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茂中营销策划 案例:共和國辞典 第1--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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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拟筹建的三峡省以湖北宜昌市地区为中心
“三峡省”流产始末
“三峡省”，是建国后正式筹建，但最终又突然撤销的唯一的省份。如今，这个名词，和当年那个难产的省份一样，都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几乎已被彻底遗忘。
——时间仅仅过去了二十年。
被历史湮没的名词，一如那被江水淹没的移民们的家园，从此永沉水底鲜为人知。但是，这个已成过去时的名词，背后所系的上百万三峡移民们的悲欢离合命运浮沉，却仍是现在进行时。
“三峡省”的高调上马，与它的突然夭折，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高层博弈？为何三峡工程轰轰烈烈上马，用来安置百万移民的“三峡省”却悄然消失在了历史深处？
为妥善安置库区百万移民，中央决定成立“三峡省”
邓小平：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1980年7月，邓小平在武汉东湖宾馆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副总理姚依林谈三峡问题时，对这一争论了半个世纪的工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此后，“三峡问题”骤然升温，相关的研究、论证过程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另一至为重要，甚至更为紧迫的问题也摆到了最高决策者面前——组建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机构，来组织领导与工程本身难度不相上下、情况甚至更为复杂的上百万库区移民问题。
李鹏：可考虑成立“三峡特区”
1984年2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三峡工程。会议决定：工程准备上马，并确定1986年正式开工。会议同时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筹备组建“三峡特别行政区”和“三峡开发公司”。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担任组长，宋平、杜星垣、钱正英担任副组长。
27天后，《关于开展筹备三峡工程若干问题的报告》出炉，李鹏在报告中提出：“（移民问题是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必须花大力气，大功夫妥善处理。可考虑建立三峡特区的建制，成立特区人民政府，直属国务院，享受省、市(区)一级政府待遇。”
报告还就“三峡特区”的行政区划范围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关于特区的管辖范围，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小一点，由宜昌市开始到涪陵市的沿长江两岸水库淹没区的县市都进来，由特区政府统一管理将来的移民事宜和工农业生产。另一个是特区的范围划得再大一点，把一些比较富庶的地区划进来，使特区经济上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国家计委有的同志不同意建立行政特区，建议只成立移民局，移民工作由四川和湖北两省分别负责。这个方案的好处是移民局任务单一，责任明确，缺点是移民局权威性不够，难以解决两省之间的关系，移民局和地方政府之间可能发生难以克服的矛盾。”
命名之争：从“三峡特别行政区”到“三峡省”
1984年7月31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第147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家水利部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将“三峡特别行政区”改为“三峡特区”的建议。会议《纪要》称：“为加快三峡电站的建设，妥善解决三峡库区的移民问题，决定成立三峡特区，特区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川鄂两省凡有移民的地区，均划归三峡特区政府管辖。”
随后，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人对“三峡特区”名称提出了异议，认为“三峡特区”与“深圳特区”、“珠海特区”、“海南特区”等沿海经济特区的性质不一样，把“三峡”冠以“特区”的名称，容易造成混淆。主持会议的中央领导随即提议：“如果这个名称不行，我看是不是就叫三峡行政区？”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但在会后，又有人以《宪法》上面没有设省一级的行政区建制的规定为由，对“三峡行政区”提出质疑。考虑到作为省一级建制，只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最后，中央决定将“三峡行政区”改为“三峡省”。
“三峡省”概况：湖北不愿富裕县被划走；山区之穷苦震惊中央

用一年时间筹建“三峡省”，省会选定宜昌
1985年2月8日，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三峡省筹备组”宣告成立。李鹏表示：“要打算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进行筹备工作。”按此进度，三峡省将于1986年春天正式成立。
“三峡省筹备组”当时负有五大任务。包括研究制定建省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组建省级领导班子以及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而重中之重，则是制定移民安置计划和做好安置移民试点工作。
中央还决定，“三峡省”的“省会”定在湖北宜昌市。
“三峡省”概况
从由国家测绘局绘制的《三峡省略图》中可以看到，“三峡省”行政区划范围为“三地一市”和30个县(市)，它们是：四川涪陵地区(现为重庆市)的涪陵市、南川、垫江、丰都、武隆县、秀山、酉阳、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四川万县地区(现为重庆万州区)的万县市、万县、开县、梁平、忠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湖北宜昌地区(现为宜昌市)的宜昌、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湖北宜昌市(已与宜昌地区合并为宜昌市)；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巴东县。
共30个县(市)，下辖340个区(镇)、1825个乡(镇)。幅员总面积为84093平方公里，耕地1908万亩，人均仅1.08亩。总人口为1760万人，农业人口高达1583万人。1984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89.82亿元，人平511元，比全国同期人平1026元低50.2%，名列第28位，仅仅高于贵州和西藏。
也就是说，“三峡省”不但是一个“小省”，还是一个结结实实的“穷省”。
湖北省不愿意把四个富裕县划入“三峡省”
后来出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李伯宁，一开始并不愿意接过这一重任。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到“三峡省”所辖30个县市，绝大多数都是中央和省里有名的贫困县。而在敲定区划的过程中，湖北省又一直想要尽力留住当阳、枝江、宜都、五峰这四个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县市，如此，“三峡省”剩下的26个县市，就几乎清一色地是吃财政补贴的贫困县。
有鉴于此，李伯宁在接受这一任命之前，对当时的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钱正英提出了明确要求：湖北的这四个县将来必须划归“三峡省”。
这一要求获得了李鹏的同意，国务院随即派钱正英到湖北、四川传达“三峡省”的区划、人事方面的决定。四川对决定没有任何意见，湖北省委则表示不同意把当阳、枝江等四县划归“三峡省”，理由是这样一来，就把恩施地区和湖北省割断了，变成了飞地。钱正英从湖北回来，希望劝说李伯宁改变主意，李伯宁后来回忆，自己与钱正英为此大吵了一架。
李伯宁随后给中央领导写信，表示如果更改之前的三峡省区划决定，自己就挂冠而去。最后，经李鹏亲自出马，才说服了湖北省委，并答应给湖北一条路通往恩施地区。
电视片暴露“三峡省”民众之穷困，震惊中央
“三峡省”设立的初衷，即是为了安置上百万的库区移民。库区内移民的生活状况，自然也就成了“三峡省筹备组”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上任不久，李伯宁就组织拍摄了一部真实反映三峡地区人民贫病交加情景的电视片《穷山在呼吁》。
据李伯宁回忆，当时的“三峡省”，尚有500万-600万人口未能解决温饱，甚至连水都喝不上，还有地方病，一个慢性氟中毒就达80余万人，轻者满口牙齿脱落，关节僵直，腰弯背驼，丧失劳力。重者卧床不起，终身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临鄂乡中心小学，一个班40多个学生全都感染了氟斑牙。这些孩子如不及时治疗，继续感染，不到成年就满口脱牙，丧失劳力……
但纪录片在三峡省筹备组内部试映的时候就遭遇了质疑，认为是在“给当前农村的大好形势抹黑”。李伯宁把片子带回京，被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拒之门外，理由是：“这样的片子，不能给国务院领导看，不久前安徽送了一部反映山区贫困情况的电视片，就受到了批评。你这部片子比安徽那部更严重得多，领导看了你非挨批不可。”
在李伯宁的努力下，电视片最后在1985年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引起了轰动。出席会议的各省省委书记、省长都被集体组织观看，80余盘拷贝则被送到了中央领导人和一批部长们的案头。国家副主席王震观后震惊不已，掩面而泣，叹道：“建国36年了，想不到这个地方还是这么贫穷！”
为了顺利论证三峡工程的可行性，“三峡省”临盆前夕被流产

重庆市提出三峡蓄水增至180米，移民陡增70余万
在李伯宁和“三峡筹备小组”的努力下，机构已设立、领导已到位、资金也有了着落，“三峡省”的雏形已基本形成。但风向陡变，“三峡省”能否顺产突然成了一个未知数。
第一个变数是重庆市向中央提出把蓄水位提升至180米，理由是在现有150米蓄水位上，万吨轮船开不到重庆。1985年1月23日，邓小平在与国务院领导谈论经济问题时，明确表态：“万吨轮开不到重庆，这不能解决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三峡省”所需解决安置的移民数，陡增了70余万。对贫穷的“三峡省”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1985年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众专家学者反对三峡工程，“三峡省”前途未卜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自重庆提出“180米蓄水位方案”后，围绕着水库蓄水高度的论证和争论就一直持续不休。
1985年春上，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批政协委员出于对中华民族、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三峡工程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会简报组4月2日编印的第38期《快报》，反映了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对三峡工程的许多看法和意见。
从20世纪50年代起坚决反对上三峡的李锐，此时也再次上书中央，建议三峡工程“暂缓兴建”。有些反对意见的言辞讲得特别尖锐，特别激烈，甚至说：“秦始皇筑长城，隋炀帝修运河，都没有好下场：现在领导要修三峡，也不会有好下场……”。
三峡工程是否可行，立刻成了海内外舆论的焦点。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博朝枢先生时作了谨慎表态： “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绝不会草率行事的。”
这也就意味，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没有“结束”；与之挂靠在一起的“三峡省”，也突然变得前途未卜了。
李伯宁的意见：从这个地区的开发、解决温饱问题考虑，及早建省还是很有必要的
撤销“三峡省”的消息，对李伯宁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在向中央三峡考察团做工作汇报时，他着重谈了自己的意见：“从工作考虑，从这个地区的开发、解决温饱问题考虑，及早建省还是很有必要的。”
李伯宁并着重强调了几条反对撤销“三峡省”的几条理由：
“一是中央发了四号文件，国务院领导有很多批示、讲话，中外都知道。如果有人一反就轻易变动，会影响中央、国务院的威望。”
“二是三峡省筹备组的干部，都是组织部和各个地委调来的，如果退，这400多名干部和筹备机构怎么处理？这些人调出来如果再回原机关，原来的职务也没有了，必然会引起思想波动。”
“三是移民工作，工程即使推迟几年，但移民还是应该提前。早移一年，就减少两三万人，节省经费几亿元。早开发，移民便可以早走上致富道路。如果由一个小机构来搞移民，也很难办。”
“四是严重的问题是两省30个县市的生产生活问题，三峡库区为什么贫病交加？这主要是三峡工程久拖不决的恶果。水库淹没线不定，谁敢在这里搞项目？这'三地一市’最怕这样不上不下、不三不四、不死不活地拖下去……”
“三峡省”流产，《李鹏三峡日记》中的说法：“对三峡项目顺利完成论证有大害”
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 《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 （三经办）的通知》，三峡省筹备组撤销，大部分人员“从哪里来仍回哪里去”。李伯宁被委任为“三经办”主任，负责指导和协助川鄂两省进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和三峡库区移民试点工作。“三峡省”正式宣告流产。
对于三峡省被撤销的原因，李鹏在《三峡日记》里有一段论述，应该说客观反映了当时高层的真实想法。原文如下： “由于论证还要两年时间，三峡省不宜建，筹备组也不能成为行政实体，施工准备也不能进行。因为这样做对工程本身只有小利，但对三峡项目顺利完成论证有大害。”（1986年4月27日日记）。
在前一天的日记里，也有类似的论述：“看来，我最担心的事，即搞不搞三峡省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现在搞三峡省，对人大、政协都交待不过去，对上三峡工程反而不利。撤销三峡省筹备组一事，应由中央发一个文件。”“我们商定，就是下决心上三峡工程，也不一定要搞三峡省。”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此时距离1984年决定筹备三峡工程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早在这年秋天，中央就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专门负责论证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可能性，为避免“三峡省事件”再次发生，此次调研完全秘密进行。”
今天的重庆市，区划上隐约还能窥见当年“三峡省”的影子。
本文资料来源：《李伯宁回首中国流产的三峡省秘闻》，载《知情者说第3辑·5》；《三峡省筹建始末》，载《党史博览》2001年第5期；《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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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
“七上八下”标准
自1956年中国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雇工”几近在中国绝迹，“雇工即是剥削”几乎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初的改革年代，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地位就像传统大家庭的如夫人，而与之相伴随的“雇工”，其地位则好比是如夫人的庶出子，甚至是见不得光的私生子。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笼罩在深暗的理论激辩的迷雾之中。
在此背景下，由《资本论》里的一个算例和一段注释出发，“七上八下”标准应运而生——雇佣“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七上八下”，它的诞生是为了成为护身的尚方宝剑，但随着社会的演进，最后却不免成为一柄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质疑]农民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引发《人民日报》大讨论

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
1979年，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8亩鱼塘，效益可观。次年，尝到甜头的陈志祥扩大规模，跨越两个大队，承包了141亩鱼塘。规模扩大后夫妻二人忙不过来，于是雇请固定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至81年，陈承包的鱼塘规模继续扩大，面积达497亩，雇请了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
陈志雄这种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举动，在刚刚走出“文革”不久的当时，却极大地触动了社会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允许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存在？
——而在此前，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已明确规定了“不准雇工”。
就“雇工”问题，《人民日报》连续刊文讨论三个月
各方面对陈志雄雇工的质疑和指责，迅速闹到了《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分歧，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展开讨论。讨论历时三个月，至8月30日结束。这次讨论，发表文章21篇。
最后一篇是佘大奴、黄克义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可以视为此次讨论的一个总结。文章认为，陈可以跨队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经济学家林子力提出：根据《资本论》，八人以下不算“雇工”，不算剥削
这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中，推算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划分 “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马克思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这就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标准。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8个雇工。
陈志雄恰恰没有越过这条界线。
[坚持]广东省委为“雇工”合法化所做的努力

“七上八下”标准未能平息争论
尽管有了“七上八下”的理论标准和界限，关于陈志雄的“雇工”行为的争论仍然没有平息。
1982年1月，在昆明召开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两位来自广东社科院经研所的与会者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非常明显的。新华社记者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写成《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1月17日出刊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中央高层领导人对争论的谨慎批示
面对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意见也并不统一，但总体上均持谨慎态度。譬如：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给广东省委的批示里写道：“附上一份材料，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万里的批示则是：“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
广东省委坚持“雇工”合法化，首倡“私营经济”概念
接到来自高层的批示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和分管农业的省领导杜瑞芝经过商量，决定由杜瑞芝组织人到高要县调查。4月22日，广东省委将《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送到国家农委。报告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对承包双方带来好处。认为“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同时强调：“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
经济学家郑炎潮2004年接受访谈时曾忆及广东省委为了使“雇工”合法化所做的努力。1982年，郑炎潮当时是华南师大研究生部的一名还没毕业的研究生，当时他在广东做了大量调研，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经过研究，郑炎潮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八人的个体经济，但叫什么呢？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但这个概念很敏感。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他，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他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他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郑炎潮将毕业论文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一章用信件单独寄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在看到郑炎潮的论文之后，任仲夷亲自约见了郑炎潮。任仲夷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发展？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突破]邓小平：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

年广久“雇工”12人，越过“七上八下”界线
陈志雄的争论还没有结束，42岁的安徽芜湖商贩年广久又进入了争论的视野——1979年年底，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已经小有名气，“雇工”则达到了12人。按照“七上八下”的理论，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傻子”无意中成为了理论上的“资本家”。
“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在政府官员中也广为流传。流传归流传，却也没有人来禁止他的经营行为。
邓小平：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
中央高层也在关注着“雇工”问题。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此言一出，年广久和陈志雄等人顺利从理论上摆脱了“资本家”的命运，获得了生存空间。
——而在邓小平1984年说“放两年再看”的意见之前，中共中央已于1983年1月对社会上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行为有了明确的说法，即所谓的“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高层内部仍有分歧，私营业主寻求“红帽子保护”
尽管邓小平作了如此表态，由于历史原因，高层内部的不同意见仍然存在。
1983年8月，值“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雇工”问题遂被视为“精神污染”在农村的表现。针对高层有人主张在农村“清除精神污染”，认为“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讲过，有八个以上的雇工就算剥削，现在还是适用的”，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有人尽找农村的问题，而且散发材料。材料上那些事，我如果找，可以找出一百个例子。”胡耀邦也说：“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万里的态度十分明朗：“我的意见是农村不搞'清污’！”
而在社会底层，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不致成为“阶级敌人”，一些私营业主涌起了为自己找“红帽子”的潮流:将自己的私营企业挂靠在其它所有制单位，或者冒领其他所有制单位执照。即“藏”在合作组织、乡镇企业里。
这样做虽能“合法”，但更多的黑色幽默却接踵而至。譬如：吉林省扶余市农民杨雨田，1983年组织起“运输合作社”，吸收待业青年帮工，虽然挂了集体的牌子，但设备、厂房、资金实为杨个人所有。1986年，有人发现他“侵吞”集体财产7万元，实际上那钱纯属杨的私人财产。他喊冤不已。再譬如：河北邯郸市的冯连印办了一个商店，资金、经营权都是冯自己的，可是戴上了街道办事处的“红帽子”，说好属挂靠关系，然而，当他用自己的4.7万元还了贷款后，被法院以诈骗、贪污罪判处死刑。虽然最高院3年后为冯脱罪，但戴上“红帽子”不但没有保平安，却把自己送到了鬼门关。
“七上八下”标准终被破除，宪法中出现“私营经济”
在“看”了几年之后，中央终于在1987年5号文件中，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之前的“三不”原则也改成了十六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对“雇工”问题再一次发表了看法。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根本大法中。
本文资料来源：《私营经济是怎么获得准生证的》，徐庆全/《北京日报》；《缅怀经济学家林子力》，马立诚/《经济观察报》；《中国农村改革实录》，吴象/浙江人民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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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进口日本尿素的包装袋
干部专用：尿素裤
本期辞典从张贤亮的小说《青春期》中的一段描述开始：
“一次，她利用休假日将日本进口的尿素口袋拆开来当布料，缝制成小汗衫及裙子般的半长裤穿来上工，满身散发着尿似的骚味…… ”
“那时她穿着日本化肥袋做的半长裤在我眼中却非常滑稽，'日本’两个字正好缝在她屁股蛋上，一边是'日’，一边是'本’，但她连'旧本’两个字都不认识，显然不是有意的。她做时装表演的时候我发现了'日本’而大笑她却以为我笑的是她屁股，便停下来弯下腰把屁股朝我面前一撅，笑道： '你看你看你看！让你把女人的屁股蛋看个够！’于是'日本’在我眼前更大大地膨胀起来。”
四十年后，谁还记得当年风靡大江南北的“尿素裤”？
[回忆]只有干部们才穿得上的“尿素裤”

农民自编歌谣里的辛酸史
有一首名为《日本尿素袋》的诗如此写道：做成裤子乐陶然，不串亲友不舍穿。早就收藏入村史，一提笑得把腰弯。
诗的作者是体制内干部，比较幸运，从诗意看，作者在70年代曾拥有过“尿素裤”。大多数的农民则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自编的歌谣里就多出了那么一股讥讽的怨气：
干部见干部，比比尿素裤，前头“日本产”，后头是“尿素”。
“尿素裤”风靡大江南北
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的村民侯双喜，许多年后回忆说：“屁股上写着净重50公斤，裤裆里写着含氮量80％，你想想是什么感觉？”但是，即便是尿素袋子，当年也只是村里的干部能穿，一般社员还穿不起。“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个尼龙裤，有黑的，有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这首当年在巷道地头的小孩口中流传的童谣，侯双喜至今仍背诵如流。
河南作家周熠在他的《散文自选集》里忆及尿素裤：“公社革委会孙主任一上台亮相，便激起了人民发亮的目光和窃窃私语。……特别善于发现美的女人们终于有了新的发现，透过那轻轻淡淡的青蓝裤色，先是在孙主任的膝盖上方的裤脸上认出了'日本’二字，继之又在后臀下隐约看到'尿素’两个黑体字。很快就证实，这条卓尔不群的'超丝绸’夏裤，是用两只进口的四十公斤装的日本尿素的外包装拆洗、染缝而成。孙主任的少夫人在县供销社工作……”
湖南作家王跃文在《我的堂哥》里描述：“我上大学几年，每次放假回来，都听说很多通哥的事情。想不到阳秋萍同他离婚了，跟了幸福。村里人说得难听，幸福用三条尿素袋子，就把阳秋萍睡了。……通哥看见阳秋萍新做了条尿素袋子的裤子，问是哪里来的，阳秋萍讲是幸福给的……通哥起了疑心……”
山东平阴县的董宪云，70年代是当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这个身份让她有幸获得了一条“尿素裤”：“宣传队的领导非常体谅我们的心情和难处，也想让我们穿得体面些，他们脸上也有光……也不知道找的哪位领导，走的什么关系，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弄到一批日本尿素尼龙袋子，到济南印染厂染成浅灰色，在县被服厂一人拼接了一条裤子……由于尼龙袋子上的字是黑色的，染色盖不住黑色，平阴县曾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宣传队不害羞，穿着尼龙袋子满街溜，后边是'日本产’，前边是'尿素’，裤裆里还夹着'含氮26%’。今天每当想起这个顺口溜，心里就酸酸的。”
……
想穿“尿素裤”，还得有关系
今天看起来可笑至极的“尿素裤”，当年没有点特殊关系，实在还穿不上。作家周熠回忆起自己搞到“尿素裤”的经过：
“当时，刚刚同日本邦交正常化，进口尿素极有限。一个公社分配下来的尿素指标不过两万公斤，可得的尿素袋，四百至五百条而已。加上县里截流，能分到三百来只袋足矣。这对于六万人口的公社来说，僧多布少，无异于杯水车薪。这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征购尿素袋的独特现象。”
“公社首脑机关的干部们除了孙一把，按人头扣工资1.6元（每只袋八角），由财会负责人直送供销社孙主任手中，郑重传达领导指示：保证供应，注意影响。只好暗度陈仓，不用外搬运工，由供销售主任带着仓库的人员，连夜开仓，秘密腾挪清点后送往公社。”
“我给公社革委副主任写斗私批修心得，获全公社好评。这位副主任脸上有光，他就黑夜亲自打着手电到仓库，也套购到两只袋给我。”
原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也回忆说：“我们又到太行山调查，太行山也是如此，那里的农民，就是因为物质生活的贫乏引起一些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紧张，那里有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和群众争抢一个尿素袋子的事，谁抢上谁就可以做件衣服或裤子穿。那时我们就贫穷到那样的程度，不得不用日本的尿素袋子来做衣服穿。争来争去，由于大队小队干部有权，就把这个尿素袋子争到了，做衣服穿了。农民没有权，所以他们就用民歌的形式唱出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大干部，小干部，一个一条料子裤，前边写的是日本，后边写的是尿素’这样的歌词我们听起来感到很可笑，但实际上我们心里是很痛心的。我们的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搞了三十多年，竟然争抢一个尿素袋子。”
这样的情形下，民众原创了大量的讽刺干部穿“尿素裤”的民谣,譬如：
干部见干部，先比高级裤，前边“日本产”，后边是“尿素”，裤裆里“净重25”——所谓”净重25“，是指包装袋上所印的文字。
哪个是干部？先看穿啥裤。前头“日本产”，后头是“尿素”，不是干部也干部！
……
[背景]衣天下：关于布票的那些往事

1954年：按气候差异制定南北不同布票定量标准
“尿素裤”流行于大江南北的主因，是当时布、棉供应的严重不足，这涉及到一个漫长的历史背景。
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求关系紧张，9月份实行了凭“布票”限量供应棉布。除了农产品粮、油以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而且比“全国通用粮票”发行的时间还要早上一年。
当时，根据南北气候差异等因素，制订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譬如：北京市每人每次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严寒的哈尔滨则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次就只有7尺4寸布票。
60年代：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衣服
1960年，布票限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少为3尺左右。如四川城镇每年每人只发3尺7寸；山东城镇每人只发布票1尺6寸。
四川省一位教师回忆：四川省一位教师回忆：60年代初，风声一天天紧，听说四川省只发3尺7寸布票，因为连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紧到这种程度。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一条棉裤；单裤夏天穿外头，冬天当衬裤穿里头。所以裤子也就特别费！一条新裤，不出一年也就烂了。
1961年3—8月，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
关于“人造棉”的回忆
工程师刘某回忆：1963年秋天，他18岁时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从一个贫穷的江南小镇来到首都。三年苦难时期刚刚过去，他的助学金，除每月15元伙食费外，只剩4元零花钱。无法制版御寒的棉衣，冬天实在有要事必须出门，只好暂借北方同学的棉衣穿，这样一直熬到毕业。
上学期间，国家曾发明了一种叫做“人造棉”的化工产品，来代替棉花纺织布，据说比棉布还要经久耐穿。但人造棉产量很小，国家照顾学生，决定优先配给每位北京在校大学生做一件衬衣的定量。为此，非常郑重地向每人发了一张“购买人造棉证明”，凭证购买。发证后，又专门开了班会，同学们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达了深深感激之情。
拿着那枚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转让”的购布证，想买又没钱，刘某十分为难。终因拿不出3元人民币，而放弃了第一次享受“人造棉”的机会！他将这枚购布证珍藏起来。只有极少数同学穿上了人造棉衬衣。那衣料确有一种飘逸感，引来了众多羡慕的眼光。
参加工作后，他终于用8尺布票做了一件人造棉衬衣，圆了一个人造棉的梦。
一次，年迈的母亲为他整理房间，从箱子里翻出翻出那枚未使用过的购布证，刹那间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此后，他时常做梦，梦见母亲的老泪，梦到他的大学生活和那失落的人造棉衬衣。
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出现“尿素裤”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一直维持到70年代。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了中国。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翌年1月，双方互设大使馆。随后，一系列的贸易、航运、海运、渔业、文化交流的协定相继签署，其中就包括日本尿素的进口。
由此催生了”尿素裤“。
但也不是所有”尿素裤“的原材料都取自日本，当时还有这样的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因为当时也从加拿大进口尿素，一条尿素袋不够做条裤子，得用两个国家的尿素袋拼起来。
本文资料来源：《吕日周自选集》，吕日周/著，红旗出版社/出版；《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陈明远/著，文汇出版社/出版；《周熠散文自选集》，周熠/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董宪云《话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载《启蒙行动》，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1970年代的童谣》，载《天涯》杂志等。（附注：很遗憾，编辑多方搜求，亦未能找到“尿素裤"的历史照片，特此向众网友求助，若您有相关照片并愿意与众网友共享，请附件发送至历史频道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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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群众控诉一贯道大会，时称：“割蛋”谣言是其严重罪行之一
“割蛋”谣言席卷华北
1950年7月间，在中国华北地区北部，突然爆发了一场离奇的“割蛋”谣言，给民众造成了极广泛的恐慌。
谣言的主要情节是：苏联要造原子弹，其原料需要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宫，以及小孩子的肠子。中国答应供给苏联，于是派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者化身为和尚、老道、商人、农妇，都经过专门的训练，能够飞崖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
许多年后，这场北到内蒙古包头，南到北京，西到山西大同，东到天津，严重扭曲了民众日常生活的“谣言”，仅仅作为一贯道的诸多罪行之一，抽象地留在了史书里，不为人知。
而细节，恰恰正是历史真正的力量之所在。
[一个案例]山西应县的“割蛋”谣言

