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官话说太多我曾一度被孤立

　　现在想起来，知青生活七年半，种马班的日子只有一年，昙花一现而已。还没自在够，上面突然就要调我到文艺宣传队。

　　中午搭着车，到达团部。宣传股庞股长五点下班，我一直等到五点。他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队，我心里想的是有趣的养马，就说不愿意。他也没再说什么，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来的劲儿，没住，连夜往回赶。那年我正好十七岁，整整十七里路，我就那么走回连队。这是我一生走的最长的夜路，也是最难忘的一个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昼，四周静寂一片，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还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偶尔还能有一两颗信号弹倏地划过夜空，据说都是苏联特务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扬，说我如何如何纪律性强。我也觉得自己特革命，这就是那个年代，喊句口号都是管用的。你只要听到“共青团员，跟我来”，就能大冬天穿着裤衩往冰凉的水里跳，捞搓麻绳用的沤好的臭麻。那个冷都受过了，何况走夜路？

　　后来还是到了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演《沙家浜》，也演过《海港》。虽说是业余宣传队，其实嗓子好并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个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饰演《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程谦明，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不上去，只好有人幕后帮腔，得以蒙混过关。后来我成了宣传队的小干部。有一年做宣传队副队长的我被政治处从连队叫到团里，团里领导说：团里没煤了，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一台文艺节目，到鹤岗煤矿慰问演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拉关系买煤。我说，“一星期哪能排得出节目，再说，大家都散在各连里干活呢！”领导说，“不行，这是任务。”接着补了一句，“你要是不干，就下连队去。”他说这话口气硬硬的，意思是不听话就离开团部宣传队，我当时没再顶嘴，只用沉默抗议，心里恨死官僚了。这种心理说真的一直影响到我现在，所以我害怕自己当了官也成了官僚。

　　后来这事儿双方都妥协了一些，他们说，排不出新节目，老的节目也行。一辆大卡车把宣传队的人都接回来，大家凑一起商议，只有六天时间，到底能演什么。商议的结果是，排几个新节目，弄几段老相声，最好来个小话剧撑时间。话剧本子从哪儿找？正好有人看到《解放军文艺》上有个现成的剧本叫《苹果树下》，说的是辽沈战役打锦州，解放军渴死也不吃老百姓苹果的故事。时间紧，大家分头做，我是导演兼主演，并负责舞美设计和制作。用木方和豆包布做布景。搭老乡家的小破房子，门口苹果树的苹果是我用纸浆做成的，树叶则是用缝好的豆包布画上树叶剪下来贴到网子上，再把很轻的上好色的纸浆苹果挂上去。整夜整夜地画布景，忙得连背台词都顾不上。领导审查节目，音乐都奏起来了，我这边词儿还没跟上，台上台下笑成一片。那位领导拂袖而去，但求煤心切，就这样让我们去演了。后来煤买没买到，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总挨冻。

　　不管怎么说，这些事儿都挺锻炼人的。你想啊，全团一汇演常常是三四百号人，评比颁奖不说，还有吃喝拉撒睡都得负责。我那时是团宣传队的小干部，又那么积极要求进步，当然顶多大压力也得去做好。现在真不会有那样的干劲了。

　　不怕人笑话，我那时“左”得可以。要说小报告，我也打过。心里真的想的是帮助同志进步，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那时讲“一帮一，一对红”。可能是官话说得太多吧，我曾经一度被孤立。印象最深的是到佳木斯演出，大家到江滨公园玩儿。有人招呼着让大家站在刘英俊英雄塑像前合影，当我也走过去时，他们却不吱声了。这种排挤太明显了，太没面儿了，我只好拐弯到别处去。心里那个难过。这件事给我不小的震动，很长时间我都在想，“我的人缘何至于如此之差？”也向父亲写信诉了苦。他回信引了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慢慢我才明白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凡事只觉得自己对，那还得了。

　　反正我二十来岁时真的特革命，讲原则，求进步。后来返城参军到文工团，也是一年就入了党。有一位当年空政时的同事多少年没见面了，后来她写了个关于我的短文发在媒体上，说看到大街上濮存昕(微博)做献血广告，她一点儿不吃惊，她说我当年就那样儿。

(编辑：cyp)

文章摘自 《濮存昕的艺术人生》 作者：濮存昕 童道明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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