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苏宁联盟推广:1941-2010年，一座抗日湘军墓的归去来兮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9:52:08
1941-2010年，一座抗日湘军墓的归去来兮辞2010/9/20
□撰文/摄影 马金辉
石牌抗战纪念馆，让易生权记忆深刻的写有“工兵中校卿国权 湖南新化镇梅乡人”的石碑。
石牌、小峰、黄花三地均有抗战烈士墓，预备第四师墓位于小峰大峡谷边。
“宜昌发现3000抗日忠骨”的消息一经传开，调查、视察、瞻仰的人很多。村民有意识地将能找到的忠骨收集起来，但9月4日，我依然在一处挖开的土坎上找到一节。
南边村枣树岭，预备第四师驻南边村师部所在地。1984年夏天后由黄吉先一家居住，黄介绍说，“过去还带有洗澡间”。
近些天，87岁的傅应秋是在不安和激奋中度过的。这个长居武汉的“湖南人”，没有想到在300公里外的鄂西大山中，父亲傅正模拥有如此良好的口碑。更没有想到的是，一座被“意外”发现的抗日阵亡官兵墓，能引起媒体和公众如此大的关注。
“陆军第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阵亡病故官兵纪念碑”，落款“民国三十年夏四月 师长傅正模敬题”。尽管石碑已不存，但当地百姓如此细致的记述，让傅应秋“对父亲的崇敬心理更进了一步”。
傅正模 1904年生于湖南醴陵。厚唇，不满40岁即谢顶。耿直，脾气倔。黄埔一期毕业。参加第一、第二次东征，参加第一、第二次北伐。作战骁勇。1936年10月，授少将军衔。1938年夏，组建预备第四师，任中将师长。抗战期间，参加了忻口会战、武汉会战及随枣、枣宜和反攻宜昌等逐次战役。1941年冬，升任五十四军副军长，随军由滇南移驻昆明。1949年8月5日，在长沙，与程潜、陈明仁等联名通电起义。后曾被错划了“右派”。1968年病逝于并不十分喜欢的武汉。
预备第四师 组建于1938年7月的常德，属七十五军。有预备之名，却无预备之实。为“蒋介石的基本队伍”。第一批6700余名士兵，基本为湖南籍。后补充兵源，有四川籍、湖北籍、山东籍等。部队曾参与武汉会战、随枣、枣宜和反攻宜昌等逐次战役。1945年7月接受改编。历任师长:傅正模（1938年7月）、王中柱（1941年11月）、黄一华（1945年6月）。
背景
9月3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发现裸露出地表的抗战将士遗骸，由于这里处于正在修建的宜巴高速通道上，有专家建议修改施工方案，保护遗骸发现地。9月4日，湖湘地理抵达宜昌，寻访村民和老兵，逐渐还原一支湘籍抗战部队69年前的模样。
数字
成谜的埋葬人数及
湖南人比重
关于抗日阵亡官兵墓埋葬人数，在宜昌当地流传着三种说法：
“4700人”。观点持有人：预备第四师警卫连士兵易仁礼。没有具体清点，只是延续过去当地村民说法，“大家都这么说”。
“3000多人”。观点持有人：预备第四师通信排士兵易行锡（已故）。
“1000多人”。观点持有人：宜昌市夷陵区政协文史委主任科员简兴安。三千多人指的是从枣宜会战以来的预四师阵亡官兵总数。在金鱼坪埋葬的阵亡、病故官兵只有一千多人。
关于埋葬官兵里湖南人所占比重，在记者采访到的十多位亲历者和南边村七十周岁以上的村民里，认为要占“半数以上”的占绝大多数。只有原晓峰乡政协主席秦德标认为要占“80%”。
1941年建成；1960年代倒了牌坊、墓区成田；1984年铲平了大碑；1990年代主碑被炸毁
从初建到荒芜，已经远去的“公墓园”