谣言：造原子弹中国“割蛋”出原料，苏联出技术
据《应县文史资料》记载，1950年应县民众中流传的“割蛋”谣言的基本形态是：
“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毛泽东和俄国（原文如此，当为苏联，下同）订了合同，中国出原料，俄国出技术，联合制造原子弹，共产党派了一些人专割男人的蛋，挑女人的子宫拿到俄国制造原子弹，第三次世界大战，收一茬人，在数难逃。剩下的是九女缠一男，过去是一打扮三吃饭，到那时是三打扮一吃饭。”
应对：为防范“割蛋”，大人小孩夜里都上了房顶
谣言产生之后，“有些人”为了加强迷惑众人的效果，“还在一些村庄，乘人夜间熟睡之机，施放硫磺，往屋内吹闷烟毒气，在野地避静扔鸡蛋皮（意指割蛋人在此存身）。这样一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信以为真，刹那间，人人自危，户户提防，惶惶不可终日。”
“那时，正值盛夏，谁也不敢轻易外出，就是下地劳动，也必须在半下午回家，天未黑便关门闭户，以防割蛋者前来袭扰。过了三个月，这些反动分子气焰更加嚣张谣传愈来愈奇，这个村说那个村的某人被割，那个村说这个村的某女被挑，说得有名有姓，有根有据。……”
“一些胆小的人连地也不敢下了，整天冥思苦想，如何躲过这场灾难。后来，每到夜幕降临，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上了房顶，终夜不下，睏了就在房顶上临时搭的窝棚睡觉。各街各巷，各院各房尽可能的用木板联接，可以互相通行。在房顶上各家备有铁矛，禾叉、铁锄等作为武器，以备自卫，更有心灵手巧者还制造简易火炮。只要一人发现动静，火光，异味，便高呼'割蛋的来了’，一呼百应，喊声震天，此起彼伏，直到天亮。”
暴力：外来陌生人被怀疑是“割蛋者”，遭群众毒打几乎丧命
谣言严重扭曲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使其终日生活在惶恐之中，这种惶恐，很自然地就转化为对“疑似割蛋者”的暴力相向，加之当时谣传“割蛋者”是政府所派，民众不再相信政府机关，所以往往直接对“疑似割蛋者”进行“裁决”，应县也不例外：
“割蛋风潮闹了两个多月，人们对割蛋的人恨之入骨，村里只要来了陌生人，便要盘查，搜索，如发现可疑的东西，便认为是割蛋的，决不饶恕。”
“有一天，有个河北省的小后生路过南河村，走得口干舌燥，到井台上讨口水喝。人们听他是外地口音，便盘查起来，这个人支支吾吾，躲躲闪闪，这一下引起人们怀疑，不一会，人们把他围起来，进行搜身，这一搜不要紧，一下从口袋里搜出一个纸包，里面有些白面面，有人说这是割蛋时用的蒙汗药。抓到了证据，众怒难犯，一下子拉到南河湾，这个上去一棒子，那个下去一石头，不大一会就把这个后生打了个半死，满身血迹斑斑，头肿得斗盆大，面目全非。幸亏有三区政府闻讯，派人赶来，叫大家回村召开群众大会。今后，将这个后生带到区上进行审查，这个后生才得以逃生。”
[史实还原]“割蛋”谣言的基本形态

1、谣言的基本情节：苏联造原子弹需要原料
据中山大学李若建教授的研究，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的基本形态是：
苏联要造原子弹，其原料(有的说是配料)就是男人的窜九、女人的乳房和子宫、小孩的肠子。毛泽东答应供给苏联，于是就派下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能飞据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割一个女人的子宫，拿到苏联能换三块现大洋。有的地方还传说：割一个人的肠子，“以肠作证”，给12匹洋布。
2、心理倾向：民众不相信政府的辟谣
怀疑政府、反对苏联是受谣言蛊惑的民众的基本心理倾向。谣言里明确说“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当政府派干部宣传辟谣时，往往被说成是“为了故意欺骗麻痹你们”，认为这是向他们放烟幕，搞欺骗。还有谣言说，因为“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是毛泽东的命令，所以捉住“割蛋”的，送到公安局没用，他们一看介绍信就放了。所以民众捉到“疑似割蛋者”往往选择往死里打，一些无辜者因此被打死。。
3、谣言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谣言传播之处，民众高度恐慌。从各地的资料来看，民众的反应基本一致：男人晚上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不敢下地干活，行人不敢单独走路。个别人因情绪紧张而幻视幻听，往往在夜里听见狗吠而惊惶失措，望见影子大惊失色，以致发生误会。一处喊叫，全村响应，一村呼喊，邻村震动。张家口地区在1950年7月27日至8月8日这13天内，群众无故乱喊相互惊扰即达166起。同期在北京市郊区，因为民众恐慌割女人的乳房和小孩生殖器，仅一个400户村民的村庄，就因谣言购买手电筒1000个，门户紧闭，彻夜亮灯，每晚消耗点灯煤油25斤。
4、谣言传播的基本路径
据《中国秘密社会〉第七卷 《当代会道门、当代黑社会组织》一书描述，“割蛋”谣言的传播路径基本上是自北向南：
“1950年，一贯道制造“割蛋”谣言，这个谣言与“第三次世界大战”连在一起，说什么“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制造原子弹”，谣言从察哈尔传到绥远、山西、河北、北京、天津，闹得人心不安，有的地方一些坏分子把猪肠、豆腐涂成红色，丢在野地，谎称'割蛋’，恐吓群众，谣言殃及的地方。群众恐慌不安，无心生产，社会秩序混乱。”
6月中旬，绥远东部被波及，“挖心”、“割蛋”谣言延续两个月，波及十县，为害巨大。
6、7月间，山西忻县、兴县两专区也开始流传“割蛋”、“割子宫”的谣言，蔓延二三十个县，持续两月之久。
到9月中旬，割蛋谣言传入北京昌平县，又很快流传到北京郊区和城市，尤其是西郊温泉派出所一带最为严重。该派出所管界14个自然村，共有2580户人家，谣言波及13个村，将及一半人家，其中白家瞳、南安河等7个村特别厉害，群众彻夜不眠，上房防守，门口铺满了玉米秸，以备有人走过能听到响声。
[原因分析]一场被遗忘了举国签名运动

原因一：一贯道对谣言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割蛋”谣言集中于1950年7月间在各地突然爆发，与普通谣言需要有一个比较慢的传播过程有所不同；还有就是：谣言的传播地区是地广人稀的华北北部地区，也很不寻常。
这意味着，这场谣言的爆发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策划在同一时间点，同时散布谣言；二是，在发生谣言的地区，共同发生了某一件事情，这一事件，引发了民间的集体记忆。
50年代政府在平息谣言时，曾认为是一贯道策划了这次风波。但就史料而言，这个结论下得过于仓促。一贯道虽然会员众多，但组织松散，很难在短期内组织策划一场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谣言。但一贯道积极参与了谣言的传播，则是毋庸置疑的。
原因二：毛泽东访苏迟迟未归在民众当中引发猜测
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也决定了一贯道组织没有办法同时在如此广阔的民众稀居区域让谣言迅速传播开来。所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即某些事件在同一时间激发了民众的集体记忆。
当年发生的可能激发这种集体记忆的大事之一，则莫过于毛泽东访问苏联迟迟未归。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访问苏联，实际上由于乘座火车花费的时间长和在一些地方停留，毛泽东1949年12月6日动身，1950年3月4日才回到北京，离开北京的时间接近4个月。时间如此之长，民众在无法具体获悉毛泽东此次出访的真实信息的情况下，难免会有所揣测。
原因三：一次全民和平签名运动将原子弹和“割蛋”联系到了一起
1950年所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可能在谣言的起源上起到了更直接的作用——这年三月，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呼吁世界各国一起发动一次和平签名运动。作为冷战宣传角力的一部分，共产党国家迅速作出了反应，中国政府也不例外。这年4月28日，中国有关部门发出通告，要求全国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妇女、文艺工作者、机关工作者，普遍参加“拥护世界和平、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
资料显示，在许多农村地区，参加签名的人口比重高得惊人，如甘肃庆阳地区比重高达80%。如此高的签名比重，只能说明：一、数据有假，二、绝大部分人都是稀里糊涂签的名。这种稀里糊涂，显然给谣言的产生提供了温床：1、向广大落后的农村地区灌输了一个新名词“原子弹”；2、民众又对这个新名词完全不了解，对其神秘性充满好奇。
原因四：中国底层民众生活当中本就有将“蛋”的功用神秘化的传统
中国底层社会一直都有把“蛋”神秘化的倾向——譬如，1920年代四川省就流传过有人割男女生殖器、乳头、胎儿卖与西药房转卖外国人，作造药之用，并因此引起民间恐慌。
综上，这样理解应该距离事实不远：毛泽东访苏迟迟未归、政府“莫名其妙"地给广大处于文盲状态的民众“普及”了一个叫做“原子弹”的威力强大的神秘名词，这些再和中国底层社会经久不息的对“蛋”的神秘化结合到一起，就产生了“割蛋”的谣言。再加上当时国家正着手取缔一贯道，很自然地就把一贯道成员推向了传播“割蛋”谣言的大军当中（据说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参与其中，但史料比较贫乏，难以证实），结果就酿成了这样一场荒唐的谣言之灾。
本文资料来源：李若建《1950年华北地区的“割蛋”谣言》，载《开放时代》杂志；杨日泉《割蛋是怎么一回事》，载《应县文史资料》第八辑；《中国秘密社会》第七卷《当代会道门、当代黑社会组织》，谭松林 彭邦富/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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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期上海某居委会成员在热烈讨论
“居委会”六十年流变
几千年来，我国基层社会始终延续着一种控制性管理的“编户齐民”制度，北宋后称“保甲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民国期间，保甲制度被描绘为一种与警察、特务类似的压迫人民的制度。而新中国成立后，取保甲制度而代之的，叫做“居委会”。
那么，居委会这种基层组织制度究竟有何特点，与政权、与人民是什么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过哪些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叫什么名称，有什么不同之处？为什么说今天的居委会在走向回归？
别一听到“居委会”就想起居委会大妈，本专题将介绍给你一个你不知道的居委会。
[创设]“摧毁反动的保甲制度，组织居委会”

1949年10月，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在杭州出现
居民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主要形式。1949年，刚刚进城的红色政权对于眼前的大都市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虽然在革命之前，党的多数领导人都曾有过在城市生活的经验，但试图像改造农村一样改造一个城市显然是两码事。
在北方的城市，共产党的基础比较好，成立街道政府，就能够很好的控制、治理基层民众。而在国民党根基深厚的南方大城市，过去实行的保甲制度还有很大控制力，不根除这种势力，基层的统治就极不稳固。因此，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迫切需要一种取代保甲制的基层自治组织，于是“居委会”应运而生，1949年10月，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在杭州出现。
居委会一开始并不受政府青睐，是“问题最多的一种制度”
居委会制度虽然是应运而生，但对于依靠群众起家、以群众路线为法宝的新中国政权来说，在城市建立基层自治组织是预定计划。原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曾回忆说：“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看游行时跟我说，要把城市里的各种人都组织起来。” 彭真是这一计划的有力推动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就曾在农村进行基层自治实践，甚至学习过阎锡山和国民党的经验。
但在1954年以前，很难说“居民”委员会能不能成为城市基层普遍的居民组织。当时抗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冬防会”、“工人福利会”都很普遍，新的“街人民代表会议”、“街政委员会”和“里弄福利会”、“治保委员会”、“救济调查委员会”、“防盗队”等居民组织，也都备受政府重视。各地还继续拿出各种新的基层自治方案。那居委会为何能在1954年后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呢？并非因为居委会是当时实行得比较好的一种制度，恰好相反，最初的居委会制度是“问题最多的一种制度”。
[整顿]“阶级净化机制”：居委会的“国家化”

起始：居委会代表居民利益跟政府做谈判
在居委会制度广泛实行的上海，在居委会创立之初，就被认为有许多严重问题：“贪污浪费严重”——最多报告有80%的经费被贪污浪费掉；“人员成分不纯”——近三分之一的人不是职工，而是所谓的“社会威望人士”；此外，还有机构臃肿、多头领导、组织不健全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制度不完善和观念上的问题，但在深层上，其实是社会属性的问题。最初的居委会，在性质上是非常纯粹的群众自治组织，自行筹款，自己组织人员，出现的种种问题可归咎于各种层面社会人物对这一组织的利用和竞争，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显示了居委会强烈的社区性质，甚至可以代表居民利益到政府处谈判。
以1952年上海久安里为例，当时久安实业地产以地价税增多为由要求增加房租一倍。在久安里居委会领导下,由居民每十幢派一代表到区政府调解,结果房租只增20%，并且还让大房东修了路面，减免了军烈属房租。久安里还建立了居民保健站,接洽二个西医诊所,居民凭居委会保健证看病,挂号费由居委会支付。此外，居委会还组织募集资金，支付得了重病的居民的治疗费用，以及为死者送葬。
这些事务显示了居委会的社区组织特征，代表居民的利益、有一定的权力的资金，为居民的困顿提供支持，表现了相当的社会性。对于政府来说,这些福利性事业本来并不与国家职能相冲突,反而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但它带来的一个危险是,这种社区共同体的组织,与新生国家政权一体化的要求有相当大冲突，当居委会的权力没有有效机制制约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就很容易被非法利用。因此,政府将这些问题的根源归为“人员不纯”,即“阶级敌人的破坏”。于是，与建国初的“三反”“五反”等运动同时，政府对居委会也开始进行了整顿。
整顿：增加居委会内的工人比例，清除“坏分子”
对居委会的整顿，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务求增加居委会成员中工人的比例，让“工人阶级”成为领导核心。市政府将过去里弄的各种组织一律取消后，对居委会进行改选，改选后的居委会，以江宁区和虹口区为例，失业工人和在职工人的比例占到了一半左右。
第二个阶段，是以居委会为重点对里弄社会的全面整顿，因为当局觉得工人阶级领导的居委会并没有什么进步，还是问题多多。于是这次就开始了对“坏分子的彻底清查”。所有的里弄干部都要过几关:参加学习班、交代、群众大会、处理，过程极为严厉。资料显示，徐汇区首先开处理大会,一天内开了两个大会，当众处理一批,镇压一批,共打击12名坏分子,逮捕8人,管制4人。会后当天自杀了一个，,隔日又自杀一个,接着又逃跑了两个。经过各种手段揭发检举后，居委会队伍得到了“净化”，阶级属性变得“可靠”了。
成型：居委会制度化，正式成为法定的“基层自治组织”
经过一系列的整顿之后，居委会本身存在的贪污腐败、体制臃肿等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伴随着整顿过程，居委会的机制全面的重新进行了建设。随着失业情况好转，工人的家属成为了居委会的主角，开始了居委会中妇女成为多数的历史。上海的居委会成员中，职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占75. 8%,基本“确保了工人阶级在居民工作中的领导作用”。里弄空间中原来最被人轻视的群体,由此走上了政治生活的舞台,成为里弄空间的主要角色。另一个重要的改变，是居委会财权收归国家，改变了原先经费自筹的状况。
在全国其他的主要城市，居委会的整顿也成果显著，这就从根本上将原先带有强烈社区性质的居委会，转变为“政府一只脚”，模糊了原先作为群众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而变为实现国家意志、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推动者。自此，居委会的作用得到中央政府认可，1956年，以法律的形式与街道办一起被确认为城市管理的两级正式组织。1956年，全国各地相继完成了居委会的组建工作。
[变异]从“居委会”到“里委会”、“革委会”，又回到“居委会”

1957年之前，居委会功能可以正常发挥
居委会规范化以后, 逐渐走上了正常工作的轨道。按其性质, 居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是协助推行政府政策、法令办理有关居民福利性事务及上传下达。在居民委员会的事务中, 来自政府性的占据了左右, 这些任务主要是各个时期的政治性的运动及行政性事务：如组织捐献、在镇压反革命中组织检举揭发、发动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组织认购公债、组织学习各种党和政府的文件、大力宣传节约粮食等等，不一而足。
另外，在福利事务方面也取得了堪称巨大的成就。并且，居民委员会干部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 不拿津贴, 义务工作, 但却有高度的责任感。这期间的居委会，成为了国家在基层事务中的有力帮手，问题虽然并非不存在，但总的来说成就是很大的。
1958-1962：带有“人民公社”色彩的“里弄委员会”
1958年是居委会的常规运行在基本职能上出现转斩的一年，本年开始的大跃进,打乱了居委会的常规运行,使其职能出现全面性扩张。大量的生产组、服务组出现，集体化、居办经济出现了高潮。城市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上海将居委会改称为“里弄委员会”，“集体事业”更进一步，里弄居民狂热的参与各种生产与服务。里委会实际上变成了“街道党委下的一级组织”，自治色彩完全失去。但这种应政治需要而建的居办经济，许多仅仅是一哄而上的结果，难以为继。1962年城市人民公社停止以后，居委会的职责渐渐才恢复了正常。
文革时期：被“革命居委会”取而代之
文革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里弄曾被视为革命的“死角”，但席卷神州大地的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很快就刮过来。在上海，里弄干部受到了冲击，居委会的职能行使一度完全停止。1967年6月，上海造反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革命居委会”，在“政治建街”的口号下，居委会甚至实行了连、排、班体系的军事化管理。经历了初期的大混乱后，1968年居委会取消了军事化管理，但还仍然保留了“革委会”这一名称。此后的时间里，“革委会”艰难地在行使着应有的职责，维系着社会最低程度的运转。这说明了基层自治组织在社会的不可缺失。
文革结束后，带有极左色彩的“革命居委会”名称取消，重新叫回了居委会。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居委会这一老事物却越走越艰难。
[迷思]新时代的居委会该何去何从

