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金融产品可以代理:文革余殇：受害者之子33年后刺死杀父仇人（组图二）

 

人们还是以敌我矛盾分析着眼前的一切。“派性”两个字隐隐作祟。于是，林建阳死于他杀，那肯定是被红派害死的。

红派、革命，这些关键词在70后林云涛眼里，比父亲打仗的越南还远。

1966年，革命的热情席卷了城里。毛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到了涵江，到了罐头厂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就成了“东风吹，战鼓擂”。整个涵江迅速站队：红派和新派，不愿站队的叫“逍遥派”。父亲林建阳就是逍遥派。

起初红派保皇，新派造反，政治主张一致就是同志，后来就变成了两拨人的你死我活。武斗最厉害时，街上枪战不息。光是涵江，武斗死亡人数23人以上，罐头厂死亡无统计。

1977年，粉碎四人帮，红派上台。

上头说“除恶务尽”，于是罐头厂的领导班子又被红派一锅端了，有的蹲了监狱，有的进了学习班，其中就有学员林建阳。

进了那些由车间、澡堂改造的隔离审查室，跟进了集中营无异。如今，已经没有活着的人能说得出，那一届文革学习班里发生了什么。

总之，班里有人用石头猛砸自己的头，自杀未遂，有人把棉被撕成条在宿舍自缢，最蹊跷的是，乐天派林建阳也死在了井里。

人们更愿意相信，林死于他杀。

补员进厂的林云涛在按部就班的生产里嗅到了“文革”的血腥，虽然那个年代对于他从未真实存在过，但革命激荡的血仍未冷却。

人们还是以敌我矛盾分析着眼前的一切。“派性”两个字隐隐作祟。

于是，林建阳死于他杀，那肯定是被红派害死的。而在林云涛这个不懂事的孩子看来，红不红的他不管，但冤有头，债有主。仇家就锁定了黄文美、傅玉炳和翁元鑅。他们在红派里最积极，是革命的动力。

尤其许多人提起翁元鑅就恨，说他上蹿下跳没干什么好事，属于典型的机会分子，整人的事没少干。

其他的证据还有，林建阳曾经揭发过翁元鑅，说他底子臭。自此得罪了翁元鑅。而翁在那时候是得罪不起的。

越来越多捕风捉影的“证据”经过民间分析更加言之凿凿。

比如，翁元鑅唱戏，演《沙家浜》里的刁德一，都不用化装，众人皆称，他天生是个叛徒的料；翁元鑅家变了，前妻威胁他，“要把林建阳的事情抖出去！”这随即成为民间最有力的证据；前妻寻死，不上吊，不吃药，偏往井里跳。众人就说，林建阳显灵了。

其后，红派头子傅玉炳死于溺水。发现尸体时，草帽的绳勒在了脖子上。更有传言，林建阳在复仇。

那已经是“文革”的尾声。人们渐渐不愿纠结于你死我活的往事，再过几年，活人大都平反了，升官了，也便没有提它的必要了。于是不再想起。

而林建阳的“畏罪自杀”始终没有平反。

“如果林建阳还在……”

这些年，“如果林建阳还在……”的句式，逐渐成了林家的口头禅。他们反复说，如果林建阳还在，起码是个县级以上干部！

许多年过去，虽然伤痕从未消逝，但随着80年代大经商的十年，在温饱中“文革”的记忆被日益涤荡。

新涵大街438号，林云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他做汽修工人，每天无非上班，加班，带孩子。他从不向妻子提起父亲的事。只是钱包里放着父亲年轻时候的三寸照片，如影随形。他像林建阳，长脸，大块头。

妻子纳闷，林云涛总爱和上了年纪的人，尤其和罐头厂师傅在一起，泡一壶茶，聊聊罐头厂过去的人和事，一上午慢悠悠就过了。他说同龄人只谈挣钱和泡妞，没意思。

绝大多数时候，林云涛寡言少语，极少提起父亲。一副倦怠的样子，日子平铺直叙。也许只有一个时刻，才能刺激他肾上腺激素的分泌。

涵江小，七拐八拐总能遇见熟面孔。林云涛记得每一次撞见翁元鑅都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他直勾勾地盯着翁，但他觉得翁总在躲闪，从来眼睛往外不看他。这更坚定了他心里“杀父仇人”的判断。