小峰大峡谷是宜昌城西北一条长约160公里，几乎与长江平行的石灰岩裂谷。峡谷间，黄柏河蜿蜒。河流牵系着大巴山、巫山交会处的层层大山和宜昌城区以东的丘陵、平原区。
9月5日，黄柏河边的南边村金鱼坪，细雨不歇。
一大早，家住宜昌城区的汪彦强和七位网友坐县巴来到这里。对着从高速公路工地上聚拢起来的抗战忠骨，大家鞠躬、默哀。随后，有热心村民将大家领到村委会后面的山坡。“这里就是过去的公墓园”，带路的村民说。汪彦强静默。面对眼前除了坡度稍缓外，并无其他特点的荒坡，他说只能用想象去回复村民口中的牌坊、大碑、亭子、台阶和祠堂的模样。
83岁的南边村村民易行纯是不用去想象的，这一切至今还清晰地留存在他的记忆里。 “头发只有一转转儿，中间的掉光了。眼睛黄黄的，像羊子的眼睛”。这是预备第四师第一任师长傅正模留给老人的印象。傅师长在南边村买地建墓那年（1941年），易行纯14岁。老人说，墓是预备第四师驻扎到南边村近一年后开始修建的。
老人还记得，从黄柏河通向墓区先要经过一座牌坊。再往上就是主碑，两边有亭子。周围是工兵修筑的石坎，“有一人多高”。正中一条水泥台阶直通最高处的祠堂。台阶两边是一座座有碑的坟墓，“那都是排长以上的当官的”。祠堂里钉有注明牺牲官兵籍贯和墓区编号的小木牌，“搞得整整齐齐，清清楚楚的”。
接替父亲为预备第四师守墓的易静轩老人也能记得公墓初造时的景象。已有89岁的老人，尽管“耳朵不太清爽”，但对自己名字的来历老人却是再三描述，“还是在上‘刚正民校’的时候，傅师长觉得我这娃儿不一样，是个读书的材料。就嘱咐老先生王其之给我改名，我以前是叫易仁爱的”。拿过笔，老人将“易静轩”三个字一笔写在本子上，说是这样“写得快，好看”。“教我这样写的老师，姓谭，叫谭化仁，也是湖南人。”
因为身体的原因，老人手拿傅正模亲自写的“免试上中学”的推荐信却最终没能如愿走进中学的课堂。回乡后，老人除了经常在墓园打扫卫生，逢年过节还会为阵亡的官兵“烧香磕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埋的，湖南人要占多数”，老人说。
1957年出生的易生权关于墓园最早的记忆，已是一片荒芜的景象。“牌坊在我几岁的时候就倒了，后来墓区被开荒种了田。（19）64年左右，祠堂也被拆了，搞了个水磨房”。1984年，为建南边村小学，大碑所在的位置被村民们铲平。当时曾被有意保留下的主碑，也在1990年代中期，南边村小学扩建时因部分老师认为“不吉利”而被炸毁。
绵薄的雨雾中，新建的宜巴高速已具雏形，群起的居民小楼已开始在村民口中的“牌坊地”、“操场”上蔓延，这已经变换了的景象。不知道“公墓园”背后的金鸡山，在69年前是否如此般峻峨、飘渺……
1938年，在宜昌、当阳、兴山、远安等地布防，不断扰敌；1941年，参加反攻宜昌；1945年7月改编时，“4700多人葬在金鱼坪”
没打什么大仗的预备第四师，依然有着巨大的损员比例
在湖南出生长大，并在雅礼完成初中学习的傅应秋，高中却是在重庆上的。
1941年夏，高中生傅应秋坐船从后方重庆来到南边村，探望“少有书信往来”的父亲傅正模。此时，距离宜昌城沦陷已逾一年。这一年，是傅正模领导的预备第四师与日军在小峰大峡谷谷口（距离宜昌城区约17公里）胶着对峙的一年，也是这支抗日湘军队伍与日军作战的第三个年头。
王昌沅（88岁，现居湘潭市雨湖区熙春路王世峰综合楼），是傅正模在常德招募、组建的预备第四师的第一批无线电通信兵。1938年7月，刚从湘潭市一中毕业的王昌沅报考了在长沙招生的预备第四师无线电训练班，并顺利成为该班35名学员之一。1939年2月，在宜都驻训6个月后，王昌沅始入部队。“当时有6700多人，基本都是湖南人”。