居委会的现状——“居委会”等同于“大妈”？
经济基础的变迁，社会总体面貌的大变化，让居委会这既作为“政府一只脚”、又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组织开始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政府政策的执行，不像“搞运动”时代过于依赖基层组织，而群众自治方面，对居委会的归属感也相当欠缺。年轻人一提到居委会，就想到“居委会大妈”——这也是实情，据1997年的一份数据显示，居委会里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妇女、一半以上年纪大于50岁，百分之七十只有高中以下的文化。居委会在今天面临着严重的认同危机。
提供公共服务、转型议事组织或是出路
居委会面临的困境以及何去何从，成为近年来受到广泛重视的问题。有学者提议居委会转变为一个议事组织、搞基层民主，并且提供需求日益增加的社工服务。把原先的政治职能回归到纯粹提供公共服务，不再做“政府一只脚”，成为纯粹的自治组织。有学者则认为居委会会在一定程度上被业主委员会等功能更明确单一的组织所取代。不管怎样，居委会如果重新回归为自治组织，客观上将意味着原先作为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的居委会，其历史使命已经至少部分地完成了。
本文资料来源：郭圣莉、王一侬《从里委会到革委会》，载《广州大学学报》；郭圣莉《阶级净化机制:国家政权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构建》，载《甘肃社会科学》；汤潇、欧阳忠伟、李引萍《直面居委会的两难困境及路径选择》，载《城市管理》；祝广庆《居委会职能的历史演变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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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创人造蛋白质结晶胰岛素，使中国在科学医学上跃进了一大步
合成“胰岛素”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既是国人的骄傲，同时也是国人的遗憾。
骄傲，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的蛋白质”；遗憾，则是据说其曾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骄傲与遗憾之外，还有迷雾。
我们合成的“牛胰岛素”到底算不算“蛋白质”？抑或仅仅只是一种“多肽激素”？我们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是特殊年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还是申报时间太晚？抑或是最流行的说法——申报人数过多？如此种种，多年来均存在分歧。
[诞生]特殊年代里历经曲折获得的不易成就
选题：与美、德科研小组同时独立提出这一课题
1958年，中国与美国、德国的两个科研小组几乎同时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下独立提出了“胰岛素人工合成”的课题。
美国提出这一课题的是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的副教授卡佐尼亚斯；德国提出这一课题的是联邦德国羊毛研究所的查恩教授。
国内最早提出这一课题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但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北大化学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稍后也均提出了这一研究课题。反映到成果中，则是最后正式发表的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的论文中，三者都在署名作者所属单位之中，至于研究过程中的协作单位，就更多了。
背景：1958年，没有不可征服的科学高峰
人工合成蛋白质，在上世纪50年代一度被看作遥不可及的事情，世界权威杂志《自然》即曾发表文章称“人工合成胰岛素还不是近期所能做到的”。
但1958年的中国人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征服的。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一份档案——《“601“工作简报》，详细描述了项目上马的时代背景：
“经过整风反右以及搞臭个人主义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办科学的思想获得了胜利，集体主义的思想开始树立，全所的组织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开始了专家之间和青老之间的密切合作。在[1958年夏天]全所群众重新讨论今后发展方向时，[高级研究人员们]提出了蛋白质人工合成作为重大的理论项目。但是这个问题在刚开始提出时思想还不够解放，因此目标不明确，指标也不够跃进，只是一般地要求，在五年内合成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至于具体合成哪一种蛋白质则迟迟不能肯定。”
“高级研究人员对于人工合成蛋白质虽然已由过去的不敢想转变为敢想，但是……又……认为短期内不易解决……又有人认为这项工作……在生化所做不合适……但是当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一经提出后立即就受到了各方面，特别是领导的重视。在上海和北京的几次科技展览会上，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许多负责同志对此表示极大的关怀，希望我们加速实现。在所内，青年同志也极力促进，要求指标提前并确定具体合成对象。”
特殊的时代背景，成了这一项目上马的最大推力。
此外，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论述，也对此项目付诸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恩格斯认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并预言：“只要把蛋白质的成分弄清楚以后，化学家就能着手制造出蛋白质来。”如果我们真能在刚发现蛋白质结构的时候就合成蛋白质，那就不仅能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制度在科学上的优越性，还能“给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一个致命的打击”。
初期： 短暂的正常研究阶段
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于1958年12月底正式启动。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教研室共同协作完成。到1959年底，虽然未能像早期计划的那样完成胰岛素工作，但也已获得拆、合天然胰岛素等几项重要的成果。这不但基本解决了合成工作大的路径问题，还给一些领导干部造成了该研究只剩了最后的技术活的印象。
高潮：混乱的大兵团作战
1959年，政治气候的变化，给合成胰岛素的研究工作带来了猛烈的冲击——“大兵团作战”取代了传统的“专家小组作战”，成为科研的普遍模式。
最先发起大兵团作战合成胰岛素的是北京大学。原来参与科研的老师被青年学生批评为搞“爬行主义”，搞科研“神秘论”等等。300多“革命师生”涌入科研队伍，大批“连氨基酸符号毫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学生，成了合成胰岛素研究的“尖兵”和“主力军”。稍后，生化所等其他机构也相继展开了胰岛素合成的群众运动。
大兵团作战带来了两个大的负面影响：
1、正常的科研程序被严重干扰。许多人根本不管是不是产生化学反应，“把两端多肽倒在一起，就叫做合成一个新的多肽”，结果自然是进展“奇快”。
为了向国庆10周年献礼，各科研机构之间还存在着恶性竞争，为了抗衡北京，上海以复旦大学为基地，也拉起一条合成胰岛素的战线。这种内部恶性竞争的结果啼笑皆非——据参与胰岛素合成研究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杜雨苍回忆：“（复旦大学）敲锣打鼓去报喜。结果使得我们生化所和科学院很紧张，就去访问他们那个组，查看工作进行得究竟怎么样。他们拿出了'纯结晶’的照片，但我们发现那只是盐的照片，根本不是胰岛素。”
2、对参与研究的人员造成了很大的身体伤害。试验条件十分简陋，年轻学生没经验不太懂安全措施，老师们知道也不大敢讲，怕被说成是破坏革命群众工作积极性，接触的许多药物又有毒或易燃易爆，再加上疲劳作业，出了许多事故。以北大化学系为例，即有数人被严重烧伤；约60个三年级学生因吸进过量光气而导致肺结核被迫休学。
苦撑：北大最少时只剩下两个科研人员
1960年到1961年，整个中国都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许多大大小小的工程都下了马。胰岛素合成工程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带来了很大的损耗，却没有什么进展，所以一度曾想让这个项目也下马。但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以及科学院和北大都不想放弃这项工作，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但大兵团作战却一去不复返了：复旦大学完全退出；北大相关研究人员最少时只剩了两人；有机所、生化所等机构留下的研究人员也都寥寥。
攻关：各单位放弃内部竞争通力协作，终于结出硕果
1963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形势开始明显好转，胰岛素研究的命运也随之转折。当年8月，在聂荣臻的指示下，生化所、有机所、北京大学三个彼此竞争的单位重新协作了起来。
到1964年初，美国人发表了一个简报，称其已初步合成了胰岛素，只是活性还非常低。这给北大的研究小组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当时估计美国人距最终合成胰岛素还有约两年的时间，最后决定：放弃北京与上海的地域之争，让北大的研究小组和上海的研究小组合并，希望能抢在美国人之前把它合成出来。没有了大兵团作战的干扰，也没有了互相保密的内部竞争，不足30人的研究团队，终于在1965年9月17日，获得了全合成的胰岛素结晶。
[谜团]究竟因何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谜团一：合成的是不是蛋白质？
曾参与合成牛胰岛素工作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施溥涛在接受访谈时曾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作为最小的蛋白质，它比第一代有机分子要神秘一些。但是，现在，我们在一些地方承认它是蛋白质，在另一些地方又根本不承认它是蛋白质。……说它是多肽激素，因为它介于多肽激素和蛋白质二者之间。不管怎么样，它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大分子，在当时情况下，人工用化学方法把它合成，这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是有相当大的促进。这个还是可以说的。”
谜团二：是不是人工合成的第一个蛋白质？
在不考虑谜团一的前提下，另一个疑问仍然悬在这项取之不易的成果头顶，影响着它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那就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究竟是不是人工合成的第一个蛋白质。
情况似乎有些复杂。蛋白质和多肽之间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区别，把催产素列为多肽，而把胰岛素(其分子量为5733道尔顿)列为蛋白质，主要是一个人为的规定——我们把分子量超过5000道尔顿的多肽称为蛋白质。催产素的合成曾经被授予了诺贝尔奖，胰岛素主要只是比催产素长点，比催产素分子量大点，它的合成只是一个与催产素的合成类似的工作。
进而言之，这一工作究竟有没有重要到可以再次获的诺贝尔奖的程度？
谜团三：我们与国外，谁先合成？
在我们报道合成胰岛素之前，美国和联邦德国都曾报道他们已完成了胰岛素的合成；在我们之后不久，他们又报道了自己新的合成成果。虽然他们的文章中的数据没我们的扎实，他们得到的产物也不及我们纯，活性没我们高，而且从来都没得到过结晶，但要说是我们最早完成了胰岛素的合成，这还是有些勉强的。事实上，各国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完成了合成工作，虽然工作完成的好坏是有区别的，但在完成时间上确实难说谁先谁后。
谜团四：因何未得诺贝尔奖？
A、广泛流传的几种解释都站不住脚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错失诺贝尔奖的原因，一直流传着多种解释。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种：
1、特殊时期，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歧视。
2、申报时间太晚。
3、我们推荐的获奖者名单超出诺贝尔奖的名额限制。
第一种解释属于臆测，很难证实或者证伪，姑且不论；第二种解释属于不了解诺贝尔科学奖的筛选过程——成果的完成与获奖大多要间隔12年左右。中国的申报时间上并不算晚。第三种解释则是不了解历史——最后我们只推荐了钮经义一人代表中国参加人工全合成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去申请诺贝尔奖。
B、与同类诺奖项目相比，我们是逊色的
为什么最终没有能够获奖？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与牛胰岛素合成工作相关的那些获得了诺贝尔奖的项目：
1923年，班丁(F．G．Banting)和麦克劳德(J．J．R．Mac．1eod)因为发现胰岛素和使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而荣获了医学和生理学诺贝尔奖；
1955年，维格纳奥德因为合成多肽激素催产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958年，桑格因为分离和确定胰岛素的氨基酸组分的构成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1972年，安芬森(C．B．Anfinsen)等人因为发现氧化被还原的核糖核酸酶肽链能恢复活力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984年，梅里菲尔德(R．B．Merrifleld)因为发明固相合成方法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诺贝尔科学奖所针对的，主要是理论和实践上的那些重大突破。班丁和麦克劳德的研究导致了糖尿病治疗的革命性进步，它的实用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完成后只经过一年就荣获了诺贝尔奖，成为特例。在实用价值上我们的牛胰岛素合成工作无法与班丁、麦克劳德的工作相提并论：我们成本太贵，在当时根本不具实用性，当时国际上给予的评价是：“中国人的成就没有经济上的重要意义。”70年代我们的方法曾短暂地在基因科学里被采用，但又迅速被其他更廉价和便利的方法取代。
维格纳奥德毫无争议地在世界上第一次合成了多肽激素，他所采用的多肽合成方法一度成为多肽合成的传统方法；而我们“第一次合成蛋白质”本身是存在争议的，合成时主要也是沿用了维格纳奥德的方法，虽有创新，却并不关键。
桑格的蛋白质测序方法是整个蛋白质结构研究的基础，想知道蛋白质的结构，就必须用上它。其理论价值之大，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
梅里菲尔德在1963年首创的固相合成法，是化学合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用他的方法，“我们……(只需在)合成仪中加进所需的氨基酸和其他试剂，按下按钮，机器就自动工作，几天之后我们就能收到所要的肽段。”我们在多肽合成方法方面的贡献显然没法与之相比。
唯有相对于安芬森的工作，我们似乎有超出之处。安芬森的贡献主要在于发现氧化被还原的肽链可能使其活力恢复，而我们通过对胰岛素的拆、合，早已从实践上得到了那个结论。而且我们的工作比安芬森的要困难，所得到的效果比他的要好。但问题是，我们前期对成果严格保密，最后发表成果时，自己又没有能够充分意识到在这方面发现的重要意义。
但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毕竟是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形下，独立完成的一项世界级难度的科学项目，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本文资料来源：《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邹承鲁等/口述 熊卫民/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20世纪重大（基础）科学研究计划》，欧阳光明/编著，江西人民出版社；熊卫民《人工合成胰岛素背后的“大兵团作战”》，载《党史纵横》2006年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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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配拼音版《红旗歌谣》中的一首：《跟着毛主席跟着党》
蔚为奇观的“新民歌运动”
乍一听说“新民歌运动”，还以为这是音乐界的一种流派或者潮流。其实不是，这里的“运动”，与建国前三十年中的各种“运动”的含义并无二致，民歌也并非指音乐而是“文学”。它的产物是类似这样的——
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
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须半杆烟
没错，这就50年代未60年代初全国上下大兴一时的“新民歌运动”中的“优秀”作品。在这场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人，以及原有的知识分子，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文学创作之中。
[缘起]一次党和国家领导的全民性文化实践
毛泽东：搞点民歌好不好？
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了对民歌的重视,提倡大家收集和创作民歌。
“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搜集到大批民歌的,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
在随后的汉口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提到民歌,他说:“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作为文学家本身的毛泽东，在早年革命生涯中，很早就重视民歌的作用，在湖南、广州、瑞金的进行农民调查的时候就非常注重搜集民歌，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民歌的质朴、直接反映生活，非常符合毛泽东的文艺观。
年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就发言说“乡间的农民不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却很生动，言辞也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仅是很好的散文家，而且是很好的诗人。”
在毛泽东看来，作家、诗人们应该向农民学习，创作的作品要反映农民的生活，但他的想法还不止于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毕，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即将来临之际，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要享受文学，还要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理想。就在此前不久，他还表态说“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由此，发动群众写民歌便很好理解了。
目标：每个生产队都要有自己的李白
毛泽东讲话以后，从这年4月开始，全国文联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县党委都纷纷发出有关收集新民歌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与此同时，文艺部门也迅速发动起来，诗坛泰斗郭沫若大谈民歌的价值作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撰文在理论上论定和支持新民歌运动。
在新民歌运动期间,高喊“乘风破浪”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文化革命的发言:“经过文化革命,几年后,我国将出现农村办大学,人人知书识理,个个有科学文化,都能够读《资本论》。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至此，在毛泽东的提倡和推动下，新民歌运动已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高潮]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百花齐放”
“盛况空前的图景”
“对我国的诗歌创作来说, 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诗歌界“出现了普遍繁荣的、盛况空前的图景”。这是诗人徐迟在新民歌运动第二年编选的《一九五八年诗选》序言中所说。接着,他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这一运动的“盛况空前的图景”：
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了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致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数不清到底写了多少诗，是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
徐迟描绘的这种情况，是有着具体数据支持的，虽然那几年的数据可信度有多大现在几乎已经人尽皆知，但即使刨去其中的水分，剩下的数量恐怕也能令人咂舌——
1958年上半年,湖北省著名“诗歌县”红安县县委宣传部做过一次摸底工作,得出的结论是“搞不清”；呼和浩特市决定在3年到5年内要生产50万吨钢,收集50万首民歌,把收集民歌和生产钢并列在一起；河南省据96个县的统计已有创作组30571个,创作量是几百万上千万首。仅许昌一个专区,光有组织的业余作者就是57000多人,大跃进以来,已创作了作品316万件；河北省委曾发起1000万首的民歌收集计划,结果被保定地区包了。山西省提出一年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 30万个“郭兰英”。“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
而毛泽东最初的想法，仅不过是下次开会时“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
曾创作出《回延安》的贺敬之豪情满怀地说:“大跃进民歌的出现,及它在整个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看到,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揭幕了。这个诗的时代,将会使'风’'骚’失色,'建安’低头,使'盛唐’诸公不能望其项背,'五四’光辉不能比美。”
那么，这些新民歌时代涌现出来的作品，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水平呢？
新民歌作品赏析：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在这些数不清的“新民歌”中，以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共同编选《红旗歌谣》影响最大。这个“官方钦定本”共选了300首，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编者的编辑理念是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诗经》看齐——《红旗歌谣》想要成为“新民歌”时代的圣经。集子分为四块内容：《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和《保卫祖国之歌》。具体作品的水平如何呢？仅举几首为例——
《端起巢湖当水瓢》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一个谷穗不算长》
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
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
《主席走遍全国》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峨嵋举手献宝，黄河摇尾唱歌。
主席走遍全国，工也乐来农也乐，
粮山棉山冲天，钢水铁水成河。
整体水准基本如此，无非展现了“人定胜天”、“农民的革命乐观主义”还有些个人崇拜的内容。毛泽东本人在看过《红旗歌谣》后，都感觉相当不满意，“水分太多，还是旧民歌好”，还说“巢湖怎么端得起来”。
别的选本大致也差不多：“放下锄头写诗歌/写成诗歌千万箩/歌声高涌冲云汉/屈原李白不敢和”(《华南新民歌选》)；“要叫顽石让路走，要叫高山尽低头，要叫穷村变福地，要叫恶水变驯流，要叫番薯像冬瓜，要叫谷粒象大豆，要叫鸡蛋粗过碗，要叫肥猪赛过牛”（大跃进民歌选）
被逼的写作：劳改犯也要写诗
即便从当时的眼光看，“新民歌运动”产出作品的整体水准也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想必也有人能看出来，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连劳改犯也要被逼着写诗，所以很难发出什么声音。
聂绀弩在诗集《散宜生?自序》里记录了领导传达上级命令要求劳改队员写诗的情景：“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作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作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震惊和骚嚷。但也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一条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昼。并且都抽出笔来,不知从何处找出纸来,甚至有笔在纸上划的沙沙作响。”
而某种程度上，郭沫若本人也是运动的受害者。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组《孩子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郭沫若写了一首诗答作者：“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作为民国时期名声显赫的诗坛才子，这个时期成为了创作水平下降最快的时期——在“努力”为大跃进创作的过程中，因为他诗中所报道的数字往往跟不上所看到、所听到的“跃进”数字的变化，不得不反复修改，这水平能不下降吗？
[消亡与反思]文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毛泽东不再提倡：短命的新民歌运动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波折,新民歌运动逐渐退潮。1958年底,全国各大报刊刊载的新民歌就大大减少了。推动和提倡新民歌的毛泽东，正如他开始觉察并立意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一样，也在1959年否定了一年前提倡全民写民歌的态度。他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你让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无诗意,怎样写诗呢？你不是冤枉人家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
于是，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在它发动一年以后逐渐降下了帏幕。但“文化革命”没有结束，如果说“新民歌”还可以算是“歌谣化的口号”，1966年以后，便连歌谣这件外衣也顾不上套，只剩下赤裸裸的口号了——八亿人民沉浸在八个戏之中，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为什么新民歌运动夭折了？
毛泽东在否定全民写诗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个问题说的相当清楚了——“违反辩证法”。纵观整个运动过程，其实不过就是“左”的思想在文艺界的一次大体现。
诗歌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有其自身规律。运动式的推波助澜，行政命令式的摊派任务，限定了题材的发挥，统一了艺术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好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完全违背了重视民歌的初衷——“新民歌”变得虚假、呆板，以及莫名其妙获得定于一尊的地位，怎么能够不失去民歌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所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失败是必然的。
但是，虽然新民歌运动仅仅存在了不长的时间，但这场运动失败背后的一些原因却并未被解决，甚至还不断发育，以至当代中国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界都难以摆脱影响。如今某些官员诗人现象和“纵做鬼、也幸福”等奇句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深思。
参考资料：郭沫若、周扬《红旗歌谣》；《农村大跃进民歌选》；《华南新民歌选》；刘延年《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谢保杰《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历史描述》；史竞男《喧嚣躁动下的寂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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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周恩来总理来北京大学视察(左为校长马寅初，右为副校长江隆基)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
“——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当代中国出不了大师？”
这是如今很时髦的两个问题，解读众说纷纭，角度千奇百怪——从时代上看如何如何，从社会方面诠释如何如何，从人的角度说如何如何，不一而足。而往往说到最后，总而论之，曰：体制问题。
是体制问题的原因吗？恐怕不能说明一切。但探究新中国的大学“体制”无疑是回答这两个问题的一把很好的钥匙。而恰好，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建设有一个“总”的“体制问题”：1952年院系调整。这次“苏联经验”“延安经验”指导的大变化，其深远影响在今天也能够清楚感受得到。
[概况]高校教育体制向苏联靠拢
告别 “美国模式”的民国高等教育
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端于晚清：从公派留学生赴美，到美籍传教士丁韪良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再到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和几所教会大学，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很早就打上了浓重的美国色彩。
这种教育的特点，即所谓的“博雅教育”，用现在的话说，其实就是素质教育，“美国模式”办的大学大多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自由、独立发展。民国时期，这种精英导向的大学人才培养方针结出了许多硕果，而毫无疑问，这种模式很容易被打上诸如“精英”“个人主义”“少数人享有”等标签。
告别 “美国模式”的民国高等教育
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端于晚清：从公派留学生赴美，到美籍传教士丁韪良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再到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和几所教会大学，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很早就打上了浓重的美国色彩。
这种教育的特点，即所谓的“博雅教育”，用现在的话说，其实就是素质教育，“美国模式”办的大学大多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自由、独立发展。民国时期，这种精英导向的大学人才培养方针结出了许多硕果，而毫无疑问，这种模式很容易被打上诸如“精英”“个人主义”“少数人享有”等标签。
1949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让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岌岌可危。但在撤离中国之际，自信的美国人却也留下了一段余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中美关系白皮书》称：“其固有之深邃文化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重新发挥其力量，而将其外部桎梏扫荡无余”。面对挑衅，毛泽东丝毫不客气的将“民主个人主义”打上“份子”或“拥护者”的复数字样，决心全面清除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美国模式的“博雅教育”，在49年之后，注定要走向终结。
外交“一边倒”，教育模式也“一边倒”
取而代之的，自然是苏联模式。作为成功打胜二战、正在不断崛起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国，老大哥苏联给新中国领导人呈现了一幅美妙的崛起道路——在国家的强制力量下，在计划经济的指令管理下，人们像机器上的螺丝钉班各司其职，很快就能实现社会化大生产，见证社会主义工业神奇的力量。
为此，国家需要大量的工科技术人才，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来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拖拉机学院、坦克系等等），确定招生和学生分配；本家对高等教育实行垄断，学生全部免费。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培养“专家”的教育体制。这种体制，还被打上了“民族的”、“公平的”、“大众的”等标签。
在共产党刚刚执政的时候，对这种图景还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高校教育制度要改，但要慢慢来。但正如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突然疾进一样，随着抗美援朝和苏联来华专家的到位，随着领导们对自己党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信心满满的增长，高校改革突然就由和风细雨变为狂风骤雨，一往无前的在1952年开展起来。
以南京大学为例：调整前的南京大学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7 个学院共35 个系，经过这场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 个系，并且严格分成文科和理科，南京大学由一个综合性大学变成了虽然名义上叫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却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类似欧美的文理学院，其他的12 所综合大学也大体如此。
调整中的高校人才流动比例，在世界科学史、教育史上绝无仅有
学者沈登苗曾以90年代中科院编纂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收录的中国科学家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52年院系调整前后这些著名科学家的分布和去向，结果如下表：

从中可看出，院系调整后原在高校的314名科学家留本校任教的仅82人，只占总数的26％；调离原校的有232人，占总数的74％。即代表每个学校的精英有近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如此的调动幅度恐怕在世界科学史、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越是原先有名的院校越被拆的惨。以清华浙大为例作说明：
清华：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的现代科学家首屈一指，且其人文学科的力量也不弱，理当是国内最牛且应被最看好的大学。但在这次调整中，原本拥有的65位收录的科学家被调走了52个，仅仅留下了六分之一！从此清华元气大伤，也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工科专门学院。
浙大：建国初年，浙大集合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等著名教授，师资队伍整齐又强大，尤以理学院论，“是全国第一流的”。然而这次调整中，原本拥有的26位收录的科学家居然被调走了24个，调出率高达95%，而一个都没调进来。处于巅峰状态的浙大，就这样被肢解了。
高校彻底“苏联化”
院系调整之所以能够“雷厉风行”，是整个意识形态及社会氛围在支撑，包括大学里的思想整顿，也包括不容置疑的“向苏联学习”。前教育部副部长王明达回忆说：“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政治热情非常高，很活泼，每天准时起床睡觉，会参加一小时的身体锻炼，还有生产劳动。我们那时候的教育目标一个是要求政治正确，一个是着重培养专业人才——学习苏联培养重工业人才，还有一个就是要生产劳动。喜欢看的书都是讲革命的进步的书籍，必看的有《毛选》和《中国青年》。”
经过调整后，“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均较前明确，工科院校得到了发展，综合大学得到了整顿，这样使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所谓的符合需要就是：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3.9% 降至1952年的10.9%。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而随着各地新设工科院校的增多，1986年，这一比例更跌至4.3%。“向苏联学习”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案例]“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文学科遭遇冬天——以社会学为例

人文学科的原罪
前述以科学家为代表的人才流动调整，还仅仅是挪这或者挪那的伤筋动骨。而对于人文社会学科来讲，52年院系调整则不啻为一场灾难。
作为“美国模式”影响下天然容易成长的人文学科，在民国期间，中国的这些学科的发育程度已经相当不错，产出了一批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学者，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不乏人才，比起当时中国理工科学者在世界上的地位要高得多。但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的人文类知识分子，不仅因中美关系的恶劣而要遭清除，更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资产阶级”性质的非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那些人文学科命运可想而知。其中的社会学则遭遇了“灭顶之灾”。
社会学学者带着枷锁的挣扎
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因为与英美教会大学关系紧密，接受其捐助进行研究，建国后一开始就有了原罪。抗美援朝后，费孝通、雷洁琼、严景耀及潘光旦等社会学者，分别发表了批判美国的文章，以及检讨自己为什么不仇美，但却过不了关。而在课程方面，他们则要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与其本身观点格格不入的课程，而在土改运动中，这些社会学家更是要亲身参与土改，以明白他们的理论错在什么地方。到后来，费孝通、陶孟等人竭力反思自己的观点，却仍然逃脱不掉社会学系被全部砍掉的命运。而主要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苏联人不认可。
苏联顾问一锤定音——费孝通苦求毛泽东受挫
苏联顾问阿尔辛捷也夫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设这一'系’或不设那一'系’，这从什么角度来考察呢?只能从'系’的任务即以培养哪种人才为设'系’的出发点来考察有些'系’的任务很明确．一看就知道它负有培养哪种人才的任务．但也有些'系’的任务尚欠明确……什么叫作社会学?在科学的领域内根本就没有这种科学，如果它以社会为研究对象。那应该是历史唯物论的任务。社会学这个名词是不能成立的，在我们的大学里不应该有两种思想并存。我们在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之间，只能取其一。”尔后，社会学整个专业就面临取消了。
据张冠生记载，当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时，据费孝通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
1953 年底，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原先的社会学学者，吴文藻、潘光旦、吴泽霖及费孝通去中央民族学院。陈达、吴景超、李景汉、赵承信等先去中央财经学院，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孙本文到南京大学地理系任教；史国衡则完全脱离了教学岗位，在清华大学担任总务工作。
[探究]院系调整的深层原因：推广“延安经验”

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大学体系
人文学科因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遭到打压可以理解，但前文提到的理工科学家为何要如此折腾，除去要符合苏联化的教育模式外，也跟“延安经验”的推广有关，即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在“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框架里，民国造就的知识分子自然地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烙印。而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各大学与解放前的历史联系”，或者说“基本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将大大有利于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掌握和驾驭，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
院系调整与“思想改造”
北大校长马寅初于1951年10月2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 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这里清楚揭示了院系调整与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关系，而广州的一份院系调整总结里，更是明确指出“在各种工作会议上，我们也反复强调院系调整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
这次与院系调整相结合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可以算是建国以来历次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第一次行动。但也有不合作者，一九五三年科学院请陈寅恪先生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提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最终他没有去成。
[结语]为什么当代中国出不了大师
自然科学家都稀缺，何况人文大师？
52年院系调整，从适应我国刚起步的工业化建设来讲，是有着很大意义的。52年全国工科学生的数量，已经是49年以前最高年份数字的三倍。日益发展的工科院校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大量人才。但恶果也是很明显的——
据沈登苗的统计：被中科院《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收录的科学家中，从1949年后大学毕业成为现代科学家的区区43人，仅占大陆科学家总数603人的7.1％。其中，1949～1952年23人，1953年以后仅20人，占3.3%，而这本传记收录的最晚毕业的科学家是到1962年。
从这个数据可以管窥出，新中国早期在培养顶尖人才的效率方面远不如民国，这其中52年之后又不如52年以前。这还仅仅是自然科学方面，人文学科的培养成果怕是只能用窘迫来形容。中国总是出不了诺贝尔奖，看来不能总是怪罪于西方人的偏见了。
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当代中国出不了大师？”，看看52年苏联化的院系调整，想必读者会有些想法了。
高校改名、合并运动与综合性大学、“博雅教育”的回归
前几年各地院校掀起了改名以及合并运动，例如 “株洲工学院更名为湖南工业大学”、“山东工程学院、淄博学院合并组建山东理工大学”等等，被广泛视作“教育产业化”的行为。但另一方面，这种专业院校升格为大学，单一专业学院合并为综合性大学的做法，其实也是“博雅教育”（即综合教育、素质教育）回归的表现。中国人民大学设物理、化学专业，清华大学大力建设文科，虽然未必能得到广泛认同，但也同样是为了实现这种理念——大学之谓大，不仅仅在于培养出精通某些方面技艺的专业人才，更可贵的是能够培养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师。
这里引用一下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在纪念350 周年校庆时的谈话作为本文结尾——“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大学一直有着不平凡的自由，政府官员很少干预州立学校的事务，私人集团也可以建立它们自己的学校。所有学校都在为得到优秀的学生，教师和设备进行激烈而又友好的竞争。我们对这一体制已经如此熟悉，从而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内，大学严重地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下运行。我们这种自由而又分散的体制有着伟大的力量，它允许各自为政的独立学术中心存在，提高了创造力和适应力。由于避免了政府的控制，决策权利就掌握在有识之士的手中，鼓励竞争成了努力进取以超越他人的动力。”
参考资料：李刚《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载于《南京晓庄学院学报》；沈登苗《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载于《大学教育科学》；杨东平《中国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出自《倾斜的金字塔》；阎明，《社会学是怎样淡出高校的》，中国社会导刊；李杨《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载于《开放时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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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流氓罪入狱的迟志强一曲《铁窗泪》曾传唱大江南北,还被认为是浪子回头的典范
谈虎色变“流氓罪”
“流氓罪”，这是一个让人感觉怪异的词汇，作为一个法律名词，似乎很不严肃，但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它又是在共和国历史上切实存在过的，并且还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罪名。
这个罪名为何不存在于建国前三十年？而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在刑法中一度存在后，又被完全取消了？
“流氓罪”的设立与取消，是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一个极好的角度，明白为何取消“流氓罪”，就能明白现代社会的逻辑。
[缘起]流氓罪是怎么来的

1979年，流氓罪诞生
所谓的流氓罪，即1979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中设定的罪名。这部刑法也是新中国的首部刑法，此前三十年间的犯罪司法工作，要么是以运动的形式发起，要么根据各种政策条例草草判案，定罪量刑均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酝酿许久的刑法草案却要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意识大变革。
为此在制定条文的时候应用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以免立法疏漏造成打击犯罪不力。“流氓罪”，这个让如今年轻人感到困惑，而让当年人谈之色变的罪名在此原则指导下诞生。
精神洁癖的残影与高悬的利剑
具体而言，流氓罪的设立是参照苏联及东欧的相关条文的。例如苏联刑法第206条规定：“流氓行为，即故意实施粗暴地破坏公共秩序和显然不尊重社会的行为。”这是充分反映“共产主义精神洁癖”，而为西方国家所没有的一种罪名。
精神洁癖在文革期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只讲集体主义，没有个人主义，只讲热爱领袖热爱国家，个人则连爱情都是耻辱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不必说，对妇女耍流氓更是想都不要想的被全社会所唾弃的行为。70年代末，整个中国还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流氓罪的出台可谓理所当然。
立法者聪明的一点，是把流氓罪适用于“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这是大有深意的，因为在对社会转型充满困惑的当时，谁也不知道会出来什么过去不曾想象的行为，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祭出说你是“耍流氓”的利剑，即可对社会风气进行有效的控制。
尔后，人大常委更是出台司法解释将流氓罪的适用刑罚提高至死刑，从此，流氓罪在80年代大行其道，而在83年严打之中，更是成为许多“流氓”的梦魇。
[影响]当“流氓”遇上“严打”

改革不谐音与人性回潮
1983年内蒙古自治区，发生了一起建国以来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杀死27名无辜群众，从两岁到75岁。其中男性19人，女性8人。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次“六?一六”案件与此前不久的卓长仁劫机案件、震惊全国的“二王案件”，以及前几年的上海“控江路猥亵妇女事件”、北京火车站造成9死近百人伤的自杀性爆炸事件等等一起，给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造成了巨大的杂音。邓小平于是决心发动“不是运动的运动”，来一次从重从快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行动，史称“83严打”。
“83严打”出台，在于针对社会转型初期“一小撮”“心怀不轨”的人，但若以70年代以前的标准来看，“心怀不轨”的人则实在太多了——思想解放、私有经济发展、港台流行文化传入，邓丽君、《小花》、《庐山恋》还有舞会，甚至还有裸体壁画，于是女生穿裙的多了，男的也出现爱俏的了。舞台上不再是样板戏里的艺术家，而是变成了青春靓丽英俊的偶像明星，在荧幕上甚至还出现了接吻——这一切，在70年代之前几乎难以想象。
那么，问题就来了，随着青春欲望的成长萌发，男女之间的“不干不净”怎么算？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说不该管的，有说这是败坏风纪的，更有人说这是属于“自由化”。但在因惊恐而发起的83严打之中，这一切都被当作“后果很严重”，看似纯粹的生活作风和道德问题，被上升到了法律问题，“流氓罪”仿佛像早已备好的“武器”，被用来狠狠的刹住社会上的这股“不正之风”。以下几个，是83严打中被判“流氓罪”的几个著名例子：
“偶像的坍塌”迟志强
迟志强，是因流氓罪被判刑的人物中最著名的一个，他曾经和刘晓庆、陈冲等同为国内影坛的新星，前途不可限量，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在严打中被警察带走，然后因流氓罪中的“聚众淫乱”被判刑4年。
据迟志强后来的描述，他当年的情况不过是与女舞伴跳了“贴面舞”，在轿车里女伴“坐在了他的大腿上”。而起初，警方了解情况经过后并不想追究刑事责任，但迟志强的这个事情登了报后，引来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最终被判入狱，大好前程就此结束。
再以后，人们记住他的，只有心酸的“手里捧着窝窝头/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犯下的罪行是多么可耻啊/叫我怎能抬起头”的忏悔。在看守所里，迟志强遇见两个“难友”，一个偷看女厕所，流氓罪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属流氓罪中的猥亵罪，判了4年。
“家庭舞会”组织者被判死刑
马燕秦是西安的一位家庭舞会的组织者，作风开放。1983年中国舞禁初开，人们开始尝试交谊舞，但动作举止更为亲近的“贴面舞”还被视为“流氓舞”。马燕秦喜爱交际，家中经常有朋友聚会、跳舞。她的家吸引了很多时髦的年轻人。但这种行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怀疑。
“严打”开始后，早已了解她舞会组织情况以及复杂两性关系的公安部门，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300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陕西日报》以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道案情。最后，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人。
当时的审判结果认为她“长期有业不就，将其家作为主要据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并经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舞场，教唆、诱发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先后与数十人乱搞两性关系”如此流氓犯罪，不免给人一种惊悚的感觉。
流氓罪是个框，什么都往里面装
83严打中，流氓罪是最厉害的一个罪名，相比另外两个口袋罪名——玩忽职守罪和投机倒把罪（所谓口袋罪，即许多行为都可以归为其名下的罪名），流氓罪适用范围最广，使用起来最自由。猥亵妇女算耍流氓，与人口角斗殴算耍流氓，在街上随地大小便也算流氓，几个男的女的走在一起就算流氓团伙。人心惶惶下，让民众感到安慰的，是严打加流氓把干部都抓了不少，北京海淀区法院搞舞会也因流氓罪被枪毙，上海几位高干子弟也因强奸流氓等罪行遭到了枪毙。
83年严打，反映了改革开放中社会急剧转型中的冲突，这与流氓罪的设置是一样的，都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表现，而严打结束后，流氓罪仍然是八十年代一个常见的、让许多人战战兢兢的罪名。
[废除]1997年“流氓罪”等口袋罪名彻底取消

