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法兰蒂香水: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批判是毛泽东的错误吗？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研究生班  刘长发
一
一些人著书立说，当年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批判是毛泽东造成的错误，并引述毛泽东１９５８年６月１日发表于《红旗》第一期的《介绍一个合作社》的两句话：“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其实，从１９５６年开始，毛泽东分析研究国情的着重点集中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来，他先后找来华北９省市和国务院３４个部的负责人座谈，了解我国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工作的实际情况。经过细致而广泛的调查研究，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了初步了解，毛泽东把它简要地概括为“我们一为‘穷’，二为‘白’。”（《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２８８页）他要求全党从这个国情出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同上，３８７页）“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同上，第３９９－４００页）。他还在多个场合讲了我国“一穷二白”的国情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的影响，认为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缺乏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必须以清醒的头脑面对这个现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考虑一切革命活动和建设问题的出发点。承认落后，不甘落后，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而怨天尤人，自怨自艾，因为困难而垂头丧气，一蹶不振，则是庸人的态度，是为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不齿的。
到１９５８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就是用大跃进的方式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于４月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这种“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普遍愿望，文章热情歌颂了河南省封邱县建举农业合作社依靠自力更生改变灾区面貌的感人事迹。文章使用了“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来赶上美国和“大字报是革命与建设的最新最好最锐的武器”的不正确提法，但是毛泽东提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著名观点，对于克服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因遭受烈强侵凌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对于调动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个认识对于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认识国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无启发意义。
二
毛泽东早在１９２０年开始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华振兴之路时，就针对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和盲目性，指出人口如不控制，“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８页）。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状况的逐步改善，人口增长迅速，到１９５５年全国人口已超过６亿。这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中共中央１９５４年１月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１９５６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这一认识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得到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４７１页）当然，这一时期毛泽东对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还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号召和设想上，并没有采取很多具体的措施。
由于人口猛烈增长，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控制人口增长势在必行。１９６２年，国务院成立了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曾设想的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１２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１９６５年１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国家对计划生育给一定投资，出些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人口控制工作被迫中止，全国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二个生育高峰。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年六年中，人口净增１．２２亿。“文革”并未如毛泽东设想的那样能在一二年、二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随着党的九大的召开，尤其是“九一三”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败露以后，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已经跌落，经济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人口问题也随之被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关注。１９７３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参见１９８２年６月２日《人民日报》）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１９７４年底，已届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１９７５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强调了人口控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１９７７年净增人口从１９７１年的１９５０多万减少到１１００万，６年中少增加了３１００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１１．３％。７０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减少了３．１个千分点，揭开了我国人口工作新的一页（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计划生育［５０－７０年代］》中国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三
马寅初做了“新人口论”的发言不久，便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
１９５８年５月４日，在北京大学庆祝建校６０周年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名批评了马寅初，说：“马老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胡希宁：《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简史》）７月１日康生向北大师生作报告时讲道：“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邓加荣：《马寅初传》）康生一锤定音，从此《新人口论》成了“马尔萨斯在中国的翻版”，马寅初由一个进步的民主战士、正直的爱国者，变成了马尔萨斯！在以后短短的两年内，全国各地共发表了２００多人署名的批评文章，并且由开始的学术讨论演变为政治讨伐。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康生对北京大学当时的领导人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之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人贴他是右派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他还主张：“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杨勋：《马寅初传》）康生这个“理论权威”在这里拉上“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是为了暗示他遵循的是毛泽东的思想。而事实是，新中国建立前夕，艾奇逊之流散布中国由于人口过多，老百姓没有饭吃就必然起来革命的谬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针锋相对地质问：“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一连串的质问之后，结论是：“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正是在驳斥“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才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在回答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同中国人口众多没有必然联系的问题，而不是回答革命胜利后人口是否应该控制和控制在什么数量水平的问题。康生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操纵对马寅初的批判一步步升级，无端把马寅初同艾奇逊相提并论。马寅初所担任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终于在１９６０年１月被撤销。
由此可见，对马寅初的批判，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康生等人一手策划、煽动起来的一场政治迫害运动。
综上所述，简单地把“批判了一个人，增加几亿人”的责任往毛泽东身上推，认为“这个错误主要是毛泽东造成的”，有失公允，难以采信。
《真理的追求》2000.10.11