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在泛太平洋地区处境艰难，急于在中国西部寻求战略突破。陪都重庆为日军剑锋所指。75军（预四师所属军）所在的第二十六集团军（时任军长陈诚）主要作战任务是防止日军西进。相对于位处江南，负责江防要塞石牌防务的第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在宜昌、当阳、兴山、远安等地布防的预备第四师，“没打什么大仗，但小仗天天有”。
在王昌沅的印象中，师部转移到南边村是在1941年春天，“地主财主比较多，房屋建筑得好”。预备第四师师部在南边村前后驻扎了两年多。一直在师部的“电台台长”王昌沅，“没怎么吃过苦，也很少上火线”。闲余时间，王昌沅常打篮球，也打麻将。因为牌技过人，在师部王昌沅有“牌王”的诨号传世。“牌王”和师长也打过牌，但“他这方面的兴趣不浓厚”。在师部，经常能听见傅正模带有醴陵乡音的“官话”：“报么子告咯，进来就是地”。“特别和善，人也正派”，王昌沅用这八个字来形容他的师长。
尽管师部距离当时的前线——黄花乡两河口以东的珠宝山苏家岗一线有20多公里的距离，但王昌沅依然亲眼见识过死亡。一次阵地前沿侦查，“打赤脚穿草鞋”的11团团长蓝挺，“头刚伸出战壕，望远镜还没有抬起来，就被日本人的狙击手打了个穿喉”。
对于战争的残酷，同在预备第四师师部的易仁礼（84岁，现居宜昌市宜宾区黄花乡张家口福利院）有更多的见识。易仁礼所在的师部警卫连，不时需要接防损耗殆尽的作战团的阵地。“10团和11团打得最惨。一次战斗，11团7连打得只剩下包括连长在内的7人。当时下来的时候，连长赵金华还没有断气。”让易仁礼最觉紧张的是陈家寨的那次战斗，“尸体一堆几十个，根本收不了尸。前线打仗死的，抬回来的最少是排长以上”。
一次接防，因为与师部失去联系，易仁礼和三名弟兄被迫在阵地上呆了一天一夜。“屁股下坐的是尸体，靠着的也是尸体”，最后侥幸回到连队的易仁礼却病倒了，“一想起那腥臭味就受不住，吃了60多副中药才见好。直到现在我也吃不得中药，一吃就长包”。
按老人说法，直到1945年7月预备第四师改编，金鱼坪官兵墓共埋葬预四师4700多人。“半数是在前线负伤后，抬到野战医院死的；半数是生病死的。”
60公里外，有一座石牌抗战纪念馆；金鱼坪的预备第四师“公墓园”命运依然未卜
易生权：我现在对谁都不会说，等事情搞清白了，要搞我们就正式地搞起来
几十年来，“小学后面的田里经常翻出人骨头”在南边村已不是新闻。
“过去没哪个重视。”“听说市委书记都表了态，要好好保护这些文物。”“好像说是要把墓园重新搞起来。”9月5日傍晚，在黄柏河另一边的312省道旁，有村民聚在一起闲聊。对于慕名前来的瞻仰、调查、视察队伍，村民们普遍有着很大的热情。但被村民们称为“最有发言权”的易生权却只是消极应对。他说，“我没有这个义务”。
细聊，易生权才会对外人说出他“犯过的天大错误”。1998年9月，在北京工作的湖南人刘功仕，在当地文史委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南边村，寻找自己舅舅的墓碑。抗战期间，刘的两位舅舅都曾是预备第四师的兵。四舅钟友幌在战场不幸牺牲后，就葬在了金鱼坪。小舅舅钟友帆暮年嘱咐外甥去看看他四舅的墓，如果可能将碑带回湖南。只是过去的墓区那时已被耕种多年，早已没有碑的影子。
寻碑无着的刘功仕将寻碑的重任托付给了易生权，并留下了一个信封还有几张邮票，“那意思很清楚，希望我找到碑后马上通知他”。后来，这块碑还真让易生权在一户村民的厕所里给找着了。“当时一起被拖走的碑有七八块”。但让易生权备感意外的是，钟友幌的墓碑并没有运回湖南，几年后出现在了距离南边村约60公里的石牌抗战纪念馆。