流氓罪与时代发展格格不入
除去严打时期让现在的人瞠目结舌的表现外，流氓罪在司法实践中还表现了其他不适应现代法律要求的种种问题——
人大和高院不断对流氓罪进行司法解释，“霸占售票窗口，强行发放自制的编队序号，迫使旅客购买序号”算流氓罪，“未婚男子以'恋爱’为名，玩弄女性，奸淫多名未婚妇女，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也算流氓罪；法律学者们连篇累牍地在期刊上讨论强奸罪与流氓罪适用条件的差别；连公交车上强卖假烟是算抢劫还是流氓也让法律专家感到困惑。随着时代不断前进，流氓罪不适应现代社会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早在八十年代末，就有学者明确指出，流氓罪显然超越了刑法中一个罪名所能包容的范围，应当将其拆分，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等等应该分别立法。剩下的问题是，“流氓罪”本身这个缺乏世界通用性的法律罪名是否取消，还是继续作为一个缩小的口袋罪名用以应付未知的“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
1997新刑法，“流氓”说法的取消与轻刑主义
1997年，新刑法通过，这是一次力度前所未有的大修改，直指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玩忽职守罪三大口袋罪，全部被取消。“流氓罪”被分拆为具体名目的多个罪名：即聚众斗殴罪（第292条）、寻衅滋事罪（第293条）、聚众淫乱罪和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罪（第301条）、盗窃、侮辱尸体罪（第302条）、确立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以及猥亵儿童罪（第237条）。从原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内容还体现了法定刑的更加适中和具体化，新分解出的罪名全部废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流氓”的叫法从刑法中彻底消失。
[余波]流氓罪虽然取消，但流氓罪的逻辑并没有彻底根除
要“宽容精神”，不要“精神洁癖”
新刑法出台以后，仍然有学者反对取消流氓罪。理由是认为取消流氓罪，取消类推原则，将有可能无法惩处那些新的无明文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还举出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没有取消“流氓罪”作为论据。
这种看法未必没有道理，但相对于取消流氓罪带来的巨大的司法实践的进步，保留流氓罪的理由无疑极为薄弱。回首看看迟志强当年被判的罪，是多么的荒唐可笑。相比起挥舞“流氓”大棒逼迫他人遵循精神洁癖，刑法更应该要体现“宽容精神”——这与马克思指出的“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在流氓罪已经取消十多年后的今天，“流氓罪”的逻辑却还时常能够见到——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寻衅滋事”成为取代“大口袋”的“小口袋”，雇凶伤人可以成为“寻衅滋事”，拆迁户上访也成了“寻衅滋事”；我们还可以看到，“聚众淫乱”成为新的纠正社会风气的法宝；而二十多年前因抢夺一顶帽子被判“流氓罪”而坐牢的年轻男子，在从监狱出来多年以后仍要回到监狱，为那顶帽子一直坐牢到2020年……
结语：告别“流氓罪”的逻辑
从1979年到1997年，“流氓罪”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司法当中占据了浓重的一笔，这是由于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保守的社会风气，“流氓罪”很担当了本不该担负的维护社会道德规范的重任。从本质上看，“流氓罪”反映了建国前三十年“精神洁癖”的遗孑，也是现代法制建设未健全时的过渡品。随着现代中国法制建设不断成熟，多元化社会的不断完善，“流氓罪”的流氓逻辑终有一天将会彻底告别。
参考资料：姜平《流氓罪的现行执法依据及未来立法构想》；迟志强《流氓罪是命运跟我开的玩笑》；侯国民、梁志敏、张起淮《论新刑法的进步与失误_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吴名响 张律 《新刑法为何取消流氓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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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屎养猪调查总结报告》，载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发展生猪生产的经验》
2、“牛屎养猪”具体怎么操作？专家们也用图表作了总结说明：
“大粪喂猪”可行性报告
当年有诗曰：“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今人多斥其为妄语。
当年的民众有过疑问：这么大的猪，是怎么养出来的？
当年的“专家”给过答案：这么大的猪，可以通过吃大粪养出来。
当年的民众，默然接受了“专家”的结论。
当年的民众，也默然实践了“专家”的结论。
“大粪喂猪”的时代，真过去了么？
案例一：河南鲁山县马楼公社养猪事业大跃进
“以养猪为纲”：猪多→肥多→粮多
据1960年出版的《大搞养猪积肥促进农业增产》（河南人民出版社编写）一书记载，河南省鲁山县马楼人民公社，即现在的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在1958-1960年间取得了养猪事业的大丰收：
“截止一九六O年元月二十二日月统计，全社生猪巳发展列八万零九百七十六头，比一九五八年的七千八百头增长十倍多。除卖给国家和供应市场肥猪八千三百三十四头外，现在实有生猪七万五千一百一十头，每亩地平均一点二头，平均每人一点七五头，其中集体养猪占92%。养猪事业的大发展，带动了整个畜牧事业的大跃进。在“以养猪为纲，大兴十养”的口号下，一年内大牲畜增加三百九十二头，羊二千七百一十三只，鸡、鸭、鹅；蜂等都有了很大发展，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是个大奇迹。”
养猪能够上升到“纲”的重要程度，源自这样一种逻辑：“猪多→肥多→粮多”，养猪，无形中成了农业大跃进的“最关键基础”。
猪饲料的解决方式：铲净大山，割光肥河滩，树上叶打净，水里草捞完
马楼公社总结了一大堆取得养猪事业大跃进成果的经验，包括群众运动，包括强化领导，包括毛主席思想。但归根结底，靠的是猪饲料的收集，没有足够的优质猪饲料，一切都是浮云。
马楼公社也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
“我们在解决猪的饲料问题上，首先批判了平原地区饲料少、单纯依靠粮食细料才能喂好猪的错误思想，提出了“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饲料到处有，看你动手不动手”。在全社范围内，开展了百集百采运动。山岔口大队提出了“铲净大山，割光肥河滩，树上叶打净，水里草捞完”的口号，在秋末冬初全民突击了三天，即储存饲料十二万斤。马楼大队的社员在“上工带箩头，下工不空手，利用野草喂肥猪，支援建设增收入”的口号鼓舞下，两天内全大队实现了五净，即：树上叶净，场内扫净，荒滩割净，坑塘捞净，地内收净，共收集猪饲料十八万斤；一年来的事实证明，平原地区的猪饲料和山区同样丰富……一宙地一年收集起来的饲料供—头猪吃一年也吃不完。通过去年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在生猪大发展的情况下，不仅满足了需耍，到现在还积存饲料八百多万斤，大大节约了粮食，降低了饲养成本。”
马楼公社的横扫域内一切绿色植物，全部用来养猪的方式，其实还算比较“正常”。
案例二：《牛屎养猪调查总结报告》
猪饲料的创造性突破：牛屎养猪
据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著的《发展生猪生产的经验》（1958年出版）一书记载，广东省在猪饲料方面有创造性突破——牛屎喂猪。
书中说道：“牛屎作饲料喂猪这项经验，是一项新的创造，是一项革命的办法，（经过民众的试验）效果已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当前的问题是怎样全面推广，怎样把所有的牛屎都利用起来。佛山专区有四十万头牛，每头牛每天排屎平均二十斤，能供给五头猪作词料，那么，现有的猪就吃不完(现全区有猪一百二十万头)，而且来源无穷无尽。那就应该大胆推广、拚命推广，把经验贯彻到每个社每个农民中去。”
群众的“实践”，还必须得到专家的“论证”，才能算作完美的“创造”。所以，书中还收录了一份专家们提交的《牛屎养猪调查总结报告》。下文，即是笔者对该调查报告内容的一个简单介绍。
报告的概况
笔者选用的这份调查报告，执笔人包括一位华南农学院的副教授，一位广东省农业厅的畜牧技师，以及一位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技术员。调查主要集中在广东鹤山县的沙坪猪仓，连成乡连北社、大埠社，桃源乡的旺龙一社、旺龙二社、芸蓼社， 高明县的官径农场、县粮食局、城中农业社、潭边农业社等，调查前后共八天(1958年3月20日至27日)。
A、当地“牛屎养猪”的起源与普及推广
据调查报告介绍，当地“牛屎养猪”的起源与发展，与一位叫做黄巨棠的鹤山县商业局干部密不可分。报告说：
“早在1956年，为了解决统糠供不应求的矛盾，黄同志便思索到以牛屎代替部分饲料的尝试，从而将家中饲养的猪作试验，饲养了几天，后因离家后家人没有坚持下去便无结论。至1957年冬，黄同志适巧调返其家中的农业社搞副业生产及多种经营工作，他再次下决心说服家人，亲自动手将家中饲养的两头小猪，继续试验，结果获得成功。”
黄的试验获得了“成功”之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推广：
“到3月7日的统计：全县二百九十七个农业社中，用牛屎养猪的农业社有一百五十个，喂养的猪达一万一千多头，还有二百九十七户社员采用了牛屎养猪。在全面推广试验、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县委还在3月5日召开了圣县农业社副主任、饲养员参加的多种经营会议，对牛屎养猪作了专题的介绍，并组织参观了连北等社，这不但巩固了牛屎养猪的成果，还成为生猪生产大跃进中饲养方法上的一项重要措施。”
“目前，全县采用牛屎养猪的社已达二百五十多个，占总社数的80%以上，未采用的社，也并非是因对牛屎养猪有怀疑，而是认为当前青料多，需要大量使用，而青贮问题又未有很好解决之故。”
B、专家们对“牛屎养猪”的可行性论证
1、牛屎只是牛的排泄物，其有什么营养成分可以用来养猪？专家在报告里列表说明：



3、上面是牛屎养猪的饲料调配比例。猪食具体如何操作，专家们也有总结：
新鲜牛屎的处理方法有三：
1．煮熟。“这个方法以鹤山县连北一社为代表，他们的方法是先把牛屎—百斤加水五十斤搅烂除去粗渣，倒入锅中加火煮滚。煮时加盖与不加盖都可以，但要边煮边搅，一方面避免粘锅，一方面使臭气易于挥发，煮到三滚时，把上面的泡沫与杂质除去，然后加糠二十斤，盐半斤，再一滚便收火焗一会使用。使用时，适量加水喂饲，大猪较浓，小猪较稀，以适口为度，一般从调制到饲养，牛屎与水的比例为4：3。柴火的滑耗以草计算，每煮好百斤牛屎需草二十五斤。”
2．焗熟。“这一方法是把牛屎放在桶底，加少量水，揸烂，等其他料煮熟后趁热倒入桶搅匀，把牛屎焗熟。”
3．生喂。“鹤山桃源乡旺龙二社和昆东水沙乡都用过这方法，即是把新鲜牛屎混在熟料中喂给。因为生牛屎臭味较浓，所以猪爱吃的程度比不上煮熟的，有吃剩料现象，现在群众已停止使用这一方法。”
干牛屎的处理简单一些：
“这种处理方法是先把牛屎晒干，碾碎，筛过，用缸保存好；调制饲料时，先把水煮滚，加入干牛屎粉及糠，搅匀后加盐焖一会；青料(仔猪加番薯或适当加米碎)另煮，喂时混合。”
案例三：一个“大粪喂猪”操作者的回忆

缺乏猪饲料的窘况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叶书宗上世纪60年代曾被派去学校农场劳动锻炼，被分配为饲养员，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三十几头猪准备饲料和喂食，以及打扫猪舍”，因为猪食饲料短缺，叶书宗先生亲身体验了一把“大粪喂猪”的操作过程。
叶先生撰文回忆：
“上班第一天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滋味。三十几头猪，一天喂两顿，而饲料呢，就是河面上的水浮莲。这水浮莲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是光喂水浮莲，猪根本不长膘，瘦得像猴子。所谓“精饲料”，不过是指望食堂的泔脚。”
“那时，人都吃不饱，学校纵然有五千来人用膳，可是用餐过后，食堂门口的四只泔脚桶几乎总是空的。面对这种困境，农场领导和我都心急如焚。”
猪并不爱吃“大粪”
报纸上屡次介绍的“大粪养猪”的经验给了农场领导们启发，叶先生回忆说：
“于是这个任务落实给了我。我明白，农场领导作此决定也是实出无奈。我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任务，尝试用大粪喂猪。 ”
“喂猪的大粪必须烧熟、煮透，为的是杀菌。我就这样做了。第二天早晨上班，饲养场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揭锅盖时，臭气冲天，差点把我熏背过去。有了第一次的教训，以后揭锅盖后，我就先逃向室外，待恶臭略微飘散之后，再将粉碎好的水浮莲倒进大锅搅拌。搅拌时的种种情景，几年后想起都忍不住作呕。然后将“饲料”倒入猪食糟。 ”
“此时，三十几头猪早已饿得嗷嗷乱叫，栅栏门一打开，就蜂拥而出。 ”
“奇事出现了。平常，猪都是冲向食槽，埋头争食，但闻一片吧嗒、吧嗒声。而此时，猪沿着食槽兜一圈，东嗅嗅，西嗅嗅，跑回去了，对“新饲料”来个“绝食抗议”。约莫过了五、六分钟，猪才三三两两，懒洋洋地走向食槽，用嘴巴乱翻、乱掘，专挑水浮莲吃。大耳朵一煽，粪汁四溅，弄得满屋子都是大粪，狼藉一片。打扫猪舍时，平常从河浜里挑一担水就够了，此时挑四担水还冲不干净。 ”
“用大粪喂猪不仅是猪不肯吃，我也狼狈、疲惫不堪，而且招来家属宿舍区的一片骂声。因为饲养场的西面就是家属区，东南风一刮，家属区整夜笼罩着臭气，令人难以忍受。这样坚持（实际上就是僵持）了十来天，农场领导终于同意停止这一尝试。”
专家们论证说“可行”，叶先生的尝试却“夭折”了，该信谁呢？
资料来源：《大搞养猪积肥促进农业增产》 河南人民出版社编写,1960年出版；《发展生猪生产的经验》，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叶书宗《用大粪喂猪的蠢事》，载《世纪》杂志2007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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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宣传画里的65式军装经典形象
“65式军服”的迷失与教训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在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人民子弟兵曾经全部作如此打扮。
是的，全部如此，从一个刚入伍的小兵，到连长、团长，到师长、军长，到军区司令、军委主席。
并且，这个时代没有元帅、没有将军、没有校尉，互相之间，都叫同志。
为什么会有这种军服，它的意义何在？为什么后来又消失了？
为什么许多人在怀念这套军服？
[缘起]人民解放军军服正规化的起步与不谐之音
模仿苏联——从50式军服到55式军服
“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人民解放军现状的判断和要求。就“现代化”与“革命”两点而论，解放军的“革命性”是丝毫没有问题的，但在“现代化”方面，则做的远远不够。抗美援朝时，连朝鲜人民军都已经有了军衔制，我军却仍然没有，甚至还没有统一的军服，现代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走苏联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建国初期解放军建设的预定目标。1950年颁布的50式军服，让解放军军服历史上第一次分了陆海空三军，并且按干部、战士、男军人、女军人、冬服、夏服等方式分类。
而到了1955年，随着军衔制、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的建立。配套的55式军服更是让解放军军容有了很大的变化：佩戴军衔肩章、领章、军兵种符号，军官增加了礼服，水兵、仪仗、文工团、体工团等还有特制礼服，使用了将校呢、大檐帽，穿皮鞋等等，不同军种采用了不同色系服装，还有一系列焕然一新的变化。在当时的国庆阅兵式上，这套帅气威风的解放军军装让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
首现不谐音：船形帽与解放帽之争
船形帽，是一种形似船只的软体制式军帽，打起仗来很方便，利于戴钢盔，不易被勾挂，既可当帽子戴，又能当毛巾擦汗洗尘。55年阅兵时，贺龙曾对毛泽东说世界多数国家军队的战士都戴船形帽，彭德怀则称大家一致认为在阅兵式上戴船形帽精神，因此55式军服才用了船形帽。
然而，由于美国兵与国民党士兵曾经使用过这种帽子，以及这种帽子看上去像歪戴，不符合中国人审美观，结果士兵不愿戴船形帽，群众看不惯船形帽，觉得只有戴解放帽才像一个解放军。1957年，军委决定取消船形帽，恢复了几年前曾经废除的解放战争时期所佩戴的解放帽。这个举动，为接下来的“回归老红军”埋下了伏笔。
[诞生]“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毛泽东：“要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
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交恶、以及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开始主管军队工作，“左”的思潮在军队中蔓延。为了将军队打造为全国人民的榜样，林彪大力宣扬“突出政治”，军队正规化建设基本不再提起。由于军衔制等级分明，不能体现人民解放军“官兵一致”的原则，不利于“干部和士兵打成一片”。另外，军衔制从苏联学来的，再加上三年困难时期后务求节俭，55年授的军衔及配套的华丽军服面临者被取消的命运。
1964年，在北戴河讨论高级干部减薪问题时，贺龙元帅提出：“是不是连军衔制一齐取消算了？”毛泽东听后，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想搞掉它。”回京后，罗瑞卿将情况报告林彪。两天后，林彪表示赞同。1965年，毛泽东再次表示：“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尔后，军衔制被迅速取消，解放军报社论称“军衔制度取消后，解放军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一律佩带全红领章，象征着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 1965年6月1日起，65式军服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正规化逆流：“三军一样，官兵一样”的65式军服
相对于实行军衔制的55式军服，65式军服的变动非常大。总的原则就是体现了“三军一样，官兵一样”。军官制服取消了西式大礼服、肩章、大沿帽，女军官取消了裙服和无沿帽。海军取消了蓝白两种款式军服，水兵取消了没有帽沿的水兵帽和带套头和披肩的水兵服。在65式军服里，无论陆海空三军，款式一律以中山装为蓝本，棉布面料，军种区别是颜色，陆军草绿色，海军灰色，空军绿上衣蓝裤子。识别符号一律是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男女官兵一律是戴解放帽。官兵的唯一区别就是军服上衣的口袋，军官四个，士兵两个。
65式军服一实行，所有军人摘下佩戴了将近10年的五五式帽徽、领章和肩章，再也没有什么将军，没有什么校尉，只剩下军长、师长、团长等职务，无论什么级别都变成了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从军委主席到刚入伍的小兵，装束几乎完全一样。而文革开始后，全国兴起佩戴毛主席像章热，各式各样的像章成为当时65式军服最时髦的佩饰。总政治部曾向全军指战员颁发这种特制的语录章和像章，但由于供应量不够，广大指战员便自主制作像章，这些像章成为文革初期65式军服的特殊服饰。
65式军服的影响是巨大的，60、70年代解放军常年维持在600多万人的规模，每年有100、200万新兵累计有几千万人穿过65式军服。并且，出于对解放军的崇拜，无数的红卫“兵”也穿起了父辈或者仿制的65式军服，从天安门广场到“广阔天地”的农村，全国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而65式军服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从65年到85年，期间虽然有些小的改革，但主要是服装面料上的改进以及海军有所调整，总体而言，整整20年，65式军服都是解放军的标准着装。
[消亡]65式军服退出历史舞台
65式军服的缺陷
65式军服由于其流行度成为了中国军队的象征，但从实用角度来说，片面强调恢复红军传统，忽视不同军服在不同军事环境里的不同功能，这好看的“一身绿，三片红”对于军服发展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退步。除去使用的面料落后外，其品种单一，品种少，形不成系列，军人生活、工作、训练甚至打仗都是这一套衣服。在80年代后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例如，水兵帽不带帽沿是为了便于水兵戴军帽观察仪器时避免帽沿碰坏仪器。水兵服不带纽扣是为了水兵在狭小的船舱里工作时避免扣子掉到机器里造成事故。但65式海军军服没有考虑到这两种因素。从当时记录片来看，1965年下半年在广东福建的两次海战中，水兵为了作战方便，都没有穿灰布军服，只穿了海魂衫。70年代后，海军率先对65式军服作出了较大更改。
再比如，全红领章帽徽非常醒目，但在实际的作战中，会因此而带来危险。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有戴着红领章红帽徽的吃亏了，正好成为人家的瞄准点。因此有些部队在上阵前强制要求士兵先摘下领章和军章。另外，由于65式军服无法区分军衔，只能以口袋多寡识别是否干部，当战场上建制被打乱时大家都不知道该听谁指挥。
另外，65式军服取消了女兵的裙子，这甚至对整个中国都产生了影响，由于解放军是全国人民的榜样，裙子也成了“破四旧”的对象，一时间全国的裙子几乎绝迹。直到73年调整以后，夏季女兵裙服恢复，才让社会上敢穿裙子的女孩多了起来。
军衔制的恢复与65式军服的淡出
军衔、军服是区分军人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称号、标志，也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新时期开始以后，逐渐纠正了军队建设的极左思想，开始回归到正规化道路上。为便于指挥，便于作战，便于管理，为了鼓励先进，为了便于国际交往，恢复军衔制以及使用新式军服便成为80年代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1984年建国35周年大阅兵时，就不再使用65式了，这次阅兵式服装一亮相，大沿帽、毛料服，女军人毛料裙等等，一下子让全军都振奋了，觉得确实漂亮，有了久旱逢甘霖的感觉。接下来，随着85、87式军服向55式回归，88年军衔制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道路终于重新走上了正轨。
结语：
65式军服退出了解放军的历史舞台，但却在民间有着广泛的认可度。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的电视荧屏上可以说刮起了一股65式军服的红色旋风，很多热播的电视剧，其中的主人公都穿着65式军服，像《幸福像花儿一样》、《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等等。而来华寻访“红色中国”的外国朋友，也往往必欲买一身65式军服的行头作为纪念。作为一个时代的遗迹，65式军服传承着一个对“大平等”“大民主”时代的幻想，但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来说，则是一次20年的迷失与教训。
资料来源：徐平《中国百年军服》《解放军65式军服的演变》《难忘的红领章（65式军服的激情岁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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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上的“人民公社好”宣传画
“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八十年代《收获》上的一篇小说《三岔镇风波》曾如此描述过1963年的情况：“——已经饿怕了的乡民们想尽一切办法瞒产和拖延。这些外表淳厚的乡民们已经锻炼出一副狡黠的脑筋，不断地变换手法，将粮食埋藏或转移。”
相比起今人更为熟悉的“亩产万斤”，“瞒产”这个陌生的说法似乎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概念。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持续得比“亩产万斤”久得多，与人民公社时代相始终的说法。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让毛泽东说出了“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那么什么是瞒产私分？人民公社时代怎么会有“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缘起]“瞒产私分”与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与“统购统销”
建国以后，随着土改和三年恢复期的结束，全国农业迅速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阶段，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分到土地不久的农民在合作化与集体化的道路上，可谓经历了一个急行军的进程。再后来，随着“一大二公”（集体组织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口号的提出，人民公社纷纷建立。不到十年，中国农村、农民组织形态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变革。
而同时，随着人口增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化的要求，农产品的需求也急剧增加，供给相对不足，1953年，国家出台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即“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农民生产粮食必须“先交公粮, 后卖余粮, 剩下的才是口粮”，集体组织成为分配制度的执行者。
以前没地的时候，地主老爷收的租虽然多，好歹交完了剩下都是自己的，可现在为何要交那么多公粮？为何余粮必须卖给国家？为何口粮吃不饱？农民不理解什么是集体化，不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有热情。“一大二公”加“统购统销”，数千年习惯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中国农民，处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之上。
粮食供应紧张，“瞒产私分”现象普遍出现
“统购统销”制度在设计时，曾有过一个“三定政策”，即要求各地在春耕开始前, 以乡为单位, 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确定下来, 并将国家对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 使农民知道自己全年生产多少, 国家收购多少, 留用多少, 缺粮户供应多少。在确定“三定”政策时, 毛泽东提出：粮食定产要低于实产， 要使农民多留一点，多吃一点，多喂一点，多自由一点，做到“人不叫，猪不叫，牲口不叫”。
但在实际的执行中，由于“左倾”错误严重，工业化建设和水利建设推动过快，在城市和基建新占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下，仍然制定了不切实际的农业目标，例如提出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根本没法实现。而即便如此，国家征购任务仍进一步加重、“剪刀差”过大。加上部分地区受天灾影响，粮食供应情况更为紧张。于是，就在农业集体化刚实行的不久，在全国普遍发生了“瞒产私分”现象。
[实例]形形色色的瞒产私分现象
农民的“反行为”
瞒产私分，是指农民及所在的生产组织，在国家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以获得更多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自由支配。
据调查，早在1957 年,浙江“吴兴县塘南乡286 个小队中, 除48个小队是自觉报实的外, 其他238个小队都瞒报产量, 这些瞒产队占总小队数的82%。而塘甸乡情况更为严重。全乡23个高级社222个小队, 每个社队都有隐瞒产量行为”。又例如，湖北省麻城县则“搞出了私分和干部多占的粮食1969万斤”，其中该县“白杲公社星火一队报出瞒产50万斤粮食”。诸如此类的瞒产私分，数不胜数。
历史学家高王凌曾在全国多个地方调查过人民公社时代的“瞒产私分”现象，他称之为农民的“反行为”，可以理解为农民对人民公社某种程度的“抵抗”，但又不是完全的抵抗。更大程度上，只是集体化下对缺粮恐惧的一种自卫反应。从高王凌的调查中，可以总结出这些“反行为”具体有哪些形式。
a、瞒产私分：“破我一个，救全村人”
曾任山西省太谷县古村公社吾村的干部俦小介绍，1958年他曾主持过一次瞒产私分，可能是这个村里唯一一次成功的瞒产。在很多地方，都是1959年春起就开始挨饿，但吾村几乎整整完了一年，就是因为1958年没把粮食都给了国家。那年吾村打了100万斤粮食，上头说要交200万斤，俦小说只有70万斤，这样留下了一批粮食。
谈及瞒产私分的原因时，俦小则称“怕明年要挨饿呢”，“(做这种事)心里也不是不害怕，说你们破我一个，救全村人罢。把粮食分散在人家存住，免得一下被查出来。另也有个想法：是共产主义了，哪里也能吃饭，上头即使处治也不会太厉害。”
b、偷粮：“巡田的不偷，五谷不收”
广义上来说，“瞒产私分”还有别的形式，相对于组织严密的瞒产来说，“偷粮”是一种更为常见的形式。或者说不叫“偷粮”，而是心理上让农民们更为好受的说法“捎带”。
以大谷县上村为例，该村的人甚至敢成群结伙赶着马车去偷，有的是在场上就偷了。在地里即把麦捆抖乱，扛回，说是捡的，300斤也不止。最多可以偷七成，不管集体不集体，结果队里小麦每人只能收15斤。所以粮食是怎么也分不上，就得偷，每年还得吃救济。村里也不管，因为偷得厉害，对东西也不在意。收玉茭时见远处还有一堆，就不要了，说：你们拿去罢。上村偷粮的人就赶着马车走到村里，过自家门，就扔进去一些。
偷的方式很多，不同的东西也有不同的偷法。例如小麦，就是割得粗一些，遗在地里，再回去捡。有的社员请假歇了去捡，弄好了一天可以捡十来斤。捡的时机，一年就那几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抓住机遇。要偷谷穗的，就是在扬场时，故意把风力调弱，这样谷、草中间就会连草带谷地多出一堆，大场的这些人就把它拿走了。偷得最多的是玉米和高粱。在下地时捎带地拿，一个就有好几两，可以天天拿。或是夹带在身上，或放在箩头里，上面盖上草。
总而言之，怎么个偷法，可谓是广泛发动了“群众的智慧”。最夸张时发展到村组织监守自盗，巡田的故意留下破绽好让自己人去偷，有道是“巡田的不偷，五谷不收”。好人坏人都得偷，否则就饿肚子。
c、借粮：借粮，每年借，借了不还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瞒产私分的变体是“借粮”。这种“借”，是指村民向队里借，队里向国家借，每年借，有借无还。凡中等队一年平均每人借一百斤左右。国家也有借销，生产队有储备粮，伙食队之间互借。大谷县武家村调查小组在1972年“借粮折款”一项下，记载着当年的借粮情况。在这一年：武家村有90%的人户都借了粮，各家所借数量不等，人均少的有二三十斤，多达二百斤，全村平均计算，人均一百斤，户均四百斤。这种款常年拖欠，最后也无法还上，只好清款。
对于这种“有借无还”的借粮来说，读者可能会疑心这些粮如何分配。实际上，除去青黄不接时必须平均分配外，其他的时候并没有追求绝对平均。它涉及的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从政府手中“虎口夺食”，谁有办法，谁就多得一点。农民自己间的分配，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以上就是“瞒产私分”最主要的几种形式。还有诸如些捎带，私下吃喝等等，都是挑战明面分配方案的做法。正如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所说：瞒产的花样，真是多得很，“放到山洞里，埋到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瞒产藏粮。”高王凌调查过一个所谓的先进大队，从私分到借粮、偷粮，全部都干过。
[进展]反瞒产运动：镇压与抵抗
毛泽东看农民“瞒产私分”——“极为正确”，“但必须立即解决”
一方面，“瞒产私分”是农民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人民公社及“统购统销”的运行。毛泽东说瞒产私分“既对又不对”——“它的土地，它的人力生产出来的产品，你不用等价交换，它抵制，这是保卫它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生产队为什么私分，你不让他公分嘛!”；但同时，毛泽东又认为 “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虽然，毛泽东同时意识到了瞒产私分现象的两个方面，但在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反瞒产”的思想占了上风。
反瞒产运动从广东走向全国
反瞒产运动首先在广东展开。首先是在东莞的表扬先进的“群英大会”上，表彰“千斤县”，有的市实事求是没有报“亩产千斤”，有的市则报自己达到了，于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之下，开始认为有些市在瞒报产量。这次会上最后报出粮食瞒产4000万斤，可能还有一二亿斤。
接着，在雷南县查出瞒产粮食七千万斤，相当于原报产量的50%（而实际上并未清出多少）。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由此广东开展了“反瞒产”斗争。随后，这场斗争一直扩展到了全国。“三年困难时期”所遭到的损失，很大程度上与“反瞒产运动”是有关系的。
“三自一包”“单干”与“反单干、反包产到户”的反复博弈
人民公社时代，农村的“反瞒产运动”并非仅有一次，而是时不时就会来一次的。“瞒产私分”是需要冒风险的。而相比“瞒产”的相对消极做法，也有人用更积极的方法来挑战“一大二公”与人民公社。
一个名叫冯志来的27岁年轻人写了篇《半社会主义论》。文章劈头就问：“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包产到户！” 他直言不讳的批评人民公社：“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真是荒唐透顶。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培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更有勇气的是一位叫做杨伟名的陕西农民，他致信给中央各级党组织，陈述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
持有类似观点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并不少见，但在毛泽东眼里，这都属于 “单干理论家”，鼓吹“单干”、鼓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 “包产到户”），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底线。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调整，中央决定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小队，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再退到“户”了。
但即便如此，早在安徽小岗18人血手印之前，在“反瞒产”、“反单干”、“反包产到户”等一波波运动还未完结的时候，广东、温州等部分地区60年代也已经有人敢于搞“包产到户”了（这或许能解释这些地区改革开放后首先富裕起来），最极端的做法，则是冒险“逃港”。
而“瞒产私分”运动，在全国也从未真正停止过。湖南省某县一位老干部说:“瞒产私分，厉害，一直没有停过。一般瞒总收入的三成四成，普遍的都要瞒一点，不瞒是少数的……一直瞒到包产到户。”
[消亡]实行“包产到户”：瞒产私分自然结束
人民公社制度废除，实行“包产到户”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主要即包产到户）成为农村所有制的主流——“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让农民们不会再出现“瞒产私分”的行为，生产劳动积极性也大为提高。从现在来看，如今的粮食总产量、农业人口人均产量大幅提高、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降低，肉蛋等副食品比例提升等等，已经能够很好的说明农村应该选择哪种制度。
“瞒产私分”的意义和教训
“瞒产私分”这一消极行为，属于无权者对制度的抵抗，以研究农民日常反抗行为而著称的斯科特的一段话, 有助于我们对农民这一无权者的抵制行为及其后果的理解, 他说：“就像成百上千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 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为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 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参与感。打个比方说, 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 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 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也即是说，公社时代广大农民自发的反抗与不合作行为，即“瞒产私分”以至勇于“包产到户”等等，让公社走向瓦解成为了可能。
结语：
《诗经·齐风·甫田》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得骄”“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得高”）。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则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两千多年前的“公田”与集体化时代的“公家”含义虽不可相提并论，但诗歌、古语所反映的古今农民心理却并无二致。为政者若及早理解这一点，或许不至于让集体化试验酿成巨大的悲剧——即使这场试验的初衷是好的，即使这场试验的理论并非完全无可取之处。
资料来源：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钱庠理《历史的变局》；吴思《公家的田里好长草》，载于北京青年报；张湛彬《陶铸与反瞒产运动》；张昭国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瞒产私分 》，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应小丽《关于人民公社制度变迁动力和机制的探讨》，载于《中共党史研究》；徐勇《论农产品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载于《中共党史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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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国歌歌词
中国流传最广、知名度最高的歌曲，毫无疑问是《义勇军进行曲》。
因为她是国歌。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之前， 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此后，国歌与共和国一起，共历了60余年的艰辛。
但是，恐怕很多人都已经不再记得，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在那熟悉的旋律背后，国歌的歌词，曾经在共和国的滚滚洪流里经历过怎样的扭曲与浮沉。她曾经被废止，被取代，殆至恢复其本来面目，已是80年代。
【废止】六十年代全民参与修改国歌歌词

