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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楠仁：红卫兵报刊幕后往事(2)

　　【攻击中央领导人的“群丑图”】

　　在与外宾的交谈中，毛泽东也会说到中国的红卫兵小报。

　　1967年6月初，毛泽东在会见东南亚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时，曾这样问道：我们的地质学院有个《东方红》报，你看到了吗?外宾说：我见到了。它的销量达10万，有时甚至超过10万。在上海时，我曾向上海的同志说，最好把中国的报纸销售量统计一下，我想这个数字可能要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销售总数还多。毛泽东点头说：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有几千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

　　在阅看红卫兵五花八门的小报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出了不少问题，并采取措施制止了一些极端的错误做法。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在1967年初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突然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就问道：“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小报，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我看看行吗?”傅马上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翻开，看到一份载有“群丑图”的红卫兵小报。在这幅图中，画着两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一人坐一顶，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被诬陷打倒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一百人。画面上，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嘴里叼着一把刀子，陶铸鸣锣开道……傅崇碧心情十分沉重，他知道，这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示意下，红卫兵们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群丑图”展平，看着看着，他把烟按灭，气愤地说：“胡来!这是丑化我们党的!”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群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然而，那份“群丑图”已随着清华《井冈山》等红卫兵小报撒向了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在那段失控的状态下，已经无力制止和改变红卫兵小报的泛滥和狂热言论的传播。

　　几年以后，“群丑图”的作者，一个涉世未深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生翁某，也被打入“文革”狂澜的底层。此刻，他才痛心地追悔当初的所作所为。

　　【“鬼见愁”对联激起千重浪】

　　在浩如烟海的红卫兵小报中，有一份用年轻的生命写下耐人寻味文字的《中学文革报》，它浸透了编者和作者的血和泪。让这份报纸名闻遐迩的，就是该报创刊号上的《出身论》，以及作者后来的悲惨下场。

　　《出身论》的作者是失学青年遇罗克。他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的工程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那以后，遇罗克陷入了苦恼的深思中。1960年，门门功课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的他，却没有任何大学录取，问题就在家庭出身的阴影。

　　当时十二三岁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1966年七八月间掀起的一阵“血统论”狂潮。7月底，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校的学生贴出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随即风靡全国。围绕这幅“鬼见愁”对联，在北京芭蕾舞学校、天桥剧场等地，召开了名为辩论实则一边倒的大会。与红卫兵挥舞的皮带相伴随的，是社会上迅速分出了“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农民)、“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及“红外围”(其他劳动人民)等家庭出身不同的阵营。不要说参加红卫兵须严格审查出身，就连买一些紧俏商品，售货员也会问一句：“什么出身?”若是“红五类”，可优先供给，若是“黑五类”就没份了。

　　面对狂热的浪潮，遇罗克经过深思，写出了《出身论》一文。遇罗克写道：“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出身几乎决定一切”，“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究竟一个人所受的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最后，文章大声疾呼：“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仲秋10月，《出身论》被油印成传单，在人们手中传阅、抄录，引起了更多人的议论和思索。北京四中的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对《出身论》深表赞同。他们找到遇罗克和他的弟弟，商议筹办《中学文革报》。不久，创刊号面世，《出身论》赫然刊于头版，文章署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创刊号开印3万份，刚拿到街上就被一抢而光。重开机又印了6万份，几天内又销售告罄。《中学文革报》从一问世，就成为当时最热销的报纸。有的人还能忆起当年人们争购《中学文革报》的盛况：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社的铁栅栏外，拥挤的人群把手伸进去，极力想买到一份，一张报纸被两个人抢作两截，仍互不相让地争吵着。持不同观点的一些红卫兵赶来，撕毁了一些报纸，立即引起人们的愤怒：“为什么撕报，不同意可以写文章辩论嘛!”在斥责声中，《中学文革报》继续出售，更加抢手。

　　但这篇文章招来了激烈的反对和咒骂。《兵团战报》等多数红卫兵小报，都以《中学文革报》为靶子，开展了大批判。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面对强大的压力，遇罗克没有屈服，他五次上书毛泽东，汇报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理解。当然，这些信都没有能寄到毛泽东手中。《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了。不久，遇罗克被逮捕。

　　经过几十次审讯，戴上重镣和背铐的遇罗克，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片狂热口号中，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被剃光头发、身挂大牌的他，仍然昂首挺立。这年，他才27岁。

　　《中学文革报》还有一个殉葬者，即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女学生郑小丹。她因参加该报文章的撰写，并公开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18个质问，被红卫兵用铁丝网捆住全身，从四层楼顶扔下来，摔死了。

　　如今30多年过去了，但“文革”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它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仍值得我们深入地反思和检讨。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