30年来，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进入新世纪，大国企罐头厂愈发地不景气，大批工人停薪留职。

翁元鑅是留下的中老年之一。“文革”初期，他从部队复员回来，在税务局、公安局和罐头厂里，相中了后者。那时候，罐头厂在福建省光芒万丈，还出口枇杷罐头到西欧；而现在，老翁这辈子被套牢了。

多数年轻人则看不到奔头，陆续离开。其中包括25岁的林云涛。

很快他结婚，当了上门女婿。对福建男人而言，入赘并不光彩。他在涵江闷头做五金建材生意，亏本。也试过走出去，到武汉、天津打工，又疲惫地回来了。

生活还是原地踏步，甚至在走下坡路。今天，身边的人都发大财去了，他还是工人，挣一个月三四千的工资。

父亲的死，是他们家摆脱不了的宿命。

林云涛的成长史里，提得最多的是“被欺负”。没有爸爸，村里孩子欺负他；11岁进了罐头厂，工人也欺负他。他不敢还手，也不敢吱声。

长大后，儿时的“被欺负”异化为更深重的失落。

林家三姐弟，姐姐是农村妇女，一次意外把脊椎折断，从此瘫在生锈的轮椅上；妹妹没上过学，常年在广东打工。

林云涛努力想撑起这个家。但他时常感到被看不见的权力和倾轧包围着：不稳定的工作，高企的房价，两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偶尔他喝醉给妹妹电话，说起爸爸和四分五裂的家，说着说着哭起来。

这些年，“如果林建阳还在……”的句式，逐渐成了林家的口头禅。他们反复说，如果林建阳还在，起码是个县级以上干部！

可是，林建阳死在了“文革”的尾声。

文革余殇：受害者之子33年后刺死杀父仇人

2005年，因为风水，林建阳迁墓。仪式中，林家人看到林建阳的腐骨发黑，一使劲就成灰了。这在林云涛眼里，是父亲不瞑目。

一个念头在日益复辟。那是罐头厂的图书馆里林云涛读到的，关于伍子胥的复仇。春秋时，伍子胥父兄被楚王杀害，出逃吴国后，伍子胥借吴国之力雪恨，其时楚平王已死，“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如今，这个罐头厂是个失落的所在。厂子破产了，一些退休职工还留在这儿。茶馆，麻将馆，菜市场，是他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全部。

革命之末

人们还是以敌我矛盾分析着眼前的一切。“派性”两个字隐隐作祟。于是，林建阳死于他杀，那肯定是被红派害死的。

红派、革命，这些关键词在70后林云涛眼里，比父亲打仗的越南还远。

1966年，革命的热情席卷了城里。毛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到了涵江，到了罐头厂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就成了“东风吹，战鼓擂”。整个涵江迅速站队：红派和新派，不愿站队的叫“逍遥派”。父亲林建阳就是逍遥派。

起初红派保皇，新派造反，政治主张一致就是同志，后来就变成了两拨人的你死我活。武斗最厉害时，街上枪战不息。光是涵江，武斗死亡人数23人以上，罐头厂死亡无统计。

1977年，粉碎四人帮，红派上台。

上头说“除恶务尽”，于是罐头厂的领导班子又被红派一锅端了，有的蹲了监狱，有的进了学习班，其中就有学员林建阳。

进了那些由车间、澡堂改造的隔离审查室，跟进了集中营无异。如今，已经没有活着的人能说得出，那一届文革学习班里发生了什么。

总之，班里有人用石头猛砸自己的头，自杀未遂，有人把棉被撕成条在宿舍自缢，最蹊跷的是，乐天派林建阳也死在了井里。

人们更愿意相信，林死于他杀。

补员进厂的林云涛在按部就班的生产里嗅到了“文革”的血腥，虽然那个年代对于他从未真实存在过，但革命激荡的血仍未冷却。

人们还是以敌我矛盾分析着眼前的一切。“派性”两个字隐隐作祟。

于是，林建阳死于他杀，那肯定是被红派害死的。而在林云涛这个不懂事的孩子看来，红不红的他不管，但冤有头，债有主。仇家就锁定了黄文美、傅玉炳和翁元鑅。他们在红派里最积极，是革命的动力。

