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出国就变“左”？

热度 43已有 7199 次阅读2011-12-19 01:41 |系统分类:时政| 出国, false

为什么出国就变“左”？

 12月14日，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在巴黎与旅法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近40人进行座谈。（详细报道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网站：http://www.amb-chine.fr/chn/ttxw/t887680.htm）。朱部长曾于2008年一个特殊的时期访问过法国，所以他的开场白也就从此开始。他非常感谢海外华人针对西方的不实报道、达赖分裂国家的行径，出于爱国之情、激于义愤而作出的积极努力。而海外华人的这种反应，也极大的震撼了达赖本人。冷战后达赖在西方社会备享尊荣，但2008年，无论他到哪里，都有华人群体在后面追着抗议，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我也在法国亲身经历了特殊的、百味杂陈的2008年。全球海外华人自发的、整体性的、带有政治色彩、民族色彩的觉醒令人震撼，即使哪些已经被认为在西方社会成功融入、接受西方规则、极少关注政治的人士，也都罕有的发出了自己声音。八十年代初就到美国发展的大陆影星陈冲----被认为是“中西方最早的跨越者之一”，投书《华盛顿邮报》，发表了感人的《让奥运继续》。而引发她这个冲动的事件则是奥运圣火旧金山站传递前夕，旧金山市议员准备推动一条反华决议案。用陈冲的原话讲就是：“他们讲的话比较可笑，意思是要动员全旧金山的人民抗议圣火，说这是我们给13亿中国同胞自由与人权的一个礼物。” “我当时就觉得太可气了！太过分了！太无知了！”。

更令中国国内社会震动的是，率先揭穿西方媒体歪曲和不实报道并采取行动进而引领整体华人抗议的群体竟然是一向不被看好的“八零后”。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八零后，在国人心目中是“享受的一代”、“自我、自私的一代”，甚至是“垮掉的一代”。但当2008年这个历史大背景出现时，发出时代最强音的竟然是他们。他们的敏锐和匹夫责任感固然不输先辈，其在海外拥有的知识优势更为醒目。为此，他们也赢得了“四月青年”的美誉。

在座谈会开始前，我与早到的一位留学生有过简短的交谈。他的一句话再度引起我的共鸣：许多立场挺右的人，来到法国后都变左。这不仅是我本人的写照，也是许许多多来到西方后中国人的演变规迹。为什么来到西方就变左？原因无他：我们看到了真实的西方：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出于国家利益需要对中国的攻击和歪曲、西方制度的弊端。

这种转变，不仅是普通的留学生，还有一流学者。哲学家李泽厚、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其引发全球华人争论的巨著《告别革命》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刘：我以前从书本上了解的西方世界还是太抽象。其实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问题也非常多。这种社会有另一种冷酷和冷漠。

李：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理想国，西方社会里的人，处在种种的异化状态中。这种异化也是很残酷的。

刘：我记得你在文学所对来访的畅广元教授和他的学生说，西方现代社会异化的危机也很深，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的个性也受到另一种形式的压抑，人成了广告的奴隶和技术的奴隶。确实如此，我觉的洋专政和土专政一样严酷。在学术界，洋霸气和土霸气一样可怕。

李：国内许多人特别是好些年青人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到西方来吃点苦头有好处。

……

李：世界确无理想国，西方社会各个层面上的问题都很多，有的问题依我看比中国的问题还难以解决。所以出国后看世界，是对读书一个很重要的补充。

刘：我是到国外两年半，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清醒一些。

要知道这段对话发生在二十年前，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沉浸在冷战胜利的陶醉中，西方知识分子正热衷于定性为“历史的终结”，中国还远远落后于西方。更重要的是，这两位学者都由于其自由化观点而被迫流亡到美国。还需要指出的是，后来这两位学者也都从“自由、民主”的西方回国。