9月6日，在宜昌市夷陵区，曾陪同刘功仕到南边村寻碑的简兴安，道出了事情的原委。钟友幌的碑之所以没有运回湖南，是因为刘功仕的小舅舅突然过世，刘表示“既然小舅已经不在了，还是让四舅的碑留在宜昌吧”。后来石牌抗战纪念馆组建，这些碑就作为抗战文物放到了那里。易生权依然不解：如果这些老兵泉下有知，他们愿意自己的尸骨在南边，而自己的碑被放到石牌吗？
至今依然感念湖南籍温姓副官送给父亲易顺沧一件军大衣（战利品）的易生权，现在所要做的事情是不多说一句话，只是等待。私下里，易生权还是告诉记者，现在村里还遗留了大量的石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易说这里面包括记有阵亡将士名字的大碑，他也有60%的把握能找到。“如果真要在这里建个‘根据地’的话，我还可以找到一件镇馆之宝，就是当年缴获的日本人的兵器。不在我家里，但我能找到藏兵器的人。”
声明是因为面子的关系才接受采访的易生权，嘱咐记者，“这些东西你听听就可以了。还有更核心的内容，我现在对谁都不会说”。
“等事情搞清白了，要搞我们就正式地搞起来。”
大事记
预备第四师在宜昌的抗日线路（1940-1945）
1940年6月12日 日军攻陷宜昌。
6月24日 蒋介石密令：“第五战区应立即停止对宜昌之攻击。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不断袭扰，牵制敌人。”
按照王昌沅的回忆，当时预备第四师在当阳、远安、兴山、宜昌等地布防。师长是傅正模。
1941年2月 日军第十三师团在当阳召开会议，决定以宜昌兵力沿长江南岸向西进攻。
9月6日 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之战。是日，蒋介石命令陈诚指挥的二十六集团军和江防部队对宜昌进行反攻、牵制进犯长沙之敌。午后，宜昌城区皆可见日全食，为时20余分钟。
9月23日 反攻宜昌部署：以九十四军攻击宜昌对岸，并派该军第五师渡江攻宜昌东侧；以第七十五军进攻双莲寺、王店等处之敌。
9月28日 中国军队以150门大炮轰击宜昌城区日军，反攻宜昌之战于是日下午打响。第七十五军一个团由宜昌西北宋家嘴集结出发，攻击龙泉铺地区之凤凰观之守敌。
10月10日拂晓 中国军队发动“双十节”总攻。日军飞机在宜昌近郊，投掷下毒气瓦斯弹，国军士兵多中毒受伤。蒋介石命令暂撤出城外与敌野战。
10月12日晚 中国军队回复攻击前态势，反攻宜昌宣告结束。
10月20日 陈诚在宜昌符家坪召开作战会议，认为第七十五军和三十二军作战有功，且伤亡惨重，决定在宜昌县雾渡河和黄家场（现黄花乡）分别建立阵亡官兵公墓。
这一段时间预备第四师的行踪，仅查到“9月28日，与第六师之一部向双莲寺进攻”，其余已无人能回忆。根据第七十五军的作战部署，应仍在宜昌等地布防、作战。当年冬，师长傅正模升任五十四军副军长，移驻昆明。
1942年冬 日军企图大举进犯湘北，拟从宜昌抽调部队。中国军队为引敌兵力，第七十五军奉命出动三个团按预定目标突袭并伺机占领。
这年冬天，预备第四师第十团为主攻部队，进攻珠宝山正前之101高地，达到牵制敌军之目的。此时师长是王中柱。
1943年5月5日-6月14日 日军发动江南作战（即鄂西会战）,以失利告终。
被蒋介石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石牌保卫战”即发生于此期间。石牌距离“预备第四师阵亡病故官兵纪念碑”仅60公里。
1944年6月8日 中国军队对宜昌西、北郊区日军展开“夏季攻势”。
1945年8月18日 蒋介石令何应钦把中国战区分为15个受降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主持武汉地区（受降区域包括沙市、宜昌）日军投降事宜。
