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推广产品:旧事如烟——每座城，都有一段旧事

每座城，都有一段旧事

历史这段路，回头望去，一切皆成旧事。而回溯昨天的尘埃，是为了更加理解今日的种种。凡事皆躲不过“因果”二字，对于一座城市，亦是如此。

想象之中：北京的城墙

下文选自个人门户詹彪的日志《想象之中：北京的城墙》

“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侯仁之

1931年的夏天，一列来自山东的火车停在了北京前门东站，一位20岁的少年随着人群走出车站，忽然被迎面而来的正阳门一下子震慑住了。自那一刻开始，他便与这座古老的都城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就是侯仁之，在他高中的最后一年，遵从父亲的意愿，从山东转学到那时北平东郊的通州潞河中学。

侯仁之，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他曾发表《迎接北京建城3035周年》一文，通过严谨的论证，正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据研究成果表明，北京建城的时间可以上溯到30个世纪以前，故1990年则是北京建城3035周年。”

时至今日，公元2011年，北京已建城3046年。历史悠久的北京，却犯起现代大都市的通病：行政区、商业区、工作区域高度集中，大规模的商业楼盘出现在城市的周边地带。工作与生活区的剥离，不得不依赖交通工具，但是道路设计不科学，轨道交通发展过慢，公交网络不合理等等因素下，人们将解决之道转向了拥有自驾车。但是，一场小雨、一场小雪，甚至一辆小车在路上抛锚了，都会引起整个城市交通路段的瘫痪。总之，“交通拥堵”无时不刻困扰着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位市民。

来源/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每当我被堵在路上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明清北京的墙垣城门，想起梁思成的浪漫设想，想起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老北京的城垣和城门，是明代永乐朝在元代大都的基础上改建和扩建的，到现在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在他那本著名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写到：

“纵观北京城内规模巨大的建筑，无一比得上内城城墙那样雄伟壮观……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这些城墙无论是在建筑用材还是营造工艺方面，都富于变化，具有历史文献般的价值。城墙单调的灰色表面，由于年深日久而剥蚀损毁。整个城墙仍然保持着统一的风格。其变化显得较为迂缓和不大规则。这种缓慢的节奏在接近城门时突然加快，并在城门处达到顶峰。”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再安放些圆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的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梁思成

来源/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回溯当年的“梁陈方案”，不单是反对拆城墙那么简单，它的价值在于，五十年前的老北京，曾获得过一种“完整保护”的选择。然而，意见相悖者声称：“三大殿是文化遗产，颐和园是文化遗产，但城墙不是”，并号召“拆城墙，用城砖来砌下水道”，就连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也“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纵观时代背景，这一设想注定夭折。五十多年前，北京彻底否定了“梁陈方案”，城砖一块块拆卸着，从此古城不再是一个整体。

岁月斗转，如今的我只能在书籍中看到外国人描绘的北京的城门和城墙，这无疑不是一种对于民族自尊心的讽刺。1957年开始的反右倾扩大化，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在浩浩荡荡的拆迁大军中，北京的墙垣城门所剩无几，如今仅存：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内城东南角箭楼，以及钟鼓楼。

来源/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来源/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当上海人遇上洋人

图文选自《中华遗产》2010年第5期 撰文/黄秀芳

那是1843年11月8日，33岁的前印度炮队连长巴富尔乘着“麦都萨号”轮船来到上海，就任驻沪英国领事。巴富尔的第一夜是在船上度过的，第二天，他就为住处发愁了。这时一位姓姚的商人主动解难，请巴富尔一行下榻自己的宅第。然后奇怪的事就发生了：每天，巴富尔他们无论是吃饭、喝水、穿衣，总是有人围观。原来这位好心的姚姓商人是有大目的的——把洋人作为展品，售票参观。

巴富尔的华人仆人也没有对主人表示出应有的敬意，总是任意闯入他的房间，一边做事一边唱歌。巴富尔不知道，上海人之所以敢如此不恭，是因为在上海人眼里他们都是“夷人”。他开创建设的租界是“夷场”。“夷”是什么？苏东坡说“譬若禽兽然”。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总是害怕洋人与中国人接触，怕的是草民被带坏了，不好管。于是每有洋人来华，总会被隔绝在一个区域里。比如1793年，马噶尔尼带领的英国使团访问北京，18世纪远离城区的广州十三行商馆区，还有19世纪的所有租界区，都是被客气地接待，被有效地隔离。

也许，上海人与洋人真的就能做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历史却来了个意外。1853年，因为上海县城爆发小刀会起义，长时间的战事，迫使大批上海人涌入平安之地——租界，于是华洋极不情愿的会面了。住进租界的上海人结果如何呢？真的被“带坏了”。

租界拥有自治权和独立的法律，许多法规，都是华人向不以为然的，比如禁止随地吐痰、便溺，乱堆垃圾。有的法规则是闻所未闻，比如行车靠边，左去右来；人车分道，各行其道。不以为然与闻所未闻都会导致触犯法规，都要被罚。有好些人被罚时还振振有词：“马车可行，人岂不能行？”租借管理者工部局铁面无私。中国人向来以为的法不责众，在租界失灵了。

失灵的不仅是传统生活习惯，还有长官意志。比如上海的父母官道台经常会发些告示，禁止这个，禁止那个。凡是“越权”的告示，工部局就迫使道台撤回。1885年，公共租借妓女违反禁止进入茶馆的告示被逮捕，工部局董事会立刻抗议。董事会认为，茶馆已经缴纳捐税和执照费，妓女进入茶馆对租界治安也无妨碍，凭什么逮捕？知县不能随意干扰租界内良民的生活。

1883年，两江总督左宗棠光临公共租界，那情形大家都很熟悉了：随从士兵们耀武扬威地在马路上夹道“迎驾”。不仅荷枪实弹，而且用刺刀驱赶过往行人。董事会遂提请道台注意，道台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中国的常规，但凡有大官路过，行人都必须靠边站，以示尊敬。确实，一向自称为“父母官”的县老爷们，从不认为法律与他们有关。即便是制定了法律，也不当回事。但是，这种蔑视法律的行为，在租界行不通。

写到这里，也许会被人拍砖，租界的自治和法制，都是中国主权丧失的表现，是屈辱啊。确实，那是中华民族不幸的一页。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一法大于权的意识的熏染下，上海人懂得依法行事，有了契约精神和独立人格。《上海编年史》记载了这么一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1874年，一位叫阿明的华人与工部局签订合同，成为一名马夫。后来马生病了不能干活，工部局打算把马卖掉并取消与阿明的合同。征求阿明意见时，阿明同意了并在草拟的备忘录上签字。但是阿明后来又反悔了，并致信工部局。阿明于是被请到董事局申诉。结果是，备忘录被销毁，阿明留用。令人感慨的不仅是阿明这样一位劳动者所具有的法律意识，而且是，阿明的维权居然能够成功。这事成为晚清上海县城的奇闻。

上海当之无愧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引领者，但是如果上海人没有遭遇洋人会怎样呢？历史没有如果。遗憾的是，上海曾经具有的法制意识，契约精神，到今天，在中国也未能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