以这两位学者的变化做为参考，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却正处于全面、持久的经济危机中，这个背景出来的中国留学生，已经根本无需多久就能从国内哪种被自由派营造的氛围中清醒过来。仅以2011年为例，法国这个自诩的人权大国，却违反欧盟宪法驱逐罗姆人。为了打击刑事犯罪，竟然规定入籍的外国人如果犯罪，将被剥夺法籍。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获得自由的突尼斯人民来到欧洲并得到意大利颁发的临时身份证而前往法国时，所乘火车全被封堵不得入内。由于经济困难，失业率高企，法国政府(内政部、劳动部)对全国警察局长发出“5.31”通告，对工作许可证申请进行严格审核。大幅减少雇用外国人，甚至中国公司雇用中国人也被警察局拒绝。在巴黎市警察局，若申请转居留的学生签合同的公司不在巴黎大区，警察局会要求他们去公司营业地所在的警察局递交转身份的材料，而事实上，法律明确规定学生应当在居住地的警察局递材料。要知道，在法国的高等名牌专科学校中，目前攻读博士学位的一半学生是外国人。连这样的人才法国都无力容纳，足见其经济之困难。不仅如此，警察局还大幅减少了外国人的办理窗口，以致持合法居留的留学生竟然需要在冬天凌晨两点就要前去排队。一位我认识的台湾学生这样感叹：难以相信这样的事就发生在人权国家法国。西方费尽代价和心机树立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在寒风中不需要五分钟就会崩溃。而一向不佳的治安更在经济困境的背景下超过了善于忍耐的华人底线：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华人接连两次大规模游行，抗议愈演愈烈的公开抢劫。现在中国大使馆对来自国内的中国人第一个旅游警告就是安全。当然放眼欧洲，法国还算不错的了。挪威、比利时、意大利甚至发生极右分子或者用炸弹、或者用手榴弹或者持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光天化日之下屠杀无辜平民。还有英国，面对下层民众的抗议和骚乱，从媒体到政府再到警察、司法强力机关都是镇压，甚至要求动用军队之声不绝于耳。假设大搜捕无效，利比亚、突尼斯和埃及的一幕就要在英国上演----这一幕过去在北爱尔兰上演过，在美国的芝加哥、华盛顿也上演过。

假设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复先生在这种背景下再来到西方，应该还会有更深刻的对话录面世----周恩来总理告诉法国部长阿兰-佩雷菲特他在巴黎留学时（注：此时西方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危机重重）学会的两样东西：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不过我个人的体会是，任何权利本质上都是物质的，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马克思当年批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上不平等，政治上的平等毫无意义。法律公平的禁止穷人和百万富翁去偷面包和睡在桥洞之下。只是这样的法律平等有何意义呢？至于西方现行的制度，12月12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关于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下台的一个评论非常到位：很不幸，在我们国家（即意大利），投票不过是从最坏的人中选择最好的而已。总之西方这种一方面极力讨好民众非理性贪欲(无止境、尽善尽美的福利)的政治庸俗化，另一方面臣服于资本的政治犬儒化已经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如斯蒂芬.哈珀在《北京共识》中所讲的：经济危机就是政治危机。今天的美国近半国民处于贫困或低收入行列（总数为1亿4640万，占全美总人口的48%。），美国大城市也有越来越多人连吃饭都成问题。调查发现，除了4个城市之外，在接受调查的29个城市当中，过去一年里申请紧急粮食援助的人都增加了。这个现象可以解释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2011年民主指数调查的结果是全球民主倒退(显然它并不认为中东革命是第四波民主浪潮，也不认为中东革命会结出民主的果实，这还是实事求是的)。除了极少数民主基本教义派之外，民众都是务实的。2003年在拉丁美洲的调查发现，五成以上的受访者同意“只要能解决经济问题， 我不在意让非民主的政府上台。”

如果说过去西方遥遥领先之时对中国表现出来的偏见和无知，有其可理解性----毕竟我们落后于人，但今天在这种状态下仍然如此，就未免令人可笑，甚至可悲。正如朱部长座谈时所说，他们就是不想了解真相，自我蒙蔽，我们也没有办法，但这只能令他们停滞，对中国并无坏处。

最后还是回到本次座谈会。以下是本人的发言：西藏“问题”（注：即涉藏事务）的国际化，这既不是宣传问题，也不是沟通问题，更不是学术问题，本质上是利益问题。讲白了，就是西方用来牵制、遏制中国以及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工具而已。所以，要想解决，就要从利益入手。只有损害到西方的利益才会令之改弦易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法国出版了一本客观描述达赖的书《达赖并不这么禅》（朱部长插话：我看过），包括农奴制、政教合一以及和CIA的合作都有揭露。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本客观反映达赖的书，之所以这本书能够在一个把达赖捧上神坛的社会出版，应该是信奉藏传佛教的法国民众剧增，已经威胁到天主教的正统地位。这种出于利益需要由西方人自己来批判达赖，其效果远比我们自己来做要好的多。

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朱部长，在法国天主教有两个特点。一是政教分离。二是反对自杀。因为生与死都是上帝的权力。再者也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所以在法国绝不可能出现神职人员以政治名义进行自杀的现象。不知藏传佛教如何看待此种现象？

朱部长回答的十分干脆。对于哪些出于利益而故意歪曲事实的，我们毫不客气，没什么好话可讲。对于哪些不了解事实而又想了解真相的人，我们要耐心解释。佛教主张不杀生，这自然也包括不自杀。有些宗教人士出于政治目的诱导或者强制年幼僧侣自杀，是达不到目的的。也是违反佛教教义的。

朱副部长还介绍了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的发展变化。其中有两个数字十分醒目。和平解放前，西藏人均寿命只有35岁，现在则高达67岁。和平解放时不过一百万人，现在则达到三百万人，而且主要是藏人。事实是最有力的，哪些针对中国种族灭绝的污蔑早就应该烟消云散了。不过西方就是执迷不悟也不是什么坏事，否则中国人怎么会这么团结，一代代的中国人怎么会变左？