受降时，预备第四师师长是黄一华，直到1945年改编，番号就不存在了。
根据《宜昌抗日烽火》（1995）整理
□撰文/摄影 马金辉
石牌抗战纪念馆，让易生权记忆深刻的写有“工兵中校卿国权 湖南新化镇梅乡人”的石碑。
石牌、小峰、黄花三地均有抗战烈士墓，预备第四师墓位于小峰大峡谷边。
“宜昌发现3000抗日忠骨”的消息一经传开，调查、视察、瞻仰的人很多。村民有意识地将能找到的忠骨收集起来，但9月4日，我依然在一处挖开的土坎上找到一节。
南边村枣树岭，预备第四师驻南边村师部所在地。1984年夏天后由黄吉先一家居住，黄介绍说，“过去还带有洗澡间”。
近些天，87岁的傅应秋是在不安和激奋中度过的。这个长居武汉的“湖南人”，没有想到在300公里外的鄂西大山中，父亲傅正模拥有如此良好的口碑。更没有想到的是，一座被“意外”发现的抗日阵亡官兵墓，能引起媒体和公众如此大的关注。
“陆军第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阵亡病故官兵纪念碑”，落款“民国三十年夏四月 师长傅正模敬题”。尽管石碑已不存，但当地百姓如此细致的记述，让傅应秋“对父亲的崇敬心理更进了一步”。
傅正模 1904年生于湖南醴陵。厚唇，不满40岁即谢顶。耿直，脾气倔。黄埔一期毕业。参加第一、第二次东征，参加第一、第二次北伐。作战骁勇。1936年10月，授少将军衔。1938年夏，组建预备第四师，任中将师长。抗战期间，参加了忻口会战、武汉会战及随枣、枣宜和反攻宜昌等逐次战役。1941年冬，升任五十四军副军长，随军由滇南移驻昆明。1949年8月5日，在长沙，与程潜、陈明仁等联名通电起义。后曾被错划了“右派”。1968年病逝于并不十分喜欢的武汉。
预备第四师 组建于1938年7月的常德，属七十五军。有预备之名，却无预备之实。为“蒋介石的基本队伍”。第一批6700余名士兵，基本为湖南籍。后补充兵源，有四川籍、湖北籍、山东籍等。部队曾参与武汉会战、随枣、枣宜和反攻宜昌等逐次战役。1945年7月接受改编。历任师长:傅正模（1938年7月）、王中柱（1941年11月）、黄一华（1945年6月）。
背景
9月3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发现裸露出地表的抗战将士遗骸，由于这里处于正在修建的宜巴高速通道上，有专家建议修改施工方案，保护遗骸发现地。9月4日，湖湘地理抵达宜昌，寻访村民和老兵，逐渐还原一支湘籍抗战部队69年前的模样。
数字
成谜的埋葬人数及
湖南人比重
关于抗日阵亡官兵墓埋葬人数，在宜昌当地流传着三种说法：
“4700人”。观点持有人：预备第四师警卫连士兵易仁礼。没有具体清点，只是延续过去当地村民说法，“大家都这么说”。
“3000多人”。观点持有人：预备第四师通信排士兵易行锡（已故）。
“1000多人”。观点持有人：宜昌市夷陵区政协文史委主任科员简兴安。三千多人指的是从枣宜会战以来的预四师阵亡官兵总数。在金鱼坪埋葬的阵亡、病故官兵只有一千多人。
关于埋葬官兵里湖南人所占比重，在记者采访到的十多位亲历者和南边村七十周岁以上的村民里，认为要占“半数以上”的占绝大多数。只有原晓峰乡政协主席秦德标认为要占“80%”。
1941年建成；1960年代倒了牌坊、墓区成田；1984年铲平了大碑；1990年代主碑被炸毁
从初建到荒芜，已经远去的“公墓园”
小峰大峡谷是宜昌城西北一条长约160公里，几乎与长江平行的石灰岩裂谷。峡谷间，黄柏河蜿蜒。河流牵系着大巴山、巫山交会处的层层大山和宜昌城区以东的丘陵、平原区。
9月5日，黄柏河边的南边村金鱼坪，细雨不歇。