1949年：毛泽东拍板保留《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
国歌原名为《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田汉于1935年创作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田汉(左图)作词，聂耳谱曲。在抗战时期流传甚广。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听取各界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马叙伦提议用早已广为流传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 部分委员认为需要对歌词进行一些修改，理由是歌词在抗日战争中产生过历史作用，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形势已经变了。譬如有人提议：“歌的曲子是好的，但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
最后，由毛泽东拍板，决定不改动原歌词。
1966年：田汉成了“叛徒”，国歌没了歌词
1966年2月2日到20日，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陈伯达、张春桥整理出一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艺界的冬天由此开启。田汉不久即因为其编写的京剧《谢瑶环》，而被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全国各报刊点名批判，与周扬、夏衍、阳翰笙一起，被诬蔑为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始终存在的一条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田汉还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对其施以批斗、游街、关押。1966年12月，田汉入狱。1968年12月10日含冤惨死于狱中。
田汉如此遭遇之后，其作品自然也就成了“毒草”而遭到批判和禁止。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在内的所有田汉的作品都遭到禁止。但国歌要在各种庄严的场合不能不演奏，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时的国歌只有曲没有词；只能演奏不能唱。成了“史无前例”的怪事。
亲历者回忆：六十年代全民参与修改国歌歌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大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大埔文史·第21辑》载有张天蔚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文革”期间参与全民修改国歌歌词的回忆》。
老人回忆：
“1967年春夏之交，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其中一股便是全民参与修改国歌歌词之风。为什么要修改国歌歌词?据传有二个原因：一是原词作者田汉是资产阶段文艺黑线的黑头目之一；二是原国歌歌词没有新时代特点，已经过时。至于是哪一级组织提出要修改的，我们没有看到“红头文件”，只是听领导的口头传达。”
“4月初，大埔县“抓促”领导小组的一位负责人指派罗青田、罗春光、张天蔚等3人到枫朗、大埔角去深入生活。任务是：一边和贫下中农“三同”，一边修改国歌歌词。要求在5月中旬交稿上送。下到大埔角，我们分散住在几户农家，参加了几天劳动之后，召集人罗青田把我和罗春光邀到大埔角供销社的一间小店(原天成号)二楼商议改国歌歌词事宜。说实在话，我们三个也称是文艺圈内人，对产于抗日战争年代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确实很赞赏，对戏剧大师也很崇拜。然而，在“文革”那个年代，任何荒唐事都不觉得荒唐，大多数人都神差鬼使般地做着荒唐事。
“我们先对原歌词进行分析：首句“起来!”这是一个富号召力的动词。号召谁起来呢?“不原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怎么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鲜血?因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一句核心词，后面的几句歌词都是围绕这句核心词的情绪而产生的。面对这么完整，这么充满激情，这么有感召力的国歌歌词，我们该从何处落笔改呢?商议的结果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时代特点；二是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时代应肩负的革命责任。方法是先由各人写出修改稿，然后取各人之所长定稿。
“5月初，一首署名为田春蔚的新国歌歌词拼凑出来了——
“起来!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反修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奋发的时候，每个人们勇敢肩负革命的重任。起来!起来!起来!我们胸怀世界，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 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我们把“新国歌歌词”油印20余份发给当地贫下中农征求意见，并于5月中旬将稿子上交。此后，修改国歌歌词的事再也无人提起，国人似乎也很快忘记了这段历史笑话。上了年纪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大型集会几乎都以唱、奏《东方红》代替国歌。”
【恢复】国歌原歌词直到1982年才得以回归

1978年：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为填补国歌歌词“空白”的尴尬，由国家文化部牵头，成立“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发出通知，向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经过几个月的征集，收到大批新歌词词稿，在多次讨论会之后，最终出炉的国歌新歌词内容如下：
前进! 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 前进! 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 进!
新歌词被提交至全国人大讨论，并于1978年3月5日下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随即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予以公告。
为配合新国歌歌词的宣传和推广，“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撰写了一篇题为《鼓舞我们继续长征的战斗号角》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3期上。为了扩大影响，文章作者署名为三位著名音乐家：吕骥、贺绿汀、李焕之。但新歌词的传播始终没有打开局面。
1982年：恢复国歌原歌词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恢复原国歌歌词。据《江淮文史》2006年第5期刊文介绍，作家陈登科是首个提交恢复国歌原歌词提案之人。
据陈登科回忆：
早在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歌词时，我就持有异议。首先是一个对国歌原歌词的情感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唱着这支歌走进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的。那时，一唱起这支歌，就想起中华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国山河被践踏、人民被蹂躏的现实，就抑制不住那种誓为祖国人民献出热血、献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们对田汉同志的这首歌词怀有深厚的情感。至于对新歌词，我们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内容也是硬凑的，空空洞洞，索然无味。但由于当时田汉同志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
到了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时，田汉的历史冤案已经得到平反。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向大会提出了这个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就此事我曾同肖马、韩瀚二位作过深入的讨论，得到他们的支持，为议案拟出三条理由：一，原国歌的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二，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我曾亲自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过上百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唱。你看，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三，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整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当然，也有阻力或非议。其中最突出的，莫甚于“过时论”。。为此，我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自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工人唱着它开进巴黎，一直唱到今天也没改。而我们的国歌，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今天，它仍在教育、激发年轻一代人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它永远不会过时。
不过，议案的办理也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当年大会秘书处只讲交付常委会研究，便没了下文。后来在五届三次、四次会议上，我也一次再次坚持地提，直到五届五次会议才得到通过。终于使这首失落17年之久的歌词，重新回到人民心中。
本文资料来源： 张天蔚《“文革”期间参与全民修改国歌歌词的回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大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大埔文史·第21辑》；陆志成《陈登科的两件议案》，载《江淮文史》2006年第5期；雷声宏《国歌歌词从废止、取代到恢复的曲折历程》，载《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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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修改件（影印）
用“人造山”抵御苏联坦克
“这人造山使我激情彭湃，想起古代移山的愚公，没有千百万愚公，改天换地的劳动，这大地还会是荆棘丛生”
在毛泽东所号召的愚公移山精神影响下，一位部队工程兵面对自己的杰作“人造山”，曾发出如此这般的豪言。
这里所说的人造山，不是指人造的垃圾堆积如山，而是用“沙和土堆积”的实实在在的山。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六、七十年代，为了对付假想中的来自北方的苏联坦克，中国曾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在华北、内蒙等广袤的平原地带，修筑了众多的“人造山”。具体数量，迄今未见确切数据。
【兴建】中苏交恶，大兴“人造山”

西北某地的“人造山”俯视图
戈壁屹立“北京山”
“来到边防某部二连守卫的'人造山’，远远就可以看见，山腰上用戈壁石砌成的三个醒目大字——北京山。在远离首都三千多公里的边防线上，怎么会有一座北京山呢？
“原来，过去这里是一马平川，为了加强防御，上级决定在这里修一座'人造山’。当年愚公移山不容易，而今战士们要在平地上堆起一座山更不容易。可是大家说得好：'在边防线上修座山，就等于给祖国安上一幅铁门哪。’……在“人造山”旁边还挖了一个几十米宽的“人工湖”，湖水碧波荡漾，岸柳成行……战士们把人造山取名为'北京山’。每当战士们来到山上站岗、训练时，仿佛北京就在眼前，顿时精神振奋，力量倍添。”
这是70年代末某期《解放军报》的一篇报道，描绘了在戈壁滩上修筑的“人造山”。从一些地图照片来看，北方不少地方确实有这种带有人工湖的人造山。
造这些山的目的是什么？
中苏交恶 毛泽东要求积极备战
1964年，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提交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确在加紧制造边境紧张局势” ，“其向我进攻时，可能采取大打、中打、小打三种规模，大打的可能性较小，中打、小打的可能性较大，尤其是小打随时都可能发生。我们的各项准备工作应立足于大打，以确保主动，有备无患”。毛泽东对这一报告表示同意，并于此年明确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
具体策略上，毛泽东认为：“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所以我们一定要搞X道防线，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1965年，西南三线建设进入实施阶段，全国各地的国防工程也广泛启动开来。
在北方，由于多为平原地区，苏军机械化部队成为巨大威胁。苏军在攻防战役战斗演习中，每公里的正面上平均有坦克十五至二十辆，在主要进攻和防御方向上，每公里平均有三十乃至五十辆坦克。若苏军用大量坦克实施正面，大纵深的突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北方边境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防御工事，以面对苏联在国境线上的百万大军。为此，林彪主持的中央军委提出了“堆山工程”。
毛泽东提倡“堆山工程”：没有山的要堆山
1964年12月，为解决平原地区的设防问题，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堆筑人造山。1965年1月，军委办公室会议决定成立5个修建人造山小组，先在天津、苏北地区试点。4月，毛泽东听取有关堆山问题的回报时说：“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山，做点工事。”
工程兵为此设计了人造山的模型、图表和方案。1967年5月，工程兵在北京主持召开堆山工程会议，研究制定《人造山工程战术技术要求（草案）》，第二年2月，经毛泽东和林彪批准，总参谋部转发了这个《要求》。
按照这一《要求》，人造山是保卫沿海无山区，保卫平原交通枢纽和战略要点，保卫大城市的骨干工事，主要供远射程火炮试用，每一座山要管40至50公里。因此，两座人造山之间的距离不能过近，以利炮火交叉。山与山之间建设连接工事，配置中、小型火炮。人造山与连接工事互为依托，以连接工事掩护人造山。人造山还要担负炮兵观察所和指挥所的作用，一旦敌人越过，又要作为炮兵要塞留在敌后。
一座人造山一般配置1个守备营，其中1个远射程炮兵连（4至6门炮）；1至2个守备连（配备轻便的反坦克武器、高射武器以及其他步兵武器）；战时进入一个炮兵群指挥机构。总兵力约300至500人。
人造山山形为单峰菱形或双峰椭圆形，高度20至40米，正面宽250至400米，纵深120至220米。坑道轴线总长600至1000米，坑道口6至10个。工事要求能够抗御500至1000磅爆破弹的直接命中。内部要求达到自然通风、供电、供水。
从此，在北京、天津附近，在北方广袤的边境上，工程兵们开始修筑这种人造山。据《皮定均传》中的资料，在西北打造一个人造山要花费5000万元，在今天也是一笔巨资。这种“愚公移山”式的工程，是否能把防线打造得固若金汤呢？
【批评】粟裕：人造山比马奇诺防线强得了多少？

林彪视察工程兵
皮定均 ：违反毛主席也要停止堆山
开国中将皮定均在兰州担任军区司令时，曾力阻建设人造山。在细致的考察过兰州附近已经建成的几座人造山后，认为人造山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你堆起沙山，敌人也不硬攻，放上一两个师从远处包围，时间久了不战自毙。”于是，他立即决定停止堆山。堆山是毛泽东钦定的，敢于跟毛泽东唱反调，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果不其然，有人将其停止堆山的决定报告给了中央军委，一位副总长给兰州打来了电话：“兰州不管出了什么能人，都不能改变西北的防卫体系！”最终，皮定均以“阳奉阴违”的办法，将地面上的堆山变为伪装，改为向地下发展。既实用，又节省了大量资源。
粟裕：比马其诺防线强得了多少？
与皮定均持看法相同的还有粟裕大将。1970年，粟裕乘坐吉普车，沿着北方边防行进了5000公里，考察了各种工事、哨所和了解边防战士的生活情况。粟裕高度评价了指战员们的高昂士气和无畏精神，但对人造山这种设防工事则忧心忡忡。熟谙战史、精通兵法的粟裕不能理解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在现代战争中，面对敌人宽正面、大纵深的进攻，这种设防工程比二战中的法国马奇诺防线又强的了多少呢？
粟裕意识到：自己在实地考察之后，能够感受到这些大漠里的人造山犹如小岛孤悬，但在北京听汇报的人，或许却很难有这种感觉。故而决定给毛泽东写信直谏，反对“人造山”工程。
但粟裕的意见没有得到回应。
林彪秘书：向林彪提意见后，林彪不吭声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和卫士长李文普也曾考察过依据“林副主席指示的原则”设计的人造山工程，发现工程在设计上有很重大的缺点，同时耗费巨资，消耗人力也十分之大。他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如实报告林彪，林彪却耐人寻味地一声不吭，再也不提这个工程。“人造山”的建造依然继续。
徐向前：简直是异想天开！
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里记下了自己对“人造山”的看法：“（林彪）借革命以营私，表里不一，好走极端，越走越令人感到不对头。例如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提出要在平原地带搞什么'人造山’，简直是异想天开！”。但直到9·13林彪叛逃去世以后，人造山工程才实际停止下来。
【反思】什么才是最好的国防工程
《“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一书对60年代面向苏联的设防工程作了如下评价：
“经过多年努力，设防工程建设初具规模，已经建成的工事基本达到了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要求。但是，与主体工程相比，配套工程差距较大，观察、指挥、通信和生活保障等设施欠账较多，难以达到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要求。
“另外，由于作战指导思想不明确，作战意图、作战决心和设防部署频繁变化，工事越修越多，有岛就守，有山就挖，盲目性很大。按照规划，全国要修330多个师规模的防御工事，已经修成但不适用的坑道达40万米，工事2000多个，相当于30多个师的防御工事，造成很大的浪费。
“施工中，强调拼命，苦干，忽视科学管理和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塌方、伤亡事故较多。再者，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和合理安排，不论海防工事还是陆地边防工事，大都存在着“大正面，小纵深”的问题。是一钟“镶边”工程，战争真的打起来，这些工事难以起到预期的作用。”
所幸的是，高度恶化的中苏关系终究未能演变为一场全面战争。
“冲沟道道山遍伤，黄沙漫漫埋残墙。设防犹在绝密里，游人已进工事佯。若无改革国盛强，哪能赢得安边防！精简军队大计好，面对荒凉心舒畅。”——这是长期在甘肃工作的老干部老战士蔚振忠先生在重回人造山时的感想。
资料来源：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徐向前元帅回忆录》，2005，解放军出版社；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1988，春秋出版社；张卫明《统帅部——中国最大军事演习秘录》，1993，北岳文艺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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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工人与非洲兄弟一同修筑坦赞铁路
坦赞铁路台前幕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联合国，是被非洲兄弟抬进去的”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非洲国家为何与中国关系这么好？
因为中国对非洲好，好到派出数万人员、牺牲了几十位同胞，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帮助非洲人民修建了一条铁路。
坦赞铁路，这是中国对外援助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让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也寄托了当年中国人“输出革命”、“解放非洲人民”的梦。
然而，这条路当初修建的时候，却也并不是那么“郎有情妾有意”的。而如今这条铁路的现状，也让中国人百味杂陈。
【决策】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一开始均不愿意中国援建

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
毛泽东关于黑人解放的讲话与“援外八项原则”的提出
1963 年，中国人民通过毛泽东的讲话，表达了中国对于黑色人种反殖斗争的深厚同情。毛泽东说：“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刚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中国政府，对非洲事务表现出了极大关切。
1963年底至1964年，周恩来连续访问多个非洲国家，并在此期间提出了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质论价，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这八项原则的提出在国际上获得极大反响。
获悉坦赞铁路计划 周恩来：这条铁路必须修建
1965年，坦桑尼亚政府的商业合作部长巴布访华时，透露了坦政府有意兴建坦赞铁路的计划，并称坦总统尼雷尔在稍后的正式访华中可能会向中国提出援助需求。因为此前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苏联都婉拒了坦桑尼亚的请求，所以巴布希望中国当局能研究一下。
对此，外交部提出了应当帮助兴建坦赞铁路的建议，并得到了中央认可，周恩来对此评价到：
“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其追随者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的真正的独立解放。
“而这条把他们连接起来的钢铁运输线，却可以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控制、讹诈，还可以使他们把世界反帝、反殖国家为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所提供的生活物资和军事物资运送到非洲南部、中部和西部谋求解放的自由战士手中。坦赞这条铁路必须修建，这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毛泽东同志讲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坦桑尼亚一度踌躇：中国是个大国，但人民生活并不富裕
随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访华时正式提出了中国是否能援建的问题，并与中国政府达成了原则协议。但在周恩来回访坦桑尼亚的时候，受赞比亚方面的影响，尼雷尔却犹豫了，他表示，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经济并不发达，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如有可能，坦赞铁路还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援建，他将努力寻求这种可能性。
周恩来当即有针对性地向尼雷尔交底说，坦赞铁路无论是由中国援建还是由西方国家援建，都可以，问题是必须尽快修起来。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刘少奇则直接宣称“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这些话让尼雷尔再次改变了态度。
赞比亚开始也不愿中国援助：共产主义“自由战士”可能带来潜在威胁
同样想建设坦赞铁路的赞比亚方面对尼雷尔施加压力，是因为坦桑尼亚当初与中国达成原则协议时，并没有知会赞方，对此赞比亚感到十分恼怒，并且还回绝了周恩来提出的铁路考察方案。此后，赞方一直对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话题持消极态度，原因何在呢？
据学者分析，主要在三点：
首先，赞比亚虽然实行“不结盟”与“反种族主义”的政策，但因为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并不愿意接受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自由战士”，那样赞比亚的国家安全将没有保障，“自由战士将越来越把这个国家置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进行报复的威胁之下”。
其次，赞比亚在经济、政治上还受前宗主国英国影响很深，并希望英国能遏制周边的南罗得西亚的独立。
最后，赞比亚对中国在输出革命方面的态度比较不了解，毛泽东对黑人解放的激进态度，周恩来的“非洲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的言论让他们不免感到疑虑，他们对中国的能力也有些不信任，甚至说“中国只能用竹子去铺设坦赞铁路”。
西方不愿建中国接手 毛泽东：投资也只有1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然而，赞比亚寄望英美等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梦想在多次苦求无果后，还是最终破灭了。西方政府否定修建坦赞铁路的经济价值，继而采取帮助考察、制造坦、赞两国关系不和等手段拖延赞比亚接受中国政府的援助进程，最后通过帮助坦、赞两国修建坦赞公路、坦赞石油管道等措施企图打消赞比亚修建坦赞铁路的念头。这让赞比亚感到十分失望，而同时，赞比亚注意到中国严格地践行了“援外八项原则”，这让赞比亚相信中国能修好坦赞铁路。
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他时说：“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只有1700公里，投资也只有1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这话打消了卡翁达所有疑虑。1967年9月，三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援建的协定。中国方面免费提供人员考察工程，中国方面负责勘测、设计并帮忙组织施工，还贷款给两国10亿人民币。
是否超出中国国力？周恩来：（修铁路）世界震动很大
关于坦赞铁路，时任对外经贸主任方毅曾估计说：“这条铁路就按国内的建设费用来说，少说也得十几个亿人民币，如果铁路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那十几个亿也打不住。像我们这样一个刚刚摆脱困境的国家，一下子拿出这么大数字去援外，恐怕国力吃不住。”“用这样大的数字去援建一条铁路，不如用这笔钱去援建一些中小型项目，可以帮助许多非洲国家建设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厂矿、场馆、商店……”
周恩来觉得方毅说的话有道理，但还是主张修这个铁路，因为“我们出面修的话，可能对世界震动很大。” 于是，方毅向周恩来表示：“总理，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也要帮助修建”于是，多达数万人的、持续近十年的坦赞铁路正式启动。
【修建】耗资巨大，前后牺牲数十名援建人员

坦赞铁路上的东方红机车
“非洲儿女多壮志，定叫铁路跨河山”
即便有过修筑成昆铁路的经验，坦赞铁路修筑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美国专家甚至认为这条路不可能修得起来。全长1860.5公里。而高原区海拔近两千米高，九成以上为杳无人烟地带，亦蚊虫散布疟疾、黄热病为之地。桥梁大小三百座，最长一座四百多米；隧道十九处，最长一处接近900米。加上食品短缺、气候炎热、缺医少药，修建坦赞铁路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
中国总计派出了5.6万人次的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高峰时，在现场的中国员工多达1.6万人。“文革”时期，整个中国曲艺界万马齐喑，1972年的《友谊颂》几乎是唯一通过审查的相声作品。而其内容正是表现中国工人前往非洲修建坦赞铁路的情形——“非洲儿女多壮志，定叫铁路跨河山”。
与美国工人的较量：西德记者高度评价中国工人
与中国援建的坦赞公路同时兴建的，还有一条美国人援助的坦赞公路。当年的一位西德记者曾比较过互相较劲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并写了一篇通讯——《毛泽东的人做得更快些》，文章是这么说的：
“中国人与美国人正在东非洲进行一场艰苦的决斗……然而，今天已经可以确定一点：中国人已经毫无疑问地占了上风。他们的建铁路工程较原定计划提前了一年半；相反地，美国人落于他们自己计划数个月之后……
“中国人在墙壁上贴着毛泽东的像与语录，很少看到一些有关个人的照片。没有一张裸体女人的照片。不象在那些欧洲与美国建筑队的营房里，这些裸体女人照片随处可见。在中国人的住处找不到一个非洲人在那里当厨师或佣人。不象那些在非洲的白人家里有黑色佣人在侍候着。中国人也不去找女孩子，他们在晚上也不去邻近的村庄寻花问柳。他们或是下中国象棋，或是打乒乓球与篮球；偶而也放映中国电影。在来自欧洲的援外人员，美国水手或者非洲政治家们为了找女人过夜而经常出没的有名的咖啡馆、旅馆的酒吧间里是看不到中国人的……
“如果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到这里来建一条公路，以后可由那些混血小孩子的皮肤认定，那些外国人以前的营地在那里。但是至今还没发现一件中国人与非洲妇女生小孩子的案件—……
“当非洲人在村里发生困难的时候，中国人就帮助他们。中国医生免费为非洲妇女与小孩子们看病……
“坦桑尼亚官员如此评价中国：'数十年来欧洲人与美国人老是认为我们笨而懒，我们什么事也不能完成。但是中国人指给我们看，我们自己也能成就一些事。他们对待我们不象是对待笨学生。这是根本的区别’。”
生命换来的奇迹：数十名中国援建人员为坦赞铁路牺牲
1975年10月，坦赞铁路试运营，1976年7月全部建成移交。历经2年勘察，6年修筑，这项“凝结着中非友谊的”、“反帝反封建的”、堪称奇迹的艰巨工程排除万难之后，终于落成。但在过程之中，有49位中国援建人员被夺去了生命，约有30％牺牲在工地，40％牺牲于交通事故，30％被恶性疟疾等疾病死去。他们的名字是：
张凤岭、李荣安、毛忠满、徐有法、李景普、付帮成、陈学智、毛义德、马志仁、王兴国、胡继田、戴先利、刘继明、刘光福、李应启、张振宗、陈树云、仇振余、严光禄、肖大金、尹宗仁、王乱章、周义华、王福则、王克俭、周书成、魏连成、郭福生、刘亿岳、李跃东、周继连、李福旗、易明礼、靳成威、王有章、彭明良、修复良、崔致忠、马双泉、张福顺、李福久、殷国良、权润明、沈志荣、李硕寅、向永举、陈明金、张荣兴、罗毓升。
他们中的许多位，牺牲时仅二十余岁。值得一提的，另外还有16名工程人员，因援建其他项目而永埋在异乡。他们为中非友谊、为坦桑尼亚的建设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现状】越来越少的运载量让中国人揪心

