易，眼前看到的死去的同志那可多了。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来当新华社的记者。从十九岁到现在八十多岁了，在新华社也待了六十多年了。 　　“我对胡志明是很佩服，（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大师》：您被派到越南是待了几年？ 　　戴煌：待了一年。1954年过了春节以后我到越南去的，就是要采访越南人民军攻打奠边府，要消灭这个法国殖民军，我就去采访这个。 　　到了奠边府，当时也会说中国话的越南人民军的总司令武元甲大将，副总参谋长黄文泰中将，也到延安去过，因为他会讲中国话。 　　所以到了奠边府前线，他们用缴获的法国军队的罐头，也加了一些别的东西，弄了一些菜来接待我。最后消灭法国军队，我也在前线观察所看，炮弹、机枪子弹在观察所上面穿过，在两边穿过，多了，但是我还好，很安全，没有发生什么危险。 　　打了奠边府以后，越法双方谈判怎么停战，在这个谈判的会场上，我也去采访了。站在越南这方面的外国记者就我一个人，站在法国那方面的外国记者，全世界的记者都是他们的，几十个。 　　谈判会场上当然不打仗，但是有两个休息的地方，一个是谈判的人休息的地方，一个是这些记者休息的地方。休息的时候就在一起了，那我就和他们打仗了。英国、法国的一些女记者很想和我谈话，都被美国的女记者破坏了。 　　德国原来希特勒的一个少校，后来他也成了记者了，也来同我胡扯八扯，但是都说不过我。后来，和胡志明有多次接触。 　　《大师》：他好像特别欣赏你。 　　戴煌：后来1955年，越南也过春节了，朝鲜也过春节，春节的第一天他不回老家去看看自己的亲属。因为战后恢复建设很紧张，很多工农兵在大年初一都不休息。他就带我出去访问这些工农兵，中午就在路边上小林子里面吃饭，有警卫员拿出来一张席子铺在草地上，上面盖上白布，有几个小菜，还加上通化葡萄酒。 　　因为他就像广东人讲北方话一样啊，所以我也听得懂，就边吃边谈，在这个谈话过程中他就反对喊万岁。他说，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逼迫人喊万岁啊，这还是共产主义革命吗？这不是和封建皇帝一样嘛。 　　我说，也许大家心情是心情，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词汇，只好用老一套的口号来喊。他说，那不行，那要实事求是。因为他举起杯来叫我们喝酒，我们祝他健康长寿。他说，这个很好，我接受，这个比喊万岁好。是这样谈起来的。 　　接着他又和我说，解放这些年来我还没有到中国去过，但是我们越南的同志有不少人已经去过北京了，听他们回来讲。说他们每个人到北京去，你们那里都是大盘大碗的招待，海参、鱼皮，上来几碗已经吃得齐脖子了，还一碗一碗地往上端，一盘一盘地往上端，吃不了了又整盆整碗地往下端，他说为什么要这样？这不是很浪费嘛，我说了一句，我说礼仪之乡，宾至如归啊。他说，那不行，这都是人民的血汗，如果要自己掏腰包会怎么样？ 　　所以我对胡志明是很佩服，后来听到他去世了，我在劳改队里面就双目流泪，（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叫我装假是装不来的。” 　　《大师》：其实他的这些话对于你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 　　戴煌：对我影响很大了。 　　《大师》：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这种个人崇拜？ 　　戴煌：有了他给我的启示，后来第二年，1955年春天我就回国了。第二年春天又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了胡志明的启示，有了赫鲁晓夫的冲击波，所以那次开会呢，毛泽东他们要在中南海接见我们开会的人呢。我就不愿意去，后来很多老同志劝我，老戴，你怎么也要去，你不去不好。 　　我去，别的人去都换了新的衣服，西装革履的。我不，我原来穿什么还是什么，头也不梳。而且到了中南海接见台阶的地方，我尽量往上面跑了好几层，就是离毛主席准备坐的椅子越远越好，离他远一点，我就这个脾气。 　　后来也照了相了。《人民日报》用那个相的时候，把两边的人都去掉了，正好把我也去掉了，我也很高兴。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叫我装假是装不来的。 　　“我是新华社最大的右派，每个月工资从150多块变成28块生活费。” 　　《大师》：把你们安排到外交学院学习，是有什么样的培养计划？ 　　戴煌：1956年的秋天呢，新的学期开始了。新华社为了培养驻外记者，派了几十个人到外交学院学习或者复习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有好多种语言吧。 　　我们军事记者呢，说将来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打台湾，一定要和美国军队打了。那你不懂外文怎么行呢，我们军事记者也去复习英文，这样子把军事记者弄了两个人也到了外交学院了，是这样去的。 　　去了以后，外交学院因为中央各个机关都有人，我又住在外交学院的宿舍里面，不愿意跟着大汽车下午去晚上再回来，怕来回麻烦，我就住在外交学院。 　　这样子中央机关有很多单位的人都住在外交学院，要成立党支部啊。一看又是我历史最老，就叫我当党支部书记。 　　结果1957年反右已经开始了，广安门外有个叫白纸坊，那个地方有一个印钞票的地方，对外讲叫印刷厂，实际上是印钞票的。