一大早，家住宜昌城区的汪彦强和七位网友坐县巴来到这里。对着从高速公路工地上聚拢起来的抗战忠骨，大家鞠躬、默哀。随后，有热心村民将大家领到村委会后面的山坡。“这里就是过去的公墓园”，带路的村民说。汪彦强静默。面对眼前除了坡度稍缓外，并无其他特点的荒坡，他说只能用想象去回复村民口中的牌坊、大碑、亭子、台阶和祠堂的模样。
83岁的南边村村民易行纯是不用去想象的，这一切至今还清晰地留存在他的记忆里。 “头发只有一转转儿，中间的掉光了。眼睛黄黄的，像羊子的眼睛”。这是预备第四师第一任师长傅正模留给老人的印象。傅师长在南边村买地建墓那年（1941年），易行纯14岁。老人说，墓是预备第四师驻扎到南边村近一年后开始修建的。
老人还记得，从黄柏河通向墓区先要经过一座牌坊。再往上就是主碑，两边有亭子。周围是工兵修筑的石坎，“有一人多高”。正中一条水泥台阶直通最高处的祠堂。台阶两边是一座座有碑的坟墓，“那都是排长以上的当官的”。祠堂里钉有注明牺牲官兵籍贯和墓区编号的小木牌，“搞得整整齐齐，清清楚楚的”。
接替父亲为预备第四师守墓的易静轩老人也能记得公墓初造时的景象。已有89岁的老人，尽管“耳朵不太清爽”，但对自己名字的来历老人却是再三描述，“还是在上‘刚正民校’的时候，傅师长觉得我这娃儿不一样，是个读书的材料。就嘱咐老先生王其之给我改名，我以前是叫易仁爱的”。拿过笔，老人将“易静轩”三个字一笔写在本子上，说是这样“写得快，好看”。“教我这样写的老师，姓谭，叫谭化仁，也是湖南人。”
因为身体的原因，老人手拿傅正模亲自写的“免试上中学”的推荐信却最终没能如愿走进中学的课堂。回乡后，老人除了经常在墓园打扫卫生，逢年过节还会为阵亡的官兵“烧香磕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埋的，湖南人要占多数”，老人说。
1957年出生的易生权关于墓园最早的记忆，已是一片荒芜的景象。“牌坊在我几岁的时候就倒了，后来墓区被开荒种了田。（19）64年左右，祠堂也被拆了，搞了个水磨房”。1984年，为建南边村小学，大碑所在的位置被村民们铲平。当时曾被有意保留下的主碑，也在1990年代中期，南边村小学扩建时因部分老师认为“不吉利”而被炸毁。
绵薄的雨雾中，新建的宜巴高速已具雏形，群起的居民小楼已开始在村民口中的“牌坊地”、“操场”上蔓延，这已经变换了的景象。不知道“公墓园”背后的金鸡山，在69年前是否如此般峻峨、飘渺……
1938年，在宜昌、当阳、兴山、远安等地布防，不断扰敌；1941年，参加反攻宜昌；1945年7月改编时，“4700多人葬在金鱼坪”
没打什么大仗的预备第四师，依然有着巨大的损员比例
在湖南出生长大，并在雅礼完成初中学习的傅应秋，高中却是在重庆上的。
1941年夏，高中生傅应秋坐船从后方重庆来到南边村，探望“少有书信往来”的父亲傅正模。此时，距离宜昌城沦陷已逾一年。这一年，是傅正模领导的预备第四师与日军在小峰大峡谷谷口（距离宜昌城区约17公里）胶着对峙的一年，也是这支抗日湘军队伍与日军作战的第三个年头。
王昌沅（88岁，现居湘潭市雨湖区熙春路王世峰综合楼），是傅正模在常德招募、组建的预备第四师的第一批无线电通信兵。1938年7月，刚从湘潭市一中毕业的王昌沅报考了在长沙招生的预备第四师无线电训练班，并顺利成为该班35名学员之一。1939年2月，在宜都驻训6个月后，王昌沅始入部队。“当时有6700多人，基本都是湖南人”。
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在泛太平洋地区处境艰难，急于在中国西部寻求战略突破。陪都重庆为日军剑锋所指。75军（预四师所属军）所在的第二十六集团军（时任军长陈诚）主要作战任务是防止日军西进。相对于位处江南，负责江防要塞石牌防务的第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在宜昌、当阳、兴山、远安等地布防的预备第四师，“没打什么大仗，但小仗天天有”。