如今的坦赞铁路，中国援建痕迹清晰可见
“一条正在逐渐失去希望的铁路”
坦赞铁路开通至今，已经运行了三十余年。如今的现状怎样，是许多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但情况是令人忧虑的。至2007年6月底，坦赞铁路共运送了2549.4万吨货物，4109.3万人次的旅客。但这条铁路的设计运量达200万吨，且运量最高的财政年度为开通次年的1977年的127万吨，从此之后，运量就不断下滑，目前仅维持在每年60万至70万吨的水平，客运量也不断下滑。
与此同时，坦赞铁路管理中的问题也进一步暴露：设备和人员的老化，两国共管体制造成的资源配置浪费、资金流通不畅，甚至设备遭偷窃、官僚习气和腐败现象也纷纷出现。当地官员甚至声称“我们真的是一条正在逐渐失去希望的铁路”。他们对此毫无办法，甚至在考虑“能不能邀请中国人回来管理这条铁路？”
贷款返还遥遥无期
但事实上，中国人对坦赞铁路付出的，已经实在是足够多了。当年最初的协定规定：中国提供无息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贷款9.88亿元人民币。1982年坦赞两国开始还款。但1981年3月，坦桑尼亚总统访问北京，中国政府同意将铁路货款延期十年偿还，即1992年开始。且以坦桑尼亚的币制标准，每年仅能付出六千万先令。在1981年签约时六千万先令折合七百余万美元，90年代以后只能折合两三百万美元。更不用说，直到1999年中坦赞第10次技术合作的时候，中国仍然向非洲兄弟提供了新的贷款。中国想收回坦赞铁路上的贷款，可谓遥遥无期。
铁路兴衰折射坦桑尼亚国家发展
坦赞铁路的衰败还折射出坦桑尼亚国家整体建设上的失败。自60年代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独立以后，坦桑尼亚就走上工，矿，农国营化的道路，甚至效仿苏联、中国等建立了人民公社，坦赞铁路就是国营化最突出的一个例子。然而这条道路造成的低效率到八十年代就彻底走不通了，步中国后尘，也开始了废除公社，革新政治，重新欢迎外资，然为时已晚。相比起中国的文化、经济基础以及吸引投资的能力，坦桑尼亚远远不及，以至到今天整个国家的经济仍然裹足不前。
坦赞铁路到如今唯一让中国人值得欣慰的，或许是当年“对南非民族独立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的初衷得到了实现，南非的黑人民权解放运动获得了胜利——虽然这与坦赞铁路的关系也许并不大。但至少，2010年坦桑尼亚球迷能够兴高采烈的通过这条铁路前往南非观看世界杯这场全球人的盛宴。为坦赞铁路付出如此之多、牺牲如此之多的中国人也会为此感到高兴吧。
资料来源：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南方周末《坦赞铁路今昔》；曲拯民《中国给坦赞尼亚筑铁路》；沈喜彭《论赞比亚初期不愿接受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原因》，《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周伯萍《周恩来与坦赞铁路的援建》，《百年潮》2000年第六期；《重走坦赞铁路》，《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31期；尹家民《援建坦赞铁路内幕》，《党史博览》1999年第12期；西德《明星》通讯杂志，《在坦赞铁路的中国人》1973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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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初中世界地理教材。几个被标注的二简字分别为“缅、泰、部、面、藏、壤”。
短命的“第二批简体字”
繁简之争，是近几年社会上的热门话题。无论是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提出恢复繁体字，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在两会正式递交关于繁体字的提案，还是马英九先生倡导“识繁书简”，都让网友们为简体字、繁体字哪个更好争论不休。
这里我们不讨论繁简这两种字体的优劣，而是回顾一个我国汉字简化历程中被否定的产物——“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曾经，我国的“副总理”被写为 “付总理”；曾经，发展的“展”字是尸体的“尸”字下面加一横。这种“超简化的”字体，仅仅试用过半年就被叫停。
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它需要保持稳定，不是一块抹布，可以随便拿一块新的就扔掉旧的。或许“二简字”能对繁简之争带来启示。
【起因】汉字继续简化是路线斗争需要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毛泽东：汉字简化最终目的是汉字拼音化
为普及教育和方便书写而对汉字进行简化，自清末到民国，想法由来已久。但直到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才从此正式揭开了汉字简化的序幕。总的来说，尽管有得有失，56年《汉字简化方案》是总结了前人经验、谨慎梳理了古代俗体简体字形而出台的，经历数年试行，1964年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这个总表收录了2235个简化汉字，成为目前通行的规范汉字的来源，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随着新华字典等工具书的普及，以及《红岩》《青春之歌》等简体字小说的大量发行，这套简体字开始被广泛熟悉。当文革时期数上亿册的简体字版《毛选》《毛语录》的印刷发行后，简体字在中国大陆已经几乎是无人不晓无人不识。然而即便如此，简化字的脚步并未停止下来。事实上，文字简化并非文字改革的最后目标。毛泽东在1951年就曾经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许多文字专家深信这一点，而继续简化，有利于在过渡时期减少汉字在使用上的困难。
从学术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反对汉字改革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另一方面，与那个年代其他的事物一样，汉字简化这个具有很强学术性的问题，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原因在于，简化字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其来源也是人民群众的智慧，代表着“工农阶级先进文化的方向”，为此还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曾经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借题发挥，大肆攻击。”
“刘少奇一伙，继承了尊孔复古的反动衣钵，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大放厥词，胡说什么简化汉字工作'将来是要吃大亏的’。他们对群众创造的简化字看不顺眼，横加指责，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反对汉字改革，实际就是反对工农兵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至此，不管是基于汉字拼音化的愿望，还是政治上的实际需要，对汉字的进一步简化可谓是理所当然的。
寻找“二简字”：从“在古代俗体字中找”到“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找”
经历过文革初期的冲击，在林彪叛逃以后，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开始了工作。可是继续对汉字简化，却显得困难重重。编定第一套简化字的时候，简化字的来源主要是古代的俗体字，有的俗体字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前，特别在宋元以来的抄本、刻本和碑本中较为常见。再想找这种古代俗体字，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只好从“群众的创造”中找流行的字。
1972年，著名学者郭沫若在《红旗》刊文谈如何寻找简化字：“从事文改工作的人，应该经常注意民间的简化汉字，吸取其可取者而随时加以推广。国务院所颁布的简化汉字，是应该随时增加的。”“遵循毛主席教导，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于是，文字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制定“第二批简化字”的原则——“广大群众对汉字进行的简化，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丰富的智慧。从事汉字简化工作，就是要总结群众创造简化字的规律，应用群众简化汉字的方法，在广泛搜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收集的资料，主要来自文字改革委员会1972年各省、市、自治区征集的新简化字材料，推荐的新简化字材料，以及群众来信中提供的新简化字材料。然而，这些所谓的新简化字，很多只是来自各地人们“大字报”里的创作，为简化而简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约定俗成机会，不是成熟的俗体字。
周恩来：这次为什么简化这么一点
经过三年整理研究，在第一次简化字的基础之上，1975年5月，由叶籁士领导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反复敲定了111个新简化字，报送国务院审阅。四个月后，国务院办公室转来周恩来的批示：“第一批已经公布这么多年了，这次为什么简化这么一点？”
总理的埋怨让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叶籁士如坐针毡。这111个字，是经过反复挑选的，群众已经使用的字，如果再增加就只能生造了。但总理的指示又必须要执行，于是方案又进行了近两年的修订工作。1977年5月，委员会修订后的草案再次报送国务院审阅，此时草案光第一表就有了248个新简化字。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均已去世。五个多月后，国务院批示：草案可在《人民日报》及省一级的报纸上发表，征求各界意见，其中第一表的字，自草案发表之日起即在图书报刊上先行试用，在试用中征求意见。第二表收录了605个新简化字，推出后仅供讨论，没有直接实行。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及各省级行政区一级报纸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人民日报第二日起即开始试用，这就是所谓的“二简字”。
【试用】“二简字”引发反弹：半年后即停止试用

“产量翻几番”
对汉字进行大手术：笔画减少将近一半
“二简”与“一简”一样，都是针对最常用的字，比“一简”还要简单。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方法，想方设法减少笔画、简化结构。大致上可以从简化形体和同音兼并两个方面去分析，这两者不是截然分清的，有部分是交叉内容。虽然“二简”只对常用字简化，但汉字的体制并不允许随便地对局部进行改造，其原有的成分与新简化字相互抵触。所以，“二简”突破了“以利目前使用”、针对常用字的原则，力图全面的改进汉字的总体功能。因此，淘汰了一部分“容易读错和写错的字”，改为同音字；将一些复杂的偏旁和结构简化或变换为新的写法；合并了一部分偏旁。这种简化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了大的手术。具体可参加下图：
简化结果为：“草案”把原来590个一简字化为462个二简字(不包括简化偏旁类推出来的391个二简字)。平均笔画从13．1降低到6．9，二简字比原来的一简字的笔画几乎减少了一半。在看似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反弹。

批评者称“二简字”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
1978年3月4日，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23人联名写信给第五届全国政协秘书处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秘书处，要求第五届全国政协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的主要文件不采用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
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本是文革前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重要人物，叶籁士最初领导文字改革委员会搞“二简字”时，他们还深陷文革漩涡中不能自拔。随着文革的结束，他们逐渐得到平反。这些制定“一简字”的老一辈专家，认为二简字有很大不妥之处，一些字根本就是生造。
批评者说，直观地看，这些简化字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专家指出，“二简”方案放弃了原来取得成功的以“简化偏旁”和“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为简化的主要方式，而是缺乏规律地甚至是大量地简化字形；一些字只在个别行业或某个地区使用，普遍性不强。有的为简而简，是人为新造的，缺乏约定俗成基础，所以难以推行。而且方案拟订和公布过程十分仓促，事先既未召开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也未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像“一简”方案那样慎重地事先广泛征求意见，专家反复讨论、征求意见并修订。
1978年4月到7月，国家教育部、中共中央中宣部分别发出内部通知，在中小学课本、教科书和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使用第一表简化字。
【废除】胡耀邦一锤定音 “二简字”被彻底否定

1985年邮戳“内蒙古”
“二简字”反复修订，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二简字”停止使用，但是并没有作废。“二简”是“草案”，一旦公布，就必须进一步完善，使它成为正式的方案。因此，文字改革委员会立即进入了修订阶段。委员会还进行了改组，其中董纯才、胡愈之、吕叔湘、王力、周有光等人都是文革前文改会的重要成员，阵容可谓十分强大。他们依据约定俗成和合理简化的原则，又综合之前各界对草案提出的意见，做了许多工作，反复进行逐字审议。最终于1981年8月制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修订草案)》，这个草案共收简化字111个，删除了另外一百多个饱受各界批评的“二简字”。
这个修订草案再次面向群众征集意见，同意简化的占据了多数。有些群众甚至还觉得简化字收得少了些。但也有群众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中央领导认为需要对汉字简化工作再进行通盘考虑，慎重进行。结果修订草案又是一拖再拖，方案始终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胡耀邦：规范用字，不准任意简化，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
随着“左”的思想风气一天天的纠正，久拖不决的修订汉字简化方案来了一个全盘改组。1985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强调国家语委要“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这一通知表明拼音化道路已被放弃。
随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二简字”的问题。胡耀邦说，已有的简化成果要稳定下来，规范用字，不准任意简化，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
1986年6月，国务院转批了国家语委废除二简字草案的请示，并发出通知说：“当前社会上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随便写特别字，这种用字混乱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废止1977年的二简字草案，也等于将后来的修订草案和增订草案统统废除。
随后，国家语委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共计2235个简化字，只对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6个字做了调整，沿用至今。这表明，“二简字”这个从1972年就开始酝酿的特殊时代的产物，被彻底否定。
文字学家周有光：人心思定让“二简字”没有继续推行
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它需要保持稳定，不是一块抹布，可以随便拿一块新的就扔掉旧的。“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主要表征，它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能不改就不要改，以免割断历史。”第一次简化字推行没多久，第二次简化就盲目推行，无视文字的稳定性与延续性无疑属于犯了“左”的错误。推行“一简”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左”倾因素，而“二简”则是远远跑过了头。
文字学家周有光对“二简”失败的原因，有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认为50年代人心思变，所以“一简”成功了；而70年代末人心思定，怕听“改革”二字 ，所以“二简”没有推行得下去。然而，70年代正是改革开放起航的时候，人们又何来怕听“改革”一说呢？应该说，“二简”不是改革，而是6、70年代特有的“继续革命”，人们早已经疲倦了。
“二简字”在今天的遗存
“二简字”推行的时间虽然只有半年，但由于几个大报都使用过，许多“二简字”教科书也没来得及停止使用，加上“二简字”笔画非常简单，书写简单，易于流行，因此影响还是非常广泛。即使“二简字”被宣布废除，也无法消除其影响。而到如今，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当时在公安部门登记的姓氏，由于不方便改动，所以很多人使用的其实是被废除了的“二简字”里的姓氏，例如许多“萧”姓现在被写作“肖”，“阎”姓写作“闫”，等等。
资料来源：郭沫若《怎样看待群众中新流行的简化字》，红旗；吕叔湘《汉字改革问题》，文字改革；陆锡兴《“二简”研究》，南昌大学学报；李君平《简化字由来、出路及词典霸权问题》，开放时代；傅永和《汉字简化五十年回顾》，中国语文；马永春《二简字，理想主义的破灭》，看历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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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化春节”时代的宣传画
革命化春节：过年不放假
南京国民政府曾试图取消春节，提出以 12月31日为除夕，1月1日为新年，1月15日为元宵节，要求“废历新年不许放假”。结果遭到强烈反对，被指责为摒弃中国传统文化，民间亦强烈抵制。不几年，蒋介石当局不得不承认：“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1967年，中国开始“破四旧”，过“革命化”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这一次，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不准放鞭炮 、不准烧香拜佛、不准滚龙舞狮。过年不说“恭喜发财”，说“祝您今年见到毛主席”。一过十几年。
然而“年”终究不是简单就取消得了的：数千年来，中国人在这时候除旧布新，合家欢乐，休息调整。以前如此，今天如此，以后仍然会如此。
【出炉】1967年，“革春节的命”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革命化春节发起者
“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都统统见鬼去吧”
以1967年初的政治风气，“革春节的命”是很自然发生的。首先掀起这个运动的就是夺权之风最盛的上海。一位叫章仁兴的小有名气的造反派成员，因最适合代言“春节不回家”被组织挑中，在1月25日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发表了春节不回家的倡议。报社配发的评论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了“五十七个革命组织联合发出破除旧风俗，春节不休假，开展群众性夺权斗争“的倡议书，里面如此写到——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要大破大立。围绕春节，大造几千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的反。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俗、新习惯，大立毛泽东思想。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我们有的是改造旧世界的力量，我们有的是砸烂一切旧制度的革命造反精神。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糜烂货色，我们要连根铲除，彻底焚烧。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让我们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度过一个最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春节！”
国务院通知：法定假日春节不放假
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就这样，本来是法定假期的春节就这么“不放假”了。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腊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新成立的人民公社规定，春节不准提前发工资。也就是说，谁也别想放假。2月8日除夕，上海的街头没有喜庆祥和的过年气氛，只有“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炮打、揪出”……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持续了十余年的“革命化春节”拉开了序幕。
耐人寻味的决定：炮击金门暂停，让蒋军官兵过春节
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唯一暖人的消息来自新华社，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陆人民不过春节，却让与自己交战中的台湾官兵过春节。新华社如此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为了让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祖国同胞以及国民党军官兵们过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二月九日和十一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持续】“革命化的春节”过了十年

“红灯记”，革命样板戏取代传统戏剧
春节革命：过年唱语录歌 不准放鞭炮
春节的政治化是“革命时代”的首要特征。“过革命化春节”是很时髦的一句口号。春节期间 “抓革命、促生产”是全国性的行动。不少地方还要求大家以 “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加班加点干革命。在广大农村,“农业学大寨”、移山填海、开沟挖渠、大修水利、大造梯田是春节的一景,到处是红旗招展,人流如潮。当时,有的农家门上就写着“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的对联。并且实行 “五不准”：即不准放鞭炮 、不准烧香拜佛、不准滚龙舞狮 、不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不准赌博。
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号召大家忆苦思甜。为了让大家牢记旧社会的苦,每逢年关将至一些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食堂就弄来野菜、树根,加上玉米糊、地瓜干之类的东西煮成粥,让全体员工品尝。大年三十晚上广播里就会播放电影《白毛女》的插曲,“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歌声,把人们一下子带进了万恶的旧社会。
十年间，最典型的过春节场面是：一家人围坐在毛主席像下吃年夜饭。饭前,要召开一次斗私批修的家庭会,做父母的会放下架子,和子女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儿女也可以向父母 “开炮” ,最后全家人把思想统一在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互相帮助”的光辉教导上。时钟敲响12点, “爸爸同志,妈妈同志,春节好！”子女常常这样给父母拜年。
初一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家人高举 “红宝书”,面向毛主席像,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其他语录歌,最后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春联还是照贴不误,但传统的吉祥语言不见了,代之以 “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不忘毛主席” 、 “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之类的政治语言。邻居们之间拜年鞠躬拱手的老礼不见了,“恭喜发财”之类的吉利话没有了,见面只是握握手和道声“过年好”或“春节好”。“祝你今年能够上北京,见到毛主席”也是常用的祝福语。
乡下奶奶给孙女的信：农村春节移风易俗看革命现代戏
在农村，正月里的社戏、娱乐活动也都革了命,民间许多欢庆春节的传统活动和仪式 ,如扎花灯、舞龙、耍狮子等,都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样板戏，高跷上的才子佳人、英雄好汉变成样板戏里的杨子荣、李玉和、李铁梅、沙奶奶、阿庆嫂。一位老奶奶给城里的孙女写信如此描绘农村里的革命化春节：
“今年乡里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比往年更加欢乐，更有意义。家家都不请客送礼，除夕那天，全乡大小，都拥进小学礼堂，参加你堂哥兴原的新式婚礼。新郎新娘先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行个札，接着党支部书记达明叔讲话，表扬他们破旧俗，立靳风，不坐花轿，不办酒席，带头晚婚(男的28岁、女的25岁才结婚)，听党的话，不愧为贫农本色，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大家说说、笑笑、拍拍手，吃喜糖，怪有意思的。我看新式结婚就是好，既热闹，又省钱。除夕晚上，锣鼓喧天，俱乐部的业余剧团，为大家演出革命现代戏。大年初一，报喜队到．到军属家拜年贺喜。人们刚辞旧岁，就沉不住气了，纷纷下田挑河泥。全村热气腾腾，今年一定又是一个丰收年。”
知青回忆：心底呼唤一个合家团圆的春节
春节不放假，不能与亲人在一起，对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难免感觉特别苦涩。在农村，要吃忆苦饭，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开批判会。即便溜回城市，街上也是冷冷清清，只有革命的红旗满天飘。没有鞭炮、没有团圆的年夜饭，没有联欢会，收音机里只有钢琴伴唱的《红灯记》。一位父亲被关入“牛棚”的知青如此写到：
六七十年代的春节，有多少个家庭在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中度过的。在思念父母亲人时，则默默背诵毛主席的教导：“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面对有“问题”的父母，则要自觉地斗私批修，在思想上与之划清界限，并尽量不去想念他们。孤独和寂寞，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缺少欢乐，没有祥和，很多古老的节日，名存实亡。人们在心底呼唤一个合家团聚、愉快幸福的春节。
【取消】人心思定，工人农民请求恢复春节放假

第一届春晚上的李谷一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但并没有立即恢复春节放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以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了政府对春节休假制度的回归态度。来信的读者一位是工人，一位是农民，信中朴实地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化、战斗化春节”的疲倦：
“林区第一线的工人不休星期日，一年中仅有这么几天假日，应该让他们好好地度过这个节日。”“既然是'法定假日’，除了象医院、铁路等确实不能休假的部门需要轮休外，都应该依法休假，不要任意去改变。”“农民一年到头，春节是放假休息的时候。说实在的，春节不放假，搞疲劳战术，群众过不好年，心里不痛快，干活也干不上劲。”
几天之后，部分省份开始宣布恢复春节休假。到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了春节休假制度。
全面恢复春节：传统回归
有人认为，“革命化”春节的本意是不要铺张浪费，不要磕头送礼拜年，但发展到后来，民间变成了“试图取消春节”，包括春节在内，几乎所有的传统都被当作“四旧”破除了，说是封建残余。连年货也停止办了。当形势有所变化时，传统必然会有极大的反弹。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国家经济尚未走出经济濒于崩溃的阴影时，人们已经恢复了一进腊月就开始忙年事的传统,街道上、商店里到处都是熙熙攘攘购买年货的人群。老百姓重新又开始拜年、贴春联，燃放烟花鞭炮。除此以外，随着电视机的广泛传播，全国人民还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春节必备节目，看春晚。直到今天，过年仍然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以后也仍然会是最重要的节日。
资料来源：1967年，1979年《人民日报》；黄卫、房一盟《1967：取消过年》，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45期；陈竟《“革命化的春节”过了十年》，党的建设，2006年01期；《百年风俗变迁》王跃年，孙青编著，2000；《中国民生60年》武文胜，艾琳编著，2009 ；《新编大众尺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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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第五期《大众电影》封底《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
一张接吻照片引发的风波
左图是一幅70年代电影的剧照，这是一部今人并不熟知的英国爱情电影，以灰姑娘故事为题材的《水晶鞋与玫瑰花》。这张剧照今天看来，根本是平平无奇，甚至于人们更留意的，是王子与灰姑娘的穿着，而不是男女主角在接吻。
然而，在1979年，这张剧照却引来了轩然大波。一位叫问英杰的干部来信炮轰刊登剧照的杂志：“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这样做，我看是居心不良，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九亿人民不会答应的！”
似曾相识的文风，今天仍然约略可见。但对于刚刚经历十年动乱的广大人民来说，是不可容忍的。“他能代表九亿人民吗？”上万封犀利的反击让我们清楚看到了渴求新生活的人们的精神面貌。
【起因】干部来信：你们在干什么？？？

王子与灰姑娘的拥吻
《大众电影》在1979年第五期杂志的封底刊发了《水晶鞋和玫瑰花》的剧照，画面中是王子和灰姑娘的拥吻动作。电影是一个十分老套的主题，王子与女仆有了罗曼蒂克的恋爱建立了一个理想王国。他们经历了痛苦，磨难，思念和抗争，终于达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含有反封建的进步色彩。《大众电影》编辑部精心挑选了这幅接吻的剧照予以刊登，认为最能表现爱情。然而，这一张照片引起了新疆奎屯农垦局一二九团政治处问英杰的反感和愤怒。在他还没有看过电影的情况下，以“九亿人民的代表”自居，向《大众电影》发了一封措辞直白但却异常尖锐的质问信。
《你们在干什么？？？》
《大众电影》编辑部总编、编辑同志：
我看了你们编辑出版的一九七九第五期的封底影照，非常愤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
英国音乐童话故事片《水晶鞋和玫瑰花》，我还没有看过，无法评价它是香花还是毒草。但我想，这部影片既然能受到你们的如此鼓吹，一定有什么“进步”意义。由此可以推断，这部影片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对九亿人民有教育意义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处的镜头。然而，你们没有选登，却偏偏以封底的显赫地位，选登了灰姑娘和王子拥抱接吻的镜头。这是为什么呢？
毛主席生前多次教导我们：“洋为中用”。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显赫地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难道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党的政治路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你们这样宣传吗？难道九亿人民大众在新长征途中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鼓舞吗？……你们准备把我国的青少年们引向何方呢？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还有点中华民族的气味吗？同志们！不要以为洋大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总编、编辑同志！我说的话尖刻一点，我还亲耳听到工农兵群众骂你们无耻呢！我认为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有学问的人，应该好好想一想，千万不要随波逐流，借“百花齐放”之名，行放毒害人之实。那样，九亿人民不会答应的！不管谁支持你们的这种罪行，我敢肯定，他总有一天会受到九亿人民的谴责或审判的。……我们九亿人民，在党和毛主席教育下几十年了，应当有中国人的气节，我们的报刊杂志，不能鼓吹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谁鼓吹这些东西，谁也同样会受到九亿人民的谴责和审判！……
我在愤恨之下，一气写了此信。出言不逊，对你们一定会有一点刺激，也可能你们会觉得好笑，或是咒骂什么“极左思潮”、“四人帮那一套”等等。反正现在帽子工厂、棍子店尚未彻底关闭，我从来也不害怕什么帽子、棍子，敢做敢为，对了坚持，错了就改。你们如有胆量，请在《大众电影》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那才算是“百花齐放”，有点“民主”的气味。否则，我只能认为你们做贼心虚。欠人民的帐是一定要还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致以 敬礼
新疆奎屯农垦局一二九团政治处 中国共产党员 问英杰 (略有删节)
【回击】读者愤怒回信：他能代表九亿人民吗？

万封读者来信，百分之97的读者反对问英杰的意见
问英杰“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的挑衅得到了回应，《大众电影》请示上级后，决定公开发表。问英杰的来信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回响。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读者的来信和来稿雪片似的飞到了《大众电影》的编辑部。自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五日，共收到来信一万一千二百余件。最多时一天收到来信近七百封。这在当时，可称得上全国瞩目的大事件。然而，事情的具体情况在传播过程中却受到了歪曲。零九年曾有一个知名电视台节目回顾建国60年历史时提到该事件时称“一万多封来信支持问英杰的看法”，而另一份知名报纸在回顾该事件时则称“支持问英杰的来信不到三分之一”。事实是这样的吗？
事实是，这两种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读者来信的真实的情况是：赞同问英杰看法的来信还不到“百分之三”，其余的都是反对问英杰看法的。思想压抑、话语压抑、性压抑了十多年的中国人民，面对以问英杰为代表的“极左回潮”，再也不愿意沉默，纷纷写信道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以下是来信选登：
《他能代表九亿人民吗？》
这是四川乐至县陈尚荣等六位普通工人的来信标题。他们自认文化水平不高，说不出深奥的大道理，但他们的质疑却非常一针见血：
“最可笑的是这位堂堂中共党员还要把他的那个极为错误的观点强加到九亿中国人民头上。而他竟能“代表”九亿中国人民来凶神恶煞般咒骂我们党目前的文艺方针。这可是不能容忍的了！这不是强奸民意吗？”
强烈否定了问英杰来信后，他们又热情地鼓励作家和艺术家们，“放心吧，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只要你们心目中有祖国和人民，我们敢肯定；中国九亿人民中的八亿八都会支持你们的！人民不会永远愚昧，十多年前的悲剧决不能在中国重演。”
《搞蒙昧主义是不行的》
来自广西北海的读者克彦则具体指出了问英杰逻辑的荒谬虚伪之处。
“难怪'四人帮’时期，'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而文艺对爱情的内容，则是绝对禁绝的……（以为）一经禁绝，我们的青少年一带，自然就可保平安的了。可惜得很，在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正是在'四人帮’'革命’最盛、禁绝最严的时期里，社会上出现的阿飞、流氓最多，青少年的犯罪最极。”
接下来，他又以《上甘岭》为例，批驳了“难道九亿人民大众在新长征途中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鼓舞吗”的说法：“《上甘岭》影片，是十足的战斗吧，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在战斗的空隙时刻，按照'帮艺术’的逻辑，自然是战士站起来，一手握枪看，一手劈着空气，高呼'同志们，消灭美帝国主义者，冲啊……’可是影片的编导，却偏偏要让我们的战士唱歌，而且歌词居然是'姑娘好像花一样’……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在观看影片时，有多少人要为我们战士的战斗力担心。上甘岭的战斗胜利了，可见姑娘对于战士也不见得可怕。一张美好、健康的《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却又何必大惊小怪呢？继续搞蒙昧主义是不行的。”
《解放思想向前进》
这是江苏省如东县赵志毅的来信。强烈批评了“四人帮”文艺政策禁绝爱情。“四人帮横行时，爱情作品在禁，古代的作品在禁，外国的作品在禁。这一禁使许多人成了睁眼瞎子。前不久我在剧场里听旁边一对青年男女在交谈，他们竟不知花木兰为男为女。你说可笑不可笑？……长此下去，我们将会变得狂妄而无知，愚蠢而麻木！”
“其实历史是最好的审判官。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就那几部片子，没有人去看，就搞样板戏汇映月，由党政部门出来组织，动员人看，降低票价。结果会计的报表上客满，剧场里坐不到几个人……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把人们搞得愚昧无知，问同志就是被毒害的一个。”
“道德过敏”的来信者的转变
问英杰的来信是篇坦白至极的奇文，批评他的来信也丝毫不客气的还击。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思想大解放的最真实的体现。我们清楚的可以感受到，绝大多数刚经历完文革的中国民众，对于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文艺，和以“水晶鞋与玫瑰花”接吻照为代表的新文艺，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态度。他们也对少数像问英杰这样的人与态度进行了反思，有人援引鲁迅的话来评价问英杰——“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穿凿附会到别的事情上去。”（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民心向背的测验结果，让问英杰很气愤，他甚至扬言要持刀杀害《大众电影》的两位编辑。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几年之后，问英杰本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由一个厌恶跳舞变成了爱跳舞，每星期至少要跳两三场，并且没有固定的舞伴。“有一年，我和他一起去云南参加全国农垦摄影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一到昆明，他就邀我当晚跳舞。在舞场，他'厚着脸皮’邀请那些素不相识的南方小姐，几乎没有空一场。”一位熟悉问英杰的人如此回忆道。
【反复】时代的徘徊：首部吻戏与裸女壁画风波

庐山恋，动情一吻人们观看无数遍
第二年，一部电影的上映彻底为“接吻照”风波盖棺定论，广大人民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这部戏就是张瑜和郭凯敏主演的《庐山恋》。虽然男女主人公在山顶激动喊出的台词不是“我爱你”而是“我爱我的祖国”，但那蜻蜓点水的一吻已让无数情窦初开的年轻人为之迷醉。《庐山恋》号称新中国第一部吻戏，即新中国成立三十一年后，才有了第一部吻戏。这部吻戏引发了1980年的观影盛况，这部吻戏让女主角张瑜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一位金鸡百花双料影后。
首都机场裸女壁画风波：思想解放不容易
然而，思想解放的前进，性意识的解放，也并非一帆风顺。“接吻照风波”的当年，即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甫、袁运生等艺术家创作的大型壁画群，在首都机场创作完成。其中，袁运生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面中出现了三位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因此尤为令人关注。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然而，这幅壁画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摆在人来人往的首都机场，有“伤风化”之嫌。即便邓小平参观壁画后作出了 “这是艺术表现很正常”的表态，这幅裸女壁画也未能保持原状地持续展出——三个月后，三个裸女的身前“被穿上”一层薄纱衣，第二年，有关方面还为裸女加上了纱帘。
类似的故事，八十年代还有很多。如今年轻人熟悉的，还有《圣斗士星矢》与《变形金刚》的禁播风波，等等。
结语：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极大转变。在性意识上的变化更是让当年人完全无法想象——各种跟性有关的事物层出不穷，“接吻”已经完全不被当作一回事来说了。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人们接受“接吻照”的理由——“这是反封建的，是积极向上的”在如今也完全不成理由，“接吻”已经不需要理由，这简直是自然而然的。然而，若社会意识仍然保持飞速地转变，大学生裸模、这“门”那“门”等现象越趋常见，或许有一天，当年问英杰的这篇奇文看上去就不再感觉荒谬了。
资料来源：《大众电影》1979年第五期、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一张封底剧照引发的风波》，1979；《民间记忆三十年》；《这本电影杂志创下960万册的销量奇迹》，南方都市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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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北京大学学生
1980年大学生“竞选风潮”
1957年，人称“燕园狂人”的北大学子谭天荣发出了他们那一代青年的宣言：“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然而他生不逢时，在当年，他要被拔“白旗”，是“毒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青年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他们欣赏当年雅典执政伯里克利的那句话——“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他们则想让中国的大学成为全国人民的学校。
1980年，在选举法的激励下，全国多所高校的大学生们，掀起了一场竞选人大代表的风潮。他们用热情、见识、努力诠释了什么是青年的责任。
【起因】1979《选举法》掀起学生竞选人大代表风潮