注1：西方的左派指的是代表中下层利益的政治力量，右派则指代表大财团、大资本利益的群体。 极左则往往主张绝对平等。极右则是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在海峡两岸的中国，含义十分不同。台湾主张统一则为左派，主张独立则为右派。主张立即统一的为极左，主张立即统一的为极右。大陆主张改革开放、走符合自己国情模式的为左派（这是本文所用之意），右派则是反对改革开放希望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榜样。否定改革开放希望重回文革道路的为极左，否定改革开放希望立即引入西方民主制度的为极右。

注2：法国的治安日益恶化，原因很多。如经济困难、大量外国移民失业、过于保护人权而无法有效打击犯罪（在法国抢劫是轻罪，未成年人根本不受罚处，结果反而造成未成年人犯罪日益普遍）。这里可举两个例子，可一窥全貌。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在法国的外交生涯》讲述了他光天化日遇袭的事件。当他等候红绿灯时，一骑摩托青年用石头猛击车窗，试图抢劫。但由于大使专车有防暴功能，未能得逞。随后到当地警察局去报案，对方却告之现在警察正在罢工，请于第二天再来报案。但根据法国法律警察是不允许罢工的。但法国也是一个变通的社会，法律不允许罢工，他们就怠工，减少执勤人数，以达到罢工的目的（此类事件2011年也发生过：法官罢工。根据法律法官也是不能罢工的。法国是一个公认的法治社会，警察和法官也都是法律的执行者，却如此对待法律。所以对于一个以人情社会为基础和传统的中国，法治水准真的是不必苛刻）。这件事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因为这样的抢劫事件每天不知道发生多少起。唯一不同的是，法国政界纷纷对中国大使吴建民表示道歉和慰问。仅此而已。

另一个例子则是发生在普通百姓身上。以下是其在媒体上的陈述。

叶女士：在1992年到2001年在巴黎美丽城居住时，我被抢过四次。第一次是1998年，我在美丽城街上走，刚从超市买东西回来，突然听见好像有人叫我， 我一转身，我的项链就被抢了，当时是下午五点左右。他抢了我，我就放下手里的袋子抓住他，他就踢我，把我踢倒在地上。我报了警，警察十五分钟以后到了。但是我没受伤，我跟警察去了警察局，警察拿了很多照片让我认，我看了很多照片但是没有认出来。一个月后也在附近街区，我又被抢了手机，后来不久又在地铁附近 被抢了手提包。当时我觉得美丽城越来越乱，我就搬到93省了。但93省也很乱，也被人抢了好几次。第一次是2002年，我记得是下午三点左右，我从停车场 停好车准备回家，有一个非洲人躲在停车场看见我就抢我的包。我的包里有钥匙有支票、信用卡、现金等，全被抢走。从那次以后我不敢回家，就搬到亲戚家去住。三个月之内我只回去过一次，我去拿一些我的衣服，没想到又碰上了上次那个抢我的人。

没去报案吗？

叶 女士：报案了，第一次被抢我就报案了。报了以后根本不了了之。第二次被抢时我还被他打了，我周边的邻居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二十分钟后赶来把我送到医院，因为我全身都是血。那个歹徒把我拖在地上，又打我。从医院出来时我柱着拐杖。一个星期后我去93省的警察局报案。我是拄着拐杖去报案的。到了那里，他们让我在楼下等，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然后警察让我上去，连电梯都没有，我就柱着拐杖一点点爬上去。是一个女警察接待我，我跟她说了经过。警察问我你说你丢了 银行卡，你的银行卡号码是多少？我说银行卡被抢了，卡号很长，我怎么能记住银行卡上的号码？她就很生气，她说，你回家吧，把卡号找到了再来报案。我觉得很奇怪，我是受害者，怎么好像那个歹徒是受害者似的。当场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不报案了。然后另外一个警察过来吧我按住，让我安静下来。让我把经过讲了。又 让我等一下，我又等了一个多钟头，警察就拿出来了很多照片让我认，我认了都没有，我就对他说，能不能把我住的附近的惯犯案的人的照片拿出来。他就拿出来了三十多张。在这些照片中我终于认出了那个抢了我两次的歹徒，因为都是在白天抢的，很容易记住了他的样子。我本来很高兴，终于认出来了那个歹徒。我对警察说 百分之九十九就是这个人。没想到警察说，我要你百分之两百肯定就是这个人。我说我已经基本上认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百分之两百。我对警察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歹徒抓来让我认，我一定能认出来。可是他说，你如果没有百分之两百的把握，我就不能把他抓来。我听了这话很生气，我说我走了不报案了。他要扶我，我说不用 你扶。他后来让我去，我从来不去，因为很明显他们是故意的，故意漠视我们遇到的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