在王昌沅的印象中，师部转移到南边村是在1941年春天，“地主财主比较多，房屋建筑得好”。预备第四师师部在南边村前后驻扎了两年多。一直在师部的“电台台长”王昌沅，“没怎么吃过苦，也很少上火线”。闲余时间，王昌沅常打篮球，也打麻将。因为牌技过人，在师部王昌沅有“牌王”的诨号传世。“牌王”和师长也打过牌，但“他这方面的兴趣不浓厚”。在师部，经常能听见傅正模带有醴陵乡音的“官话”：“报么子告咯，进来就是地”。“特别和善，人也正派”，王昌沅用这八个字来形容他的师长。
尽管师部距离当时的前线——黄花乡两河口以东的珠宝山苏家岗一线有20多公里的距离，但王昌沅依然亲眼见识过死亡。一次阵地前沿侦查，“打赤脚穿草鞋”的11团团长蓝挺，“头刚伸出战壕，望远镜还没有抬起来，就被日本人的狙击手打了个穿喉”。
对于战争的残酷，同在预备第四师师部的易仁礼（84岁，现居宜昌市宜宾区黄花乡张家口福利院）有更多的见识。易仁礼所在的师部警卫连，不时需要接防损耗殆尽的作战团的阵地。“10团和11团打得最惨。一次战斗，11团7连打得只剩下包括连长在内的7人。当时下来的时候，连长赵金华还没有断气。”让易仁礼最觉紧张的是陈家寨的那次战斗，“尸体一堆几十个，根本收不了尸。前线打仗死的，抬回来的最少是排长以上”。
一次接防，因为与师部失去联系，易仁礼和三名弟兄被迫在阵地上呆了一天一夜。“屁股下坐的是尸体，靠着的也是尸体”，最后侥幸回到连队的易仁礼却病倒了，“一想起那腥臭味就受不住，吃了60多副中药才见好。直到现在我也吃不得中药，一吃就长包”。
按老人说法，直到1945年7月预备第四师改编，金鱼坪官兵墓共埋葬预四师4700多人。“半数是在前线负伤后，抬到野战医院死的；半数是生病死的。”
60公里外，有一座石牌抗战纪念馆；金鱼坪的预备第四师“公墓园”命运依然未卜
易生权：我现在对谁都不会说，等事情搞清白了，要搞我们就正式地搞起来
几十年来，“小学后面的田里经常翻出人骨头”在南边村已不是新闻。
“过去没哪个重视。”“听说市委书记都表了态，要好好保护这些文物。”“好像说是要把墓园重新搞起来。”9月5日傍晚，在黄柏河另一边的312省道旁，有村民聚在一起闲聊。对于慕名前来的瞻仰、调查、视察队伍，村民们普遍有着很大的热情。但被村民们称为“最有发言权”的易生权却只是消极应对。他说，“我没有这个义务”。
细聊，易生权才会对外人说出他“犯过的天大错误”。1998年9月，在北京工作的湖南人刘功仕，在当地文史委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南边村，寻找自己舅舅的墓碑。抗战期间，刘的两位舅舅都曾是预备第四师的兵。四舅钟友幌在战场不幸牺牲后，就葬在了金鱼坪。小舅舅钟友帆暮年嘱咐外甥去看看他四舅的墓，如果可能将碑带回湖南。只是过去的墓区那时已被耕种多年，早已没有碑的影子。
寻碑无着的刘功仕将寻碑的重任托付给了易生权，并留下了一个信封还有几张邮票，“那意思很清楚，希望我找到碑后马上通知他”。后来，这块碑还真让易生权在一户村民的厕所里给找着了。“当时一起被拖走的碑有七八块”。但让易生权备感意外的是，钟友幌的墓碑并没有运回湖南，几年后出现在了距离南边村约60公里的石牌抗战纪念馆。
9月6日，在宜昌市夷陵区，曾陪同刘功仕到南边村寻碑的简兴安，道出了事情的原委。钟友幌的碑之所以没有运回湖南，是因为刘功仕的小舅舅突然过世，刘表示“既然小舅已经不在了，还是让四舅的碑留在宜昌吧”。后来石牌抗战纪念馆组建，这些碑就作为抗战文物放到了那里。易生权依然不解：如果这些老兵泉下有知，他们愿意自己的尸骨在南边，而自己的碑被放到石牌吗？