《选举法》
选举法规定“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
一切从《选举法》的诞生开始。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进行，前三十年脚步极为迟缓的立法工作也开始进入快速通道。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一口气通过了七部法律。其中就有这人大代表选举法。
这个版本的选举法有五项关键性的内容：1、区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2、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3、代表候选人人数较多时通过预选决定正式候选人；4、正式候选人差额选举，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人的名额。5、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
对于长期遭到破坏的选举制度来说，选举法确立的这几条内容都是有着深远意义的，尤其是“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这一条，让广大通过刚恢复的高考进入高校校园的学生，有了极大的兴趣。
于光远：市政问题要通过城市人民代表大会解决
在1980年8月底至9月上旬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首次刊登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的发言摘要，表达了对基层人大选举要发挥积极作用的态度。上海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各省、市、县解决了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就可以更集中讨论全国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中居住集中，文化程度高，全市居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很多，市政问题的解决更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因此城市人民代表大会更要走在前面，取得成功的经验。”
这些发言正值各省市正在或即将开展基层人民代表选举，给了广大盼望参政议政的高校学生很大的鼓励。一时间，全国多所高校开始了酝酿这场“大学生竞选运动”，用北京首位学生竞选者李盛平的话来说，他们的目标是“响应全国人大代表号召，让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
【过程】通过实践中来学习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

80年代北大学生
上海青年：人民代表不为人民办事，下台回家！
高校竞选运动最先源于上海，因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展基层人民代表选举的时间有先后，上海的选举安排在1980年5、6月份，早于北京五个月。以同济大学为例，我们可以看看大学生竞选活动是如何展开的。
同济大学教职工三千多人组成一个选区，产生人民代表三名，学生三千多人组成一个选区，产生人民代表一名。选举活动开始前，学校成立了选举工作小组，负责选民资格审查，指导、组织选举活动开展，选举工作小组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5月中，校选举工作小组主持召开学生候选人与全体选民见面大会。一位候选人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学校工作的建议，并作了如下陈述，受到了极大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但人民代表除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提出自己的提案外，还有什么实际权力？我认为：1.政府机构应由人民大会决定。2.政府公职应由人民代表推荐或由人民代表担任。3.政府公职应允许竞选。……人民代表任期四年，担任公职者不为人民办事或办事不得力者，下台回家，金饭碗、铁饭碗必须打碎！世袭或变相世袭的干部制度，必须彻底扫荡。”
相对来讲，上海高校此时的竞选还比较简陋，候选人较少，竞选手段也主要是在大会上演讲。同时，其他各地如西安、重庆、成都、长沙的大学生竞选活动也纷纷展开。然而，湖南师范学院校方在选举中钦定候选人的做法却触怒了所有学生，不满的情绪开始酝酿，数天之后，北京开始选举区县人大，而学生已经开始准备好了他们的联合竞选行动。
北京青年：竞选是为了让群众在实践中学会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
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北京地区高校的学生对此次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的运动是尤为积极的。不仅参与竞选的人数众多，关心的人数也多，竞选的具体形式也多种多样。例如北京师范学院是师生混合竞选，教师与学生之间要竞争；清华大学则是人民代表与学生会主席同时进行竞选——借助竞选人大的时机，学生提出“学生会要具有独立性”。
更重要的是，这次学生们充分参与的竞选活动强调让候选人充分表达意见，并鼓励竞选者之间进行辩论。各个学校中，以北京大学的竞选最为激烈，竞选过程最充分，在长达2个月的竞选周期中，竞选者候选人达18人之多，展开了极有声势与活力的竞选活动：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中立刊物。答辩、测验的话题交织着理想与现实，他们关心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校园，投向整个社会都关心的领域，发出了许多在今日看来仍然极为“解放思想”的言论。
在谈及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进行权利诉求时，一篇文章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国家政权都有摆脱人民的监督控制，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的趋势”。由这样的“规律”，应该引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必须用广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权利来制约国家、政权的权力。也就是说，要在人民“自治”与政府“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凡是需要权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对这种权威的制约；凡是需要权力集中与强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牵制与平衡。”
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竞选者们还都极为关心“人民权利”。 一位竞选者警告：“很多人忘记了还有工人，农民，部队。”；抨击“二十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半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
另一位则甚至拿出了维护工人权利的政纲：“企业的自主权应该由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职工代表大会有包括决定任免工厂主要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在内的职权”；“制定合理的工会法，工会应是与工厂党和行政部门相独立的工人组织，其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并促使工人的利益的实现”；“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以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的不断好转”；“制定合理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国家有责任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失业人员找到职业”。 类似的话题还有很多。
竞选者们甚至还必须接受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民意测验，对于经历了文革的那代人来说，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除一人表示“待研究”外，其余15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也不失其“伟大”。另一方面，在被问及“你最敬佩谁”时，只有一人回答：“还是毛泽东”，其余都另有选择，其中有5人选择了周恩来，还有一人选彭德怀，一人选陈云。
一位竞选人总结了为什么选举需要这样进行，“是人民群众打破原来旧的选举形式而力图创造一种新形式的一次尝试”。他这样看待竞选的意义：“竞选可以造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使群众在实践中学会如何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且他们将在不受任何操纵的情况下，学会如何辨别是非，区分真假。他们将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的分析、思考、判断，并且用自己手中的票进行裁决。”
【结果】被遗忘的1980年大学生竞选风潮

蛇口管委会直选
北京地区11名学生成功当选人大代表
北京地区大学生竞选区人大的这次运动总体上是顺利的，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北京共有17所高校近百名学生参加竞选，其中北京大学18人、清华大学13人、中国人民大学6人、北京师范大学14人、师范学院7人、民族学院5人、北大一分校2人、钢铁学院4人、经济学院3人、北京医学院1人、北京商学院3人、北京航空学院6人、人大一分校3人。除此之外，还有邮电学院、北方交通大学、人大二分校若干人。竞选的结果则是一共有11名学生当选为区人民代表。平均每位代表获得了约数千张选票。
但在竞选过程中，难免也会出现不谐之音。《中国青年报》记者曾报道，北京地区第一个参选的学生李盛平在竞选过程发出的一些言论让校方觉得太过出格，违反四项原则，学校组织一些教师写了“据理驳斥”李的三篇大字报并贴了出来，署名均为“部分选民”。然而李盛平在校园召集开会要求“部分选民”站出来，指出他在哪儿讲过那些大字报所引用的话时，同学们等了十多分钟，却没人站出来。另外还有部分学校在竞选期间临时要求党团员不得继续参与竞选，导致部分已经参选的党团员进退两难。
1983蛇口管委会直选
1980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再未以运动的形式在各高校全面展开。但类似的试验在中国不会完结。 1983年4月，蛇口工业区首先在国营直属公司副经理以上的行政干部和助理工程师以上的技术干部约130人中，进行民意测验，由他们在没有指定候选人的情况下，自行推选管委会成员。这次民意测验实质上是蛇口工业区第一次成功的民主选举。让群众投票，选出自己信任的好干部，使蛇口工业区的领导班子向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前进了一大步。这是改革开放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案例。
2004年，选举法经历多次修订后，恢复了直接选举中的预选，明确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与1979年选举法已经相当接近，随着民主法制的不断推进，或许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的情景会重现吧。
结语： “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当钱理群教授看到这段针对北大的批评时，他感到十分无奈。然而无奈过后，钱里群说他当时也没想起1980年的选举运动，这种遗忘恐怕是严重的。值得民族珍视的历史，需要被反复提起。
资料来源：《钱理群谈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论北大》；《中国选举法立法回顾——1979年选举法》《中国选举法立法回顾——选举法的四次修改》；陈向阳《当年北大竞选时》；南方周末《北大“三角地”变革与回忆》；周英《续精神涅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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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苦恼人的笑》影像。这是学生们在“考教授”时让老师出丑后哄堂大笑。
千古奇闻：学生“考教授”
左图是一部1979年的电影《苦恼人的笑》中的一幕，描绘的是75年举行的一场医学院“教授考试”——几个医学院的年轻学生让他们的老教授接受一场他们出题的操作量体温的考试，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颤巍巍地站着把温度计放入口中再惶惶抽出，他惶然发现这居然是肛门温度计时，对面坐着的学生们发出了刺耳的哄堂大笑。这是让笔者瞠目结舌的一幕。
这也或许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最为荒诞的一幕。在这个有着极其古老的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度，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拔白旗、插红旗”、“中小学课程革命”、“批林批孔”等一系列“教育革命”之后，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居然成了这样。意义何在？目的何在？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后来者慎之慎之。
【缘起】让教授们理解“学生交白卷是可以的”

拯救“教育革命”的“白卷英雄”
1973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到了第7个年头，最初的运动激情已渐渐消散。林彪北逃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随着周恩来开始整顿“教育革命”，国务院决定实施文化考查——大学招生重新加入了考察文化水平这一项，校园里顿时刮来了一阵清风。然而一个地方上的普通学生在考试中交上来的一张白卷，却让极左思潮来了一次政治上的大反攻，“教育革命”迎来了第二次高潮。
这位学生就是后来以“白卷英雄”知名的张铁生。平素疏于学习的他为了通过入大学考试，在语文试卷上，他不去答题，而是写了一篇《大学门，为谁开？》的求情信——信中他指责爱学习的学生“把升大学当作离开农村的跳板，经过几个月的专心抠书，有可能答满分，但他们为的是个人奋斗，个人前途，不是为革命深造”，“培养这样的大学生，只能是使人民失望的废料”；而他自己则是“自我表现胜似黄牛”，恳请各位领导帮助实现他上大学的“自幼的理想。”
在正常时期，这篇神奇的文章本只会作为笑谈，但在特殊的年代，在一些人手里，却可以成为一件犀利的武器。这篇文章被主政辽宁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派专人修改后先是发表在《辽宁日报》头版，然后又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极左派称张铁生对“修正主义考试”交—了—份“白卷”，而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张铁生也因此上了大学，成了“反潮流英雄”。然而，这终究是过于荒唐的事情，仅辽宁日报就收到两千封来信反对张铁生上大学。
毛远新出奇招：考一考教授，让他们承认“张铁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压制反对之声，毛远新在辽宁抓了一个点——沈阳医学院，为以开会为名，把基础部38名教授、讲师召到第四教室，拿出事先策划好的考题，突然袭击考了一下。由于长期没有接触数理化公式，确实使—部分教师答不上来。学院马上让这些教师淡“认识”、说“感想”，直到他们承认“张铁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毛远新听到汇报后大为高兴，指示：“这个办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试试”。
在这个“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人们记起了最高领袖的指示：“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考考教授又有什么不可以？很快，这股风气就在辽宁刮起。并且得到了江青的赏识，江青表扬说：“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再很快，又在北京刮起，上海刮起，在极左派的支持之下，全国都刮起了“考教授”之风。
【极左派】这是一次生动的路线教育

北京：600余名教授被骗去考场遭遇“突然袭击”
毛泽东曾经说过，“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如今时来运转，轮到学生们“突袭”教授了：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开会议，决定对教授“突然袭击”，进行考试。上午开完会，就组织人在清华出题，下午就带着考卷同时到17所院校去考教授。他们以开座谈会的名义把教授们骗到考场，突然宣布进行考试，发下数理化考题，强迫这些多年来从事文史哲、外语、体育、艺术、医学、生物等专业研究的教授们当场答卷。
北京市参加考试的正、副教授共613名，及格者53名，占8．6％；总平均为20分，其中一个学校6个教授得了6分，人均只有1分。
上海： 58％教授无法默写出毛主席“六二六”指示
74年1月3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召开各大学负责人会议，要求参考辽宁及北京的做法，也对大学正、副教授进行一次考试。考题以1973年高校招生测试中若干中等水平的试题为主要内容。1月5日上午，市革委会文教组对全市18所高校650名教授、副教授进行考试。试题不顾教授专长，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共17题，考试结果及格65人，占10％；不及格585人，占90％。上海第二医学院等院校的红卫兵组织的“考教授”活动，政治题目有默写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等，结果58％人答错。
极左派得意了：教授“烤糊”了
对于突袭考倒教授的成果，极左派当然十分得意，一位监考者过后说：在旧的教育制度下，我们工农兵是别想进大学的，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不但进了大学，还来监考教授、副教授，这对自己是一次生动的路线教育。他们还发表了一篇《考教授有感》，登在国务院科教组的官方刊物上，嘲讽教授们——
“这样的考试结果，用参加考试的一位教授的形象语言来讲就是：。考(烤)“糊”了！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可是，这个法宝，一旦用到了自己的头上，怎么就考(烤)糊了呢？
“在这个事实面前，许多教授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有的说：我一拿到考卷就站到了张铁生一边了。
“有的当场赋诗：突闻考试实堪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识此味，从今开始学新人。他要开始向张铁生这些新人学习了。
“有的说：通过这次考试，我受到了一次亲临其境的教育，认识到旧的考试制度确实害死人。同时也可用此教育其他认识不深的人，甚至是反对派。
“有的在试卷上写道：以上的题我完全答不出，照这个标准，我就没有入学的文化程度．用这样的试题考工农兵完全是刁难和阻碍工农兵入大学。我完全同意张铁生的意见，这样的入学考试非废除不可……
江青姚文元亲自上阵嘲讽教授们
张铁生引发的“考教授”事件甚至让江青、姚文元都觉得非常值得炫耀，在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津津有味地描述如何戏弄知识分子——
姚文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
江青：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是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
姚文元：几大特征。
谢静宜：还有答基本路线是三要三不要。
江青：哎，基本路线他说是，不是，还有多快好省，总路线有的说是三要三不要。
姚文元：有的说是遵义会议上提出来的。……
江青们对这次奚落教授们十分满意，甚至还专门拍了一部未来得及上映的电影《反击》，重点讲述了这个“考教授”，作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果”。
然而，事实上到底是否他们所说，教授们因这种考试而颜面尽失呢？
【教授】难以言说的巨大耻辱

历史学家白寿彝：考试时交白卷拂袖而去
事实上，且不论“突然袭击”毫无准备的教授有多么可笑，让不同学科的教授应付同一种试卷有多么荒唐，江青们所津津乐道的合格率不到10%、平均分有多么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教授们拒绝作答，很多题仅仅不过答打出三国演义、水浒传作者名字的难度而已。即使写下了一些怪异的答案，或者作些歪诗，许多也一眼能看出是在表达教授们内心的愤懑。交白卷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就是一位突出例子，据白老先生女儿回忆——
父亲被骗进“考场”，当场识破了“四人帮”不可告人的诡计，当拿到卷子以后便在上边只写三个字：白寿彝，便拂袖而去，昂然离开考场。父亲的这种愤怒和抗争，随后被广播批判、通报全国。但他的铮铮铁骨，也得到全国学界的敬仰和称颂。侯外庐先生对此赞叹道：“寿彝先生真正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真是威武不能屈呀。”他又用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来赞扬父亲的独立自得精神。
除白寿彝之外，在北京“突袭考试”中不合格的590人中，共有200个是交白卷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拒绝作答。还有很多教授识破了极左派的用心，没有作答，而是如张铁生那般，当场在考卷上写下自己的看法，指出反对招生文化考查是“不要知识”的，“对于将来人类科学进步上是有阻碍的”，如此下去，中国“将被世界上其他各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另外，还有许多老教授们在遇到此后层出不穷的学生诘难时，也用自己的方式捍卫尊严。例如把所有学生问的专业问题都回答出来，让学生服气他们作为老师的资格。例如陈中凡、冯沅君等就是这么做的。
但即使再怎么铁骨铮铮，这种巨大的屈辱让教授们仍然感到难以承受。本篇描述的，仅仅还只是“学生考教授”这种身份落差造成的怪状，难以言说的巨大耻辱，如被学生批斗、殴打等等，还层出不穷。
历史的转轨：尊师重教传统的重新确立
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教育革命”，极大破坏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尊师重教的传统。当“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连环画大行其道时，传统中国人追求的孔子与其弟子之间那种融洽关系已经不可能存在。“革命”结束以后，沦为“臭老九”的经历让知识分子难以忘怀。“考教授”成为各种伤痕文学、回忆录中常出现的一幕。电影《苦恼人的笑》中那学生肆意嘲笑老师的惊悚场面，是这种记忆的集中反映。
1985年，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教师节。此后，尊师重教传统重新确立。当年对教授老师们做过适当之事的学生们，许多也已幡然悔悟，向原来的老师们道歉。然而绵延至今，“考教授”的一幕或许不会再出现，却难说当今社会这一传统做得有多好。2500年前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融洽关系，仍然是当代人需要仰望的标杆。
资料来源：彭泽平《知识厄运与制度悲剧文革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革命的历史省察》；《陈中凡先生逸事》；《女学究轶闻》；《历史的丰碑·教育卷》；《考教授·“文革”中的一出闹剧》；李普《考考教授》；张丽波、于德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 极左哀秋（1973-1976）》；《彰往知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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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疯狂流传的“周恩来遗言”手抄本(部分)
震惊中外的“周总理遗言”
1976，丙辰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不会被忘却的一年。这一年，天崩地裂，伟人谢世。这一年，是十年动乱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年，孕育着新时期的到来。
在众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件可能已经被人们遗忘，这就是发生在“十里长街送总理”与“四五天安门事件”之间的，震惊中外让当权派全力追查的“伪造总理遗言”案。
为什么一个23岁普通工人炮制的“总理遗言”，让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疯狂传抄？为什么这份遗言让当权派惊恐万分？
多年后，记录这个案件的作家杨匡满在“总理遗言案”的标题下抄上了1976年清明节的旧作：我已做了父亲 / 但我刚刚长大 / 我和我的人民一起成熟。1976年的“总理遗言”，不能遗忘。
【经过】“周恩来遗言”引起了巨大震动

炮制“总理遗言”的李君旭
周恩来去世，23岁青年工人炮制总理遗言
1976年1月8日，巨星陨落，在病房与病魔斗争了半年的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位担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国总理的党内元勋，本应享有国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仅仅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就连告别仪式上致悼词的邓小平，也在仪式结束后事实上无法进行工作。各大报纸上，怀念总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压缩，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被要求合并、缩小字号，甚至于报纸的头条都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等有意占据。十里长街送总理，也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下进行。
2月5日，杭州的几个热血青年聚会，议论起了新闻报道的周总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遗嘱。“总理遗嘱就一句话吗？肯定有别的指示被封锁了”有人说着情绪就变得激动起来。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也强烈地认为，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但事实上，根据各种记载，处于病重之中的周总理确实没来得及留下什么遗言。
想着总要做点什么的李君旭，在经过几天的思考之后，一个极为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诞生了，“遗言！写成总理诀别信的口气！”。有了想法，便立刻动起了手来。23岁，如此年轻，还是一个工人，有人不免怀疑，他能模仿出总理的口气写出遗言吗？事实上，李君旭尽管是个工人，但热爱文学，后来还得过全国报告文学的奖项，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并且，他炮制总理遗言还非常用心，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还找来了任弼时去世时的追悼会纪念册，参考胡志明了遗言。他这份炮制的遗言中，还加入了总理委托邓小平致悼词，撒骨灰等细节。甚至还特意把新闻中说的“骨灰撒到海里”改为“撒掉”这种简练的用法。
“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却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的国家和党掌握，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纪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道路，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我们前头倒下去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时，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告诉他没有白死，死者会听到自己同志的声音的。"第二年他就牺牲了，多少年来，我总是想着用什么向他们汇报呢？……在这弥留之际，回顾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共产党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遗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强工作，补回失去的时间，为人民服务了。
同志们一定要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 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3. 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19
除此之外，还有一封短信，是给邓颖超的。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战斗五十多年了，我相信你一定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好孩子们，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 周恩来 1975.12.28
传抄与追查：“遗言”引起巨大震动
当李君旭将这份“遗言”出示给他的几个朋友，并谎称这是抄自“某油印稿”时，他的朋友们立刻就被震撼了，进而相信这确实是周总理的遗言。于是，类似文革时期众多私密流传的手抄小说，这份“总理遗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传播开了。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现，几天内风靡全城。它借助着中国人传统的亲朋好友之间频繁的感情联络，借助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邮政渠道，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除西藏、新疆这些偏远的省份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甚至还有十多家外国及香港的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个遗言的消息。
人们兴奋、激动，又有几分紧张，就象在暗夜中发现了火光。在人们被压抑得窒息的时候，“遗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并肩而行的自行车上，人们交头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们辗转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间一谈起时局，一谈起遗言，也会像磁石一样立即引为知己。
然而，这份力挺邓小平的遗言也引起了当权派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与收缴。凡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受到盘问。
在东北某省的某个文化局内，局长大人亲自坐镇，召集几十名干部训话，限令当晚二十四点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现的“遗言”是从哪儿来的，不然一个都不准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学，“工、军宣队”命令所有的学生都交一份书面保证，讲清楚自己同“遗言”有关的一切情况。连理发的师傅，都因涉嫌传播谣言而挨了批斗。
但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后收缴上来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而对最初的谣言，在几天之内就定位在了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并同时牵连到了他的几个朋友及他们的父母一共7人。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幸好四人帮倒台，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们就被平反了，因为这是属于“反四人帮”的行为。李君旭被教育“制造谣言是不对的”后，也被释放了。
以上，就是这次“总理遗言”案基本的来龙去脉。
【疑问一】为什么人们理解“总理在遗言中称赞四人帮”

因“总理遗言案”被查处的主要当事人
“周总理是很有战略的，只要邓小平保住了就好”
然而，回到这篇伪造的“总理遗言”本身，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里面明显提到了对邓小平的赞扬，但“总理”明明也是赞扬了王洪文与张春桥的，为什么说这还是一份反四人帮的材料？总理与四人帮的矛盾，任何一个稍微关心政治的人都能感受得到。那为什么李君旭还要如此伪造总理遗言，为什么人民群众还如此的兴奋？
亲历者是如此解释的：“……心里唯一有点疑惑，就是周总理为什么要夸王洪文和张春桥，那时候，中国人民的普遍情绪，已经对那几位非常反感了，后来转念一想，周总理是很有战略的，只要邓小平保住了就好。”
在人们心目中，周恩来在文革中顾全大局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已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还必须与四人帮周旋。他们相信这是总理与四人帮斗争的一种战略。假如“总理遗言”中没有这些内容，反而不可信。
经历大风大浪，人们不再简单从字面理解
这也跟文革的演进过程有很大关系。从批“彭罗陆杨”，再到批“刘邓陶”，到“林副统帅”出逃，到“美帝国主义”总统尼克松访华，再到邓小平的复出与再次倒台。经历了这么多的波谲云诡的事件，群众们的心理承受力与判断力已经提高了很多，也在一波一波的运动中变得狡黠，不再是纯粹的惊弓之鸟。甚至在追查何处听到这个“总理遗言”的时候，全国上下几乎都学会使用了黑色幽默式的、护人护己的谎言：“我是在某某公厕蹲坑时听隔壁女(男)厕所的人说的。”
显然，人们对“遗言”中的话不会简单从字面上去理解的。
【疑问二】为什么人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总理遗言”并进行疯狂传播？

谣言传播的心理机制：满足人们所期待的
著名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分析了谣言传播的三个特点：1、“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口耳相传等私人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2、“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他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3、“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
从文本上分析，这篇“总理遗言”是完全符合上述三个特点的。首先是“像”，不管是口吻上还是内容上，都符合人们对周总理的印象。既提到了毛主席等老革命家，又提到了国务院的事物安排，既追思了先烈战友，又提出了对未来的展望，十分恰当，符合人们对总理遗言的预期。
进一步分析，对于为数更多的手抄者来说，这份“总理遗言”之所以看上去并不可疑，乃是因为它既暗合了他们的心思，又煽动着他们的不满。在已经展开“批邓”的环境下，“遗言”力挺邓小平，又“曲笔”点出了人们所愤恨的四人帮，自然会受到欢迎。
谣言指向了当时人们最大的愿望
除去对人事交待的内容以外，“总理遗言”着重提到了文革以后工作重心转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人心思治的时刻，“总理遗言”犹如一把收聚民心的利剑，人们疯狂传抄是自然而然的。
谣言背后，是文革末期躁动的社会情绪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政治谣言最发达的一年。发达到了在几亿人口中妇孺皆知的程度。这些谣言的矛头，无一不是针对着把中国拖入十年内乱的极左派们。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德高望重、忍辱负重、苦心孤诣的周总理自然成为民意最大的寄托。
在这种情况下，“总理遗言”中那句发自肺腑“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怎能不让人们心情激荡？从“十里长街送总理”，到“举国传抄总理遗言”，到三月底悼念总理的“南京事件”，再到“四?五天安门事件”，围绕着周总理逝世，中国民众首次在建国以后发起了大规模的自发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天崩地裂的1976年，这一系列事件才是走向新时期的起点。
资料来源：李君旭《遗言：震惊世界》：杨匡满《“周恩来遗言案”始末》；袁敏《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看历史《“总理遗言”：卷入政治的年轻人》；刘东《黑天的故事：文革时代的地下手抄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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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河南林县东姚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发行的“觉悟”粮票
“觉悟票”与背后反左故事
这是一张不寻常的粮票。中国粮票40年的历史上，只有这一种叫“觉悟票”。笔者翻查资料，除了九十年代以来有些票证收藏者提过这种粮票外，没有其他原始资料有过介绍。
我们知道的，只有这张粮票的名称叫“觉悟票”，这张粮票发行的时间是1959年，发行单位在河南林县某个人民公社。以及，粮票背后记载的罕见说明。
但只要经过细致的考察，这已经足够透视一个时代，一个地点，一场运动之下的点点滴滴。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反左的故事。
【释义】什么是体现“按劳分配”的觉悟票