彭真代表中央就在那个工厂礼堂召开北京各个大学的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一千多人，讲话。 　　那时候“章罗联盟”都已经被揪出来了，他讲什么呢？他说，“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样提。就好像我们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还是照样提。我代表中央保证就是提错了，什么事也没有。” 　　我们一听这个话，回来就提吧。回来以后外交学院好几个语言的党支部书记、委员十几个人都在一起开座谈会，我就在这个会上发言了，《反对神话和特权》。 　　当然就是对着毛泽东同志了，接着新华社绝大部分还住在社里面，只有我们几个人住在外交学院，把我们召集回来和这几十个人一起又开座谈会，我又把这个意见重复一遍。 　　好，说是保证什么事也没有，马上在新华社内部报纸叫《前进报》，就把我攻击神话和特权登出来了，接着我就是右派，而且是新华社里面最大的右派。 　　别的右派虽然开除党籍了，还是六类处分，工资不降，有的稍微降了一两级叫五类处分，有的是撤去记者职务了，贬去职务了是三类处分降四级、五级吧。 　　我是二类处分，每个月工资从150多块变成28块生活费，这个时候才知道彭真是中央反右小组的副组长，邓小平是组长，这才知道上了当。 　　“体重由196斤降到82斤，我居然还能活着回来，死在北大荒的人多了。” 　　结果到了北大荒受死了罪。你们这里面问到大饥荒三年是怎么过的，苦不堪言呢。我就穿着一个裤衩，光着身子，鞋袜都不穿，196斤，降到最后穿着棉大衣、棉袄、棉裤、绒衣、绒裤，棉鞋、棉袜子等等，加在一起才92斤。如果我把这些服装粗算一下，就算10斤，我实际重量只有82斤，由196斤降到82斤，就去了一半多，我居然还能活着回来，死在北大荒的人多了。 　　我亲眼看到死去的有几十个，就是从北大荒回来在火车上坐在那里的，还死了一个。死了一个，火车长说，不能带进关内。但是我们要求要把他带回北京，他是银行的。 　　后来带了天津了，火车长又说，不能把死人带回北京。我们又把他从车上抬下来，就放在天津的一个地方，他的家属、子女到天津去把他接回来。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新华社发了两次消息，第二次发的比较长，有3000多字，说了我很多的问题。其中包括说我在越南对人家是大国主义的架势。 　　后来胡志明告诉我，胡志明都给北京来信了，为我鸣不平呢。说戴煌在国内怎么样，说我在越南怎么样。我声明没有那些事，胡志明。胡老同志对我是很心疼。 　　越南为纪念胡志明的105周岁诞辰，来北京拍了四个人。 　　所以1995年，我已经离休了5年了，越南为了纪念胡志明的105周岁诞辰，越南电影制片厂派了一个导演，带了七八个工作人员、摄影师到北京来拍与胡志明有关的人和事。 　　第一个拍的是当时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因为在越南抗法战争的时候，他是中国顾问团的副团长兼军事顾问团的团长，和胡志明非常好。这个时候韦国清已经去见马克思了，人家越南的同志就拍他健在的老夫人，谈韦国清当年在越南的时候和胡志明的关系。 　　第二个呢，是陈赓大将。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啊，陈赓大将领着部队打到广西越南的边界线，受到越南胡志明、武元甲的邀请，陈赓带着部队打到越南去了。 　　广西边境向南越南的一个大城市叫谅山，解放了谅山，谅山以西的农村、县城打了很多个，消灭了很多法国军队。越南人民军在这个地区发展壮大，在这期间陈赓和胡志明他们也是非常要好。 　　这个时候人家来了，陈赓大将也不在了，也是和他老伴谈当年的情况。第三个，刘少奇，因为胡志明历次到中国来，和刘少奇也谈过很多话，也碰过好多杯。而且他当共和国主席的时候，有带着王光美到河内去，和胡志明也是非常友好，这个时候虽然 刘少奇已经在文化大革命里面被迫害死了，但是王光美还健在。人家就和王光美谈刘少奇当年和胡志明的友好关系。 　　第四个就是我这个小记者，呵呵，就在这个房子里面，把很多照片，我写的书、文章，人家拍。我谈我当年和胡志明的关系，当天晚上我就在我们原来食堂三楼上也办了两桌饭，招待这些越南同志，还有陪同他们一起来的广播电视部的一个女同志，带他们来的。还有当年陈赓大将身边的越南语的翻译，我又请了新华社的一些人，与越南有关系的人，1956年当过河内分社社长的王唯真，以及他的女儿，当时他的女儿很小，胡志明都抱过。 　　还有解力夫的女婿，当时是河内分社的首席记者，也把他们请来，挺好的，人家就没有再访问毛泽东的后代，这是为什么？值得思考啊。 　　“我是看到对党、对人民有利的，我都要写。” 　　《大师》：在《反对神话和特权》的稿子里，您还谈到新闻自由的问题，当时基于怎样的现实考察？ 　　戴煌：不仅谈到新闻自由，也反对人民公社、统购统销，我都认为这个不对。你这个统购统销，农民自己生的鸡蛋都不能吃了，都得统购统销啊，这还叫社会主义啊。这些我也反对。 　　《大师》：但是新闻自由这个观点提的比较前卫一点吧？ 　　戴煌：因为很多干记者的讲话都要看上面的眼色，明明应该要写的看上面的眼色就不敢写，当然就牵扯到新闻自由了。因为我是看到对党、对人民有利的，我都要写。 　　要看到别人不敢写，我就想到“一言堂”了，这哪像革命呢。反封建、反专制，反来反去，打着一个人民的旗号还是要人家来喊万岁，这不是和封建帝王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