至今依然感念湖南籍温姓副官送给父亲易顺沧一件军大衣（战利品）的易生权，现在所要做的事情是不多说一句话，只是等待。私下里，易生权还是告诉记者，现在村里还遗留了大量的石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易说这里面包括记有阵亡将士名字的大碑，他也有60%的把握能找到。“如果真要在这里建个‘根据地’的话，我还可以找到一件镇馆之宝，就是当年缴获的日本人的兵器。不在我家里，但我能找到藏兵器的人。”
声明是因为面子的关系才接受采访的易生权，嘱咐记者，“这些东西你听听就可以了。还有更核心的内容，我现在对谁都不会说”。
“等事情搞清白了，要搞我们就正式地搞起来。”
大事记
预备第四师在宜昌的抗日线路（1940-1945）
1940年6月12日 日军攻陷宜昌。
6月24日 蒋介石密令：“第五战区应立即停止对宜昌之攻击。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不断袭扰，牵制敌人。”
按照王昌沅的回忆，当时预备第四师在当阳、远安、兴山、宜昌等地布防。师长是傅正模。
1941年2月 日军第十三师团在当阳召开会议，决定以宜昌兵力沿长江南岸向西进攻。
9月6日 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之战。是日，蒋介石命令陈诚指挥的二十六集团军和江防部队对宜昌进行反攻、牵制进犯长沙之敌。午后，宜昌城区皆可见日全食，为时20余分钟。
9月23日 反攻宜昌部署：以九十四军攻击宜昌对岸，并派该军第五师渡江攻宜昌东侧；以第七十五军进攻双莲寺、王店等处之敌。
9月28日 中国军队以150门大炮轰击宜昌城区日军，反攻宜昌之战于是日下午打响。第七十五军一个团由宜昌西北宋家嘴集结出发，攻击龙泉铺地区之凤凰观之守敌。
10月10日拂晓 中国军队发动“双十节”总攻。日军飞机在宜昌近郊，投掷下毒气瓦斯弹，国军士兵多中毒受伤。蒋介石命令暂撤出城外与敌野战。
10月12日晚 中国军队回复攻击前态势，反攻宜昌宣告结束。
10月20日 陈诚在宜昌符家坪召开作战会议，认为第七十五军和三十二军作战有功，且伤亡惨重，决定在宜昌县雾渡河和黄家场（现黄花乡）分别建立阵亡官兵公墓。
这一段时间预备第四师的行踪，仅查到“9月28日，与第六师之一部向双莲寺进攻”，其余已无人能回忆。根据第七十五军的作战部署，应仍在宜昌等地布防、作战。当年冬，师长傅正模升任五十四军副军长，移驻昆明。
1942年冬 日军企图大举进犯湘北，拟从宜昌抽调部队。中国军队为引敌兵力，第七十五军奉命出动三个团按预定目标突袭并伺机占领。
这年冬天，预备第四师第十团为主攻部队，进攻珠宝山正前之101高地，达到牵制敌军之目的。此时师长是王中柱。
1943年5月5日-6月14日 日军发动江南作战（即鄂西会战）,以失利告终。
被蒋介石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石牌保卫战”即发生于此期间。石牌距离“预备第四师阵亡病故官兵纪念碑”仅60公里。
1944年6月8日 中国军队对宜昌西、北郊区日军展开“夏季攻势”。
1945年8月18日 蒋介石令何应钦把中国战区分为15个受降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主持武汉地区（受降区域包括沙市、宜昌）日军投降事宜。
受降时，预备第四师师长是黄一华，直到1945年改编，番号就不存在了。
根据《宜昌抗日烽火》（1995）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