“觉悟票”，不是说领票的就有觉悟
粮票，是计划经济时代一种很常见的产物。从1955年开始发行到1993年彻底退出市场，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民须凭粮票才能购买粮食。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见证了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短缺的一幕。这期间出现了各式各样今人难以想象的票证，有板凳票、蜡烛票、也有尿票、粪票，甚至还有“语录票”、“文盲票”。但要说最罕见，最具有意义，可能还得数本文介绍的这种“觉悟票”。
什么是“觉悟票”？有些读者可能会望文生义地以为，“觉悟”这个定语与粮票上加毛主席语录类似，仅仅反映时代的特征，而不具有实质意义——那个时代的人就该有觉悟，领粮票就是收获“觉悟”。但这么理解是不对的。把觉悟票翻到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用法：
“觉悟票”的使用方法：
一、为考核劳动好坏，分别印制红、绿两种票色。
二、对劳动好、踏实、干劲大，发红票；对劳动差、没干劲、不能按时上工、下工发绿票。
三、参加劳动的人必须随天发票；不参加一律不发票。
四、全月不旷工和全红票为一功，记在功过簿。
五、每月领七张绿票以上记一小过，记在功过簿。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觉悟票”是 “大锅饭”破产后 “奖勤罚懒”的措施
显然，“觉悟票”是一种带有奖惩性质的粮票。再仔细观察，上面贴出的几张觉悟票，标注的时间都是1959年，那么就很容易联系想到，1959年，正是我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时期。那时候，几乎所有地方都采用了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一大二公”和 “大锅饭”，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这带有奖惩性质的“觉悟票”，正是取代“大锅饭”、奖惩罚懒鼓励人们积极劳动的新事物。虽然表面上是希望大家讲“觉悟”，但谁都可以看出来事实上起作用的，是票背面的5条措施。
有人认为，“觉悟票”是某位大队支书想出来的，并流传到多个地方，如今看到的“觉悟票”有多个公社的版本即是明证。但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是，的目前已知的“觉悟票”，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河南林县（今林州市）。而且，根据各种“觉悟票”的样式相像程度和用法几乎相同，虽然没有别的佐证，笔者也敢断言，林县各种“觉悟票”的发行肯定跟县级的领导有关。而在全国其他地方，从未发现过类似的票证。
为什么是林县？为什么只有林县？
【探析】林县书记杨贵与“觉悟票”背后的反左故事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接见杨贵
毛泽东时代水利标本：不仅仅只有“红旗渠”
河南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境内山高岩陡，土地瘠薄且严重缺水，是河南省有名的山区穷县之一。建国以后，这里的人们凭着坚强的意志与艰苦的环境作斗争，连续凿出爱民渠、英雄渠与红旗渠等引水渠道。尤其“红旗渠”被周恩来称为“人工天河”，成为上世纪60年代全国著名的样板工程。也让林县因此扬名天下。
林县之所以能成为毛泽东时代的水利标本，原因在于这里有非常朴实勤劳的人民，还在于有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导人杨贵。杨贵从二十六岁起在这个县当了十八年县委书记，既熟悉当地情况，又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更重要的是，在特殊的时候，他敢说真话。
58年杨贵汇报亩产114斤被批，坚称产量就那么多
大跃进开始以后，河南迅速开始批判省委书记潘复生犯“右倾机会主义”，随后各地就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林县隶属的新乡地委召集县委书记汇报粮食产量。各县的书记都不敢首先开口，最后杨贵被推举首先发言。结果杨贵按照之前自己的调查老老实实地汇报“亩产114斤”。不等他说完，调查专员就气得质问他是否瞒产。而在后来其他人纷纷报上亩产350斤、400斤的时候，杨贵不为所动，依然坚称林县亩产只有1百多斤。正是他的实事求是，让林县避免了国家过高的征购任务。而离林县不远的信阳，则因为虚报产量，导致国家征购粮食过多，第二年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杨贵向毛泽东汇报：大炼钢铁顾不上收庄稼
1958年底，毛泽东视察河南，让大家汇报有关人民公社、大跃进，全民办钢铁的情况。当杨贵汇报时，毛泽东问到炼钢的具体情况，杨贵再次如实汇报炼钢大多数炼出来的是硫铁、铁渣，能用的灰生铁非常少。杨贵甚至主动提起了庄稼收成的情况，称壮劳力出来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大好年成白白荒废了。杨贵的汇报直接促成了中央两次郑州会议上开始纠“左”，纠“浮夸风”、“共产风”。
坚持“反左”，林县强调“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于是才出现了“觉悟票”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杨贵在林县的多次会议上都强调了要纠“左”。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要求林县在生产过程中要“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并未盲目跟风别地大办人民公社食堂，搞“大锅饭”。“觉悟票”正是实践这一做法的产物。另外，杨贵还认真组织群众揭出以前存在的问题，把“共产风”“浮夸风”之初多收取的款项和物资按比例返还给各大队和群众，解决了“一平二调”的问题。林县还改进了领导机制，县委实行集体领导，轮流在书记处担任常务书记，防止了许多地方出现的领导权力过大造成的政策失误。
杨贵：修红旗渠没有饿死一个人，61年林县支援饥荒地区1000万斤粮食
1960年，在杨贵的领导下，林县开始了修筑红旗渠。而同时期的其他地方，正遭遇着严酷的三年困难。1960年底，全国实行“百日修整”，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红旗渠却因为储备粮充足而坚持继续建设。在河南普遍出现大规模饥荒的时候，杨贵骄傲地宣称“林县没有因为修渠饿死过一个人”。61年林县甚至还从储备粮中拿出1000万斤支援了遭灾的地区。这一切都是得益于林县没有虚报产量。当年，对“左”风忧心不已的谭震林副总理来视察，听说林县不顾禁令在大搞建设，同时还调粮给外县，以为林县肯定会出大问题，立刻准备纠“左”。但听到杨贵的解释并亲自调查后，谭震林高兴地赞扬了林县取得的成就。
在特殊的年代，一个书记只要能坚持反“左”，就能对民众作出莫大的贡献。“觉悟票”就是林县这段反左故事最真实的记忆。然而可惜的是，也只有林县出现了“觉悟票”，庐山会议后，风向从纠“左”突变为“反右”，能够继续坚持反左的地方领导太少了。
【余音】仅仅反左也是不够的

安东尼奥尼《中国》中的林县
文革开始，杨贵被打为“走资派”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杨贵自58年起的种种做法遭到了清算，造反派罗列了杨贵的许多罪名，说在杨贵领导下的林县根本不是“红旗县”（因林县在河南省改造贫困山区成绩突出并修建红旗渠，在六十年代被评为全省红旗县），而是“黑旗县”。“红旗渠”也不是“红旗渠”应叫“黑旗渠”。杨贵也被安上了“走资派”、“黑帮”、“坏人”等头衔。杨贵被打倒前，在几位北京记者的掩护下去了北京“避难”了几个月，得到周恩来的保护后，才重新返回林县任职。
另一面：从安东尼奥尼《中国》看真实的林县
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访华，并拍摄了一部惹下巨大风波的纪录片《中国》。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被安东尼奥尼看中，作为拍摄素材。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之下，这个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样板呈现出破败的房屋，泥泞坎坷的巷道，街上人烟稀少。被评价为 “这是林县，这个省份的贫穷一目了然。”在充分的集体化之下，农民们仅被许可在非常狭小的市场买卖自己的产品，而严格来算，这也是应该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尾巴”的。
安东尼奥尼如此描绘沉默而贫穷的林县——“几乎感觉不到感情和痛苦，它们被隐藏在俭朴和含蓄的后面。”杨贵的反左让林县免于了饥饿，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资料来源：《杨贵与红旗渠》；《中共林县党史大事记》；《一张奖勤罚懒的觉悟票》《我们在文革中掩护林县县委书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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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发行”的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看不到的“内部书”
“三十多年来，我们把西方文化当作禁忌对待。抛弃来自西方一切事物。结果。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一直是空白。弥尔顿、萧伯纳、卢梭、巴尔扎克、薄伽丘和歌德的作品。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戏剧。全被当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准出版。不准上演。”—— 一位前中央编译局局长如是说。
不仅仅是西方，苏联、东欧的很多优秀的东西，大部分中国人也了解不到。于是，70年代末期，小道消息横行中国，江湖传闻动摇天下，因为信息不流通，有书看不到。
没错，不是没有书，而是叫做“内部书”。它留下了一道窗口，人们对窗口越是好奇，越是探究，这窗口就越张越大。
【由来】“内部书”是为了反资反修，又不让一般百姓受“污染”

什么是“内部发行图书”？
“内部发行图书是指在某些领域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但不宜公开发行和传播，仅供部分特定读者阅读的出版物。”这是新闻出版总署对内部图书给出的定义。内部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新中国出现的？许多研究者首先就把目光投向了60年代开始出版的那些，如黄皮书系列，灰皮书系列等等。但据《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50年代已经有这种书，甚至早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第一部有影响力的内部书，应该是《金瓶梅》。
毛泽东：《金瓶梅》可供参考，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金瓶梅》因其大量的性描写，历朝历代都被禁止，建国后，也只有极少数从事研究的学者才允许阅读，传播范围极小。但在1957年，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在毛泽东的鼓动下，《金瓶梅》获得了内部范围的发行和传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印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统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以及专门研究人员，所有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黄皮书、灰皮书、黑皮书等——学习批判“反面教材”以应对国外各种挑战
“内部书”的广泛出现，是从60年代初中国国际形式变得恶劣后开始的。当时，英美等地出现“愤怒的一代”，而苏联、东欧随着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开始出现“解冻文学”，这一系列的思潮现象让出版界、文艺界的人士觉得有必要将这些情况介绍进来，了解后才能加以应对。中宣部也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资反修斗争。但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讲，与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格格不入的，公开发行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因此便有了一系列称为“皮书”的不公开发行的译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系列。
一种是黄皮书，主要是文艺类书籍。包括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在路上》、爱伦堡《解冻》、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等。
一种是灰皮书，主要是政治类著作。即“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也包括一些英美作家研究共产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等等，这种书受到了毛泽东的特别重视。
还有一种是较后出的黑皮书，是中国的“问题人物”所著——“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等等。
这些“皮书”的统一特征是：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有的书中还夹着小字条：“本书为内部资料，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每种类型的书都用同一个颜色——用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的话来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 每种只印几百册。读者很有针对性：司局级以上干部和相关专业人士。
典型例子：周恩来指示翻译三岛由纪夫作品以加强警惕
在1960年——1970年间，日本文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复活军国主义、怀念军事历史的热潮。拍了大型的宣扬胜利和悲剧的影片《山本五十六》和突袭珍珠港的《虎!虎!虎!》。接着，作家三岛由纪夫在自卫队的集会上号召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忠，并当众剖腹自杀。周总理得知这件事后，即交待有关负责人通知人文社，尽快将三岛由纪夫主要作品译出，让我国社会人士了解这一动向，加强警惕。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大专院校日本研究专家，先后译出了《忧国》、《丰饶的海》(三部)，以内部发行方式供应有关读者，这是“文革”后期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说明里是这么写的：“日本反动作家三岛由纪夫是个臭名昭著的右翼法西斯分子，写过大量极其反动腐朽的毒草，狂热地鼓吹军国主义思潮，后期尤为露骨。他最后竟以切腹自杀的丑剧，制造臭名远扬的“三岛事件”，煽动最反动最野蛮的武士道精神，为美日反动派加速复活军国主义效劳。现在内部出版三岛有代表性的反动作品的译本，作为反面材料，供批判用。”
【渴求】越不让看，越想要看

按级别分配书，级别高就一定对书有批判兴趣吗？
出版内部书的初衷，是让干部了解世界最新动态，防修反修，以应对可能的挑战。所以，内部书最初都是只发给干部的。而普通民族开始时基本是看不到的，因为怕“他们”抵抗力低被污染。“内部书”的潜在逻辑是，越高级别的干部越不怕污染，某些书“限省军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是否能拿到书，成为了一种政治待遇，有资格买到书的人不见得会去浏览，而有心去研究、去看的人却很难弄得到书。“内部书”的流传虽然没有强制性的屏障，但“内部”两字却天然阻止了传播的交流。有些地方甚至到现在在出版工作文献的说明上还写着“仅供系统内的党员干部使用”。文革时期，曾经连民主党派都没法看到这些“内部书”。
周恩来指示：增加内部书印刷数量，部分可以转为公开发行
1973年，周恩来接见访日代表团全体代表，问荣毅仁、毛芸生：“你们看过《阿登纳回忆录》吗?”他们回答：看不到。有些内部书是孩子们从同学家里借来看的。周恩来表示歉意说：你们将了我们的军，我们党内看到的书你们看不到，发行面太窄了。内部书你们都可以看。周恩来还告诉出版口，赶快把《阿登纳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印出来。
出版口乘此机会，除有计划地主动组织出版一批世界名人回忆录和传记外，同时改进了内部书发行办法。周恩来批示：“同意内部发行分两类，一类可公开发行，一类内部发行加份数，购买范围应扩大。”
越不让看，越是要看
虽然内部书的发行有所扩大，但对于不满足极其单调的公开出版物的广大年轻知识分子们来说，仍然感到十分饥渴。在六十年代前期，被防修反修思想严密监视起来的学生们，除去大院子弟，想看到内部书还十分困难。然而到文革天下大乱之后，黄皮书、灰皮书和手抄本的传播便立刻迅速起来。有追求的青年们如饥似渴地追逐这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坏书”，学者李零曾经如此描述他的阅读经历：
“当你在学毛选时，他们在读马列；当你看到马列时，他们在看黑格尔；当你看黑格尔时，他们在看《新阶级》；当你看《新阶级》时，他们在鼓吹存在主义……十年之后，当存在主义成为流行的社会思潮之时，他们如果不是成为'绿党’，便是号称皈依宗教，成为不问政治的人道主义者了。”
“内部书”大大拓展了青年们的眼界。设计“内部发行”的人，恐怕没有想到，恰恰是“内部发行”“仅供批判”等字眼，成为了吸引读者的招牌。
吊诡的反效果：“内部书”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思想渊源
有论者认为1976年4月5日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是有思想渊源的，可以追溯到红卫兵和知识青年的地下读书活动。所谓的地下读书活动读的就是这些皮书。那一代人的阅读史惊人地相似，“文革”初期“破四旧”后，除了毛泽东著作和钦定的书籍之外，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技、文艺类书籍都被禁绝了。当红卫兵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精神空虚了，想看书了，于是就看那些为了反修防修斗争需要而出版的内部读物，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他们读书的同时还搞了阅读小组，结果发现自己反而被这些书启蒙了。换句话说，后来反权威反得最厉害的竟然就是当初读这些书的人，这是一个多大的吊诡?
【消亡】《八一牌万能拖拉机的使用和修理》为何不能公开发行？

荒诞的《内部书》目录
改革开放以来，如其他左的政策一样。“内部书”也逐渐开始式微，1986年，中华书局对建国以来的“内部书”做了一次盘点，此后仍然还标注“内部发行”的书刊则直接归入了当年的《全国总书目》。“内部书”逐渐变得相对容易获得。
盘点的结果是发行了一部《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这部《总目》合计列了18301种图书，可能还有所遗漏。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内部书”的规模有多么庞大。仔细考察这个《总目》，则会发现很多作品根本无法理解为何要内部发行——诸如《通鉴纪事本末》、塔列尔的《拿破仑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二十世纪物理学进展》，到底有什么危害呢？更不要说工具书《辞海》、技术手册《八一牌万能拖拉机的使用和修理》也在“内部发行”的行列之中了。只能认为，出版方套一个“内部发行”，会让政治上更正确，出版风险更小。
“读书无禁区” “解放内部书”
促成“内部书”走向消亡的是，是七八十年代著名理论家李洪林的两篇文章，刊登在《读书》杂志上的《读书无禁区》和《解放内部书》。李洪林先生当年振聋发聩的吼声，今日仍然是所有人坚持自由阅读的利器。
“……象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十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其实，“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种所谓“禁书”，大半都是很好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
资料来源：;《我读》梁文道主讲2010；《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墓地与摇篮》杨 健著 1993；《明清小说传播研究》王平主编，2006 ；《国家历史 真相与往事》2009；《故乡道上》杜应国著，2008；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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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之妹遇罗锦 作品《一个冬天的童话》
“一个堕落女人”的离婚案
“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婚姻观。他的意思是说，不仅仅结婚需要爱情作为基础，结婚以后，如果没了爱情，那就应该离婚。
然而共和国历史上有一段时期，离婚成了道德禁忌，离婚率比正常时期低了十倍不止。以至该时期结束后，正常的婚恋观还迟迟扭转不过来——“卫道士”们甚至站出来指责电视台播放《安娜卡列尼娜》是提倡“有夫之妇轧姘头”。
然而时代也有张狂之人，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冒着“一个堕落的女人”的名头，用一场官司、两篇小说告诉世人这个简单的道理：婚姻，没有爱情，是不应该继续维持的。
【背景】文革时期的婚姻与1980年新《婚姻法》

罕见的文革时期离婚证
文革离婚率：上海每天离婚不到两对，为今日60分之一
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典，急于出台的初衷，就是为了保障妇女的权益，把妇女从旧道德、旧伦理关系中解放出来。在首部婚姻法的保障下，50年代中国曾出现过一阵离婚潮。然而，随着60年代以后社会风气的全面左转，婚姻、性都被视作道德禁忌，离婚更是“美帝”“苏修”专属的“生活腐朽”的证据。个人的离婚理由一旦公开提出，立即就会被戴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标签，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前途。人们只得以放弃撞开离婚大门为代价，来认同、来维护以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伦理裁判所”的权威。
以上海为例，1966—1976十年间，全市总离婚登记数只有6489对。全市平均每年离婚的数量仅相当于五十年代一个区的数量，比起今天更是远远不如，大约只相当于今日的六七十分之一。据上海学者的调查，当时有家室的中年人，即便在婚姻上因性格志趣、经济家务、习性情感等出现了裂痕，也是几乎不敢迈出离婚这一步的。甚至一方偷情出轨，另一方再怎么哭闹，最终也离不了婚。畸形的婚姻绑架着畸形的感情。
感情破裂即可离婚？没那么容易
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新《婚姻法》，并于198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也是《婚姻法》自1950年颁布以来的第一次大修。1981年的《婚姻法》有两个特色，其一是首次将计划生育原则写入法律，这使得“80后”成为我国第一批独生子女；第二个特色是对离婚的法定理由做了实体性规定：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离婚首次有了硬性标准。
1981婚姻法的出台，无疑是应对社会家庭伦理关系形势的需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光有法律规定是远远不够的。整个社会、民众思想的彻底扭转，需要很长的时间，80年代初期，离婚远不像今天这么容易。想要离婚甚至还得经过全国人民的大审判。
文革中写作“出身论”而受极刑的烈士遇罗克之妹遇罗锦的离婚案，成为当时人们瞩目的焦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与离婚官司进行的同时，遇罗锦发表了纪实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及续作《春天的童话》，深刻描写了自己的感情心路，讲述自己为什么要离婚，以及描写了对时代的看法，引来了思想界、文艺界的大震动和大讨论。加之遇罗锦的写作是受到遇罗克的影响，以及恰逢涉及离婚规定的新婚姻法的出台，无不使这场官司蒙上了许多传奇色彩。
【始末】《一个冬天的童话》与遇罗锦离婚案来龙去脉

遇罗锦在写作中
遇罗锦：结束没有爱的婚姻吧 / 丈夫：我为她做了很多
1966年，受遇罗克影响的北京女青年遇罗锦“因言获罪”，被判劳教三年。劳教农场解散后，遇罗锦到河北省临西县插队落户，因生活所困，嫁到一个富裕的农村，和一个毫不相识的人结了婚。据她的说法，“由于没有感情基础，在忍气吞声中过了四年没有感情的生活，我终于离了婚”，离婚后的她迫切想要回到北京，于是通过关系认识了一个叫蔡钟培的、有北京户口的工人，并与其结婚，从而回到了北京。
然而，她的第二段婚姻与第一段并没什么不同。“由于缺乏精神生活、由于生活情趣不同，由于我不喜欢他、不佩服他，甚至厌恶他，因此在夫妻生活上，也始终不和谐。”“我一直在犹豫：离还是不离？”终于，忍受着“女陈世美”“忘恩负义”等非议，认为婚姻完全没有爱情的遇罗锦再次提出了离婚申请。然而这第二任丈夫不同意离婚。蔡钟培认为遇罗锦亏欠他很多，他给遇罗锦上户口，给她找工作，还为遇罗克的平反跑了许多地方，而遇罗锦却对他变了心，并且存在欺骗行为，“没有爱情”只是一个借口，根本是忘恩负义，只拿他当一个在北京落脚的跳板。
《一个冬天的童话》：不相信爱情，不相信幸福和未来
考察各自的言辞以及基本的事实，不难发现，蔡钟培所说都是基于他为遇罗锦实际做了哪些事情，而遇罗锦表达的只是主观上在精神领域自己对蔡钟培的不满，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但“婚姻有爱与否”与户口、工作、平反等更“实际”的内容比较起来，“亏欠说”无疑让当时的人们更同情蔡钟培。尤其在案件广为报道后，各地都有人谴责遇罗锦的做法，“为什么非要自己的爱人与自己同等的文艺欣赏水平才觉得够味呢？”
然而，也有很多的人被遇罗锦“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说法触动，认为这是真实人性的回归，特别是在看过1980年3月号《当代》杂志上发表的《一个冬天的童话》之后(离婚诉讼前一个月)。遇罗锦在这篇纪实文学的题记上写到：“我写出这篇实话文学，献给我的哥哥遇罗克”，描述了文革期间她的第一段婚姻的不幸与精神上的苦闷，对真正爱情的热切盼望，以及为什么自己要离婚——“怀疑第一次涌进了脑子——究竟他有多少优点？有什么值得钦佩和学习的长处？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生活会幸福吗？……我在他身上寻求的是爱情吗？究竟是什么？” ；“我不相信”，“不相信父亲，不相信爱情，不相信幸福和未来”，“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今后会再有幸福”。 —— 遇罗锦把她的不幸归结到文革及极左思潮，哀伤的笔调引来了无数的同情。
给遇罗锦当代理律师的李勇极就认为，要讲责任的话，责任主要在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左”的政策和“左”的思潮影响下造成的不合理的婚姻关系。遇罗锦本人虽然对婚姻失败不是没有责任，但是为时近三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本身，已对她作了严厉的惩罚。人们如果能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会寄予同情和谅解。
审判员党春源借恩格斯的话为遇罗锦辩护：我为什么要判决他俩离婚
对遇罗锦离婚案和《一个冬天的童话》的讨论不断升温，负责判决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党春源甚至在正式判决还没有下达的时候，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为什么要判他俩离婚》，许多报纸争相转载。文章充分介绍了遇罗锦的遭遇并支持了她的观点，并引用了恩格斯的话为遇罗锦辩——“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还说“我作为本案承办人，不忍再用封建主义的'道德’和'法律’绳索去捆绑他们”。1980年9月，党春源作出了让两人离婚的一审判决，理由即感情不合。
同时，报纸上对此的评论也愈加炽热，观点也针锋相对，例如《美满的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感情确已破裂”就是离婚的正当理由》、以及《感情不合就离婚不是通往幸福的大道》、《理想的天国代替不了现实生活》等等。这既是针对遇罗锦案，也是针对婚姻法如何实施的讨论。
发回重审：仍判离婚，但强调是遇罗锦见异思迁才导致婚姻破裂；对原审判员提出批评
遇罗锦案到此还不算完结，蔡钟培感觉一审判决结果不公平，于是继续上诉。上级法院发回重审，1981年，更换了审判长的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对蔡、遇的“婚姻基础”和“感情生活”案件改判了。拟了一份新的协议：
遇罗锦与蔡忠培于1977年7月8日恋爱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融洽和睦。后由于遇罗锦自身条件的变化、第三者插足、见异思迁因此使夫妻感情破裂。……经本院审理中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自愿离婚”。
这个新的判决实际结果没有任何不同，但措辞上对遇罗锦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同时，法庭还对上一任审判员党春源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他没有深入探求，草率结案，还违反了判决书不许提前公布的规章制度。同时，舆论界的风向也主要转向为对遇罗锦的批判。
新华社内参：《一个堕落的女人》
法院为何改判，或许原因不完全出自于法律领域本身。事实上，在思潮冲突激烈的八十年代，这种受到万众瞩目的事件往往会受到政治上的影响。从《一个冬天的童话》在文艺界评奖的一些情况，或许能看出点端倪。
《一个冬天的童话》曾参加作协1981年报告文学评奖，落选。在获奖者座谈会上，获奖者黄宗英要将自己的笔转送给遇罗锦，以示声援。黄宗英说：三十年代，人们尚能够支持上官云珠（著名电影演员），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为什么还容不下一个遇罗锦呢？
同年，《当代》也评奖，当时遇罗锦已经遭遇舆论的道德批判，新华社内参甚至以《一个堕落的女人》为题，谴责遇罗锦的私人生活。但评委会依然准备将“当代文学奖”颁给遇罗锦。直到一个电话来质问：“《花城》要发《春天的童话》，《当代》要给奖，是不是有预谋的行动？”这时，《当代》才紧急取消了颁奖。
《春天的童话》遭遇集火批判，出版杂志被迫自我批判
电话来自何人不得而知，但对遇罗锦遭受的压力显然又增加了。
1982年《花城》杂志刊出遇罗锦的长篇小说《春天的童话》，这是《冬天的童话》的姐妹篇，仍属于作者自传性质的纪实文学。讲女主人公与有妇之夫萌发感情，以及与自己的丈夫闹离婚的故事。小说人物事件几乎完全与现实对得上号，甚至连“内参”发《一个堕落的女人》的情节都一模一样。
小说刊发后，遭到了《北京晚报》《文艺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新观察》等一批报刊的集火批评，指出这是一篇有严重错误、发泄个人不满情绪、趣味低劣的作品，是一部宣扬资产阶级腐朽个人主义伦理道德观的作品，是一部攻击社会的作品。《花城》编辑部为此遭到极大压力，被迫刊登了自我批评《我们的失误》。
从此，遇罗锦基本消失于文艺舞台。第二次离婚后，她再一次结了婚，然而第三次婚姻也没给她带来幸福，于是她又再一次离婚了。如今，遇罗锦辗转定居在德国。
【影响】改革三十年，离婚从“禁忌”变为“潮流”

遇罗锦与第三任丈夫
遇罗锦的《童话》在山西某城引起震动
山西作家毕星星介绍了遇罗锦离婚案及《一个冬天的童话》在其老家某小城引发的巨大震动。小城干部相当一部分属于旧式婚姻，男人读书工作，女人在农村，没文化，这种情况下要闹离婚就属于无过错离婚，没有正当理由。自从遇罗锦的作品传播过来后，他们就不在隐讳自己的离婚诉求。有些人拿着《当代》杂志，在单位逢人就说起《童话》。去法院，还拿着遇罗锦的离婚判决报道去。遇罗锦案一波三折，小城的男人心理也随之浮沉，遇罗锦受批判，自由离婚派便垂头丧气，守旧派则欢呼雀跃。
令人不寒而栗的王永贞自杀事件
阻碍《婚姻法》“感情破裂即可离婚”规定实施的，不光有来自有思想、法律乃至政治等领域的阻力，另一类阻力来自传统婚姻伦理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包办婚姻中弱势的一方坚决不肯离婚，甚至不少地方的妇女组织了“秦香莲上访团”， 告妇联、告法院、告公安局，坚决不同意离婚。这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河南郑州王永贞当庭自杀事件。
本案原告王本立是河南省委宣传部一位处长，被告是他的妻子王永贞。王本立第一次到金水区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其理由主要有三条：王永贞在“文革”中曾写材料揭发他，对他进行政治陷害；平时在生活上不关心他；拒绝与他过夫妻生活。而王永贞则以王本立有“第三者”插足为理由不同意离婚。法院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尽管王本立的离婚理由是充足的，法院在一九八二年九月还是判处不准离婚。当时，王永贞十分感谢法院对她的支持。
可是过了一年法院得知他们仍然过着分居生活，王永贞始终无法拿出王本立搞婚外恋的证据，而王本立再次提出离婚诉讼时。法院准备改为支持王本立的请求。当法院宣读判决时，王永贞当庭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个棕色的小瓶子，嘴对嘴喝下药，结果服毒身亡。
事件发生后，该法院一年多时间再未判过一桩离婚案。可见有些地方想离婚的阻力之大。
大趋势：中国离婚数量逐年增加
从总的趋势讲，改革开放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次离婚潮。上海地区一年的离婚数量已经抵得上十年的数量。而从1978年到1982年，全国离婚人数从一年28.5万对增长到了一年42.8万队，增长了50%。这一方面有为特殊年代不正常婚姻还债的因素，也有新婚姻法以及遇罗锦离婚案等“思想解放”因素的作用。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观念已经几乎成为社会主流认识，遇罗锦案时发生的一些事在今天看来已经相当可笑。然而在今天全国一年离婚人数接近200万对的时候，或许我们也该开始忧虑“婚恋自由”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了。
资料来源：《哲学争论 1980-1982年初》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争论》编辑组 1984 ； 《1979-1983文艺论争集》；《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 -黄传会著 2004；《我为什么要判决他俩离婚》党春源；《党春源同志应该严肃对待自己的错误》纪树翰 方成志；《童话里的冬天 一个结过三次婚的女人 遇罗锦生活纪实》-邓加荣，陈卫国著 1988 ；《书里书外：遇罗锦童话在小城》毕星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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