尤其许多人提起翁元鑅就恨，说他上蹿下跳没干什么好事，属于典型的机会分子，整人的事没少干。

其他的证据还有，林建阳曾经揭发过翁元鑅，说他底子臭。自此得罪了翁元鑅。而翁在那时候是得罪不起的。

越来越多捕风捉影的“证据”经过民间分析更加言之凿凿。

比如，翁元鑅唱戏，演《沙家浜》里的刁德一，都不用化装，众人皆称，他天生是个叛徒的料；翁元鑅家变了，前妻威胁他，“要把林建阳的事情抖出去！”这随即成为民间最有力的证据；前妻寻死，不上吊，不吃药，偏往井里跳。众人就说，林建阳显灵了。

其后，红派头子傅玉炳死于溺水。发现尸体时，草帽的绳勒在了脖子上。更有传言，林建阳在复仇。

那已经是“文革”的尾声。人们渐渐不愿纠结于你死我活的往事，再过几年，活人大都平反了，升官了，也便没有提它的必要了。于是不再想起。

而林建阳的“畏罪自杀”始终没有平反。

“如果林建阳还在……”

这些年，“如果林建阳还在……”的句式，逐渐成了林家的口头禅。他们反复说，如果林建阳还在，起码是个县级以上干部！

许多年过去，虽然伤痕从未消逝，但随着80年代大经商的十年，在温饱中“文革”的记忆被日益涤荡。

新涵大街438号，林云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他做汽修工人，每天无非上班，加班，带孩子。他从不向妻子提起父亲的事。只是钱包里放着父亲年轻时候的三寸照片，如影随形。他像林建阳，长脸，大块头。

妻子纳闷，林云涛总爱和上了年纪的人，尤其和罐头厂师傅在一起，泡一壶茶，聊聊罐头厂过去的人和事，一上午慢悠悠就过了。他说同龄人只谈挣钱和泡妞，没意思。

绝大多数时候，林云涛寡言少语，极少提起父亲。一副倦怠的样子，日子平铺直叙。也许只有一个时刻，才能刺激他肾上腺激素的分泌。

涵江小，七拐八拐总能遇见熟面孔。林云涛记得每一次撞见翁元鑅都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他直勾勾地盯着翁，但他觉得翁总在躲闪，从来眼睛往外不看他。这更坚定了他心里“杀父仇人”的判断。

30年来，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进入新世纪，大国企罐头厂愈发地不景气，大批工人停薪留职。

翁元鑅是留下的中老年之一。“文革”初期，他从部队复员回来，在税务局、公安局和罐头厂里，相中了后者。那时候，罐头厂在福建省光芒万丈，还出口枇杷罐头到西欧；而现在，老翁这辈子被套牢了。

多数年轻人则看不到奔头，陆续离开。其中包括25岁的林云涛。

很快他结婚，当了上门女婿。对福建男人而言，入赘并不光彩。他在涵江闷头做五金建材生意，亏本。也试过走出去，到武汉、天津打工，又疲惫地回来了。

生活还是原地踏步，甚至在走下坡路。今天，身边的人都发大财去了，他还是工人，挣一个月三四千的工资。

父亲的死，是他们家摆脱不了的宿命。

林云涛的成长史里，提得最多的是“被欺负”。没有爸爸，村里孩子欺负他；11岁进了罐头厂，工人也欺负他。他不敢还手，也不敢吱声。

长大后，儿时的“被欺负”异化为更深重的失落。

林家三姐弟，姐姐是农村妇女，一次意外把脊椎折断，从此瘫在生锈的轮椅上；妹妹没上过学，常年在广东打工。

林云涛努力想撑起这个家。但他时常感到被看不见的权力和倾轧包围着：不稳定的工作，高企的房价，两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偶尔他喝醉给妹妹电话，说起爸爸和四分五裂的家，说着说着哭起来。

这些年，“如果林建阳还在……”的句式，逐渐成了林家的口头禅。他们反复说，如果林建阳还在，起码是个县级以上干部！

可是，林建阳死在了“文革”的尾声。

2005年，因为风水，林建阳迁墓。仪式中，林家人看到林建阳的腐骨发黑，一使劲就成灰了。这在林云涛眼里，是父亲不瞑目。

一个念头在日益复辟。那是罐头厂的图书馆里林云涛读到的，关于伍子胥的复仇。春秋时，伍子胥父兄被楚王杀害，出逃吴国后，伍子胥借吴国之力雪恨，其时楚平王已死，“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